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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步洲服刑十二年，释放回上海，接着又当了二十多年“贱民”。一个旷古奇才，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竟沦为出卖劳动的苦力。
历史的误会，又由历史的巧合来解除。三十二年的冤狱，因巧遇当年的顶头上司、国民党特务机关里的共产党高级情报人员，一纸证明，冤枉解除。
但是“老骥”年已七十有六，虽有千里之志，已无千里之力，只能侨居日本，安度晚年。拳拳之念，但求不祸延子孙，于愿足矣。
吉人自有天相，神户大地震。池先生一家大小二十余口，安然无恙。
一、三等贱民，悲惨生活
池步洲服刑期间，他的第二个儿子国雄一九五八年高中毕业，成绩在班内是第二名。那一年，高校考生严重不足，政府动员各机关单位在职干部以“调干”的形式带着工薪去上大学。因此可以说是考大学最容易的一年。国雄的那个班，除两人外，都考上大学了。说来也许没人相信，没考上大学的两个人，正是班上功课最好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其中当然也有他池国雄。
正好那一年江西有一些工厂到上海来招工，池国雄知道大学与自己无缘，再说，也为了减轻母亲的经济负担，就去报了名。这一回，倒是一考就考取了。从此就在南昌农业机械厂当工人，一干就是二十三年。六三年父亲释放的时候，他都已经当了五年工人了。
虽然池步洲刑满释放，并没有留下尾巴，也没戴什么帽子，算是恢复了“公民”的身份，而且他不仅仅是“身有一技之长”的小知识分子，而是有“满肚子学问”的大知识分子，按说应该很有用武之地的。但是在那个时代，一切讲究“阶级路线”，对刑满释放的人，有个非常混帐的名称，叫做“劳改释放犯”或“刑满释放犯”，刑满释放居然还称为“犯”，似乎“刑满释放”本身就是一种罪恶或犯罪行为似的，何况他还是国民党中央军委的高级将领呢？因此只能把他安排在街道办的房屋修建第三队里，做一些和泥、搬砖之类的体力劳动，每月工资四十元。在上海那个大城市里，四十块钱，还不够在中等饭店里吃一顿饭的，全家人生活之清苦与困难，可想而知。
幸亏他的爱妻白须宾自从来到中国以后，不但一口流利的“国语”讲得比池步洲那福建腔强得多，更不容易的是：十八九岁才开始学中文的她，居然精通中文，一笔汉字，写得极为娟秀漂亮。因此，一九四八年池步洲一家到上海来以后，她即在一家纺织厂当会计，目的无非是为了增加收入，贴补家用，俾便能在物价飞涨的岁月中活了下来。解放后，如果大学里设有日语课，按说她应该是最难能可贵的日语教师了。但是一者解放后提倡“一面倒”，连语言也加上了政治色彩，“外语”课只许学俄语，号称世界通用的英语尚且不许学，更遑论“鬼子话”哉！
池步洲被捕以后，她成了“反革命家属”，会计是“掌握财权”的人，不能交到反革命家属手中，工作终于失去。那一段时间，她只能靠给人家洗衣服勉强维持一家的生活。后来幸亏姚耐、罗俊等人背后出力，以她长子参军为由，作为光荣军属，被安排到幼儿园去当个保育员，方才能够含辛茹苦地把两子二女（长子已参军）拉扯长大，教养成人，其中的艰苦，不言自明。
池步洲出狱返沪以后，虽然释放证上没有写着戴任何帽子，名义上也是公民，但实际上戴着一顶无形的“黑帽”，而且是最高的黑帽：战犯，连三等公民也数不上，干的又是最脏的活儿，按照当时流行的称呼，叫做“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谁见了都会“掩鼻而过之”的。
这期间，左右的邻居，当年的朋友，好多人都怕惹上是非，连跟池步洲见一面都不敢。例如人民银行储蓄部时期的人事科王科长、储蓄科潘副科长、汪股长及当年的积极分子吴天敏和另一些同事们，虽然都知道池步洲已经劳改释放回来，也知道他没有戴什么政治帽子，但是经过镇反、肃反、反右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人们对于政治上翻过车的“反革命分子”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心理，避之唯恐不及，是可以谅解的。
只有东中野“沙龙”中人，到底旧观点浓，旧情谊深，能够做到不以成败论英雄，继续来往，而且是真心实意的，不是装腔作势的、虚情假意的。
走动得最频繁的，还是梁孝志家。他们两夫妇一如既往，并不因为池步洲的身份变了而投以白眼。相反，每次登门，诚挚招待，没有一丝半点儿蔑视的音容，依旧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天南海北，无话不谈，家常便饭，殷勤招待。十几年来，始终如一，全没有勉强应付做作敷衍的味道。
解放以后，圆明讲堂被政府封闭，改为某工厂的仓库，大多数和尚都还俗了，只有明[ 杨改日旁] 法师依旧吃素，也不结婚，靠在工厂里干活儿的微薄收入“自食其力”。因为是单身，依旧住在圆明堂旧址的一间小房间里。他几乎天天都要到姐姐家里来混日子，也帮姐姐干些家务活儿。赶上姐夫宴请朋友，他也帮忙端酒上菜，但他自己恪守佛门戒规，不沾一点儿荤腥，只吃素菜。
还有一个刘子崧，每次到上海出差，总要到池步洲家里去坐坐，照常来往，照常畅叙，并不因为一个是党员一个是“战犯”、一个是老革命一个是“反革命”而有隔阂。他还多次提出来要请池步洲到他的农学院去任教，倒是池步洲不愿牵连朋友，婉言谢绝了。
三年后，大陆开展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池步洲受到冲击，数次被抄家，不但他本人受到了折磨，也牵连到妻子儿女，跟他一起受苦。他的子女在学校里功课名列前茅，成绩优异，得之家传，对数学尤有天分，但也囿于“阶级路线”，无缘进大学深造，只能以“知识青年”的身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中“面朝黄土，背负青天”，逐渐消失才华，蹉跎青春。
可以设想，如果池步洲果真接受了刘子崧的聘请，到福建农学院去任教，则他们两个，势必一根线绳上拴俩蚂蚱，跑不了这个也蹦不了那个也！
不过刘子崧这人也怪，作为三十年代初期的老党员，解放以后本来应该当个更大的官儿，但他却安于教务，不追求高官厚禄。以他的学识与才华，本应该有若干著作问世的，但终其一生，居然一部书也没有出版过。一九七六年，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宣布结束，池步洲到福州去探望五哥、五嫂，刘子崧听说了，多次来找池步洲畅叙，还多次提出要请池步洲到他的农学院去教书，有一次甚至把应聘的表格都带来，一定要池步洲填写。像这样“超然物外”、不以阶级偏见待人的人，在党内可真不多。
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几乎人人都“触及了灵魂”。当年人民银行储蓄部的积极分子吴天敏，年轻，漂亮，活跃，简直是一颗璀灿的明星，竟也遭到了“管制”的处分，最后落一个夫妻二人双双开煤气自杀的下场。
比较起来，梁孝志因为不问政治，与世无争，倒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他的内弟，因为坚持吃素，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的典型，红卫兵把他揪出来批斗，还把猪肉硬塞在他嘴里，强迫他“开荤”，不料从小吃素的他，也和唐三藏一样，一碰到荤腥就呕吐，终于保住了佛门子弟的“纯洁”，弄得红卫兵们也无可奈何。
谁也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许多事情走向了“革命”的反面：当年红卫兵们所要“砸烂”的“封资修黑货”，经过上山下乡锻炼的小将们回城以后，竟比当年的“老黑帮”更加热衷。宗教活动不但恢复了，而且比“文革”以前更其活跃，信徒也更多。有许多当年的老党员、最彻底的无神论者，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的磨炼，终于大彻大悟，扬弃了“阶级斗争”学说，居然变成了虔诚的宗教徒，大谈其“博爱”和“为善”。上海的圆明堂修整一新，明旸不但重新当上了主持，还当上了上海市最有名的龙华寺主持，后来又当上了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佛教协会上海分会会长，经常出国访问。有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梁孝志也得了个中国佛教协会上海分会理事的头衔，并被聘为圆明堂执事，还曾跟随明旸法师出国访问；陈秀惠也成了圆明堂的内当家，帮助弟弟处理一些日常杂务。
打倒了“四人帮”之后，池步洲一家的遭遇，方才有了小小的转机，得到了小小的自由。这时候，中日邦交已经恢复，与海外通信，也不再算是“里通外国”，经白须宾写信到日本探询，得知她的父母早已谢世，弟弟也在战后不久病故，只有两个姐姐还健在。一九七六年，白须宾提前办了退休手续，申请赴日探亲。
一别三十年，沧海桑田，变幻极大：故土既不依旧，故人太半零落，依稀难寻旧梦，恍惚有如隔世。回想当年离别亲人的场面，却仍历历在目，感慨唏嘘，自不待言。
两个姐姐都劝她落叶归根。她没有办理过改变国籍的手续，日本政府仍认为她是日本人，因此并不存在恢复国籍之类的问题。她仔细想想：以池步洲的身份，明明是对国家民族有功的人，仅仅因为政党派系的不同，不但所有功劳一笔勾销，爱国反而有罪，如今进入老年，犹以出卖劳力为生，在大陆的处境，不会有多大改善。从子女的前途出发，只有申请“回国落籍”，子女的深造，庶几有望。于是在姐姐的帮助下，办理了手续，在日本定居，并把几个孩子也都陆续迁回日本。
这一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在生活的道路上挣扎，在事业的道路上奋斗，艰苦拼搏，惨淡经营，个中辛酸，一言难尽！
所幸池步洲的几个孩子继承了乃父的遗传基因，天份分不低，智商极高，特别善于经营。如今子孙们在日本、在中国都开有工厂、办有企业，并秉承父志，继续从事中日友好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活动。他们的业绩，因为不属于这部书所要叙述的范围，这里不多罗嗦。如果有可能，不妨单独再写一部书，专门介绍。读者诸君，“且听下回分解”吧。
二、七十六岁，平反昭雪
一九七四年，池步洲已经六十七岁，尽管身体还好，从事重体力劳动，也吃不消了，只好从房修三队退休。好在这时候子女们大都已经长大，尽管还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吃了父亲的挂落，得不到什么好工作，但都开始返哺，艰苦一些，仅能果腹而已。
两年之后，“四人帮”群丑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中国共产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特别是许多高级领导人亲身尝到了阶级敌人借“阶级斗争”这一法宝所酿成的苦果以后，深自反省，总结了几十年来历史经验与教训，总算弄明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十分普通的基础理论，并对建国以来的一系列错误政策，都做了认真的回顾与修正。中国共产党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认识，以其非凡的勇气与气魄，公开承认自己理论有错，政策有错，路线有错，因此给全国人民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灾难与损失。
不久，全国都在复查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池步洲的案子虽然没有得到平反，也在新统战政策的感召下，以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受聘为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委员，每天写些回忆录，作为文史资料保存。
一九七九年五月，通过姚耐的推荐，池步洲又受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聘请任特约研究员，从事台湾经济史的研究。两处的“车马费”相加，每月约有一百五六十元的收入，生活比以前略有改善。
这时候，姚耐出任上海财经学院院长，他仔细听取了池步洲一生的经历，首先确认这是一宗冤假错案，建议池步洲写出材料申诉。池步洲接受他的建议，写了一份申诉书，交长宁区政协转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八二年，池先生在上海巧遇当年的顶头上司李直峰和霍实子。他们两位，都已经年过八旬，“文革”期间，霍实子在狱中受尽了苦楚，能够活着出来，本身就是一大奇迹。似乎上苍有心要让他们在垂暮晚年为池步洲作证，解开池步洲身在中统却不是中统特务这一难解之谜似的。
这一次见面，李直峰得悉池步洲因“中统特务”冤案坐牢十二年，又因无法洗刷而至今未曾平反，不禁连连摇头叹息，责怪自己办事疏忽，有头无尾。
原来，李直峰早在杨虎城将军侍从室任机要秘书的时候，就已经秘密入党，“双十二事变”中，因破译大量南京政府的密电，受到周恩来的赏识。后来奉周副主席之命，打入国民党中央统计局从事高级情报工作。正因为他特别赏识池步洲的爱国丹心和旷古奇才，方才担着干系，没让池先生填表参加特务组织。有趣的是，池步洲与他同事那么多年，只知道他有亲共嫌疑，受到过军统的怀疑与排斥，却不料他果真是正牌儿的共产党！
李直峰当即给池步洲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全文如下：
证明书
祗（兹）证明池步洲同志1937年10月份，曾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即后来的中统局）情报科机密二股，担任过研究日本密电码工作。当时我是该处机密二股股长，因我是奉周恩来副主席命令，打入该处为我党中央秘密做高级情报工作，所以认为池步洲同志特地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战，是不可多得地（的）爱国志士，不应让他参加特务组织，失去行动自由，就没有叫他履行填表、宣誓、正式参加特务组织。以致他后来可以辞职到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进行反日宣传工作。现正值党落实政策之际，理应负责证明：池步洲同志，并不是中统特务。谨此证明是实。并亲笔复写四份。
证明人：上海市府参事室参事
李直峰（签字）
1982年11月14日于共和
新路1700弄31号303 室
拿到了这样一份一字千斤的证明材料，池步洲眼含热泪，感慨万千地把它递到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要求平反三十一年前错判的冤案。
他所感慨的，并不是李直峰居然能够福祚有加，延年益寿，居然在这最后关头站出来给他写这份万金难买的证明，而是感慨党的政策，在判断是非功过上，从前不是按事实分，而是按派系分，从“国民党内没有好人，共产党内没有坏人”的阶级偏见出发，才会得出“到延安的才是抗日，到重庆的就是卖国”这样荒谬的结论，人为地制造了许多冤狱，其结果，恰恰不是加强了己方的力量，加速了前进的步伐，而是削弱了己方的力量，阻碍了前进的步伐。幸亏共产党在惨痛的教训中以鲜血为代价换来了觉醒，终于翻然悔悟，改正了错误的观点和路线，尽力地在做挽回的工作。要不然，共产党很可能也会走到国民党当年众叛亲离、民心大失的老路上去，最后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
四个多月以后，池步洲忽然接到霍实子写来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步洲兄：您好！
今天下午两点不到，有位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陈培娥同志（女）到访，了解在抗战期间我兄的情况。由我笔述或口述，由她用法院审判用笺写的。共写有三页，由我签章，光写：霍实子，85岁，在市政协秘书处工作。
内容大致是：自1938年秋在汉口，1939年在重庆，池曾随李直峰同志（打进中统来的）到军委会日本陆军密电研究组。当时我任该组少将主任，李直峰任上校副主任。但研究组无成就，池于不久就辞去了。
池出去后自己破译了日本外交密码电报，被军政部聘去担任破译日本外交密电工作。
1940年春，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成立，我任该室第一组少将组长，池任该组第四科科长，破译了许多日寇的重要情报。如：日寇偷袭珍珠港这一重要情报，是池破译出来的。池后任技术研究室专员室主任专员，再调译电人员训练班少将主任。总之，在抗战期间，池为抗战立过功。……等等。
池是抗日战争时期，由日本返回祖国，为祖国贡献力量的。因此李直峰不要池参加中统，使池获得来去自由。
我证明池没有参加过中统，李直峰比我更清楚。
池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是研究和破译日本外交密码工作。
我于1959年被过“左”的（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判为反革命。 我一直不服。 但直至1978年才敢提出申诉，请求市委统战部给我复查。承统战部转给原判我案的卢湾区人民法院复查。该院经过复查，于1980年8 月15日， 为我案平反了。
最后陈培娥同志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我希望法院早日给过去的冤假错案予以平反，使大家心情舒畅，同心同德为祖国建设献出力量……等语。陈同志即将这段话写进去了。
我看，兄案不久可以获得平反了。
匆匆即颂
健康！
霍实子 拜启
1983.3.18.灯下
两位老人，一个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共产党的老牌地下工作者，池步洲当年的老上级，证明他虽然身在中统，但确实没有参加过特务组织；一个是上海市政协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也是他当年的老上级，证明他干的都是抗日事业，有利于国家民族。霍实子还特别指出他曾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的那份密电（至于香港《天天日报》所载，那是他在港亲属向报界发布，不是霍的本意，张冠李戴，在所难免），因此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在此之前，法院曾要求池步洲把他在重庆工作期间所取得的成果与功绩写一书面材料上交，池先生经与当年的同仁们一起认真回忆，写出材料上交了。于是法院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四处取证。实际上，法院的取证工作，当然不止霍实子一个人，只是池步洲不知道罢了。
又过了一个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送到了。当时复查的案件堆积如山，如果案件没有争议，一般只发出判决书就算结案，并不开庭宣读。判决书全文如下：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83）沪高刑申第226 号
申诉人（即原审被告人）：池步洲，男，七十五岁，福建省闽清县人，原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员，现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人员，住本市新华路七十三弄五十七号三楼。
申诉人因被控反革命罪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以军办秘 （52密）二字第10662 号决定书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现申诉人不服，提出申诉。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再审，查明：申诉人早年留学日本，于一九三七年回国。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国民党中统局国际密电室等单位工作。但原审认定申诉人自日本回国参加中统局充调查员一节，与事实不符，应予否定。申诉人在国际密电室工作期间，也未发现有危害革命的行为，解放后已向组织上交代清楚。故原判以反革命论罪不当，应予纠正。据此，特判决如下：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办秘（52密）二字10662 号决定书；
二、宣告池步洲无罪。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的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各一份，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二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 判 长 童介凡
审 判 员 阮石平
代理审判员 朱瑞昌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二日
（此处有公章）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 记 员（姓名被公章覆盖）
沉重啊，这两张十六开的办公纸！这上面凝聚着一个人一生的屈辱，凝聚着一个人最有作为的、苦难的十二年光阴，凝聚着一个抗日进步家庭全家人的滔滔泪水，凝聚着多少人对革命的失望！莫说世界上最大的浪费是人才的埋没，休提世界上最可怕的失落是民心的离散。刨去千千万万件冤假错案不去说它，单是池步洲这一件案子，单是池步洲身上失去的成就和财富，就有多多少少哇！
历史的发展，动力来自诸多方面。如果不是许多身居高位者在“文化大革命”中亲自尝到了被冤屈、被诬陷、被侮辱的苦头，中国共产党，能够这么迅速、这么自觉、这么彻底地否定过去，承认自己有错，从而扭转乾坤么？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点点好处的话，这可以算是一条吧？
池步洲的冤案彻底平反以后，与所有受冤受屈者一样，经济上的赔偿是没有的。“宣告无罪”四个字，就比千两黄金还值钱。不过他的“组织关系”按原来的系统转到了中国工商银行，并按干部待遇每月发给退休金。
池步洲平反以后，一方面为了“昭示天下”，向亲戚朋友们说明一下自己已经不再是祖国的罪人，诸位可以放心大胆地与我池某人公开来往了；一方面也为了“横向串联”，看看还有那些友人至今没有得到平反，自己可以现身说法，动员他们申请复查。经过走访，方才得知近一个时期来，凡是“四·二七”大逮捕中被关被杀的友人，几乎全都都得到平反了。只有一个“反动党团分子登记”运动中表现得最积极、登记得最早的黄咸益，“四·二七”大逮捕以后，不久就作为“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首批被枪决了。三十多年来，他的妻子儿女受到株连，历尽苦难，只差一死。见到池步洲，讲起当年受的罪来，泣不成声。尽管人死不能复生，但是给他的家属争一个清白，免得永远戴着“反革命家属”的黑帽在人前无法抬头，申诉一下，总还是有必要的。池步
洲当即挺身而出，四处奔跑，向原单位及政法部门递申请、查档案、找旁证，要求平反。努力的结果，得到的答复竟是：“黄咸益的案子，是苏联顾问决定枪决的。凡是苏联顾问决定的案子，不好推翻。”──这是“两个凡是”之外的另一个“凡是”！
黄咸益的案子虽然没得到平反，但办案人员却无意中泄露了天机：中国的镇反、肃反运动，不但照抄苏联肃反的老谱儿，而且有苏联顾问插手甚至幕后指挥。难以理解的是：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是他的主要罪错之一，斯大林的阴魂不散，秉承斯大林意志把肃反扩大到中国来的苏联顾问，他们犯下的错误，怎么就不能平反了呢？
看起来，黄咸益不幸撞到了斯大林的枪口上，只好感叹于九泉之下了。池步洲的案子没让苏联顾问插手，还应该高声念佛呢！
当年五月份，池步洲回到福州，拜访了留日期间东中野“闽租界”里的乡友们。整整半个世纪过去，沧海桑田，风云变幻，死的死了，活着的也大都遭受过非人的折磨和残酷的迫害。原来青春焕发、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如今都已经七老八十，皱纹满面。但是一颗颗爱国的赤心，仍不减当年。谈起“沙龙”趣事，倒还记忆犹新，相与拊掌一粲，竟不辨是欢笑抑是苦笑。访了旧友，随即去闽清县四都溪源乡祭扫祖厝及探望族人大小，也算是“一身清白”后的亮相。因为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后池步洲也曾经到福州去探望过五哥步云和五嫂林怡，但那时他还带着最高的“战犯”黑帽，心情抑郁，也无颜见人。
同年秋，池步洲申请到日本去探望妻子儿女，从此一直寄居他乡外国，过着闲来无事，著书自娱的晚年生活。
一九九五年七月一日，池步洲先生来信说：“现我一家四代二十余人都在日本，只我一人仍保持中国国籍。上海新华路旧居，仍以九倍房租加以保留，旨在重返祖国，埋骨故土耳。”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片爱国的赤子之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令人感动！
四、吉人天相，大难不死
池步洲先生现在侨居日本神户，亥年已臻米寿（八十八岁），身体健康，笔耕不辍（从他写给笔者的信看，蝇头小楷，字迹工整，横平竖直， 绝无颤抖迹象，可证目力与心脏都很正常）。 除以自身经历为素材撰写回忆录希图给后人留下一部信史之外，还写有《日本华侨经济史话》一书，一九九四年四月由上海社科院出版，不久即销售一空。可见内容丰富，备受读者欢迎。
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神户大地震，池先生终因德重功高，得免于难，震后夫妇两老暂住京都子女家中，不久即迁回神户原住处，一切安好。
下面摘编池老先生在大地震之后给笔者来信的片断。一者这是神户大地震亲历者的目击记，并非“新闻报道”，具有更其真实的史料价值，二者也为关心池老先生健康和近况的读者提供一些有关他老人家的最新消息。
我家住在神户市市内一座八层楼大公寓的六楼。一月十七日清晨五点四十六分发生大地震的时候，我们一家都醒着（也不知什么原因，那天夜里我一直睡不着觉）。电灯突然熄灭了，房间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屋子晃动得很厉害，所有不固定着的东西，包括室内的陈设，书架上的书籍和文稿，厨房、厕所、洗澡间内的杂物等等，全都掉落在地上，乒乒乓乓，响成一片。我急忙从床上滚起来，地上已经满是障碍物，连走路都困难了。
我妻子住的房间比较宽敞，陈设和用品也比我的房间里要多些。靠近她床头的一个架子上，放着外孙女用的一台打字机，也掉了下来，离床头隔板只差几毫米，稍偏一点儿，就砸到了妻的头上。这是我家最大的幸运。不然，她一生吃尽苦头而死于非命，我也就活不下去了。
这次神户大地震，震级为七度，是战后最厉害的一次，不是历史上最厉害的一次。但却比一九二三年东京、横滨地区的关东大地震死亡的人数更多，毁坏的程度也更严重。
地震后，自来水、煤气都停了，我们无法生活下去，只好开始避难之行。幸亏电话还通，又正好住在大阪的三儿媳打来电话，说是她那里受害极轻，要我们到她那里暂避一下再说。
下午三点多钟，澳大利亚著名女散文家江静枝听到广播后打电话来询问我一家安否。她是我已故老友江秀清兄的长女。她是我友好中第一个打电话来问安的，足见世谊之深。
一月十八日上午七时许， 我们随便收拾了一下，一家五口（老两口儿和长女、长婿及外孙女）， 雇上一辆出租汽车，就匆匆上路。
一路上车辆极多，公路的路面有被破坏的地方，车流就被堵住。往往每开三五十米，前面就有一二十辆车子排起了长龙。谁也没有办法，只好耐心地慢慢儿走。日本的交通管理相当严格，尽管道路堵塞，车子开得很慢，可是依旧有条不紊，绝没有人乱闯乱奔的。从神户到大阪，从前用不了三个钟头，但那天竟开了八个半小时，直到下午三时半，方才到达三子的家。
三子当时在上海。三媳接待我们暂时住了下来。她的房子，是九年前新建的二层楼，还算牢固。地震那天虽然也有些震动，但很轻微，一点儿损坏都没有。
我们一到三儿媳家，就四处打电话，探询亲人的消息。这次地震，我一家子女近亲二十多口，幸多平安无事，值得庆贺。但还有一位青年亲戚下落不明。他是我长女婿的侄子，名叫陈桧，才二十三岁，在神户市日本语学校学习，成绩特优，预定今年初报考神户大学。他一面读书，一面打工，每月收入大约十五六万日元。打工的工厂，就是我次子所在的大成公司总公司。正因为有这么点儿关系，陈桧才能够在该厂一座三层宿舍楼的二搂占用一个单人房间。
二儿媳接着四处打电话寻找陈桧。好不容易跟大成总公司的社长原田先生联系上，但他的答复并不明确。据他说：那座宿舍楼的二楼，确实塌平了，住在二楼的人也全部压死了；但是陈桧是否也在里面，还不敢肯定。因为一月十六日是日本的“成人节”，厂里放假一天。听说那天陈桧和一个女友出去玩儿了，如果没回宿舍过夜，就很有可能逃过这一，至少不会压死在这座楼房里；如果半夜后回来，那就很危险。总之当时正在清理现场，发掘尸体，要等全部尸体都清理出来以后才能得出准确结论。
我次子是陈桧到大成总厂打工的介绍人，如今他不在日本，我二儿媳就有这个责任去判明陈桧的生死，而长婿是他的亲叔叔，更有责任活着找人死了寻尸，以便向他父母作出交代。于是他们两人加上我的长女就连夜出发去神户寻找陈桧。
他们三人在去神户的途中，一路上人山人海，各种各样的灯光，照得人眼睛都睁不开。还没到神户市，就有政府派出的救护队拦住去路，不让他们走进危险地带。幸亏事先与原田社长联系好，由他从公司里派出一辆专车前来迎接，并预先约定由他们三人手执一块写有名字的纸牌，在救护队拦路处等着。果然没等多久，公司的专车来了，一见纸牌高举，就来接头，并与救护队说明：“他们是遇难者的亲属，去处理后事的。”获得准许后，请他们上车，直开宿舍现场。
说起来确实难以令人相信：大地震中，该宿舍楼的第三层居然完好无恙，住在里面的人只有受伤的，没一个死亡；而二楼却塌平了，住在二楼的人，包括另几个房间里的女生，全都死于非命。
这是因为地震波的冲击，三层楼房是从半中腰“折断”的，所以一楼没倒，单单毁了二楼，而三楼只是整个塌下来，里面的人反倒没事。地震中间，谁生谁死，真是难说得很。
这时候，死难者的尸体全都发掘出来了。陈桧的尸体，也在其中。更其奇怪的是：尸身上下，居然没有任何伤痕。看起来，他不是被砸死，而是被封闭在一个死角中闷死的。
九四年阳历的除夕之夜，陈桧应邀到我家来聚餐，我还频频举杯祝贺他过了年能考上神户大学呢，不料仅仅过了十六天（第十七天刚刚开始），他就命丧黄泉了。
我们全家人都为他的夭折而悲痛。
我长女因为处理陈桧的后事，不得不暂时留在神户。办完了后事，克服种种交通上的困难，步行了很多路，才回到我的旧居去看看。说巧也真叫巧：正好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急忙过去拿起耳机，原来是福州我的亲侄儿伯鼎打来询问我一家安危的。
女儿回来跟我说起此事，我真是又羞又愧，感慨万千。
自从四年前我家从大阪搬到神户，就没给他去过信。是我忘记了他们？非也。回想当年，五哥、五嫂为了送我到日本留学，卖了嫂嫂的陪嫁田产和金银首饰，给我凑了三千块大洋，原指望我学成归国，造福乡梓的。他们对我恩重如山，终身难报万一，但是我却很没出息，坐了十二年牢，出狱后又当了二十年“贱民”，三十二年的冤狱，直到一九八三年才得以平反。在这一段漫长的艰苦岁月中，五哥、五嫂也不知为我操了多少心。如今五哥、五嫂双双作古，我哪有一丝半点儿报答过他们的恩情？我也是个“人”啊，所以一直内疚，未敢忘怀。
一九八三年我获得平反以后，来到日本与家人团聚。当时我有如伏枥的老骥，也不无“雄心壮志”，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以报答包括伯鼎在内的福州亲人。怎奈当时我就已经七十六岁，日本的社会，是青年人的用武之地，与我这老头儿无份。何况我又没什么本事，当然闯不出什么名堂来。为此我灰心丧志，失望透顶，实在没有面目去见福州的亲人。而我又不是西楚霸王，没有勇气学他的“自刎乌江”而来个“自沉东瀛”。这种心态，我也曾经给在福州的亲友写信透露过，但始终不敢与伯鼎、一东两位侄儿写信，因为我实在没有面目再见“江东父老”了。所以我迁居神户以后，索性就不通知他们。
说实话，我内心里当然是经常挂念他们的，但就是拿不起笔来给他们写信，实在罪该万死！想不到，伯鼎贤侄等没有忘记我这个老不死的，千方百计查出我神户家中的电话号码，打来问安的电话。
伯鼎贤侄啊，我实在万分对不起你们啊！
就我记忆所及，我神户家里的电话号码，从来没有告诉过福州的任何亲友。那么伯鼎贤侄是怎么查到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呢？我猜来猜去，以为最大的可能，就是来自马尾的外甥孙女处，因为他的丈夫留日期间，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现在他已经回到了马尾家中。但不知事实是否这样？
女儿又告诉我说：她在神户家中时间不长，但除了伯鼎的电话之外，还接到了上海张秀杰兄的问安电话。张兄是我在上海社科院的同事，而且还是风雨岁月的难友，自然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地震之后的问安电话，非比一般，仰见关怀备至，令人铭感五内。
如此看来，在我离开神户之后，正不知有多少亲友打电话来探询消息。可惜的是：一者大多数电话都没能接着；二者我竟连给亲友们写信、打电话报平安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因为一月十八日离开神户那天，我对地震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以为住房没有倒塌，过不了几天，地震不震了，就可以搬回来了。所以除了随身衣物之外，许多应该带的东西都没带。特别是一本国内外亲友的通信录也忘了，以致到了大阪以后，竟无法跟亲友们通信。长女回神户处理陈桧后事，我没想起来要她去拿，现在再去拿，是不可能的了，因为道路破坏严重，交通基本上断绝了。（按：现在我把池老先生的这封信公开， 也算是替他在亲友面前道歉与感谢吧。）
过了两天，三儿从上海来电话，要三媳母子到上海去暂住。于是除了长婿因要上班暂去公司宿舍居住之外，其余四人，又接受次媳的邀请，由长孙女婿开车，到京都次子家暂住。
次子也在上海。次媳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京都在大阪的东北面，离神户更远，因此比大阪更安全。一月十七那天，这里的震级是五度，据说也摇晃得很厉害，但却整个京都地区没有一座房屋倒塌，也没有一个人死亡的（大阪砸死了十四个）。这里一切都很正常，我也解除了恐怖 感，天天上街散步，晚上睡得也好。
一月二十五日夜里十一点半，神户发生余震，震级为四度，京都也有三度。虽然并不太晃动，但我们已经是惊弓之鸟，难免又要惊慌一阵子。
一月二十八日，《朝日新闻》刊载此次神户大地震所造成的灾害数字（数字统计截止二十七日下午10：45为止），计：死亡人数5090人，其中神户地区5076人，大阪地区14人。下落不明者29人，全部在神户地区。负伤人数26764 人，内神户地区24580 人， 大阪地区2086人。房屋损坏89431 幢， 内神户地区73805 幢， 大阪地区15405 幢， 其他地区221 幢。
一月二十九日，《朝日新闻》早报继续发布死伤及房屋倒塌数字：死亡人数为5092人，增加了两个人；受伤人数为26798 人，增加得不多；而房屋倒塌的数字为95718 幢，增加了六千幢以上。
地震之后，神户火灾蔓延，到处都是熊熊烈火。因为自来水管损坏厉害，停止了供水，救火队无水可用，也束手无策。这样延续了七八天之久，受害面增大了。
与一九二三年发生在东京、横滨地区的关东大地震相比，当年的震级超过七度，死亡人数仅三千七百多人，比这一次少一千四百来人。据说这是因为当年关东地区大都为木结构房屋，很少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高楼大厦，因此房屋的倒塌率比这次反倒低。
此次大地震，无家可归的灾民达五十万以上。除一部分投亲靠友者外，计有二十八万人住进了政府指定的避难所。这种临时的避难所，大都设在附近的中小学校没有倒塌的大礼堂或体育馆、公民馆里，共有一千一百多处，每处收容难民多则数千少则数十。避难所内所见，十分令人感动：避难人一律睡在地板上，铺的是薄薄的褥垫，盖的是政府发的毛毯。一排排的铺位中间，留一条窄窄的空隙，作为过道。避难者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己的铺位上，鸦雀无声，不吵不闹，尽量忍耐下去，不妨碍别人。天气很冷，避难所里当然没有火炉，大家只好龟缩在铺位上，一动不动，听其自然。开头几天，因为道路不通，食物难以送到，只好大家一起挨饿。偶尔送来一点儿食品，也是一个面包好几个人分着吃，互相礼让，尽量照顾老人和儿童，不争不夺，毫无怨言。
日本人的这种教养，举世无匹。换上别国的人，岂不趁机大肆抢劫，乱成了一团糟？（按：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 我还在离震中不远的一座劳改农场劳改，耳闻目睹地震之后发生的抢劫、盗窃、强奸案件多起；至于干部们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巧取豪夺与多拿多占，则多不胜数矣！）
日本虽是地震多发国，地震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但能够如此处变不惊，沉着忍耐，应该说是多年来注重教育的结果，非一日之功也！
此次神户大地震，日本人受害不浅。死去的五千多人，都是自然灾害的牺牲者，值得同情。天灾固然可怕，而人祸的残酷，则远远过之：长崎、广岛的原子弹爆炸，牺牲人数达几十万；南京大屠杀，死了三十多万人；重庆的一次大轰炸，防空洞内闷死的人就好几万；到了新中国，不说历次政治运动的死亡人数，单是饿死的，就有几千万（这是迪斯尼记录的数字）……百姓的苦难，真是难以列举。 因天灾人祸而死去的人，并不是命中注定要死的人，尤以人祸而死者为最多。但愿苍天有眼，让天灾人祸减少到最低限度才好！阿弥陀佛！！！
1995年1 月29日于京都
从池先生的来信中看，洋洋数千言，一气呵成，文思敏捷，文采动人，感情丰富。特别是字里行间，充满着悲天悯人的拳拳之意，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谚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祝愿池老先生福祚绵绵，所著回忆录早日出版，从而为我国抗日战争史提供一份珍贵的、确切的资料。
吉人自有天相。愿上帝保佑池先生一家！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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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鲁生信三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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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圣澄伯：您老好，并祝愿全家安好！
侄去年底回闽过年节，是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次，尽管卅年间也回去过几趟，毕竟不是春节，在老家的时间没有这次长。会会家乡亲人，体察家乡变化，确是人生一大乐事。我做两件事：一是写了两天的春联（毛笔与墨汁是北京带去的），给七十岁以上所认识的亲戚与乡亲拜年、照相留念；二是去走访自己儿时居住过地方（近十处），体察其变化，以及翻看族谱与观看了八九个祠堂（近年宗祠重塑金身，香火鼎盛，前两年还游神，招回不少华侨乐于捐助之客，为免族争，今年禁游，允许在祠堂内华饰与香火）。另外，到了县城也看一些亲友及工厂，还拜会县长与书记，受到宴请。在福州，前后三次会到大哥（伯鼎）与东哥（一东），拜会了我初中与高中时的两位老师，以及在福州的老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