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还有一种叫人眼花缭乱、产生错觉的办法，就是英文密电文内按一定规律插进一个或若干个单字英文字母来打乱原来的“文字状态”，叫人扑朔迷离，容易上当。诚然，若是我们按老办法照每个双字英文字母来划分，往往会划错，就使原来电文失去应有的“文字状态”了。怎么办呢？其实这一方法也有致命的弱点，只要我们不去划组，听任保持原文状态，仔细观察亦可迎刃而解。首先，以前述的ガヲ这两个格助词为目标去寻找，往往可以较容易找到。从日语组织来说，ガ是表示主语，自然在前；ヲ表示宾语，往往在后。这两个日本字母（自然各以两个英文字母来代替）之间，数一数英文字母，如是单数（亦即奇数），则可肯定其中插有一个只起捣乱作用的英文字母。如果是双数（亦即偶数），则大致可以断定其中没有插进这样的字母。其次，进一步去查找那插进的字母是什么字和在那个位置。这就相当费力了。必须找来多份电文，进行比较。由于多份，其中不免有些双字组群，既出现于此，出现于彼，两者却相差一个英文字母。于是，那个插进去的英文字母就被“揪”出来，而其位置也随之确定。再凭这确定的位置，再去揪其他插进去的另外英文字母。如此循环往复，互相对比，就可以把插进去的英文字母一一找出来，而其各自的位置也随之确定。在相应的位置上剔去这些英文字母，电文就恢复原来的“文字状态”，亦就易于破译出来了。
其五，到抗日战争后期，日本外交密电文中比较常用的迷人眼目的方法是把电文分为若干小段，按一定规律互易位置。这种变位法，亦可达到破坏密电文“文字状态”的目的。其方式多种多样，但各有一定规律。既有规律，自然就有破译之道。假设有下列三行电文，以横线代表电文分段，以虚线代表相互交换位置：
第一行
第三行
第五行
以上分段交换位置的结果，自然会使全文大乱，颠三倒四，似乎无法恢复旧观。实则不尽然。如果只有一、二份密电文，那就无法可想，也许束手无策。好在密电报日夜源源而来，在几十份或上百份的密电报中，某一成串的电文在这一份电报上被分段变位了，而在另一份电报上却可能完整如故。只要勤于观察，细心核查，就可能发现这份电报上某一分段加上另一分段，恰与另一份电报上的某一连串电文完全一致。这样，分段变位也可以逐步一一找出来，它的规律为我所掌握了。
日本外交密电码的类型，在抗战期间，已尽于上述的五种。第一、二种的密电文保持原来的文字次序，亦即构成我们当时所习称“文字状态”。后三者则属于用不同方法使之失去“文字状态”的密电文，难度自然远过于前二种。这五种日本外交密电码并非同时出现，前二者在先，后三者大约在一九四一年以后才陆续出现。我在一九三九年三月首先破译的是第二种，亦即当时难度最高的一种，并非最容易的ＬＡ码。在《若干事》里，霍实子先生（已故）说我破译的是ＬＡ码，与事实不符，在此附带说明。
破译密码，一般说来，可分三个程序，一曰研究，二曰研译，三曰翻译。所谓研究，即如前述，或则把电文中某些特征找出来（例如我发现的十个阿拉伯数字和日文十个格助词等现象） ， 或则把不成“文字状态”的密电文恢复它原来的文字次序。所谓研译，即把已恢复“文字状态”的密电文中每一组密码译出其相应的日文字母、单词或词组。所谓翻译，即把已破译成功的日语明码电文翻成中文。
研究，不懂日文的也可以做。有名的《黑室》（Black Chamber ）著者美国前海军情报署密码专家奥斯本. 雅德莱即是不懂日语而在美、英、日三国海军吨位比例谈判过程中，研究日本外务省指令成功（内容指示：日本海军吨位可以让步到美、英的十分之六，即所谓五、五、三的比例），美、英两国谈判代表据以在会议上坚持要日本接受五、五、三的比例。当时日本外务省所用密码本只不过是四十多个日本字母各以两个英文字母代替，比我前文所说的第一种还要简单得多的密码本。而英、美密码本也是如此。《黑室》这本著作，我只看过某个刊物上所转载的片断，内容记得是关于英语密码本的破译技术，无非是对英语二十六个字母的使用频率，作全面的统计，然后对号入座而已。今天看来，十分简单，但在当时当然是了不起的。事物总是不断进步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外交密码结构之复杂与其难度，已非雅德莱当年者所可与比拟。据《若干事》载称，一九三九年冬军统局曾聘请雅德莱来重庆，卑词厚币要他破译中共在战场上缴获的若干日本陆军密码资料，折腾了一年多，他也无功而去。这一段经过，还要在后面扼要提及。总之，破译密码这件特殊工作（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它是特务工作），在研究、研译、翻译三个过程中，在研究阶段，不懂外文的人当然可以参加，也可能取得成效。但若能懂得外语，则可冶研究、研译、翻译三者于一炉，岂不更妙？我在军政部研译室这一时期同我的四位同事贾、吴、朱、张等即是三者兼能，运用自如。若是硬性地把研究视为某些人的专利，懂外语者只许做研译、翻译工作而不准参加研究工作，这种无谓的垄断，必无补于事而减低效率。在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成立初期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才被打破。
我在军政部研译室整整干了一年，到一九四０年四月一日合并于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为止。这是战果垒垒、充满胜利喜悦的一年，也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一年。合并之后，情况复杂化，人事上并不如意；但我依然一如既往，忘我奋战，继续作出贡献。霍实子先生在其《若干事》12页（见附注1 ）中对我的抗战期间工作，公正地作出总结和评价：“之后，他又陆续破译了种类繁多而又组织严密、电码易位的日本电报密码。在抗日战争期间，他贡献极多，有很多的重要情报都是由他破译出来的。他真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密码专家”（见附注1 ）。其中所揭事实都是实事求是的，只有杰出的密码专家一语，显系溢美的褒词，我愧不敢当。
十、国共合作的一段佳话
现在回过头来扼要叙述军委会密电研究组的情况。它是以军委会机要室毛庆祥为组长，霍实子、李直峰二先生为正副主任，前者是留日学生，曾协助交通部电政司温毓庆研译过外交日密，据说有所成就，但当我于一九三八年六月至十一月底与他共事时，从来未曾听过他谈及此事。李直峰先生是中文密码专家，曾经是中统局机密二股股长，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打入中统局，已见前述。由霍、李二先生主持的军委会密电研究组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迁驻重庆之后，工作有没有进展呢？且看《若干事》中的下列叙述，便知分晓。
“一九三九年春，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在重庆由台长郎世杰领导侦收积累大量日帝陆军无线日文密码电报材料，霍实子、李直峰用以领导破译技术研究。但从汉口到重庆后半年多来，只研知日帝陆军密码变化是‘印赛佛科特’即双重密码变化；而对日文双重密码电报的报头报尾密钥既无法找见，对日文双重密码电报统计又无具体办法，对脱日文双重密码电报之皮，更无正确技术方法。总之，是束手无策，徒费人力物力，达不到密电研究组抗日的愿望。”
从上面引述的一段，可见当我在军政部研译室破译成功日本外交密码之时，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却是束手无策，一无所成。他们倾其全力于日本陆军密码的研译，终不能有所突破。事实上终抗日战争期间，陆军日密没有破译成功，这是历史事实。
军委会密电研究组为打开僵局，由李直峰先生向霍实子先生提出建议，派人到各战区各总部搜集日帝陆军作战后所缴获的完整和破碎的日文密码电报本和日文密码电报纸，以期有助于陆军日密的破译研究。李的建议获得毛庆祥同意，发表李直峰为军委会少将参议、李裕为军委会上校参议，公开持蒋介石的命令，奔赴各战区各总部进行搜集。李直峰先生以其与中共的特殊关系，出发时即寄希望于中共能够提供这一方面的资料，所以他们一到西安，李直峰就把李裕留守西安，自己单身奔赴延安乞援，并经中共同意将八路军所缴获的三种日帝陆军日文双重密码电报本交给重庆国民党军委会。但为严密掩护李直峰的秘密身份，商定由曾希圣亲自将三种日文双重密码电报本送交重庆国民党军委会，并公开请奖。李遂先回重庆复命。后来这三种密电本送交国民党军委会时，霍实子公开签请蒋介石以打下日帝空军轰炸机一架论奖。（以上系由《若干事》中摘录）。但我对此，当时一无所知。因为我自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离开军委会密电研究组以来，中经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军政部研译室，直至合并于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止，与霍、李二先生极少往来，彼此不通信息。但我之破译外交日密成功与他们之无成就，则是相互知道的。嗣后，我对国共合作由中共提供陆军日密码本一事，逐渐亦有所闻，深感欣慰，并期望军委会密电研究组能藉此有所突破，但始终没有佳音传来。关于中共提供陆军日密码本以后的发展经过，我是不太了解的。兹将《若干事》中第九页下半至第十页上半的全文照录于下，以飨读者。
“一九三九年冬重庆侦译密电界异口同声地说：‘中共交给国民党这三种非常重要的日帝陆军日文双重密码电报本，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具体表现，是中共第一次交给国民党不可多得的无价宝。’李直峰与有荣焉。因此军统魏大铭就用恳请方式，争取腾抄了一份。密电检译所温毓庆用鬼蜮伎俩手段，花重金收买招有泉去腾抄了一份。当即引起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军统密电组、密电检译所三家争先恐后据以破译日帝陆军日文双重密电报、背靠背的竞赛。这三种日帝陆军日文双重密码电报本是：㈠‘5678’为指标的四位数字密码加或减四位乱数本，计101 页。 ㈡四位数字密码，加减四位乱数日文来去本。㈢‘111 ’ 为指标的三位数字密码，加减三位乱数本，计十三页。经过三方面各自秘密的分析研究，确知是当时日帝陆军所用的日文双重密码电报，只此而已。至于对每份密码电报，所加减的乱数，是从何页何乱数加减起，以至何页何乱数加减止，实际加减几组乱数这个报头报尾的密钥，始终无法找出来。因此就很难解开这个所加减的乱数本，另谋这个所加减脱这个所加乱数皮的理论和实践，但亦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是好。虽然军统密电组聘请过美前海军情报署破译密码专家 奥斯本. 雅德莱，领导研究解决脱双重密码电报皮的方法，但亦无济于事。”
综合上述，首先应该肯定当年中共之提供日本陆军密电码本是一种爱国行动，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的一段佳话，今天仍值得缅怀和传诵。而通过国民党内部三个方面的所谓背靠背的竞赛，终亦无法解开陆军日密之谜，这并不奇怪；即使把所谓的密钥解开了，亦无多大用处。何以言之，日本人不是傻瓜，在战场上失落了密码本，当然不会再使用它，势必另发新的密码本。而这新密码本的结构则绝不会旧瓶装新酒略加改头换面而止，必然彻底地脱胎换骨，另起炉灶，这是尽人皆知之事。所以说即使解开了所缴获的日本陆军密码本结构之谜，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处，顶多提供一些参考而已。我始终未曾看过这三种密码本，即使合并到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后，其第三组（组长是杨肆先生）即是专搞“军码”的，我在第一组亦无缘接触这些密码本。
十一、钩心斗角，军技室内部的争权剧
前文屡经提及，军委会密电研究组是由军委会机要室密电报股、交通部电政司密电检译所、中统局国际密电室及军统局等四个单位派人组成，组长系由机要室主任毛庆祥兼任，徐恩曾、温毓庆、魏大铭挂顾问名义。其中只有军统局本来就没有研究日密组织。而“魏大铭本来野心就大，既派军统人员到军委会机要室密电股学习破译中文密码电报，又派军统人员到密电检译室学习破译日帝外交密码电报，这就预示着魏大铭后来一再企图以军统吞并蒋介石所有侦译中外密码电报机构。”（见“若干事”第三页）。后来军委会密电研究组久久未出成绩，而我所在的军政部研译室和温毓庆的密电检译所各在日帝外交日密研究上有所突破，不时风传军委会将合并各研译单位，另组新机构。魏大铭生怕军统局没有这一类组织，将来会吃亏，所以“另在军统局秘密组织起密电组，魏大铭兼组长，陈祖舜兼任第一科长，邱沈钧任第二科长，王震寰任第三科长，借以牵制军委会密电研究组毛庆祥组长的垄断”、“一九三九年底军统魏大铭从军委会蒋介石侍从室侦知大合并组织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权力，蒋介石已决定交给毛庆祥办理，因此魏大铭就不甘心，遂在军统抡先将其密电组扩大改组成特种技术研究室，魏大铭自封为主任，陈祖舜兼任副主任，准备到组织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时与毛庆祥争夺权力和地位。”（以上均见《若干事》）。
讲老实话，魏大铭之私设密电组及后擅自扩大为所谓特种技术研究室并自封主任等情况，如果不是霍、李合写的《若干事》，我一直是毫无所闻、更谈不上有所知的。说来也不奇怪，在国民党时期，军统局本是一个独立王国其内部任何组织，可以自封自销，随生随灭，根本不列入军委会正式编制，无需军委会的委任状，更谈不上什么铨叙。所以，在军委会密电研究组成立初期及大合并前夕，魏大铭一手炮制的密电组和特种技术研究室，本来就是基本上架空的东西，与毛庆祥的密电研究组、温毓庆的密电研译所及何应钦的军政部研译室等属于国民党军委会正式编制者，有本质上的不同。这样一来，正如霍实子先生在《若干事》中所说：“开始造成毛庆祥、温毓庆、魏大铭在大合并前夕三大权力的斗争。”
一九四○年四月果然大合并开始了。以下摘录《若干事》第十四、十五两页要点，以资说明。“蒋介石正式明令⑴军委会密电研究组，⑵军委会机要室密电股，⑶军委会密电检译所，⑷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⑸军政部研译室，在重庆南岸黄桷桠开始大合并，扩大组织成立国民党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温毓庆任中将主任，毛庆祥任少将副主任兼主任秘书，魏大铭任少将副主任。因此，毛庆祥既全权掌握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以下简称军技室）人事安排，又完全控制军技室经济运用。温毓庆徒拥中将主任其名而无安排人事实权，当然更不甘心。于是将其妻施惠珍从香港叫到重庆，展开向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的活动，终使蒋介石收回任毛庆祥兼主任秘书的成命，改任温毓庆嫡系王维钧为主任秘书，让温毓庆全权掌握军技室职责。军技室下设六组，温对各组正副组长均安排其密电检译所的亲信以及与温有密切关系的人员。例如霍实子是协助温破译外交日密的得力亲信，被任为第一组少将组长。密电检译所整理部主任杨贻清是温的亲信，则被温任为军技室第二组少将组长。密电检译所研究部主任杨肆是温的亲信，则被温任为军技室第三组少将组长。密电检译所总务部主任施家干是温的内弟，则被温任为第五组少将组长。军委会机要室密电股长黄季弼是温的妹夫，则被温任为军技室第六组少将组长。丁于正是留法亲温，则被温任为军技室第六组上校副组长。”据我所知，第四组组长由军统的方砚农担任，军统魏大铭除本人是军技室两个副主任之一外，总算也安插了一个亲信。军技室内部分工，第一、二、三组负责破译日本密电码，第四组负责收报（人员最多），第五组负责总务，第六组负责破译中文密电码。全室职工约四、五百人，地址是重庆南岸黄桷桠刘家花园内，只是第四组为求侦收便利起见，设于刘家花园对面的一座高山（名叫南山？）上，每天派人将收到的的密电报送下山来，以供研译。
在这次大合并中，李直峰先生以有亲共嫌疑被温贬为军技室第六组第一科上校科长，去干他老本行中文密电码研译工作，从一九四０年四月一日军技室成立起，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止，他再也没有参与研译日密工作，一直是从事中文密电码的破译，取得一定成绩，后来升任第六组副组长。
在这次大合并中是温派的一统天下，我们军政部研译室只抽调以我为首的译述班子五人及几个收报人员合并到军技室来。军政部没有野心，也派不出权位较高的人物为代表到军技室来争权夺利。因此，我和贾、吴、朱、张成为没有后台的孤儿，备受温派岐视，派我在第一组内担任什么“荐任技正”，只将我原来三百八十元工资加到四百元而已。另一最大原因，则是我单枪匹马破译外交日密成功，大大挫伤温毓庆在蒋介石面前密码权威称号，并因此造成导致大合并因素之一，严重损害他个人的经济利益。据《若干事》第十三页，霍实子先生写道：“密电检译所的经费，每月由蒋介石特别费二千万元项下开支四万元，向财政部孔祥熙支取，无需办理正式报销手续。而这四万元除办公费及近百名职员薪金杂费外，每月结余一万多元，均可塞进温毓庆自己私囊。所以温恐丢失密电检译所独家技术垄断。如要失去就等于把他的腰包倒掉”。我在军技室之所以压制，这确是主要原因之一。
我还清晰地记得合并后温毓庆第一次接见我的情景。他高个子，瘦长脸，一口广东口音；大概是留美多年的关系，洋派十足，态度潇洒。我进入他的办公室时，他很客气地站起来和我握手并请坐。首先他对合并时我交给军技室的关于已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码本所做的编排方法，极口称赞，说“你们有科学头脑，编排得简单合理，易于检译，比我们强多了”，接着他问我何时用什么方法破译成功，我如实一一作答，他赞叹道：“你们破译得层次高而又快，真是难得”。当我反问他：“听说你们密电检译所也有所成功，不知是在何时？”时，他却笑而不答，我也不便多问，略谈片刻，就告辞出来。这次会面，他给我的印象很好，文质彬彬，大有学者风度。可是，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没过多少天，听说他到香港转赴美国去了。从此，他杳如黄鹤，一去不复返。
温毓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温派人物更是讳莫如深，不肯透露真正消息，只说为着治病去港。当时我是被压制的局外人，当然蒙在鼓里，毫无所知，只是多少有点奇怪而已。
原来，温之匆匆而去，是内部权力斗争所造成的。前面说过，军技室内六个组正副组长除第四组外，都是温派独占，军统魏大铭对此大为不满，必欲去温而后快。霍实子先生在《若干事》中写道：“但是螳螂捕蝉，还有黄雀在后，军统魏大铭就不服气，不听温的这一套，连续发出谣言，说温毓庆将密电检译所的日帝外交密电的重要情报，以重价秘密售给英国特务，军统正准备报请蒋介石逮捕法办温。致使温于一九四０年四月一日军技室宣布成立时，作贼心虚，迟迟不敢就任军技室中将主任之职，佯称患绦虫病，先赴香港治疗后又赴美国不敢回来”。一九四０年六月，军统魏大铭奉蒋命，以军技室副主任代理主任。军技室初期的内部权力斗争，先是毛庆祥得势，旋被温毓庆所夺，最后落入军统魏大铭之手。但魏的胜利，只是昙花一现，为时短暂，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节叙述。
十二 白面书生横眉冷对千夫指
一九四０年六月即军技室正式成立后两个月，以温毓庆借口治病赴港不归，军统魏大铭奉蒋介石命，以军技室副主任代理主任。魏一旦大权在握，就横行霸道，先将亲共的李直峰调离重庆，任他为国民党军令部西安译电人员训练班上校主任教官兼军技室第十工作队队长，藉以切断他与中共之间的情报关系。后来魏又秘密拉拢第六组组长黄季弼加入军统特务组织。再发表军统特务刘泌为军技室秘书，军统特务方砚农为军技室第四组少将组长，军统竺烈民为军技室第六组第三科长，并不受军技室第六组管辖而直接受军统指挥。竺另开辟一间房子，关起门来秘密试验侦译八路军和汪伪军的中文密码电报，其他军统人员如张顺理、张铭勋、杨仕伦、关振铎、方坦怀、姚敦文、刘康、吴鹏等早已并入军技室的六个组。从此魏大铭既不撤销其在军统局私立架空的所谓特种技术研究室（简称特技室）组织，又欲将军技室也变成军统特技室，迫使毛庆祥不能行使其军技室副主任的职权。一九四０年秋，毛庆祥气愤的说：“特务机关没好人”（以 上 参照《若干事》）。魏大铭对于军政部研译室合并过来的人，特别对我，抱着敬远态度并不在意。他知道我们五人均有冶研究、研译、翻译于一炉的能力，比别人强些，但人数少而又无权，对他不构成威胁，故不以为意。又他也不敢拉我入伙，因为他知道我在中统呆过，便以为我是中统特务，当时国民党军统局与中统局这两个特务机关是互相水火，积不相能的，所以不会受他“青睐”。其实，我不是任何型号的特务，他不知情。他就任代主任后曾叫我去谈话，只见他面无笑容，故意摆臭架子，我也不示弱，傲不为礼，自己就座，与他面对面，不点头也不先开口。他见我这样，便露出流氓本相，做作地把右手一挥向右边摊满生硬地问我：“你就是池步洲啊”，我点点头不说什么。他大概看出话不投机半句多，便说：“以后见面机会多，今天就此... ”，我说一个“好”字便走出他的办公室。此人出身低微，没有教养谈不到有什么学问，有的是满肚子阴谋诡计，与温毓庆的学者绅士风度，截然相反，无法可比。这是我和魏大铭唯一的一次对面，半年之后他就被赶走了。
魏大铭之被从军技室赶走，富有戏剧性，而且剑拔弩张、针锋相对，更具有战斗性。在这次战斗中，霍实子先生起着绝对的领导作用，其功不可没。我当时位低言轻，没有与闻其事，只是事后略有所知。兹根据《若干事》，摘录于下，以飧读者。
魏到任伊始，就横行霸道，把军统特务作风妄想逐渐搬到军技室来。首先命全室人员都要缴交一寸半身照片三张。霍实子就想到他自从一九三六年在南京密电检译所至一九三八年调到汉口、重庆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均没有办过这种缴交照片的手续。而这次在重庆合并成立军技室，倒要有缴交照片一事，发生了疑问。霍除密报军技室副主任毛庆祥对魏应变外，当即请教从军统特技室合并到第一组的关振铎、张顺理、张铭勋（都是留日的）。据说他们之所以成为军统特务，是因为一九三八年在汉口，军统局盗用军委会名义，宣布以抗日的需要，公开招聘留日学生做翻译，他们报名参加招考时，须要缴交一寸半身照片三张。当考准领取月薪时，始知系由军统发薪，自己就这样受骗当了军统特务，被军统特务组织严加约束，如同一条锁链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想脱也不能脱了。这时军技室主任秘书王维钧适到霍家访问，对霍说：魏大铭下这道缴交照片命令，据说是防止我们同仁中有人逃跑便于缉拿。霍激动地表示，魏大铭已经不信任我们，把我们当作他的假想敌了。自从我们在密电检译所破译外交日密以来，没有任何同仁向日帝泄露过机密，出卖过组织，开过小差。我们对日帝是敌忾同仇，都是抗日爱国人士。而魏大铭竟敢把我们当作敌人来防范，不尊重我们人格，真是岂有此理。霍还认为要及早采取对策，王亦同意。遂去约第二组组长杨贻清、第三组组长杨肆、第五组组长施家干，到霍家开会商议，经一致决定，对缴照片一事，坚决予以抵制。至于第四组组长方砚农是魏大铭用进来的，第六组组长黄季弼态度暧昧，均未邀他们参加开会。魏大铭接到特务密报此事，即亲到霍家访霍，开门见山地对霍说：“你为什么要带头来反对我？你要知道你在第一组里所作的事情都掌握在我手里”。霍反问他说：“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魏：“你的妻舅吴恒山所译的情报，是你替他译的”。霍：“我为什么要弄虚作假，这样做，难道我霍某要向你讨好吗？你说我在第一组做的事都掌握在你手里，你已不打自招，原来你已派了军统特务潜伏在我第一组里做特务勾当。你休想把你军统特务作风搬到军技室来，我们是坚决予以反对的”。魏沉默了一会才说：“你这个人真跋扈！真跋扈！”，遂悻悻然走出霍家。霍也气愤地回到第一组积极进行挖掘潜伏在第一组的军统特务。查第一组设有一间组长室，两间包括整理在内的研译室（研究、破译也在研译室），一间包括打字在内的缮写室。还有由主任办公室派在第一组的专员丁于正，是研究法文密码的，阮文英是研究英文密码兼研译日文密码电报工作的。研译室有两间，地方甚为宽敞。每间研译室都在房间当中摆有一张颇长的木板台面，用几张高的板凳做台脚，很象裁缝所用的木台板，足有两丈多长。研译人员面对面地坐着工作。台上放有铅丝筐数只，筐内放着待译的密电报（即已破译成功的日文电报），由研译人员自觉自愿地取来翻译，译多译少，译长篇的译短篇的听便，不予规定，所以任何人都没有必要弄虚作假，代替研译。而且霍是一组之长，霍既不过问，还有谁来过问呢？由此可知潜伏在第一组的军统特务，肯定是不了解研译室情况的人。至于缮写室则有缮写员三人。当研译室的整理员把译好的情报陆续送到缮写室时，由缮写员随收随抄录。缮写员从来不进入研译室的，因此缮写员当然是不可能了解研译室的情况。霍经过这一分析，潜伏在第一组的军统特务，可以肯定是在不了解研译室情况的缮写员中。但这三位缮写员都是与霍共事多年的老同事，如缮写员戴继武原是密电检译所统计部的一名统计员。当密电检译所要由南京搬至汉口时，霍夫妇带着六个子女仓皇撤退，狼狈不堪。遂由统计部主任刘式如以戴年富力强、精明强干，就派他权当霍的副官，藉以沿途助霍照料孩子。因此，军技室成立时，霍就点了名戴的名，任戴为第一组的缮写员。这时戴见霍追查军统潜伏在第一组的特务，恐慌异常坐卧不安，才承认自己秘密参加了军统，给魏大铭做监视第一组并写小报告的。霍当即据以报告军技室副主任毛庆祥，作为反对军统魏大铭的有力证据。霍将此事商诸王维钧，认为其他各组亦会有军统潜伏的特务。遂由王去请杨贻清、杨肆、施家干等再到霍家商量，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推举霍去访毛庆祥，请毛庆祥即刻到室行使军技室副主任职权。而魏大铭闻讯也报告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邀请军技室各单位负责人到重庆张家花园云庐公馆吃饭。霍等就测知魏大铭又在捣鬼，请戴笠出面向霍等“招降”，企图釜底抽薪，变军技室为军统特技室。霍等再行开会准备应付。大家又推举霍，当戴笠讲话时，由霍相机应付。赴宴那天，王维钧、杨贻清、杨肆、施家干、方砚农、黄季弼、霍实子等由魏大铭带路到戴公馆。入席时魏大铭回避，退入隔壁房间。戴笠开口说：“霍组长是攻破日本外交密码的鼻祖，在座各位都是研究密码专家，我戴笠非常钦佩，希望各位和我们合作，把军技室搞好。魏大铭是我的部下，如果他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提出来，我叫他改正。”霍实子回答说：“戴先生为党为国。劳苦功高，我们是十分景仰的。可是你们军统所干的事情与我们所干的不同，我们都是白面书生，只会在办公室里做研究工作，不能和你们共事的”。
霍一边对戴说话，一边扫看在座的同事。只见方砚农、黄季弼面孔紧张，呆若木鸡。而王维均、杨贻清、杨肆、施家干等则频频点头，欢欣之情形于颜色。对魏大铭事，霍一字不提，这是霍等早就作好准备的。戴感到事情已成僵局，以软的一套不成，竟耍出他特务头子的凶相来，拍拍胸膛，大声说：“最近上海汪伪市长傅筱庵被暗杀，外间传说不是我杀的。这种传说错了。傅筱庵是我戴笠杀的”。戴想用这一套来吓唬霍等 ，霍等绝不会为他所吓倒。因为霍等早就知道蒋介石曾有过命令，凡是军统要逮捕一个将官级的官员，必须事先得到蒋的批准才行。而霍等不只是少将级的官员，还是蒋介石每天要赖以提供日帝情报，作抗日战争依据的负责人。况且这次敢于反对军统戴笠魏大铭，是以蒋介石内弟毛庆祥作为斗争的后盾。表面上是毛庆祥与魏大铭的权力斗争，实际上是军技室与军统局的机关性质的斗争，以致这个“鸿门宴”就吃得不欢而散。霍等回到军技室后，就马上团结起各组非军统人员，当然包括我在内的军政部研译室合并过来的主要骨干，而由霍等为代表向军技室副主任毛庆祥当面报告。既反对军统戴笠、魏大铭秘密向军技室派入潜伏特务，又反对军统戴笠、魏大铭公开抢夺军技室。更反对军统戴笠、魏大铭想硬把军技室改变成为军统的特技室。毛庆祥即据以呈请蒋介石于一九四０年十二月批准，明令把军统魏大铭等大小特务从军技室完全彻底干净地赶回军统。毛庆祥则奉蒋命以军技室少将副主任代理主任。从此军技室在重庆成为内无特务潜伏危险、外无特务机关干扰，保卫了军技室不变成为军统特务机关性质，而以一般抗日的秘密机关性质，屹立于重庆南岸的宝塔山下。
以上各节主要录自《若干事》第二十二页至二十六页，只有少数地方或略微删改，或插入本人所见所闻。就我的记忆所及，在“鸿门宴”后至由毛庆祥呈准蒋下令为止的过程中我们研译人员还有过一段短暂的“罢工”行动，即把每日破译出并翻译好的日本密电报扣押不送走，蒋介石看不到日本情报，便向毛庆祥问明原因，才使他断然下令把所有军统大小特务赶出军技室，否则也不会如此顺利。
再则军统分子之所以如此容易被全部赶走，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没有人才。日帝外交密电码系由密电检译所和军政部研译室破译成功，而魏大铭一伙则毫无所成，话就讲不响。合并后，军统局派少数留日学生如张顺理、张明勋等到第一组来共同工作，但我们对之防范严密，绝不透露个中秘诀，始终不使其有所得。魏大铭虽一时大权在握，也无可奈何。
还有，此事多亏霍实子先生胆识过人，警惕性尤高，一开始即对缴交照片一事洞烛其奸，团结同仁，挺身反对。“鸿门宴”时又能镇定自若，横眉冷对千夫指，蔑视戴笠的虚张声势，巍然不动，真所谓威武不能屈者也。若令戴笠、魏大铭阴谋得逞，则我们都成瓮中之鳖矣。如霍实子先生对祖国作出贡献，有胆有识之人才，晚年却受尽人间折磨，于一九八三年以八十五高龄不幸逝世。每念及此，不禁为之凄然。
十三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魏大铭一伙军统特务于一九四０年底被全部赶走后，军技室全体员工欢欣鼓舞，以极大热情投入破译日密工作，成绩显著。尤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事先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报成功，是我一生最感自豪之事，详见另文专述。
前文屡已提及，我们军政部研译室以我为首的五人破译班子，都是留日学生，既能研究，又能研译，更能翻译，冶三者于一炉，自始就不知有研究、研译、翻译的分工。合并到军技室后才发现温毓庆的密电检译所的做法，与我们大异其趣。他们特别重视研究人员，人数较多，而留日的学生反而偏少，而且只限制他们做研译和翻译，不得参与研究工作。只要看合并后的军技室编制及分工，便可了然。全室六个组中，除第四组收报、第五组总务、第六组中文密码外，第一、二、三组则专门破译日密，当然是全室核心所在。然则如何分工呢？第一组（组长霍实子先生）专搞研译和翻译，不负研究之责；第二组（组长杨贻清先生）、第三组（组长杨肆先生，专门研究陆军日密）则专搞研究，不负研译和翻译之责。第四组所侦收的日本密电报，规定送到第二、三组，待该两组“研究”成功（亦即恢复密电文的原来的文字次序，亦即所谓“文字状态”，但仍是密码）之后，再把密电文用英文打字机重新打出，然后才送第一组来研译和翻译。这种分工和编制完全是原来密电检译所的做法在军技室的翻版。当时我们军政部研译室五人被安排在第一组里，只搞研译和翻译，心里很不以为然。我不止一次对霍实子先生表示，我们有能力包办研究、研译和翻译，为什么硬性规定侦收的密电报只送第二、三组，剥夺我们的研究权利？何不把密电报也送到第一组来，大家竞赛，岂不更好？自毛庆祥掌握军技室全权后，初期还是一仍旧贯，维持原状。但第一组和第二组（当时第三组组长杨肆先生因组内各科科长及全组组员都是由军统并进来的，不甘与他们为伍，坚决抵制和军统特务共事，宁愿蹲在二组指导研究工作。详见《若干事》）之间本来就有一些矛盾，亦即留日人员与非留日人员之间存在着一定隔阂，前者对后者的垄断和自高，颇为不满，尤以我等军政部人员为然。毛庆祥自亦深知军政部人的实力，并为提高效率，接纳我的意见，后来让第四组所收密电报分送第一、二组，以资竞赛，霍实子先生自然只接受毛的命令。从此，第一、二组就掀起竞赛热潮来了。竞赛是紧张的，第四组一送来密电报，第一组便立即埋头于研究、研译和翻译，特别是在日方更换密码本后的头几天里，大家真是全力以赴，求其迅速破译，生怕落后。第二组自亦不例外。但结果表明，第一组往往领先。总的来说，竞赛是出效率而又有成绩的。但《若干事》里，霍实子先生，未曾提及，特为补充。
一个机关内部的权力斗争似乎是永远存在而不可避免的。在驱逐军统特务过程中，显然是以毛庆祥为后盾并由温派人物领导推动，矛头直指魏大铭及其后台军统头子戴笠，取得完全满意的预期胜利。当时温派自然踌躇满志，又可以维持其一统的局面。即我军政部人员虽一贯遭受温派遏制，局促于第一组的一隅，但亦以幸免于军统的特务统治，深引为慰，曾无丝毫野心。殊不料温派竞与毛庆祥代主任闹起别扭来了，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在鹬蚌相争中，我居然成为得利渔翁，殊非始料所及。
毛庆祥就任代主任之后，自然要安插一批亲信到军技室。例如第四组组长方砚农被赶走后，由毛的留法同学王兴智继任；新设第七组，专门搞法文密码研究，由毛的留法同学王俊杰任组长（王他调后，由毛的留法同学副组长丁于正升任）。第五组由毛的留法同学副组长余惠笃取代施家干为组长。秘书室内新任亲信张绍良为秘书。如此等等，就使温派势力缩小，与毛庆祥之间的磨擦则日益扩大。当时我们军政部人员孤处第一组的一隅，既无发言权，更无野心，只知努力工作，不管闲事。我们与温派之间来往极少，只有第一组组长霍实子先生曾在汉口的密电研究组共事，彼此熟悉，且同是留日关系，较为知已，时相过从。而与第二组的杨贻清先生、丁绪曾先生、第三组的杨肆先生和陈振泰先生等（这四位先生都不是留日学生）则根本不相往来，见面或开会时点点头而已。至于与毛派人物，彼此没有矛盾，见面时较为亲热，但也没有深入交谈。所以对当时毛温两派之间的矛盾，毫无所知。直至一九四二年上半年（确切时间记不清楚）温派发动第一、二组“罢工”时，还不知其所以然。不知他们因什么问题闹翻，温派重演当年驱逐魏大铭的故技，扣押已译出的密电文不往上送，旨在使毛庆祥屈服。当时我们军政部人员都还蒙在鼓里，毫无察觉。有一天毛庆祥找我谈话，告知温派罢工，并决定设立专员室，以我为主任专员，把军政部人员从第一组调出来，另设办公室，每天由第四组送来所收密电报，由我们负责研究、研译和翻译，以打破温派的挟制。毛庆祥的这一着可算绝招，立即收效，温派也不得不鸣金退兵，取消罢工。本来我们军政部人员在第一组里就是主要的骨干力量，深为霍实子先生所倚重，但我本人的职称，只是由荐任技正而科长而专员（贾、吴、朱、张等亦是专员），连副组长也挨不上。以合并前的成就而论，未免太不公平。无奈合并之初，即受温毓庆压制，屈居人下。但毛派人物却对我有好感，例如第五组的张廷启科长是毛的亲戚经常转告毛庆祥对我十分器重的信息，毛主政后尤然。对此，我则安于现状，不抱幻想。不料，温派突然发难，造成军政部人员的翻身转机。专员室编制约十多人全部是原军政部研译室旧同仁，都有军委会颁发的委任状，是属于军委会的正式编制。
专员室成立后的日日夜夜，略同于三年多前我首次破译日密成功，设立军政部研译室（前身是第四十三台）当时的情景，同仁们工作紧张，情绪兴奋，扬眉吐气，多年屈辱感为之全消。就我个人而论，此时以主任专员名义才与各组组长处于平等地位。就全室而论，已由以往第一、二组的竞赛转变为专员室与第一、二组之间的决赛，只许胜利，不容落后。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毛庆祥之制压温派策略，取得成功，军技室随之恢复平静。而专员室与温派之间的竞赛照常进行，直至第二年（一九四三年）十月我调任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少将主任为止，前后大约一年半。
军政部研译室人员在军技室内之受温派压制，是客观存在，有目共睹。我在第一组内除霍实子先生以过去有一段共事关系，感情融洽外，同组内尚有王瀛先生、袁学海先生、黄卓流先生等三位留日同学，为人忠厚老实，平等相待，故亦相处较好。但总的来说，对整个温派、其中特别是第二、三组非留日骨干人员，彼此无形中都有说不出的芥蒂存乎其间相互心照不宣，造成疏远，没有往来。
我记得只有杨肆先生家曾去拜访一次，也仅几分钟，说几句话而已。经过专员室的设立和随之而来的一年多的竞赛，彼此疏远依然如故，但没有加深也没有造成仇恨。这因为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抗战；再则没有利害冲突，他们照样当组长，拿高工资，挂少将军衔，我虽然换了较好听的职称，工资照旧，不至惹人侧目。平心而论，当年两方的竞赛，只有互相促进，共同提高，谁也嬴不了谁，唯一的好处对抗日战争作出更大的贡献而已。
到了晚年，我和当年的竞争对手杨肆先生和丁绪曾先生，先后在济南、上海两地过着共同的生活，遭遇相同（坐牢），处境一致，正如鲁迅那句话：“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三人成为无比的挚友，时相过从，推心置腹，共话当年巴山夜雨旧事，每乐而忘返。我爱讲笑话，把我们三人戏称为四代同堂的“三家村”。
惜乎，丁公已于一九八五年长眠九泉，我和杨肆先生又天各一方，昔日欢乐已不可再得，悲夫。
十四 攻防并顾 克敌制胜
我于一九四三年十月调任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副主任。旋因主任陈洁予调充军技室主任我即升任少将班主任。陈洁予是毛庆祥的妹夫，其所以取代毛庆祥，一因侍从室另设机要组由毛任组长，于是他身兼三职，实在忙不过来；二因军技室到了抗战末期日本陆军密电码研究仍无进展；第七组的法文密码研究自始本是因人设事，连眉目也谈不上；英文密码研究只有霍实子先生的妹夫阮文英一人徒拥虚名，实际上在第一组内搞一些日密翻译工作。剩下的只有日本外交日密尚能支撑局面而已。毛庆祥在军技室掌权三年之久，未能打开局面，自亦感到厌倦便秉蒋介石侍从室增设机要组之机，乐得把军技室这副担子推给别人。侍从室机要组下管四个机关，即军委会机要室（毛仍兼主任）、军技室、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及后来新设的军电管理处。
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据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已开办，抗战开始，迁到贵阳，即已停办。大约是一九四二年（确切年月不明）又在重庆恢复，由于地址校舍等问题，拖了不少时间，才于重庆南岸弹子石孙家花园附近找到班址。班主任以下设有秘书室、教育科、大队部、军需室总务科等，全部职员共三十多人。我之所以调任该班主任，也是抗日战争的需要。如果说军技室矛头直指日帝密电码，旨在破译它的机密，从而是进攻型的，则译电人员训练班旨在深沟高垒、杜绝日寇偷窃我方电报机密，从而是防御型的。原来国民党部队长对部队电讯机密重视不足，以致军事部署、部队调动等情况往往被日帝从截收的我方电报中所侦译。一个战役还未开始，日帝便了如指掌，甚至故意在同盟社新闻电中予以透露，扰乱我方军事部署。国民党军委会同各部队之间使用的密码本，系由毛庆祥机要室内中文密码专家编纂，具有高度机密性能，不易为日方所侦译。军委会下达军事部署、作战命令和部队长向军委会报告作战情况时，都用机要室颁发的密码本，大体来说是可以保密的。泄密的就在部队长之间私人的电讯上。国民党派系复杂，各有其关系网。他们是自己编纂的保密性能很低的密码本，互通情报，多被日帝侦译。日本人不必花大力气去研究军委会机密性高的密码本，便可获得我方许多军事机密。国民党部队长在这方面认识不足，认为自己编的密码本，没有被人看见，怎么会被译出来呢？有一次石友三（土军阀）驻重庆办事处处长打电报给石友三说：“听说我们来往电报，被‘中央’（指国民党）译出来了”，石友三回电说：“密码本是我和参谋长关着门编的，没有第三人看见，不会被中央知道”。其实石友山与日本勾结情况，早为蒋介石从其来往电报中侦悉无遗。国民党军官在密码本方面的无知程度每多类此。其次，部队里的译电员也图省事，不喜欢使用手续复杂、费时费事由军委会颁发的密码本，除与军委会通电讯不得不用外，其他部队相互之间的电讯自然乐于使用自编的密码本。这就是抗战期间军事泄密原因的所在。于是蒋介石便设立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轮流调训部队的译电主管及译电人员。训练内容第一告诉他们密码本编得不好，就会被敌人（指日本）破译出来的道理。叫学员们用自编的密码本译成电文，交给我们班里富有中文密电研究经验的教官，破译之后再给他们讲解，使他们恍然于密码本的重要性，乐于使用军委会颁发的手续麻烦的密码本。其次则教他们如何编好保密性能高的密码本。该班前主任陈洁予另调他职，由我接替，从第十九期办起（按这个期数系从抗战前开办时算起的，事实上在陈洁予任内只办二、三期）到第二十四期止，二年三个月共办了六期。每期短的三个月，长的半年，总共轮训部队里译电科长、译电员等约六百名。记得傅作义将军的部队派来学员特别多，几乎每期都有，足见他对此的重视。班内教育科科长是施啸龙，安徽人，精明能干，深为得力。总务科长孙辅元，东北人。大队长马国麟，军校出身。中队长黄某，四川人，名字忘记。秘书刘某，名字忘记。分队长有阮观顺等四人。班内教官有专任的和兼任的两种。专任教官中，贾秉文系主任教官，上校级，乃从军技室调来，傅家镛中校级，瞿佑春少校级亦是来自军技室。我另聘留日同学胥日新兄来班担任上校教官，他系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毕业，负责电磁学课程。杨汝淦系上校政治教官，亦是由军技室调用。兼任教官有聂文逊、黄季弼（均是中文密码专家，曾任军技室第六组组长），卫杰民、杨慎公（均系军委会机要室密码及编本专家）等。课本都是各教官自行编写，内容很有价值，我曾珍藏，惜被抄没。上述主要同仁除胥日新兄外均不知去向。我与胥兄重晤，乃在八十年代初，他偶然在报上见到我名字，经过联系，始得劫后重逢，亦云幸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