垣一成为外相。宇垣就任外相时，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以私人身份发去了贺电，在贺电中流露出希望中日双方友好亲善的
愿望。宇垣当即复电，建议可否请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赴日洽商。
6月17日，宇垣外相第一次接见外国记者说：
“大局根
本变动时，可以重行考虑日本态度。”
话虽然说的不太具体，但已流露出两国之间有议和之可能性。
中日双方开始秘密
往来，“暗送秋波”。
为做好接洽的准备，6月26日、28日，孔祥熙派其秘书乔辅三前往香港与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晤谈
。
乔辅三转达了蒋介石的“如果日本在中国无条件撤兵，关于承认满洲国的文件，我(蒋介石)绝对可以签署”，麦朝枢著：《
关于蒋介石和汪精卫进行降日活动的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54页。中国也可以参加德、意、日三国轴心协约的许诺。
对方认为可以进一步商议。
可是，正当此时，日方陆相坂垣征四郎却坚决反对与蒋对话，并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为和平交涉
的条件。致使即将进行的和平谈判中途流产。
其实，日本的野心是征服全中国。何况，日本现在已经侵占上海、南京、徐州、
济南、山西大部，怎么会完全撤兵呢?!
蒋介石对此，深表遗憾。他是希望“宇垣工作”获得成功的。
【7月3日】
敌陆相坂坦见倭王后，复向外国记者发表倒蒋之声明。然余终不屈服，则敌只有加紧军事进攻之一途。
敌
国以不战而胜为上着，其次则速战速决；今久战而不能决，是其致命伤也。
由于日本陆相坂垣征四郎仇恨蒋介石的情绪及日本
政府的狂妄野心，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再次坚定起来。
可是，日本天皇在1938年6月末，又让宇垣外相试探以和谈交涉诱蒋投降
；同时，命陆相坂垣施以“军威”迫蒋屈服。实则是软硬兼施，为达一个目的。于是，日本陆相坂垣向外国记者再次发表坚决不承认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强硬声明，煽动国内舆论，与国民政府为敌。
蒋介石面对日本军队的蛮横无理，只有选择坚决抗战之一途
。
蒋介石看得明白，日本是以“不战而胜为上着，其次则速战速决”。而今，对话中断，“上着”不灵；速战速决业已失败，
急欲亡我，谈何容易!
蒋介石抱定：答应我无条件撤兵，恢复战前状态(东三省和内蒙古可以不要)，就与你谈和；反之我就与
你打。你苦于经济、军力不足分配未必最后取胜，然而对你，久战不决，可是“致命伤也”。
【7月5日】
倭首相近卫昨忽销假视事，而倭王又先后召见坂垣、宇垣、近卫及参谋总长闲院宫，其必对华和战方针已有决定
。
坂垣态度忽变强硬，明白反对宇垣与我求和及由第三国调停之外交方针；但其实，仍外强中干，试探我是否为其威逼而屈服
耳。
日本天皇先后召见军、政大臣，商讨和战方针，结果如何呢?
首先做出蕴藻浜反映的是“坂垣态度忽变强硬”，阻
止“宇垣工作”进行，反对“由第三国调停”。
“宇垣工作”已经半途中止。
所谓“由第三国调停”，是指由德国驻华
大使陶德曼、意大利驻华大使齐亚诺出面活动。他们通过麦朝枢向蒋介石提出：中国承认伪满，并参加德意日三个轴心协约，日本在
中国无条件撤兵。蒋介石对此当即答应：“这条件太好了，……参加轴心同盟，这也合乎我的理想。”蒋本来对苏联、中共的联合是
取之无奈，他更欣赏德、意、法西斯制度。
但是，坂垣对此强烈反对，无非是想以武力压迫蒋介石，使其屈服投降。
蒋
介石经过最近的分析，得知：这是日本的“不战而胜”的“上着”失灵，而采取的下策，“其实，仍外强中干。”
从卢沟桥事
变到现在，日军实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日益增多的困难。战争的巨大消耗使日本国内军
费剧增，人民生活不断恶化，国内人民厌战情绪不断增长。随着战局的扩大和战线的延长，兵力显得极端不足。加上速战速决战略计
划的破产，已经到了无可奈何又强而为之的地步。
日本已经到了这一步，蒋介石怎能屈从于它呢?此时的蒋介石是不怕战场上
对阵的，他认为不管胜负，最终胜利属于我。
1938年 4
【7月16日】
国民参政会发表宣言，强调拥护政府团结御侮之诚意，此无异签复敌寇1月16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声
，使其知所畏惧，亦可见我政治力量大增矣!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讨论了
党务问题和施政方针问题。关于党务问题，决定实行总裁制，以代行总理职权。大会推举蒋介石、汪精卫分任正副总裁。
会议
通过了《组织国民参政会案》、《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等决议，会议还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了电函。函中指出：“为增强政府与人民间的互信互助，为增加抗战救国
的效能，健全民意机关的建立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同时此机关要有不仅建议和对政府咨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量国事
和计划内政外交的权力。”
许多爱国志士也都积极要求建立民意机关，推动民主政治，以便集中国力，动员全民族，坚持抗战
到底。
基于来自各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
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和推行。”
依据这一决定，新设国民参政会，取代顾问性质的国防参议会。
6月16日
，由国民党中央发表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总额为200名，其中国民党员有89名；共产党员被当作“经济团体与文化团体”，只有毛泽
东、王明、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7名；中国青年党7名；国家社会党6名；社会民主党1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
员会1名；无党派者89人。
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于抗战一周年纪念日的7月7日在武汉开幕，由汪精卫任议长、张伯苓任副
议长，均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会上发表演说如下：
“敌人之所以敢于轻视我国，其最大
的理由，还不在军事方面；而是他看到我们国家内部不团结，政治不统一，没有形成现代国家的基础。……但是，现在已表现我们全
国一致抗战的组织和行动，使敌人不得不重新认识我全国国民的力量已团结集中于政府指挥之下，来排除侵略，这实在给予敌冠以致
命的打击。”
7月15日，大会最后一天，发表了宣言。
它向中外宣布：中国要“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
，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作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各党各派要“舍小异而趋大同，翊赞统一，共同救国”；在政治上
，“力求庶政之革新，树立民主政治之基础”；在经济上要“增进生产加速建设，务期巩固金融，开发资源，以求军需之自给并为民
生之保障。”这些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受到与会者的赞同。
中共代表，除毛泽东外，其他6名都参加了国民参政会，他们都
对大会的成功表示满意。王明讲“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亲密团结因此加强。”林祖涵发言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能比得上国民参政会
的大会，奠定了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基础。”
当然，大会还有很大的不足。会上，对如何坚持抗战，如何普遍地
发动和组织广大民众积极参战，如何改善政治机构，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以保障人民出版、言论、集会、结论的自由和保障各个抗日
党派合法存在等等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蒋介石这天的日记对宣言的作用作了估计，同时对他的总裁身价大增，感到异常满
意。因为宣言中特别有这一条：“否认国民政府，就是否认中国国家；仇视蒋委员长，就是仇视中华民族的国家意识。”
【7
月17日】
沧县保定告急，华北大战又起。余以部队复杂指挥困难，至为焦灼，施自记：“唯有坚守城堡各据点待机出击，方可
制胜。”晚间余觉心境一舒又自记曰：“此殆为乐从忧生之兆乎!”
蒋介石日记未对任何战役详细分析检讨，通常对每一战役
只提及一二句。所记以南方诸战役较北方为多，其亲自督导之战役较常提及。又通常忧虑之情形见诸纸间，反面则虽经宣传机关高度
渲染之胜利，在日记中无惊喜情调。例如日军攻略河北时，他有此记，如是战局影响他的情绪，这是常态。
【7月26日】
观察敌势。在直接溯江而上，仅占要塞据点，而不作野战，以期先占武汉为唯一目的。余对防守武汉，决不作无
谓之牺牲，必须保持相当兵力，待机应用，以作最后胜利之基础。
为阻止日军进攻，中国军队于6月9日上午9时，在花园口处
决开黄河大堤。流出的河水淹没豫东南大片土地及皖、苏部分地区，当时黄河水量不多，水速每小时只不过3公里，但总算把日军的
车辆、重武器等陷入泥淖，使日军进退维谷，粉碎了日军机械化部队直冲武汉的计划。当然，人为的水灾给战乱中的穷苦百姓也带来
苦不堪言的祸患。
实际上，此次人为的水灾，并没有在战略上奏效。由于黄河决口、淮水泛滥，有利于长江水运。因此日军放
弃了从中原南侵武汉的意图，而改取东侧陆路及溯江西上的进攻途径，遂揭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
敌人意在摧毁国民党的政治
、军事中心武汉，以此威逼蒋介石屈服，打破其长期抗战的战略计划。为此，日军纠集了12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500架。
面对来势凶猛的倭寇，蒋介石采取了避其锋芒，“决不作无谓之牺牲”的方略，保持相当兵力，以期达到“消耗战之目的”。这篇日
记反映了蒋介石战略思想的变化，他已从大拼消耗转向有意保存实力。
【8月11日】
倭欲以狂炸为施行威胁恐怖之愚计，孰知其徒使我民众仇恨愈甚而益加强敌忾心而已。
日寇实行海、陆、
空全力进攻，7月4日、7月28日，我第二道防线湖口、第三道防线田家镇相继失守。
随即，敌分四路(南泽路、瑞武路、长江北
岸、信阳)，进攻武汉。
8月10日，右路日军波田支队在瑞昌东北港口登陆后，遭到我第九战区的张发奎第2兵团所部第3集团军
的阻击，敌以主力第9、27师团，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合击瑞昌，并施用毒气，第3集团军伤亡惨重，其他部队增援无效。
8月11日，日寇派72架飞机对武昌、汉阳实行空袭，因轰炸而死亡者达500人之多，许多无辜市民在敌机所投掷的炸弹下丧生。
蒋介石认为“倭欲以狂炸为示行威胁恐怖”实乃是“愚计”，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狂轰滥炸的武力威胁下，也难以奏效。
愚是施行“军威”，更加引起民众的义愤。
事实正是这样，敌人想以“狂炸”威逼蒋介石屈服投降，可结果适得其反，使他只
有选择坚决抗战之一途。
【8月13日】
目睹近日敌机轰炸武昌与汉阳之凄惨，以及人民与士兵死伤之悲痛实不忍心之至！战例：凡最高统帅必在后方者
，不令其见闻军民在战场之惨景俾专心主持最高之战务，而无所动其心也。今余既任最高统帅而此身又不能不在前方指挥镇慑，且事
必躬亲，此余处境之不同，不得已而为之耳。惟甚恐以理繁治剧之故而贻忽重要战务，戒之勉之。
此日记，是对11日日记的补
充，亦是保卫大武汉会战的动员。鼓励官兵同仇敌忾，各司其职。同时严以律己，“戒以勉之”。
蒋介石在《告全国军民书》
中表示：“一切的奋斗要以拱卫武汉为中心，以达成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
7月31日，蒋介石召集各部队官长讲话，再次强
调保卫武汉之重要：“此次保卫武汉的战役，乃是我们国家前途和整个抗战局势最重要最紧急的关头”，“我们一定要拿出必死的决
心，确保武汉的安全”，“誓与武汉共存亡”。
保卫大武汉的会战是从八月初开始的，中日双方在数千里的战场上，进行了近
三个月的激战。日寇开始进攻武汉时，就调集了十个师团，后又补充了五六次。蒋介石也动用了几乎所有可调动的部队进行抵抗。中
国广大官兵与日寇作战十分英勇。其悲壮之情景待后补叙。
【8月31日】
(一)
读孙子地形篇。今日长江之敌，已
入挂形与险形之地矣!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此倭寇之所以必败也。
这年夏天的8月，正是保卫武汉的会战最初阶段。蒋介石一
边指挥着长江沿岸的军事，一边研读孙子兵法。
这里所说的“地形篇”，正是孙子兵法卷下的首篇。
蒋介石日记中说：
“今日长江之敌，已入挂形与险形之地矣!”
孙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此六者，
地之形也。”“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
所谓“挂者”
--
梅尧臣注：“网罗之地，往必挂缀。”
杜佑注：“挂者，牵挂也。”
李鉴注：“往难以返曰挂。”
杜牧
注：“挂者，险阻之地，与敌共有，犬牙相错，动有挂碍也。”
集四家注可今译为：大面积呈网罗状的天险之地谓之挂形之地
。
日军正应了孙子的“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之说。
中国军队沿长江天险，严加防范：以李宗仁为首的
第五战区防守在武汉以北的大别山区；以顾祝同为首的第三战区驻守在湖口以下的江南地区。国民党军有60个师布防于大别山、瑞昌
南北线及长江中下游沿岸。这可谓是“有备”，事实证明，日军速战速决，溯江而上，尽管配之以飞机大炮，由于我军采取分路凭险
阻击的打法，消耗了日军兵力，使之不能长驱直入。
所谓“险者”--
杜佑注：“高阳之地。”
曹操注：“地形险
隘。”
李鉴注：“险阻之地。”
杜牧注：“险者，山峻谷深，非人为所能作为。”
不必今译，便可明白其义。
孙子兵法曰：“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
杜佑说得好：“居高阳之地，以待敌人；敌人从其阴而来，击之
则胜。”
我军居高阳，日军“从其下阴而来”，敌败我胜。
蒋介石兵法学得不错，他当时采取居高临下，据险分路阻击
之战术，强调“确保”、“固守”。但，最终失败了。原因主要有四：(1)主次不分；(2)只突出工事作用；(3)不重视发挥人民群众
的力量；(4)敌军火力装备占优势。
这样看来，学以致用还欠功底。
不过，蒋介石运用兵法总结军事上的利弊有时还是
可以的。
1939年1月，蒋介石在《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及我国必胜》那篇论文中写道：
从战略上来看，他(日本)犯了军
事上三个大忌：
一、不知己不知彼。他始终没有梦想到我国抗战到18个月之久，不但不为所屈，而且愈战愈强；他也没有知道
他自己的兵力使用到某一程度之后，要疲竭到以5个人来拼我们一个人的地步。
二、他一味希图取巧侥幸，妄想以轻巧取胜。
而结果适得其反，完全违背了孙子“兵贵神速”的原则，弄到政潮迭起，反战空气日浓，他们所自夸为唯一战时内阁的近卫文麿乃不
得不因此下台。又证明了孙子所谓“兵久而国不利”的名言。
三、古人所谓“顿兵深入”的大忌，原为对强者而说的，现在他
从东海边头深入到几千里外我国的内地，使得他已占领的地区，都变成了我们正规军和游击队活动的势力所在，处处要受我们的控制
，时时遭到我们的打击，欲进则愈隐愈深，要退则到处荆棘，这真是走到了孙子所谓“钝兵挫锐，屈力殚货”的地步。
应该说
，他还是分析得比较透彻、中肯的。(二)
绥最后十日间之总攻击，长江两岸大受顿挫……今武汉守备渐臻就绪。
8月10
日至24日，日军首次攻星子、瑞昌。在这期间，日军主力集结完毕。
8月22日，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攻占武汉的作战命令，其
命令如下：
“华中派遣军应协同海军攻占汉口附近要地。”
接着，日军集结在九江、太湖一带的第11军，于当日(8月22
日)，在长江南岸的湖口、星子一带登陆。
8月24日，瑞昌失守。日军乘胜分别向赣北马头镇和箬溪两个方向进攻。我军第31集
团军和第32集团军凭据庐山等天险之地部署防御，阻止日军深入；日军虽曾反复尝试突击，但每次均被击退，损失颇重。
8月
25日，日军空军开始疯狂轰炸田家镇。
蒋介石下令，将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改由军事委员会直辖。
为了减轻负担，陈诚将
武汉卫戍司令部指挥工作交给罗卓英，任命罗卓英为卫戍总司令，陈诚专任第九战区司令官(后交薛岳接任)。
为保卫武汉，中
国军队集中了99个师的兵力。
【9月2日】
“《孙子》谋攻篇曰‘敌则能战之，小则能逃(守?)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
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兵力相当则与之对阵，占劣势则取守势，再不如则退却。能在弱小敌前逞强的兵力只会被强大的敌部队所俘
获。)今敌即不能胜我(不战而屈人之兵)，此其谋攻之失败，我为长期应战，度势量力，不与硬拼，敌终必为我擒矣!”
说到持
久战对经济的损害。然则既能挫折日本，难道就不会拖垮中国?答复这问题，我们只得再度参考蒋在战前以笔名徐道邻发表的《友乎?
敌乎?》一文。作者坦白指出，中国尚是一个在革命阶段组织未就遂的国家。其他国家有“土地、人民与主权”，中国则只有“主义
、群众与领袖”。所以“占领了中国首都，不能制中国的死命”。甚至在“中国重要都市与海港全被占领时，在中国诚然将陷于极度
的困苦与牺牲”，可是中国依然存在。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断言蒋介石对日作战无全面计划，只有一般概念。看来全面抗战不
能避免，他立即对来日战场画下一个大轮廓。
【9月30日】
(一)
本月战争最列，亦为成败最大之时期。长江北岸了济，大别山北面商城、潢川、罗山各县及田家镇虽
先后失陷，然我军仍照原定计划阻止敌军于国防工事线之外；南岸之敌，虽向南突窜，然多受我军重大打击，庐山南麓，终不能越隘
口一步，其死伤惨重，约计9月间敌军死伤必在10万人上下；我军伤亡，反较敌军为轻，大体言之，消耗战之目的已达，然而将士之
牺牲与痛苦，诚不忍言矣!
在长江北岸，敌第11军第6师团自占鄂东南黄梅后，继续向西进犯。我军第五战区的李品仙第4兵团
所部，沿大别山南麓及长江北岸层层布防堵击。双方在鄂东南广济、武穴一带展开激烈争夺。
8月27日，为密切配合长江两岸
作战，日军又以第2军司令官稔彦王指挥第2、13、16师团，在大别山北麓豫鄂皖边境进犯商城、潢川，妄图穿越大别山，攻击信阳，
切断平汉铁路，从北部迂回包围武汉。我守军张自忠、孙连仲各部凭借安全的险隘地形沿途布防，与敌血战，给予敌人迎头痛击。
9月6日，敌在长江北岸攻陷广济、续占武冗，继而猛攻长江要塞田家镇。守军第2军在第26、48、86军策应下，与敌苦战10多日，
终因敌人火力优势，阵地全毁，官兵伤亡殆尽。
9月16日，商城弃守。我军退守打船店、沙窝等大别山隘口，继续与敌血战，
歼敌甚众。敌被迫沿合(合肥)信(信阳)公路西犯。
9月19日，突破我59军防线，进占潢川。接着敌又攻罗山，胡宗南部予以痛
击，歼敌5000余人，终因援军未到，罗山被陷。
尽管如此，但大别山国防工事线，始终未被敌人所攻破，达到了有计划地牵制
与消耗敌人之目的。(二)
昨日，宇垣外相辞职，其内阁顿显混乱惶惑之象，推察其原因，可约言之：
一、所谓对华中央
机关权限之斗争，宇垣为军部所排斥。
二、对英外交方针之不能贯彻。
三、国联通过第十六条盟约(对于发动战争国家
予以经济制裁)，其外交显然失败。
四、军部欲约华南进兵，外务省不能同意乎?
总之，倭阁命运已遇最大关头。
“宇垣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陆相“坂垣态度忽变强硬”，坚决反对宇垣与蒋介石和谈，并明确反对由第三国调停的外交方针。
8月30日，坂垣陆相发表《对华政策》谈话。其内容如下：
“对华政策，仍循1月16日近卫声明之路推进，但蒋介石如能有
参加新政权之意，则亦未尝没有再行研究的余地。
“关于中国新中央政府之树立，宜由蒙疆自治委员会、临时政府(北平)以及
推持政府(南京)分别派各方代表组成中央政府筹备委员会，然后诞生政府。”
宇垣本打算把在军部所活动的另一条线，即请汪
精卫到日本洽商成立新中央政府，在内阁会议中做详细报告，以求内阁给予他和平交涉的全权。可是军部强烈反对，并着手实行把宇
垣拉下来的阴谋活动。
为了达到逼迫宇垣下台之目的，军部打算成立一个“对华院”。所谓对华院，就是统一处理有关中国的
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的中央机关。
宇垣一成看穿军部的阴谋，极力加以反对，并提出“对华院”的职权只能限制在日军占
领地区的修正案。
首相近卫文麿最后还是同意军部的主张。
9月29日，宇垣一成提出辞呈。“宇垣工作”到此为止。
蒋介石所推察的原因有四，总归一点是坂垣陆相欲以“军威”逼迫蒋投降，亦可见日本天皇的狂妄野心。
1938年 5
【10月12日】
日寇在大亚湾登陆之目的：
一、表示其非达到使中国屈服不可。 二、对英国示威，欲使中国不借重
英国而向其屈服。
三、希望分化广东，不加抵抗。
四、至于截断广九铁路之目的犹在其次。
10月12日晚，我第1
军在信阳以东与日军展开激烈争战，后因敌第三师团驰援而放弃信阳作战略撤退，于是，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形成对武汉合围。
同日(12日)，日寇秘密将台湾澎湖岛的日军第21军调出，用300多艘登陆艇载运广东，在大亚湾突然登陆。
日军之所以一举
突击成功，是因武汉此时正陷危机，中国军队无力援助，加之驻守军队防御疏忽，造成乘虚而入的机会。
蒋介石日记中对“日
寇在大亚湾登陆之目的”的四点分析前三点基本准确。第四点“截断广九铁路之目的犹在其次”及判断有误。日本指向广州的主要目
的(并非“其次”)，就是封闭中国海岸线唯一通往海外的门户，使中国从海外购置的军火不能从香港经广九铁路由广州进口，再经粤
汉铁路输入内地。这也是日军蓄意夺取武汉，拦腰切断平汉线的真正企图。
【10月23日】
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
后胜利之根基。
对于敌军心理，若其果求和平，则我军自动放弃，反能促其觉悟，并可表示我抗战之决心，与毫无所求，且亦
所不惜，使其不敢有所要挟。
否则，如果我军冀其停止进攻，则彼更将奇货可居矣!故决心放弃武汉。
9月19日，日军进
占潢川、罗山后，在信阳以东与我第1军遭遇，战斗十分激烈。后敌以第3师团驰援，10月12日占领信阳。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全军
7个师退守南阳；李宗仁所部撤往鄂北。仅留大别山为游击基地，由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在大别山内打游击。
正当中日双方军
队在武汉外围激烈争战时，日本大本营在御前会议上又作了进攻中国华南的决定。日军乘广东沿海守军疏于防务，在进攻武汉之前迅
速攻战了广州。
10月20日，江南之日军迫近大冶。
与此同时，江北之日军迫近汉口。
沿大别山进军的日军，企图
占武胜关以西，截断襄花公路。此时，武汉已陷入日军三面合围的态势。
本来，蒋介石与陈诚见日军来势凶猛计划武汉守到8
月底即行撤退，后因日军久战疲惫，补给运输困难，食品、军需不足，兵力一时补充不上，被我军所阻，武汉撤退延至9月底，后再
拖至双十节，最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日军三面包围了武汉，于是10月21日，被迫决定放弃武汉。
蒋介石在放弃武汉一
个月之后的10月31日，发表了《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军民书》为其放弃武汉寻找理由：
“……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
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
“今者，我中部工业及东南人力、物力多已移植于西南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乃可实施全面之战
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故我守卫武汉之务已毕，目的已达。……吾同胞应知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为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
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
陈诚对武汉会战总结如下：
一、扩散了战场，打下了长期抗战的基础
。
二、争取外翼，避免被敌歼灭。
三、敌伤亡10万余人。
四、敌人防守线愈为延长。
五、迫敌达不到其战
略顶点，速决企图破灭。
这个总结实则是为被迫放弃武汉辩解。
10月31日，陈诚在高级将领会议上，就决定今后方针作
了讲话：
“国策既定，举国一致，无论任何党派、任何内阁、任何个人莫不皆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亦只有绝对同心，共同
一致对倭作战，以争取全民族的生存，绝对不可再有什么思想主张的歧异与利害意气的争执……对倭作战，必须实行消耗战与持久战
，换句话说，就是要有拼命的奋斗牺牲和长期的奋斗牺牲……以军事论，目前虽以战略关系，对于一二阵地略有移动，但就全局言，
并不得认为失败，此一二阵地之动似乎对敌方有利，但敌人为此而耗费之代价如何?又与彼所预期之速战速决相去几何?我敢相信，只
要我们继续如此地坚持着、拖延着，拖到一年半载，3年5年的时候，敌人实力耗尽，经济溃崩，国本动摇，这样敌人就一定要在我们
面前屈膝的。所以实行持久战与消耗战，为能克敌歼敌，此实必我对倭作战的铁则。我们全体官兵，以及全国民众，都是炎黄一脉的
后裔。顶天立地的男儿，遇着现在这样报国的好机会，一定能够团结一体，百折不挠!”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所讲的这番话，是对蒋介石当日(10月31日)发表的《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军民书》的诠解与发挥。
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对“自动放弃武汉”的意义说得很清楚，只是他对敌军心理的推测“若其要求和平，则我军自动放弃，
反能促其觉悟”，“使其不敢有所要挟”云云，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日军并未因武汉的放弃而停止进攻与“要挟”。
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统帅部召开军事会议。对“七七”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的第一期抗战进行了总结，也对第二期抗战提
出了设想。
蒋介石认为：第一期抗战虽然丧失了很多土地，战役上失败了，但战略上却是胜利的、成功的，使敌陷于不能自拔
的泥淖中。对第二期抗战，他提出：
“第二期抗战就是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候。”
可惜的是，第二期抗战，蒋介石
却执行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致使他所提出的“转守为攻”的设想，始终未能实现。
【10月25日】
对敌行动，切不可留有余地，对敌态度，亦不可稍有消极缓和之意，必须坚定、简单、明白，而示我对和战一定
之限度则几矣!否则，无异示弱，则败亡矣!
武汉之爆烈破坏，不仅使其一无所得，失其攻汉之目的；且示我同归于尽之决心。
10月24日，蒋介石拟暂留武汉，继续指挥，因宋美龄和幕僚们的一再苦谏，于当晚(24日)蒋偕夫人宋美龄自武汉飞往湖南衡阳
之北的南岳，因飞机迷失方向，又转回汉口，次日(25日)凌晨4时，换乘飞机再度出发，始抵南岳。
10月25日，敌攻黄陂，威
胁武汉，我守军在武汉外围的九宫山、慕阜山、庐山、大别山等地，以数十万重兵给来犯之敌予以迎头痛击。同时我集中空中主力，
阻敌舰西侵，昼夜轰炸敌舰，击沉敌舰12艘，伤29艘。在保卫武汉的空战中，援华的苏联志愿航空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海军舰艇
也与敌血战到底，其中“中山舰”在金口与敌机战斗中，尤为英勇。在15架敌机轮番轰炸下，中山舰用舰炮一直与敌进行激烈战斗。
舰长萨师俊腿被炸断，血流如注，仍坚持不下火线，用手紧抱铁柱继续指挥，全舰将士，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直到中山舰下沉，全
部英勇殉国。
10月25日，放弃汉口，随之放弃汉阳、武昌。
10月25日，蒋介石从南岳电令留驻武汉部队在撤离武汉之前
，将武汉战备设施破坏，以免资敌。武汉经过两天的燃烧，留驻部队在完成任务后撤退。
武汉会战，大小战斗数百次，毙伤日
寇20多万人。这次会战历时4个月，双方参战人数多，战域广，是抗战以来(亦是以后)最大的一次战役。日军虽然占据九省通衢、中
原重镇武汉，但其速战速决以使国民政府屈服的计划未能实现。
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的15个月期间，由于国共合
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蒋介石领导对日抗战总的说来是比较积极的，其政策重点是放在“战”上。这一时期是全国军民抗战
的高潮。
为了推动蒋介石抗战，增强两党的合作，中国共产党也做出蕴藻浜了巨大的努力。在武汉会战期间，周恩来带给蒋介
石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中内容如下：
“介石先生惠鉴：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
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
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一方面必更加进步。必须实行团结全
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
劝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此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
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
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之进攻，准备战争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完毕，即行
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括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
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
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毛泽东谨启。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蒋总统秘录》
第一册，第71页。
在保卫武汉期间，各党各派也都竭尽全力。宋美龄领导成立的“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在武汉举办战时妇
女干部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妇女干部，在抗战中作了许多有益妇女儿童工作。当时帮助训练妇女干部的有邓颖超、吴贻芳、刘清扬
等同志。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也投入其中工作。
这时，全国军民形成了积极抗战的局面，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新气象。
【11月7日】
人生实一大冒险，无此冒险性即无人生矣。
蒋介石是一个大冒险家。在这里业经他慷慨坦白地承认了!
【11月20日】
上星期处理广州失守重案之后，不料又有长沙失火重案之处理。……南北奔走，难关重重，何日得已!但只要所
发生不测之困难皆能为我所克服，则胜利更近矣!
武汉失守后，日军主力一路沿粤汉线继续南进。
11月11日，日军进入
湖南北部，接着攻占岳阳，进逼长沙。蒋介石以为日军必夺取长沙，在长沙的一次会议上说：“火车和火车头都向西南退，把铁路都
挤满了怎么办?都烧掉了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