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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蒋介石又是怎样把各派军阀搞倒的?第一节 蒋介石的下台又上台

一、“夹攻中奋斗”的汪精卫

在北伐中,正当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日渐厉害的时候,1927 年 3 月,武汉 举行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十五个决议案,在宣言中对”国民革命

运动葡时期之特性”、“中国革命行动之方针”和“三民主义的真实怠”, 提出符合当时革命潮流的主张,坚持反帝反封惠坚持三大政策,这对蒋介石

是一种制裁。当时出版的《东方杂志》有这样一个记载,邑汉口国民党第二 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到三十三人·谭延阎主持,徐谦等反

对蒋介石之一派人物汲为活动。关于制抑蒋介石之‘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 及 j 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均完全通过。在汉口与蒋接近之

武汉工戌司令兼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彼排去职,以庸主智继任卫戌司令,第 四军副军长张发奎兼第十一军军长,汉口市长刘文岛亦同时波排。”①在这次

会上,选出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九人常委会,汪霹兼任组织部长(汪未到前由 呆王章代理),免除了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组织

部和军人部长等职,汉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在此前,迁部问题发生争论 后,中央联席会议曾电催在国外的汪精卫回国。据汪精卫 1927 年 4 月 11 日

在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说:“兄弟自从去年离开广东之后, 到十一月初,接着中央联席会议的电报,要兄弟赶早料理回国。当时曾经拍

了一个复电,说是十一月底才能启程。十一月二十日由法国动身,不料一到 柏林就发生病,一直耽搁到今年正月底,才离开法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 会前,2 月

8 日,武汉又电催汪精卫回国。1927 年 4 月 1 日,汪精卫经莫斯 科,获得苏联给予的支持,经过西伯利亚至海参威,然后到达上海。

汪精卫一到上海,蒋介石等都是很欢迎的,不管是否由衷,蒋介石是口 口声声说希望汪精卫重行领导全党奋斗“革命”。李宗仁在回忆中说:“汪

精卫当时的德望,和党员的归心,可说一时无两。”当时汪精卫的态度怎么 样呢?那时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各负责人群集汪寓,大家一致抱怨共产党,

诚意地希望汪精卫重负领导责任。汪精卫后来回顾说:“回到上海的时候是 四月一号,那时蒋介石、吴稚晖、蔡子民、李石曾几位二十多年来大家在一

起的同志都见面了。见面之后,蒋同志等提出两件事要兄弟赞成:一是赶走 鲍罗廷;一是分党。”①汪精卫开始是默默地静听各方的控诉,未作表示,最

后才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后来,留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和驻沪的军政负责人同汪精卫开了两次会,

参加的有蒋介石、宋子文、吴稚晖、蔡元培、李煜瀛、纽永建、邓泽如、古 应芬、张静江、李济深、黄绍竑、李宗仁等,一致要求汪精卫留沪领导,并

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汪精卫当时是始终“袒共”,一再申述孙中山的三 大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国民党中央的行动辩护。会上发生争论,吴稚

晖竟向汪精卫下脆,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汪精卫给弄得措手不及,

① “东方杂志》第 24 卷第 9 号《时亭日志》。

①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 牛 11 月 5 日).《革命又献》第 16 辑。

毫无办法,连忙逃避:退上楼梯,嘴里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 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在场的人为之啼笑皆非。汪精卫在回顾中说:“从

四月一号到五号共五无,大家都是商量这两件事。蒋同志等对于这两件事很 坚决地以为必需马上就做。而兄弟则以为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

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蒋同志等说道:中央已开过第三次全体会 议了,全为共产党把持。兄弟说过:如此可以提议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以新

决议来变更旧决议:而且南京已经克复,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可以由武汉迁 到南京,第四次全体会议即可以在南京开会。会议怎样决定,兄弟无不服从:

如不由会议决定,恐分共不成,反致陷党于粉碎糜烂,这是兄弟所不赞成的。”

①4 月 5 日,汪精卫同陈独秀、周恩来接触乏后,发表了《国共两党领袖汪兆 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吴稚晖当面就讽刺狂精卫,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

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 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吴说:“现在有人以国民党魁

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说得汪精卫十分难堪,大家不欢而散。最后, 汪精卫于 6 日秘密离沪赴汉口。汪精卫说他赴汉口是:“向中央提议,将中

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并提议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以讨论决定蒋 同志所提议之事件。蒋同志等很不赞成兄弟往武汉去。而兄弟则以为不得不

行,遂于六日下船。在船中写了三封信,两封是下船后即发的,一是写给蒋 介石同志,一是写给张静江同志。信中大意是说最好能够在四月十五日左右

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一切。随后又写一封信给李石曾同志。说明十三年 改组的精神不可牺牲,党的纪律不可不守,党的组织不可破坏。”②当然,对

汪精卫在上海同蒋介石分手,也有不同的议论,李宗仁认为:“汪氏坚持赴 汉的是非问题,颇难定论。”“他二人(指蒋、汪)彼此了解甚深,绝非我

辈外人所可臆测,中山逝世后,汪、蒋曾亲如手足,合力排除中央其他领袖, 如胡汉民、许崇智等”。不过,汪也确实吃过蒋的亏,中山舰事件后,汪被

蒋逼走,不能在广州立足,只好抛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军大权而避往海外。李 宗仁说汪精卫“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藉,自然不

敢和蒋氏盘桓”。

江精卫到武汉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武 汉国民党中央于 4 月 17 日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他本兼各职,“着全

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拨反革命罪条例惩治”。22 日,在武汉的 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四十人联名讨蒋,号召全国民

众,全体党员,尤其是革命军人,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 之败类,民众之贼”。汪精卫在革命运动继续高涨的形势下,仍以“左派领

袖”的面目出现。

后来汪精卫为什么会变成同蒋介石一样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呢? 究其原因:

第一、武汉本身的困境。当时蒋介石、广东军阀、四川军阀、奉系军阀 从四面对武汉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九省通衢”变成了孤岛。加上

当时工农群众革命运动确有过“左”的行动,“工会的童子军更是不知天高 地厚,凶暴非凡,有一次五一示威,他们把守着路口,每逢穿长衣的人经过,

①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

②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

都要拦住剪长衣。这班穿长衣的先生们,在大路上远远望见那些虎虎的童子 军,便鸡飞狗走的往小巷乱钻,秩序那样的凌乱,武汉真有岌岌不可终日之

势”①。这样,使得武汉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都遇到无法克 服的困难。

第二,冯玉祥倒向蒋介石。宁汉分裂后,各自举行北伐,以示“大方向” 正确,来争取民众。南京方面是蒋介石、何应钦、李宗仁率部继续北代,武

汉方面是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率部举行北伐。这时、阎锡山已正式附蒋, 于是举足轻重的是冯玉祥。

继续北伐的结果,宁方打下徐州,汉方打下郑州。冯玉祥从甘肃五原出 师后,由甘肃、陕西打出潼关,军事上胜利进展很快。冯玉祥部分布在陇海

线上,从郑州可以宜下武汉,从徐州可以直下南京。在战略上处于重要地位。 先是,冯玉样同汉方在郑州开了一个“郑州会议”。当汉方的北伐军打下郑

州后,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唐生智、徐谦等到了郑州、6 月 10 日同冯玉 祥开了两天会议,“对党务政治军事各重要事件,均曾为具体之决定”①。会

上,汪精卫决定将河南交给冯玉祥以此作为厚饵,来争取冯玉祥站在汉方, 共同应蒋又反共,冯玉祥后来说:“在会上,很多都是很激烈地反对蒋介石

的独栽。我再三地说,张作霖在北边,吴佩孚跑到四川去了,无论如何不要 自己打起来,忘了我们的敌人。当时有些朋友很同意我这话,也有的人不赞

成,说我已经同蒋介石勾搭在一起。”②李宗仁认为汉方策动郑州会议,目的 有二:“其一为南下防共,因中共密谋已露。变生肘腋,不得不防。其二在

重行部署其所谓‘东征’计划。武汉方面以河南地盘饵冯,固希望冯氏沿陇 海路东进,而武汉则顺流而下,如是,可一举而囊括东南。”③接着冯玉祥又

同宁方在徐州开了一个“徐州会议”。冯玉样的日记中说,“当武汉西北两 面夹攻郑汴之时,蒋中正亦率兵由津浦线进击孙军,于六月中旬克复徐州。

十七日,逐由徐州电公前往,商洽北伐军事,公欲藉此机会,以停和宁汉, 共同北伐,早日完成国民革命。又于十九日由汴至徐,与蒋及李宗仁、白崇

禧等相晤。二十日,南京方面中央委员胡汉民、吴敬恒、李煜瀛、李烈钧、 张人杰均到,遂开联席会议,决定清党及贯彻北伐大计。是即所谓徐州会议

也。二十一日,公与蒋会衔发出通电,表明意旨。”李宗仁则认为冯玉祥之 所以在郑州会议后又赴徐州参加会议是:“冯玉祥也是一老谋深算的政客,

未为武汉方面的甘辞厚饵所动。且冯在陕西时,对共产党活动已深感不满而 屡加抑制。此次郑州之行,对武汉方面的建议,仅漫应之,使武汉领袖殊感

失望。冯氏取得河南地盘后,也答应蒋总司令之约,来徐州和我们一晤。”①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下令“严防共党”,对部属传达了徐州会议之经过及结

果:“大略如下,(一)鲍罗廷为共产党员,应令其回国,(二)卖国军阀 是共同敌人,应一致征讨。”而且对时局表示如下主张:

“(一)送鲍罗廷回国,(二)化除私见,(三)一致北伐。”②

① 除公博:《苦笑录》第 86 页。

① 《冯玉样日记》(民国 16 年 6 月 1 日)。

②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③ 《李宗仁回亿录》(上)第 476 至 477 页。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上)第 477 页。

② 《冯玉祥日记》。

6 月 21 比冯玉祥致电汪精卫等,攻击武汉地区工农运动是“阳冒国民革 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慌之毒”,要求汪精卫与蒋介石“通力合作”,并应“速

决大计,早日实行”。这样,冯玉祥不仅倒向落介石一边,而且同蒋介石一 致反共。这对汪精卫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使其无法实现夹击宁方。

第三、汪精卫的本性。随着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日渐威胁到以汪精卫 为代表的这另一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1927 年 4 月底,武汉国民党中

央在汪精卫的要求下,组织了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动的特别委员 会。5 月 8 日,武汉国民政府通告工农团体,不准集会和示威游行。20 日,

国民党中央发布《保护公正绅耆训令》,诬蔑农民向地主斗争是“扰乱破坏 公共秩序”,“无异于反革命,应由各地党部随时制裁”。22 日,汪精卫下

令湘鄂各地,制止赤化运动,声言要逮捕工会和农会的领导人,或者驱逐出 境。随着,两湖地区北伐军中的那些投机革命的反动军官,大肆活动起来,

大大小小的反革命事变接踵而来。直到 7 月 15 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 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在一个月内,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决

定分共的问题。在未开会以前,裁制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 动。”①汪精卫也同蒋介石一样,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了疯 狂的大屠杀。

汪精卫当时一面反共,一面反蒋,他在 1927 年 7 月间提出了“在夹攻中 奋斗”,即一手顽固地反共,在武汉屠杀共产党人,一手命令张发奎率领所

部的第二方面军东征,进取南京,同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第一把交椅。这对 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威胁。

二、蒋介石的第一次下野

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后,处在内外夹击之中。内是,李宗仁、白崇禧拥 有桂系军事力量,并在北代中屡建战功,而这时同蒋介石貌合神离,甚至连

何应钦也站在李、白一边,在《晨报》1927 年 8 月 17 日、24 日两天曾有这

样报导:蒋介石在下野前夕,曾连日在南京丁家花园召集将领会议,“冀可 激励袍泽,共有始终。不幸李宗仁等,成竹在胸,付之一笑”。1927 年 8 月

12 日晚,蒋介石又在丁家花园召集军事会议,李宗仁、白崇禧在会上力求与 武汉合作,李宗仁发言最为激烈,讽蒋“不宜固个人地位而牺牲党国大计”,

蒋介石顾何应钦,何戳不作声,蒋介石怒极,不待散会,拂袖而去。这二支

(何的第一军、李的第七军)部队是蒋介石赖以建立南京政权的武装支柱, 而现在何、李都不支持蒋。外是,不仅所有职务乃至党籍都被武汉国民党中

央摘除,成为罪魁祸首,而且汪精卫真正厉兵秣马,准备东征。“自郑州会 议后,唐生智、张发奎所部已全师撤回武汉,作沿江东下的部署”,“武汉

的精锐第四、第十一、第二十、第三十五等军,确已向下游移动”①。

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形势下,蒋介石企图借陈兵津浦路上,扰拒再度南犯 的北洋军阀的军队,以此来缓和各方面对他的攻击,达到恋栈的目的。蒋介

石召集在南京的将领密议:“渠意武汉军为共党所稽延,一时不易东下,我

①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上)第 481 页。

方应及时夺回徐州,以振声威。”②在出发前,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上立誓: 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1927 年 7 月 25 日,蒋介石专程北上,亲自

指挥收复徐州的战斗。7 月 26 日,蒋介石电示白崇禧、何应钦等:

“务请鼓励将士,尅日克复徐州为要。“28 日,蒋介石又电示何应钦等:

“此次攻徐行军,无论至何时何地;必须约束士兵,严守纪律,而尤以我各 官长应以身作率。处处爱民,时时告诫。”同日又电示白崇禧:“中意克复

徐州后,决守省界,对鲁计划未确定以前,不宜越界。”8 月初,蒋介石指 挥第十、第二十七、第三十二、第四十各军,另加第一军两个师,会同陇海

路东段以南、白崇禧所指挥的第三十七、第四十四等军、与孙传芳、徐源泉 等部鏖战于淮河、徐蚌之间。战斗初起,津浦路正面的北洋军阀的军队佯作

退却,蒋介石的部队进展极速。到了逼近徐州,北洋军阀的军队进行了顽强 的抵抗。蒋介石认为徐州到手已是指顾间事,遂亲赴前线督师,将所有预备

队俱调入第一线作战。战事处于胶着状态。北洋军阀的军队突由右翼派出精 锐部队,向蒋介石部队的左翼包抄袭击,结果出现:“我军首尾不能相顾,

全军顿形混乱。正面敌人乘势出击,我军乃全线溃败。敌军跟踪追击,我军 无法立足,迅速逃窜、津浦路轨及桥梁均不及破坏。敌军势如破竹,我军溃

败之惨,实前所未有。”①8 月 3 日,蒋介石电示何应钦:“我军决于本日开 始由徐州撤退至宿州固镇一带,预定利用淮河,以蚌埠清江浦为防御线,请

兄对于上游动作迅速准备,中定明日到宿州。”8 月 6 日,蒋介石仓皇退回 南京,据江而守。同日,蒋介石电示白崇禧:“此次各部冒无益之牺牲,痛

苦异甚,不知其死伤及损失如何,请复我大略。”10 日,又电示白崇禧:“今 日战况如何,甚念,偏夯吾兄,尤感铭无已,惟贤者为能独任其难也,临沂

克复,务请以任务交燮轩,兄须速回,以军会期近,及汉事进行,皆俟兄来 决定也,倘临沂克复无期,可否请兄先来,即以任务转托燮兄如何。”蒋介

石这次败北南京后,既羞又愤,就找了一只替罪羊,把战败的责任归之于前 敌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并将他扣押送到杭州交给蒋鼎文,将其杀害

于杭州拱宸桥,蒋介石企图借津浦路上的胜仗来抵挡一下内外夹击,结果化 为泡影,国民党一些高级将领不仅怨蒋无能,而且对蒋无故杀王天培深为不 满。

蒋介石在四面楚歌之下,不得不宣布下野。陈布雷在日记中说:“八月 间宁汉分裂之迹更显,蒋公命余先期为准备辞职宣言,愿行退让贤以促成团

结。十三日蒋公及诸元老卒翩然离都,余亦于十八日离京返里小住。”②8 月

13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蒋介石说:“中正自薰沐总理之教 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逞

主观、用感情、计利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天职。苟有逞 智弄巧,阳奉阴违,篡夺吾党基础,剽易吾党主义,使吾党名存而实亡者,

必竭全力以铲除之,”蒋介石又说:“由第一义言:进退生死,一以党之利 益为依归。⋯⋯故昔日以党之命令不能不进者,今若认中正一退,可解纠纷,

中正固无时无刻或忘归隐者也。由第二义言:苟有侵蚀中国、篡窃本党如共 产党之所为,任何党员,决不能以识解小有异同,而稍追其卫党之天职,”

② 《李宗仁回忆录》(上)第 484 页。

① 《李宗仁回忆录》(上)第 485 页。

②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12 页。

又说:“‘幸赖主义之照临,同志之用命,曾不数月,湘、鄂、赣、闽全告 克复,此非中正所敢贪天之功,实中央执委会付托之专,用能集中号令,团

结内部,不虞牵掣,以克奏斯绩也。”“何图包孕本党之共产党徒,奉鲍罗 廷之发纵指示,造作种种蜚语,提出‘军阀’、‘独裁’等口号,冀直接打

倒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而本党本军之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竟被所 惑,遂以为中正真有企图军阀及个人独裁之倾向。⋯⋯中正又自咎信义未孚

于同志,言行未见信于朋济。”最后蒋介石所谓掬诚宣告三项愿望:“一、 要求双方(南京、武汉)同志悉摒外间挑拨之辞,尽捐意气猜防之念,武汉

同志尅期联袂迁移东来,共同集合于南京,以谋党国大政之进行。⋯⋯二、 要求分驻湘、鄂、赣武装同志,并力北进,会同津浦线作战之军队,一致完

成革命。⋯⋯三、要求鄂、赣、湘诸省彻底清党。⋯⋯”①16 日,蒋介石又 向国民政府辞总司令职权,在 19 日《新闻报》发表的电文说:““中正自愧

譾陋,无补时艰。一年以来,北伐不成,主义不行,徒使党务纠纷,部属牺 牲,而民生调敝,国计因穷,尤甚于昔。清夜扪心,益滋惶惑,伏恳准辞国

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并请重治中正以失职之罪,是为至祷!”

蒋介石下野之后,在上海、溪口各住了一段时间,并进行频繁的活动。8 月 19 日,奉化各界举行欢迎蒋介石“锦旋”大会,蒋在会上说:“今天承诸

父老兄弟等开会欢迎,中正非常欣慰,比之他处更甚。不过中正为国奔走, 对于桑梓事情,无甚顾及,殊觉抱歉万分。幸诸父老热心举办公益事务,故

中正亦得许多安慰。但是我革命事业,无非是要为民众谋幸福,为党国谋利 益,所以希望诸同志,以后努力进行。待到革命成功,人民皆得享衣食住行

四者之幸福,此时再来庆祝,当更为快慰。中正别无他愿,望桑梓升平,诸 父老兄弟皆得安居乐业,是中正之厚望也。”①同日,蒋介石在家乡雪窦寺接

见了美国《芝加哥鹰报》记者卡登朋(H·V·Ka1tenborn)和《纽约时报》

记者密失威至(Misselwitz),在当时的《申报》上发表了这样一个新闻:

“记者问,记者在美,久仰总司令丰功伟烈,此次由美东渡,先至广州,正 拟赴宁谒见,突闻总司令骤然倦勤,敢问原因何在?蒋答:已详宣言中。问:

今后总司令对于革命关系仍否继续?答:予为国民党员,今虽下野。党员资 格仍是存在,当然不能脱离革命关系,问:此后对国民革命成功,具何意见?

答:国民革命,必告成功,但时间问题耳。问:鲁南之役,日本出兵,加入 北方军事动作,革命军曾受影响否?答:确受影响。问:对日人加入北方军

事动作,具何意见?答:未便发表。问:冯玉洋将军,总司令以为何加人? 答:冯为国民党员之一,此次津浦战争,已得其精神上援助不少。问:总司

令宣言中谓军纪前途颇具灰心,此后归军委会节制,能否补救?答:如积极 整顿,当能补救。问:此后革命工作,以何种为最紧要?答:努力宣传工作,

务使一般民众瞭然相信三民主义为救国要素。问:总司令下野后,于革命影 响何如?答:不致受何影响。鄙人下野,当可促成宁汉合作。问:总司令拟

久住此间,或作何行止?答:住此不过一二星期。”②24 日,蒋介石发表《谢 客启事》,说:“中正辞职以来,辱荷各同志、各团体函电纷驰,或更远道

责临,曲赐挽留,交相责勉。盛意滋可纫感,公义实难曲从。山居简僻,游

① 《蒋总统秘录》第 1488 至 1489 页。

① 1927 年 8 月 24 日《民国日报》。

② 1927 年 3 月 26 日《申报》。

踪靡定,续有惠顾,恕失款接,谨此奉布,惟希鉴原!”29 日,蒋介石又接 见了中欧通信社记者,谈了如下问题:一、关于宁汉两方诚意如何,蒋说:

“宁汉两方同志多系本党忠实同志,余甚望能诚意合作,完成国民革命。” 第二、关于总司令部军需处不办移交的传闻,蒋说:“余未离宁时,已嘱军

需处赶办结束,并嘱于八月十五日停止支付,存款移交军事委员会。因军委 会年部组织尚未完全成立,未能依期接收,当由徐处长凑集现款五十余万汇

宁,以应急需。所以实际并非军需处不办交代,是军委会不及接收。现在军 需处结束完竣,所有收支款项,不日披露各报,昭示大众。总司令部各处长

均由余委任,如有过失,应由余负责,”第三,关于蒋介石行止,蒋说:

“未定。”9 月 6 日,蒋介石接见了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谈及 他喜欢读历史书,“有趣味者,仍数《三国志》也”,对日本明治维新及法

国革命史“亦曾读之”;又谈及古今人物中,“以谁为最伟大?又最崇拜谁?” 蒋说:“孙文氏最为伟大”,对岳飞、文天祥、拿破仑“吾殊喜之”,“余

以为英雄者也,常以失败而终。大凡英雄与革命家,似皆以失败而成其价值。 一经成功,则为平凡无奇。但使正气存留,则雄图虽归失败,亦无所怨,吾

固常作是想者也。”10 日,《密勒氏评论报》记者访问了蒋介石,在该报记 者记事中说:“介公提议山中散步,时落日余晖方渐隐长松中。公谓当导吾

等往瀑布处,路中且行且谈。吾等出寺略一回顾,则见卫队四、五人全副武 装,遥随吾等之后。然山寺与风景并非吾等此行目的,至是乃不再谈,转询

公将来之计划。公谓将以五年岁月,游历海外,研究列强风土人情,希望中 国不久即可厕身列强,取得应有之地位。此时吾等方觉远离战场,不闻金鼓

之声,而即将成功之国民革命迹已似过眼云烟,渺无痕迹,然五年以后,中 国究将如何,公未曾明言,惟吾等深信彼时公回国,举国必将欢迎之,公出

其考察所得,必将大为国用。公言即赴沪,整备出游计划,其时当可决定究 先赴欧,抑先赴美,以绕地球一周。吾等觉公尤注意美洲。因公对于美国之

经济与工业之发达纵论甚久,极盼能亲睹其状况,而以为将来中国必当取法 之。吾等问将来中国政制发展途径,将遵循民主,抑参以社会主义?公目光

如炬,直射吾等,谓:‘将来途径,当然民主’;且力言:‘共产党势力必 须排除于中国历史之外,即其名称,亦不容存在。’于此不见,公对于第三

国际破坏中国,实有痛心疾首之感。公发言坚决简明,绝无含混之处可使人 误会,聆之者即能知其心思慎密,机锋敏捷,忠诚有力,足为领袖之人物。

中国今日需要甚急,若非介公,谁能当之?领袖人物?盖在斯矣!晚间,在 寺中走廊,侧卧长椅之上,吸烟徐谈。惟介公既不吸烟,亦不饮酒。吾等纵

谈之余,复及美国。公询问美事多次,心中殆正计及游美之行程也。公述及 中国人民,以美国友谊虽深,而保守殊甚,乃转而接受苏俄之物质援助;复

述苏俄如何欺骗中国,最后则曰:‘今日中国,当视美国为列强中惟一真正 良友矣!华府会议之精神,余望其能始终维持之。’吾等答以‘当然’。”

20 日,蒋介石发表了长篇《告别黄埔同学书》,在回顾了国民革命的历史上 黄埔“占有最光荣的一页”的同时,着重谈了他这次下野的原因。蒋介石把

自己的下野看作是黄埔的失败,究其原因有两条:“第一个重大的原因,当 然是全体同学意志不能统一,精神不能团结,不顾团体的重要,只逞私人的

意气,同室操戈,自相残杀。这是我们最不幸的一点。”他大有感触地说:

“清党难,清心更难。”“至于第二个失败原因。是政治的失败。政治既无 组织,又不能确定方针,而经济亦没有统盘的计划。”蒋介石还说:“这是

我个人不能辞咎的,亦可以说南京政府的失败,完全要由蒋介石一个人来负 责的。”“我所以情愿此时承受放弃职责之罪,以为将来图报党国之地,”

蒋介石又说:“我们反省这几个月政治的现状,实在是太不行了,我们的缺 点太多了,不能不由人来反对,这是不可专怪他人的,只要问我们本身有否

尽忠于革命就是了。这过去四个月中间的经过,我可以略略同你们说一下。 当时共产党,虽是打倒了,但尚未净尽,北方军阀,时来窥伺;武汉军队,

又来捣乱;而外交上又时时发生不良的影响。在如此险象中,对于内部政治 的整理,自然不免疏忽,不能事事躬亲,注意周到。”最后,蒋介石表示:

“现在我就要离别你们了,我对于过去的事,神明泰然,别无愧作,自亦无 所牵挂。”“我此次出洋,决非抛弃你们,我的身体暂时离开你们,我的精

神永久依着你们,我一刻不能忘记你们,我仍要随时尽我指导你们的责任, 我愿与你们互相勉励,重新造革命的基础!”24 日,蒋介石给黄郛(曾任上

海特别市首任市长)信中说:“弟决先赴日本⋯⋯当日约一个月,即须游历 欧州⋯⋯兄在沪主持一切,而弟预备乍一年环球之游也。”26 日,蒋介石在

上海对《字林西报》记者发表谈话,谈及他这次来上海是“为料理个人私事, 并规划与宋美龄结婚之事”。蒋说:“民国十年十月,与余元配正式离婚”,

“曾向奉化司法当局备案”,“离婚理,因两人不能和合”。蒋又说:“五 年前,余在广州,寓于孙总理处,以是获见宋女士。以为欲求伴侣,当在是

人矣。其时宋女士尚漠然。嗣后时与女士通函,力电前请,近来女士已允, 惟尚须得其家属许可。倘诸事顺遂,当在上海结婚,然后游历国外一年。”

蒋又声明:“此种结婚,并非政治结婚。诸人皆从事于政治生涯,乃属偶然 巧合。并非同派。且宋姓尚未允许,宋女士之母病在神户。余拟即前往问候,

并向乞婚,此外并无其他任务。是否成行,尚待神户消息,视宋夫人病体何 如。”28 日,蒋介石特地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家事欲事》,而且

连载三天。启事说:“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书质疑者。因未及遍复, 特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

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恐传闻失实,易资 淆惑,耑此奉复。”

9 月 29 日,蒋介石携带张群、宋子文、宋美龄及副官孟超然、留日同乡 孙鹤皋、机要秘书陈舜耕等离开上海去日本。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 1927 年

10 月 4 日编撰的报告书《国民党统一问题》记载:“蒋介石于九月二十九 日由上海来到长崎目下去云仙静游;虽然宣称还要去美、德、法等国,但由

于正在为将来画策之际,所以欧、美之行,尚难肯定。”这一天,蒋介石对 东方通讯社记者表发谈话:“余此次来日,乃欲观察及研究十三年以来进步

足以惊人之日本,以定将来之计划。且余之友人居日者甚多,欲乘此闲暇之 机会,重温旧好。并愿藉与日本诸名流相晋接,此外则并无何等之目的。关

于此后之事,尚无何等决定,现拟赴云仙小住,暂事静养。”蒋介石这次在 日本主要干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研究日本国情及对华政策。蒋介石到达日本后,到云仙、宝 塚、奈良、神户、大津、大涌谷、小涌谷、汤本、芦之湖、河口湖、热海、

伊东、东京等地转了一圈。他认为:“日本进步之速可惊,社会秩序与教育 亦均有进步。未至日本以前,以为其物质进步,精神必衰退;今乃知其兴盛

犹未艾也。”他很感慨地说:“日本建设猛进,不知吾国何日乃能臻此耳!” 他认为日本对华的方针归纳起来有五点:“一、满蒙经济发展。二、满蒙为

日俄战争牺牲所得来,日俄之战,为东亚存亡之战。日本之侵略中国,即基 于此观念之误,而漠视中国革命进步之环境。三、投资满洲交通实业,谓中

国人皆受其惠。四、不在政治上吞并满洲,致担负义务。五、须保留其在满 洲之权利。”他又认为日本对华政策有三点错误:“(一)以为中国革命成

功,其东亚地位动摇。(二)利用中国有北分裂,从中操纵。(三)利用无 知军阀,压制民众。”10 月 23 日,蒋介石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要求

日本方面对于其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对华政策有所反省,以及包含有痛感中日 之间的圆满合作,对于亚洲、进而对于世界的和平安定有着密切关系的深切

呼吁。蒋介石首先说,“中正遵奉中国国民党孙总理之遗嘱,从事于中国国 民革命,与贵国人士暌违久矣。此次辞职周游,先来贵国观光,对于各种事

业之进步,良用钦佩。至个人此来,辱荷各界人士竭诚优遇,尤深感谢。” 接着,蒋介石说了一大段话:“窃忆我孙总理尝称中日两国为兄弟之邦,无

论在任何方面观察,均有唇齿相依之关系。中正深信贵国国民,希望我中华 民族之解放与独立,必较他国国民尤为真实,且贵国人士提倡中日两国之亲

善,已有多年,惜乎未得其道,故至今尚难实现。此我两国有识之士莫不引 为憾事者也。中正尝以为欲期中日亲善之实现,必先扫除两国亲善之障碍。

障碍维何?厥为中国国民所共弃之军阀也。”“惟其间有不明中国国情之国 家,不顾东亚之安危,徒眩惑于目前短小之权利,利用我国民所痛心疾首之

万恶军阀,以间接压制我民众,阻挠革命与新兴势力之膨胀,而连接国际永 久不解之仇恨,以贻我东亚民族无穷之耻辱。”“吾人确信我中日两国根本

之亲善,非利用军阀所能成功,亦非少数人互相结合所能奏效;必待我两国 国民与国民间,有自动的及自觉的精神之团结,乃能达其目的,是以吾人今

后努力亲善工作,首当扫除国民间从前之误会与恶感,以及亲善障碍之军阀, 并切望日本七千万同文同种之民族,将于我中国革命运动彻底了解,而予以

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是实为我革命进行莫大之助力,亦即我两国根本亲善 之良谟也。否则军阀之恶势力一日不除,我国国民必多增一日之痛苦,国民

革命之完成固因之延长时日,而我两国之亲善亦无从实现,其影响于东亚全 局之大,因不待言,而最近世界之战祸,亦将胚胎与其间,是诚足为我两国

前途忧也。”日本对蒋介石的呼吁是置之不理,正如日本产经新闻古屋奎二 说:“日本军阀充耳不闻,毫无接受之意,只顾疾足狂奔,一如预言所指—

—把全世界卷入了战争的惨祸。”①

第二件事,取得日本政府的支持,以助他重新上台。蒋介石通过日本黑 龙会首领头山满,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全井

范三及参谋次长南次郎进行秘密商谈。始终参与其事的日方要角,为田中义 一的心腹南次郎,蒋介石同田中义一会谈是 11 月 5 日下午一时半在东京青山

私邸进行。蒋介石向张群同去,日方佐藤安之助陪席。谈话经过由佐藤记录, 并于 14 日由日本外务次官出渊函送驻华公使、驻上海、汉口及奉天各总领事

参考。这次会谈中,田中义一表示对蒋介石“将不惜充分援助”。其先决条 件:一为蒋介石必须反共。田中义一说:“日本对于贵国之内争一切不加干

涉,然在贵国有共产党跋扈,则断难旁观。”二为蒋介石必须“不牺牲日本 之权利。”三为蒋介石“先行巩固南方”。田中义一说:“时至今日,最善

之策,依然是先统一长江以南,俟基地巩固,再着手北伐。”田中义一又说

① 《蒋总统秘录》第 1636 页。

日本并未帮助张作霖,只不过“日本之所愿惟在满洲维持治安而已”,换一 句话说:你蒋介石可以北伐打张作霖,不过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必须照旧。蒋

介石对田中义一所谈的、不仅把田中义一作为“前辈”看待,而且明确表示 北伐可以暂不进行,日本在华的权益可以维护。蒋介石说:“本人如共产党

跋扈则再起,否则纵令孙南下亦决心不再起”,“军队年有共产主义者侵入 则不胜寒心”,“对于不可从今立即北伐之高论,全然有同感,俟南方巩固

而后北伐,亦然。”“首相前言中曾谓不得牺牲日本之权利,本人亦相信在 中国之日本利益如得安全,则中国之国利民福亦可安全,两国之利害毕竟共

通者也。”不过,蒋介石认为必须进行北伐打垮张作霖,“则满蒙问题既易 解决,排日亦可绝迹”。李宗仁在回忆中说:蒋介石同日本商谈的内容,“据

日本少壮军人透露的秘密报导,约为:(一)蒋氏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 益,履行中山先生早年对日本的诺言(据日本传说,中山在辛亥前,曾以‘满

洲特殊权利’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二)蒋决定反共到底。

(三)日本支持蒋政权。(四)日本借予蒋氏四千万日元,以助蒋安定中国 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项。”又说:“密约共两份,蒋、日双方各

持一份,以为后日交涉的张本。签署既毕,蒋先生遂挟巨资返国,以图东山 再起。”①据说在中华民国总统府保存的档案中,有此次会谈的一问一答的记

录。当田中义一问蒋介石“来日之抱负”时,蒋说:“余之意有三,第一: 中日必须精诚合作,以真心平等为基点,方能共存共荣;此则胥视日本以后

对华政策之改善,不可再以腐败军阀为对象,应以求自由平等之国民党为对 象。换言之,不可在中国制造奴隶,应择有志爱国者为朋友。——必如此,

中日乃能真正携手合作。第二:中国国民革命军,以后必将继续北代,完成 其革命统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第三:日本对中

国之政策,必须放弃武力,而以经济为合作之张本。”②

第三件事,征得宋太夫人同意,要和宋美龄结婚。蒋介石到了神户后, 即与宋子文前往有马温泉,“是为了要和宋美龄女士结婚,特地晋见在那里

疗养的宋太夫人,请其允诺亲事”。宋太夫人很高兴地对婚事表示同意。蒋 介石当时十分兴奋。

蒋介石在日本活动期间,张静江、李石曾一再从国内去电促请回国,汪 精卫也专电请蒋即刻归国。16 月 10 日,蒋介石在日本复汪精卫函中说:“革

命受此挫折,此非天运,是乃人事,兄与弟皆不能辞其咎。⋯⋯日前过去之 事,无论是非谁属,而兄不能尽指导之责,是不能推诿于他人也。”又说:

“此后党国重任,惟兄是赖,弟虽远游,而实神驰党国。凡能于党国有益, 则弟无论在何地何时,必尽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图,不渝始终,以尽区区之 意。”11 月

5 日,蒋介石同田中义一会谈中说:“顺便奉告一秘密之事,即 汪兆铭已拍来电报,要本人早日归国。”同蒋介石一道赴日的张群、宋子文 也建议蒋复职。11 月

8 日,蒋介石离日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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