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万一被敌机炸毁，就向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并确保经由香港、越南路线运回国内。
三、准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
头和6个月的粮秣。
这一天，中日双方是在两军对峙的情况下进行交涉。日军方面加紧对宋哲元进行要挟。
7月11日下午
8时，张自忠代表宋哲元，未向中央请示便与松井太久郎签署的屈辱和约，其协议如下：
1第29军代表向日方表示遗憾，并处
分责任者，将来负责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
2和丰台日本驻屯军接近的宛平城、龙王庙不驻中国军队，改以保安队维持其治
安。
3彻底取缔抗日团体。
身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竟对此协议予以同意。
蒋介石对这份未呈核
准的屈辱和约不予批准。并命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形式，通知驻南京的日本大使馆：“任何谅解，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
日本见蒋氏如此强硬，于是当天，在东京首相府邸举行五相会议，决定派遣内地3个师团、朝鲜1个师团、“满洲”两个旅团的兵
力“对支那出兵”。
事情发展至此，蒋介石已感到必须急谋对策。7月12日下午，他命何应钦主持召开关于卢沟桥事件的第二
次会议。会上专门研讨国民党中央的指示：“本委座所示不挑战必抗战之旨，如宋主任(宋哲元)环境关系，认为需要忍耐以求和平时
，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下与彼方谈判，以求缓兵，但仍须作全盘准备。”
这一天的日记，蒋介石一方面分析情势，一方
面强调指出：“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
【7月19日】
政府对和战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以为危，我以为安。立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对倭最后之方剂，
唯此一着耳!
书告既发，只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矣!
就在蒋介石写下“亟谋应付之方”的当天(12日)，日本外务
省当局声明：“今后为军人对军人交涉，非外交当局时期云云。”蒋介石由此已完全意识到，日本必将贪得无厌，于是在第二天(7月
13日)对宋哲元发电告诫，表示准备抗战决心，电报指示：“万勿单独行动，不稍予敌方以可乘之隙。”同时命令道：“中央已决心
运用全力抗战，宁可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至此，从7月8日写完当天日记的那天晚上，彻夜未眠，经过周
密的考虑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开始，到13日向正在负责卢沟桥事件交涉的宋哲元发电为止，可以清楚地看出蒋介石被迫下定抗战决心的
整个思想轨迹。
但是，宋哲元虽然已经到了这一阶段，并不理会蒋的告诫和准备抗战的决心，仍是执意希望“当地解决”，并
再次派张自忠等人出面交涉。
7月14日，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来到中国后，派该军参谋专田盛寿向宋哲元强硬提出7
项苛刻的、完全控制华北的条件：
1彻底镇压共产党之策动。
2罢黜排日之要人。
3有排日色彩的中央系机
关应从冀察撤退。
4排日团体如蓝衣社、CC团等，应撤离冀察。
5取缔排日言论、宣传机关及学生与民众运动。
6取缔学校与军队中的排日教育。
7北平市之警备由保安队担任，中国军队撤出城外。
蒋介石得知协定细目后，预
料到，日方并非仅止于军事性的停战，而扩大到包括有政治性的条件在内了，因此，他当然不予批准，7月16日，电示宋哲元切勿对
日军抱有任何幻想，要他冷静而严谨地面对现实，提高警惕：
“连日，对方盛传兄等已与日军签订协定，内容大致为：一、道
歉；二、惩凶；三、不驻兵；四、防共及取缔排日等项。此种协定条款，殆已遍传欧美。综观现在情势，日本决以全力威胁地方签订
此约为第一目的。但推其真意，签订协议为第一，俟大军调集后再谈政治条件。……今事绝非如此易事，只要吾兄等能坚持到底，则
成败利钝，中(蒋介石)愿独负其责也。如何?盼复。”
然而，并未见宋哲元复电到来。
蒋介石心急如焚，他决定公开发
表演说，让国人与世界公众必须认清当前的事态已不是简单的地方性局部问题，而是涉及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严肃问
题。此时此刻，对于日本、对于全中国的军民，都是到了必须宣示中华民国决心的时刻了!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
发表了题为《对于日本的一贯方针与立场》的讲话：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
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
谓‘最后关头’的意义。……
“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
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而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我
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6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
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
东四省。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
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
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方法。……
“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
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
在国家、民族存亡危急之秋，在“最后关头”，蒋介石能
表示抗战，决不投降，这在民族大义上，是值得称道的!
同一天，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方面的
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中共代表将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交给蒋介石
。在《宣言》中提出如下四项保证：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后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
、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主政
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
抗战前线之职责。《解放周报》第一卷第18期，1937年10月2日出版。
会谈中，共产党代表建议以《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
治基础，并由国民党将其公开发表。
蒋介石虽然表示了准备抗战的决心，但从自身的利害得失上考虑，他还是抱有说服日本和
平解决卢沟桥事件争端的幻想。因此，在庐山谈话会上，蒋介石的“最后关头”演说又重申了《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表达
他呼吁和平解决的希望：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
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当然，蒋介石的
和平解决是有条件的，他说：“但是，我们的立场明显有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
，不允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29军现在所
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蒋介石秘录》第十一册，第24页。
他最后表示：“我们
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还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
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篇“最后关头”的讲话发表在隔一天的7月19日的报纸上。蒋介石的这个讲话受到
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它标志着蒋介石开始实践它屡次表示的团结抗战的许诺。
然而，日本方面正盼望着这“最后关头”的到
来。就在蒋介石“最后关头”讲话公开发表的同一天，日本驻华大使馆送给中国外交部一份照会，指责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挑战性质的
，并要求“中央政府对于华北地方当局解决条件之实行勿予妨碍”。中国外交部当即复文反驳：
“我国政府愿经由外交途径与
日本政府立即商议，俾得适应之解决。倘有地方性质可就地解决者，亦必经我国中央政府许可。”
还是在同一天，日本驻华大
使馆武官喜多诚一登门访谒军政部长何应钦。喜多诚一毫不客气地指责中国为何向保定和石家庄地区增兵。并以胁迫的态度表示：如
中国方面不撤兵，则局势必急变，必然引起中日全面之冲突，由此引起严重后果，必由中国方面负责。何应钦当即予以驳斥：“中国
军队之移动，全系出于自卫，日本新增加之军队如撤退，中国方面亦可考虑将新增加之军队撤退。当然之扩大与否，在日方，不在中
国。”
事实上，日本政府是在向中国下“战书”。
1937年2
【7月23日】
明轩(宋哲元)只报告11日与倭方所协商之三条，而对19日所订“细则”，尚讳莫如深，似以不加深究为宜，
使其能负责也。 7月19日，蒋介石的“最后关头”的讲话引起国内外、敌我方的强烈反响。第二天，蒋介石由庐山回到南京，召集
全国军政负责人研讨抗战的对策。20日，反蒋派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表示拥护中央，决心抗日到底。随后，其他反蒋派系也纷
纷表示拥护蒋抗日，并表示服从蒋介石的指挥。
7月20日的这一天，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拜会外交部长王宠惠。日
高信六郎提出强烈要求：
(一)南京方面应承认在华北当地的一切协定。
(二)立即停止煽动反日，并停止中央军北上。
王宠惠反复申明：任何协定都必须在事前得到中央的承认。
然而，作为29军军长和卢沟桥事件当地交涉的负责人宋哲元却
对中央表示动摇，故意不经中央批准，就在“最后关头”讲话发表的7月19日，擅自承认了日军方面提出的7项协定的条件，并撤除北
平防御工事。
蒋介石闻此情况，震惊不已，于7月22日急电宋哲元：
“闻38师阵地已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亦已撤除。
如此，则倭寇待我北平城门通行照常后，彼必有进一步要求，或竟一举占我平城，思之危险万分。务必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
算。与倭所商办法，究竟如何?盍不速告?俾便综核。”
但宋哲元的复电却是38师师长张自忠与日方的松井太久郎于7月11日下
午8时签署的三条协议内容。这其实已是迟到的报告，而且措辞模糊，看不清是已经签订了，还是仅仅是商定而已。蒋介石很气愤，
但从全面考虑，他在7月23日写这篇日记的当天，又向宋哲元发了电报，其内容如下：
“中央对此次事件，自始即愿与兄同负
责任。战则全战，和则全和，而在不损害领土主权范围之内，自无定须求战，不愿言和之理。所拟三条，倘兄已签字，中央当可同意
，与兄共负其责，唯原文内容甚空，第二条之不驻军(宛平县城、龙王庙)，宜声明为临时办法，或至某时间为止，并不可限定兵数，
第三条之彻底取缔(抗日团体)必以由我自动处理，不由彼方任意要求为限。此点应明加区别。
“至此事件之真正结束，自应以
彼方撤退阳(7)日后所增援部队为重要关键，务希特别注意。”
当天，蒋介石特地派遣参谋次长熊斌秘密到北平，意在把中央
的抗战决心及对事件的意旨当面传达给被日方要求“就地解决”而不可自拔的宋哲元。宋哲元也借故提出：“须赴北平一行，使部下
遵守协定”，取得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同意，由天津到北京会晤熊斌。
熊斌向宋哲元语重心长地讲：为维护国家主权
与领土，必须坚持抗战的信念，千万不能被日军的甜言蜜语所迷惑。熊还传达了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宋哲元这才对中央的坚定意志有
所体会，从而定下了抗战决心。
【7月24日】
日来运用军事与外交，费尽心力；而倭寇迫我形势之险恶，亦于昨今两日为甚--以彼恐我反对宋哲元所订条约而
不肯撤兵耳。
7月22日宋哲元与熊斌在北平会晤后，宋得知蒋介石的抗战决心，觉察到自己备受蒙骗，于是转变了态度，7月23
日下令21日开始从北平撤出的37师立即停止撤退。
至于日军这一边，一方面公开宣称遵守“就地协定”不扩大事态，一方面向
平津地区秘密派遣8个师团约16万人的军队，并有满载战车、重武器、弹药等军需品的火车连日由山海关驶入华北。
7月24日，
中国驻军38师师长张自忠为了解日军撤军情况，到天津的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求见司令香月清司，但香月闭门不见，声称有病在
身。
宋哲元听此报告后，进一步体察到以往所有的就地交涉均为徒劳，日军不过是实行缓兵之计，面对日军的狂妄野心，宋哲
元将一度撤退的军队全部进驻原来阵地。蒋介石得知29军的动向，很高兴，为了充实该军力量，把河南省的高射炮部队调驻河北保定
，归宋哲元指挥。
何应钦签发命令，命各地补给基地通力支援河北省，并将300万发弹药急发河北。
在蒋介石“最后关
头”演说的精神鼓舞下，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决心奋起抗战，对给日本侵略者以迎头痛击、打响抗日第一枪的29军，给予热切的期待
与鼓励。北平、天津的大中学生们，纷纷跑到前沿阵地，协助29军构筑防御工事，并组织歌咏队为阵地的将士演唱。北京大学全体教
授在同一天(24日)发表宣言：“我们为人道正义、为自由、为和平而牺牲，在所不惜。唯望全世界明达认清这个破坏和平、摧残文化
的罪魁是日本，而不是中国!”
第29军全体将士在举国上下的声援下，精神无比振奋，誓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
蒋介石
在写这篇日记的当日致电宋哲元，促其做好应战准备：
“以中(蒋介石)判断，不久彼(日本)必有进一步之动作，我北平城内及
其附近尤应严防。若我能积极准备，示人以无机可乘，随时可起而抵抗，则或可消弭战端，戢其野心也。兄有否准备?盼详复。”
【7月26日】
廊坊、广安门之挑战，是倭必欲根本解决冀察与宋哲元部也。……遭必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
之想矣!
7月18日蒋介石曾电示宋哲元：“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不足为凭。”但当时的宋哲元被日方要求“就地解决”所迷
惑，直到22日与熊斌会晤后，方有觉醒。
日寇果然先以“就地解决”为缓兵之计，到了7月25日，日军业已完成全面进攻平津
的一切准备，河北日军已增达10万之众，只等找个导火的借口了。
7月25日下午4时，由天津开往北平的一辆装甲列车到达天津
与北平之间的廊坊车站，从车上跳下100名日军，借口修理电话，将该站占据。此时，驻守廊坊的中国军38师刘振之的113旅要求日军
撤走，日军毫不理会，双方僵持到午夜。
当晚12时，日军突然向廊坊驻军开火，两军进入战斗状态。与此同时，日本中国驻屯
军司令香月清司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
“(一)卢沟桥及八宝山附近配备之第37师须于27日正午以前撤至长辛店。
“(
二)北平城内之32师、西苑之第37师部队亦须于28日正午以前移至永定河以西。”
并要求29军退出北平，由警察维持秩序。最
后言明：
“如不实行，日军则采取独自行动。”
7月26日，日军14架飞机，对廊坊进行轰炸，接着，在上午7时，由天津
派来日军增援部队，对平津分三路实行分割包围。廊坊驻军的营房、车站均被摧毁，上午10时，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无效，被迫放弃阵
地。
这一天，蒋介石向宋哲元发出指示电：
“此刻兄应下决心如下：
“一、巩固北平城防，立即备战，切勿疏失
。
“二、宛平城防，立即恢复戒备，此地点重要，应死守勿失。
“三、兄本人立即到保定指挥，切勿再在北平片刻停留
。
“四、决心大战，照中(蒋介石)昨电对沧(县)保(定)、沧(县)石(家庄)各线从速部署。”
同日(26日)晚上，日军又袭
击了广安门驻军。当时，有载满日军的数十辆军车，驶达广安门，声称是野外演习归来的日本总领事馆的卫兵要返回北平城内。担任
广安门城防的第29军独立25旅679团团长刘汝珍识破敌方诡计，并认出他们乃是驻屯丰台的战斗部队。于是刘团长命令士兵打开城门
，诱敌入城后，开枪射击，日军陷入混乱，死伤10多人，最终来犯之敌被击退。
这一天，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上记下了他的感想
。他从廊坊、广安门之挑战，看到日军的险恶用心，一切情势表明，战争在所难免，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已是不可能，只有“一
意作战”了!
【7月28日】
“历代古都，竟沦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失陷后之处置，此不足惊异也。”
日
军已经急不可待。那个他自己所定的“期限”还未到，便于7月27日凌晨3时整，突然向北平东方的通县中国驻军发起进攻。紧接着于
清晨5时，又有在18架飞机配合下的日本骑兵突袭北平南方的团河中国驻军。29军该地驻军牺牲千人以上。当日午后，日军又陆续攻
击北平北方的高丽营、昌平、汤山、沙河等地。至此，北平已陷入日寇的三面包围之中。
7月28日拂晓，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
香月清司亲自率领日军铃木混成旅团、河边旅团及机械化旅团向北平城外的南苑发起猖狂进犯。日军20架飞机轮番轰炸，驻军阵地一
一被摧毁，官兵大量伤亡。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并力指挥，与敌激战竟日，给日军以重创。在孤军无援的情况下，佟副
军长和赵师长身先士卒，沉着指挥。两位将军身中数弹，依然斗志昂扬，直到最后与许多官兵一同殉国。
同时遭到日军猛烈攻
击的还有北苑、西苑和黄寺等地。
28日下午，宋哲元在北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讨论北平是死守还是放弃的问题。本来蒋介石
希望他们选择死守这条道路，这也是全国民众的心愿。但当地绝大多数人不忍使这座文化古城毁于战火之中。于是决定退守保定，留
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主任、北平市长之职。宋哲元与秦德纯在当天晚上9时按照蒋介石的指令，离开北平，
撤退到保定。
7月29日，北平陷落。
在日军进攻北平的同时，天津也遭到攻击。驻守天津的国民党38师在副师长李文田
的率领下，于29日凌晨2时，反攻企图占领天津警察机关的日军；奇袭并攻克了天津火车东站和西站；又奔袭日军东局子机场，破坏
了机场，捣毁了飞机；还炮轰了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给不可一世的日寇以沉重打击。但在日军的飞机轰炸与炮击下，30日被迫放
弃天津。
在通县方面，于7月29日，伪原“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队3000人高举义旗，投入抗日战线。他们歼灭了日军特
务机关人员和警备队员300人，并逮捕了伪主席殷汝耕(后被日军夺回)。
国民党军队在平津战斗中，伤亡官兵达5000余人。
蒋介石于29日，在南京就放弃平津的计划向新闻记者发表讲话，其内容如下：
“军事上一时之挫折，不能认为失败，而且平
津战事不能认为已经了结。日本既蓄意侵略中国，不惜用尽种种手段，则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过其侵略战争之开始，而绝非其战事
之结局。国民只有一致决心，共赴国难。”
蒋介石在7月31日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这几年来的忍耐，
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
“
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炎黄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戮、驱
逐万恶的倭寇。”在此书中，虽然有为其以前“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辩解之嫌，但毕竟表达了他在日本逼他订立城下之盟，而
使他别无选择之时，决心奋起抗战的态度。
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开始部署全面抗战，成立大本营。编组全国军队，急速调
动军队投入战斗。
【8月1日】
苏俄之外交诡诈无比。如苏俄先与我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借以威胁倭寇，亦要求倭寇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而作固守
中立之计，此亦不可注意也。
蒋介石对斯大林一直不存信心。虽则他能对日抗战则必联俄，何况当时苏联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
约。
蒋介石原指望日俄开战，中国中立；现在的局势则是中国与日本进入长期的战争，苏联中立，斯大林观望。蒋介石对这事
态的发展也不能无介于怀。
【8月11日】
对倭取胜之要诀，在于深沟、广壕、坚壁、厚盖、固守、坚拒、乘机袭击，大敌则避，小敌则战，制敌死命，全
在于此。而临战之时，则须负伤不退，宁死不屈，操胜之道，如此而已矣!
蒋介石为扭转局势，先命驻扎在绥远省平地泉的汤
恩伯所属十三军移驻察哈尔省要冲张家口，接着命令其所属主力第89师于8月6日从居庸关南下进驻南口，由北而南向北平推进。8月
11日，孙连仲的27师，挺进到北平西南的窦店，由南而北向北平逼近。到这一天为止，空军也完成了华北的作战准备。
8月9日
，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出席会议。会上，继续讨论了有关发表庐山会谈(7月17日
)《宣言》和红军改编中的问题。
同一天，在上海发生了虹桥事件。这是继卢沟桥事变的又一战争导火线，是日本海军部蓄谋
已久的“老调重弹”。
8月9日下午5时，日本侵驻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长大山勇夫中尉和一等水兵斋藤与藏驾驶
汽车，强行突破中国方面的警戒线，驶向虹桥飞机场。中国保安队令其停车，可他们置之不理，并开枪打死一名保安人员。保安队被
迫还击自卫，把两个挑衅者当场击毙。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市长愈鸿钧马上通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冈本季正，约定通
过外交方式加以解决。
可是，日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借口“事态恶化”，急不可待地派遣陆战队3000多人登陆。此时
，日军以设在虹口的陆战队本部为中心，其兵力已达12000人，并构筑阵地约80多处，虎视眈眈，不可一世。
而中国方面，此
时此刻，由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后签订的停战协定之规定，上海市除留有保安总团、警察总队和保卫团等少数维持治安的
武装力量外没有驻扎正规战斗部队。但是冈本季正却在8月11日向俞鸿钧提出“撤退保安队”和“拆除保安队防御工事”的无理要求
，俞鸿钧对日方要求当即予以拒绝。
面对日军向上海市内增兵的事实，中国方面不能不有所准备。8月11日，蒋介石调5年半之
前曾与日军在“一?二八”淞沪战役作战的劲旅，京沪警备总司令张治中所指挥的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进驻上海近郊，准备对日作
战。
中国军队在上海周围的龙华、虹桥、真如、闸北、江湾、大场等处，利用自然河汊沟渠，从1935年即开始构筑防御工事，
现已形成对上海的合围之势。
蒋介石之所以加强上海的部署，确实是要与日寇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一次决战。他认为，日军作
战意图是控制中国的中枢地区武汉，如果日军沿平汉线南下，则东南部的中国军队就会处于背水之战的不利地位，因此他置华北于不
顾，把主力军投入上海，诱使日本大本营将其主力转入上海，使其形成沿长江西上仰攻的态势，这样便于赢得时间，进行持久作战，
打破日军速战速决的侵华计划，从而等待国际局势的有利变化，促进英、美等国加速干涉。
基于此种考虑，蒋介石在“决战”
前夜的日记上构想出“操胜之道”的战略战术“要诀”。
1937年 3
【8月13日】
(一)
对倭作战，应以战术补武器之不足，以战略弥武力之缺点，使敌处处陷于被动地位。 中日两军
势不可免的交锋在上海开始了。8月13日上午9时15分，日军陆战队的一个小队首先冲入横溶路、宝山路地段，向中国军开火，仅20分
钟便停止。到了下午4时许，又在八字桥、通天庵、宝山地区向中国军开火，全面燃起战火，接着，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也一齐向上
海市区开炮轰击。
这天深夜，蒋介石向张治中下达了发动总攻击的命令。自此，为时百天的“八一三”淞沪会战迅速展开，以
中国为战场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蒋介石在这页日记里提出了“使敌处处陷于被动地位”的战略思想。
(二)
“共
产党乘对外战争之机会，发动其阴谋，当设法防制之。”
谁能想到，就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危急关头，蒋介石竟然想到这一
层。
说怪也不怪，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来，特别是卢沟桥事变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因此在我国
迅速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成为摆在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中国共产党为此作了艰苦的努力，为团结抗日
、捍卫民族独立，作出了卓越贡献。但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虽则他急切希望红军出师作战以牵制日军，被迫停止“剿共”并开始谈
判国共合作问题，可是他仍怀着“防人之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事实胜过雄辩，历史可以作证，中国共产党的民
族大义是谁都否定不了的，且看中共促进两党合作的进程表：
1937年年初，为讨论国共关系和对日政策，国民党筹备召开了五
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立即作出反应，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
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
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能够实行上述五项要求，共产党愿意
提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
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
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态度，表达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迫切愿望，受
到各界人士的拥护，也给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重大影响。(正因如此，蒋介石十分恐慌，担心共产党因日益得人心而最
终得天下。
2月12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开始对国共合作的
具体问题进行谈判。谈判中，中共代表坚持《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所提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原则立场；在政治方面
，承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要求国民政府分批释放被押的共产党员，允许共产
党员适当时期公开；在陕甘宁边区问题上，取消苏维埃政府，将红军驻扎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
人员经民选推荐，由国民政府任命；取消红军称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并提出愿将现有红军中
之最精壮者编为3个国防师，计6旅12团，每师15万人。在3个国防师之上，设某路军的总指挥部。另外，提出了参加国民大会、国
防会议和停止对西路军的军事进攻等要求。国民党代表在蒋介石授意下，提出：要中共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
要分割陕甘宁边区，划归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并取消民选制度；要求红军改编后，服从蒋介石的一切命令，南京政府向红军派遣
各级军政人员，每师编制不得超过1万人。中共方面对此等条件当然不能接受，这次谈判没有达成协议。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
三中全会召开，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人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指出“近半年来，迭次接
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并呼吁“趁此机会恢
复总理之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
同一天(2月15日)三中全会上通过宣言和《根绝赤祸案》，其内容
重点为：根绝赤化宣传；根绝阶级斗争等，看出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没有改变，其反共的立场没有放弃，他的所谓国共合作，只是策
略问题。在大会召开前的2月5日，蒋介石的日记就已写得明明白白：“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在
大会召开后的3月6日，蒋介石又对日本大使川越茂说：“我国对共产党政策并未有何变更。此点可于前次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证
明之。”在这里，蒋介石已把他内心世界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
但中国共产党依然为国共合作不懈努力。
3月13日中共
中央指示中共代表向国民党方面重申“顾(祝同)、贺(衷寒)提案完全不能承认”，“谈判须重新作起”，要求与蒋介石直接面谈。随
后，周恩来回延安，叶剑英留在西安联络。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正式谈判，周恩来于3月下旬去杭州，与蒋介石谈判
。周恩来表示了中共愿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重申了关于两党合作的原则立场，向蒋介石提出十一项书面要求和六项口头声明。蒋介
石回避应解决的具体问题，只表示原则上同意国共合作。他说：不要提国共合作，只提共产党与他合作，并要求共产党拿出一个与他
永远合作的办法；并示意可以把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这充分表明了蒋介石的国共合作的真正意图何在，是中共在“发动其阴谋”，
还是他在“发动其阴谋”?尽管当时没能具体达成协议，但内战是可以停止了。
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明
确指出“全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基本上已经结束”，并号召全党“为
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
6月4日，周恩来到庐山与国民党商讨国民大会代表问题，并与蒋介石
谈判。蒋介石闭口不谈共同纲领问题，而强硬提出：一、两党合作的形式问题。由他指定国民党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提出同等数量干
部，共同组成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他任主席，有最后决议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与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共同纲
领亦由同盟会讨论；若同盟会工作顺利，将来可视情况，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并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代替共产党的关系
。二、军队问题。由共产党根据以前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先发表对外宣言，然后南京政府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并委任师长。三个师
仍照十二个团编制，人数可容纳45000人。在三个师之上设政治训练处，负责部队指挥。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出国留洋。南方各游
击区由共产党派人联络，经国民党调查后，对部队进行编遣。原领导人须离开部队。三、陕甘宁边区问题。蒋介石坚持由国民党方面
人员担任边区政府的正职长官，副职由边区自行推举。蒋介石提出可由林伯渠担任。另外蒋介石还表示，狱中中共党员，可由国民党
分批释放；由共产党指定其出席国民大会代表人选，不能以共产党的名义出席。周恩来对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异常愤慨，当即表示不能
同意。
6月25日，中共中央为了尽快促成两党合作，重新拟定与国民党谈判方案，在一些问题上作了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国
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在承认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同意国共两党各推出同
等数量的干部组织最高会议，以蒋介石为主席，承认其依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对同盟会将来发展趋势及与第三国际关系，不加反
对，但必须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并提出，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任选一人任边区政府正职长官
。还提出红军改编后，朱德为指挥官等。此方案电告蒋介石后，蒋仍坚持红军改编后设立政治训练处，负责指挥军队。因此，谈判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