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蒋介石在这种“焦土战术”思想指导下，令侍从室主任林蔚电令湖南省主席张治
中：
“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要密准备，勿误!”
当日(11月12日)，张治中和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奉命决定
，由警备第二团团长徐鬓为放火总指挥，以3人为1组，共编100组，计300人，等日军进攻长沙时，就执行放火计划。徐鬓在奉命后，
通知部属：如闻警报或看见一处起火即可放火。
冯玉祥听说要实行“焦土战术”，很不赞成，见到蒋介石问他：反攻时，我们
自己住什么地方，蒋回答：“这也是很要紧的”，表示同意冯玉祥的意见。
不料，当天晚上，刚好南门外的伤兵医院不慎失火
，警备团士兵误认为是放火信号，于是放火组在全市放起火来。
由于政府当局事先未向市民预告，再加上没有疏散措施，一夜
之间，大火吞没了整个长沙城，直到14日大火方熄灭，全市房屋烧毁了三分之二，无数人家被毁，有2万名伤病士兵和老弱病残市民
葬身火海。实际上，日军并没有进攻长沙。长沙大火，引起中外谴责。
11月16日晚，蒋介石从南岳山中亲自来长沙视察火情，
只见全市一片焦土瓦砾，市民怨声载道。蒋介石声言要“彻查肇事祸首”。
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
“长沙警备司令
酆悌、警备第2团团长徐鬓误信谣言，惊慌躁切，辱职殃民，罪无可遁；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未奉命令放弃职守；皆处死刑。湖南省
政府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忽，革职留用；责成善后以观后效。”
这便是“长沙大火”之真相，蒋介石不能说没有罪责，更
不能说这是“所发生不测之困难”。
长沙大火，后来也曾被和日军勾结的汪精卫之流借题发挥作为攻击蒋介石的口实。
蒋介石面临武汉失守，广州失陷，长沙大火，再加上汪派与日勾结……确实是“南北奔走，难关重重”，弄得他焦头烂额。不过他还
算比较清醒，对胜利仍存信心。
1938年 6
【11月30日】
外交与国际形势，亦在转变动荡之中。敌军占领武汉以后，国际对其压迫更形显著，是敌之害，即我之利也
。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之后，锐气大挫，特别是他们在后方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沉重打击与严重威胁。因此
，不得不基本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使战争进入长期的战略相持阶段。
在这一阶段，国际上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
重大变化。
日本政府在坚持其灭亡中国的基本国策的前提下，改变前一阶段的侵略方针。
在政治上，日本政府放弃过去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而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政府声明
--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即第二次《近卫声明》)：“帝国所期求者就是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帝国所希望于中国
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帝国希望中国国民善于理解我国的真意，愿与帝国协作。固然，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
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所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
276-2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显然，这是日本企图拉拢国民政府“参加新秩序建设”。
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
了《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提出“中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等对华三原则。
在军事上，日寇将对正
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改为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以主要兵力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
在经济上，疯狂掠夺
和榨取沦陷区的资源与财物，利用沦陷区的人力、物力支撑侵略战争。
在外交上，加紧与德、意勾结，对英、美施加压力，企
图通过英、美迫使国民政府妥协投降，尽早结束中日战争。同时，做出蕴藻浜反苏姿态，继张鼓峰事件后，又制造了诺门坎事件，以
迎合英、美、法等国的反苏情绪。
此时的欧洲，正是德国法西斯进一步实行扩张政策的当口。
1938年4月，德国吞并奥
地利。
5月，又陈兵捷克边境，并以战争相威胁，迫使捷克的盟友英、法让步。英法为纵容德意向东进攻苏联，而采取了妥协
让步的绥靖政策。
9月29日，英、法与德、意签订了出卖捷克民族利益的“慕尼黑协定”，在没有捷克代表与会的情况下，强
制捷克将苏台德地区交给德国。
此时的远东，正是日本耀武扬威攻占广州与武汉的时刻，英美为集中力量对付欧洲紧张局势，
力谋与日本妥协。从1938年冬开始，英美多次积极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以胁迫蒋介石投降日本为条件，解决中日战争问题。
“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
蒋介石日记中所说“国际对其压迫更形显著，是敌之害，
即我之利也”。
但是压敌乎?还是压“友”乎?却原来是敌友联手压我!
不知“利”从何来!
内政外交确实处在“转
变动荡之中”，后来的事实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12月12日】
今日之处境虽在倭寇多方困迫之中，然较之西安遇难之危机状态千万矣。上帝既能拯救余出此万恶绝险之境，
自能拯救余四万万生灵于涂炭之中也。唯祈上帝能早日赦免余之罪恶，而使余国家民族即脱离压迫实现独立耳。
长沙大火案了
结后不久，时值西安事变二周年纪念。
虽以蒋介石之宗教性格，他仍一向保持中国人之立场，很少提及本身罪愆，此处情形特
殊。
【12月21日】
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
惜之至!唯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汪精卫与日本陆相坂垣征四郎暗中勾结，一是通过高宗武和日本直接联系，另一个代表是梅思平
。
梅思平曾于1937年抗战初期参加周佛海的“低调俱乐部”，鼓吹民族失败主义。再加上梅借用上海文化团体名义从事和平运
动，因此很受汪精卫的赏识。
1938年4月，汪将梅思平派往香港主持艺文研究会香港会友机构国际问题研究所。梅借此机会，
多次与今井武夫秘密会谈所谓中日和平条件。
10月21日，汪精卫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时，公开声称：
“如日本提出议
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吾人愿随时和平。……就中国而言，吾人未尝关闭调停之门户
。”《申报》1938年10月22日。
10月22日，梅思平乘飞机抵达重庆，对汪精卫说：“日本希望汪脱离重庆，别组政府，谈判和
平条件。”
于是，汪精卫便把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召集到他的寓所里，密议投降之事。在促使接受日本意向过
程中，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起了重要作用。
10月25日，武汉失守，接着发生长沙大火。于是汪精卫借机加紧所谓“和平运动”
。他在《复华侨某君书》中说：
“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了，到了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们意
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时的汪精卫等决定投降日寇，并立即
决定脱离重庆。同时，“重新指定高宗武和梅思平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命令他们同日方的代表进行商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84页。并与周佛海一起制定了投降活动的详细计划。
汪精卫欲于11月2日经由香港转往日本。
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
麿向国内外发表声明(即第二次近卫声明)，说什么：
“日本此次战争的目的，在建设东亚新秩序”，表示“以日、满、华三国
相提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树立相连环关系，……倘国民政府能转换政策、变更人事，参加建设新秩序，日本并不拒绝。
”
这里表示日本政府欲与国民政府和谈，但仍排斥蒋介石。这是明显地向国民政府的投降派--汪精卫之流招手。蒋介石对第二
次近卫声明在1938年11月的《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中指出：
“敌国声明及其谬论，五光十色，矛盾百出，意在内欺其
国民，外欺世界友邦，更对中国国民妄想肆意迷惑、麻醉、恫吓之毒计。”
蒋介石曾对汪精卫指出：日本声明含着如上的毒计
，希望其有所警惕，但却未想到汪已在与日本私通，开始了背叛活动。
这时汪精卫正暗中派高宗武、梅思平于上海虹口新公园
附近的一所空房子里与日本代表影佐等进行秘密会谈。
11月20日，双方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等三个文件。
主要有三条：
(一)缔结日华防共协定。
(二)承认满洲国。
(三)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本土有居住、营业的自由
。
还规定了日本两年内从中国撤军。
这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卖国投降书。高宗武拿着这三个文件到重庆向汪精卫汇报。汪
承认这些文件，并表示“预定12月8日从重庆出发，经过成都，于12月10日到达昆明”《今井武夫回忆录》，第99页。。希望日本在
此期间发表近卫声明，进行诱和，他表示响应。并要求日本更换驻香港领事，日方立即以田尻爱义代替中村丰，关于发表声明一节，
日方答复等汪脱离重庆后按照约定行事。接着，汪立即按照《日华协议记录》的路线与周佛海商量逃出重庆的办法。
12月5日
，周佛海提前到达昆明。
汪精卫本打算12月8日从重庆飞走，但在6日蒋介石突然回到重庆，汪不得不延期离开。汪延期出走，
日方误以为汪在欺骗他们，近卫首相大为惊恐。
蒋介石回重庆后，与汪精卫、王宠惠、孔祥熙等开会时，再次申明抗战决心。
这是武汉失守，到达战时首都重庆的第一次首脑会议。
孔祥熙等人大谈国际形势如何如何，蒋介石加以制止，他对孔祥熙说：
“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我国必须作自力更生，独立奋斗的准备。”
接着，他又对孔说：
“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
，则倭无法亡我。只要不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决无失败之理，且革命政府只在主义成功，而不
怕一时失败也。”
汪精卫没有说什么话，只是表示：
“敌国的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争；我国的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争。
”
12月16日，汪精卫单独去见蒋介石，蒋正在生病，彼此交谈了30分钟，汪没有提议和之事，这次会面在汪来讲，算是暗中告
别。
12月18日，蒋介石预定前往西安主持召开年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训话会。汪精卫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就准备好了这
一天的机票，预备蒋动身后自己随即动身逃脱。
不巧，这天西安方面天气不好，蒋介石要延两天到会。汪恐怕在重庆再待下去
有败露的危险，于是以“赴成都军官学校讲演”为借口，如期上了飞机。
乘飞机离开重庆后，向成都方向飞去，到了成都上空
绕了一周后，便向南方飞行，最后降落到云南省会昆明。此时汪的妻子陈璧君已于两周前离开重庆。
汪精卫本来与云南省政府
主席龙云密议好共同投日，并准备好了在到达昆明的同时，龙云便发出拥汪反蒋的通电。但，汪到昆明后，龙云改变了主意，忽然称
病不与汪见面，只是派部下卢汉见汪，并忠告他“回重庆去”，但也未对汪加以羁押。
汪见龙云突然变卦，大为恐慌。于是，
在第二天(19日)夜间，跳上滇越路的火车，转往越南。
12月20日，汪精卫抵达河内。在这前后，陈公博、林伯生、陶希圣、曾
仲鸣等也脱离了重庆。
当时在香港等候消息的今井武夫，得知汪精卫已经到达河内，立即拍发密电给近卫首相。其内容如下：
“接渡边君(高宗武)电话：竹云君(汪精卫)来电，已于本日(20日)到达河内；衡诸一般情势，希望藤原(近卫文麿)谈话至迟能
在后天(22日)之前发表。”
12月27日，蒋介石在陕西武功旅次接到龙云的电报报告，得知汪精卫已逃离重庆。
12月22日
，日本政府按照与汪精卫预先的约定，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其内容与《日华协定记录》精神大体一致，只是关于日本两年内从中
国撤军一项只字未提。
12月24日，蒋介石向英、美发表郑重声明：汪无权代表任何人谈判；中国不但不讲和，而且正在准备更
大规模的抵抗。
12月26日，蒋介石驳斥近卫声明，指出其“东亚新秩序”论是旨在灭亡中国。
12月27日，蒋介石致电汪
精卫，劝他从速返回重庆。汪置之不理。
12月28日，汪精卫致电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暨国防最高会议声称：“蒋介石在陶德
曼工作之际，曾允以日方条件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意在于说明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
12月29日，汪精卫从河
内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蒋介石发来所谓的“艳电”，并由《南华日报》发表。“艳电”中对日本“第三次近卫声明”的“善邻友好”
、“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三项原则，表示同意，而对原议撤兵之事不加计较。“艳电”公然为日寇侵华罪行辩解：
说
什么“唯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并劝蒋介石“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新闻报》1939年1月1日。
至此，汪精卫集团已公开投
入民族敌人的怀抱，成为破坏抗战、卖国求荣的可耻汉奸，沦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12月22日】
不料精卫之糊涂卑劣乃至于此，诚不可救药矣。党国不幸，竟有此类寡廉鲜耻之徒，无论任何待之以诚心义胆，
而终不能邀其一顾，此诚奸伪之尤者也。
汪精卫之出走，使蒋介石相当震惊。从记录看来，蒋与汪曾在1938年12月9日在重庆
会商，到有孔祥熙、张群、王庞惠诸人，此似为汪最后主持之国防最高会议。《大事长编》所载无会议记录，只有蒋坚持不与日本言
和之主张。
汪既出走，蒋即认为此系企图给他自己以打击的举动。
至此他全未考虑到汪出走有一个和战关键在，他仍认
为问题全在汪和他自己的人身关系。
又有：“彼虽蓄意加害于余，而余仍应以善意救彼，对于此种愚诈之徒，只有可怜可痛而
已。”（1938年12月24日日记）其重点亦仍在“彼”与“余”之关系。
【12月24日】
回忆民国十五年彼投共卖友，不惜
祸党误国，余以至诚待之如总理。而彼为共党所欺，以一时之利害，而放弃公私情义，不惜与苏共协力谋我，思诱我上中山舰运往海
参崴。此种非人所为之事，而彼竟乐于为知，是则何怪其今日通敌图降，以打破我抗战计划，使我不能成功。其不识大体，不顾国家
至此，余乃复兴之合作，欲使之自拔，岂不拙乎？然而要亦力求余心所安耳！
由汪精卫的叛国而联想起1926年3月26日的“中
山舰事件”。虽然当年蒋介石承认误听传言，行动过激，不久已获得真相。但他终生未放弃中山舰绑架他赴海参崴与汪精卫预闻之一
说。
至此他更强调抗战乃一己之事业。
《大事长编》所载蒋在1938年年底以前，曾想用各种办法使汪不致投敌，如央请
与汪交好之彭学沛劝汪赴欧，又与驻英大使郭泰祺交换电讯作同样安排，再嘱香港《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在言论上对汪暂留余地。
日记有云：“以德报怨固非人情之党，但救人即所以自救，忠恕待人，宁人负我，我决不负人，唯求心之所安而已。”（1938年12月
27日）但恐怕去此不久，即已派遣刺客谋杀汪。
1939年 1
【元旦】
去年12月26日之讲演词与本日开除汪兆铭党籍案发表，已克服困难，奠定国基矣!
这里所说的“讲演词”
是1938年12月26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发表的讲演。 在这篇讲演里，对于和汪精卫逃出重庆相呼应的“第三次近卫声
明”加以驳斥如下：
“近卫谈话所谓东亚新秩序，系以中国新生后，日、满、华三方面合作为基础。他所谓‘新生中国’是要
消灭独立的中国，另外产生一个奴隶的中国，世世受其支配。而此‘新秩序’则是根据于中国已变得为奴隶国家后，与日本及其造成
之满洲伪国紧密联系而成。……
“‘所谓东亚同体’，他们公言：日、满、华应该是立体关系，而不是平面关系。又说该是家
长制，日本为家长，而满、华为子弟。换句话说：前者为治者、为主；后者为被治者、为奴。这不是并吞是什么?……
“他所
谓‘经济集团’，不仅是要操纵中国关税金融，垄断我国生产和贸易，独擅东亚的霸权；他逐渐演下去，势必至于限制我们中国个个
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一些自由，生杀予夺，唯其所欲，整个的中国民族做奴隶、做牛马、在鞭笞吮吸之下，整个消灭我们民族
的生存。
“所谓‘兴亚院’(原为‘对华院’后改名为‘兴亚院’，1938年12月26日成立)，是执行一切灭亡中国计划的总机关
，也可以说是集日本从前在中国到处制造罪恶的种种特务机关之大成的一个总特务机关。……现在索性揭破面幕，正式地成立起来。
……
“综观近卫的这个发明，我们可以断言：日本真正之欲，乃在整个并吞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而决不在所谓中日合
作或经济提携等等的形式。……
“我们记得：日本人也常以‘日韩一体’、‘日韩不可分’等语调麻醉、眩惑朝鲜的人民，今
日他又盛倡‘日满华不可分’的‘东亚协合体’，干脆就是‘中日合并’，就是‘日本大帝国’之完成!……
“现在，他灭亡
中国之计划与工具已经一切齐备，其侵略并吞手段与心事已毕露无遗；所缺者，只待中国受其欺蒙、受其威胁而向之屈服，上其圈套
罢了。……”
蒋介石的驳论真可谓入木三分，切中要害，在此去从时刻，他的严正立场是大得人心的，值得肯定。
汪精
卫之流的卖国投敌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各党政、团体、机关、市民和解放区军民，纷纷发表通电，声讨汪精卫，并要
求给予制裁。蒋介石本打算劝说汪精卫回到重庆，并多次派出宋子文、王宠惠、陈布雷、谷正鼎等要员前往河内进行劝说，希望汪精
卫之流返回祖国，共谋抗战大业，可都遭到坚决拒绝。蒋看挽救无望，于是派遣特务前去暗杀，结果把他的同伙曾仲鸣误杀。
1939年元旦，国民党在全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召集临时中央党务委员会，讨论汪精卫的“艳电”。
蒋介石以党的总裁地位亲
临主持，他首先问到会的冯玉祥等对汪到底怎么办?冯玉祥说：我们大家把汪弄成副总裁，是我们瞎了眼，“我们应该向国民认罪!”
蒋介石却说：“无论汪怎么不对，我们应当宽待他，……饶恕他。”大家对此极为不满，七嘴八舌，有的在骂，有的还说蒋和汪唱双
簧!尤其是林森、吴敬恒、张继等中央常务委员们愤慨以极，非要求予以制裁不可。讨论到最后，终于做出蕴藻浜决议：“永远开除
汪兆铭党籍”，并通过由吴敬恒起草的决议。其文如下：
“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
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艳(29)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悍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誉之报刊，广为散发
，以建议中央为名，逞蛊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容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售其
欺。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充其影响所及，直欲动摇国本。……”
同一天(元旦)，蒋介石夫妇接到英国牛津大学各学
院院长及教授联名来函，对中国抗战精神大加赞扬。
函中写道：
“吾人今所企望者，世界民主国家必有一日决定尽力协
助中国，而敌人必将屈服于忠勇的中国人民之前。”
蒋介石对“去年12月26日之讲演词与本日开除汪兆铭党籍案发表”如释重
负；对大洋彼岸的赞扬与鼓励感到无比的欣慰，于是发出“已克服困难，奠定国基矣”之感慨。
【1月4日】
近卫为中倭战争之内阁，今竟不能维持而倒台，此为我抗战之一收获也。
正当蒋介石1938年12月26日的讲演
词和1939年元旦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发表之际，忽然传来了日本的近卫内阁于1939年1月4日总辞职的消息。
何以“不能维持
而倒台”呢?其主要是由于对华问题、日德同盟问题等外交政策方面均受到坚持强硬路线的军部压抑。再加上军事预算膨胀导致物价
上涨，国内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反战情绪不断增长……面临这些困难，均束手无策。另一方面，军部日益狂妄，目中无人，对近卫不
理不睬，在中国的战事情况也不能及时报告。在此情况下，近卫当然难于维持，只好倒台。
这也可以说“玩火者，必自毙”。
但可以预见，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月30日】
总理云：不知不能行。吾则继之曰：不行不能知。唯行而后乃能知其知之真伪与是非也。
蒋介石在这则日
记里概括了他一生之特性与长处。
的确如此，所说之理论是：实践出真知的一辙也。
【2月10日】
敌军今晨在琼州海口登陆，声明占领该岛。此为开战以来对英法美最大之威胁。此后，战局必将急转直下。倭寇
狂妄，盖已决心向民主世界开战矣!
武汉会战后，中国进入第二期抗战。
1939年，日本帝国主义急于解决中国问题，在
对国民党加紧诱降活动的同时，对中国正面战场华南和华中地区发动了军事进攻，以加强军事压力。
这种军事压力，首先是从
进攻海南岛开始的。日本为了封锁中国，日军台湾混成波田旅团和海军陆战队在其第三舰队及飞机的掩护下，于1939年2月10日凌晨
，突然在海南岛的海口附近天尾港登陆。
中国守备该岛的军队保安第5旅团仓皇应战，但由于兵力不足，阵地陆续被突破，到
下午3时，海口等地失陷。接着，日军便在榆林、博鳌等港登陆。
中国守备军司令王毅，考虑到海南岛与大陆隔着海峡，大陆
不可能迅速增援，于是下令部队化整为零，退入该岛中心部的山林地带打游击。
日军在海南岛登陆，实际是日本“南进政策”
的出发点，同时又是它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方案正式起步。从此种意义上讲，侵占海南岛可以算是太平洋上的“九
一八”事变。
蒋介石早在1938年12月的《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一文中就已预见：
“日本的政策，现在已经由他
的大陆政策扩张到海洋政策，由他的北进政策推进到南进政策。简言之，日本现在的侵略政策，是大陆与海洋同时并进、双管齐下了
。在吞并中国的企图中，同时更要推翻国际秩序，独霸东亚，驱逐欧美的势力。”
蒋介石认为，日军占领海南岛，“此为开战
以来对英法美最大的威胁。此后，战局必将急转直下。倭寇狂妄，盖已决心向民主世界开战矣!”因此，海南岛陷落的第二天，他在
接见中外记者时，特别强调，日寇侵占海南岛，即是进攻太平洋的发端。首先切断英、美海军之间的联系，控制菲律宾。下一步，日
本将侵占关岛，再切断美国与菲律宾的联系。然后发动太平洋战争。
其实，美、英各国也从日本政府1938年11月3日发表的“
东亚新秩序”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中，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声明中最关键的一节是：
“帝国断不收兵。帝国所希望者，在
于建设能够确保东亚永远安定之新秩序；这次征战之最终目的，亦在于此。”
可见，日寇不仅要侵犯全中国，更要霸占全亚洲
，乃至全世界。这样，就直接侵犯了英、美、法等国的势力范围和各项权益。当然，这些国家不会坐以待毙的!
首先做出蕴藻
浜反应的是美国。
1939年1月，美国决定，在道义上禁止对日本输出飞机一部分零件与器材；
同年2月，禁止对日信用贷
款。
这些虽然只是局部的经济制裁活动。但总算是付诸行动了。
接着，2月8日(日军侵占海南岛的前两日)，美国与中国
签订了“桐油借款合同”。
与此同时，英国也宣布向中国提供信用贷款50万英镑，为中国购买卡车之用。
英国同时还对
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贷款500万英镑，以稳定中国的法币价值。
国际上的这一新转机，使蒋介石备受鼓舞。
【2月18日】
美国会毅然以大多数通过“太平洋设防案”，此为九国公约复活之实现，乃我抗战一年半牺牲所得之实效也。
美国总统罗斯福认识到，日军于2月10日在海南岛登陆，将是对于太平洋的威胁。于是，他向国会提出为防卫太平洋、关岛等地增
加军费的计划，即“太平洋设防案”获得国会的通过。
这无疑是蒋介石所梦寐以求的喜讯。在抗战之初，他寄希望国际列强出
面制裁侵华的日本军国主义，冀图九国公约会议的宣言，结果，失望了。除苏联给予支援外，列强各国竟都处于“中立”、观望的地
位，“坐山观虎斗”。如今，日寇侵犯了他们的权益，这些国家的立场终于明朗起来了。
单就美国而言，国民政府求得其援助
，是煞费苦心的。
1937年10月，罗斯福总统虽然在芝加哥发表了谴责日本侵略者犹如传染病源的所谓“隔离演说”，并明显表
示改变其“孤立主义”。但当时美国还在为日本提供军需物资，外交上还在实行“中立法”。
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任命
在国际间有很高声望的著名学者胡适为驻美国大使。由他的活动，密切中美关系。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派遣上海商业银行总
经理陈光甫赴美接洽借款。中国拟提供特产桐油(涂料、绝缘材料之原料)为担保，希望借到千亿美元。但虽经多次与美国财政部洽商
，终因美国法律上和制度上的限制，未能成交。
同年10月15日，蒋介石为打开借款交涉困难局面，致书罗斯福总统如下：
“中国人民深觉在此患难之时，至少美国总统可引为我之挚友。兹代表此流血之人民，愿再请阁下惠予吾人更大之援助，俾中国抵
抗日本侵略得告成功。吾人因急需抗战之资力，自渴望美国予以此项财政上与经济上之援助。如予以相当巨额之贷款，则吾人抵抗日
方之攻击亦必获有更大之实力与效果。因此，现在美国进行中之商议，鄙人深愿赖阁下之助而得早告成。”
10月25日，美国提
出2000余万美元的借款案。虽然不多，但总算答应。
10月25日，正是广州、武汉相继失守的日子，美国暂缓实施借款。
罗斯福总统透露：“中国如能阐明广州与武汉撤退之战略目的和今后抗战的意志，我将乐于批准此一借款。”
10月31日，蒋介
石的《为武汉撤退告全国军民书》发表。
驻美大使胡适，当即将此文译成英语，送交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此时方知国民政府“
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意图。
11月10日，罗斯福给战时首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拍了电报：
“对于中国人民的勇敢抗战及其
苦难遭遇，深表敬佩与同情。”
11月19日，蒋介石又接到罗斯福的复信。复信中表明：
“美国政府之行动，须符合美国
法律与美国人民随时表达之公意以及美国对于可以实行事项之估量。”“美国极度同情中国，切望远东早日得到公正的和平。”
12月12日，经美国进出口银行董事会通过，“桐油借款”由2000万美元增额到2500万美元。
12月15日，获罗斯福批准。
1939年2月8日，正式签订了“桐油借款合同”。
紧接着，美国对日本给予了一系列的经济制裁。
蒋介石认为以后的中国
军事、经济，随着“太平洋设防案”的通过，将会有所好转。并认为所有这一切“乃我抗战一年半牺牲所得之实效也”!
【3月18日】
德国于本月15日并吞捷克，不费一弹，不流滴血，此为历史未有之创例，推究其原因即在于去年割让苏台德区所
贻之祸患。
如果我国于“七七”以前，以为割让东北或承认伪满可免于战祸者，观之，可以醒矣!余更自信所为决无误也。
捷克轻而易举地被德国所并吞，“推究其原因即是于去年割让苏台德区所贻之祸患”。
1938年4月，德国法西斯吞并奥地利
之后，进一步企图进侵捷克。与捷克有同盟关系的英、法等国，企图把德国的刀锋转向苏联，因而对德国采取妥协退让的绥请政策。
1938年9月29日，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英国张伯伦、法国达拉第在德国纳粹党根据地、德国西南部的最大城市慕尼黑举行
了会议。结果签订了出卖捷克民族利益的“慕尼黑协定”，把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这个会议是绥靖政策的顶点，因此更激
起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野心。
蒋介石由此而反思“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以为割让东北或承认伪满可免于战祸者，观之，
可以醒矣”。事实正是如此，日寇并没有因侵占东北而罢休，甚至蒙古、华北给了他，他也不会停止军事行动的，他的目标是霸占全
中国，乃至整个的亚洲。
【4月2日】
倭寇不欲参加欧洲战局，亦不敢与俄国开衅，计在妥协列强专事侵略我国，乃其最毒之政策。
日寇江南军
队冈村宁次的第11军眼下正在发动南昌战役，在中国的“南进政策”已在全面实施中。
正当此时，德国外长里宾特罗甫向日本
政府提出：在业已签订的防共协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缔结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
1939年1月新登台的日本平诏内阁，基于国内
舆论和中日战局紧张，对于是否参加三国军事同盟，结成“轴心国”参加欧战，形成分歧，以致一时不能拍板定案。
至于对苏
联的态度，因“张鼓峰事件”，日军目击了苏联所炫耀的武力，日本政府不想与苏联发生摩擦，以求北方的安定，而致力于其“南进
政策”。
“张鼓峰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九一八事变”时，苏联由于国内政局还不太安定，因此对日本侵略东北未
能以加强力干涉。“七七”事变后，苏联为安全计，在西伯利亚国境线和沿外蒙的国境线部署了数倍于东北境内日军的兵力，在海参
崴方面也增强了海空军。
于是，日苏两军国境警备队，小规模的纷争时有发生。
1938年7月11日，苏军占据了伪“满洲
国”东端的苏联和朝鲜国境附近的张鼓峰山顶。
张鼓峰虽然仅是一个海拔150米的丘陵，但它却是一个战术要地。
当时
，日军正在向武汉进攻。苏军推进张鼓峰意在探测日本采取什么态度，以及判断日军整个战略意图；就日本而言，也想观察一下苏联
是否介入中日战争。于是双方都想以张鼓峰的占领与反占领做一下试验。
日本参谋本部，接到报告后，考虑中日战争正紧，决
定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命令当地日军有所抑制。
但是，1938年7月29日，当地日本驻军第19师团见苏军在张鼓峰附近构筑
工事，便擅自出动部队，于是双方交火。
1938年7月31日，天亮前，日军对张鼓峰发动袭击，迫使苏军一度后撤，但苏军马上
进行了大规模反攻，使日军陷入苦战之中。
眼看战火不断扩大，日本政府十分恐慌，立即通过外交途径向莫斯科提出由日军单
方面撤退的建议。
8月10日，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与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会谈。
8月11日中午，达成停战协定。
蒋介石对日本主动向苏联求和极为愤慨，从中他看穿了日本的狡猾伎俩。“实际日本所谓缔结协定，共同防共”都是骗人的鬼话。他
的“目的本不在防共，也不在于防俄，而实在于借此名义以亡华。如若不然，当张鼓峰军事冲突时，何以他的驻苏大使重光葵向苏俄
外长如此卑下让步而最后终于屈服?就可见他今日对我国提出所谓共同防共云云，只不过外欺世论、内欺国民，而要向中国要求得华
北、内蒙驻兵的一个幌子罢了。”
蒋介石通过“不欲参加欧洲战局”和“不敢与俄国开衅”两件事，方才认清日寇“妥协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