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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转监，并没有把他送到荒凉的边疆去，而是回到了提篮桥监狱，接受“疗养”的优待。领导宣布：祖国建设，需要你们，不久诸位就可以重返社会，参加建设了。接着，在“北上参观”的名义下，把他送到山东禹城，被编入“解放军官训练团”学习，但并不撤消原判，也不减刑。后来又转济南“解放军官管训处”，足足坐满了十二年监狱，才于一九六二年刑满释放，回到上海。
一、囚犯疗养，受宠若惊
关于池步洲离开劳动板箱厂之后的去向与命运，“料事如神”的老夫子，这一回却没有猜透共产党的“腹内文章”。
将近五年来，这是池步洲第二次“跻身”于社会，或曰“观光”一下市容。车子离开劳动板箱厂，越过荒郊野外，进入闹市，从他旧居馀庆坊所在的北四川路底，经横浜桥、邮政总局、四川路桥、外白渡桥，再转了几个湾，往闸北方向开去。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袭上池步洲的心头：难道要把我送回“娘家”吗？同车的狱警就在旁边端坐，但是不能问，问他也不会答复。
正纳闷儿间，车子终于在提篮桥监狱的大铁门外面停住了。边门一开，池步洲第二次进了监狱。
狱警帮池步洲拿着行李，把他送到一个大厅里。过了一会儿，一个身披军大衣的解放军干部走了进来，面带笑容，十分和蔼地问：“你是池步洲吗？”
池步洲点点头，答应了一个“是”字。那干部接着说： “我奉上级指示，这一次把你调回来，到医院好好儿休养休养。”
那干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声音并不很大，但在池步洲听起来，却简直如雷贯耳，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心想：这是什么话？“好好儿休养”云云，难道是对一个犯人说的话么？岂不要折杀我这个“反革命分子”也！
那干部见池步洲傻站着不动，茫然不知所措，就微笑着对旁边的狱警说：“你带他上楼去吧。”
还是那个狱警，帮池步洲提着行李，到大厅旁边的电梯门口，一按电钮，电梯下来，两人搬进行李，直升而上，到达五楼。
电梯门刚打开，就有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人迎上前来，引导两人进入一间大房间。房间里放着三十多张单人铁床，都铺着弹性褥垫、雪白的床单，床上放着棉被、毛毯和枕头，有点儿像是病房的样子。但是床上没有一个人躺着，只有七八个中年汉子，穿着干净整洁的棉人民装，精神状态，也不像有病的样子，或坐在床沿，或站在窗前，看样子，安闲得很。池步洲心里寻思：这些人，大概都是在这里“休养”的吧？
那穿白大褂的指给池步洲一张小铁床，让他放下行李，接着又问：“你还没吃饭吧？”
池步洲点点头说了声“是”，那人就把他带到隔壁一间小房间里，让他坐下等着，他自己和狱警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身穿厨师白衣的人端着托盘走了进来，把饭菜放在桌上：两个菜，一荤一素，还有一个汤，一个盆白米饭，香喷喷的，足有半斤多。看得池步洲几乎都傻了。
那厨师把饭菜放在桌子上，说了声“你自己吃吧”，就走了。池步洲已经好几年没吃这样好的饭菜了，就是连糙米大米饭也已经两个多月没看见了。一个饿极了的人，一个肚子里油水亏极了的人，突然间得到这样丰盛的一顿午餐，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呢？于是乎就像饿虎扑食一般扑向了饭桌，三口两口，就风卷残云一般把一盆大米饭全吞进肚子里，至于那两个菜，则有如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还不知道什么滋味呢，就一扫而空了。
两菜一汤一盆饭全部下肚，好像还只有半饱。两眼瞪着空盘空碗，心想已经吃了这么多，总不好意思再添了，忽听背后有人问；“还要添点儿饭么？”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位厨师笑眯眯地站在门边。这可真是急人之所急、想人之所想的好人，当即面有愧色地把饭盆递了过去。不一会儿，就给端来了小半盆大米饭，饭上面还有菜。
这一回，大约又吃了三两，才叫真的吃饱了。
事后才知道，凡是到这里来休养的人，个个都像从“饿鬼道”中来的一般，池步洲如此，比他来得早的人这般，比他来得晚的也这样。所以厨师已经心中有素，每人都一样对待，倒不是对池步洲一个人特殊也。
吃饱了饭，刚回到大房间，穿白大褂的那个人又给送来了内衣、内裤、衬衫、袜子之类，而且还都是双份儿的，只有棉鞋是一双，然后立即带他到浴室去洗澡。
浴室门一开，池步洲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这是一间非常讲究的单人浴室，地上和四壁都镶嵌着瓷砖，放一个大浴缸，有冷热两个水龙头可以调节水温，还有卧榻和衣柜。
后来才知道，这里就是英国人建造的监狱医院，一切设备包括浴缸在内，都是从英国运来的。但不知这样高级的医院，是给犯人看病呢？还是只给工作人员看病？
池步洲已经足有一个多月没有洗澡了。劳动板箱厂虽然也有一个犯人浴室，但是浴池很小，一次进去二十个人，就已经是人挤人，转不开身，是名副其实的“肉搏战”，而且时间很短，每拨人从进去到出来只给二十分钟。池步洲体弱怕冷，冬天衣服穿得多，又不像别人那样只穿一件衬衫加一件棉袄就可以，而是秋衣、绒衣、毛线衣地穿一大堆，一脱一穿，都很费时。因此每逢轮到集体洗澡，别人都已经泡进池子里了，他衣服还没脱完；等到他刚刚挤进池子里去，二十分钟时间又到了，队长在外面一个劲儿地催，只好随便抹两把就算。四五年来，开头是根本没有机会洗澡，后来每隔十天半个月的虽然也能洗一次澡，但都是“点到而已”，根本没洗干净过。到了后来，甚至视洗澡为畏途，可是集体行动，你想不洗还不行。今天突然之间有了这样好的洗澡条件，一人一盆，又不限制时间，还不好好儿地彻底洗洗？
脱下全身衣服，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只见前胸肋骨根根可数，两臂瘦得像两根木棒棒，而小腿以下，却又肿得比大腿还粗。“啊，这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会动的东西，难道就是我池某人吗？”也罢，既来之，则洗之，池步洲放足了热水，艰难地爬进大浴缸，舒服地泡了个够，然后把身上的污油泥搓了一层又一层，总算把几年中积攒下来的污垢统统洗干净了。中午吃得过饱的肚子，经过热水一泡，也加速了消化，满足已极。再穿上全新的内衣、内裤和袜子，真是一身轻松，只可惜没有新外衣，还不能不穿上自己的那套脏兮兮的破衣烂衫。
洗过了澡，回到大房间，斜靠在小铁床上刚歇了一会儿，理发师傅拎着小皮箱来了，招呼池步洲理发。劳改犯人一律剃光头，哪儿都一样，因此理什么样的发式，本来是用不着声明也用不着关心的。不料理完了发，理发师傅拿镜子一照，池步洲惊奇地发现，手巧的理发师，居然在他好几个月没理的蓬头上，理出一个分头来了。
池步洲一生从来没理过分头。他觉得分头有压力，还要梳洗，太麻烦，所以一向都是剪小平头。今天理发师既然为他理了个分头，这大概是有别于囚犯的标志，所以他也“逆来顺受”了一下。从此一直到刑满，都是理的分头；释放以后，方才又恢复他的小平头。
过了几天，裁缝师傅又来给池步洲量了身材，估计是要“量体裁衣”，做新衣服了。果不其然，仅仅几天以后，一套崭新的棉衣棉裤就送来了，样子与先到的那些人身上穿的一模一样，既合身，又暖和，好不开心！
从此以后，全身上下，里外三新。池步洲隐隐觉得：共产党如此下本钱，是不是觉得我已经改造好，可以算是一个“新人”，可以自食其力、并“用其所长”了呢？
本来，作为一个人，一个自立的男子，吃饱、穿暖、身体整洁，乃是生活上最低的要求，并不足为奇的。但是一旦身入牢房，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十分难得的“苛求”了。于是乎突然间让你吃饱、穿暖、洁身，反倒会受宠若惊，似乎一步登天了似的。难怪有人说：人哪，人哪，是世界上一切动物中适应能力最强的动物了。
二、群英聚会，所为何来
池步洲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对于先到的那七八条汉子，因为不了解他们的身份，不敢贸贸然招呼，万一要是违犯了监规，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等到他吃饱了饭、洗过了澡、理完了发，再次斜靠在被卧垛上小憩的时候，与他床头相接的一个先来的人就凑了过来，小声地问：“老兄，你从哪里来？”
啊，只此一声，一切就全都了然于胸：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缘是劳改犯！
互通姓名后，得知此人叫杨若膺，是国民党部队的一名少将。他是一九四八年在河南与解放军作战中被包围，放下武器投诚的。共产党有优待俘虏的政策，因此他倒是没有被判刑，但一直处于“学习”的阶段，老也结业不了。这一次，他是在“换一个学习环境”的名义下集中到这里来的。
话匣子一打开，就不可停止。只要穿白大褂的不在房间里，大家就海阔天空，无所不谈。
有一个叫王荣的，来自福建，是王耀武的胞弟，当过少将旅长，在福州被捕入狱。此人个子不高，面目黧黑，具有北方人的爽直性格。他说他在福州劳改，干的是重体力劳动，肚子却老是吃不饱，终日饥肠辘辘，实在难熬，比什么苦楚都难受。 这次是两个解放军干部专门到福州去把他解到上海来的。坐的是火车卧铺，不但没上铐，每次上厕所，两个解放军干部还都在厕所门口站岗。第一次吃饭，一个人一份儿，他三口两口吃完，肚子还不饱，可不敢再要。那两个干部见他吃饭狼吞虎咽，体会到他一定没吃够，又给他买了两份儿，总算吃饱了。
有一个叫高鹤飞的，比池步洲晚到几天。解放前他是上海市警备司令部的少将副司令。因他与地下党有些接触，见疑于汤恩伯，从上海撤退的时候，没带他去台湾。解放后被捕，送到苏北的一个劳改农场劳动。他是个养尊处优惯了的人，哪儿干过农田活儿？翻地的定额完不成，就挑灯夜战，不完成定额不许睡觉，累得个贼死。住的是茅屋草铺，吃的是胡萝卜豆饼，还吃不饱。条件比上海差得多。头一天到，也一连吃了两大盆米饭，跟饿狼似的。
可见当时粮食紧张，犯人们吃不饱肚子，是普遍现象，并不是上海一地如此。
后来，集中的囚徒越来越多，总数达三十多人。绝大多数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或文职人员，其中军衔最高的是中将，年纪最大的已经六十多岁。比较特殊的一个，名叫徐建平，本是中央银行上海分行的副经理，似乎与军队系统没有太多的关系，大概是党政系统的什么重要人物。
大家初来乍到，彼此都不了解，虽然是“群英聚会”，介绍自己的时候，只讲过五关斩六将，闭口不提走麦城，大概也是难免的。好在来日方长，谁的人头怎么样，自然“日久见人心”也。
三、喜从天降，释放有望
三十几个人，每天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只要穿白大褂的人不在，大家就聚在一起窃窃私语，话题除了自我介绍之外，主要是对这一次突然集中的目的和前景进行各种各样的推测。根据连日来狱方对大家的态度，当然人人都往好的方面猜，多数人认为：目前共产党正在搞肃反运动，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抓人、整人；作为事物的另一个方面，有必要放出一批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以为“低头认罪”、“改恶从善”者的榜样，以说明肃反运动抓人不是目的，改造人才是目的。
有一天，原来穿白大褂的那个人，忽然不穿白大褂而穿着解放军军装出现在大家面前。至此大家方才知道他原来是个解放军干部。后来通过送饭的厨师，知道他就是监狱医院的院长。他是个瘦高个子，年纪不过三十来岁，脸上总是挂着笑意，说话更是和蔼可亲。看他每天忙忙碌碌，主要精力都用来安排大家的生活和各种事物。大家有什么问题和要求，只要向他提出，基本上都能够得到解决。但是从来不提大家最关心的“集中休养意图何在”和“下一步作何打算”这两个问题。
一个多月来，伙食还是两菜一汤，大米饭不定量。后来见大家的胃口不像初来时候那样大了，改为一菜一汤，而大家也都表示“菜足饭饱”。看来，人的肚子其实很好商量，并不是十分刁钻古怪、难于伺候的。
除了院长之外，还有一个“独臂将军”，也常常到“病房”来转转，有时候和院长谈谈，有时候问问大家对生活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他既不穿军装，也不穿白大褂，一套粗呢制服，一个空袖筒晃荡晃荡的，说话声音洪亮，态度也很和气。但是谁都不知道他的身份，有人推测他是市政府或军管会的什么干部。后来悄悄儿问送饭的大师傅，才知道他就是上海市监狱监狱长。
得知他就是监狱长以后，池步洲这才想起来：一九五一年“四·二七 ”大逮捕后的第二天黎明， 就是他站在监狱大院子里对大家训话的，当时没注意也看不清他的脸型，但是“独臂”的印象却还有。因为后来犯人们每逢吃不饱、长虱子、冻得发抖、热得冒汗、不让写信、不让接见等等不遂心的事情，发起牢骚来，总要骂这个“独臂”监狱长不长人心、虐待犯人、是个阎罗王，却没有想到他竟这样平易近人。
凡是集中到这里来的人，至少都已经关押四五年以上。多年的犯人生活，已经把大家治得规规矩矩，完全做到了孔夫子所没说的“非份勿提”：尽管干部们再三询问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人人的答复都是“很满意”，“没意见”。得知他就是监狱长以后，大家的胆子反而大了起来，有人要求看报，有人要求给家属写信。这样的要求，作为犯人，本来是“非份”的，估计也是绝不可能得到满足，不过是故意这样提一提，且看他如何处理，也有将他一军的意思。不料意见提出，当时就得到答复：报纸从明天起就送来，要给家属写信，当然可以，而且不要贴邮票！
这可真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几年不见报纸了，第二天送来的三份《解放日报》，不说报纸上有多少重大新闻，犯人能看报，这本身就是一件重大新闻。
至于写信，那更是奇迹了。本来，犯人通知家属接见或要家里送什么东西来，狱方的规定是一律写明信片，明信片也是特制的，狱方印有格子，一个格子只许写一个字，只许少写，不许多写，总字数绝不许超过二百。如今不但允许用信封，而且也没说限制写多少字。有的人估计信件必定要经过检查，干脆写上集中休养以后生活如何如何好，身体如何如何健康，看样子不久就要宽大释放，走上工作岗位等等。信交上去以后，也不见干部们有什么话说，而且不久都有回信到来，说明信件确实全都发出去的。
休养了一个多月，除了原来就有病或临时得病者外，谁也没吃药，就凭“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这八个大字，就把大家的身体都养胖了许多。洗澡的时候，池步洲看看自己的胳膊，长肉了，看看小腿，消肿了；照照镜子，面色红润起来了 ，现在就放出去，准不像个囚犯了。
有一天，院长指挥大家动手，在大病房靠窗一侧布置了一个会场：放两张桌子，桌子后面放三张椅子；桌子前面一排排放了三十多张椅子，让大家在椅子上坐好。不久，院长和监狱长陪着一个身材魁梧的首长走了进来，在桌子后面一起落座。这位首长，穿一套相当讲究的西服，罩一件相当漂亮的呢大衣。这种穿着打扮，在那个年代的首长中间，还是很少的。先由监狱长讲话，他只说：上级派来一位首长，要跟大家见见面，谈谈话。但是既不介绍首长的姓名，也不介绍首长的职务，接着就以手示意，请首长讲话了。
这位首长喝了口茶，清了清嗓子，用很洪亮的声音喊了声：“诸位！”
这一声，不由得大家一愣神。自从被捕以后，不论哪一级干部讲话，包括狱警、看守、卫兵等人在内，对一个人，是“某某号犯人”，对一批人，则一概称“你们”。今天来的这位首长，比监狱长大，那是肯定的了，他一开口，居然不称“你们”而称“诸位”，能不叫大家耳目为之一新，不感到受宠若惊吗？
那位首长似乎没有注意到大家脸色上的微妙变化，管自接着说：“诸位到这里来，有一个多月了吧？生活上，都习惯了吗？”这一十分普通的问候，顿时间把彼此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诸位都是学有专长的人才，如今国家正在建设之中，需要诸位回到社会上去，各尽所能，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现在先组织大家到社会上去参观参观，看看社会主义建设蓬蓬勃勃、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充实一下思想准备，以便回到社会上以后，能够适应和尽力。大家与家属也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找一个时间，跟家属见见……”
首长的话音一落，大家全都笑逐颜开，可是谁也不敢鼓掌。因为劳改了几年，一个个都给管傻了，没有政府干部的示意，谁都不敢自作主张地有所行动，以免违反“监规”。监狱长见状，出来打圆场说：“今天首长的讲话很有意义，散会以后，立即分组讨论，发表感想。要指定专人做好记录，会后把记录本交上来。”
监狱长陪着首长先离开了。院长给大家布置了一下讨论提纲，让大家休息一会儿，等饭后再组织讨论。说完也走了。
得到这样的实信，大家心花怒放，欣喜若狂。尽管刚才在会上谁也不敢表示出来，等首长一走，却谁也控制不住自己，哪儿还等得到饭后讨论发表感想？早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起来了。至于饭后的正式讨论，当然更加热烈。特别是徐建平，慷慨激昂之后，更加痛哭流涕，就差跪下来三呼万岁，磕头谢恩了。
四、党恩浩荡，外出参观
首长讲话以后，除白天继续讨论外，每隔一两天，晚上还给安排了看电影。
电影是在楼下的大厅里放的，令人感动的是：场上只坐着这三十多名囚犯，分明是专场。电影有国产的，也有苏联电影。由于“劳改后遗症”在作怪，看电影的时候，谁也不敢说话，更不敢鼓掌，确实是“鸦雀无声”。大家对电影的内容似乎并不太注意，注意的是这种待遇。所以在讨论的时候，发言中多的是“久违”、“过瘾”这些词语。
大家最感兴趣的是外出参观。五十年代的劳改生活，采取的是与社会完全隔绝的做法，连报纸都看不见。犯人们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任何新事物，几乎到了一无所知的地步。因此常有“狱中才一日，世上已千年”之叹。古人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只有“目击”的事实，是最能令人心服的。由于长期以来“宣传”的虚假性和欺骗性，人们往往把“宣传”二字的涵义等同于“扩大事实”或“不可相信”，对口头传达、新闻报道甚至新闻纪录片，都不太信任，因为“做假”的可能性太大了。这确实是“宣传”专家们不可推卸的罪责。能够让与世隔绝了若干年的犯人们到社会上去亲眼看一看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以此来唤醒这些囚犯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与信心，确实是这次释放这批特殊犯人所做的所有工作中最最出色、最最大胆、最最有成效的一招。
外出参观，前后一共有十几次，进行了两个多星期。事先当然由狱方与被参观单位领导人联系妥当，包括安全保卫等等事项都安排得十分周到。动身之前，干部们再三关照要仔细听取所参观单位领导人的介绍，回来以后要座谈参观体会和感想。三十多名犯人，加上带队、警卫等便衣人员，一共四十多人，分坐两辆大轿子车，人人都是新衣新帽，穿戴整齐，从监狱的大门口上车，直达参观的目的地。
第一个参观的单位是上海市第一百货公司。这本是解放前上海四大公司──先施、永安、大新、新新──之一的大新公司，解放后改为国营的百货公司。解放前，大新公司不但卖百货，还有与“大世界”齐名的游乐场，内设各种戏剧、杂耍，买一张门票，可从下午一时玩儿到深夜十二时，还有酒家、舞厅、咖啡馆等等。解放后分开经营，不属于一个系统。
阔别五载，旧地重游，展现在眼前的，确实另有一番新气象：门面装潢一新，一进大门，地面整洁，光滑如镜，货架林立，商品充斥，顾客如云，人声鼎沸，男女店员，笑脸相迎，明码实价，童叟无欺，给人一种旧貌换新颜的感受，也确实起到了国营商店的示范、标兵作用。
大家先被引到一间备有茶点的大客厅内落座，经理笑容满面，殷勤接待，详细讲解公司接管前后的概况与变化，如何整顿，如何革新，现在的营业额为解放前的若干倍，店员当了主人翁以后如何发挥积极性，工薪待遇提高了若干倍，等等，等等。讲得有根有据，十分生动。然后经理带领大家从底层开始，直到二三四层，逐层参观，继续详细介绍。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充分显示了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这一天，上午十一点提前开饭，十二点准时开车出发，直到下午四点多才参观完毕，打道回狱。汽车故意开得很慢，好让大家恣意浏览沿途市容。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加深对新社会的印象，提高认识，促进思想改造，以利于重返社会。
这第一炮，可谓打得响极了。吃过晚饭，座谈讨论，人人喜上眉梢，个个乐在心头，称赞之声不绝，赞美之词盈耳，人人表态：一旦重返社会，必当各展抱负，以最大的热情和积极性来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次参观，出发得特别早。刚吃过早饭，带队的干部就催促集合，依旧上了那两辆大轿子车，出了市区，向郊区急驰而去。车行近四个小时，将近中午，方才到达郊区县的一个重型机械厂。
首先出面接待、讲话的，当然是厂长。“茶话会”后，旋即就餐。好丰盛的一顿午饭！饭后稍事休息，才由一位工程师带领大家到各车间参观，并详细讲解。从他那书生气十足的风度看，可以猜知也是个留用人员。因此双方的距离近了许多，不再唯唯诺诺，也敢于提一些问题，空气顿时轻松活泼了。也不知道是谁向工程师透露的，说池步洲是个学电气工程的留日学生，于是那工程师就引池步洲为同行，讲解得更加起劲儿了。大家来到化铁熔炉面前，那工程师摸出一片滤色镜来，要池步洲根据火焰的颜色判断一下炉内铁水的温度。池步洲接过色镜来看了看，答复的数字，基本正确。工程师点头称赞，大家也面有得色，意思当然是“莫谓囚徒之中无廖化”也。
这以后，又参观了好几家工厂、商店以及中共一大会址和孙中山故居。前前后后，持续了两个多星期。这一活动，给囚徒们带来了兴奋与期待。大家对新社会欣欣向荣的气象感慨颇深，从而对共产党产生了由衷的佩服。这一次的休养参观，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五六年来由于非人待遇所造成的隔阂、不满甚至仇恨。因此，如果“重返社会、用其所长、参加建设”的诺言能够兑现，这一措施当然是绝对成功的。
五、恩施格外，告别家属
参观访问告一段落，大家正在期待着更加美妙的下文，那位独臂监狱长在院长的陪同之下，到“大病房”召集大家讲话。他满面笑容，和蔼可亲地说：“大家这一次外出参观，亲眼看见了祖国建设的新貌，提高了对共产党和新社会的认识，收获一定很大，值得高兴。不过，仅仅只看上海一个地方，是不够全面的。事实上，全国各地，不论工业、农业、商业，无不欣欣向荣，生气勃勃。为了扩大眼界、提高认识、有利于大家重返社会参加建设，政府决定：不久以后，再让大家到北方去参观访问。相信大家一定会得到更多更大的收获。………”
听到政府对大家这样看重，人人喜上眉梢，乐不可支。心里都在琢磨：这次释放出去，政府确实要重用这些人的。不然，就用不着费这样大的人力、物力了。
第二天，院长又来宣布另一喜讯：说是再过几天，凡有家属在上海的，可以分批接见，与家属畅谈话别，以便放下一切顾虑，北上参观。
大家听了，虽然不敢欢呼雀跃，兴奋感激之情，人人溢于言表。
共产党办事，确实是周到无比，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关于与家属见面的一切，都由狱方精心安排。先派人到各家拜访，邀请直系亲属中的主要成员如父母、妻子、儿女等等，到监狱来会面。考虑到各家成员不同的休息日期，避免请假，日子可以自定。真是用心良苦！
到了各家自定的接见的日子，分上下午两拨，每拨不过两三家或一二家，地点就在监狱医院的一个会客室内，备有沙发，还有茶水，时间也不加限制，只要不超过上午或下午这个极限就行。当然，大家都还没有脱离囚犯的身份，会见家属的时候，有一个干部以“主人”的身份在座张罗，监监视听，那是在所不免的。
三十多名囚犯中，半数以上都有家属在上海。时间既然可以自定，不免哩哩啦啦，拖了两三个星期，方才接见完毕。家属不在上海的，只好自叹命薄。如王耀武的弟弟王荣，虽然在福州被捕服刑，家属却都在山东，只能徒唤奈何而已。
轮到池步洲接见的那天，来的是妻子白须宾、长子哲雄和三子芳雄。四年多不见，苦难的生活，还没有把她击倒。她生性坚韧不拔，吃得起苦，除长子参军，一家五口，全靠她一人养活。家里穷，四个孩子都只能穿着单裤过冬。被子不够，先尽着孩子们盖，做母亲的只好盖着棉衣过夜，以致患了严重的关节炎。池步洲被捕以后，白须宾因“反革命家属”的身份失去了工作，曾一度靠给人家洗衣服度日，后来还是姚耐、罗俊等人做了工作，又承认她是光荣军属，给安排到上海第一棉纺厂工作，月薪七十六元，一家五口总算勉强活了下来。如今长子哲雄已经二十一岁，长得少年英俊，但是也因为父亲的身份，不便于在部队中继续服役，已经复员到上海市总工会工作了。父子情深，这次见面，倒也有说有笑。可怜三子芳雄，池步洲被捕的时候还不到两岁，如今虽然六七岁了，可是对父亲没有一点儿印象，更不亲热，到
了不过半个小时，就吵着要回家。这当然不能怪他，在他的眼里，这个“父亲”，完全是个陌生人也。
不过这次接见，从场面到心情，都比四年前的那次接见强得多了。那时候池步洲蓬头垢面，衣服破烂，一副标准的囚犯相，如今经过四五个月的休养，面色已经红润起来，腮帮子上也有些肉了，再加上浑身上下里外三新，看起来还真有点儿神采奕奕、生气勃勃的样子。家人见了，自然又放心许多。
特别是池步洲说起到监狱医院休养的情况，参观的情况，不知名的大首长宣布要让大家重返社会，用其所长的情况，不论说的听的，心中都是一半儿苦涩，一半儿欣慰。都愿恶运从此过去，幸福的明天早日到来。
最后说起不日就要到北方去参观访问，估计从北方回来，也将走上工作岗位了。至于分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目前还无法猜测。反正他是个四海为家的人，从来没有地域观念，只要确实是为祖国建设出力，哪怕是荒凉的边疆，他都会欣然从命。生活再苦，总也苦不过抗战初期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吧？
这一次接见，确实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走者安心，留者放心。双方的共同心愿，当然都是早日结束参观，早日走上工作岗位。
六、朝令夕改，换了人间
接见家属的日程全部结束，在一九五六年六月的一天，狱方终于通知大家整理行装，准备出发。
三十多个人，在干部的带领下，加上押送的武装狱警，一行四十多人，搭乘一节包厢，高高兴兴地往北进发。除了沿站不许下车之外，在车厢内可以自由走动，与普通旅客无异。
公安局办事，特别是监狱里对待犯人，保密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不论到什么地方，上了车，不到下车时间，绝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大家当惯了犯人，对于这一点倒是都习惯了。他们不会去问，也不敢去问。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共产党说话算话，绝不会欺骗大家。这些人，在共产党的眼里个个罪大恶极，如果要镇压，要枪毙，也等不到今天了。何必要把大家喂得肥肥得再来收拾你？再说，拿出这么大的人力、物力来开这样一个玩笑，也没有任何必要哇！因此，人人心安理得，吃得下，睡得着，车厢内嘻嘻哈哈，有说有笑，一派喜气洋洋的欢乐景象，只等着到达目的地以后，参观访问，大开眼界。这样的免费旅游，也只有在共产党的天下，才能享受，倒退十年，还没这可能哩！
列车全速往北开去。车上的伙食供应也相当不错。大家吃饱了，在有节奏的“咣当”声中，一个个全进入了黑甜的梦乡，有的梦见了回到故乡，有的梦见了走上岗位。醒来之后，皆大欢喜。天色渐渐放明，时值仲夏，铁路沿线，风光秀丽，阳光普照，河道纵横，村落扶苏，云天湛蓝，庄稼碧绿，祖国河山，美不胜收。
傍晚时分，火车靠站，大家奉命下车。一看站名，乃是山东禹城。站外已经有两辆大型轿车迎候，上车继续奔驰。
车子一直往前开，道路两旁，越来越荒凉。不过人人心中都很坦然。因为此次北上，是来参观，不是转监。大家估计，当是时间已晚，先到一个什么地方住下来。大家既然依旧是囚犯身份，总不能住旅馆，因此到什么劳改单位去暂住一宿，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大约九点多钟，汽车终于在一处高墙下面停住。带队干部下去联系后，大门訇然打开，可以看见门口有持枪的解放军在站岗。车子直接开了进去，大门在车后徐徐关上。那情景，与上海提篮桥监狱何其相似。
大家下车，第一件事情就是开饭。由一名干部带领大家到食堂去。这时候人人都已经饥肠辘辘，饭菜一上来，先饱餐一顿再说。
饭后，由那名干部把大家带到一座大楼的二楼，看样子像是一间大教室。房间的两面，已经铺好了稻草和苇席的统铺，铺上放着军毯、棉被、枕头等等，足够四五十个人用的。房间的一头，有几张桌子，可以放脸盆、洗漱用具和杂物。
到了这时候，大家基本上认定这里是参观旅途中打尖歇脚的中继站了。至于是什么劳改单位，还不知道。当然也不能问。这里的住宿条件，虽然不如监狱医院那样舒服，但作为犯人，应该说比那沙丁鱼罐头似的牢房强得多得多了。
旅途劳顿，大家心无旁骛，为迎接明天的参观，稍事收拾，就都安睡了。
第二天一早，大家起床，到盥洗室洗漱完毕，仍由那位干部带领到食堂吃早饭，然后回到大房间，等待带队的上海监狱干部带领大家去什么地方参观。
一等等到上午九点多钟，带领大家去吃饭的那个解放军干部，带着四个同样穿军装的干部来到大房间，向大家宣布说：这里是“解放军官训练团”，团长由军区联络部陈部长兼，日常工作由副团长刘泗滨和政委言一之负责。大家来到这里，被编为第三中队，他本人即是三中队指导员，姓赵，另外正副两名中队长一个姓钱，一个姓孙。接着由副团长和政委继续讲话，内容无非希望大家要遵守这里的纪律制度，认真学习，改造思想，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等等。
这里属部队管辖，仍按部队编制，团长既然是兼职，大概是个挂名的“虚职”；刘副团长年纪不过五十多岁，但是胡须头发都已经花白，一副“老态”，说话和气而诚恳；言政委四十多岁，比刘副团长能说，给人的印象也相当不错。至于三名中队长，都还只有三十来岁。
这一宣布，简直像晴天里打了个霹雳，震得大家如堕五里雾中，几乎不辨东西南北。这样的转折，太突然了，也太富于传奇色彩了：四五个月来，上海监狱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口口声声，只说要让大家重返社会，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直到昨天下火车，带队的干部还说要到许多地方去参观呢，怎么一夜之间，情况突变，“犯人北上参观团”就变成“解放军官训练团三中队”了。这不是欺骗么？
可是这时候上海监狱的带队干部都不见了。从政法系统转到了军队系统，初来乍到，不知这个池塘的深浅，像这样的问题，作为囚犯，谁敢提出来质问？
小会最后以编班编组、安排铺位结束。干部们走了以后，大家议论纷纷，有认为这是一场大玩笑的，有说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大骗局的，更有聪明人认为共产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想把大家放了的，一定是有了突然的变故，多半还是台湾方面又有了反攻大陆的动作，共产党一害怕，不敢把这些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放出去祸国殃民，于是突然之间来个急转弯，把这些人都塞到这里来，纳入军事系统严加管制，一有风吹草动，只怕还要拿这批人做牺牲呢！
人心浮动，思想混乱，牢骚增加，有的人开始骂娘，有的人偷偷儿掉泪，有的人怪蒋介石不该早不早晚不晚的偏偏要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捅这一刀，有的人怪自己流年不利……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对于“解放军官训练团”的情况，绝大多数人是一无所知的。王荣却因为他的哥哥王耀武曾经在这里呆过一个时期，多少知道点儿内情。他悄悄儿地对池步洲说：“解放军官”指的不是解放军的军官，解放军的军官不论大小一律称干部；“解放军官”，实际上指的是“俘虏军官”。解放军一向有“优待俘虏”的政策，不打不骂不搜腰包之外，还给饭吃，给衣穿，实行人道主义待遇。对士兵，一般通过诉苦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仇恨，包括抓夫抓丁所受的苦楚，把仇恨集中在蒋介石一个人身上，然后动员他们当解放军，拿起枪来，为自己、为父兄、为阶级兄弟报仇雪恨。对连排长之类的下级军官，一般发给路费遣散或押送回原籍交当地政府管理。对团以上高级军官，一般是“组织学习”，不算判刑，但没有期限。到了某个运动，就拉出来枪毙一批。例如傅作义部队起义以后，部队改编，团以上军官集中在天津郊区学习，称为“清河四大队”，到了镇反运动，枪毙了一大批，判刑劳改的一大批，只有少数人从战俘升级为战犯，关进了战犯管理所。这种战犯管理所，不但抚顺有，北京的小汤山也有。山东的这个，是只关少将以下的国民党俘虏军官的，所以不叫“战犯管理所”。他哥哥王耀武和杜聿明，就都在这里关押过。杜聿明还曾经因为不服管教被戴上手铐脚镣关过禁闭。后来因为王、杜两人都是上将军衔，被起解到北京去了。
听了王荣的介绍，池步洲还有些不明不白：自己根本不是俘虏军官，而是个有刑期的在押犯人，怎么稀里糊涂地也被混到这个战犯管理所里来了？
据王荣的分析：年初共产党确实有把这批人放了的意思。这个主意，绝不是上海一地的土政策，不然远在福州服刑的他，就不可能千里迢迢地派专人把他押送到上海来。要放这批人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祖国建设的需要；所以会下那么大的本钱，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统战工作，也就是当作样板给台湾的军政界人士看。突然间的变卦，当然不是政府吃饱了没事干故意跟大家开玩笑，更没有必要存心安排一个骗局来骗骗大家，真正的原因可能有两种：一是如大家分析的那样，确实是局势有了变化，当局不放心了；二是这一措施中央有大首长不同意，再把集中起来的犯人都退回原监狱，似乎不合适，只好临时改变策略，把大家送到这里来了。
池步洲苦笑一声：“我可不是战俘哇！这一来，算是对我的优待么？”
王荣的分析，是比较合乎情理的。大家只知道骂共产党的政策说变就变，有句具有讽刺意味的口头禅，叫做“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电话”，却不知道一个缺乏民主的政权、一个由某人说了算的政权，朝令夕改，下面具体做工作的人，有多么为难！
一两天之后，没有赶上到上海监狱集中的外地囚犯也零零碎碎地送到这里来了。有从安徽来的，有从四川来的。有个从四川来的囚犯叫郑锡麟，本是个军统局的处长，高高的个子，能说会道，判的是无期徒刑，却总以积极分子自居，一脸的特务相。他来了之后不久，就被指定为组长。
“解放军官训练团”的房子，据说原来是教堂，后来改为禹城中学，因为离城内太远，办中学不合适，所以移交给了军队收容俘虏军官。难怪房子都很宽大，原来都是教室，围墙当然是解放后因为要关押战犯，才加高了的。
高围墙里面，有一栋两层的楼房和两栋平房，都很宽敞。上海来的一伙儿，编为三队。成员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系统中上校、少将级的师、团长或参谋长之类的军官，住在楼房的楼上。楼下是队长办公室。在楼房的东面有一栋平房，住着大约百来名被俘军官，称为四队。成员主要是国民党中统、军统、政工人员、专员、县长、省府委员、行政专员、省党部委员以及其他中校级文官。四队的前面，是一块相当开阔的空地，可容几百人集合开会或看戏看电影。三队与四队之间没有隔墙，但绝不许互相来往，周围则围着很高的围墙。四队住房的后围墙外面，另有楼房和平房，那是警卫部队的营房。在三队队长办公室旁边的围墙上，开有一个侧门，大铁门平时总锁着。门外有一所房子，住着几十名战俘，称为一队。据说他们不是军衔较高，就是有特别的来历，因此也称“将官队”，监管较松，以视优待。平常时候是看不见他们的，只在全团集合开会、看戏、看电影的时候，他们才整队出来，人数大约六七十个。一队指导员董敏，后来升任训练团训练科科长。
为什么全团只有一、三、四队而没有二队呢？后来才知道，解放初期，这里曾经有过一个二队，关押着一百多名罪恶特大的重刑犯，后来于一九五三年起解到南京军区军法处法办了。上海来人之前，这里只有一队、四队，上海来人之后，补了一个三队，二队仍缺。
有一次看电影，全团都到了。但是队与队之间有一米左右的“藩篱”，两队人员，既不许打招呼，更不许说话。当时天色还不太黑，池步洲往一队那边随便望望，不由得吃了一惊，没想到当年重庆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的同事杨肆、丁绪曾和叶仲骅三人竟在一队的行列中坐着。杨肆也看见池步洲了，他立刻捅捅身边的丁绪曾和叶仲骅。那边三个，这边一个，互相望着，也只能微微点头，至于究竟算是招呼、算是问候。算是致意还是算疑问，只能各人自己去体会了。
看来，这里虽然名为“解放军官训练团”，许多人都没有判刑，但实质上也是一座监狱或集中营，只是人员成分比较单一，管理系统属于军队，生活待遇比监狱稍好，不以劳动为主，如此而已。管理方面，既然称为“训练团”，住的又是几十个人的大集体宿舍，监狱里牢房的那一套当然是没有的，房门也绝不上锁。除了继承不打不骂给饭吃给衣穿这些俘虏政策之外，所增加的一条，就是“组织学习，改造思想”。这里的干部，水平比劳改队的干部要强得多。相对而言之，队长们对大家的态度倒都很和善，严肃之中带有几分和气，即便是批评，也从来没有吹胡子瞪眼睛的时候。队里只有三名队长，没有看守──警卫部队只管大墙外面，不管里面──因此也不会有人在门外巡逻监视。互相之间，说话还是比较随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