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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贫穷农家多余的孩子，在放牛、割草中度过了童年。十岁才上小学，却只用九年时间，就完成了别人要用十二年才能完成的学业，并以优异成绩被家人送到东京大学去留学。毕业后在中国驻日大使馆工作，娶了美丽贤惠的日本女郎为妻，生有一子二女，生活安定而优裕。“七·七”事起，出于爱国之心，毅然于半个月后冲破重重阻力，挈妇携幼，回国抗日。
一、天才少年，闻一知十
一九○八年二月十八日（阴历正月十八），刚过了元宵节不久，池步洲出生在福建省闽清县四都溪源乡墘头厝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排行第八。
那一年，慈禧太后寿终正寝，三岁的宣统皇帝即位，民主革命的风云正席卷着神州大地。
“都”，是清代一种县以下的行政区划建制，比乡村大些。一般是若干个自然村联合在一起称为一“都”。一个中等县，大都有十几个“都”。民国改元以后，撤销了“都”的建制，有些地方，却依旧保留用“都”作为地名。最近沿海地区有些县市撤销了“区”的建制，改为“镇”，一个县往往有二十几个镇。这种“镇”，就相当于清代的“都”。
乾头厝是个池姓人聚族而居的小村子，全村不足百户人家，坐落在半山坡上，背靠高山，面对清溪，山上树木郁郁葱葱，溪旁梯田层层叠叠，好一派江南的农家景色。但是在附近的几个村子中，却数乾头厝这个村子最为贫穷。
闽清县，在福建省的东部，闽江的下游，大拇指山的东麓，古田的南面，福州的西北。江南沿海山区的共同特点，是山明水秀，风光旖旎，百姓勤劳，民风淳朴；但是人多地少，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生活贫困。这里虽然生产水稻、小麦，但是贫苦农民却长年以白薯为主食；这里虽然盛产柑橘、橄榄，但那是供应吃得过饱的财绅富户们消食醒酒止渴生津的果品，跟饥肠辘辘的穷人，有什么缘份呢。
正因为闽清县人生活困苦，顺江而下到达福州又比较方便，因此这里的人到福州去谋生的比较多，飘洋过海到南洋去做发财梦的也比较多。
池家本是一个世代务农的家族，但是自己的土地却少得可怜。分家的时候，池步洲的父亲只分到了七分地。清光绪二十八年， 闽清遇上少见的大旱，夏季赤地千里，秋季颗粒无收。种粮食的没粮食可吃，庄稼汉子们看不下老婆孩子啼饥号寒，无可奈何，纷纷离开了无法养活自己的土地，外出觅食。步洲的父亲流落到福州，学会了泥瓦匠手艺，后来就以此为业。第三个儿子步汉刚刚长大，他就带在身边，常年累月地在福州干泥瓦匠活儿。家里的农活儿，则留给大儿子步瀛带着一帮小的们一起干。第二个儿子步云刚刚成年，就“当兵吃粮”去了。
在聚族而居的村落中，一向有“大排行”“小排行”的说法。池步洲家，按“小排行”排，即按亲兄弟姊妹的次序排，在池步洲的上面已经有了七个哥哥姐姐：大哥步瀛、二哥步云、三哥步汉、大姐步雯、四哥步章，下面还有两个未成年即夭折，所以池步洲排行第八。如果按“大排行”排，即按父辈叔伯的子女也就是堂房兄弟姊妹的次序排，他那个当兵在外的二哥步云是“五哥”，在池步洲下面，在他的那一帮党房弟弟妹妹面前，他还是个“十五哥”呢。
富人家添丁进口，是一件大喜事；穷人家多了一个儿子，是一件大苦事。何况他家子女众多，既不是三代单传，指着他传宗接代，也不是缺少劳力，指着他耕田割稻，更不妄想让他去读书上进，求个一官半职，指着他光耀门楣。家里添了个“小八”，做长辈的虽然也说几句“儿子多，福气好”之类的吉利话，但是食指繁多，生计维艰，既然已经来了，做父母的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长叹一口气：“又添了一张嘴！”表示无可奈何。那年月，没有计划生育，不该生的要生，不想生的也要生。没有人会想到，正是这个“多余的小八”，他年却会是个旷古的奇才、建立卓著功勋的英才呢！
小步洲几乎是在自生自灭的环境下度过了他的幼年和童年。宣统皇帝溥仪三岁登基，他三岁正好赶上辛亥革命。那一年，他二哥步云正好在福州，听了街头演说，觉得青年人在大变革时代应该出去闯闯世界，寻找自己的出路，给父亲打了个招呼，就报名当兵，跟随革命军北伐去了。
步洲的父亲和三哥外出做工，家里租来的几亩田，本来靠大哥、二哥耕作；二哥没种几年田就当兵去了，靠大哥一个人独力挑起农田劳作的重担。有一次夜间下起了暴雨，大哥摸黑下地去排水，浑身淋得湿透，落了个风湿病，严重的时候，连路都不能走，从此无法下地干活儿，所有的农活儿，就落到了母亲和几个小孩子的肩上。
母亲从小缠足，以前除家务和育儿之外，天天晚上都要纺纱、织布到深夜，如今为了一家的口粮，不得不带领一帮儿女扛起锄耙下地干活儿，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溥仪退位，废除帝制，改行共和以后，村子里也办起了新派的学堂。与池步洲同年的小伙伴们，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一部分家境比较好的，背起书包上学去了；他却因为家境贫困，无力上学。
按照传统习惯，外出做工的人，都要回家来过年。学校的老师趁“主事的”在家，也曾经特地登门拜访，动员做父母的让小步洲入学读书。小步洲也曾经瞪着渴望的眼睛，满心以为父母亲会很痛快地点头答应，但父亲只是摇头，默默无言地把老师送出了门去。小步洲失望了，只好含着泪水去求母亲。天下做父母的，哪有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读书上进、出人头地的？可是家里穷，除了地里的庄稼之外，全部财产就是一头猪、一头牛，拿不出对穷人说来算是一笔“巨款”的学杂簿籍费来，可是看看孩子那充满着希冀和祈求的目光又不忍心让孩子失望，就编了一段是瞎话也不是瞎话的话来哄他：“等你五哥当了官回来，家里有了钱了，就送你去上学。”
说她娘的这句话“是瞎话也不是瞎话”，那是因为他二哥也就是大排行的五哥步云当兵以后，作战勇敢，为人正派，受到了长官的赏识，已经被保送到保定军官学校去受训，一旦出来，大小总有个官儿当当。老人都爱小儿子，在母亲的心里，也许确实这样想过，也许只是随口说说。但在童年池步洲的心里，却无异于用刀子刻下了一道“记事沟”，是他每天夜里都要重温几次的美梦。于是，他盼望五哥“衣锦还乡”，比家里任何人都焦急。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在富家子弟都去上学的年龄，他却只好拿起鞭子和镰刀，跟穷人的孩子一起上山去放牛割草。整个童年时代，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放牛娃。六岁那年，他被黄牯触倒在梯田底下，肩头被撕开一个口子，直到如今还留着一个明显的伤疤。
但是他最喜欢的却是读书写字。他是个懂事的孩子，知道家里的境况，没有缠着爸爸、妈妈哭着喊着：“我要上学，我要读书！”他有他自己的主意：不识字，向同村的小学生学，没有书，到处去借，没有纸笔，就用树枝在地上划。书中那些“囊萤映雪”、“凿壁偷光”的故事告诉他：英雄不怕出身低，只要有志气，鸡毛也会飞上天！
一九一六年，他亲二哥即大排行的五哥从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毕业，果然得了个一官半职，分派在福州督军公署见习，身着戎装，“衣锦荣归”地回家探望父母来了。
这一年，小步洲已经九岁。五哥当了个小军官，这他不稀罕，但他认定：这一次，母亲总该实现她的诺言，送他去读书了吧？
五哥到家的那一天，他比谁都高兴。尽管他和这个哥哥几乎不认识，更谈不上有什么“感情”，但他没等五哥喘上一口气，拉住了哥哥的手就讲他母亲的许诺，讲他自己做了多年的梦。这个梦，他要他母亲兑现，要他五哥帮他实现，还特地细叙自己为了实现这个梦而做的准备，而作的努力。
他五哥惊讶这个弟弟的志气，随手拿出一本书来，要小弟弟读。这书当然是大人的书，小步洲不可能见过，但是居然结结巴巴地能够读个八九不离十；拔出钢笔来让小弟弟抄几个字看看，尽管小步洲从来也没摸过这种“洋玩意儿”，歪歪扭扭地居然能够把一行全都“描”了下来。遇有不认识的字或不会写的字，只要给他讲一遍，就能够举一反三，闻一而知十。他五哥走南闯北，读书不多可阅历丰富，学问不深可见识广阔，像这样没有上过一天学却能读书写字，而且过目不忘，有特殊天赋的孩子，可实在不多。他自己就因为小时候没有上过学，进了保定军官学校以后，赶起功课来，比别人吃力得多，体会十分深刻；如今家里有了这样的读书种子不去读书，实在太可惜了。那年月，家里只要有一个人当官，经济状况就会有所改善，正计划着全家迁到福州五哥的任上去，从此家里再也用不着小弟弟去放牛了。池家没有一个读书郎，如今条件允许，谁家不希望孩子上进哪？
五哥一口答应下来：只要小弟弟的功课年年优异，上中学，上大学，哪怕倾家荡产，也要培养小弟弟成才！
当年他们全家搬到了福州，少年池步洲这才有机会穿上洋布做的学生装、背上母亲缝的土书包去上小学。那一年，他都已经十岁了。
二、五哥五嫂，卖田助学
池步洲上学以后，头两年，由他五哥亲自课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年后，五哥调任东北吉黑江防司令部当教官，家里就没人辅导他了。但凭着他点头知尾、过目不忘的高智商，在班内的成绩，不论国文还是数学，始终名列前茅。五哥恪守当年的诺言：小学毕业了供他上中学，中学毕业了供他上大学。他自己呢，入学以后，深知“上学”二字来之不易，从此三更灯火五更鸡，悬梁刺股，刻苦发奋，经过好几次跳级，仅仅用了九年时间，就修完了别人要用十二年时间才能修完的学业，终于在十九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了。
他比别人晚读四年书，却居然与同龄人“正点到站”，仅此一项，就已经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
十九岁，这对一个男性青年来说，是既可以出去工作也可以继续求学的年龄。这时候他五哥已经调到了葫芦岛航空学校当队长兼教官，就把他叫到葫芦岛，介绍他到葫芦岛海军学校轮机班学习。不到一年，五哥奉调回福州，池步洲也觉得自己不是个当兵的材料，而且是个近视眼，更不适合当海军，就辍学随五哥回到了福州。
对于幺弟的出路，家人们颇费一番思虑。父母亲主张他考国内的大学，而当时从福州去日本留学的青年颇多，花销也不算太费，俭省点儿，一年有二三百块大洋就够了，比在国内上大学，也贵不了多少。五哥、五嫂都主张他直接去日本求学，同样上四年大学，却是留学归国的学历。能够出国去镀金，父母当然不会反对，难的是这笔学费一时间难于筹措。池步洲之所以能够上学读书，靠的是他五哥的培养。但他五哥到底是个小官，一下子拿出好几千块钱来，也难于办到。五哥当兵出身，后来进了军校，直到三十四岁当了“官”了才返乡完婚。五嫂毕业于福州协和幼教师范，是一位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为了让这个“神童弟弟”出洋留学，五嫂一口答应：钱的问题，由她去想办法解决。
于是池步洲先进福州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日语，一年后毕业。这期间，五哥罄其所有，五嫂煞费苦心，卖了陪嫁的田产和金银首饰，凑足了三千块大洋，接着又做衣服、置行装，体体面面地打发幺弟上了船，送他到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去深造。大家都希望他学成归国，为家乡的建设出力，为祖国的富强出力。
五嫂此举，第一固然是她出身名门，深明大义，胸襟广博、眼界开阔，不仅仅想到要培养自己的儿子；第二如果不是池步洲的学业确实优异，知书识礼的五嫂，大概也不肯卖了田产和嫁妆去供养一个纨绔子弟在外国挥霍的。
三、人也传奇，婚也传奇
到了东京，住进神田区神保町由马伯援先生主办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宿舍内。这是一座二层楼房，楼上有十几间宿舍，专供中国留学生住宿；楼下有食堂，供应中国饭菜。还有一个大会场，能容纳好几百人，经常举行各种报告会、座谈会。所有员工都是中国人，待人亲切，收费公道。凡是新来乍到的中国留学生，大都先住在这里，等考上学校以后，另行搬迁。即便不是住在这里的人，也可以自由进出，或用餐，或看报，简直就是一个“留学生之家”。
这里是东京的文化区，交通方便，书店特多。除了明治大学和法政大学之外，宿舍的附近，就是有名的“东亚日语学校”。这也是专为中国留学生而办的，设备与师资都不错，开的班次很多，上午、下午、晚上任凭选择。池步洲虽然在福州学了一年日语，但离精通，还差很远。因此安置了住处，立刻就去报名补习日语。直到考上了早稻田大学，才迁到大学附近去租屋居住。
最初租的一间房间，为了省钱，先后曾和好几个福州同乡合住。房东夫妇已届中年，膝下犹虚，对待房客，就像自己孩子一样，照顾得很周到。他家晚上经常来一些日本姑娘，混熟了以后，也常常到池步洲的房间里来说说笑笑，醉翁之意，似乎另有所图。但是池步洲当时年纪尚小，再者出国求学，十分不易，只知一心扑在学业上，无心谈情说爱，姑娘们见他是“木瓜”一个，油盐不进，时间一长，也就不大到他的房间里来了。
后来，池步洲搬到一所大型的“下宿屋”（即公寓）里，一共有几十间房间，都是一个人住一间。房东雇了一个下女，专门给房客们打扫房间。她年纪不大，体态风流，常以整理房间为名，这个门进，那个门出的，跟这些孤身在外的单身汉们混得很熟，在他们的房间里一呆就是半天。
有一天，池步洲早起正叠被子，那个下女笑嘻嘻地推门进来，一边问“池先生家里有夫人吗？一个人在日本，不孤单寂寞吗？”一边就往他身边靠，池步洲连连往后退，退到没有地方可退了，终于被那下女拦腰抱住，不但脸蛋儿贴了过来，还肆无忌惮地上下乱摸。池步洲是个书呆子，向来目不斜视，心无旁务，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吓得他一把推开那个下女，就慌慌张张地逃到隔壁同乡人的房间里去。
同乡人见他面红耳赤，举止失态，问他怎么回事儿。他结结巴巴地叙述了刚才的一幕，还觉得极不好意思，那同乡人听了，哈哈大笑地告诉他：房东之所以要在公寓里安排一个下女，名义上是打扫房间，实际上就是为解决单身房客的孤单寂寞，并以此为招徕房客的手段，只要花极小的代价，就可以春风一度的。他笑池步洲是只大傻猫，连送上门来的鲜鱼都不知道吃。池步洲听了这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连连摇头咋舌。生怕那个下女再来缠他，急急忙忙找了个地方，很快就搬走了。房东用以招徕房客的手段，在他面前不但无效，还适得其反。
池步洲后来才知道，中国留学生跟下女有暧昧关系的事情，在日本那是司空见惯的。比较有钱的人，干脆一个人租用一套“贷家”（即租用一套房子），再雇一个年轻漂亮的下女，俩人是什么样的关系，都是公开的秘密。池步洲是乡下来的土包子，道德观念很深，没见过这种世面，再说，他一心求学，不但从来没有考虑过婚姻问题，连男女之间的交往，也很少参与。
天下的事情，往往你不去找它，它却会来找你。池步洲一心读书，上学期间，根本不想搞对象，更从来没想过要娶个日本姑娘做老婆，却偏偏阴差阳错地在上学期间就谈上了恋爱，搞上了对象，没等毕业就结了婚，而且妻子竟是个日本姑娘！
这事儿说来话长，其实也很简单。
前面说过，神田区神保町的那个基督教青年会宿舍，有个能容纳好几百人的小会场，旅日华人常在这里举办一些茶话会、座谈会、报告会之类，每逢周末、假期，池步洲也与朋友们一起去参加。那时候，留学生中间的政治倾向很复杂，有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员，有公开的国民党东京支部，还有无政府主义者及社会民主党人之类，因此集会上的演说，往往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拥护的拼命鼓掌，反对的就跺脚、吹口哨，会场上有时候会乱得一塌糊涂。池步洲是从来不问政治的，对这些活动不太感兴趣，倒是有一些与文学、历史、社会有关的报告会，常去听听，有一些以小同乡为范围的茶话会、联谊会之类，也去参加。
一九三三年的暑假期间，有一次，他到基督教青年会去参加一个茶话会，在会上认识了一个日本姑娘白滨英子。她出身神户望族，美丽而娴静，刚从高等女子中学毕业，跟同学到东京来观光游玩。她读过一些中国作家的小说、散文，对中国特别感兴趣，恰巧她的同学有个中国留学生男朋友请她参加茶话会，把她一起拉来了。她不懂中国话，也没有熟人，尽管别人说得云苫雾罩，天花乱坠，她却一句话也插不进去，只能干坐着。池步洲的座位正好就在她旁边，见她枯坐无聊，就用日本话跟她有一搭没一搭地瞎聊。聊着聊着，池步洲发现英子姑娘对中国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于是就越聊越起劲儿，越聊越热乎起来。
茶话会以后，英子姑娘到池步洲的“下宿屋”来礼节性地拜访过他一次。她见池步洲读书很用功，人品特别老实，产生了爱慕之心，互相谈了谈身世，话也更加投机起来。她比池步洲小五岁，当时只有十九岁。她很羡慕池步洲能够出国来上大学，为自己不能继续升学而感到遗憾。
此后，她借口“顺路路过”，又到池步洲的小房间里来过两三次。对于英子小姐来说，明明已经是一见钟情了；但对于池步洲这个书呆子来说，还认为英子小姐的来访，只是礼节性的或友谊性的，没有丝毫男女私情在内。
当时池步洲和一个福州同乡叫郑谋平的合住一间房。郑谋平学徒出身，比池步洲大五六岁，为人非常忠厚老实，与池步洲情同手足。他只有初中程度，不甘心一辈子经商站柜台，立志出国求学，但日语一句不会，等于从零开始。所以和池步洲同住一屋，处处“借光”。英子小姐几次来访，言谈话语中，连郑谋平那半瓶子醋的日语水平都已经听出点儿苗头来了，池步洲自己竟还不相信，说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暑假还没结束，英子小姐就回神户去了。到家以后的第二天，就给池步洲写来一封报告平安到达的信。字写得很娟秀，文字也很通顺。从此两人保持通信关系。信当然也很普通，不会谈到爱情什么的。只有一次英子小姐的信中末尾加了一句：“池サンガ大好キ”（我大大喜欢池君），颇令池步洲受宠若惊，似乎也意识到爱神并没有忘记他这个书呆子，如今果然光临了。
当时，池步洲已经是早稻田大学机电工程系的三年级学生，还有半年多就要毕业了。他五哥不但关心弟弟的学业，也关心弟弟的婚事，曾经给他寄来过好几张福建姑娘的照片，要他选择一个中意的，以便说媒撮合。池步洲看来看去，一个也不中意，再说，自己还在读书阶段，谈婚事未免过早，就回信说这几个姑娘都有点儿“寡妇相”。家里人最忌讳的就是“兆头”不好，见池步洲这样说，也就暂时不提。现在，居然出来一个日本姑娘向他表示好感，怎么办是好？想来想去，第一他根本就不想在大学毕业以前谈恋爱，第二更没有想过要娶个日本姑娘为妻，可是又不便于 直截了当地表示拒绝，好在英子小姐的话说得很含蓄，并没有火辣辣地直言“我爱你”，池步洲就学一个从命人装糊涂：照常写信，但信中根本不提这件事儿。
事有凑巧：有个姓俞的同乡，夫人要回国，已经买好了船票。当时往来于中日两国的航班，一共有两艘船：一艘叫长崎丸，一艘叫上海丸，停泊的口岸是中国的上海和日本的神户。偏偏开船的那一天，那个同乡人有重要的事情不能脱身，急切中听说池步洲有个女友在神户，就来求他，请他代送。郑谋平在一旁极力撺掇，连说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池步洲本来就是个热心人，二者也想趁此机会见见英子小姐，就慨然应允了。
到了那一天，池步洲和俞夫人坐火车到了神户，一看表，离开船时间还有三个多小时，就一起先去拜访英子小姐。白滨家人热情款待，聚谈了一个多小时，开船的时间快要到了，池步洲辞别了白滨家人，送俞夫人上船。英子小姐坚持要一起送行，于是就三个人就一起到了轮船码头。
把俞夫人送上了船，英子小姐又依依不舍地送池步洲到火车站，这才握手告别。整个过程，前后不过三个小时，说的话也极平常，根本就没有提到“爱情”两个字儿。
池步洲回到东京不久，收到了英子小姐的一封信，说是那天她回家以后，家里人就问她：登门拜访的这个小伙子，是不是她的男朋友。英子小姐坦诚地承认了，不料为此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父母长辈们几乎全都反对她嫁给中国人。为此她已经与家里人闹翻，并促使她提前做出愿与池步洲白头偕老的决定，要求池步洲支持她，她不久即将到东京来。回信的地址，就是带她到东京来的那个女同学家。
接到这样的来信，池步洲可真傻了眼了。所说的“支持”和“到东京来”意味着什么，当然清楚不过，可是自己从来没在英子小姐面前表过态，连一个“爱”字都没有说过，怎么突然就谈到婚娶问题上来了？
他自己左思右想，一时间决断不下，先与同房间的郑谋平商量。郑谋平一听，立刻鼓掌表示百分之百地赞成。他认为英子小姐具有日本女性的一切优点而没有日本女性的任何缺点，这样的姑娘打着灯笼都没处找去，如今主动表示原意“下嫁”，应该说是池步洲前世修来的福气。再说，一个姑娘已经下了这样大的决心，如果池步洲说出一个“不”字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可就很难估量了。
一席话，说得池步洲频频点头。他对英子小姐本来就颇具好感，经郑谋平一点破，越想越觉得英子小姐的可爱非比一般。再与其他同乡、同学们商量，凡是见过英子小姐的，几乎是异口同声、众口一词地表示赞同。大家的支持，坚定了池步洲的信心与决心，当即给英子小姐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一方面表示感谢她的青睐以及自己喜获知音的欢欣心情，同时也如实说明自己目前的处境和经济力量，希望等到他大学毕业以后，再举行婚礼。
没有想到的是，池步洲的信发出不久，即收到英子小姐的来信：她已经跟家庭决裂，现在住在女同学家里。既然池步洲答应娶她，她打算立即到东京来成婚，仪式不妨一切从简。
这又将了池步洲一军。没有想到这个温顺的姑娘，在自己的婚事上如此坚决，反抗的决心如此坚强。事情既然发展到了这一步，也只得顺其自然了。如果不是出现这样的变故，他是怎么说也不能在读书阶段而且是即将毕业的关键时刻结婚的。
既然要结婚，再怎么“从简”，“家”总是要有的，总不能把郑谋平轰出去就在这“贷间”里成家吧？于是就跟郑谋平商量怎么租房子的事。郑谋平虽然极力赞成他娶英子，第一没想到会这么快，第二他还真离不开池步洲。因为他刚来日本不久，不但日本话还说不好，一切生活上、学业上的事情，都还要池步洲照顾。听说池步洲要搬走，他不好意思地提出一个“不情之请”，要求池步洲结婚之后，依旧与他同住。
真是什么奇怪的事情都让池步洲给赶上了。他不加思索，微笑着点点头，表示不把郑谋平赶出家门。于是两人乐呵呵地一起出去寻找“贷家”。当时东京的房子还不紧张，招租的空房子到处都有，不久就说定了一处：三间房间， 一间榻榻米六叠（榻榻米是一种用稻草做的铺地厚席垫， 一叠就是一块席垫，日本人的习惯，就用“叠”计算房间的大小） 做新房，一间四叠半的给郑谋平住，另一间三叠的共用。煤气、水电、厨房俱全，还有一个挺大的院子，四周环境颇为清静，租金本来就不算高，由两家分摊，更节省了。
接下来，粉刷房屋、添置被褥家具、购置炊具等等，把一个单身汉所能想到、所能做到的“家”尽可能好地布置起来。幸亏有郑谋平的全力帮助，俩人忙活了一阵子，不久就算初具规模。反正所有的一切都要等女主人来了以后重新设计过、布置过，目前只要说得过去就可以了。搬进新房以后，雇了一个中年女佣，又跑了一趟横滨，与当时担任横滨领事馆副领事的福建同乡张振汉先生联系，请他来当主婚人。安排妥当以后，这才写信告诉英子小姐。很快英子小姐的回信到来，说定了来东京的火车车次，届时要池步洲到车站去接。
池步洲接到了这封信，就决定以英子小姐到达的日子为举行婚礼的日子。他再次到横滨去通知张副领事，并在横滨中华街一家中国餐馆定了酒席，所有邀请参加婚礼的朋友也都一一通知到。池步洲满心喜悦，就等着做新郎官了。
到了那一天，时届初冬，气候还不太寒冷，池步洲兴冲冲地提前到火车站去迎候。好不容易等到说定的那一次车到达，但却不知道是第几节车厢，人流如潮中，池步洲从车头找到车尾，又从车尾找到车头，直到所有下车的旅客全都散尽，还是不见英子小姐，心想一定是她家阻挠，又出了变故了。月台上已经车去人空，再等也无益，只好怏怏而回。
一进家门，却见英子小姐已经坐在屋里，正与郑谋平及女佣说话。这一刹那，真是喜出望外。英子小姐经过修饰，更加容光焕发。原来，她下车以后，左找右找不见池步洲的影子，以为看错了时间，就按地址找到新居来了。
这一下皆大欢喜，立刻驱车赶到横滨，进入酒家，宾客们也先后来到。入席以后，由张副领事讲了一番勉励的吉祥话，婚礼就算完成。既没有相互鞠躬之类的仪式，也没有书面的证书，更没有到日本有关官署去登记。当时日本姑娘嫁中国人完全自由，不需要什么手续。池步洲是中国人，有代表政府的张副领事主婚，婚礼虽然简单，却是隆重的，合法的，也是充满着传奇色彩的。
四、 闽国租界，周末沙龙
一九三四年春，池步洲从早稻田大学工学部毕业，英子小姐也已经怀孕，临盆在即。因此，当务之急，是赶紧找一份工作，以维持一家的生计以及生儿育女的花销。
经朋友们介绍，得知驻日留学生监督处需要一名兼通中日两国文字的职员，池步洲前去应聘，一谈就妥。工作不重，收入足够家用。
留学生监督处一共就六个人，监督以下，一个教育科长，一个总务科长，一个日本雇员办理日文公函文牍，一个不懂日语的中国雇员专管收发。池步洲去后，专门办理留学生的入学事务。
当时中国政府规定：中国留学生要想报考日本某大学，事先必须将文凭交到监督处审核，开具一份证明给学校，池步洲做的，就是这一工作。事实上留学生中只有一部分人到监督处来登记并领取介绍信，另一部分人，是靠私人介绍入学的。日本几个著名大学的教授们欣赏的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并不在乎有没有介绍信。由于池步洲经常跟各大学的教务处联系，认识了不少大学的教务处负责人。他跟这些大学的学者们混熟了以后，也介绍一些有特色的学生去免试入学，监督处也不过问。因此监督处的存在与否，对留学生的关系并不是很大。
一九三五年五月，池步洲见监督处的公务并不是很繁忙，不妨利用这段时间再学一门功课，就办好了法政大学经济学部的入学手续，每周去听课一二次，其他课程领回讲义来自修。
池步洲到监督处工作以后，为图近便，在东中野城山町另租了一栋上下两层的“贷家”，楼下一大一小两间，大间作为客厅，小间作为饭厅，另外还有厨房、浴室、厕所；楼上两间，是池步洲夫妇和儿女们的卧室。房前的院子挺大，种有一些树木，四周有围墙，独门独院，清静而宽敞。房右有一家出售鸡鸭猪肉的小铺，还有几家米店、酒店、文具店、杂货店，生活堪称便利。于是，单身的中国留学生特别是福建籍的学生，经常到他家里聚会。由于他在监督处工作，新来的留学生都要通过他报考大学，而英子小姐又热情好客，于是朋友们越聚越多，无形中不但他家成了同学会或同乡会的会址，而且以他家为中心，先是郑谋平第一个搬到附近来（他那时候已经考取了农业大学， 日语也有所长进）， 接着乡友们纷纷搬到东中野来住，没搬来的也经常到这里来聚会。日子一长，于是东中野一带，就逐渐形成一个小小的“闽租界”了。
每逢周末，只要池步洲在家，同乡们无例外地总要到他家来聚会，清茶一杯，妙语三千，家常便饭，胜似国宴。真是高朋满座，少长咸集，十分热闹。就在平时，也常有客人来。至于逢年过节，则十有八九都聚集到他这里来欢度。有时候国内来了前辈同乡，则大都在一家叫做“山东轩”的中国菜馆聚餐。来客之中，有的是日本士官学校学生，皮带刺刀，全副武装，少年英俊；有的是学画的美院学生，每次来聚会，大都在野外写生之后，因此随带画具，锦囊彩笔，风度翩翩；有的是妙龄少女，长袍短裙，淡妆浓抹；有的俨然学究，长衫马褂，秃发虬髯；有的自命不凡，怪腔怪调，好发高论；有的性格内向，只会微笑，沉默寡言。尽管性格各异，男女有别，但是一到了池步洲家，就像到了自己家中一样，人人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或友人的趣闻逸事公诸于众，以求同乐。欢乐融洽，非比一般。
有个福州同乡叫章振乾的，比池步洲只大一岁，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经济系，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联合李济深等人反蒋，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章振乾曾出任政府机关报《国光日报》的总编辑。革命政府失败，他掩护同志安全脱逃以后，自己也与未婚妻一同来到了日本。此人以敢说敢干、侠肝义胆而著称，待人接物，热情慷慨，性格爽直，交游广阔，不仅天赋聪明，文字功底也极为深厚，且善于言辞，谈吐高雅，间有幽默，亦庄亦谐，恰到好处，真是文思敏捷，妙笔生花，滔滔不绝，满腹珠玑。每次聚会，只要有他在座，就会妙趣横生，气氛盎然。
张振乾虽然是与夫人同来日本，但当时尚未结婚，他们夫妇不但都是池步洲“家庭沙龙”的常客，而且成了各种活动的“龙头”。每逢聚会，他会组织大家搞一些别开生面的游戏，逗得大家开怀狂笑，皆大欢喜。有一年新年，乡友们在池步洲家集会，他除了自撰一些灯谜挂在墙上供大家猜之外，还特地写了一篇新山歌，由两个人用福州方言和地方山歌调演唱，用竹笛和口琴伴奏，大家一起帮腔，把除夕新年搞得热闹极了。
章振乾才气横溢，文思敏捷，落笔不俗，且特别善于观察。他把“闽租界”里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写成了一部妙趣横生的游戏笔墨，叫做《中野春秋》，构思巧妙，文笔幽默，把旅日乡友们描绘得淋漓尽致，唯妙唯肖，堪称绝唱。这部“沙龙文学”，当时曾用恭楷录出，并拍成照片分赠大家，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早已湮没无闻。下面的《中野春秋·序》，是他将近九十高龄时根据回忆写出的，即此一点，也足以看出章老先生当年的智力与才华。
中野春秋·序
窃闻：千秋青史，强半无征；百代文人，每怀作伪。是以惩前毖后，聊为腐儒解嘲，数往知来，难免痴人说梦。八闽佳士，莅止翩然；中野城山，欣逢胜事。某也不才，忝参末席；无如椽之巨笔，滥厕编修；借小技以雕虫，聊资谈助。无巧不书，半虚半实；有闻必录，疑假疑真。鸿爪雪泥，到底无伤大雅；春花秋月，何妨收入零篇。不辞挖苦自身，藉存忠厚，虽欲弥缝知遇，无可奈何！花花绿绿，多来蝉桂之宫；燕燕莺莺，尽入鸳鸯之谱。就中恩怨悲欢，片言不尽；隐存笑骂，诸事昭彰。乃偏多顾虑，叉圈且待解人；敢布腹心，曲直原无成见。鉴古鉴今，何典鱿鱼？一贬一褒，宁关春雨？无采风之使者，空憾遗珠；羡司马之文章，深惭末学。嗟呼！感情理智，无法两全；斧钺鞭椎，当之无怨。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为序。
注：春雨、鱿鱼，都是他们当时的典故，“外人”不懂也。只知日本
人把山东粉丝叫“春雨”。
中国人素来看重乡谊，特别是在国外，同乡人之间互相来往，并不足为奇。但是在东中野一地集中住着那么多福州来的留学生，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和池步洲有关。他来得比较早，情况比较熟悉，又是在留学生监督处工作，住得近些，走动得勤些，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多得到一些帮助。池步洲这个人，助人为乐，有求必应，每有所托，必舍命为之奔走，不辞辛劳。事情办成了，连说：“应该，应该”，事情没办成，又连说：“对不起，对不起”，引咎以自责。他那戆头戆脑的诚恳态度，每每博得大家的盛赞，赢得众人的信赖，还送了他一个雅号，叫做“客气国大王”。
这些朋友、同乡中间，有的是公开的国民党员，有的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也有的是半公开的民主党派成员，只有池步洲，一向不问政治，虽然后来迫于情面被当时任东京特别支部书记的陈固亭拉进了国民党内，也不过挂个名而已，却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党内的活动，因此实际上是个无党无派的“中立国”。大家能够在他家“和平共处”，与他的保持中立也许不无关系。
池步洲一九三二年初冬结婚，一九三四年晚春有了一个长女，起了个日本女名叫美惠子，中国名字就叫池惠美。一九三五年仲夏，又有了长子哲雄。在儿子满月和周岁这两个中国人认为值得庆贺的日子里，几乎所有的福州同乡、同学都来祝贺，并拍有纪念照片，照片上，大大小小不下三十几人之多。这些人后来大都回国参加抗日，命运则几乎都不大好。下文将择要叙述。
国民党东京直属支部办了一份留学生的刊物，叫《留东学报》，由陈固亭主编。因为是国民党办的“官方”刊物，留学生中投稿的人很少。池步洲到监督处工作以后，陈固亭常来约稿，一者情面难却，二者池步洲总认为文章好坏在于作者，不在刊物，于是给他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日本国民性之研究》，不料一炮打响，受到了大家的好评，还被国内夏衍主编的刊物《文摘》所转载，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陈固亭连连催稿，文章也就一篇篇接连刊出。在留学生中间，池步洲也居然小有文名了。
这期间，福州人萧叔宣与周孝培到驻日大使馆武官署担任正副武官。按照规定，驻外武官必须每月上交政府一篇有关日本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的分析报告。他们新来乍到，情况不熟，难于下笔。周孝培看到《留东学报》上池步洲写的文章，颇为欣赏，就通过同乡人的关系找到池步洲，要他代写这一报告，答应每月支给津贴三十日元（这个数目，在当时来说已经不算小了）。于是池步洲广泛注意各报刊，每月写出一篇四五千字的报告上交，双方皆大欢喜。
国民党政府的办事机构，人员并不很多。驻日武官署内，除了正副武官和几个见习武官之外，其实也只有两三个人办公，但是每天要办的公务倒不少。遇到有急需翻译的日文资料，就拿来请池步洲干。开头不过是义务劳动，后来觉得武官署人手实在太少，就想聘请池步洲为雇员，月薪一百五十日元。这数字，比在监督处要高一倍还多。于是池步洲干脆辞去监督处的工作，正式到武官署上班了。
一九三七年初，池步洲又有了第二个女儿。一家五口，收入虽然不是很多，由一人维持这个五口之家，物质生活在他的同层人中当然不会太好，但是感情生活无疑是极为美满的。
人生难得是知音。有此内助，夫复何求！
五、冲破阻力，毁家赴难
池步洲到达日本的那一年，是一九三○年。第二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我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突然炮击沈阳，同时在吉林、黑龙江发动武装进攻。蒋介石采取投降卖国政策 ，命令张学良“绝对不得抵抗”，并把东北军撤到山海关内。仅仅一天工夫，日军就占领了沈阳。接着分兵侵占吉林、黑龙江。到了翌年一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当时国内爱国军民不顾蒋介石的明令，组织东北义勇军，奋起抵抗。民族矛盾上升，连稍有民族气节的“胡子”即土匪尚且大义凛然，同仇敌忾，与义勇军并肩作战。全国的热血青年纷纷举行集会，或在后方游行示威，宣传抗日，或投笔从戎，奔赴前线直接参战。抗日情绪，十分热烈。
当时的旅日华侨，真正甘愿卖国媚日当亡国奴的投降派，终究是少数。尽管是在日本的领土上，也是义愤填膺，纷纷在各会馆秘密举行集会。家在东北的学生，不顾使馆的劝阻，回国抗战者十分踊跃。
当时池步洲正在东京早稻田大学读二年级，中国留学生的这些爱国活动，他也是参加了的。但他一者比较接近大使馆，听了使馆官员的解释，相信中国政府在这种大事面前一定会有正确的安排，二者自己来日读书，五哥五嫂等于毁家支持，不能半途而废，功亏一篑。因此，一方面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一方面安心读书，静观其变。
但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国内情况并不美妙：一方面日军侵占了东北之后，不断扩大侵略，觊觎我华中、华北；一方面蒋介石坚持不抵抗主义，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继续进行“剿共”内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进行兵谏，迫使蒋介石作出了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投降派、停止“剿共”并联合红军一致抗日等承诺。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内战”停止了，抗日的统一战线也建立起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亲日派企图扩大内战以利于日本侵华的阴谋失败了。
中国国内的政治力量趋向团结、一致对外的形势，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大大的不利，半年之后，即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驻宛平县军队炮轰卢沟桥，举世震惊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我二十九军将士不顾蒋介石“不许抵抗”的命令，奋起抵抗，全民响应，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此打响了。
消息传到日本，爱国旅日华侨又一次纷纷集会，响应祖国人民的积极行动。特别是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抗日，号召“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男女”，一致对外，东京的旅日爱国华侨们精神为之一振，当即奔走相告，互相鼓励，相约回国，共赴国难，短短几天之内，即形成一股万众一心、如火如荼、不可遏止的热潮。
池步洲当时刚刚辞去中国驻日大使馆武官署的职务，得到了这样的消息，情况已经与七年前大不相同：当年第一是学业未就，第二是有大使馆的劝阻，如今学业已经结束，大使馆有了蒋介石的明确表态，也积极支持，第三是平时经常来往的同乡和同学，除了一人决定留下不走继续求学之外，其余三十多人，几乎在一周到十天之内，都纷纷回国参加抗战了。少数几个没走的，也是有别的事情耽搁，过几天都要回国的。尽管池步洲从来不问政治，但是面临着民族危亡，出于爱国热情，当然也想回国参加抗战，以尽华夏子孙的一片忠心。
“留下不走继续求学”的，就是郑谋平。他之所以不走，是根据他自己的特殊情况经过深思熟虑并与池步洲等人商议之后才做出决定的。
郑谋平只有初中程度，家贫辍学后，在一个亲戚家当学徒，尽心尽力地帮助亲戚做生意。他那亲戚为人厚道，每有赢利，多少也给他一点儿分成。他拿到钱以后，也不乱花，而是统统交给亲戚做本钱，等于入股的一般。将本生息，日积月累，居然也攒下了一笔可观的数目。有了这笔钱，他决意到日本留学。那亲戚也尊重他的志向，除提出一笔钱来做盘缠之外，答应每月汇给他足够的费用。他来东京以后一年左右，那亲戚生意做赔了，连他的那一笔资金也赔了进去。不过那位亲戚还有良心，来信说：不管怎么困难，决不耽误他每月所需的费用。因此他的留学，实在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