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实子点头称是，照计而行。
缮写员中，有一个叫戴继武的，本是密电检译所统计部的统计员。一九三七年密电检译所从南京撤到汉口的时候，霍实子夫妇带着六个子女，行动不便，统计部主任就派年轻力壮、精明强悍的戴继武来当霍实子的副官，以便沿途照顾孩子。从此，戴继武就成了霍实子的亲信之一。军技室成立以后，霍实子就点名要戴继武来第一组当缮写员。
霍实子把组内有潜伏特务的情况公开化，而且暗示这个特务分子就在缮写室内。戴继武知道以后，惊慌失措，坐卧不安。霍实子一眼看出他表现异常，第一个就找他来个别谈话，经过善言启发，戴继武终于承认他被魏大铭拉了过去，秘密参加了军统特务组织，任务就是监视第一组的人员，每月给魏大铭写小报告。这一回是实在没得可写，这才无中生有，胡写几句交差的。
特务分子终于挖出来了。霍实子把王维钧找来商量，认为其他各组一定也有特务潜伏。当即分头通知杨贻清、杨肆、施家干等人，再次到霍实子家开会。决定由霍实子到毛庆祥家里去详细汇报军技室近来的情况，要求毛庆祥即刻到军技室来行使副主任职权。
霍实子的行动，再次被小特务侦知，报告了魏大铭。魏大铭一者理亏，二者也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就去报告他的主子戴笠，要戴笠出来打圆场。
戴笠心心念念只想把军技室纳入军统局的管辖之下，如今军技室出现反军统势力，当然十分恼火，于是定下计策，发出请帖，请军技室各部门负责人到重庆张家花园云庐戴公馆吃饭，进行调停。霍实子等人接到请帖，心里当然明白这是魏大铭搞的鬼，这次由戴笠出面设的“鸿门宴”，不论他来文的还是武的，威逼利诱，目的无非为了招降，企图把军技室变为军统的一个部门，如此而已。于是，温派的各组组长第三次在霍实子家里开会，商量好了对应的办法。
到了赴宴的那一天，王维钧、杨贻清、杨肆、施家干、方砚农、黄季弼、霍实子等人由魏大铭带路到了戴公馆，入席以后，魏大铭借故走开，戴笠不阴不阳地嘿嘿笑着，举杯祝酒：“霍组长是攻破日本外交密电码的鼻祖，在座诸位都是研究密电码的专家，我戴某非常钦佩。希望诸位和我们精诚合作，把军技室搞好。魏大铭是我的部下，这个人读书不多，说话可能粗些，工作方法也可能简单了些，不过人是个直爽人，对党国的忠诚，也无可怀疑。如果他对诸位有失礼的地方，请诸位看在我戴某的面上，多多担待；如果有什么意见，也请对我说，我可以转告他，批评他，叫他改正。”
戴笠是个杀人魔王，今天能说出这样一篇婉转的话来，就已经十分给面子、十二分的不容易了。但是霍实子等人是有备而来的，对戴笠的抹稀泥和诱降并不买账，当即由霍实子代表大家回答说：“戴先生为党为国，劳苦功高，我们十分景仰。可是你们军统局所干的事情，与我们所干的事情，完全不同。我们都是白面书生，只会坐在办公室里做做研究工作，你们做的工作，我们都干不来，根本就无法与你们共事的。”
霍实子一面说话，一面扫眼看看在座的同事，只见方砚农、黄季弼二人脸色尴尬，呆若木鸡，而王维钧、杨贻清、杨肆、施家干等人，则频频点头，表示支持。
对于戴笠的诱降怎么回答，是事先经过大家商量的。不卑不亢，是原则之一；绝不提魏大铭一个字，是原则之二。
戴笠万万没有想到霍实子居然会说出这样一席话来，让他碰了一个老大的软钉子。他想发作，似乎还有些不便；他想假装不懂，又觉得咽不下这口气儿去。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的，好半天，忽然换了一个话题：“最近汪伪政府的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暗杀这件事情，诸位大概已经听说过了吧？外间的传说，都认为这个人不是我杀的。其实他们错了，我不妨告诉诸位，这个傅筱庵，还确实是我杀的。”
戴笠的用意，本想用恫吓的手段，迫使霍实子等人就范。偏偏这几个人都不吃这一套。他们长期在军委会工作，都知道蒋介石有过明确指令：军统局要逮捕将级以上官员，事先必须呈请蒋的批准。霍实子等人，不但都是将级以上官员，而且是蒋介石每天赖以提供日帝情报的重要耳目，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并不是随便揞个罪名就能逮捕的。更何况这次斗争，有毛庆祥作后盾，表面上是毛庆祥与魏大铭之间的个人权力之争，实际上则是军技室从属于军委会还是军统局的派系之争。在这方面，大家相信毛庆祥的力量并不比戴笠差，因此有恃无恐，敢于硬碰硬地跟戴笠硬顶。
这一席“鸿门宴”，当然是不欢而散。
霍实子等人回到军技室以后，立刻团结各组非军统人员，把军统特务的活动公开化。大家一致反对戴笠、魏大铭在军技室发展、派遣特务分子，反对军统局企图控制军技室，想把军委会军技室变成军统局军技室，并推举霍实子等人为代表，向毛庆祥呼吁，向蒋介石呼吁。
这期间，第一组研译室发动了一次短暂的罢工：每天收到的密电，虽然照译不误，但却不给蒋介石送去。蒋介石一连好几天看不见日方动态的情报，就把毛庆祥找去问是什么原因。毛庆祥借此机会向蒋介石详细说明戴笠和魏大铭在军技室的所作所为，要求蒋介石把军统局人员从军技室完全撤出。
蒋介石当时决定把军技室设在军委会底下而不设在军统局底下，本有不想让戴笠插手的意思。因为军统局内根本就没有破译密电的人才，所有从破译密电得来的日方情报，都是原军政部研译室的人所为。大合并以后，魏大铭派了几个日本留学回来的特务分子到第一组来参加研译工作，池步洲等人不但不教他们，还对他们严加防范，绝不让他们懂得破译的秘诀。因此军统人员在军技室内始终没有做出任何成绩来，戴笠和魏大铭在蒋介石面前，也就讲不出一句响话。蒋介石见军统局的人一事无成，却又无孔不入，对自己眼睛鼻子底下“绝对可靠”的人实行监视，手伸得太长，不起好作用，也很生气。于是在一九四○年十二月明令魏大铭等大小特务统统回到军统局，任命毛庆祥以少将副主任代理主任，并宣布以后军技室一切事务军统局不得过问。
从此，军技室终于成为一个内无特务分子潜伏，外无特务机关干扰的纯抗日秘密机关。
在这场争权夺利的赌博中，魏大铭弄巧成拙，成了最大的输家，究其原因，主要是他的手中缺少“赌本”。因为抗战期间破译日寇的密电，主要是池步洲的光辉业绩，军技室所赖以每日向蒋介石提供的情报，大都从池步洲所破译的日本外务省密电中得到。温毓庆和霍实子虽然早就透露已经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的密电，但那是温毓庆用以维系密电检译所的法宝，破译的情报，绝不和军技室掺和，更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而军统局的特种技术研究室，则完全是个空架子，研究人员几乎等于零。如果魏大铭手中真有一批研究人才，这一场权利之争，到底鹿死谁手，可就很难说了。
四、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军技室成立之初，六个组中，第四组管收报，第五组管总务，第六组管中文密电，其余一二三组，都管日文密电，是全室的核心，人数也最多。但是这三个组的分工却很不科学：第一组专搞研译和翻译，组长为霍实子，从军政部合并过来的池步洲等五人，都在这一组；第二组专门研究日本外务省及海空军的密电，组长为杨贻清；第三组专门研究日本陆军的密电，组长为杨肆。工作方法是：第四组抄收到日文密电，送到第二三两组“研究”，也就是恢复电文的文字次序，但仍是密码。研究成功，用英文打字机打出，送到第一组来“研译”与“翻译”，也就是把日文密码翻译成日文，再翻译成中文。
这种工作方法，有许多环节是重复劳动。层次多，速度慢，浪费了人力。
池步洲他们在军政部研译室的时候，根本就不分工，研究、研译、翻译一包到底，一气呵成。环节少，速度快，只有五个人，却能完成军技室十几个人的工作量。
关于这种分工，池步洲也曾经向霍实子提出过改进的建议，要求第四组把收到的密电分送第一二两组（第三组的各科科长和全体组员都是从军统局合并过来的，组长杨肆不愿意与特务分子为伍，主动到第二组指导研究工作）， 进行竞赛，但是霍实子比较保守，或曰习惯于自己的工作方法，没有采纳。
一九四○年十二月，魏大铭带来及发展的特务分子统统被赶走以后，军技室全体员工欢欣鼓舞，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破译密电工作。
这期间，虽然主任是由毛庆祥代理的，但是人事及业务安排，依旧是温毓庆的老底子，不但各组的组长仍是温派人物，工作方法，也还是从密电检译所搬过来的那一套。
过了一段时间，池步洲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直接向毛庆祥谈了。毛庆祥深知池步洲等人的实力，为提高工作效率，终于接纳了池步洲的意见，下令第四组抄收到密电以后，用打字机打成一式两份，分送第一二组，让他们展开竞赛。
有道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毛庆祥发了话，霍实子也就无话可说了。两组间的竞赛紧张而热烈。每天收到密电，大家都全力以赴，埋头研译。特别是日方更换密码本子的头几天，两个组都夜以继日地奋战，生怕落后。这一来，第二三两组可就苦了，他们组内懂日文的人本来就很少，只有一个化名王良诚的朝鲜人水平比较高（此人原名闵石麟，日帝投降后回国，出任南朝鲜驻华大使）。 经过几轮比赛，往往是第一组领先。
毛庆祥就任代主任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撤销李直峰西安军技室第十工作队队长和第十支台台长的职务，调回重庆，任命为军技室技术研究员、第六组副组长。此外，也安插了一批自己的亲信：第四组组长方砚农被赶走了，由毛的留法同学王兴智继任。新设了一个第七组，是专门搞法文密电破译的，也由毛的留法同学王俊杰和丁于正任正副组长。第五组则由毛的留法同学余惠笃取代原施家干为组长。秘书室内也加了一个毛的亲信当秘书。这样一来，温派的势力逐渐缩小，与毛派之间的磨擦和矛盾则日渐加深。
池步洲等五个从军政部合并过来的人，以前被温派排挤，坐在第一组的一个角落里。后来池步洲当第四科科长，其余四人当科员，既无发言权，也没有野心，只知埋头工作，不管闲事。对于毛温两派的磨擦，既不与闻，也不参预。
温派人物自以为反魏有功，不把毛庆祥看在眼里。毛庆祥撤了施家干，以自己的亲信取代，温派人物敢怒而不敢言，就重抄当年反魏的老谱儿，制造“小罢工”，一连几天不把译出的密电送到毛庆祥那儿去，企图迫使毛庆祥投降。不料毛庆祥并不屈服，他找池步洲谈话，告知温派发动“罢工”的原因及目的，要池步洲以国事为重，带领原军政部的人马成立一个“专员室”，任命池步洲为主任专员，其余四人为专员，以后第四组收到了密电，就送到专员室来交池步洲等人破译。
池步洲等人在第一组都是骨干力量，组内温派人员所进行的破译方法和密电本子，就是池步洲从军政部合并过来上交的本子。池步洲见温派人员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却又长期压制他们五人，本来就心怀不满；如今温派又发动了权势之争，不以抗日为重，甚至搬出“罢工”故技，更其看不惯，就一口答应下来。
毛庆祥的这一招，为温派人物所始料不及，“罢工”罢不出什么名堂来，无可奈何，只好鸣金收兵。
池步洲等人，虽然成了“专员”，职称好听了些，但薪金照旧。不过长期受到排挤，现在有了扬眉吐气的日子，心情却舒畅多了。从此，本来是一二组之间的比赛，变成了专员室与一二组之间的决赛，竞争更其激烈，成效也更见其大。
毛庆祥“主政”之后，为了笼络人心，或曰为了精诚团结，统一意志，不闹矛盾，齐心努力于破译工作，除了每周一次的各组联席会议，召集各组组长、科长、专员研究工作之外，还放出一把火：即遴选室内对密电破译有突出贡献者十人晋见蒋介石。这十个人，是一二三组正副组长加上三个研究人员和池步洲，时间在一九四一年初。当日由毛庆祥带领，到委员长侍从室小客厅坐等，不久蒋介石出来，身穿黑色呢军装，光头不戴帽，微笑着向大家点点头。众人起立，他叫大家坐下，然后由毛庆祥称名道姓地一一介绍。蒋介石也不坐下，先说了几句“好久不见”之类的客套，接着说：“你们很辛苦，每天要译出许多日本密电报，我天天都要看，很有价值……”蒋介石讲完了话，毛庆祥又介绍了一下军技室的现况和奋斗目标。最后由霍实子代表大家感谢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见，表示一定竭智尽力完成破译任务，以报党国重托等等。蒋介石听了频频点头，又说了几句话，就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还说“你们以后随时都可以来见面”──这当然是客气话。不过自始至终，和颜悦色，既不端架子，也不装腔作势，说话也不是命令口气。他这个阎王，比起小鬼儿魏大铭来，可亲切多了。
对于“领袖接见”，当时人们并不怎么重视。至少池步洲并不觉得有什么“殊荣”。因为他在中央广播电台，经常可以看见蒋介石；重庆的老百姓，也常常可以看见他坐着敞蓬汽车在黄山脚下、重庆市内或国府路一带来来去去，并不像后来宣传的那样“警卫森严”、出行必“清道静街”的。
不过整个军技室却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而且果然也起了“安定团结”的作用，特别是温派人物，从此都听毛庆祥的号令，不再横生是非，至少表面上不再闹小宗派了。
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日，池步洲破译了日本海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密电以后，终于名声大震。
这是池步洲一生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不朽功勋，本文下面将特辟一章，专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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