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饭TXT > 军事历史 > 《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出书版)》作者:何虎生【完结】 > 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txt

章第一节中提到经济建设时,他认为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起点,是粮食工业、

衣服工业、居室工业和印刷工业,要解决台湾近一千万人口的吃、穿、用的基本需

要,扩大就业,节省外汇,就必须在资金不足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劳力资源丰富的

有利条件,依靠美援,发展农业,并相应发展轻工业,逐步以自产品代替工业产品。

在台湾,蒋介石放手让尹仲容、李国鼎等人,负责工业的具体规划、充实和执

行。

1.两条腿走路

在蒋介石时代,台湾的工业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至1960

年,为工农业平衡发展时期,第二阶段是从1960年至1972年,为工业起飞阶段。具

体说来,在第一阶段内的举措有三:

第一,以农养工,以工促农。

台湾光复以前,在"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地经济形式下,基本无工业

可言,农业仅以米粮为主,生产比较单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初期的混乱又使

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因此,迁台之初国民党的经济重心是增加农业生产,尽快

解决紧迫的吃饭问题。1953年土改基本完成后,陈诚在台湾省行政会议上明确提出

了"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口号。具体目标是:增加农业生产,达

到自给自足,同时增加农工投资,达到国际收支平衡。

在50-60年代,在台湾人口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为了解决粮食自给,国民党当

局在有限的土地上增加农业投资,提高产量。1953年8月农业机构的主管人员、有

关公营企业代表及外籍专家60余人组成粮食作物、特种作物、林业、渔业、畜牧、

水利建设6个审议小组,研究制定两个农业四年计划。计划要求稻米实现出口,小

麦、大豆、黄麻等减少进口,发展远洋及近海渔业,推广优良种畜,加强灌溉排水

设施建设等,并规定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为平均每年增长4.8%。经过努力,两个

四年计划各项指标均达到或超额完成任务。第一期四年计划农业年平均增长率为6.2

%,第二期为5.3%,稻米、大豆、小麦等均实现大幅增产。

到60年代初,台湾农业迅速发展起来,农业发展带来了如下结果:第一,粮食

自给有余,1959年台湾大米产量达到185.63万吨,出口量达9.096万吨;第二,

"政府"提倡租税用实物交纳,在粮食的低价和肥料的高价政策下,稻米的1/4-1/3

被征收,用于军用粮食和工作人员的实物给付,这就大大减轻了财政负担;第三,

支持了台湾工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提供了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料和劳动力市场;

农民的多余资金投入金融领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建立和发展了农产品

加工、纺织、塑料、胶合板等轻工业,尤其是农产品加工外销以赚取大量外汇,购

进了工业机器设备和原料。据台湾"行政院"资料表明,50年代台湾外汇收入的来

源主要依靠农产品的出口。

台湾的农业结构一向比较单一,以种植业为主,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

需求,农业生产结构的变革日趋必要。台湾当局适时实行"开放经济"和"内外结

合"政策,以推动农业生产在自给基础上由传统的种植业为主转向发展用地少、价

值高的农产品,如洋菇、芦笋、洋葱、鳗鱼等,并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50年

代中期后,台湾成为世界最大的洋菇罐头和芦笋罐头的出口地区,又是香蕉和凤梨

的主要出口地区之一。农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出口结构的变化,而出口结构和

外贸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动,台湾经济重心由农业向工业转移。

工业的发展使"政府"有足够的资金以支持农业。50年代末60年代初,受世界

农业绿色革命的冲击,台湾糖、米、洋菇、芦笋罐头等农产品及农产加工品的外销

受到很大打击。为了帮助农业克服困难,"政府"果断采取降低肥料价格、直接拨

款以支持农业建设、高价收购农产品等措施使农业得以渡过难关。

第二,发展耐用消费品生产为中心的进口替代工业。

经过从1949年到1952年的三年重建,台湾经济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

但是由于物价上涨、失业严重、贸易逆差巨大等原因,在以农业作为稳固的经济基

础上,台湾当局适时采取了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策略。即一方面进口机器设备、原

料等生产资料,一方面在岛内发展关系民生、所需资金不多、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

密集型轻工业,在满足本地市场需求的条件下,并争取大量出口,以挣得外汇,创

造就业机会。

进口替代工业是一种内向型经济发展策略,为促进其发展,当局制定了一系列

保护性政策,除了前面提到的进口管制、复式汇率外,还有以下几种政策:

税务方面,实行关税壁垒政策,从1948年到1955年,所有进口货的平均名义关

税率增加1倍以上,从20%上升为45%。1951年开始实施外销品退还原料进口税政

策,1955年颁布"外销品退还税捐办法",将退税范围扩大到所有外销品,退税项

目也从原来的进口关税扩大到商港建设税、货物税及防卫税等。1955年,国民党政

权还颁布"所得税减免办法",规定凡属"政府"鼓励之工业,新设或扩充设备达

到原有生产能力30%以上者,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3年。

资金方面,为弥补资金不足和高利率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当局对某些轻工业实

行低利融资补助办法,由台湾银行为之提供低惠贷款。

在"政府"有计划的指导和帮助下,台湾以电力、化肥、纺织三项为发展进口

替代工业的重点。此外,还鼓励私人投资那些加工过程简单、投资不多的其他非耐

久性消费品工业,满足岛内市场需要。到50年代末,台湾的纺织、化纤、塑胶、食

品、合板、自行车等以进口替代为目的的工业已经初具规模。

第三,官民企业并举,鼓励民营企业。

台湾光复后,原由日本把持的企业统统变成了公营企业。1949年,国民党政权

迁台后又从大陆带去一批官僚资本,同台湾原有的公营资本相结合,形成了公营事

业在台湾一统天下的局面。蒋介石到台之初,对公营企业采取优先发展政策。因为,

公营企业是台湾的经济命脉,它主要包括电力、机械、钢铁、银行、交通、通讯、

炼油等与国防密切相关的部门,其重要性决定了蒋介石不可能不对其采取抑制态度,

同时,当时的大批美援绝大部分也用来扶植了公营事业。公营事业庞大的规模和雄

厚的实力对50年代恢复和稳定经济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优先发展电力、交通等,

为以后工业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50年代,随着国民党政权的逐步稳定,开始采取官民企业并举的方针,奖励私

人在食品、纺织、水泥等所需资金少、回收快、技术含量低的领域有所发展。

台湾很早就有私人企业,但比重不大。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虎",上海

游资没有出路,纷纷以台湾为避难所,涌入岛内。在国民党的土改中,部分地主把

卖地的收人转到工业领域,又为台籍私人资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0年,台湾当

局以"尽量缩小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作为制订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美国也改变

了援助台湾的资金使用方向,努力指导台湾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来发展经

济,这直接影响了台湾当局发展私人资本的政策。

很快,国民党政权在财政、税收、外汇等政策上对民营企业加以扶持,并接二

连三出台了一些法令条例,如"对民办企业贷款办法"、"扶持民营企业办法"、

"公营事业转移民营条例"、"奖励投资条例"等等。1959年宣布除国防和外销事

业外,一律向民营开放。这样民营企业活动的范围、空间和环境更趋宽松,民营企

业迅速兴起。在50年代初,民营企业产值仅占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15%,到1959年

其产值已超过公营企业,1964年民营企业产值上升为56.3%。从1953年到1962年,

民营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6.2%,比同期公营工业产值增速高出0.8倍。

民营企业由于规模小,易于调整业务方向,对新市场、新产品具有较强的灵活

性和应变弹性,从而为台湾整个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逐渐成为带动经济发展和

实现出口扩张的主导力量,形成台湾所谓"大厂主内,小厂主外"的经济形态。但

是,由于民营企业存在资金不足、人才匾乏、技术落后、家族式管理等一系列问题,

其发展也受到一定局限性。

2.台湾特色的现代化

进入60年代,在"军事反攻"无望的情况下,蒋介石开始提出"建设台湾,反

共复国"的口号,同时将施政重点集中于建设台湾、经营台湾。如何建设台湾呢?

蒋介石在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

必须先经由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社会和现代化生活

的建设,才能确实根基。

如何建设现代化经济呢?蒋介石提出惟一的途径就是发展"实业计划与国民经

济建设运动。"其方针是:

由初期的以农业为重点建设,安定农村经济,支持并助进工业的发展,乃进而

至于以工业为重点的建设,促进农工商事业,并以促进国民经济建设。

根据蒋介石的讲话基调,在50年代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到60年代,国民党

政权又采取一系列加速工业发展的策略,即从发展内向型经济为主转向发展外向型

经济为主,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拓展对外贸易,以带动整个经济

的发展。由此,台湾工业发展进人第二阶级--起飞阶段。在此阶段内工业发展的

具体措施有以下几点:

首先,进口替代转向出口扩张。

5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已能满足岛内市场需求,并拥有少

量出口能力。但是,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也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一方面岛内自然资

源贫乏,以本地原料为主的初级工业发展难以为继,投资和增产已达极限。而岛内

面积小、人口少、市场狭小,消费水平和购买力有限,生产出现相对过剩。另一方

面,进口替代经济的发展,虽然改善了进口结构,但进口货物总额却没有减少,并

且建立在管制基础上的一些制度也限制了出口竞争工业的发展。此外,农业的发展

虽为工业提供了资金和劳动力,但农业人口过剩和隐藏性失业,也严重影响了经济

发展和社会安定。

在此背景下,50年代后期,当局决定将进口替代的内向型工业转向出口扩张的

外向型工业,并通过健全金融体系、降低台币定值、简化汇率结构、税收优惠等政

策鼓励出口。结果到70年代初台湾工业顺利完成了这种转变,出口急剧增长,农产

品的出口由1964年的6.5亿美元增至1973年的33.76亿美元,工业产品的出口也相

应地由18.4亿美元增至379.5亿美元,出口总额由43.3亿美元达到448.3亿美元,

至此,台湾的海岛型经济初具模型。

其次,创立加工出口区。

60年代,台湾经济的起飞与加工出口区的建立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台湾借鉴香

港经济发展经验,早在1956年就提出设立出口加工区的设想,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

付诸实施。1963年,台湾当局根据美国教授保罗·弗凯姆的建议,再次考虑建立高

雄加工出口区。"行政院"认为此事关系重大,需谨慎行事,遂责成"美援会"专

门拟订"加工出口区条例"。"加工出口区条例草案"拟出后,经过"行政院"、

"经济部"、"立法院"层层把关,经济、财政、司法三个委员会联合审查后,于1965

年1月30日公布"加工出口区设置管理条例"。规定在运输条件良好、劳动力充足、

土地宽松的地区设立加工出口区,井给以加工出口区诸多优惠,如简化行政手续、

放宽外汇和外贸限制、提供完备良好的社会基础设施、放宽外汇和外贸管理、减轻

税收等,吸引岛内外的投资者到加工区投资设厂。

1965年2月,台湾"经济部"设立高雄出口区筹备处,谢贯一担任筹备处主任

。1966年9月,筹备工作告一段落,便正式成立高雄出口区管理处,谢贯一担任首

任处长。12月,高雄加工区举行正式开工典礼,共有12家工厂开工生产,52家工厂

获准设厂。此后,随着投资企业的不断增多,当局决定另增辟新区。到60年代末,

台湾共建成三个加工出口区:高雄加工出口区、楠梓加工出口区和台中加工出口区。

加工出口区,是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经济步骤,目的是为了依靠这些"工业

飞地"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先进技术,增加就业机会,尽快地确立外向型经济,在

国际市场上立足。确实,加工区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到1979年底,台湾加工出口

区的加工业类别已有20余种,其中最主要的是电子制品业、塑胶制品业、金属制品

业、成衣业、针织编织业等。加工区的设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到1978年加工

区共有企业295家,投资额为2.55亿美元,出口值达9.48亿美元,进口值为5.58

亿美元,增加就业7.73万人。加工出口区带动了整个台湾经济的飞速发展。

再次,引进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

6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资金需求日增,为补充资金来源的短

缺,台湾当局及时调整外资政策,一方面继续鼓励引进华侨直接投资,同时以接受

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性贷款为起点,开始举借外债。

为诱致外资侨资到台,台湾当局先后颁布了"华侨回国投资条例"。"外国人

投资条例"、"奖励投资条例"和"技术合作条例"等,建立起完备的投资法律体

系,从法律上对外资或侨资在出资比例、税收、建厂用地、公共设施等方面给以各

种优惠和保障。

除了吸收外资的法律规范比较齐全外,当局还注意从其他方面优化投资环境。

例如,保持货币和物价的稳定,加强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自由竞争机制,加

强"政府"与企业间的联系和合作,改良投资者的生活环境等,尤其注重提高劳动

力素质,大力开发人力资源,针对侨资外资对职工在文化、技能、纪律等方面有较

高要求的特点,台湾当局通过普及教育、提高教育程度来改善劳动力素质,并且积

极进行职业技术训练和在职培训,以适应外商、侨商的要求。

通过以上种种措施,大量侨资、外资涌入台湾投资市场。据统计,华侨和外国

人在台湾的私人直接投资总额,从1952年到1977年底,累计为17.11亿美元,占同

期台湾民营企业固定资本的10.15%,其中60年代中期美援停止后,侨资外资的投

资额急剧增加,由1965年的约0.4亿美元增加到1975年的约1.18亿美元。在进入

台湾的侨资外资中,又以美国和日本为主。外国主要投资重点为电子、化工、纺织、

水泥、金融、旅游及服务部门。

除了吸引外商投资外,台湾还从世界银行、亚洲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大举借款

。从1961年至1971年,累计借外债9.5亿美元。当局把这笔款项主要用于官营企业

部门,如电力、钢铁、石化、交通等,以弥补资金的缺口。

数额庞大的侨资外资对台湾经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带动了产品的出口,并创

造了就业机会,带来了新技术、新市场,对台湾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60年代,在台湾市场已趋饱和的情况下,产品要想生存必须走出小岛走向世界

。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市场,台湾当局在工业方面着眼于增强管理效率和改良生产

技术,努力使产品物美价廉。因此,引进先进技术成为台湾工业发展的又一支撑点

。生产技术的改进主要依靠引进生产设备、聘用外国技术和管理人员、派岛内人员

出国学习和考察等来实现,这使台湾产品以质量好、更新换代快而著名。

在台湾工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到60年代末,其经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一方面

台湾的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转为以工业为主,以进口替代工业为主转为以出口扩

张为主,另一方面,工业内部电子、电器和纺织业发展尤为突出。

总之,60年代是台湾经济的起飞时期。据台方资料显示,这时期台湾经济的综

合年增长率为10.37%,农业年增长率为4.99%,工业年增长率高达19.67%。10

年中有5年工业增长率超过20%,台湾经济以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持续之久,不仅

在亚洲地区少有,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大

提高。从1960年到1973年,平均每人每年国民生产值增长率高达7.7%,每人每年

收入也从1955年的121.67美元增至1976年的965.83美元。人们的饮食、服装、家

用电器等消费也得到改善。储蓄能力以当年币值计算,1973年比1960年增加了22倍,

民间储蓄达新台币658亿元。

台湾经济何以在五六十年代能够得到迅猛发展呢?笔者以为,原因是多方面的

:日据时期比较好的基础设施为台湾经济迅速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美国的经济援

助则是台湾经济起飞的一支"强心剂";战后有利的国际环境与经济发展需求,为

台湾经济迅速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国民党从大陆带走的大量黄金、美钞、

工业设备与技术管理人员,是台湾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筹码;蒋介石吸取大陆

失败的教训,并采取正确的经济发展策略,是台湾经济起飞的主观因素;台湾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成为经济起飞的重要杠杆。

一、"苏俄在中国"

一、"苏俄在中国"

新中国和苏联同为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革命得到了苏联人民的帮助。

蒋介石,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手下败将对共产主义是又恨又怕,因此,到台后他不断

著书立说,对苏联和新中国极尽辱骂之能事,并力图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求

"光复大陆"。

1.反苏"圣经"

1956年6月24日,蒋介石发表了继《中国之命运》后又一部"巨著"--《苏

俄在中国》。该书共20多万字,440页,由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发行,其海外发行

由香港集成图书公司经理,英文本的版权为美国纽约的最大出版商之一费拉尔·斯

特劳斯·贾德希公司取得。台湾各家报纸、电台和通讯社倾全力为此书的出版发行

作宣传,从而使更多的公众了解到国民党和苏联、中共间的关系,国民党失败的原

因和教训。这本书也是蒋介石对历史上和苏联外交关系的一次反省和检讨。

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站在反共的立场上,总结了近30年来国民党

及其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同苏联、中共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经历及经验教训。全

书共分4编21章,内容主第一编,"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该编

将中苏关系分为三个"和平共存"时期:第一时期从1924年-1927年,为联俄溶共

至全面清党和对俄断交。蒋介石认为由于与苏联绝交,中国大陆的赤化因此延迟了23

年;第二时期从1932年-1945年,即从1932年12月中苏复交至抗战胜利。蒋认为抗

战胜利使中苏关系变化到一个新的阶段。"莫斯科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中华民国从外

部征服与从内部颠覆的整个计划,到了抗战初告结束之时,便全面展开了";第三

时期从1945年-1949年,即自抗战胜利后至撤退大陆。"从此1200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不仅成为其苏俄共产帝国肥美无比的新殖民地,且亦建立了他们所谓世界革命

取之不竭惟一富庶的基地。"

第二编,"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该编将"国民革命"分四个战役叙述

:第一战役为北伐战争,其中"勘定中山舰事件"和"全面清党"为"北伐战争成

败的关键";第二战役为"长江剿匪战争",其中第五次"围剿"取得了巨大胜利,

贯彻了"安内攘外"的政策;第三战役为抗日战争,经过8年全面抗战,"最后终

能与世界大战,获得共同胜利的结束";第四战役为"抗战胜利后反共斗争的挫折",

此其间"所有伦理道德立国的基础,乃完全动摇,而反共意识亦就随之瓦解,"这

正是"反共战争之所以惨遭挫折的一个基本原因。"

蒋介石从组织、宣传、外交、经济等方面总结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一,反共

组织不够严密,警觉不够提高;二,宣传不主动,理论不够充实;三,反共意志不

集中,手段不够彻底;四,外交陷于孤立,经济陷于崩溃。

同时,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政策和战略上也有四个错误:一是对俄复交,这对

于抗战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至少也是得不偿失;二是收编共军对于抗战也是无益而

有害;三是对东北问题的处置,国民党曾决定停止接收东北,但又受到国内、国际

各种牵制后转而同苏联直接谈判,使国民党精锐主力调赴东北,陷于一隅而不能自

拔,从而导致整个战局一发不可收拾;四是关于停战协定的方针。

第三编,"俄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标及其最后的构想。"该编着重分析了

苏联"世界革命的战略及其战争方式"、"战争思想来源及其基本原则",以及

"和平战术与备战计划之综合运用"。

蒋介石在该编中猛烈抨击了国际上对共产主义采劝中立主义"的错误政策。他

说:"我以为任何国家,对于中立主义的任何鼓励,是与其对共产主义予以直接帮

助,有同样的危险"。所以"必须认清中立主义,乃是共产主义对民主主义作战的

一道战壕,亦就是保护其共产主义的一种武器。我们必须警觉,在今日这反侵略与

侵略者双方的力量接近平衡的时期,中立主义的危险性更是特别重大。"

蒋介石并为"自由世界对俄共的长期战争"制定了一个总目标和基本方略,他

特别强调了台湾当局在"自由世界反共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他指出:中国

大陆乃是亚洲局势的枢纽之所在。因为苏俄的世界战略阴谋,是以中国局势为其转

移的枢纽。令日我们中华民国正是在他这个枢纽上,始终不懈的与之苦战恶斗。并

且在自由世界反共斗争之中,我们反攻复国的战斗,乃是国际反侵略阵线与民族革

命反共战争汇合的关键。

第四编,"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

的方式之综合研究。"该编叙述了中共在政治斗争中所采用的各种战术,如中立主

义、统一战线、孤立战术、攻心战术、矛盾战术、群众运动、贸易战、基地战、宣

传战、和平谈判与停战协定、联合政府等等。

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蒋介石颠倒历史黑白,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

污蔑、谩骂和造谣中伤,把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帮助说成是对中国的侵略。全书通篇

表现了蒋介石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仇视。

台湾当局开动各种新闻机器为《苏俄在中国》的出版发行捧场喝彩,大肆宣传

。"参谋总长"彭孟辑下令,将该书分发到基层部队供广大官兵阅读;台北"军中

广播电台"连续两个月定时广播该书全文;在短时间内该书被译成9种文字发行海

内外;日本最大的报刊之一《每日新闻》很快用1个月的时间将其连载刊出。据统

计,截至10月底,该书已销售50万册以上。

台湾各界交口称赞"总统"辉煌巨著的问世。"考试院长"王云五称这本书

"的确是今日世界有关苏俄问题的杰作",蒋介石是"举世认识苏俄真相最早和最

深切的一位领袖"。陶希圣称这本书"一字一句都是总统心血呵成"。《中央日报》

在编者按语中称这本书向全世界人士提供了一种认识"敌人"的方法,制订了一种

制胜"敌人"的方案,对"自由世界"的贡献非常大,"给予世界共产主义的打击

非常沉重"。

在整个50年代,台湾顺应西方反苏反共的大潮流,基本上是以《苏俄在中国》

的思想作主导,和前苏联老死不相往来,苏、台处于对峙状态。《苏俄在中国》成

为蒋介石的一本反苏"圣经"。

2.苏、蒋"私通"

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中、苏、美三国关系的变化,在错综复杂的国

际局势下,台湾与前苏联这两个不可能接触的"宿敌",也有过以"合作"为目标

的奇妙行动,蒋介石在高举反苏反共的旗帜下,对一股苏、台"合作"的潜流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

新中国刚成立之初,中、苏关系较为密切和友好。不幸的是,时间不长,赫鲁

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渐渐膨胀,他处心积虑地设法控制中国。1958年,苏联提出在

中国设立长波电台,租借中国的不冻港,被毛泽东严辞拒绝。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

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不帮助中国生产核武器。同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归来

路过中国,要中国释放在押的美国特务,并说当年列宁曾有意在西伯利亚建立远东

共和国,暗示可以支持蒋介石建立台湾共和国,这种强人所难的做法使毛泽东很恼

火,中苏关系出现阴影。60年代初,中苏大论战和震惊世界的新疆六万人大逃亡,

使中苏关系迅速恶化。

与此同时,台美关系也降温了。艾森豪威尔时期,台美关系最为密切,台湾在

美国的护翼下找到了安全感。1961年,肯尼迪上台,台美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呈

降温趋势。1968年,尼克松上台后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台美面临危机。

而苏美两极在战后长期的冷战中也吹来了一阵暖风。1959年9月,赫鲁晓夫作

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两国首脑在戴维营举行会谈,并达成了通过谈

判来解决国际问题的协议。在以后几年,美苏两国一退一进,冷战局势也一张一弛

在这动荡复杂的年代里,美苏两国为了争夺世界的需要,各自对大陆和台湾采

取了不同的政策。美国政府暗中改善对华关系,苏联和台湾看在眼里,那么,基于

各自利益的考虑,苏联和台湾为何不能加强联络呢?由此,蒋介石在贼喊捉贼的情

况下自己做了一回贼,在反苏反共的叫嚣下还在偷偷地联苏。

1968年10月,前苏联密使维克托·路易斯向台湾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参事卢

为提出访台,卢为将此信息送达台湾高层。台湾当局认为,路易斯的出现或许可以

给困境中的台湾"外交"带来某种转机,并希望促进路易斯访台,作为对苏联的一

种试探。

而路易斯作为英国《伦敦晚报》的记者,背景可直通苏联高层,他本人认为第

三国际已经行不通,共产主义就像基督教一样,分裂成很多流派,每个共产党国家

或各国的共产党都有各自的想法。

他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要探明台湾对打倒毛泽东的看法;台湾对毛之后的中国

情势有何看法;并探明是否可能与苏联重修旧好,如果可以,如何修好?"

对于路易斯的访台提议,蒋介石亲自拍板定案,由台"新闻局长"魏景蒙负责

一切事项,并随时报告事情的进展。

10月22日,路易斯到达台北。下午3点半,魏景蒙和路易斯首次会晤。

魏景蒙说:"我们过去与苏联合作有过惨痛经验。我们不想把我们的意识形态

强加于他们,也不想其他国家把他们的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

路易斯笑笑说:"那是过去的老政权。苏联现在是个新而年轻的国家,台湾应

该忘掉过去那些不好的事情。......虽然我不是苏联政府派来的,但至少可以传话,

以发展成大使对大使级的会谈,例如说在南美;或者台湾可以开始在莫斯科派驻贸

易代表或新闻记者。"

魏景蒙说:"这主意倒不错。"

路易斯接着问:"两个中国政策能否使台湾高兴?"

魏景蒙答:"不行。因为中国人不希望中国长久分裂。但中华民国没有理由担

心与苏联合作,毕竟这样对国民党不会有任何伤害。"

魏景蒙感觉到。苏联是"希望在毛泽东覆亡后有一个由他们操纵的中国,还有

一个由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国"。会谈在平静中结束。

此后几天,路易斯先后和台湾"新闻局"联络室副主任罗启、"情报局局长"

叶翔之以及蒋经国进行了会谈。据现存的《王平档案》记载,会谈主要围绕以下几

点进行:毛泽东是共同的敌人,所以台苏应该合作;关于在其他国家建立大使级接

触问题,并互派新闻、商务或其他民间代表;对台湾反攻大陆,苏联的态度问题,

如果苏联保持中立,国民党即使没有美国的帮助也可考虑;如台湾反攻大陆后,能

否容忍亲苏的共产党员以政党身份存在;关于两个中国的问题。

蒋介石密切关注着路易斯在台湾的活动,魏景蒙则随时向蒋介石汇报路易斯的

来访经过、谈话内容以及路易斯本人的家庭、生活等方面的事情。蒋介石表示支持

他们会谈时所涉及的内容。

对于苏、台方面的秘密接触,美国和大陆已有耳闻。11月4日,《华盛顿邮报》

在"瀛海珍闻"栏目中报道:10月底,苏联记者路易斯曾去台湾4天。

路易斯为斯大林之女所写回忆录的穿线人,系在东京取得"中华民国"签证。

除了台北以外,并访问了金边。路易斯离台时,拟顺道进入香港,但为港府所拒绝,

理由是香港不欢迎任何苏联记者。

同时,美国方面向台湾"新闻局副局长"叶梅生打听有关路易斯的事,台湾假

装糊涂,以不知他是苏联人为由搪塞美国。11月18日,《华盛顿邮报》又发表了记

者史丹利·卡诺写的有关路易斯访台的一篇报道,暗示台湾与苏联将在最近数月内

于外交政治圈展开接触。

台湾对此紧急"辟谣"。

对于苏蒋之间的罪恶勾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掌握得一清二楚。1969年3月5日,

新华通讯社专就此事发电揭露,电文如下:苏修叛徒集团同七亿中国人民的公敌蒋

介石匪帮正在加紧进行反革命勾结。不久以前,苏修叛徒集团派出一名"记者"到

蒋匪帮窃踞的我国领土台湾省登门朝拜,阴谋策划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

恶勾当。这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无耻挑衅。

据西方报刊和通讯社透露,一个化名维克托·路易斯的苏联人(他的真名叫维

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在苏修叛徒集团的授意下,于去年10月下旬,以记者身

份去台湾省进行秘密活动。他在台北活动期间,同蒋匪帮"国防部长"蒋经国"举

行了会见",并就阴谋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蒋匪帮派遣"记者"去苏联

"访问"。美联社发自莫斯科的一则消息透露,路易斯在回到莫斯科后发表谈话,

无耻吹捧什么蒋匪帮的"积极的方面",竭力美化蒋匪帮对台湾省的罪恶统治。

与此同时,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通讯社还纷纷报道,在华盛顿、东京、渥太华

等许多地方,苏修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同蒋匪帮的"外交人员"和记者进行"非

正式接触的事已显著地增多起来"。蒋匪帮也在"鼓励"它的"外交人员"和记者

同苏修的外交人员和记者'搞在一起'。这些事实表明,苏修叛徒集团伙同美帝勾

结蒋匪帮,恶毒地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恶行径已经达到何等卑鄙的地步

1969年,中苏接火珍宝岛,边界局势更趋紧张。同年5月,路易斯再次提议和

魏景蒙在维也纳会晤。蒋介石亲自审定会谈五项原则:中国大陆毛政权仍然存在,

已经危害了甲乙双方的基本利益(甲为中华民国,乙为苏联),如再令其继续发展

必成更恶劣的后果,此为甲乙双方合作之基础;有关合作之办法,首先应以双方如

何共同推翻毛政权,以及推翻后甲乙双方应采取之政策为先决条件,故商讨各种办

法之前必先决定政策;甲方与乙方共同合作推翻毛政权,可得到国内朝野及大陆人

民之谅解。但决不能采取在历史上已经失败并因此而造成甲乙双方极大的祸患,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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