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第一节 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出现

一、国民会议

中原大战结束后，几个大的军事集团在表面上都归顺于蒋介石。蒋介石 为了在法统上制造剥夺反蒋各派借口的依据，通电全国主张召开国民会议。

1931 年 5 月 5 日，国民会议正式在南京开张。 在开幕式上，蒋介石致开幕词。他认为训政时期已经开始，召开国民会

议的目的“在于和平统一救中国”。他说：“自国民革命军北伐，迄于讨伐 冯阎军事告终，我革命将士之死亡者，已达三十余万人，伤者且倍于此，民

众生命财产，直接间接由战争而受之损失，何可胜计，国家财富之耗丧，更 无论矣。⋯⋯凡此空前重大之牺牲，悉为此次统一和平之代价。”怎么来完

成训政时期的任务呢？蒋介石认为必须“对于训政之理论，应有正确之了 解”。他说：“综察现在统治世界各国之政府，虽形式互殊，而其理论之立

场，大要除传统的君权神圣说不必计议外，约可概分为三，而主张党治者有 其二。”接着，蒋介石详细地论述了他的看法：“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

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根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为 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

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 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国家主权，既为神圣，纵横发展，遑恤其他，国际上

之影响，是否合于大同原则，不待智者而知。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 以唯物史观为立场，依定命主义作推论。认为国家及统治权系阶级合为一体，

以为昔者由资产阶级据为己有，今则无产阶级亦当据为己有，以消灭其他阶 级，待其他阶级消灭尽净，乃可同跻于共产社会，国家亦即从此消灭。故以

一党当政之国家，而阶级斗争，反更残酷，消灭反对者之过程，虽列宁亦难 为之预期，但断其不久。此种残酷手段，尤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

固有道德，中国亦无需乎此，可断言也。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 本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附以天赋人权之说，持主权属于全民之论，动以个

人自由为重。英美民治，本长期演进之历史，人民习于民权之运用，虽有时 不免生效能迟钝之感，然亦可以进行。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

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联邦会议政治之弱 点，已充分暴露，而于论者以疑难，自由必与责任并存，自由乃有意义，否

则发言盈庭，谁任其咎，此事之最可痛心者。”在分析比较了这三种主义之 后，蒋介石亮出了他的底牌，他说：“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素无

政治经验之民族，是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施行不可。”又说：“今 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以达到解除民众痛苦之目的。”

很显然，蒋介石主张用“统治最有效能”的法西斯主义来治理中国，可以消 除已经出现的“非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征，明年不战，使共产党、军

阀坐大于中原”。

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 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

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这样，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

制用国家大法的形式明文规定下来了。会议还通过了《昭告全国拥护和平统 一案》，声称这个决定是针对“军阀余孽及政治官僚”和红军的“破坏举动”。

会议确定了所谓当前最紧要之工作是“扑灭赤匪”，为此发布了《剿灭赤匪 报告书》，说国民政府“已集中全力于剿除赤匪之工作，聚大军于赣鄂等省，

努力痛剿，期于最短期内，彻底歼灭赤匪之毒祸”。可见，中原大战后，蒋 介石已把围攻红军作为重要任务。

国民会议开了十二天，最后由蒋介石致词，向与会者提出了“巩固统一 与完成建设”的六大要求。即巩固统一于尊崇法治；确认民生为建国首要；

培养民族之毅力；推进教育之设施；安定地方秩序；完成地方自治。蒋介石 说，这六条的关键是第一条。而第一条的中心点是要全国人国“只须以全力

维护约法之尊严”就可万事俱成。

这次会议公然把法西斯主义作为国民党治理国家的政治理论，从法制上 巩固了蒋介石的统治。

二、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出现的社会基础

法西斯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产物。当时一个宣传法西斯主义的 刊物说：“欧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恐怖逐渐扩大，资本主义就到了一个决

定没落抑或再生的歧路，法西斯运动是在这种时期发生的。资本主义的恐慌， 不论在先进国或在后进国，产生国民经济的不安，社会大众的动摇，以及对

外斗争的激化等各种危机。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及共产党的政治上 纷争，扰乱全社会的组织秩序，结果法西斯运动就应运而生，排斥各派，恢

复秩序。”同样地，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出现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虽然不 能象中国宣传法西斯主义刊物所吹嘘的那样“法西斯蒂的产生，纯然由于社

会的需要，是社会自然产生的”，但也不能说成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种刊物的 鼓吹就冒出地面并轰动一时。这种社会基础既有反动的，也有不是反动的。

归结起来，有这样四个情况：

一是“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使一些人感到要振兴中国来抵抗日本 帝国主义的入侵。要振兴中国靠什么呢？他们认为要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

义。他们说：“九一八东三省事变突发，老弱的中国被日本实行开刀宰割， 亡国的惨痛刺醒了麻痹的慢性病的中华民族，有毅力的志士奋然愿以热血来

救国。在这潮流下，那法西斯蒂在中国社会便蠢然思动。”又说：“中国能 够团结，不要说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全世界帝国主义一致来围攻，也有

力量打退他们。只是中国究竟怎样才能团结，却是一个问题。⋯⋯有毅力而 彻底明了事实的志士，都感觉中国必须放弃惰性的民主，实行正义的独裁。

这样，法西斯主义就成了中国的对症下药了。”有的人干脆就说：“九一八 暴日的侵略事变，形成了中国法西斯蒂的基础。”

二是南京政权建立后，国内新军阀混战一场接一场，尤其是中原大战， 双方陈兵百万，人民的生命与财产蒙受洗劫，许多人对此十分不满，要求革

新国民党政府呼声很高昂。靠什么来革新国民党呢？他们认为只有“三民主 义＋法西斯蒂”。他们说：南京政权建立后，国民党“所受到的社会惰性作

用使党内增添了不少消极分子和腐化分子，使组织渐渐离开主义而走向没 落”，“三民主义并未实现一丝一毫，然而一批巧于投机的官僚政客们却觉

得三民主义已经够了，现在应该弄别种玩意儿了，于是‘宪政’咧，‘民主’

咧，一古脑儿都陈列起来，中国政治正好成了历史的垃圾箱，什么过时货色 都被政客们当作了时髦的政治膏药”。于是，他们就大声疾呼：“现在，我

们如不愿坐视国民党自然毁灭，我们如不愿中国革命再回到循环衰落的路上 去，我们便应当在精神上在组织上立刻找出一种新的力量来帮助中国国民

党，帮助中国革命；这种新的力量，正就是现在掀动世界的法西斯蒂。”他 们更加形象地说：“执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

才能有生路！”

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后，这对大地主大资产 阶级的统治是一种掘墓性的威胁。如何来消除这种致命的威胁呢？他们认

为：“普及于大部中国的共祸，没有法西斯蒂的阶级协力主义，便无法消除 一般深入民心的阶级仇恨。”

四是法西斯主义的推行，在意大利、德国所取得的“成效”，也刺激了 一些中国人要去效法。他们认为：“法西斯蒂统一了意大利，法西斯蒂主又

又统一了德意志”，法西斯主义“现在已掀动了世界，不论反对者的诅咒和 詈骂是怎样的尖刻恶毒，法西斯主义并未因此落入地狱，却是那些喜欢诅咒，

喜欢詈骂，逃避现实的人一天一天地与地狱接近了。事实总是事实，不论反 对者怎样的富有文学的想象力，富有艺术的理想力，坚硬的事实绝不为圆妙

的空想所击毁！人类的脑际今后大半潜伏着一个信念，这信念不是‘上帝’， 不是‘伤’，不是‘美人’、‘黄金’或者‘自由’，而是任何人都看得见

听得到的一句活：‘法西斯蒂！法西斯蒂！’”

上述这些特殊的中国社会情况，正好被蒋介石所利用，蒋介石为了维护 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为了适应他们阶级和集团内外政策的需要，中

国封建法西斯主义就应势而登台表演了。

三、把法西斯主义抬到救国的牌位上来

蒋介石在国民会议上提出了中国要实行法西斯主义，经过了几个月，“九 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又促使了国民党内部新的分裂，由于蒋

介石软禁了胡汉民，导致宁粤对立，三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开 张；同时全国民众运动也出现高涨。这样，蒋介石被迫第二次下台，打出来

的搞法西斯主义的旗号，也暂时熄火。待到 1932 年 1 月蒋介石重新上台，法 西斯主义之火又重新点燃，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宣扬法西斯主义的恶浪，把法

西斯主义抬到了作为救中国的精神支柱的牌位上来。以复兴社及其“中国文 化学会”、CC 及其“中国文化建设学会”为主体，会同安插在各机关、学校、

团体内的法西斯分子和鼓吹法西斯主义者，结成了一张大的蜘蛛网，施展各 种魔力。他们凭借官方的政治保护与经济支持，建立“学术文化”团体，开

办书店，出版报刊。什么“拔提书店”、“文化书局”、“前途书局”、“新 生命书店”、“正中书局”、“新光书局”“辛垦书店”等数十家，遍布全

国各地，什么《中国日报》、《晨报》、《中国革命》、《社会主义月刊》、

《文化建设》、《复兴月刊》、《人民评论》、《汗血月刊》、《前途》、

“《青年与战争》、《老实话》、《社会新闻》、《中国与苏俄》等二百来 种报刊，充斥各个角落。大批的宣传法西斯主义的书籍蜂拥般地出笼，从 1932 年至

1935 年内，就出版了《法西斯主义与意大利》、《法西斯蒂主义运动沦》、

《法西斯主义之组织理论》、《法西斯主义之经济基础》、《法西斯主义运

动论》、《法西斯蒂之怒潮》、《法西斯蒂及其政治》、《法西斯蒂教育》、

《法西斯斯圣意》、《法西斯主义研究》、《法西斯主义浅说》，《法西斯 国家论》、《法西斯意大利政治制度》，以及《希特勒生活思想和事业》、

《希特拉》、《希特勒组阁》、《希特勒与国社党》、《希特勒》、《希特 勒成功史》、《希特勒征服欧洲的计划》、《我之奋斗》和《莫索里尼传》、

《莫索里尼与新意大利》等等。这些翻译和专著，纷纷以“独裁政治论丛书”、

“社会科学小丛书”、“法西斯蒂小丛书”、“国际名人传记丛书”、“初 中学生文库”等等名目出版发行。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宣传法西斯主义

的文章，就从《社会主义月刊》这个多么好听的刊名的杂志来看，百分之八 十以上的文章，都是鼓吹法西斯主义，什么《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东

北问题的世界观及中日法西斯蒂的前途》、《德国政权归希特勒》、《法西 斯蒂在中国社会之基础》、《介绍希特勒》、《青年法西斯蒂》、《论法西

斯蒂》、《Techn0cracy 与法西斯蒂》、《德国法西斯蒂运动》、《希特拉 传》、《法西斯蒂的技术>》、《中国法西斯蒂的前途》、《与胡汉民先生论

法西斯蒂》、《法西斯蒂与中国的出路》、《法西斯蒂革命的步骤》、《国 民党与法西斯蒂运动》、《‘世界大势所趋’——法西斯蒂》、《法西斯蒂

与三民主义》、《德意志国家社会党法西斯下的三大企业联盟》、《从历史 上的国家观说到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观》、《日本的法西斯运动》、《论中国

法西斯蒂应采取之策略》、《国民党恢复总理制与中国法西期蒂的组织问题》、

《法西斯主义的协作经济理论》、《法西斯主义的本质》等等，还有什么《暴 力论》、《独裁论》等等。以上这些还仅是《社会主义月刊》第一卷上的若

干文章，可见这个刊物是实实在在的“法西斯月刊”。与此同时，蒋介石还 组织了各种考察团去德、意考察，派人前往受训。1933 年 7 月，蒋介石派宋

子文代表国民党政府去意大利见墨索里尼。墨对宋说：“意大利再生之经验。” 当有可为中国参考之供者。宋说：“中国最重视贵国之经验。”1934 年春，

蒋介石派郑介民等一行七人，以军事考察团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实际上主要 是去德、意两国。蒋介石给他们的任务，一是学习法西斯统治人民和反共防

共的一套办法，一是发展复兴社在欧洲的组织。他们对德、意两个独裁统治 集团各方面都作了研究，晋谒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1935 年春夏间，郑等由

欧洲回国，蒋介石抽出不少时间听取他们的口头报告，并看了他们长篇大论 的文字报告，兴趣异常浓厚。蒋介石还请了德国将军塞克特、柏林警察总监

白朗堡和德国特工人员到中国直接教练。当时上海的报纸公开报导：“蒋介 石的蓝衣社，聘请了二三十个德国人，作为法西斯蒂运动的指导者和组织员。

1938 年 3 月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召开，提出“本党既为革命集团，自应 有重心，有干部，有生动之细胞，而后机构严密，运用灵活。乃自总理逝世

以后，集团以重心始终未能为法定的建立，在事实上全国虽早有一致公认之 领袖，而领导抗战建国之本党，反至今蹈故袭常，未有名实相符之规定。重

心既未具体建立，以致所谓干部以感散慢，中央既洞鉴乎此，授权于军事委 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以利抗战之进行，则本党尤应针对缺点，明

确规定领导制度，俾此革命集团有一稳固之重心，更从而建立中央干部，商 讨一切党政大计，以为领袖之输弼。”决定修改总章，增加“总裁”一章，

“本党设总裁一人，副总裁一人，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之”，总裁“代行” 总理之职权。于是就确定蒋介石为国民党的总裁，是“合法领袖”。中国的

法西斯分子借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威信大增之机，大肆叫嚷服从蒋

介石的独裁统治。1938 年 7 月陈诚发表了《领袖的真谛》的讲演，说：“最 近十年来，从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我们产生了一位伟大的领袖，就是蒋委员

长；他是全国的最高统帅，中国国民党总裁，也是全民族所一致信仰、一致 服从的领袖”，“只有竭诚拥戴领袖，国家才有办法，民族才有出路”，“领

袖是整个国家的意志的代表”。在《真谛》一文中，详尽他说了为什么要服 从领袖？领袖的意义是什么？怎么才算真诚的服从领袖？最后在结论中说：

“把自己的精神、自由、智慧、甚至生命，忠实地贡献于领袖，鞠躬尽瘁， 终身以之，随时随地，对人对事，以领袖之心为心，以领袖之行吉为行事之

法则，做他的手臂，做他的股肱”，“我们还要抱着一种圣洁的胸襟，象欧 洲殉教徒一样的衷肠来服从领袖。使领袖的伟大精神如太阳光辉，如明珠宝

璧那样普照于天下。凡是为了执行领袖的命令或意旨，一切困难险阻，都要 不辞劳怨，勇敢地予以克服，为着领袖，虽牺牲个人生命，也是最大的荣誉，

因为领袖就是代表整个国家民族的幸福，领袖成功，便是国家民族的成功， 所以在这个总目标下的一个牺牲，便是成功之成仁之高尚的行为。”在当时

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刊物更是有许多鼓吹三个“一”的新鲜语言。他们说：“现 在，中国已经是千钧一发的时候了，如果要找到出路，唯有以三民主义为体，

法西斯主义为用。这样，中国民族才有复兴起来的希望。”“只有国民党才 可以负起这伟大的历史使命一法西斯蒂的运动使命来！”“多数的民族和党

员都承认蒋介石完成北伐的功勋，信服蒋氏的伟大精神与毅力，信仰蒋氏必 能拯救国家和民族，完成中国的革命，⋯⋯中国有了独裁的中心领袖，然后

所有的革命力量可以环绕着这个中心领袖而凝结起来。”①

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把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形态更完备化了。

1939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作了题为《唤 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以及题为《整理党务之要点》的讲话。

蒋介石的报告和讲话的中心点就是面临国民党内有“许多重大的缺陷”，外 有“华北各地共产党的竞起”的“艰险”环境中，要“强化”国民党。怎么

个“强化”法呢？蒋介石提出要唤醒“党魂”，即唤醒三民主义，要发扬“党 德”，即发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和“智仁勇三达德”。一个唤醒，

一个发扬，以此来巩固“国民党的基础”，即所谓“巩固党基”。在五中全 会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写道：抗战以来，国民党即以已转入第二

时期，“吾人既深切明了今后责任之重大，即须使本党之基础更加稳固，而 本党之基础，实建立于党魂、党德、党史与党纪之上。凡我同志，应首先坚

定其信仰、振奋其志气，发挥党魂，砥励党德，光大党史，维护党纪，以充 实凝固本党之精神，所有本党革命之理论方略与步骤，均昭示于三民主义之

中，本党同志应如何虔诚研究，努力闻扬，总理于精神教育中，更扬示智、 仁、勇之三达德，本党同志应如何相互勉励，躬践力行，至于本党党史，为

本党数十年来总理及本党先烈所共同为党努力之历史，亦应如何加以爱惜保 持，以谋进一步对于党之贡献。党的基础稳固，尤有赖于严明之纪律，盖党

的纪律，为一切组织及工作所由维系，党员对于党之忠实，以及对于工作之 成就，胥有赖于党的纪律为其最高约束”。会议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

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决定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的 指挥，由蒋介石任委员长。会后，国民党又陆续制定和发布了《限制异党活

① 《社会主义月刊》第 1 卷第 7 期、第 11 期。

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 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一系反共反 人民的文件。

同年 5 月 7 日，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上发表了《三民主义之体系 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蒋介石不象在国民会议开会词中那

样公开打出中国要搞法西斯主义的旗号，而是把法西斯主义中国化了，把法 西斯主义披上三民主义的外衣。虽然在演讲中，蒋介石在否定民主主义、共

产主义的同时，也否定了法西斯主义，他说：“现在世界各国政党所揭示的 主义，最主要的就是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其实这三种主义皆

有缺点，而且他的内容是很不完备，譬如共产主义，他固是重视经济，近于 民生主义，却不重视民族和民权主义，而且共产党人倡导民生，亦只重视一

个阶级的利益，而不兼顾全民的利益，法西斯主义注重民族主义，却不重视 民权和民生主义，而且法西斯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并且只注重自己民族的利

益，忽视其他民族的利益；至于倡导民主主义的政党，就一般国家而言，他 们虽然是注重民权，而以全民利益相号召，但实际上资本主义的气味太重，

不能给民生问题以完满的解决，而且现在所谓民主主义，对于选举方法，极 不平等，不能算是真正的民权主义。所以这些政党的政策，都可以说是偏而

不全。”虽然在讲演中，蒋介石一再宣扬三民主义，他说：“惟有我们总理 所创造三民主义则不然，它以‘公’字为出发点，所以能涵益一切，把各方

面皆行均衡顾到，无丝毫偏颇之弊。”实际上，蒋介石在当财的国际环境和 国内形势下，不能明目张胆地继续鼓吹法西斯主义，就来一个招牌换记，抛

弃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摘取三民主义的某些词句，膨胀三民主义中 某些落后的东西，构成了蒋记三民主义体系。

蒋记三民主义实质是中国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它披着三民主义的外衣， 里面是法西斯主义的货色。1939 年 3 月 12 日，蒋介石在重庆制作了一张“三

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表”，分为六个部分，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我 所制的这一张表，大体上分为六部分。（一）是三民主义的原理——就是总

理思想的出发点，亦就是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二）是主义的本身；（三） 是革命的原动力；（四）是革命的方略；（五）是革命实行的程序；（六）

是最后的目的一一就是三民主义的实现与国民革命的完成。”在《三民主义 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中，蒋介石具体解释了他划的这张表：

关于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蒋介石认为是“民生哲学”，它“既不偏于 精神，亦不偏于物质，唯有精神与物质并存，才能说明人生的全部与历史的

真实意义。”在字面上，蒋介石虽然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一视同仁，他说：

“中外哲学史中，有两个最重要最有力的学派，其一是唯心史观，其二是唯 物史观”，“这两种学说，都可说是一偏之见，不能够概括人类全部历史的

真实意义。”即使在字面上，蒋介石借用孙中山的话，道出了三民主义的哲 学基础是唯心主义，而且是封建主义的一套货色。在《程序》中有这么一段

话：“我记得民国十年总理在桂林，共产党第三国际有个代表马林（瑞典人） 曾经问过他：‘先生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总理答复他说：‘中国有一

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 就是这个道统⋯⋯’。”于是蒋介石就说：“总理的基本思想，渊源于中国

正统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

关于主义的本身，蒋介石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情、法、理”的体现，‘民

族主义本乎情，民权主义本乎法。民生主义本乎理”。此话怎么得出来的呢？ 蒋介石有一大段解释。他说：“依照三民主义，在民族方面说：人类感情中

最值得重视的一种感情，是民族的感情；因为民族是天然力量造成的，所以 团结民族，就要靠人类天然具有的感情。就民权来说：人类组织的最良法纪，

是全民政治—一即民权主义的政治；最规定各个国民的业务和权利，就全靠 法制和纪律来作平准的标尺。就民生来说：人类生活中最合理的方式，是一

切人民经济平等，无相互压迫榨取之事，而且要使社会上大多数利益相调和， 能够真正做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地步，这不能专靠感情，亦不能完全依

靠法律，而必诉之于判别是非利害之理性。由此得出：“以提高民族感情， 求得民族的独立；以确立法治，为实行民权的基础；再以公平划一的条理，

调剂公私经济的盈虚，以解决民生问题。如此情、理、法三者皆能厘然得当。” 关于原动力，蒋介石认为是“诚”。他说了四层意思：第一层提出所谓

“革命的原动力”是“智、仁、勇三个字”。第二层提出“智、仁，勇三者 之中，特别以仁为最要”。第三层提出“归结其总的原动力”是“诚字”。

“诚”是什么呢？蒋介石说：“至于整个的‘诚’字的意义，则是‘择善固 执，贯彻始终’的意思。因为唯有诚乃能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

唯有诚乃为物之始终，乃能一往无前，贯彻到底；唯有诚乃能创造，能奋斗， 能牺牲。”所以蒋介石认为“无诚不智”，“诚通于仁”，“唯诚乃勇”。

第四层提出“力行”，“有了这个诚字和智仁勇三个字的革命的原动力，我 们还要能够‘力行’”，力行什么呢？蒋介石说：“我们所行的就是在行仁。”

关于方略、蒋介石突出了一个“党”字，他说：“一切要由党来负责。 所谓‘以党冶国’，‘以党建国’，其意义即是以党来管理一切，由党来负

起责任。” 关于程序，蒋介石将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加以具体化，使其更符

合他的口味，认为当时“应该以军政时期为本，而同时加紧训政时期的工作”。 训政时期怎么搞法呢？蒋介石说：“应该包含五项建设，就是（一）心理建

设；（二）伦理建设；（三）社会建设；（四）政治建设；（五）经济建设。” 这里面货色就很多了，什么“忠孝仁爱情义和平”，什么“组织保甲及社会

法定团体”，什么“平均地权工作”等等，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总之，蒋介石在演讲中认为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旨有缺点，而且他们 的内容很不完备”，唯有“三民主义”“博大精深”，“能涵盖一切”，“无

丝毫偏颇之弊”，是最“完满无缺的革命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进而，蒋 介石就开出了他的“药方”，认为只要按照他的“体系”去“切实研究三民

主义”，按照他的“程序”去“努力奉行三民主义”，“就可以战胜敌人， 也就可以立即建设一个新中国”。

到了 1943 年 3 月，蒋介石授意陶希圣用他的名字发表了《中国之命运》 一书，把他的中国封建法西斯主义比较完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本书从哲

学思想和政治观点，到对内对外的现行政策，都有所论述，其攻击的矛头主 要指向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同时也攻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这本书的目录是：第一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第二章国耻的由来与 革命的起源；第三章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第四章由北伐到抗战；第五

章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及今后建国工作之重心；第六章革命建国的根本问 题，第七章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第八章中国的命运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