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时创办，原则值两抽厘，只有千分之一的税率，但是关卡林立，小民负米载猪往市廛售卖亦被抽及，最妨碍农村商业之展开，而所
得菲薄，多时仅够关卡本身之开支，至此通令罢免，而代之以“统税”。后者征收止及于棉纱、水泥、火柴、卷烟及面粉，以上均可
驻厂征取，为财政之重要改革。
1931年
【7月12日】
康都下后即攻广昌，广昌下后，即攻宁都、兴国，赣匪不足平矣。 关于第三次反“围剿”，毛泽东写着：
“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围剿的战役，我们都从容不迫的对付敌人。唯独第三次战役，因为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
的进攻来得那么快(1931年5月29日我们结束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7月1日蒋介石就开始了他们的第三次围剿)，红军仓促地绕道集中
，就弄得十分疲劳。”
他又提及这次“围剿”蒋自任总司令。“进剿军30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
立煌、蒋鼎文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10万人。”“进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
消灭之。”
7月初攻势展开时，国民党军队之重点在左翼。蒋介石于7月6日至南城，8日至南丰，逗留到12日。他在日记里写下
：“康都下后即攻广昌，广昌下后，即攻宁都、兴国，赣匪不足平矣。”这时候他表示着充分的乐观与自信。果然不久在14日宁都又
继续黎川与广昌为国民党军队占领。他们继续向兴国进逼。迤北的部队又占领黄陂、沙溪、龙冈、东固。至8月4日进入兴国时，好像
中共军队根据地都已廓清。这时候看来的一个可能性，则是对方可能渡赣江而北取吉安。所以蒋又于7月27日亲往吉安，逗留一日。
【7月14日】
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要道乎。
原来蒋之精神训练在内容上确有虚浮而不相衔接的地方。有如宗教与哲理甚难今日讲说，明日付诸实施。过度的依赖心学的理
想主义与意力也难持久。即算蒋介石能用纪律约束自己，他贴身的部下也不见得能如是。所以他主持的精神训练造成了一种对他人身
崇拜之气氛，而用以作为一般人之伦理道德标准则为效甚微。因为如此，他的标语与口号不免被传统的官僚主义之作风笼罩。承认它
们为现实，有等于继续专制时代真理自上而下的习惯。一到战后，不少的人索性以为他的节目全属本末颠倒，无一是处，而他所标榜
的道德也可以用作口实，对他反唇相讥了。
然则这样的发展并不是1930年间的情况。在抗战展开之前五年内，蒋介石引用德国
顾问，将陆军之典范令修订公布；任用俞大维使步兵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之军械弹药自足；空军扩充至飞机
600架(虽则实际能对日作战的只220架)。南京政府又积极在各省督导修建公路，粤汉及浙赣两铁路也在这时期完成。1935年红军开始
“长征”之后，中央军亦因“追剿”，将力量推广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兹后此地区即与陕西同为抗战后期之大后方。这种种措
施构成了对日战争最低度之准备。此外币制改革，法币用纸，白银国有；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才使全面抗战可能。而蒋又令宋子
文、孔祥熙、蒋廷黻诸人游说美、英、苏各国，以争取外交主动。大概愈近1937年7月7日，以上准备愈为明显，蒋介石之声望愈为提
高。1935年蒋曾亲赴太原及泰山，面邀阎锡山、冯玉祥来南京。当年8月胡适曾说及：“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
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地位。”1936年粤桂称兵不成之后，李宗仁来广州，蒋先往拜见。西安事变时，周恩来主张不对
蒋人身危害，因再无他人可作国家之领导人。当然，另一原因为避免内战发生。
蒋介石把他所自述的这段期间所谓“埋头苦干
”，简缩地写成日记。
【8月12日】
剿匪之难，甚于大战，盖彼利用地形之熟识与胁从之民众，避实击虚，为所欲为，而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
。余细思之，如欲剿灭赤匪，绝非一朝一夕之间所能成功，唯有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辟道路，使匪无所藏匿，不得窃发，而我之
官兵，则行动自如，如是乃可制其死命也。
毛泽东对第三次“围剿”总结道：“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
绕道千里，从第二次围剿时进至的广昌东北以至福建境内，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
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人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
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为避其主力，打甚虚
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北的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
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允许我方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
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蔡、韩军间40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8月6日)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
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
。三战皆胜，缴枪逾万。此时所有向西向南之敌军主力皆卷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
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之间一个20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西到西面之兴国县境内集中。及至敌发觉西向时，我
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
蒋介石没有完全否定毛泽东这段记述。他在莲塘之役后写下了
今日之日记。
【9月18日】
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余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拼以一身报我总
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
1931年夏秋之交的中国呈现着这样一种局势：
一是宁粤对峙：两个国民党中央、两个国民政府
分庭抗礼，两个军事委员会摩拳擦掌；蒋介石坐镇南昌“剿共”，全神贯注，“一心以为鸿鹄将至”。7月23日，蒋在南昌发表《告
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其中有这样的话：“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
不能攘外。”
二是东北空虚：张学良将东北军主力调入关内(时东北共有五个旅的兵力)；少帅于1931年5月去南京出席三届四
中全会之后，“便卧病在平”。
中华大国内伤严重，边疆不固。此外，外敌乃“乘虚而入”。
中国现代史上难忘的“九
一八”，就这么发生了。
“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二更刚过，烦嚣的沈阳市内街已趋于平静。忽然，北门外柳条沟附近
的南满铁路线上，发出了短暂的爆炸声。出事地点离3年前炸死张作霖的场地只有几公里，看来干这类行当的人已经很有经验了。其
实炸弹威力很小，它只毁坏了3根枕木，并使得铁轨稍稍弯曲，20分钟以后，一列时速80公里的列车呼啸而过，车行并没有受到多大
障碍，便是证明。
但不可小看了这一声爆炸，它是侵略者发动战争的信号弹，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规模厮杀的开端。
爆炸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和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等设计的。
可他们却诬称爆炸是中国军队干的。随即，日军突
然炮击北大营(营内驻屯着王以哲的第七旅)。紧接着，日军多路进攻沈阳城。第二天清晨，沈阳市内中国各机关的大门上，都被贴上
--“日本军占领”的字条。
上午11时，对所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于1945年11月自杀)率领幕僚人员
及增援步兵联队由旅顺抵沈阳，同时，驻朝鲜的日军，由其司令官林铣十郎发布命令，越过鸭绿江开进我东北。
第二天清早，
太阳旗遍插这座关东名城。
【9月19日】
日寇野心既一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将无宁日矣。
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
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
蒋介石在“九一八”前后是否有过什么“绝对不抵抗”的指示、命令，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不愿抵抗
，没有下令坚持抵抗，却是事实。即使是按陈布雷日记所云“严令东北当局，节节抵抗”，充其量也不过是叫张学良不要撤退得太匆
忙了，应该一面后退，一面抵抗，也就是节节撤退、节节抵抗。
张学良“判断错误”，是应负“不抵抗”责任的；但蒋是国家
元首、三军统帅，难道无权改变张的命令吗?东北沦陷的责任，张不能辞其咎，蒋更不能辞其咎。
【9月22日】
日人侵略实行，世界之第二次大战于是开始矣!不知各国人士能见及此乎?
以蒋为首的南京政权，处理“九
一八”的善后方针，一是“忍耐”和“依赖国联”。希望“各国人士能见及此”。当然，如果国联靠不住，“最后之行动”则是“自
卫”，但都是“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之后。
“完全撤退到南满铁路附属地以内”的撤兵决议；蒋也曾为此高兴过一阵子。但日
本认为：“非经全体一致同意，不能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拒不执行，国联亦不了了之。
国联，在历史上存在了20来年，它
没有保护过弱国。强国视之为玩具，弱国视之为菩萨。利用这个讲坛，争取国际道义的支持，无可非议，认为它可以除暴安良，则缘
木求鱼。
二是压制抗日爱国运动。
3年前济南惨案的亡魂未祭，3年后关东军刀斧又来，生灵涂炭，山河破碎，中国人怒
不可遏，首先站起来的是青年学生。“九一八”刚爆发，大学生们就组成了抗日救国团体，许多城市举行游行示威，从9月到12月，
各地到京请愿的学生多达五六万人。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外交部、鼓楼、新街口、中山陵园，是他们必经的场所，外交部长王正廷
挨打，9月30日辞职。
上海80万工人发表《告世界工人书》。
由商界发起，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
对此
，蒋早在9月22日就发表讲话，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
“国家存亡，关系重大，此时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顺从政府，尊
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
运动如火如荼般在发展，“劝告”不住了，便指斥是“受共产党的煽动”，派出大批军警镇压，
打伤和逮捕了许多青年人。
诚然，这个运动有自发的成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也有共产党在从中领导。要求救国何罪
!指责妥协何罪!这不就是在实行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吗!
【9月23日】
此为一外交之转机，亦为我国内统一之转机，如天下不亡吾中国，则此次外交或不致失败乎?
对国际联盟及
九国公约诸鉴字国干预之期望，也使蒋介石举棋不定。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第3日，在南京接见国联公共卫生处长拉西门即已提及
：“君须知日军既占沈阳城，必不肯随便退出。余知日人对我东北之心理，宁使其东京或日本三岛全毁，决不愿自动退出东北也。望
君牢记余言，切勿轻易视之。”(1931年9月21日)，此观察可谓一针见血，以后全部证实。但是国联盟约有调查制裁诸条款，中国是
弱国，本身无力收回东三省。又不能不对国际正义有所希冀。所以，才两日后蒋介石闻国联议决，中日两国停止军事行动，双方军队
退回原防，又不禁将当时感想记在日记中。
此段日记已明白道出如因国际干涉，而使中国死而复生，其机缘正非人谋实为天授
。
以后国际调查团来华，日人在东北成立“满洲国”，美国提倡对日经济制裁因英国作梗而罢。中国人怀抱着无数次之希望，
每次又眼见希望在国际政治之现实场合中幻灭。迄至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召开特别大会，决议东北宗主权仍属中国，但地方自治
，日人在境内扩充其铁道特权。投赞成票者四十二国，反对者唯有日本，弃权者唯有暹罗(今日泰国)。而日本代表团竟在投票后，由
松冈洋石率领离开会场，表示日本退盟。况且东北三省纷争未已，日本一面退出国际联盟，一面又进攻热河。此举已非军人逞凶。在
动员来犯之前，外相内田康哉在贵族院发表外交方针，阐明热河系满洲国领土之一部分，所以热河问题全系满洲国内部之问题。从战
役之资料看来，夺取热河之军事行动经过日皇批准。
【10月7日】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
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唯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
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
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而蒋介石则坚
持唯安内始能攘外，并且他自恃唯有他一己才能达成此任务。“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一再强调他个人所起的决定性之影响，有“
万人皆醉我独醒”之气概。
日记的这段文字不能在战前公布。严格说来，他这时候(至少在1931年)对于和日本作战没有必胜的
把握，相反的，以他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可是逼不得已又只有一战。其应战之目的已不在求胜，而只
在保全国格。这也和他以文天祥、史可法为典范的态度接近。如果我们不计较当日情势，单独的阅读此段文字，很难不对作者生反感
。他把整个中国国民说得全无是处，只有他蒋介石一人气概万千。可是另一方面，想到“九一八事变”之后，北方大学生南下请愿，
殴打外交部长，报纸杂志充满着慷慨激昂的文字，动辄称东夷岛寇不足计较。汪精卫因张学良之不抵抗，愤而辞职。及至抗战军兴，
遇到困苦艰难之际，汪精卫首先投降。
1932年
【1月10日】
内无壮备，遽尔绝交，此大危事也。 1932年年初，蒋介石仍无职位期间，听说南京外交部长陈友仁主张对
日绝交，他写下自己的看法。
【1月29日】
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
，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
日寇蓄意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是为了转移中国人民和国际舆论对其在东北的侵略行径。
日本这时正在东北阴谋建立“满洲国”，企图将整个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1月18日，日本五个和尚在上海马玉山路向中国工人义
勇军挑衅，打伤了日本和尚天崎启升（后死在医院），日本又自焚公使重光葵的公馆，然后嫁祸中国民众。月24日，日本向上海大量
增兵，已有航空母舰“能登吕”号等十艘军舰开进黄浦江。27日，日寇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最后通牒，限28日下午六时答复日方提
出的“道歉”、“惩凶”、“赔偿”、“取缔抗日运动”、“解散抗日团体”五项无理要求。蒋介石的亲信吴铁城，本着蒋介石“忍
辱负重”的指示原则，立即派警察查封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这样，蒋介石还“对于上海紧迫情势放心不下”，又命令参
谋总长朱培德和军政部长何应钦，立即派宪兵第六团从南京赶赴上海。“因为此时驻防上海的是第十九路军”，蒋介石不敢担保十九
路军不抗日，“调派宪兵部队到达上海的目的，则是配置在中日两军战斗部队的中间地带，起缓冲作用以防范不测事态。”1月28日
，蒋、汪召开临时中央政治会议。全国都以为中央定会对上海严重局势作出对策。不料中政会竟一句不谈如何抗日，却作出了与抗日
毫无关系的三项决定：一、惩戒陈友仁。因为陈在上海的谈话批评了蒋介石。二、决定恢复新闻检查。这是蒋介石上台后加强法西斯
统治的表现。三、改组南京政府。十九路军将士和上海人民在浴血抗击日寇，这时蒋、汪合流的南京政府做些什么呢？1月30日，还
没有公开复职的蒋介石通电全国将士，“慷慨激昂”地说：“……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然后话锋急转
：“勿作虚浮之豪气，牺牲之精神。”怎样保持牺牲呢？中央决定迁都洛阳，逃之夭夭！
【2月15日】
财政不充实，何以为国?何以御侮?当力图之。
对日外交，全国瞩目。孙科与外交部长陈友仁，为取得人民
的支持，抵制蒋介石政府的干预，主张对日“积极抵抗”，收复东北失地。冯玉祥很赞成，他同陈铭枢为支持孙科政府解决财政，扬
言要对上海金融界采取强硬措施。但是，孙科政府一面鼓动“死守锦州”，一面又主张“和平绝交”。此时日寇正积极准备进攻上海
，日舰在宁、沪间的长江水面示威。孙科政府对日本毫不戒备，企图既能与日本相安于宁、沪，又能博得“主张抗日”的美名。为了
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曾计划把驻宁、沪的十九路军调到江西“剿共”，以便使日本能领悟到他们“和平绝交”的诚意。孙科政府口称
“抗日”、“绝交”，并无抗日行动的具体做法，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
孙科支撑不住局面，于1月9日跑到上海，吁请汪精卫
及蒋介石、胡汉民入京主持一切。冯玉祥、陈铭枢也四处奔走、发电，恳请三巨头返京。一时请蒋复职，蒋、汪、胡合作的呼声大作
。
【12月9日】
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先肃清赣匪以后，乃得牺牲个人以解决
东北--此余深思熟虑经千百回而决定之方针也，国人知我心否?吾亦不暇计焉!
1932年5月21日，蒋亲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
令”(李济深副之)。在组织进攻之前，即4月18日，蒋在牯岭召开了豫鄂皖赣湘五省“剿匪会议”，何应钦、何成浚、陈诚、熊式辉
也赶来参加。蒋采用曾国藩“用兵不如用民”攻打太平军的经验，提出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进剿”方针，同时推行王安石
的保甲制度，军民共组“农村合作社”，民兵5000人组成“民团”，五县共同制定防卫计划。政治军事总动员，试图将“共匪”一举
“剿灭”之。
6月，蒋先集中主力进攻鄂豫皖徐向前和湘鄂西贺龙这两支红军。在大别山、洪湖，周旋了半年有余，蒋取得了
胜利。结果是：前一支红军转移于川北、陕南，后一支转移于湘鄂川黔边界。
此时(1932年冬)，日军正向热河进犯，东北又紧
张了，但蒋枪口仍对内不对外。
【12月23日】
倭寇攻热，必不能免，恐不出三个月之内，甚或进占河北，捧溥仪入关；
或另觅汉奸作为傀儡，以伪造华北之独立，使我中华分块离立，不得统一，而统属于倭寇卵翼之下。其狂枉之欲，且得陇望蜀，不征
服我全中国必不罢休也……
热河事件因一个所谓任“关东军嘱托”的石本权四郎，在由锦州至朝阳间的火车上被中国义勇军拉
走而产生，事在1932年7月。迄1932年下半年，日军不断的准备进攻。蒋介石在江西筹划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当日最大困难，
即是无从判断对方之目标与最后企图。从过去之经验，小事可以化为大事；下级造成之既成事实，可以据为方针与国策。至年底蒋已
回南京，他即在日记上写出上面的话。
1933年
【1月17日】
非与之一战，对内对外，皆不能解决也。 当蒋介石在南方时，张学良曾计划不仅保卫热河，而且要向义州
、黑山、通辽、洮南之线出击。直到蒋介石北行前夕，还望反攻凌原、平泉与承德。等到蒋介石抵达河北却得到一个“攘外必先安内
”的答复。说什么不是不打，而是看怎么打，打了是否解决问题，云云。
【3月9日】
此时情形，固使余心难堪，而此后之事又不能直说，更感遗憾。然处此公私得失成败关头，非断然决策不可。利害
相权，唯有重公轻私，无愧于心而已。
蒋介石本人于3月6日由南昌飞汉口，因气候不佳，改乘火车北行，于8日抵达石家庄。
事前已电嘱军政部长何应钦由南京径往北平。至此热河省会承德业已失守，全国舆论大哗，众称应由张学良负责，南京中央主张查办
。蒋于9日至保安，与张达成谅解，准张辞职，由何应钦代。
【3月28日】
于寇患及匪祸二者，对前一项，加强防御；对后一项，应准备速剿也。
蒋介石在保定只逗留十多天，3月26
日又回南京，可以向国人交差了。因为喜峰口御敌，壮怀激烈，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可以松口气了。
喜峰口抗战只是从丛林
中射来的一箭，不是链条中的一环。
“加强防御”云云，其实只是空话一句。就在蒋回南京的那天，日军因在古北口、喜峰口
碰了钉子，便从山海关发起进攻。4月1日，关内军事重镇石门塞陷落，4日夜，日又占秦皇岛背后要地海阳镇，5月，日机轰炸滦东各
县，冀东局势紧张。
【4月28日】
此时以稳定抗日战线，加强北方防御，为目前之急务。至于江西剿匪，则只有付诸湘粤各军。
蒋介石抵达
河北的第二天，即3月9日，战线已退至长城线上。至五月底战事结束，长城战事前后经十星期。是役国民党军队综合东北军、西北军
及中央军，西自古北口，东迄滦河以东，约200公里之人为屏障上鏖战，阎锡山部傅作义等则担任察哈尔东部之警戒，无疑的已为四
年后全国抗战之先声。此亦自15世纪明季徐达筑“边墙”，16世纪戚继光建垌楼以来，首次利用引工事为国防线(清兵曾拆墙而入，
未遇明军抗抵)。蒋介石于3月16日区分指挥系统，于24日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后，即于25日南返。因汪精卫已复职，蒋尚须向国防委
员会提出报告，而江西之第四次“围剿”又已惨败也。
【6月3日】
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
4月11日，冷口失守，
由山海关西犯之日军随即取昌黎。国民党军队又于喜峰口及北古口相继撤退后，至5月下旬，日军已占领抚宁、卢龙、滦县、唐山、
蓟县、密云，正威胁宁河。正东之敌距北平才50公里。
蒋介石央请义兄黄郛前往收拾残局。黄已隐居莫干山6年，因与蒋有“
共尝艰苦”之誓约，勉为其难，以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的名义北上，与日人成立日后称“塘沽协定”的方案。仍经蒋介石通过汪
精卫、孙科、罗文干、王世杰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揭晓：日军后撤因在关内作战未经日本天皇批准，军部受到日皇责问。可
是事虽如此，日军在关内活动数星期。而见塘沽协定之后，日本分裂华北运动始终未有停止。
交涉期间，黄郛致蒋介石电报4
通，最能表现当时实况。且看原件：
(1933年5月22日)抵平五日，危疑震撼不可言喻。自美国申请书发表后，日方态度骤变，
既往工作，尽付流水。赵敬时案，又适逢其会发出。昨晚敬之兄(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已决定在白河线作最后抵抗。但平津若动摇
，则前在沪所商定之600万，事实上又成空话。财政如无新途径，以资接济，而维军心，则全部华北情形，将不知纷乱至何程度，应
请中央预为注意。郛等进止，尤须请示。北平既入战区范围，政整会自无工作余地，现虽尚未成立，拟至必要时即随军事机关转达，
或即南旋面陈经过。如何盼复。
(5月23日)时局至昨日极险，军心不固，士气不振，内幕尤不堪问。日方决定本晨拂晓大举进
攻。故一时不得已，预备军政两机关移驻平汉线。兄思平津一失，中央政局亦必动摇；财政无办法，粮饷之源绝。平汉、平绥、北宁
、津浦各线之交通枢纽，尽落敌手，国土变色，地方糜烂，溃军且将波及豫鲁。种种不堪设想之后患，均意中事。且昨日已接汪精卫
电略称：“只要不涉及承认伪国、割让四省问题，一切条件均可商订。”并称：“决不使兄独任其难，弟必挺身而出，共同负责”等
语。故于临出发移驻之前，思之最后之努力。于昨午夜十二时赴一私友处，不露声色，与中山代办、永津陆军武官、藤原海军武官，
彻夜讨论，天明始归。商定结果已与敬(何应钦字敬之)季(黄绍竑字季宽)两兄联名另电详达。事机迫切，间不容发。未及事前电商，
至为惶遽。好在交涉仅以停战为范围，条文上加意审慎，当不致受大指摘。然而兄(黄郛本人)泪内流，兄胆如裂，想吾弟亦必能想象
也。特闻盼复。
(同日与何黄联名电)关于最近前线军事部署，昨电已详。唯各部队兼月作战，将士伤亡甚多，疲敝之余，战意
已不坚决。就昨晚情形观测，方成不战自退之势。经职等再三筹计，若竟任其自行崩溃，华北局面将至不可收拾。当即召集重要将领
，多方激励，众人意志稍转坚定。同时日本中山代办及永津武官与郛约定晤谈，结果由日方提出如下之四项条件：(1)中国军队撤退
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以南以西，今后不准一切之挑战行为。(2)日本军亦不越上述之线追
击。(3)何委员长应钦派正式任命之停战全权员往密云，对日本军高级指挥官表示停战之意志。(4)以上正式约定后，关东局司令官指
定之日本军代表与中国方面军事全权代表，定某日某时于北宁线上某地点作关于停战成文之协定。比由职等就此条件详密商议，佥以
此时前线情形如彼，而日人复以多金资助徐燮元、孙传芳、白坚武等失意军阀，有组织华北联治政府之议。孰权利害轻重，与其放充
平津，使傀儡得资以组织伪政府，陷华北于万劫不复，何若协商停战，保全华北，徐图休养生息，以固党国之根基，较为利多害少。
众意既归一致，于是遵照汪院长迭电指示之意旨，由应钦答复日代办，对其四项条件完全接受，并拟于今日派上校参谋徐燕谋为停战
代表，偕同日本武官前赴密云表示停战之意。嗣后进行协议情形，自当一秉钧旨，随时密呈核示。职等为党国为地方人民着想，唯有
牺牲个人，以求顾全大局，是非毁誉，所不计也。肃电奉闻，伏乞鉴核。
(5月27日)有申电奉悉。停战协定，岂兄所愿?因21晚
开军事会议听各将领所表示，知危机已间不容发。22日晨日使馆又由津增兵两连，而前线各路急报频来，城内反动团体跃跃欲试，津
埠暴动相应而起，一时人心恐慌，秩序大乱，其时环境之险恶，较之当年在济南退城时之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在平同人见大势已去
，认弟(蒋介石)所称“最后关头”已至，决定一面收城，一面将军政最高人员暂移驻长辛店。唯犹虑离平以后，华北局面必至不堪设
想，故迟迟未发。延至晚间10时得汪院长来电略称：“欲谋停战，须向对方问明条件。其可答应与否，弟(汪精卫)以为除签字承认伪
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且弟决不听兄(黄郛)独任其难，弟必挺身负责。乞速与敬之、季宽、岳军(张群)诸兄切
实进行”等语。得电时，敬之兄正与徐军长庭瑶研究城防，岳弟未在侧，乃与季宽兄密商。时已深夜11旱，不容有踌躇之余地。遂决
然偕李择一君电约中山代办、永津武官至某私人宅会谈，直至次晨培训时始散。彻夜周旋，心酸胆裂。勉强缓和，重留北平。今后谈
判进行，自当遵嘱认定以停战条件为范围。伪国承认问题，双方均非疯狂，深信决不至涉及。盖局部军事长官所派代表，其资格并不
足以代表国家，何得议此有关领土完整之政治问题?所当注意者，条款文句之间，彼等或用偷关漏税之狡猾手段，插入满洲国境线等
之字句，为将来交涉东北问题之伏笔，此则当时时防范耳!总之，弟既强我以肩此重任，弟必给我以同等信用。兄山居六载，虽不敢
谓已达悲智双修之域，然自信悲愿决不至卖国，智慧决不至误国。深盼彼此把握住既定之方针，勿为外来蛊惑之词所蒙蔽，更勿为南
来不稳之消息所动摇(当时广州倒蒋情绪并未完全放弃，至年底即有福州之人民政府)。盖国际援助一层，以兄平素所具之国际当识判
断，敢断其不过一片空言；让百步言之，其实际之援助为时必甚迂缓，远水不救近火，为量必甚微薄，杯水无补车薪者也。至南部情
形，彼等早已决策，所谓“你东我西”，无论如何无可避免，唯有用种种方法以图应付。至尊电所谓“应下最高无上之决心，以求得
国人之谅解”一语，则兄尤不能不辩。两年以来，国事败坏至此，其原因全在对内专欲求得国人之谅解，对外误信能得国际之援助，
如斯而已矣。最高无上之决心，兄在南昌承允北行时早已下定，无待今日。兄至今尚未就职，弟如要兄依旧留平协赞时局者，希望今
后彼此负责的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赤手空拳蹈入危城，内扰外压，感慨万端，神经刺乱，急不择言，唯
吾弟其谅之，并盼电复。
塘沽协定经过蒋汪同意后，1933年5月31日于塘沽签订，内容与5月23日黄、何、黄联名电所叙相同。
唯国民党军队撤退线南端加列渤海边上的芦台，日军有权用飞机侦察保证撤退确如条款执行，日军则撤退至长城线，当中缓冲地带以
警察维持治安。
塘沽协定自是使全面抗战延缓4年。蒋所谓“我屈”见诸事态，“国伸”则未有痕迹。日方仍继续压迫。黄郛
办完此事南返，次年其上海住宅被人投掷炸弹，又接一恐吓信。但受到蒋介石激劝之后，仍继续北上交涉，直到1935年年初。黄郛于
1936年12月死去，未及见临抗战之展开。
【6月5日】
协定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国际形势，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
复兴之基乎!
日本皇军，扛着三八枪和太阳旗，已经打进华北来了；中国人芒刺在背。
此时的国际舆论对日本甚多指责
。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迅速恢复远东和平，日本恼羞成怒，蒋说得十分形象：
第列强所谓助我者，仅予日本以一骂
，而日本必即还我一刀。
然而蒋的基本政策不稍加改变。5月31日，南京代表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济南惨案”的元凶，
“一?二八”上海战争的发动者之一)，在塘沽日军运输支部签订《塘沽协定》，规定在河北省东北地区划出一大片不设防地带。日军
枪刺直指天津。这个《协定》是在大炮前面签字的：就在会议期间，日本海军派了“朝颜”和“夕颜”两艘驱逐舰停泊在海河口外，
炮口就对准了会场。
蒋强颜欢笑，竟异想天开，他在6月5日日记上写着：“余豫”之类的话。
蒋得此“余豫”，目光南
移，开始了“速剿”，这便是国共关系史上，彼此都念念不忘的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
蒋的这次“围剿”不同于以往
，它在组织策略上作了周密的部署。
1933年5月21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正式成立，它被赋予处理江西、广东、福建
、湖北、湖南五省军政全权。它实质上是凌驾一切权力机构之上的“剿共”总指挥部。
为此，审慎地制定了作战方针，陈布雷
概括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攻势，战术守势”、“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
”。
“战略攻势”，就是用3年时间完成它。“因为国际环境之险恶，整个大局之危急，已经不允许我们再有三五年来剿匪了
。”
“战术守势”，就是在军事上实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逐步缩小包围圈；在经济上实行严密
封锁，使“苏区”得不到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甚至企图使之得不到任何情报；在政治上继续推行1932年开始的保甲制度
，十户为甲，十甲为保，相互监视，相互告发。陈诚把这些说成是：“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
为此，举办“庐山军官
训练团”，任陈诚为“副团长”。该团举办了3期，先后训练学员3200余人。
对于该团的训练宗旨，在开学典礼上，蒋说得十
分明白：
我们这次召集大家到这里来训练，其目的是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
我们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匪，与整
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及个人的生死，统统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
【6月29日】
此次第二、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师等师战斗结果，所余官兵不过三分之一，而各团反攻时，有只余六人生还者，
其余因伤自戕之官长，不可供仆数。激烈如此，总理之灵，当可慰矣。唯何以慰我阵亡忠勇将士之灵?勉之!
可是长城抗战虽持
续两月余，结果带灾难性质。长城沿线全系石山，极难构筑掩蔽部，又缺乏林木荫蔽，是以阵地敌方飞机与火炮之理想目标。参与各
军无不死伤惨重，反攻则不见效，只有宋哲元部在喜峰口附近击退日军，并以大刀队夜袭敌营。可勉强称为局部胜利外，战报无喜讯
之可言。国民党军队非不英勇，如第二师在古北口南天门之役死伤三千余人，第八十三师当日即死伤一千余人，以后，又称“死伤惨
重”，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负伤。
战后，蒋介石在日记中综合了当时的情形。
【7月27日】
御侮抗日，绝非以武力可与之竞胜，亦非以外力可以牵制，此时唯有在内政、社会、教育制度中，即在国民军事
教育与团练保甲之中，积极努力，行之五年，由小而大，则或有万一之效也。
管仲提倡礼义廉耻旨在富国强兵。蒋介石提出精
神与人格，其着眼在对付日本，此已在与黄郛谈论时道及。我们仔细阅读他当日之演讲词，即可窥见他企图与部下成立协议：如果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