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31.要举事，先做好充分准备（2）
不久，蒋介石又接见了日本军部的代表永见增辉和松室孝良。此二人带着戴季陶的介绍信来见蒋。蒋更明确地表示："本总司令决心已下，誓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愿意中日提携，共同防共。"
蒋介石与山本二人会谈后，山本回到北京就向记者宣布，蒋介石是最出色的军事领袖。随后，蒋介石就派黄郛去上海，直接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联络。他向矢田表示，对"整顿国民政府内部已下决心"。
蒋介石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紧密勾结的同时，还通过两条渠道与美国建立了联系。一是通过王正廷去上海与美国联络。王正廷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又是幼时同学，曾任过参议院副议长，自己办有中美贸易公司和华丰纺织厂，是一个著名的亲美派。1926年年底，上海资产阶级发起筹组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先后成立了军事、外交两个委员会，王正廷任外交委员。1927年1月26日，王正廷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举行了秘密会谈，王告诉美方，国民政府的控制权并未完全落入极左派手中，国民党军不是布尔什维克；汉口事件不会在上海重演；国民党军可以不进驻上海，以免与外国军队发生冲突。他没透露，蒋正设法收买上海的军阀，上海可能不战而易手，届时可成立一个委员会实行统治，必要时，用警察和某些"志愿人员"来"维持秩序"。
蒋介石还通过孔祥熙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建立了联系。孔祥熙是广东省的财政厅长，他通过英国人寇罕与詹金斯联系，寇罕曾担任过蒋介石的私人保镖。2月16日，詹金斯和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向国务院报告说：根据寇罕的情报，"如果列强要把俄国人赶出中国，他们应当现在就向蒋将军建立直接的联系"，又说："蒋恨俄国人，只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给他提供武器弹药，他才勉强与鲍罗廷合作。""如果英国和其他列强愿做俄国人正在干的事情，蒋将军将立即同鲍罗廷决裂并制止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暴力活动。"3月初，蒋介石又通过他的美国朋友诺曼，向美国官方作了与上述电文相同的表示。
通过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更促使蒋介石下定了"清党反共"的决心。
为了清党反共，蒋介石还和南北财阀进行了联系，特别是与江浙财阀的联系。江浙财阀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蒋介石和他们又有着历史渊源关系，江浙财阀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是蒋介石的好友。早在北伐开始之前，蒋介石就命军需处长周佩箴打电报给上海的虞洽卿，邀请他到广州一行。虞洽卿系买办出身，曾任淞沪市政会办、工部局的"华董"，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时，就同他有密切来往，投机失败时，又得到他的大力帮助，蒋对他十分感激。应蒋介石之邀，虞洽卿派他的女婿盛冠中陪同闸北商会会长王晓籁，到广州去摸情况。他们回到上海后，报告说蒋介石"很讲交情"，"对浙东乡谊看得很重"，虞洽卿等人非常高兴。
1927年1月中旬，蒋介石去武汉时，曾在宁波会馆召集江浙资本家和其他工商界的头面人物秘密集会，蒋在会上明确表达了他反对武汉政府财政经济政策和工人运动的立场，得到与会者的赞赏。
蒋介石回到南昌后，虞洽卿也专程到南昌，与蒋介石进行了密谈，双方达成了交易，蒋要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支持他，虞要蒋明确表明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并迅速见诸行动，把正在迅猛发展的工人运动压下去。虞洽卿还参加了庐山密谋。回到上海后，江浙资产阶级撇开原有的拥护孙传芳的上海总商会，另组了一个拥护蒋介石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由虞任会长。
3月初，蒋介石又派张静江去上海，加强与江浙资产阶级的联系。这时，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给蒋介石提供了一笔又一笔巨款。首先，由钱新之、陈光甫按蒋介石来信的要求，资助蒋50万元，帮他解决了年关的急需。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认捐了500万元；4月1日，又垫付了300万元。
3月1日，蒋介石下令组织浙江省临时政治会议，任命张静江、周风歧、陈其采、蔡元培等人为委员，张静江任主席。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组织了上海市临时政府，蒋介石得知后，立即命令何应钦"凡此类机关，应勒令取消"。
在南昌，蒋介石还通过段锡朋、周利生、洪轨、程天放、王镇寰等人，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反共团体A．B团。A．B系Anti-BolsheviK1（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其目的就是要夺取江西各地党部和群众团体的领导权，进行反共活动。3月6日，A．B团分子贺其乐，伙同第一师国民党代表倪弼、土豪刘甲第等人，残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3月16日，段锡朋、周利生等人奉蒋介石之命，带人捣毁了南昌市党部和农民协会，通缉市党部的执监委员，封闭了学生会，查封了进步的《贯彻日报》，制造了南昌惨案，带头举起了反共的屠刀。
这时，蒋介石还接待了两位从上海来的客人，一个是陈布雷，一个是潘公展，他们是由虞洽卿介绍来的。蒋介石亲自主持介绍他二人加入了国民党，留陈布雷在身边，命潘公展回上海与黄金荣、杜月笙联系，恢复成立"中华共进会"。同时，蒋介石还任命黄金荣等4人为驻沪特派员。
"中华共进会"成立后，蒋介石拨款50万元做活动经费，并派王柏龄、杨虎、陈群参与其中。共进会组织起流氓武装，通过洋行购买了大批枪支和军火。蒋介石正是依靠这些人为骨干，发动了四·一二政变。
同时，蒋介石又派杨虎、陈群与黄金荣、杜月笙联系，采取"以组织对组织，以武装对武装"的策略，由董开福等人出面，组织了一个"上海工界联合总会"，与上海总工会相对抗。
总之，通过庐山密谋，蒋介石不但下定了"清党反共"的决心，并在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积极做好了各种准备。此后，蒋介石从南昌出发，一路杀来，先后制造一系列惨案。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后，终于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点评】蒋介石要发动夺权政变，并不是冒冒失失地哗啦啦一声地举事。在事前，他在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积极进行各种准备，从招兵买马、打击对手、争取外援、寻找财阀支持、建立组织等等，每项准备工作详细而确实，十分周全。其中，他不仅注意联络国内各种恶势力，而且还与国外恶势力勾结；不仅准备举事的人马，而且还准备举事后的财政支持。所有该做的都做好，当万事俱备后，他才举起屠刀。
在蒋介石处事哲学中，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就是他十分重视先做"准备"，凡要干坏事即早做准备，多做准备，造成"战事"的条件。一旦条件成熟就像蛰伏的野兽一样一跃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事变。
第一部分 32.浑水摸鱼，脱身有术（1）
1927年夏季，中国大地上存在三足鼎立的三个政府：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蒋记国民党南京政府；汪记国民党武汉政府。它们个个都自称为合法政府，各自为政，称霸一方，互相争雄。这时，中国的新旧军阀恣意横行，官僚政客四处钻营。而帝国主义则到处插手，推波助澜。南京、武汉两个国民党反动政府都放弃了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忙于争夺国民党"正统"的较量。
汪精卫反共之后，曾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吁请和平，希望以反共为条件同宁方合流，保住领袖地位。但是，蒋介石攻击汪精卫为勾结共产党的祸首，拒不与他进行合作。这时，蒋介石的目的是要把汪精卫置于被告席上，排斥于国民党中央之外，由蒋介石自己继承国民党的正统。
宁、汉合流，但却不能合作。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就都不得不利用各自所掌握的力量，较量一番了。双方先是文电往返，吵来骂去，喋喋不休，给对方罗织一大堆罪名。汉方称他们反对南京的斗争是"党权运动"，而宁方则自称反对武汉是为了"维护国民党"。他们争吵的焦点，是两个都叛变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中央，到底由谁来统一，由谁占有国民党中央名号，即谁是正统。
矛盾发展不久就白热化，结果双方不仅"文攻"，"武斗"也开始了。汪精卫集团以唐生智为总司令东征讨蒋，向江西省增兵。蒋介石急调李宗仁在安徽布防，长江中下游厉兵秣马，严阵以待。风雨欲来事，大战一触即发。
这时，在北方的冯玉祥急了，他担心北伐就此终结，急忙出面调停，同时给宁、汉双方发电，力入"内讧妨害对外"，主张在开封举行"停止征调，共商和平"的会议。
在电报中，冯玉祥要求各方领袖在会议上解决争端，对于双方公认应当负疚之人，要自动下野。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文攻"中列举出对方大量的危害党国，反对革命的罪名，其中许多真是事实。这样，蒋、汪都成了"应当负疚之人"，而要"自动下野"了。此会如果在开封召开，冯玉祥成了东道主，蒋、汪既然应同时下野，冯玉祥自然就成了国民党的中心人物。宁、汉双方岂能接受这样的建议！
中国的局势引起了各帝国主义的关注，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出各种不同的主张。日本帝国主义希望蒋介石集团联合阎锡山、张作霖，进攻汪精卫和冯玉祥；英美帝国主义希望宁汉联合，进攻张作霖。
但是，蒋介石坚决反对宁汉联合，他认为汪精卫是他争夺国民党最高统治权的强敌。7月29日，蒋介石派何成浚为代表到北京，与奉系军阀代表杨宇霆谈判，谋求与张作霖休战，以便集中兵力对付武汉。
在谈判中杨宇霆提出休战可以，但是条件是奉、蒋、阎联合攻打汪精卫，还应包括冯玉祥。因为张作霖不可能傻等着蒋介石消灭了汪精卫之后，再联合冯玉祥来打他。蒋介石对奉张的条件犹豫不决。因为蒋如果联奉，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却违背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意愿，从而危害了江浙财团的利益。然而，让他与武汉合作，他又绝不情愿把权力分一半给汪精卫集团。
同时，蒋介石也害怕冯玉祥倒向武汉方面来打他，因此，他除了每月给冯玉祥的部队二百万元厚饷外，还派孔祥熙在冯玉祥处当联络代表，以密切蒋、冯关系。蒋又邀请冯的亲信张之江、鹿钟麟来南京当军事委员会委员。冯玉祥从宁方得到高官厚禄，又见蒋介石没与奉张结成联盟来对付他，对蒋介石就产生了好感，愿意替他出力了。于是，冯玉祥派孙连仲屯兵武胜关，以扼制汉方唐生智、张发奎的军队。冯玉祥还明确电告汪精卫和唐生智，如武汉继续东进讨蒋，他将向武汉进军。
这样，在奉系、汪记和蒋记争执中，蒋介石暂时占据了上风。
【点评】权利之争从来都是硝烟弥漫，你死我活。
蒋介石虽然狡诈过人，但是，也有陷入困境的时候，然而，他却有脱身之术，见势不妙，以退为进，宣布下野以脱窘境。在处事中，聪明才智之士，能上能下，能进能退，在处于劣势时，低下高贵的头，委曲求全，以图将来东山再起。因为，若以仅存的一点微薄的力量，义无反顾，破釜沉舟，不看形势，不分场合地做最后的拼搏，并非智者的行为。蒋介石所以委曲求全，忍辱称臣，又有两重意义：一则是为了个人的安危荣辱之计；二则是为了事业成败之计。他的这一处事之术是老狐狸的做法。
第一部分 33.隔岸观火，渔翁得利（1）
1927年，蒋介石在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交易之后，于同年11月10日，踌躇满志地从日本返回上海。这时宁、粤斗争刚刚开始，汪精卫、张继与李宗仁、黄绍竑为争夺两广，正在明枪暗箭地进行着争斗。他回上海，表面上装出不介入各派斗争的超然姿态，暗中却施展各种诡计，在派别斗争中火上加油，从中取利。
此时，特别委员会是蒋介石复职的根本障碍。因为特委会里的西山会议派大都是比蒋介石资历深的国民党元老，特委会等于临时中央，加之桂系的军事力量，成为当时最占优势的派别。
特委会是蒋介石下野后，宁、汉、沪三方矛盾激化的产物，是桂系与西山会议派以及汉方的谭延闿、孙科、程潜（这三人因与汪、唐有矛盾，已秘密转向宁方）等人事先策划的一个圈套，用的是偷梁换柱法。特委会成为临时中央，汪记中央的"正统"地位被打破。三十二个特委委员中，汪派占少数，大权已转移到桂系和西山派手里。这样，汪精卫的"合法"领袖地位也被剥夺，被迫于9月13日通电下野，自责"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但是，汪精卫不甘心失败。9月21日，他返回武汉，与唐生智计议，正式成立了武汉政府政治分会，推举唐生智、顾孟余、陈公博为常任委员，管辖两湖与江西三省。这实际是支持唐生智拥兵割据。南京特委会以统一为名，责令武汉取消政治分会。汪、唐置之不理。唐生智还派遣刘兴的三十六军东进至当涂，并与李宗仁和第七军在芜湖发生了前哨战。这样，宁、汉不但没有合流，反而关系变得更为紧张了。不久，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组成的南京政府，由于把程潜的第六军和朱培德的第三军拉到了自己一边，很快就打败了武汉唐生智的军队，唐军全部撤回湖南。在蒋介石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唐生智以休息为名下野，11月11日，乘日本兵舰东渡日本。11月15日，南京政府占领了武汉。
汪精卫不甘心在武汉的失败，他伙同陈公博等汉方委员，极力拉拢住了张发奎、黄琪翔的第四军。然后，他跑到广州，于11月1日召开了由汪精卫、李济深、陈树人主持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同时宣布"国民政府在广州再行设置"。宁、汉对立刚刚武力解决，宁、粤对立的局面又出现了。
蒋介石从日本到沪后当天，就电请汪精卫由粤赴沪，讨论党政统一问题。11月11日，汪精卫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说，表示愿与蒋介石合作。南京政府方面怕蒋、汪联合对付他们，又听到蒋介石挟有帝国主义赐予巨资回国，便又想拉拢蒋介石，于是急忙插足进来，建议宁、粤、蒋三方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
11月16日，汪精卫从广州启程赴沪参加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启程时，他一定要拉着李济深同行。汪精卫与李济深同乘的轮船正行驶在赴沪的途中，11月17日，广州就发生了张发奎、黄琪翔的第四军政变。
第四军在广州政变，是汪精卫和张发奎早有预谋的。汪精卫和第四军回到广东之后，留守广州掌握军政大权的李济深，感到汪派在粤，总是祸根，他曾想由桂系黄绍竑出面，把汪派及张发奎的第四军赶走。但汪精卫和张发奎回广州时就想把李济深、黄绍竑赶走，占据两广。
11月18日，李济深到了上海，听到第四军在广州政变，才知中了汪精卫的调虎离山之计，他愤怒不已。宁、沪两方抓着广州政变，联合攻击汪精卫是联合共产党在广州策动武装叛变。
蒋介石面对这种混乱局面非常高兴，因为国民党各派都向他求援。蒋介石如今已处于超然地位，可以"公正者"姿态出面，坐收渔利了。西北的冯玉祥、阎锡山也向蒋介石伸手呼救，通电请蒋复职。因为蒋介石下野后，张作霖乘国民党内产生混乱之机，大举向冯、阎进攻，冯、阎顶不住北京的压力了。
但是，蒋介石知道现在出山还不是时候，仍然待价而沽。
汪精卫到上海后，因广州事变而受到多方攻击，于是又急急地找蒋介石密商，寻找对策。
25日，汪精卫举行各报记者招待会，说明广州事变。但是其目的是反对不合法的南京特委会。在招待会上，他公开声明，反对特委会是他的主张，不过他主张采用和平方法，并且汪精卫谈话中驳斥了李济深对汪派的攻击，同时又把广州事件的罪魁祸首说成是特委会与桂系。蒋介石赞赏汪精卫的辩答能力，然而特委会的要员却气得暴跳如雷。结果，特委会与汪精卫唇枪舌剑，大有闹翻之势，蒋介石暗自高兴，他貌似公允，实际上仍然暗中煽风点火。
在这场混战中，双方都争先讨好蒋介石。汪精卫抢先在12月10日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上提议，请蒋介石复职。汪精卫说："惟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看到汪精卫已抢先请蒋介石复职，于是急忙向报界发表声明，称汪精卫拥蒋反蒋反复无常，而他自己则一贯拥蒋。这时，阎、冯促蒋复职的电报也雪片似的飞到了上海。就这样，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于1928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集二届四中全会，公推蒋介石负责筹备。汪精卫同时发表声明，四中全会以后他即当引退，以表示他无别图。
第一部分 34.隔岸观火，渔翁得利（2）
蒋介石在这次预备会上，利用各派系矛盾，进退自如，把他复职的第一个障碍特委会搬掉了。
但是，蒋介石决不肯就此罢休。他要把一切争权的对手都搞掉，再次独揽大权，于是他又把目标对准了西山会议派。
西山派一直是蒋介石的政治对手。他们自持是国民党元老，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前一段时间，汪蒋对特委会的攻击虽然已使西山派的士气大挫，但是，他们还有"反共先觉"的政治资本。必须把西山派搞得声名狼藉，蒋介石才会安心。为此，他一手策划了南京"一一·二二血案"，打击西山派。
11月22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在蒋介石的指使下，陈果夫布置喽啰在会场捣乱，发表"打倒西山会议派"演说。会后游行，队伍至复城桥，枪声大作，击毙四人，伤二十余，开枪者逃之夭夭。陈果夫手下的人趁机指控此次惨案是江西省党部常委、西山派分子葛健时一手策划的，要求惩办凶手葛健时。在陈果夫的借题发挥下，全国各地发起了对西山派的"征讨"。
蒋介石利用这一事件马上把西山派推上了受审的地位。西山派忙于应付所受到的控告，气焰顿消，失去了一切发言权。
蒋介石把西山派搞得声名狼藉，再也不能以"反共先觉"的政治资本与他争权了。但是，汪精卫、胡汉民还在位，仍然是蒋介石独揽大权的障碍。有他们存在，召开四中全会推选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时，不一定会对蒋介石有利。蒋介石对待他们的方针是，用得着时拉过来，用不着时推出去。此时蒋介石认为汪、胡对他已经没有多大作用了，赶他们走，更有利于自己独揽大权。所以，他寻机再施连环计，驱汪赶胡。
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乘张发奎、黄琪翔与桂系混战之际，在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的消息传到了上海，李济深、李宗仁等立即抓住这一事件，再次向汪精卫发起联合进攻。
李济深和李宗仁等反汪派仍然用扣红帽子的老办法发动反汪的新攻势。他们声称，广州起义是汪精卫和共产党合演的双簧，张发奎、黄琪翔都是共产党，二李还煞有介事地公布了许多所谓张黄"附逆"的罪证。汪精卫遭到反对派疾风暴雨式的袭击，曾经挣扎反扑，但是终于难以招架，最后只好躲进医院，称病谢客。
蒋介石见汪精卫已身陷重围，故意为汪辩解，并指使广东各派军阀合力向起义军反扑，镇压革命。
汪精卫为了摆脱困境，再次提高反共反苏的调门，声称力主与苏联绝交，全面搜捕共产党，禁止工农运动等等。蒋介石见状马上又与汪精卫一唱一和，在上海召集报界记者，宣称他主张全面对俄绝交，驱逐各地俄国领事，同时，他又一再催促张发奎反攻广州。不久，在蒋汪一片反革命叫嚣声中，李福林的第五军和第四军主力开回广州，大肆烧夺，广州在反动势力的合围下失陷，陷入了火与血的苦难中。
然而，反汪派并不因为汪精卫疯狂反共而减轻对他的攻击。吴稚晖指斥汪精卫就是共产党。监察委员邓泽如等提出了《查办汪派集团案》。上海当局还派兵搜查了汪精卫及其亲信们的住所。白崇禧甚至找杜月笙及法国领事帮忙，企图秘密杀害汪精卫。杜月笙与法国领事对此表示不合作。白崇禧不死心，又亲自布置，准备将汪精卫暗杀。
在这种情况下，与汪精卫"合作"的蒋介石，认为驱汪的时机已到，便以十分"关切"的姿态劝告汪精卫，为了安全起见，最好还是暂时离开上海避避风。白崇禧的武力相逼，蒋介石的"好意"相劝，这出双簧戏一上演，汪精卫在上海无法立足了，被迫于12月16日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香港后，又偕同黄琪翔赴欧洲去了。
汪精卫走了，胡汉民还在。蒋介石还要继续玩弄他的把戏，再把胡汉民赶走。
汪精卫出走后，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集团继续攻击汪精卫集团的班底，即粤方中央委员。他们的借口仍是汪精卫集团的粤方委员参与了广州谋叛事件，目的是将汪派排挤出即将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
蒋介石对胡汉民的招式看得很清楚，但是他又明白，他如果支持胡汉民派，把汪派委员排挤出中央，胡派就将在中央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胡派委员一旦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会议就有因人数不足而流产的可能。汪精卫已出走，汪派对蒋介石已不构成威胁，拉住汪派，就能凑够法定人数，又能给即将建立的蒋派国民党中央装点门面。于是，蒋介石极力袒护汪派。
12月31日，监委邓泽如、古应芬等，将查办汪派集团的提案报到南京政府。蒋介石有意拖延，袒护汪派。此时，胡汉民派已与汪派势不两立，蒋介石的举动激怒了胡汉民等人。他们认为无法与蒋介石合作，不愿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不久，胡汉民、张群、伍朝枢等三人，以出国考察为名，离开上海去西洋远游。
就是这样，蒋介石靠纵横捭阖之策，不费吹灰之力，赶走了两名强硬的对手，他成了国民党的当然领袖。上海四中全会的预备会正式通过请蒋介石复位总司令职的议案。蒋介石本已有"别人不请我自来"的腹稿，1928年1月9日，在南京正式宣布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点评】在派别斗争中，蒋介石为了巩固权利，并不是息事宁人，而是火上加油，火中取栗。这成为他击败对手的拿手好戏。
俗话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在汉宁相争中，蒋介石采取的是"高明"的手法，隔岸观火。当对岸的两个对手汪、胡等因为各种矛盾而厮杀、火并时，蒋介石在河的这一边袖手旁观，不仅不去劝驾，反而暗中浇油，让他们打得更激烈。结果，双方斗得天昏地暗，两派俱伤，而他却毫发未伤。最后他又采取一一击破的手法收拾一个个对手。此番隔岸观火，蒋介石收获颇丰。蒋介石的隔岸观火，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观"的过程中，时刻注意寻找最佳时机，一旦对方伤到一定程度，就是自己收获的最佳时机。此是他"精明"的处事之道，也是他黑人死地的流氓手法。
第一部分 35.大敌当前，化敌为友（1）
从七·七事变到苏德战争爆发期间，在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援华最得力的国家是苏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苏联曾是惟一向中国提供军火援助的国家。台湾史学家董显光曾这样写道："奇怪得很，此时表示援助中国的惟一国家，便是苏联。"其实也并不奇怪，它与苏联的国际处境密切相关。
国民党政府自1927年建立以来，一直执行着反苏反共的基本国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在东北不断扩大侵略，使苏联感到极大的不安。苏联政府认为：日本在东北的侵略行径，不仅是对远东和平和苏联滨海地区的威胁，而且有可能成为国际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前奏。因此，事变爆发后，苏联即声明"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但由于得不到国民党执政当局的响应而未能实现。1932年12月12日，日本宣布承认伪满洲国，蒋介石风闻日本有以苏联承认伪满为条件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的企图时，态度方有所改变，从而使中断三年之久的中苏邦交得以恢复。1933年，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赴任，在南京、上海与朝野各方广泛接触，力促中国团结抗日和中苏合作制止日本侵略。但国民党政府对苏联心怀疑虑，对苏联采取冷淡态度，双方关系一直处于低水平。华北事变后，日本对华侵略日益加紧，一些南京政府要员认为用苏联牵制日本，以促使美英援华不失为一种应急之策。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派陈立夫赴欧洲设法与苏方谈判合作事宜，并由蒋廷黻代替颜惠庆出任驻苏大使，责成外交部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洽。1935年10月18日，蒋介石会见鲍格莫洛夫，同意改善关系，要求签订协定。12月14日，苏联同意与中国谈判协定，在抗日中协助中国。1936年11月，蒋廷黻向加里宁主席呈递国书时，加里宁对他说："我们苏联人希望中国富强，越强越好。"这月中旬，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等与蒋廷黻会商加强中苏关系之原则构想与具体实施诸问题。1937年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访苏会见李维诺夫，李维诺夫诚恳直言："蒋（介石）政权与苏联的关系本来很坏，现在从头做起，建立交情，蒋政权应即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订约后，中国就能得到苏联的帮助。"5月，苏联政府提议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借款，以使中国购买苏联机器与军火巩固国防，而以货物分期偿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斯大林宣布：苏联将援助那些遭受侵略而为自己祖国独立奋斗的国家。7月14日，李维诺夫接见蒋廷黻，表示苏联愿意帮助中国。7月23日，中国外长王宠惠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8月24日，王宠惠和鲍格莫洛大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有效期五年。当时法国的《巴黎时报》评价该条约是"插入日本蛮牛颈项中的一副火箭"。
第一部分 36.大敌当前，化敌为友（2）
1937年8月下旬，蒋介石派杨杰、张冲以"苏联实业考察团"的名义，实际作为中国政府特派驻苏军事代表团赴苏，专事接洽苏援。9月初，杨杰等一行到莫斯科，受到了苏联政府的热情接待和周密细致的安排。苏联政府不仅对代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方便和优惠，且经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的特许，向中国代表团展示了苏制各种武器并进行实弹演习，供中国代表团了解苏联武器种类、性能，评品优劣，依据中国需要和实情决定取舍。
1937年11月，中苏签订第一次《中苏信用易货借款合同》，款项为5000万美元。合同在莫斯科签订后，苏联即将飞机、火炮及其他军用物资，经新疆运入中国，其价格普遍低于当时的国际市场价格。1938年底，蒋介石派孙科前往莫斯科，当面向斯大林提出借款要求，经过磋商，中苏签订了第二次信用易货借款合同，款额为5000万美元。1939年3月，孙科再去莫斯科，谋求第三次借款，斯大林在接见孙科时，询问了中国抗日战场的情况，并答应给予1.5亿美元的借款。6月，孙科与苏联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签订了第三次借款合同，款项为1．5亿美元。在此期间，苏联对华的直接经济援助达到4．5亿美元。
除借款外，苏联还以大量非战物资、军事顾问和派遣航空队等形式援助了中国的抗战。据统计，1937年至1939年，苏联派抵中国的军事顾问和专家达3380余人。
1940年，欧洲局势紧张，6月德军攻占巴黎，法国投降，英国也处在德军强大的压力之下，岌岌可危。日本趁机在亚洲压迫英、法。在日本的压力下，法国从6月22日起完全封锁了越南与中国的交通线。7月18日，英国也应日本要求，封闭了缅甸路三个月。中国南方的对外交通线完全断绝。9月22日，德、意、日三国缔结轴心国协约。1941年4月，苏联为避免与日德两面作战，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穷于应付德国进攻，对华援助中断。与此同时，自1941年4月起，美国与日本就中国问题开始秘密谈判，仍想以和平方式缓和美日矛盾，但由于双方矛盾不可调和，谈判终至破裂。
1940年至1941年，蒋介石陷入了抗战以来国际环境"最暗淡的一段时期"，台湾史学家称之为"黎明前的黑暗"。直至1942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形势终于改观，蒋介石也迎来了"中国抗战的一线曙光"。
【点评】蒋介石从心底里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但是在日本步步入侵，美英不出力，在苏联却频频示好的情况下，尚能化去心中芥蒂，与苏为友，与苏联接触，并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是他精明的处事策略。
因此一举，使中国受日军侵略相当长时间内得到了苏联的款项、军火和大量军用物资及人员的帮助，这对于中国人民的抗战有利，尽管蒋介石并不是真正视苏联为伙伴和朋友，但是，大敌当前尚能与宿敌示好的做法，被一些人士所称赞。并且，他在物资上也受益匪浅。
大敌当前，与苏联化敌为友，是蒋氏处事术老道和成功的一着。
第一部分 37.死不"后退"，顽抗到底
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节节败退，1949年4月21日，南京被人民解放军占领。5月27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5月25日，蒋氏父子乘静江号军舰逃离上海，赴台湾。6月24日，蒋介石定居于台湾台北市北部的草山。
7月6日，蒋介石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份，出访菲律宾。国民党官方声明，蒋总裁此次出访，为商谈台菲联盟。其实，这次蒋介石访问菲律宾抱有两个目的：
（一）请菲律宾总统季里诺替他向华盛顿陈情，将台湾划入美国西太平洋的防线之内，以保障台湾未来的安全。但是，菲岛是小国，虽然对蒋介石言听计从，但是，杜鲁门已对蒋介石撒手不管了。季里诺有心支援，最后也只好爱莫能助。
（二）台湾一旦失守，蒋介石决心不向美国请求政治庇护，而去菲律宾或南美较为理想，此行可投石问路。
8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及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起义，华中不保，并危及福建、广东。这对蒋介石又是个不小的打击。
8月5日，他又遭到一个出乎意外的更加严重的打击。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其中有一部分内容严厉地指控国民党的堕落、腐败和无能，说蒋介石是自招失败。
对美国，蒋介石似乎完全失望了。为了挽救日益颓败的局势，8月6日，蒋介石又飞到南朝鲜，在镇海与李承晚会晤。兜售他的"东亚反共同盟计划"。
这时，蒋介石说，季里诺和李承晚两位总统，"都是对于共产主义的威胁痛心疾首"的。但是，由于这时美国不积极出面组织，蒋介石的这个"反共国家联盟"计划，最后无疾而终，仅以发表一个公报，就草草收场了。
外交的困局打不开，还是以守土为要，蒋介石只好又转头部署决定"党国最后成败的战斗"了。
【点评】蒋介石作为一代枭雄，并不是一时的挫折所能吓倒的，失败也不能使他往后退步。死不后退顽抗到底，也是他的处事风格。
面对国军的节节败退，蒋氏政权的一再南逃，甚至到了孤岛"落草"，他仍不放弃，四处活动，虽其中仍是"受打击"不断，但他与人民为敌之心仍不死，依然积极反共，力挽败局，其"顽强"的精神确是非同一般。作为处事之术无可厚非，但是，逆历史潮流而行，最终注定了他屡战屡败的结局。
第一部分 38.惨败反思，不"后退""大…
在大陆惨败之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想起了孙中山曾改造国民党的先例。因此，他也想东施效颦地对国民党来一番"改造"。他对国民党人说："每当国家存亡，革命成败的关头，总理必致力于党的改造。在总理手上，党的名称有五次更换，党的组织亦给予五次的改革。"
既曰"改造"，总要先确定改什么，怎么改。蒋介石面临现实，总结了他在大陆失败的种种原因。他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其自身的缺点：
第一就是党的工作只在党部里面做，而不能向民众中间发展。党的工作离开了民众，就只有形式，没有内容。党的组织离开了民众中间的工作，就只有躯壳没有灵魂。
第二就是论派系不论政策，论地域的关系，不论工作的需要。
进而，蒋介石认为：
"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军'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
"第一，是内部不能精诚团结，因之予'奸匪'以分化挑拨的可乘之机。
"第二，是违反国父遗教，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取为目的。
"第三，是丧失了革命的党德，不能以个人自由与能力，贡献于革命大业。
"第四，是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不知道民族道德的力量和民族精神的伟大。"
蒋介石认为，经济的崩溃是国民党垮台的重要原因。在这里，他把经济崩溃归于三点：
一、长期抗战造成的创伤未能恢复。
二、共产党的"叛乱"阻断了国家建设。
三、宋子文擅自动用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
在国民党七大上，蒋介石在所作的报告中说："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通货膨胀的情势之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社会心理趋浮动之中，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崩溃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
蒋介石这样做总结，当然只是隔靴搔痒，他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就更难以服人。但是，言下之意还是指责宋子文。
原来，蒋介石要把"国舅"宋子文推出来当罪人，大义灭亲。
1949年初，中共把宋子文列为重要战犯，在国民党中，内部的敌人又有理有据地说他侵吞大笔公款，要求他至少交出全部财产中的一半。于是，宋子文于1949年1月24日便辞去了广东省省长职务，带着他的妻子张东怡，先走香港，5月16日到巴黎"治病"。1949年6月10日，宋子文带着外交护照踏上美国，但他声称，这次完全是为了"家庭事务"。蒋宋长期以来貌合神离，在蒋介石危难之际，他不愿与他共患难。
国民党在大陆惨败后，宋子文携巨额资产到美国做寓公，对台湾当局若即若离，又曾经几次谢绝回台"归队"，气得蒋介石甚至曾在国民党中扬言要开除他的党籍。但是，他仍然无动于衷，在美国我行我素。以后，甚至还有消息说，宋子文企图在台湾策动政变，要求美国帮他把一批武器运入台湾。这个情报的准确性，虽然尚属疑问，但是，蒋介石这时已是惊弓之鸟，对大舅子也不得不防了。
除了蒋介石外，追随蒋介石到台湾的陈诚派、蒋经国派，都对宋子文不满。
在反省、思痛中蒋介石对大舅子开了刀，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点评】以亲情、血缘为基础，建立自己的蒋氏王朝，唯亲任私，是蒋氏处事术中的一大特点，但是，他的这些"亲人"们最终使他兵败大陆，逃至孤岛。痛定思痛，蒋介石拿"亲人"大舅子宋子文来"开刀"，既是他对大舅子历来不满的爆发，也是一次"大义灭亲"之举。
蒋介石对宋子文"大义灭亲"，有利于内部的团结，也好证实其总结失败教训确实是"牺牲了感情与颜面"，所以蒋介石这一招式一时在岛内还影响颇大。
第一部分 39.励精图治，选定抓经济为突破口
逃到孤岛台湾后，蒋介石总结经验教训，认为自己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的崩溃上。为了安抚民心，他决定从抓经济入手，重塑自己的形象，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
然而，改革经济，非一朝一夕之功，只得从长计议。蒋介石为了海岛不再发生中共在大陆掀起过的土地革命，他开始在台湾实施"土地改革"政策。此举重在安定民心，励精图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