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蒋介石同汪精卫的分歧.2

年 1 月 22 日和 2 月 3 日及 10 日、14 日，曾广又先后多次同铃木会

见。日本就“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作了说明，说这是“日本政府的 一个宣传姿态”，请曾广消除这个误解。在 2 月 14 日的会见中，曾广转达说：

在中日两国正式会谈前，2 月底在香港以三名代表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和平条 件，重庆政府对此抱有极大期待。

1940 年 3 月 7 日至 10 日，蒋介石的代表曾广、章友三（前驻德大使， 当时任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陈超霖（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

和日本代表铃木卓尔、今井武夫、臼井茂树（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大 佐）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中国方面除曾广以外人员均出示

了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签发的证明书，日本方面人员也出示了陆相烟俊 六签发的证明书，相互确认对方的身份后，开始讨论，兰时蒋介石为了确保

这次会谈进行，在 5 日特派宋美龄到香港，从侧面协助中国方面的代表。会

内无曾广其人，可能系林新衡的化名，林当时是军统香港区区长。

③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39 页。

④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39 页。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3 卷第 1 分册。

议的结果除了利用无线电联络外，还特别设立联络组，每天乘班机往返于香 港和重庆之间。在整整国天的会谈中，从表面上来看，大体能够在谈笑声中

交换了意见。在这个期间内始终成为争论的中心，结果不能得出结论的，依 然是中国承认满洲国问题和日本在中国部分驻军的问题以及对汪精卫政府的

处埋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国承认满洲国的问题。这时，日本把汪伪政权 的建立推迟到 3 月 30 日成立，等待蒋介石对香港会谈的答复。3 月 24 日，

蒋介石给香港的铃木的答复：“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政府内部的意见形成 对立，不易决定，希望延期到 4 月 15 日再作确定答复。”对此，日本政府很

恼火，认为这是“辜负了我们的期望”。于是在 3 月 30 日汪伪政权就成立了。

1940 年 4 月 11 日，曾广从重庆到了香港，向铃木提出再开预备会议，表示 重庆政府已决定了成熟的方案。5 月 7

日，章友三也到香港。同时报纸报导 了宋美龄到香港治疗牙病。6 月 4 日，曾广和今井武夫等在澳门举行第二次

预备会议。会前，曾广对今井武夫私下说了这么一些话：“蒋介石委员长表 面上姑且不谈，内心在希望和平却是事实，因此，在香港第一次秘密会议的

备忘录中，日本方面如能认可第一条和第三条（第一条关于满洲问题，中国 在原则上同意考虑，但方式如何另详商议之。第三条关于共同防共问题，原

则上同意，但军事秘密协定在和平恢复后秘密协议之）中中国方面的意见， 估计必然可以签订协定。”“目前，在重庆政府内部，反对达成和平的是共

产党和冯玉祥。”“秘密会议如果实现，当然要讨伐共产党。已经订立了讨 共计划，如果不能，希望在七月以前就实行，胡宗南、蒋鼎文、朱绍良、卫

立煌、薛岳等将领已经集中在重庆协商完毕。因此恢复和平后恐怕要向日本 请求补充武器等的援助。”“中国在日华停战的同时，就要发表反共宣言，

所以在第三次秘密会议中希望从时间到内容方面能同日本协商。”“对于国 民党内反对派的元凶冯玉祥，已准备用各种方法挫杀他的锋芒，如不得己时，

考虑到用最后的强硬手段。”①在会议中，曾广等说明：重庆对于承认满洲国 及驻兵问题有困难。日本方面的立场很强硬。6 月 6 日会谈结束时，“双方

同意了一项令人不能想象的妙策：请蒋委员长、汪精卫和坂垣征四郎三人在 湖南长沙（中国第九战区）会谈，一举解决一切问题。”②日本同意这个计划，

并通知汪精卫。结果，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因为汪系认为这是重庆的谋 略，并且如在中国第九战区的长沙会谈，他的安全警戒是非常困难的。”后

来，坂垣就想改由自己和蒋介石两人会谈，预定会谈在 7 月 28 日举行，在中 日两国由局部停战到全面停战，再结所谓“东亚联盟”。不久，由于德、意、

日结成三国同盟，英、美加强了对蒋介石的援助和压力，日、蒋谈判就中断 了。

在曾广以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的身份在香港同日本进行妥协活动的稍 后，还有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和前国民党铁道部财务司司长张竞立同

西义显进行妥协活动，称之为“钱永铭工作”。结果是日本于 1940 年 11 月

30 日承认了汪伪政权，使这一活动停止。 就这个阶段蒋介石的妥协活动来讲，由于“日本正式承认了汪兆铭的伪

政权，而中日两国的一线接触即完全截断”③。蒋介石在 1940 年 12 月 2 日的

①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81 页。

②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 536 页。

③ 《蒋总统秘录》第 2596 页。

日记上说：“近卫无智无能，承认汪伪，使中倭酿成不解之仇，既为敌国惜， 更为东亚危也。”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和英、美的矛盾尖锐化，蒋介石一面利用英、 美和日本的矛盾，争取大批美援，另一面继续和日本秘密谈判。由于日本在

战争中困难重重，希望很快结束对华的战争，千方百计寻求与蒋介石“和平 妥协的途径”，日本大使谷正之曾请曾琦向蒋介石转达日本政府愿意与国民

党直接谈和的意愿。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同日本的和谈之声又起，时而来 自日本方面，时而来自蒋介石方面。

当时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就是蒋介石秘密派到汪伪方面去活动的唐生明

（唐生智的弟弟）的身份被日本特务发现，日本人如获至宝，就把唐生明弄 到手，让唐放手地开展活动。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42 年冬，国民党军统局

上海区的组织被李士群为首的汪伪特工部破获，汪伪就怀疑唐生明，汪精卫 在南京要亲自处理这件事，结果被日本特务知道，待唐生明一到南京就被日

本派遣军总司令部弄去。派遣军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对唐生明非常客气， 很“坦率”地对唐说：“我们因为找不出办法，才拉汪精卫出来。希望通过

你能和蒋介石阁下直接商谈中日合作方式，请你多从中协助我们早点完成这 个任务。”河边正三还在唐面前大大地恭维了一番蒋介石，并反复说了好几

遍：“大家都是一致反共的，都是为了大东亚共存共荣，日本对中国没有野 心，决没有打算长期占领，我们应当好好地合作起来一同反共。”唐生明就

将这个情况向重庆报告，戴笠在回电中对唐大大地赞扬了一番，说唐不负校 长（指蒋介石）重托，并转告蒋介石的意见，要唐以个人名义与日方往来，

多与之周旋，对日方提出的一切问题，不要先作具体答复，随时向重庆报告， 不要承认自己代表什么人。随着活动的开展，唐的身份无形中就公开起来，

都知道他是重庆派来的，以至唐的电台公开与重庆通报，日本对其十分照顾， 从供电到供煤、米、汽油等物资。1944 年秋冬，日军攻陷湖南后，还准备叫

唐生明去当湖南省省长，以暗示蒋介石：日本可以逐步地把占领的地方用这 种变相的办法交还给蒋介石（后来唐生明没有去就任，因那是唐的家乡，怕

遗臭万年）。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日本宣布投降才停止。

另外，在这段期间，蒋介石留在上海的几个可以代表蒋的人也出来活动， 如抗战胜利后立即公开出面代表蒋介石的蒋伯诚；地下钻出来的军委会驻上

海办事处主任吴绍澍；以及被日伪逮捕后又送回重庆去的原上海市社会局局 长吴开先，1944 年初吴开先在日军保护下，由广东到重庆，在国民党当局的

默许下，在重庆大谈和平，当时群情愤慨，要求审判吴开先，蒋介石却装聋 作哑，一声不响。

抗战末期，从 1945 年 5 月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那时，蒋介石为了抢占地盘，接受日军头目的建议。当时派遣军副参谋长今

井武夫向蒋介石提出：日军在华北、东北撤退前，由蒋介石军队开进去，以 防止中共的部队向东北进军。日本宣布投降后，日军侵华首要战犯冈村宁次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搞了一份所谓《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明确提出：

“首先须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以此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至于渝、延 之间的关系，本来须由中国本身处理，但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为，则

应断然予以讨伐。”“应向中国移交的武器、弹药、军需品等，根据统帅命 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中国方面，为充实中央政仅的武力作

出贡献。”冈村宁次还向蒋介石建议：“战后国民党最紧急问题是反共，日

本在华军队有一百多万人，在华居民有六、七百万人，他们愿意留在中国协 同蒋介石反对共产党。”由于此，蒋介石对冈村宁次特别关心，在他亲自召

见冈村宁次时，“和蔼之情溢于言表”，而且向冈村宁次表示对接收工作顺 利进行“非常高兴”，还问候冈村宁次：“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有何不便，

请不要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①

三、蒋介石同汪伪的往来勾结

在蒋介石同汪精卫分手以前，蒋、汪之间有过多次争论。1938 年 11 月

16 日，蒋介石同汪精卫一道吃饭时，汪精卫当面责问蒋介石：“使国家民族 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等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对此

反驳说，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政治责任？两个人争论得满脸通红，象 要扭打起来的气势。停了一会儿，蒋把汪弃置不顾，就回到卧室里去了。在

汪精工逃离重庆，同蒋介石分手以后，汪糟卫几次指责蒋介石。1939 年 6 月

10 日，汪精卫同日本首相平沼会谈时，平沼指责蒋介石说：“象蒋介石这种 人，也许内心是想认识日本的真意，但是现在已经采取容共政策，日本国民

也不会相信他，如果他不与共产党分手，是很难容许他的。”汪精卫紧接着 就说：“当时我想，如果蒋介石翻然悔悟，则不可不以蒋介石为对手实现和

平，但是事情到了今天，这种情况几乎毫无希望了。”又说：“我个人原来 抱定蒋如果为解决时局而下野，我也随着下野，如果出国，我也随着出国，

但是蒋拒绝这样做，反而出现相反的情况，我个人早已陷于不能不一个人负 起责任来的境地。”12 月，汪精卫同日本海军大臣米内会谈时说：“这次事

变发生的同时，蒋介石再次采取容共决策，我对此表示极端反对，常常劝他 不可这样做，却不为他所采纳。”又说：“我离开重庆前几个月间，总是努

力想办法使蒋介石改变主意，但是没有效果，终于不得不离开重庆。在河内 时，曾托蒋介石派来的使者带信给他，如果他下野，我也一起出国，可是蒋

不接受，我感到更加危险，才最后下决心出来。”13 日，汪精卫同日本大藏 大臣会谈时说：“蒋介石是以容共抗日政策误国的，我曾多次劝蒋，致力纠

正这种错误，因力不能及，终于发生这种情况，但本人也有责任”15 日，汪 精卫同日本陆军大臣板垣会谈时，板垣认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

中央政府，必须争取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汪精卫马上回答说：

“从要人方面来说，不能不认为蒋介石现在已经绝望。”同时，汪精卫又认 为蒋介石是一个“随当时环境而变化”的人，他“以前依靠亲日和亲苏两条

途径，如果把另一条道路完全堵塞，而对他拉拢工作，也许会倒向这边”。 上述可见，蒋介石同汪精卫在抗战初期对抗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从汪精卫

同日本人的多次谈话中，认为蒋介石是“容共抗日”的，而且很坚决，汪精 卫对他进行多次劝说都无用。

在蒋介石同汪精卫分手以后，汪伪政权虽然建立了，但蒋介石同汪伪政 权的往来勾结活动并未停止，当时比较典型地反映在两件事上，一件是唐生

明奉蒋介石之命参加汪伪政权，另一件是周佛海同蒋介石挂上勾。

先看第一件事。唐生明是唐生智的弟弟，在蒋汪两个方面都有朋友，按 唐生明的话：“与各方面的人士都有往来。”抗战初期，他任长沙警备副司

① （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第 69 页。

令，后来代理司令，1938 年初又与鄷悌对调，改任常桃（常德、桃源）警备 司令兼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与保安司令。1940 年春，戴笠叫他到重庆

接受任务。唐生明同戴笠的关系是最好的朋友，按唐说：“我和他相识近二 十年，在生活上完全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唐到了重庆，戴笠用极其慎重

的口吻对唐说：“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殊任务，校长同我讲过好几次， 只有你能够担任。因为我们在上海和南京的组织绝大部分被敌人破坏了，那

个地方的工作，校长认为比任何地方都重要，但又不容易找到一个很适当的 人。后来还是校长提出了你，认为你最适宜。这真不简单，象这样伟大的领

袖，一天到晚这么忙，还能想到你呢！”这一说，唐感到飘飘然。过了几天， 蒋介石在上清寺办公处亲自接见唐生明，向他交代了任务，说：“这个任务

只有你最合适。”同时又说唐生智那边蒋自己会去说，还送了一张蒋介石和 宋美龄的合照给唐生明的母亲，亲笔写上“唐老伯母惠存”，下置“蒋中正、

蒋宋美龄”和年月日。送照片这一着，还是蒋介石的新手段，过去常用的是 结拜兄弟。又过了几天，蒋介石和宋美龄单独请唐生明吃饭，由戴笠作陪。

吃完饭，蒋介石当面给唐生明一万元（当时约值二十两黄金）特别费。最后 分手时，蒋介石又说：“你走的时候不必再来见我了，等将来胜利后，我们 再见面吧！”

于是，唐生明带着蒋介石交给他的三项任务离开重庆去上海，这三项任 务即：第一，维护在上海、南京的军统特务，营救被捕的特务；第二、转达

蒋介石对大小汉好的“宽大政策”和进行联络（戴笠还郑重说明，这些人当 汉奸是出于不得已，要告诉这些汉奸：“领袖是很关怀他们的。”）第三、

要限制新四军的发展，尽力帮助忠义救国军等。唐一达沪，受到了汪精卫等 人的热烈欢迎。先是李士群与唐生明周旋了几天，后汪精卫通知李士群邀请

唐去南京。1940 年 9 月底，唐在南京先见到周佛海①，再见到陈公博、梅思 平、丁默邨、叶蓬、罗君强、岑德广等人。第二天，汪精卫和陈壁君请唐生

明吃饭。席间，汪精卫讲了一大套“反共建国”的谬论，也谈了他当汉奸的

“理由”。就在 1940 年 10 月 1 日这天，南京和上海的汪伪报纸在头版显著

地方登了：“唐生明将军来南京参加和平运动，即被任军事委员要席。”10 月 4 日，汪伪政权正式任命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这时，重庆的蒋介石也来

了一个假戏真做，借用唐生智的名义，从 10 月 10 日到 19 日连续十天，在重 庆《中央日报》头版最醒目的地方，用特大号字刊出“唐生智启事”，表示

对唐生明的行为“殊深痛恨”、“脱离兄弟关系”。这个“启事”是戴笠一 再修改过的，选了国民党国庆纪念日这一天刊出，其用意很深。1941 年 6 月

汪伪政权在南京设置了“清乡委员会”后，唐生明就在该会中任职。唐生明 在于这项工作之前，曾密电蒋介石请示，蒋回电极力主张唐去干这项工作，

并指示唐要利用日军和伪军去消灭新四军，同时要保护忠义救国军，不但不 使其受损失，而且要使其能够扩大与发展。这个清乡委员会由汪精卫任委员

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负实际责任，下设四个处

（军务处、政务处、总务处、福利处），唐生明任军务处处长。结果许多“清 乡”新四军的情报，是由国民党的特务报告重庆，蒋介石再叫戴笠告诉唐生

明，唐生明再通过他手下的人报上来，作为他们的东西再送给日本人和李士 群。这样经过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使他们的苏州实验区内新四军的大部队

① 《周佛海日记》说：“九月三十日，⋯⋯晚，唐生明来见，交七万元。瞩其寄乃兄生智。”

大部分向苏北地区安全转移，敌伪报纸就大肆吹嘘“短期年取得了出人意外 的空前巨大成就，实验区内共军绝迹”。1942 年冬以后，唐生明不千清乡工

作，主要任务转入同日本人进行勾结，身份也逐渐公开，汪伪军事委员会委 员的名义仍保留。由于日本人利用唐生明来同重庆的蒋介石拉关系，唐的身

价就高起来了，汪精卫他们对唐也不敢惹。

再看第二件事。周佛海是江精卫的左右手，在汪伪政权里身居要职（中 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

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等）。周是怎么同蒋介石重新挂上勾的呢？这果然同周 佛海看到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局与国内抗战形式的变化对汪伪政权日趋不 利有关。周在

1942 年 12 月 5 日的日记中说：“两年前今日，离开重庆，回 首前尘，恍如隔世。两年来不仅国家情势，个人身世，发生无限变化，即世

界情形与两年前亦有巨大变动。今后如何发展，非人力所能预知，惟观察日 本疲惫不堪情形又似重庆见解为正当，而吾人为错误矣。”在 20 日的日记中

又说：“返寓后客少人稀，因得冷静考虑，深觉在汉在渝时，对日本之观察 甚为错误，今事实表现，在在（件件）足以证明抗战派之理论正确。”到了

1944 年初，周在日记更是认为：“瞻念前途，忧心如捣。”尤其是 3 月中旬 他患肺炎卧床不起，待病愈时，在日记中说：“此次为一生第三次大病，第

一次约在十岁时，第二次则在民十七年，此次较前两次更甚，真系九死一生 也！唯留得一条性命，将来活受罪或将来之死，较病死惨痛亦未可知，然则

今日之病愈，诚属不幸也。”另则，同蒋介石通过戴笠等人对周佛海做了不 少拉拢、争取工作有关。周佛海是湖南人，母亲等都在湖南。周当时准备把

母亲等人接到上海，这时唐生明将情况报告了重庆，于是重庆派人将周的母 亲等人接到贵州软禁起来。周佛海在日记中说：“重庆来人，带来母亲、佛

妹及岳父、俞姑娘与文伟合照之相片，真所谓一忧一喜：喜母亲尚健在，且 知在贵州，忧则与数年相比，老迈龙钟多矣！不仅母亲如此，岳父也然。恳

求天地神祈早令母子重逢、合门团聚也。”周对母亲一向很孝顺，自母亲被 扣留后，一直很苦闷，于是唐生明将此况报告重庆，不久周的岳父写情绪周，

转达他母亲的话，希望他不必作孝子，而要作“忠臣”，不要为周家祖先和 子孙丢脸。1942 年 11 月，周佛海就秘密向重庆国民党中央表示“忏悔”，

愿在沦陷区为蒋介石效劳补过。

蒋介石要周佛海干一些什么事呢？ 第一，要周佛海合伙反共。在周的日记上说：“罗教植（国民政府军委

会太湖区游击司令）来，出示重庆来电，渝方盼余对于共产党在此间情形时 予通知，足见内地反共愈烈。”“重庆迭派人来接洽共同反共，且盼约日军 剿共。”

第二，要周佛海支持唐生明活动。在周的日记上说：“旋惺弟来，称戴 笠又派人与唐生明联络，拟设电台，唐因每月需款甚巨，托惺弟帮忙。”

第三，要周佛海保护军统的组织及其活动。在周的日记上说：“召见胡 均鹤，告以今后特务工作须注意两点：一为减少日本色彩与关系，使之成为

纯粹为中国政府之机关；二为对渝取守势的行动，勿取攻势，即对于实行恐 怖行为之分子，为维持治安，自应适当处置，对于情报人员则可以听其自然，

至对于策动反抗南京政府之分子，加以监视可也。”在另一天的日记中也说：

“召见剑东，指示特务工作方针，盖渠受日宪兵之委托，请予协助也。告以 对渝须留将来见面余地，除恐怖行动外，宜予宽容。”当时，汪伪政权的特

工部同戴笠的军统在上海展开了一场撕杀。特工部头子李士群在上海逮捕了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统计室主任张小通，把砒霜拌进饭里强迫他咽下，又枪毙

了重庆派来刺杀汪精卫的军统局书记吴赓恕和国民党少将高参戴炳星。于是 戴笠不仅决定刺杀特工部的第一号头目丁默邨，而且指示周佛海等人干掉李

士群，说李“甘助日寇为虐，迭次残害我地下工作人员”。结果，周通过熊 剑东，挑起李同日本宪兵队的矛盾，将李毒死。周佛海在 1943 年 9 月 9 日的

日记上提到一笔：“忽闻李士群逝世。”

第四，要周佛海对沦陷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各省）妥为保全。在周的日 记上说：“返家接见李赞候，据云重庆以将来过渡时期东南富庶之区必须保

全，而盼余多负责。”

蒋介石把周佛海的母亲等掌握在手中也是关怀备至。1944 年冬，周母患 病，戴笠马上派人将其送到贵阳中央医院医治。周在 1945 年 3 月 26

日的日 记上说：“下午午睡正浓，为淑慧唤醒，出示重庆来电，称母亲前患肺炎已 愈未复元，十数日前忽患冲心脚气病，且有肾脏炎并发症，来日面色苍白、

浮肿，呼吸促迫，脉博微弱，刻正注射强心剂，势甚危险。闻听之余，五心 欲裂，苟有不幸，不孝之罪，百死莫赎。⋯⋯当即电渝，谢治疗并托万一不

幸，代办善后。⋯⋯祈告苍天，母亲至少能再健在二、三年，使能于局势平 定后母子团圆也。”在 27 日、28 日的日记中，周都写上：“遥念母亲，祈

祷早日恢复健康。”“率淑慧及子女三人赴喇嘛庙焚香念经，为母亲祈祷康 健。”1945 年 7 月，周母病死，蒋介石马上将死讯告诉周佛海，周在上海各

报上遍刊讣告。戴笠专程为周母办丧事，甚至替周来充当孝子。后来戴笠把 一套周母死后办丧事的照片送给周，其中有一张戴笠代周当孝子跪在周母灵

前的侧影，周对此异常感动，更死心塌地愿听从重庆的指示。这一年夏秋间， 已接近抗战胜利前夕，戴笠每到一地，除随时与唐生明联系外，就和周佛海

通电。周对执行蒋介石的指示，确实非常卖力，为国民党接收京沪铺平了道 路。所以，日本投降后，周佛海便被蒋介石任命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长，

负责维持上海的治安。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灭口，判周佛海死刑，后经 多方活动，改判为无期徒刑。

纵观全局，蒋介石同汪精卫有勾结也有分歧，分歧究竟是什么呢？第一， 在对日抗战上，汪精卫是认为国民党无力抵抗日本的入侵，只有对日“和平”

（即妥协直至投降）；蒋介石则认为必须抓住“抗战”的旗帜，才能维持统 治，才能得到英、美的支援。这是根本的分歧，也是蒋介石不同于汪精卫的

基本点。蒋介石始终站在抗日阵营之中，而汪精卫却堕落成为不耻于人类的 汉奸、卖国贼。第二，在对日妥协的条件上，汪精卫同意出卖东北、内蒙和

华北，偏安于黄河以南，蒋介石只同意而且是不公开承认出卖东北（即“七 七”前的状况），而要收回华北，这当然是四大家族的利益和英、美在华的

利益。第三，在妥协的方法上，汪精卫是公开的，建立傀儡政权，当了儿皇 帝，蒋介石是秘密的，在同日本的几次“和谈”中再三讲要求对方“保密”。

第四，在反共上，目标是一致的，这也是蒋汪的基本点。不过，汪精卫认为 只有对日“和平”，国民党才有力量反共，如继续抗战，会使共产党坐收渔

人之利，蒋介石则认为只有抓住“抗战”，才可以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堵住 共产党的嘴巴，主张在抗战中削弱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