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3

指挥，结果第二旅两个营被歼灭，第三旅五个营被歼灭，第一旅被全歼。总 之，杨虎城在军事上遭到一连串的惨败，使他认识到红军是打不得的，若再

同红军打下去，只能把老本丢光，最后垮台。杨曾说，部队被派往打红军， 等于一个人被判了无期徒刑。所以，他和张学良一样，在遭到红军的严重打

击之下，也开始考虑同共产党建立某种关系的问题了。1935 年秋，南汉宸① 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杨表示赞同。这一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又派汪锋对杨及西北军将领进行工作。1936 年春，王炳南奉 中国共产党的指派从德国回国去做争取杨的工作。经过多方面努力，杨虎城

完全接受我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张、杨的动向和西北的状况，蒋介石当然是甚为不满的。1936 年 10 月

22 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亲自“督剿共匪”。28 日，蒋在与张学良谈 话时，张露出希望与中国共产党“妥协的意见”。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说：

“汉卿乃如此无知，可为心病。”“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

① 有的文章认为不是南汉宸而是申伯纯。

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作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 换一段落，始、终，本、未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叹！”①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向张、杨提出两条路：一条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全部开赴前线（剿共），不得违抗命令；另一条是如果不愿“剿共”，则立

刻将所部调出陕甘。这两条路对张、杨来说，一条也不能走；如果接受第一 条，不仅在反共战争中必然使自己的势力逐步被削弱，而广大官兵也不愿同

红军作战；如果接受第二条，一旦离开西北地区，两支军队又彼此隔离起来， 那就必然被蒋介石各个击破，前途不堪设想。既不愿听从命令，又不愿离开

西北，那么怎么办呢？张、杨决心先进忠言，希望蒋介石回心转意，不得已 则用武力。这就是所谓“先忠谏然后兵谏”。

1936 年 12 月 2 日，张学良在洛阳见蒋介石，说明西安情况紧迫，或将 生变，请蒋务必往西安一行。蒋介石也知道情况危急，在这一天日记上说：

“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 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貌危局，盖余个

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②在《西安半月记》中，蒋介石在引言中说：“中 正于二次人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

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 者。”但是，蒋介石为了“剿共”，认为“剿共”已到了“最后五分钟成功

之阶段”，所以还是亲赴西安。12 月 4 日，蒋介石由洛阳飞往西安，住在西 安东郊临潼华清池。蒋介石召开西北“剿共”会议，把陈诚、卫立煌、蒋鼎

文、陈继承、朱绍良等高级将领都召到西安，任蒋鼎文为“剿共”司令，卫 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并决定将中央军三十万人马调来西北，准备把张、杨的

部队调到二线（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由他亲自指挥这所 谓“最后五分钟”的决战。7 日，蒋介石再度命令张、杨加紧进剿我陕北革

命根据地。张学良向蒋介石痛哭陈述联兴抗日的道理，蒋介石拍桌子严词训 张学良说：你就是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变。9 日.西安学生和群众举

行大规模的爱国示威游行，要求团结抗日。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用武力对付手 无寸铁的学生。张学良赶赴灞桥（由西安市区通往临潼的必经之地）劝阻。

第二天，张学良向蒋介石谈及劝阻沪况。蒋后来在《西安半月记》中说：“汉 卿向余报告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活可以代

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 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

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在这一天日记中，蒋介石说：“对张 学良说话，不可太重。张学良为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也。”①

在这种形势下，“西安享变”就发生了。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 杨虎城软禁蒋介石，马上通电全国，提出了八项主张，中心点就是要求“停

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表示，“我们持有公理，决不后悔。 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是求这些政策的实现和对国家有所贡献。让全国的同胞

来裁判我们的功罪。”

“西安事变”的消息是当天由国民党驻潼关的部队将领樊松甫将张学良

① 蒋介石 1936 年 10 月 28 日日记，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319 页。

②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320 页。

①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324 页。

自西安发出的一个电报传送南京政府。为什么当时张学良没有直接向南京发 电呢？一是西安同南京的信息暂停，正如陈布雷在日记中说：“是日下午一

时余方在寓，忽接果夫电话，询余有无西安之消息，余怪而问之，则谓西安 至南京电报已不通矣。”二是蒋介石逃离华清池住处躲进骊山还未找到，张

学良等将领都很焦急。所以，张学良的第一个电报由樊松甫转，并说蒋介石

“失踪”。南京接到樊松甫转来的电报是下午三时五十分。又过了一个半小 时（即到了 12 日傍晚），南京政府才接到由西安发来的通电。说明这次捉蒋

是“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 反省”，并提出西北军民的八大主张。12 日夜里十一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

员会临时开场，一直开到深夜三时，接着又马上开中央政治会议。这两个会 议具体决定了四项：一、孔祥熙以副院长代理蒋介石之行政院长职；二、军

事委员会执委增至七人，包括何应钦、陈诚、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 绍宽；三、军委会工作由副委员长冯玉祥及执委负责；四、陆军部长何应钦

及军委会成员负责指挥部队。会上还“决议褫夺张学良一切官职并缉拿严办， 同时决定由何应钦指挥部队讨代叛乱”。总之，当时南京政府是决定要用武

力解决“西安事变”，主将是何应钦。

南京政府的主张，一方面是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日本是希 望事态扩大，酿成中国的新内战，以便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日本外相召见

南京政府驻日使节，警告南京政府如果同张学良妥协，日本政府则不能坐视。 华北日本外交官和日本驻军授意内蒙傀儡政权头子“德王”发出停战通电，

表示不妨碍南京政府出兵讨伐张、杨。日本关东军公开声明，要求国民党政 府实行反共、防共政策，日本将“不惜给予援助”。此外，日本还积极怂恿

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一起组织卖国政府。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大部分人听到事 变消息后，只是抱着维护政府威信，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大骂制

造事变的爱国将领，主张“出兵讨逆”。鉴于此情，何应钦便到处蛊惑人心 地叫嚷“张学良劫持统帅，目无党纪国法，是叛逆”，甚至提出“不惜玉石

俱焚”，都要“明令讨伐”张、杨，轰炸西安。这时，确实是新的内战危在 旦夕，蒋介石的性命当然也难保。

正是处在上述的混乱局面之下，宋美龄到了南京。事变发生时，宋美龄 还在上海。当时的情景，正如宋美龄自己所回顾的那样：“余初闻余夫蒋委

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 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恶耗来余寓，谓：

‘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 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得正确消息。然谰语

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求知之心切，颇有信 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根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①当晚，宋美龄马上偕

同孔祥熙、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乘夜车返回南京，翌日上午七时抵达。宋美龄 一到南京，看到的是政府中一片混乱，人们都异常紧张，国民党中央已采取

严办张学良的决定；何应钦等正在部置进攻西安。此时，宋美龄对事变的态 度是比较冷静的。她比较清醒地看到，这次事变“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

乱之叛变所可以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 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因此，她对何应钦等乘事变的时机，部

①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署进攻西安的军事计划和国民党中央轻易作出惩办张学良的决定，深为不 满。她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

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 西安，毫无考虑余地，认为其不容委御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

之行动。”她明确表示：“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 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在美国人罗比·尤思森写的《宋氏三

姐妹》一文中也有这样一段文字：“南京政府官员中有一派主张立即轰炸西 安。宋美龄坚决反对，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行动，对于国民党人将是一场灾 难。”

宋美龄当时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当然不能只看作蒋介石是她的丈夫， 更主要的是蒋介石是他们这个阶级、这个集团的总代表，蒋的生死直接关系

到他们的利益。另外，还有英、美的态度。“华北事变”后，英、美舆论就 不断地骂日本是“国际上的强盗”，是“黩武国家”。“西安事变”发生后，

英、美驻华使馆马上同宋美龄、孔祥熙等保持联络。它们希望和平解决“西 安事变”，支持营救蒋介石，同情西安方面联共抗日的主张。它们认为张、

杨所需要的只不过是抗日而已，大有调解的余地。英国甚至表示：只要蒋介 石还能继续统治下去，就不妨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英、美同时在

经济上援助宋美龄，英国在上海的汇丰银行，大批抛出外汇，稳定“法币” 的币值。英、美政府一再指令它们驻华大使，出面进行调停。

为了稳住南京的政局，宋美龄做了这么几项工作。第一，她同何应钦展 开了针修相对的争论。何应钦声称：“为维护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行

讨伐。”宋美龄反驳：“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委 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连系”，并呼吁：“请各自检束

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代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 何应钦则说宋美龄是“妇道人家在这种情形下不可能保持理智的看法”。宋

美龄感到极度的气愤，她回敬说，她“决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 第二，她说服国民党内那些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而附和何应钦主张

的人。宋美龄向这些人解释采取军事行动的严重后果。她说：“惟目前处置 西安叛变，若这张挞代之师，迳施轰炸，不独使全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

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 国力，浪作牺牲。”她要求这些国民党军政人士，“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

第三，她极力争取黄埔系将领的支持。事变发生后，黄埔系将领派代表见宋 美龄，要她拿主意。正如她在回忆中说：“余日无晷刻之闲，各机关首领纷

纷向余询问对于应付现局之意见，尤以黄埔军校同学代表要求指示为更切。” 于是，宋美龄就召集黄埔系将领开会，要求他们保持冷静。宋美龄向他们说

明未明事变真相之前，切勿遽加断定，勿尚感情；在人们怨恨愤怒的情况下， 希望他们不再以行动或语言刺激；同时向他们交底，她已派人到西安了解真

情。宋美龄一再向这些黄埔将领说：“委员长抚爱诸生如子弟，目前遇此事 变，正为诸生敬谨遵行师训之时。”

由于消息阻塞，真相不明，使宋美龄无法考虑出解决的对策。因此，必 须尽快求得沟通南京同西安之间的联系，以便能寻求解决事变的途径。宋美

龄要孔祥熙打电报给张学良，要求张学良指定电台一处，以便能随时取得联

系。接着，宋美龄发电报给张学良，她准备派端纳①前往西安，探明情况，居 中调解。12 月 14 日下午，在得到张学良允许后，端纳就负着宋美龄给他的

使命到西安。

端纳到西安后，马上会见了张、杨，将宋美龄给张学良的信交给了张。 宋在给张的信中说，希望张本着以往与蒋的关系，为国家大局和民族前途着

想，慎重考虑。端纳从张、杨处了解到西安方面的抗日救国的诚意。他又到 蒋介石那里，向蒋谈了南京方面对事变的处置办法，并把宋美龄的亲笔信交

给了蒋介石。宋美龄在信中除了叮瞩蒋保重身体之类的话之外，还特地对蒋 说及“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暗示蒋，何应钦妄图借机置蒋于死地。蒋介

石当时见信后是禁不住咧嘴哭了，端纳乘此机会劝蒋说：“我这次是受蒋夫 人的委托而来的，到这里之后与张汉卿将军进行了唔谈，对这次事变情况有

了一些了解。我首先告慰您，就是张将军对您并无加言之意，只要您答应他 们的主张，他们还是忠心地拥护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

个人意愿，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同这样的政见。 您若是接受他们的主张，今后将更成为世界的伟人，若是拒绝接受，势必将

成为渺小的人物。国家和委员长个人的安危荣辱全系于委员长自己心思的一 转。”端纳的这番话，对蒋介石不能不是一个震动。端纳在完成了初步的使 命后，于 15

日飞回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谈了西安事变的真相，蒋介石的安 全状况和张、杨的意图，并说西安方面要求她和孔样熙到陕去磋商释蒋问题。

宋美龄在电话里听了端纳的情况后，顿时觉得解决事变“发现了第一次希望 的曙光”。

这时，何应钦为了阻止西安与宋美龄的联系，放出空气，说“端纳来电， 实迎合西安心理，欲诱孔、宋入陕，多一重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 已”。在 16

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由何应钦操纵发布了对张、杨 的讨伐令，何应钦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何还装模作样地举行白衣誓师仪

式，声称要“督率三军，指日西上”，调动了十几个师开向西安，派飞机入 陕狂轰滥炸。对此，宋美龄深感问题的严重，如果内战一爆发，正合日本的

心意，她认为：日本“正盼中国之内战爆发，俾得以藉口以大规模之侵略， 完成其统制中国之迷梦，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无限制之干涉”。

所以，宋美龄认为蒋介石的死活关系重大，“为中国计，此时万不能无委员 长以为领导；委员长生还之价值，实较其殉国尤为重大”。于是，宋美龄一

方面在南京竭尽全力阻止讨伐行动，另一方面马上打电话给端纳，要他赶快 向蒋介石报告情况，下停战手令。蒋介石在接到端纳的报告后，既害怕何应

钦的讨伐将会危及他个人的性命，又想利用讨伐这张牌来要挟张、杨早日放 他，故只给何应钦下了停止军事行动三天的命令。就是这个命令，何应钦也

拒不执行，认为这是蒋介石在陕被迫下达的。到了 18 日，蒋鼎文携带蒋介石 的亲笔手令从西安飞回南京，并要求南京与西安之间防止裂缝扩大，各种各

样的攻击性宣传都要停止。接着，端纳也回到南京，向宋羡龄详尽地报告了 情况。’这样，何应钦的讨伐行动才停顿下来。

宁陕虽然开始对话，军事行动也暂时停止了，但蒋介石仍囚在西安，生 死并无保证。为了进一步在释蒋问题上展开对话，宋美龄和宋子文等商付，

最后决定宋子文以个人资格先到西安活动。20 日上午，宋子文不顾阻拦，同

① 端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曾任过张学良的顾问，此时只是蒋介石的顾问。

端纳一起到西安去。宋到西安后马上去见了蒋介石，蒋见宋来，激动不已。 宋还将宋美龄的信给蒋。宋美龄在信中对说蒋说：“如果三天之内子文不回

南京，我必定到西安跟你生死共存。”接着，宋子文要求会见中共代表周恩 来，探听中共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分析了情况，认为争取宋子文，对解决事

变有重要作用。于是，周恩来抓住时机，同宋子文进行了长谈。周耐心地向 宋阐明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和平解决“西

安事变”的方针，让宋认清国内外形势，说明走不走抗日道路对他们的利害 关系，希望宋能说服蒋介石真正抗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贡献。宋

子文在了解到“西安事变”的情况，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和蒋介石的安 全状况后，带着满意的心情在 21 日回到南京。宋子文返南京后，到处宣传西

安情况，称颂周恩来有“政治远见”，并含着讽刺的意味说：“南京有谁能 承担这样风险去救委座？相反还有人要轰炸哩。”这样，使何应钦的气焰有 所收敛。

宋美龄得知西安方面绝无伤害蒋介石的意图及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方什 后，感到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极大。而摆在未美龄面前的仍有两个问题。一个

是何应钦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当时飞机轰炸虽已停止，而地面的战斗在

20 日晨爆发后，中央军在华县附近搞掉了东北军的两个营，在渭南占领了赤 水，再从赤水绕道包围了渭南。宋美龄深感如果战争再发展下去，形势仍有

逆转的可能，前面几天的努力将成泡影。另一个是蒋介石的脾气暴躁，容不 得张、杨的这次行动。根据端纳的报告，蒋介石拒绝同张、杨进行谈判，并

以死来要挟张、杨。蒋介石给宋美龄的信中就要求南京进行军事行动（当时 宋美龄没有把信中这个内容告诉何应钦）。宋美龄恐怕蒋介石坚持这种想法，

不同张、杨进行谈判，那么和平解决事变就会遇到重大困难。对此，宋美龄 感到有亲赴西安一趟的必要。当时的形势仍很紧张，内战随时都会爆发，赴

陕的风险也很大。张学良来电表示：“如果内战不停，不宜来谈，因无法提 供保护。”何应钦又恐吓宋美龄说西安是“充满流血与火的赤色世界”。南

京也有人提醒宋美龄：“倘赴西安，不独不能晤委员长，且将被囚作质，丧 尽尊严。”对于这一切，宋美龄全都不顾。她为着英、美和四大家族的利益，

为着挫败何应钦的阴谋，求得同蒋介石的直接联系，承担了风险，去胜任这 个别人无法完成的使命。

22 日，宋美龄偕同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等，来到西安。 朱美龄到西安后，第一个行动是与蒋介石会面。22 日午后，宋去见蒋，

当时的情景如宋美龄说：“余入吾夫室时，彼惊呼曰：‘余妻真来耶？君入 虎穴矣！”言既，愀然摇首，泪潸潸下。余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曰：‘我来

视君耳。”蒋介石那时仍想以死来威胁张、杨，不肯同张，杨进行谈判。对 此，朱美龄是比较理智的。她对蒋说，“此后君不应该轻言殉国。君之责任

仍在完成革命以救国，君更应宝贵君之生命。”她还告诉蒋，只要处理得宜， 事变可以马上解决，“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第二个行动是召见张学

良。宋来陕时，张学良是去机场迎接，双方仅交谈了几句。宋美龄在见蒋后， 即召见张学良，虽然没有对张、杨的此次行动加以斥责，但还是责怪张学良

造成了“大错”。不过，宋向张说了当时唯一的问题是怎样解决事变。张学 良对宋美龄说及他的这次行动“实一无要求，不要钱，不要地盘”，“我等

所欲为者，确为造福国家之计划”。同时张向宋吐露了他当时的苦衷是蒋拒 不与他进行谈判，“怒气不遏，闭口不愿发一言”，请宋美龄从中做一些工

作。宋美龄也深信张学良“言之由衷”，但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尊严，还是说 张学良的这次行动“不独扰乱秩序，自坠人格，且身为军人，竟甘超越轨范、

毁灭纲纪”。最后，宋还是要求张尽快释放蒋介石。张学良明确表示他个人 亟愿立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但“唯此事关系者甚众，不得不征求彼等之同

意”。宋美龄也明确表示，她愿意面晤任何人，凡是蒋介石不愿见的人，她 可以代为见。应该说，在和平解决事变上，宋美龄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第三

个行动是正式参加谈判。23 日，宋美龄与宋子文一道代表蒋介石同西安方面 和中共代表团开始谈判。谈判一开始，周恩来首先提出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

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 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

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 情抗日的国家合作。由于南京方面救蒋心切，背后又有英、美的督促，因此

在权衡利害后，宋美龄他们基本上接受了这些要求，但也不免讨价还价。经 过两天会谈，根据上述的六项要求达成了基本胁议。24 日夜，宋美龄和张学

良、杨虎诚陪同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这次由宋搭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 并向蒋介石指出中共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对他以德报怨，不仅不主张杀他，

只要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还是主张放他。周恩来还一针见血地指明目前 形势是不抗日无以图报，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只有放弃

“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策略，对外抗日，才是唯一出路。在周恩来同蒋介 石谈话时，宋美龄在旁也劝蒋介石“以后再不要剿共了”。宋氏兄妹还对周

恩来表示敬佩和感谢。最后蒋介石虽然不在谈判协议上签字，但表示以“领 袖人格”作保，回南京后执行谈判协议。这样，为了和平解决事变迈出了关

键性的一步。第四个行动是争取早日放蒋。由于蒋介石没有在谈判协议上签 字，中央军也还没有撤至潼关以东，西安许多爱国将领不让蒋走。宋美龄很

焦急与疑惧，唯恐已经争取到的局面会起变化。于是，宋氏兄妹就一方面往 来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之间，作多方面的商量；另一方面要蒋介石派蒋

鼎文持他的手令，命令双方部队自潼关各后撤一千公尺，并转告孔样熙、何 应钦关于西安谈判的进展情况。宋美龄除了做上述两个方面的工作外，还加

紧做张学良的工作，给张施加压力，说南京方面有采取军事行动的心理，停 战期已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又会开始，双方都会毁于这场战争中，诱惑张

学良在圣诞节前放走蒋介石。在斯诺写的《红色中国杂记》中有关宋美龄的 这样一段文字：“她总在说，她希望张以释放他们做为给他们的圣诞礼物。”

最后是以张学良怕在放蒋这一着棋上出乱子，就在 25 日下午三时多，既没有 同周恩来、也没有同杨虎城事先商量，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宋美龄、宋

子文等人直往飞机场，然后又亲自同蒋介石飞往南京。“西安事变”就此和 平解决。

蒋介石回到南京，当时是有那么一个所谓“举国狂欢领袖回京”的场面， 陈公博在回忆中说：“蒋先生离陕的那夜，说张杨服从蒋先生的命令了。然

而西安那夜也全城放鞭炮，警察也一样的拍老百姓的门叫放鞭炮，说蒋先生 服从张杨的主张了。”①蒋介石为了表明自己对事变的责任，在 12 月 29 日特

呈请辞去行政院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经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委 员会加以慰留，给一个月藉资疗养。

① 《苦笑录》军 253 页。

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就被交军事委员会处分。12 月 31 日，军委会 军法会审，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剥夺公民权五年。四天之后，即 1937 年 1

月 4 日，又明令特赦，交军委会严加管束，说这次特赦是蒋介石的请求，这 一场“审张”、“赦张”又“管束”的丑剧，实际上是给蒋介石一个体面的

下台阶。由于张学良的轻信，加上他只想到表明自己是出乎公心，并非私仇， 也有那么一点江湖义气，就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便失去自由。杨虎城被逼 于 1937

年 6 月辞职，遣送欧洲考察。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认为蒋介石可能 会履行诺言，便不顾个人安危，于 1937 年 11 月，毅然携眷回国。杨回国后

便被拘禁，直至 1949 年 9 月，蒋介石在逃离大陆前，密令毛人凤将其杀害。

对“西安事变”，蒋介石是很痛心的，他认为：“此次事变，为我国民 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

全功者，几乎隳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 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

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设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 此！”①蒋介石在这里是讲准了一点，即他的“剿匪”是受到了“顿挫”，逼

使他走上抗日的路。蒋自己也表示：“今后我绝不剿共。”所以，“西安事 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①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