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CC 派与复兴社

一、CC 派的活动

蒋介石第一次下台又上台后，不仅仍独揽军权于一身，而且也大抓党权， 自兼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以陈果夫为副部长，陈立夫为机要秘书，为着巩

固其个人独裁统治，屠杀共产党人及排除其党内异己势力，就授意二陈扩大 原来的“浙江革命同志会”①，在南京组织“中央俱乐部”，团聚亲蒋的力量。

困此，则形成了以二陈为领导的 CC 派②。ＣＣ形成以后就设立秘密的特务组 织，在中央组织部之下设调查科，各省党部设调查股，县党部设调查干事，

由叶秀峰、徐恩曾先后任调查科科长，主要人员有张冲、濮孟九、张国栋、 顾建中、徐兆麟、郑伯豪、齐松云、刘青原、冯思定、刘大刚、任洪济等十

八人。调查科成立后，设立“长江通讯社”，收容各大报馆记者，广罗通讯 员，并在津沪各地建立秘密电台，发展组织。

CC 除了它的核心组织外，还有一批外围组织。 一个是各省市的“忠实同志会”。

在 1932 年前后，二陈为了加强对党内其他派系的斗争，秘密指示各省市 党部委员中最亲信的分子，以特别忠诚地拥护蒋介石、巩固党的所谓领导作

用为借口，挑选党员中的所谓“忠实分子”。另行编成特别小组，对各省市 的领导人发生直接联系，并各在自己所参加的区党分部及工作单位中起领导

和影响作用，这批“忠实分子”编组时经过填表宣誓等手续后，须逐级上报。 据说，这一部分人员的表册，除另行登记保管外，还备有一副册报蒋介石核

阅。其所填写的表格内容，主要是本人的详历和志愿。誓词内容则主要是表 明本人甘愿竭尽忠诚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拥护，一切唯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命

令是从，而且终身以之，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处分。表格上还须有 介绍人二名亲自签署，以表示郑重负责，誓词之读后也必须由本人和监督人

亲笔签署，然后上报存卷。一般的监誓人是由二陈所指派的各单位负责人担 任。这个组织的活动，对内是发展人、监视人。所谓发展人，就是秘密联络

拥蒋、拥二陈的分子并介绍其人会。所谓监视人，就是监视一般党员行动， 向上反映情况或告密。必要时，这个组织要接受二陈和省市头头所支付的临

时任务，充当某个运动的应声虫或拉拉队。对外是从事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如反对各进步党派的活动，传播反动宣传及其他种种破坏革命的行动；对国

民党内部的其他派系展开斗争，如同复兴社、改组派、大同盟等的互相倾轧、 互相排挤。

另一个是以文教机构或社会团体为主的各种组织。当时主要的有：北平 和河北的诚社，山东的学行社、建国中学派，山西的平民中学派，湖北的十 人团，上海的

S.s（上海会社），江苏的五友社，等等。

当时 CC 主要是企图控制各级政府的民政和教育两个部门。这是因为民政 部门可以安置人，教育部门可以奴化人。二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要

设法转到各级省政府民政部门，国民政厅管辖各县，既可保荐县长，又可直

① 浙江革命同志会于 1926 年由蒋介厂、张静江、陈果夫、等在广州成立。

② CC 的来源说法有二：即“二陈”，用“陈”字英文为 Chen，第一个字母为 C，CC 就是“二陈”缩写； 二是指“中央俱乐部”英文

Ceneralclubr 的缩写不管是那一种说法时，反正 cc 是以“二陈”为中心的集团。

接指挥各县，使民政部门党化，把党融化在民政部门内，民政部门党化后， 党部就可以在背后发号施令，勿需正面出现。至于教育部门，我们必须拿到

手，这是管理思想部门，我们天天喊叫党化教育，可是教育部门在人家手里。 这还行吗？”CC 就根据这一需要，向蒋介石谋求，向各省头月勾搭，千方百

计向民政、教育两个部门伸展魔爪。可是夺民政、教育两个部门的权并不象 夺取党权那样容易，既受到政学系的抵抗，复受旧官僚的排斥。可是他们毕

竟夺取了几处。以民政厅长言，在江苏省从 1935 年开始，都是在 CC 手里， 在陕西、河南和和其他一些省也有过短期的掌握。至于教育厅长，以 1935

年为例，江苏、浙江、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宁夏等省都是 CC 分子占据。 抗战中，陈立夫掌握了教育部，夺取的方面更多，不仅许多大学成为 CC 的工

具，就是教育部直接办的各省“联中”也都是由 CC 分子掌握。那些来到手的 学校，也由学校党部暗中操纵。

CC 的主要活动有这么几项： 第一项是主持各级“清党委员会”。

自 1927 年“四一二”后，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党部都组织有“清党委员 会”，以贯彻其彻底清除进步力量的阴谋策划。在中央，以中央组织部为主，

成立了一个“中央清党委员会”，由邓泽如、吴倚伧、曾养甫、何思源、段 锡朋、冷欣、郑异等组成。在地方，由中央清党委员会任命清党委员会组织

各省县市清党委员会。这些 CC 分子控制下的清委会，打着“将共产分子、土 豪劣绅、贪官污吏、反动、投机、腐化、恶化等份子清除之”的招牌，实为

集中国标进行反共。同时对国民党内具有进步思想或某些表现上同情共产 党：反对过蒋介石的成员，都诬为“反动分子”，多方进行搜查和发动检举，

罗织成为“叛党”的罪名，加以杀害或长期关押。蒋介石将“清党运动”分 为两期，他说：“一期之清党运动，在以极敏捷严厉之手腕，扑灭共产党徒

之逆谋，屏除共产党徒于党外，其事犹易，第二期之清党，则必以至大至久 之擅心与毅力）肃清潜伏之共产分子，绝其根株，同时确立本党之新生命，

自强不息，使一切危害本党与腐化本党者咸无从立足，此其事益甚难也；我 同志能深知其难，而又有不畏难之决心，锲而不舍。以求达此目的。”蒋介

石对第二期“清党”提出了三条“最应注意之点”。第一点是各级党部之组 织必十分严密，党员必遵守纪律。他说：“共产党徒寄生本党，以数量言，

当不逮本党同“志二十分之一，然彼常能以少胜多，操纵如意者，其组织之 严密胜于我，其党员之尊重纪律也过于我也。”“今既有清党运动；必注意

于党员之训练，入党之审查勿滥，工作之考核宜严，一切投机及腐化分子， 咸宜屏除，务使本党之组织视其共产党更为坚强，本党之纪律视共产党更为

严整。凡共产党组织之特长，足补本党党章所专备者，咸可择善而从，而党 章则尤须实力奉行。”第二点是注重根本消饵之方，对于跨党分子之俭举，

不容稍宽，惟处理必求审慎，防止扶嫌倾陷情事。他说：“第二瑚之清党， 有与第一期不同音，第一期之清党，为紧急处分，其时共产党徒谋叛正亟，

非各地同时采用极严峻之手段，无从遏抑乱萌；第二期则为根本整理，肃清 共产党徒之根株勿使复活，此必有待于缜密统一之方案。第一期之清党，自

打倒共产党领袖及其著名活动分子入手，此等人之罪状皆甚明显；第二期则 须遍及一般跨党分子，其证据比较难得，挟嫌诬陷者易施其技，办理稍有不

慎，将增加人民之恐怖，斫丧社会之元气，而党务进行也大受其影响，此不 可不注意者也。”第三点是为实行三民主义，贯彻以党治国之宗旨，更不能

不从速铲除共产党。该组织根据蒋介石的旨意，进行“以党力摧毁共产党组 织”，自 1928 年至 1930 年“共捕获中共高千十五人，中级八十人，下级及

普通党员一万五千人”①。当时浙江省，省党部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各县 县党部都设立“清党委员”，在所谓“清党”期间，先后杀害了省党部常务

委员宣中华（共产党员）、农民部长郑振中（共产党员）、工人部长韩宝华

（共产党员）、中央组织部特派员王雨春（共产党员）、金华政治督察员张 新饰（共产党员）、金华县党部执行委员钱兆鹏（共青团员）及中共浙江省

委书记张秋人、组织部长张农、工人部长沈乐山、共青团省委书记何某以及 其他国民党左派分子共达一千余人。

在各省市清党委员会结束后，各省市党部将其改组为指导委员会或整理 委员会，办理党员登记，重新确定党籍。对思想进步或被认为思想动摇的党

员，多方予以刁难，不使党辖恢复，或进一步施以迫害。据浙江省党务指导 委员会 1928 年 9 月出版的《浙江党务》第十八期所载，全省七十六个县（市），

党员人数有资料可查的有十四个县（市），合计二万二千九百余人，参加“总 登记”的有一万七千余人，被“考查”认定为国民党员的是一万二千余人。

第二项是设立“设计委员会”。自 1931 年 4 月顾顺章（中共中央保卫局 局长）由徐恩曾逮捕叛变后，调查科乃开始采用利用叛徒，加强特务工作的

政策，利用顾顺章开办叛徒训练班，改造其特务工作，设立“设计委员会”， 搜罗叛徒参加其特工。当时参加的有徐锡根（即冯琦）、王云程、余飞、梁

辅丞、胡大海（即陈庆斋）、王克全、黄平等人，利用叛徒站马路、坐茶馆 指认共产党员，乃至重用叛徒，吸收叛徒参加其领导机构。王云程被任为北

平市党部调查室主任，邹春主（曾任我河北省委秘书长，1931 年叛变）被任 为湖南省党部调查室主任，吴振挺（曾任我满州 c·Y 省委书记）被任为湖北

省党部调查室主任，以及卢福坦、余飞先后任上海区区长，季源溥任南京区 区长等。总计 1931 年至：937 年这一时期内，调查科对自区我党组织是作了

严重的破坏。据他们自称，在此时期内的方针是：“防制与争取并重，一方 面执行自首政策，扩大转变潮流，一方面肃清白区中共组组”，其成果是“逮

捕了顾顺章、向忠发、李竹笙、袁炳辉、余飞、卢福坦、盛忠发、胡均鹤、 徐锡根、王云程及破获红十四军、平津等市委组织、陕、甘、宁、晋、豫等

省委机关）民国二十二年清除苏、皖等地残余组织，民国二十六年铲除中共 特务队，破获上海电台，并限制一二九学生运动与全国的人民阵线。总计在

此时期，共捕获中共高干九十五人，中千二百九十人，下级与普通党员五万

六千人，一部送法院判罪，大部自首释放及派赴共党作内线”①。 第三项是设置“反省院”或“感化院”。1929 年 12 月，蒋介石指使国

民政府立法院第六十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反省院组织条例》，说“为感 化反革命人，得依本条例于高等法院所在地设反省院”。由党务调查科遴选

各省市党部委员中的亲信人员，派任院长。这些院长按照所谓“有关‘反省 院’以及破坏我党与其它革命组织活动的反革命法规”，如《“反省院”组

织条例》、《各“省反省院”训育课程教材纲领》、《“反省院”训育主任 工作大纲》及《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共产党

人自首法》，来开展其反革命的罪恶活动。当时进“反省院”的条件，1929

① 中统局 1942 年 11 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对共党方略的报告。

① 中统局 1942 年 11 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对共党方略的报告。

年 12 月 2 日公布的《“反省院”组织条例》第五条规定为：“凡有左列情形 之一者，入反省院。一受反革命罪刑之执行无期徒刑逾十年，有期徒刑逾二

分之一而悛悔实据者。二受反革命罪刑之执行完毕，仍有反革命之虞者。三 反革命宣告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者。四依共产党人自首法第八条之规定移送

者。五经中央党部议决送反省院者。”1935 年 7 月 25 日修正的《反省院条 例》第五条经修改为：，“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入反省院。一犯危害民国紧

急治罪法或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之罪受刑之执行无期徒刑逾七年有期徒刑逾三 分之一而有饺侮实据者。二犯前款之罪罪刑之执行完毕仍有再犯之虞者。三

犯第一款之罪宣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者。四依共产党人自首法之规定移送 者。五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送反省院者。”反省院的组织，名义上是省

一级高等法院的一个部门，实际上则是 CC 手中的特设监狱，借司法机关为掩 护，以实行其对政治犯的非法审讯和拘押。在实际执行中那就更随意了，有

些被国民党根据“治罪法”条文，无刑可判而释放了又不放心的“政治犯”， 如案情较轻而活动能力较强的青年学生等，就在其判决书上写明“押送反省

院”，又有些刑期较长的“政治犯”，外面如有反动地位较高的人说情，亦 不等刑期过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就可提前移送“反省院”。管制的方法，

主要是以教育训练为名，实际则采用刑逼或利诱的方法，使政治犯出卖同志， 背叛组织，向国民党“立功自首”。当时浙江反省院的阴谋与活动是这样的：

总的是采取所谓“监管”与“感化”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以 迫使入院的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人士叛离革命。具体的，一是根据所谓“反

省人”的文化程度，强制性地学习《三民主义》、《建国大纲》、《苏联五 年经济计划》、《马列主义批判幻二是特约叛徒讲演、“名人”讲演和“反

省人”讲演，举行辩论会，学习《浙江反省院月刊》；三是强制书写所谓“自 白书”、“论文”或“心得”。通过这些活动来胁惑“反省人”叛变投敌。

第四项是在各种组织中的“党团运用”。“党团运用”是什么意思呢？ 在国民党的总章规定有所谓“党团运用”一项。即凡有国民党员所在的机关

团体或学校，于基层组织之外，指定个别党员，专负对党外人士进行监视、 调查，并随时向党组织密告，必要时还要接受组织的指示，在所在单位进行

种种阴谋活动。在“清党”之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曾三令五申在各单位的 党员多方设法打入非党的群众中监视其进步活动，特别以调查共产党员的活

动和进行检举破坏为其主要任务。因此，在 1928 年以后，各机关团体和各学 校中布满了白色恐怖，社会人士随时都有被扣红帽子的危险，人人自危，朝

不保夕。CC 分子，特别是 CC 中的特务分子，借“党团运用”为名，以实行

其报复陷害的事实屡有出现。 第五项是控制各级邮电检查机关。为了严密防止社会上的进步活动，由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内政部及各地的警察部门，在各大中城市的邮电机关 内设新闻及邮电检查所，以 CC 在各省市党部的调查统计室为主体，吸收少数

邮电工作人员，专对各地的报刊和信件、电报等，事先进行拆封检查，发现 有进步的书信和盾件、电报立即非法扣留；认为必要时则寻根追底、对有关

人员罗织成罪，施以种种迫害。

二、复兴社的活动

蒋介石为什么在当时要搞一个复兴社呢？这得从当时的形势说起。1931

年“九一八”后，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抗日救亡运动势如排山倒海， 无可遏止。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感到：如果仍然继续反共而下表示抗日，

不但会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即对自己的主要爪牙黄埔系军人来说，也 很难压制得下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所不能没有的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怎样

把这股抗日的热潮同反共统一起来，而且把这股热情拿来为反共服务呢？这 是蒋介石当时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问题，于是，一面他标榜复兴民族，复兴革

命，充实国力，准备抗日；另一面他又宣传抗日必须充实国力，首先尤在国 家统一。这样，就把抗日与反共这两者统一起来，把抗日的热情引诱过来反

共。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民族复兴运动”，就是蒋介石在当时这种形势下 为达到反共目的所玩弄的一个阴谋手段，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加强他的国

家机器，实行更凶恶的统治。

靠什么人来搞这个“民族复兴运动”呢？在蒋介石看来，忠实的骨干只 有利用其亲信的黄埔学生来担任。黄埔学生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他

们一方面为了升官发财，跟着蒋介石反共反人民，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眼见国 家灭亡已迫在眉睫，却又不能不激发爱国天良，因而他们有一定程度的抗日

要求。即如一贯反共最力的复兴社主要骨干桂永清，也有这种倾向。当 1935 年蒋介石举行全国童子军大检阅时，桂永清任评阅长，当桂在绕场察阅一周，

到最后见了只有稀稀落落的几十个人的东北童子军代表时，桂永清竟至痛哭 失声，向蒋介石报告时还埂咽得说不出话来。抗日与反共，本来在黄埔学生

的思想感情上是一个很难统一起来的矛盾，但是蒋介石却运用这个所谓民族 复兴运动的阴险手法，来利用他们这个思想矛盾。

有了这班人马，怎么来搞呢？当时，蒋介石想学习与运用苏联对反革命 斗争的组织形式——“格柏乌”（政治保卫局）来为他服务。他就指使贺衷

寒来具体办这件事。贺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后派往苏联留学，1926 年 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8 年 1 月毕业回国。1929

年春，经蒋介石 批准又去日本学习军事、政治，1931 年 2 月应召口国。在蒋介石第二次下台 期间，贺衷寒加紧了这次工作的进行。待蒋介石在 1932

年 1 月重新上台后， 马上就打出了”“复兴社”的牌子。社章有四条，即：1、本社定名为“中华

复兴社”。2、本社以团结忠勇爱国的青年复兴中华民族为宗旨。3、本社以 蒋介石先生为社长。4、凡中华民国之青年，年满十六岁以上，经社员两人之

介绍，小组通过，社长批准（以后改为分社的批准），举行入社宣誓后，得 力本仕社员。誓词大意是这样的：“余誓以至诚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命

令，保持本社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极刑。谨誓。”纪律条例的主要内容是：

1、不得违抗命令。2、不得有小组织。3、不得泄漏秘密，4、不得倾陷同志。 违犯以上四条之一者，处以极刑。5、不得贪赃纳贿。6、不得狂嫖滥赌。7、

不得娶妾。违犯以上三条之一者，视情节轻重，处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据说，蒋介石拿出一张写有“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

四句话的纸条交给他们，并说：“你们把这四句拿去做纲领好不好？”1932 年 3 月初，复兴社在南京开成立大会，蒋介石亲自主持。参加会议的四十多

人。一开场，蒋介石讲了话，宣布复兴灶正式成立，鼓励参加青要一心一意 地好好地把这个组织发展起来。大会进行了选举，蒋介石为“真命”社长，

贺衷寒等九人为中央干事，戴笠等三人为候补干事。在复兴社以下，除设总 务、组织、训练、军事、文化等部门外，另设立唯蒋是从，成为终身职业的

专门进行阴谋暗害活动的特务处。经胡宗南推荐，蒋介石授命戴笠主持。这

个特务处正式建立于 1932 年 4 月 1 比所以此后即以每年的 4 月 1 日为军统局

照例举行纪念的所谓“我们的工作纪念日”。建立伊始，参加的主要人物有

（除戴笠外）郑介民、唐纵、徐亮、林桓、周伟龙、邱开基、张炎元、赵世 瑞、吴乃宪、王天木、陈恭澍等，即所谓“戴笠十弟兄”（其中有两人不是）

复兴社有三位理论家和宣传家——贺衷寒、邓文仪初刘健群。这三个人 在当时到处演讲，发表了很多文章，还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如贺衷寒的《一

得集》和《学与干》，邓文仪的《青年战争革命》，刘健群的《复兴中国革 命之路》等等。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的唯一政治理论家和指导者自

居，他的著作虽不多、而长篇大论的讲演很不少。他对于蒋介石“教义”的 阐发和注疏，自命力第一人，如他写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中，即为

蒋介石的法宝——“礼义廉耻”，作了当时颇受某些人“称道”的注解。他 说：”礼者理也，循规蹈矩，谓之礼；义者宜也，舍己济人，谓之义；廉青

守也，安分守己，谓之廉；耻者疵也，刺激奋发。”总之一句话：不可反抗， 只能服从。邓文仪在《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的《今后革命的观察》一文中

提出：“以恢复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时的精神为目标，本德国、苏俄、意 大利、土耳其民族复兴的历史与经验教训，注重组织，注重纪律，注重行动，

注重风气，注重时间，注重空间，不尚空谈，实事求是，以致力于清剿赤匪， 澄清吏治。艰苦力行，求中华民族的复兴，卧薪尝胆，准备抗日雪耻，安定

社会，繁荣农村改进教育，发展经济。”他在 1933 年在《中国革命》周刊上 发表的《动员战斗》一文中，更明确提出：“督促全国军民群起作彻底有效

的抵抗！拥护唯一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统一中国！取消一切有害无益的组织！ 改革腐败的政治、社会与人心！限期剿灭各地赤匪，取缔一切反革命运动！

铲除贪官污吏与腐恶的武人政客！实行全国总动员，扩大青年壮丁的军事训 练！”刘健群在《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文中说：“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今后

的进展，必须把握着三个要点——第一，我们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 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决主张厉行党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统一

指挥，必须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第三，如要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 必须铲除贪污，要铲除贪污，必须主张严格限制官吏及党员的私产。这三个

要点连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 确的道路。”总而言之，他们三个人所讲的和所写的，千言万语，翻来复去，

不离一个共同的逻辑，就是：要抵御外侮，首先必须充实国力，要充实国力， 首先必须国家统一，要国家统一，必须剿除共产党，然才能进行澄清吏治，

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整饬军备等等，而要作到这些，就必须集中权力于一 个党一个领袖，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才能高度发挥民族精神，举国一致，

集中力量去抵御外侮。归根到底，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和

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 复兴社的主要活动有这么几项：

第一项是发展组织，培训人员。在总社下，在南京、上海、北平、武汉 各建了一个支社，还准备在广州建立支社。蒋介石的意见，在组织发展上，

吸收黄埔学校学生，要求的条件可以放宽一些，加入组织以后，执行纪律要 严一些，吸收普通学校的学生，要求的条件要严一些，加入组织以后，执行

纪律的条件要放宽一些。同时，在南京开办了一个“特别研究班”，为期三 个月，有二百七十人（包括中共的叛徒和改组派分子）参加受训。主要课程

有“领袖论”、“党派批判”、蒋介石训话、“名人”讲演。受训后十分之

八九都加入了复兴社。1932 年４月间，又办了一个“宪警训练班”，受训的 是几百名失业的军校学生，后大部分加入了复兴社。刘健群还搞了一个“军

委会政训班”，招考了大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学生五百多人，予以半年 的训练，毕业后分到军委会所属各级政训处工作。当时蒋介石还想把留俄学

生考核一部分加入复兴社，预备将来作农工运动。结果这班人都醉心千升官 发财，谁也不愿去做农工工作。

第二项是进行法西斯舆论宣传。1932 年 1 月 1 日开办了一份《中国日 报》，作为复兴社的机关报，把《军声》杂志社拿过来，还办了一家“拔提

书店”（“拔提”是英文 Party 的音译），出版军事书籍和法西斯性质的书 籍。

第三项是打入 CC 和其他反蒋派系中去，捞取情报，进行分化瓦解活动。 CC 是拿着党部的招牌，复兴社是利用军政的力量互相争权夺利。当政学系杨

永泰将豫、鄂、皖、赣四省党部领导权从 CC 手中夺到时，黄埔系就乘机进入 党部。一些 CC 分子看各地党部成了无香火的土地庙，就纷纷奔向黄埔系，加

入复兴社。当时豫、鄂、皖三省，就有一半的县党部书记长加入复兴社或靠 拢复兴社。在学校中，CC 同黄埔也展开了拉夫争夺战，互相攻击对方有共产

党人，甚至互相绑架，互相暗杀，进而导致了 1938 年在武汉，蒋介石公开宣 布双方解散小组织，决定建立三青团。1932 年 4

月间，广东的陈济棠派人到 长沙联络何键反蒋，5、6 月间，李济深派人到武汉活动军校后期的学生反蒋。

这些人不是被复兴社分子吓跑，就是被蒋介石抓起来秘密处死。

第囚项活动是杀害进步爱国人士。最显著的事件就是暗杀杨杏佛和史良 才。杨杏佛当时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这个组织是 1932 年底由蔡

元培、杨杏佛和宋庆龄、鲁迅一起搞起来的。当时蒋介石对宋庆龄下手顾忌 尚多，乃决定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对宋进行恐怖和威吓；加上杨杏佛在

1933 年春到华北等地进行过一些活动，宣传民权保障同盟的神圣任务，针对 蒋介石种种蔑视民权、无法无天的作法，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极力主张停止

内战、一致团结抗日。于是蒋介石就决定要杀害杨杏佛，将这一罪恶活动交 给戴笠来干。1933 年 4、5 月问，戴笠着手观察了杨杏佛的每日行动，决定

要将杨杀害在法租界杨的住处）这样既可以显示复兴社的力量，又可以使蒋 介石不负破案责任。1933 年 6 月初，戴笠亲赴上海指挥布置，参加行动的有

六人，事先都宣誓“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立即自杀，而不能泄漏 出去，否则将遭到严厉制裁。6 月 13 日，他们将杨杏佛枪杀在上海法租界亚 尔培路

331 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门口的汽车上。他们连发十多枪 将杨和司机打死，杨的儿子杨小佛被其父亲的身体袒护着只是腿部中了一弹

而幸免于难。参加行动的一个复兴社分子叫过得诚，行动后跑错了方向来不 及上车逃走而被车上的人打死，以后戴笠为纪念他，把中美合作所的一条马

路叫“过得诚路”。宋庆龄到万国殡仪馆吊祭杨杏佛，指出这是一种有计划 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她不会被这种卑劣手段所吓倒。当时去吊祭的还有鲁

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复兴社分子把这些情况一一禀报蒋介石。 史良才是上海《申报》的主持人。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着日寇的野蛮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史 良才及其《申报》，从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又受到当时爱国民主

运动潮流的推动，抨击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剿共”政策，进而反对国 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结束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史良才又以巨款支援上海

“八一三”抗战，还聘请了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参加《申报》馆的工作。在这 样的情况下，蒋介石下令要除掉史良才。当时史是有防范的，除了使用的汽

车有保险设备外，并雇有私人警卫。1934 年复秋间，戴笠奉蒋介石命令要暗 杀史良才，戴就亲自赴沪布置。这一年 10 月间，史携眷去杭州调养胃病，于

是复兴社分子就在 11 月 13 日将史良才枪杀在由杭州返上海的途中（浙江海 宁县翁家埠附近）。案发后，蒋介石还唁电史良才家属并命令浙江省主席鲁

涤平悬赏缉凶，而同时，凶手们从蒋介石手中领到了一笔犒赏费。事后，为 了灭口，蒋介石又下令将知道枪杀史良才秘密的鲁涤平及其夫人杀害。此外，

象在察北领导抗日的共产党员吉鸿昌、第三党派领袖邓演达以及许多反蒋地 方军人（如西北军人任应歧、东北军人王以哲）都遭到戴笠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