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蒋介石的反共、压民、图西南

一、蒋介石的反共

蒋介石虽然同中国共产党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始终把中国共产党 及其所领导的抗日部队作为敌人来看待。蒋介石把“做了日军傀儡的汉奸”

和“不服从命令的共产党”作为国民政府“面对着两大内敌”。蒋介石在日 记中一再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假抗日，真作乱”①。甚至对中国共产党的恨超

过了对口伪的恨。当日本忙于制造汪精卫的伪政权，而在军事上暂时停止了 大规模的侵犯时，蒋介石在日记上说：“军事如常，无变化，惟共产党作祟 为可恨耳！”②

1939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这是蒋介石在武汉失守后， 逐渐将其政策的重点转移到反共反人民方面来的一次重要标志的会议。这次

全会的主要议题是“整理党务”，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在 全会上，蒋介石作了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以及题为

《整理党务之要点》的讲话。蒋介石的报告和讲话的中心点就是面临国民党 内有“许多重大的缺陷”，外有“华北各地共产党竟起”的“艰险”

环境中，要“强化”国民党。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 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全会决定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

了《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案》，确定蒋介石“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 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会后，国民

党又陆续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文件。

1939 年 3 月，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之下设立了精神总动员会，蒋介石兼会 长，公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在纲领中提出：“国民精神总动员，

有国民人人所易知易行之简单而明显之三个共同目标，为国民精神所当集结 者，当首先标揭之，即（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二）军事第一胜利第一，

与（三）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是也。”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条款中说：“在 国家民族之前，应牺牲一切私见，私心，私利，私益，乃至于牺牲个人之自

由与生命亦非所恤。”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条款中说：“在此时期，应 无所谓个人得失、个人利害与个人之屈伸与荣辱，唯求得军事之胜利。”在

“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条款中说：“有理智有良心之国民，此时除殚思竭力 如何巩护国家求胜利以外，应无暇有其他思维，和必不暇有其他行动。”在

上述“至上”、“第一”、“集中”下面，还提出了“精神之改造”的五个 方面，即“甲、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乙、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

成”，“丙、苟且偷生之习性必须革除”，“丁、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

“戊，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这五个方面的根本之点是要“纠正”所 谓“纷歧昏杂之思想”。有哪些“纷歧错杂之思想”呢？在纲领中列举了四

条：“（一）不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二）不鼓吹超越民族 之理想与损害国民绝对性之言论；（三）不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

（四）不利用抗战形势以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在《国民精 神总动员纲领》制定和公布的同时，还制定和公布了《国民公约及誓词》、

① 1939 年 7 月 5 日日记，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682 页。

② 1940 年 3 月 9 日日记，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692 页。

《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5 月，蒋介石在重庆亲自主持了国民精神总动员 誓词大会，会后举行游行。蒋介石大张旗鼓地推行这一运动，打着为战胜敌

国而改造国民精神的旗号，其主要的企图是要人民对他的独裁统治“尽至 忠”、“行大孝”，维护“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对所谓“纷歧错

杂之思想”来一个“共同拒绝”。

1939 年 5 月 7 日，蒋介石又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上作了《三民主义之体 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蒋介石否定了民主主义、共产主

义和法西斯主义，认为：唯有三民主义“博大精深”，“能涵盖一切”，“无 丝毫偏颇之弊”，最“充满无缺的革命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并制作了一

张“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表”，并具体解释了这张表。其核心是主 张由国民党一党独裁。蒋介石说：“一切要由党来负责。所谓‘以党治国’，

‘以党建国’，其意义即是以党来管理一切，由党来负起责任。” 在上述反共反人民的思想和一系列条文的指导与实行下，1939 年 12 月，

蒋介石又指使胡宗南率部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妄图扼杀抗日武装力量。在东 起黄河，西至甘肃的西峰镇，长达七百余华里，构筑了纵深堡垒群。用陆空

军配合，占领了淳化、栒邕、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并集结部队，准 备进犯延安。在朱德、彭德怀等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的电文中具

体说及：“乃自本年三月流行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压迫之风，起于 国内。湖南有平江惨案，河北有张萌梧事件，山东有秦启荣之进攻，河南有

确山县之流血。而在西北，则高呼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环边区之四周， 处处进攻，迄无宁日。以正规之国军，行对内之战斗。于是宁县、镇原则被

围两月，栒邕则杀人夺城，嵊县则重兵压境，靖边则扰乱无几，安定则两次 袭击，而绥米河边区域之专员何绍南则日谋何以破坏防军，暗杀八路人员。

然自七月蒋委员长派周副部长恩来到西北调停后，一时平静，方期磨擦从此 消弭，阴霾为之净扫。不意近月以来，情势逆转，且复变本加厉。所谓处理

共产党实施方案，乃从新发现于各方，而调兵遣将，攻池略地之消息，又不 绝于耳矣。”①在 1940 年 4 月召开的、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

次会议上，何应钦作了一个题为《冬季攻势开始以来晋冀鲁各省所发生之不 幸事件》的军事报告，大谈所谓：“国军自去年冬季攻势开始后，北方各战

区连续发生不幸事件，自行对消抗战力量，并给敌军以抽调转用之自由。” 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破坏行政系统，建立特殊名

称”、“违背现行法令，建立特殊组织”、“利用军队，造成割据”、“利 用抗战形势，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何应钦在回答董必武、

梁漱溟的询问时说：“十八集团军在陕北造成一种特殊组织，即所谓‘陕甘 宁边区政府’。继又造成‘晋察边区政府’，‘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

均自委官吏，自成风气，自行征收粮税，此外，并擅设银行，发行纸币，至 数千万元以上。似此破坏行政系统，违背现行法令，利用军队，造成割据，

企图达成国家民族以外之利益，实属非是。至于军队方面，⋯⋯朱总司令德 等刚电谓其全军有二十三万之众，在中央机关从来无案可稽。据调查该集团

不但自由扩军，而且自由行动。”而且叫嚷：“目前政府对于各地的不幸事 件，在政治上，仍抱宽大态度，希望十八集团军懔于国难之严重，一致团结

抗战，但在军事上必须严格要求。任何军队，均应严守军纪，绝对服从军令，

① 《国民参政会实录》（上卷）第 724 至 725 页。

如再有轨外行动，必照军纪，予以严厉之制裁。”1940 年 7 月 16 日，蒋介 石又提出一个所谓“防止案”（也叫“提示案”），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副

参谋总长白崇禧提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及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 叶剑英。这个“防止案”的要点如下：“一、拟定‘陕甘宁边区’范围（此

时准其包括十八县），改称“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 指导。二、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其冀察

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 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三、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

奉今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规定地区之内。四、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三 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另再增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①很显

然，这个“防止案”就是限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日，这是在抗战中 反共的一个先声。同年 10 月 19 日，蒋介石又由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向第十

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 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说什么“历次不幸事件，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

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①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②不遵编制数 量，自由扩充。③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④不打敌人，专事并吞

友军。”于是就提出：“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 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七月间）所规定之作战地境内（黄河以北），并对本

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 之命令。”在“皓电”发出以后，顾祝同就积极制订“防堵计划”。同年 12 月 9

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下了手令。令文说：“前令第个八 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限。”“凡

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 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

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希即遵照参 谋总长十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 于是，在

1941 年 1 月，当新四军军部和一、二、三支队的部分武装一万人北 移时，惨遭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袭击，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皆壮烈牺牲，酿

成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而蒋介石在同年 1 月 25 日对苏联驻华大使说：

“新四军之干纪抗命，已非一日，由来已久。余可保证：新四军之种种宣传， 纯为谣言，绝不可信。⋯⋯新四军违抗命令、伤害友军与妨碍抗战之事，自

去年春夏以来，先后在江北袭击友军，指不胜数，中央一再宽容，冀其终能 觉悟。”蒋介石把这次袭击新四军北撤的“皖南事变”与北伐战争时期的“中

山舰事变”等同看待。蒋在 1 月 30 日的日记上说：“解决新四军案，撤销其 番号，此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

山舰事件也。”①蒋介石的这一系列反共活动，都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 导的抗日武装部队有力地回击，使其阴谋未能得逞。到了 1943 年 3 月，蒋介

石又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掀起了新的反共活动。当时，国际形势发 生了大的变化：一方面，是希特勒德国在西方节节败退，日本在太平洋上也

不断失利；英美又同蒋介石签订了《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 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条

①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①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717 页。

约与换文》，在名义上承认了中国为世界大国之一的地位，这无疑地抬高了 蒋介石的身价。另一方面，是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根据新的形势，做出了关

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蒋介石对罗斯福说：“这是你美国外交在第二 次大战中最大的胜利。”②蒋介石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叫陶希圣代他写了这本《中

国之命运》。蒋介石说：“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则全 在内政”。怎么个“内政”法呢？蒋介石一面主张：“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

上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 义是国家的灵魂。自国家有机体的活动上说，没有了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

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 年团是动脉里的新血液。”这里蒋介石所说的三民主义已经是蒋记的三民主

义，他吹嘘这种主义“不独是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民族崇高的德性之结晶， 而且为现代世界潮流必然的趋势”。这里蒋介石所说的国民党也已经是蒋记

的国民党，他吹嘘这个党要“来改造、来整理”“中国千百代祖宗留下来的 遗产”，要“来开创，来充实”“亿万年子孙立命的基业”。说到底，蒋介

石在这里无非是在兜售“一个党、一个主义”的货色。蒋介石的另一面主张：

“在这个军政和训政时期之中，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 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动，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这种变相

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究竟对民族，对革命是不是有益，还是有害？大家痛 斥从前把待军队、割据地方的军阀是反革命，难道这样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

就是革命？如果这样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 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亦就一日不能终结。不惟宪政无法开始，就

是训政亦无从推行。这样于国家于革命的前途之妨碍和损失之大，真是不知 伊于胡底。”甚至说：“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党派，倒反而不肯放弃他武力割

据的恶习，涤荡他封建军阀的观念，那还能算是一个中国的国民？更如何说 得上是‘政党’？”“这样还不是反革命？还不是革命的障碍？这样革命的

障碍，如果不自动的放弃和撤销，怎么能不祸国殃民，而且最后结果非至害 人自害不可。”这里所指的“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就是指八路军、

新四军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说到底，蒋介石在这里是反对中国共产党，而 且充满了杀机，说什么：“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

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就 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里的“内政”主张，

一正一反，和盘托出，这就是他挽救中国之命运的药方。这本书发表后，国 民党的反共声浪甚嚣一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和报刊大造反共舆论，叫嚷中

共“应放弃共产主义”，“取消陕北‘特区’”，“从新改编各地之‘红军’”，

“解散一切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行动”。胡宗南就在军事上部署对陕甘 宁边区的进犯，亲自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会后将河防大军纷纷西调，在边

区集结了四五十万人，准备大举进犯，并进行了多次试探性的挑衅进攻。最 终，由于国内外的一致反对，使蒋介石这次新的反共活动没有得逞，蒋介石

连忙在五届十一中全会上说：“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 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二、蒋介石的压民

②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在抗战爆发后，人民积压在心头多年的抗日民族民主的热潮喷发了出 来，对蒋介石的法西斯浊裁统治是一种冲击与威胁。于是，蒋介石更加强了 对人民的特务统治。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抗战，其整个政策动摇于抗日反共之 间，其原来的特务机关“失去中心对象”，组织一时混乱。这一年年底，蒋

介石企图统一其内部派别及特工组织，合力对外（抗日反共），在军委会之 下设第六部，以陈立夫任部长，下设四个组，以 CC 之吴开先、徐恩曾，复兴

之鄷悌、郑介民分任组长，平分秋色；另决定统一其特务机关，在军委会之 下，设立调查统计局，以陈立夫任局长，陈焯任副局长，下设二个处：第一 处（CC

特工）处长徐恩曾，第二处（复兴特工）处长戴笠。调统局设立后， CC 与复兴的冲突有增无减，陈立夫指挥不动戴笠，下层组织更是互相矛盾，

无法合并，工作上受到很大影响。蒋介石鉴于合并的失败，同时为着适应当 时的新形势，一面下令解散 CC 和复兴的组织，另外建立了一个三民主义青年

团；另一面为加强特务工作，建立了“中统”和“军统”。

三民主义青年团是 1938 年 3 月 29 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组 建的。事前，蒋介石对陈立夫、刘健群、康泽说：“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

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来一个大组织，把党部的（指 CC）、 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

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根据蒋介石的旨意，陈立夫、康泽等人 进行了积极活动。1938 年 2 月底，蒋介石搞了一张“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

员会”的名单，列有陈诚、陈立夫、朱家骅、谭平山、段锡朋、张道藩、张 厉生、谷正纲、谷正鼎、贺衷寒、刘健群、康泽、卢作孚、甘乃光等。同年

3 月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抗战建国纲领”，选举了蒋介石为 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通过了党章修正案，主要是取消了预备党员制，设

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大会之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下令解散党内 的一切小组织。接着，在临全会的一中全会上，通过了陈布雷、陈诚和康泽

三人所起草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要旨，提出“本党为全国青年意志之统 一、力量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起见，特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本

团以蒋中正先生为团长。”“本团为训练全国青年的公开机关。”1938 年 4 月下旬，在汉口开了三青团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5 月间，又开了筹备会

议。6 月 16 日，蒋介石以团长的名义发表了告全国青年书，说：“本团之创 设，非为吾青年个人谋出路；而要求吾青年献其能力、自由与生命，以为国

家民族谋出路。非为吾青年策安乐，图享受；而欲吾青年共甘苦，同艰危， 以求抗战建国之成功，与三民主义之实现。”6 月下旬，蒋介石发下了三青

团中央临时干事会的干事名单和各处处长名单。过了几天，蒋介石发下了第 二个名单，变更了组织处处长的人选，原为康泽，现改为谭平山。第二天，

蒋介石又发下了第三个名单，再变更组织处处长的人选，由谭平报改为胡宗 南，以康泽代理。可见，蒋介石亲手抓了三青团的组建，而考虑十分仔细。 陈布雷在

1938 年的日记中说及：“自五月至七月，蒋公策划设置三民主义青 年团，余承命准备文字并参加讨论章则规制，颇费心力，蒋公设置此团，起

意于去年在南京时，刘健群曾为拟宣言及告青年书稿，但蒋公必欲余改撰。 余自京至汉，对于此文，凡五易其稿，终觉不惬意。最后所发表者，乃潘公

展君所起草而余为之酌加修润并经蒋公亲自核改者也。”①1938 年 7 月 9 日， 蒋介石借这个北伐誓师纪念日，在武昌召开了三青团中央团部成立大会。蒋

介石作为当然团长在会上宣誓，宣读了康泽为他起草的誓词：“中正正心诚 意领导全国青年，复兴中华民族，俾克尽上对亿万世之祖宗、下对亿万世之

后代、中对全国国民与世界人类所负之责任，谨此宣誓，永矢弗渝。”接着 就是第一批入团的人宣誓，蒋介石是监誓人并对第一批人团的人训了话。

中央团部成立以后，即设置中央临时干事会，蒋介石叫陈诚来当书记长； 后因陈诚以担任前方军事，蒋介石改派朱家骅代理书记长。1939 年 1 月，中

央团部由武昌移设重庆。7 月 17 日，临时中央干事会根据一年来的情况，增 设了临时中央监察会。蒋介石仍派陈诚任临时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派王世杰

任临时中央监察会书记长。1940 年 9 月 1 日，蒋介石改派张治中接任陈诚。

1943 年 3 月 29 日，三青团在重庆举行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届中央干 事会及中央监察会正式宣布成立，蒋介石指派张治中及王世杰分任书记长。

这个三青团在当时主要干了一些什么呢？因时处国共两党正在合力进行 抗战，不可能公开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但反共反人民是它的工作中心

点。在三青团的工作纲领与计划中明确规定：

“阐扬三民主义、总理遗教及团长训示，加强青年思想领导”，“纠正 一切违反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之思想与言论”。在团员的当前任务中更

露骨的指出：“我们抗战的最大目的，在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生存，所以国 家民族高于一切。凡是违反此种原则，在言论行动上，如有影响社会治安，

破坏经济法令，与动摇抗战信心，直接问接是以削弱国家民族意识，分散国 家民族力量，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者，本团团员应视为全国公敌，予以驳斥纠

正，揭发而彻底肃清之。”“对于经济割据的趋势，与各地把持粮食，操纵 物价，营私谋利的行为及藉抗战以发国难财者，本团团员均应坚决反对之。”

“本团团员应切实扶助社会舆论，提高民众智识，协助地方自治，健全保甲 组织，凡有假借‘民主’名词，而作违反军事第一原则，以破坏抗战者，此

种‘假民主’之言，应一律排除之，以奠定真正民主政治的基础。”为了实 现这些任务，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在行动上要求三青团员必须做到：“凡我

同志，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对奸党之言论行动，应毫无犹豫地根据本党 主义与抗建国策，严厉予以驳斥，并且要揭露他们妨碍抗战危害民族国家的

一切阴谋与事实，务使一般民众，认识他们的假面目，不致受他们的欺骗宣 传。”“凡有我同志所在地或所在机关学校团体，决不容有奸党同时存在，

否则，便是我们同志莫大的耻辱。因此，对好党把持或活动最力之机关学校 团体，应努力争取大多数中间分子之同情，并多方设法促使其中主要分子之

觉悟。”甚至还要求三青团员：“实在无法说服或无法影响与感化，然后才 报告上级，通知军警机关，去监视他或逮捕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三青团

正是干尽了压制人民抗日活动的各种勾当。他们举办了所谓“特聘学术讲 座”、由中央团部聘定各大学著名教授，分赴各地专科以上学校，讲演蒋介

石的《中国之命运》。他们在西北设立了所谓“西北青年劳动营”，收容什 么“奸伪分子”，施行“感化教育”。他们推行蒋介石提出的“五项运动”

中的所谓“三民主义文化建设运动”，大搞什么“（一）展开三民主义的思 想统一运动；（二）加强三民主义的研究与发扬；（三）树立三民主义的社

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81 页。

会制度；（四）促进三民主义的五项建设。”他们兼办了蒋介石在 1934 年 2 月宣布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打着“以廓清社会上各种污染的恶习，建立

起现代的新的风气”的旗号，实际是以封建的伦理道德来整治人心，禁锢广 大人民的抗日爱国言论与行动，让广大人民听任蒋介石摆布。当然，也不可

否认，不少青年在“战地服务队”干了一些对抗战有益的事；“其中如湖南 各战地服务队，曾历次踊跃的参加湘北会战，与保卫长沙的前线将士同时立

下了光荣的功绩。三十一年五月，浙东战事发生，金华、兰溪、云和等地战 地服务队队员，都能奋不顾身，掩护退却，并抢救伤兵。三十三年，中原及

湘桂战争先后发生，河南和湖南各战地服务队员，都曾经协助疏散人口，侦 察敌情，直到敌人到达时，然后撤退。”①总的来说，蒋介石在当时搞这个三

青团，名义上解散了 CC、“忠实党员大同盟”和复兴的组织，实际上利用这 个新的反革命组织起“后备军”的作用，为国民党“培养”和“储备”反革

命的“新细胞”、“新血轮”，并规定“团应服从党的领导，党应扶植团的 发展”，以消除其内部矛盾的增长，实现其“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法西 斯独裁统治。

但是，三青团成立以后，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关系的发展，实际上仍然是 Cc 和复兴矛盾的继续。三青团既不愿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亦以三青团

的发展为顾忌②，互相咬得很厉害。三青团成立之初，表面上从事团务工作的 骨干有些就是国民党的党棍，而实权则操于复兴社这一派人的手里。从此， CC

势力在党，复兴社势力在团，彼此分权后不断磨擦。在入党入团的年龄上 大争特争，在各种反动社会团体和各级参议会的选举中互相倾轧，以致发生

大规模的械斗。由于党、团双方矛盾扩大，1946 年 9 月，三青团在庐山举行 二大时，便公开酝酿与国民党分裂，弄得在场的蒋介石非常狼狈。最后蒋介

石不得不分别把国民党和三青团痛骂了一顿，然后用“加强团的独立性”来 缓冲了这场狗咬狗的斗争。在大会结束后归途中，陈立夫向蒋介石竭力诉述

党、团分裂的危机，认为“再要加强三青团的独立性是一种自杀政策”。于 是，1947 年 6 月 30 日，蒋介石经过一番权衡利弊，在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

央政治会议的联席会议上说：“青年团与本党再不容有二个形式的存在，决 不能象现在那样于党部之外另立组织，另成系统，现在必须把青年团与党统

一组织，成为一体。”最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和三青团团长的双重身份 宣布党团合并。结局是：名为合并，实为争斗，没完没了。

“中统”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蒋介石党务系 统的特务最高组织机构。正式打出牌子是 1938 年 8 月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

表大会的决定，CC 在中央党部秘书长之下设立“中央调查统计局”，以朱家 骅（当时为秘书长）、徐恩曾①为正副局长（实际上完全由徐负责）②。1942

年，蒋介石又先后派顾建中、郭紫俊为副局长。1944 年，朱家骅辞去兼职，

① 中央干事会秘书处编印：《三民主义青年团七年来团务工作总报告》（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三十三年 十二月）第 179 页.

② 仅在三青团的筹备时期（从 1938 年 8 月至 1943 年 3 月），团员就发展到五十四万八千八百人，尤其在

全国高中以上学校都建立了团组织。

① 徐恩曾是留美学工科的，英语很好，平时象个“书生”。后因同军统明争暗斗。由于中印缅国境线走私 案，被戴笠搞下台。

② 按蒋介石指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当然局长。

由徐恩曾升任局长，这一年冬被撤职，由叶秀峰继任。

“中统”建立后，这个特务组织在国民党内开始取得了“合法”地位， 于是由原来的完全秘密而转为半公开，成为“机关公开，业务秘密”的特务

机关，对内对外均以“中统局”名义活动。蒋介石指定“中统”的三项调查 任务，即“党派”、“民意”和“贪污”，其中心为党派情报。尤其是 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防共、限共，溶共”后，中统局本着“日 本为癣疥之疾，共党乃心腹大患”、“反共第一”的方针，“以十分之四力

量对付共产党，十分之四力量建立党网（即党员监察网），十分之二力量进 行其他特工”。在全国设立了统一的反共特务组织，并作了普遍的布置。在

国统区，“各省、市党部，普遍成立调查统计室，在省、市以下各级党部， 设立专人负责对付共党工作”，并决定“在学校、工厂、社会团体、保甲组

织中，广泛的建立反共监视网”，“在每一角落，布置特务细胞”；此外， 动员全党做特工，“策动全体党员，各就该地生活环境，担负对共党之调查

防范工作”。在解放区，先对其周围建立特务据点，形成包围阵线，层层封 锁；对其内部“建立秘密的点线工作”

“选择干练人员，予以特殊之技术训练，打入共党各级组织及外围团体， 进行内线工作”。在沦陷区，“各级党部设专人策划共党之调查及防范工作，

应用公开与秘密之方法，对共党打击与破坏”。中统控制和运用以及渗入活 动的机关非常广泛，计有邮检机关①、盐务机关、税务机关、交通机关、司法

机关、社会机关及社会团体、粮政机关、户政机关、统计机关、经济机关、 民意机关、“会报”机构、军事机关②等。

在抗战期间，中统除对中国共产党驻渝代表、参政员与规定办事人员以 及著名的民主人士，因观瞻所系，仅作秘密的监视与侦查之外，其余革命组

织，一经发觉，即秘密进行破坏。主要的具体的反共反人民活动有以下几点： 第一，秘密发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个“办法”是蒋石指使徐恩

曾拟定，交陈布雷（当时兼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修改，再交蒋介石 决定。下颁时，作为中央秘书处代电发下去的“绝密”文件。所谓“防制异

党”，在中统内部认为是“背向日本，面向边区”，即可以把日本当作朋友，

向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爱国人民进攻，包围、封锁敌后抗日民主 根据地，镇压国统区人民抗日救亡运动。

第二，布置中统特务一面读马列主义的书刊，讨论共产党党的建设，在 理论上做到伪装。如拟制提纲“深入钻研”《联共党史》。再如在中统内部

进行演习，“站在共产党的立场，用共产党的观点，以共产党的思想方法”， 就某一个具体问题，以共产党领导人的样子作一番分析判断乃至宣传活动，

然后由参加演习的特务进行评论，要做到以伪乱真的程度为止。另一面研究 共产党内思想不稳的、可能叛逆的会有一些什么问题，如何扩大问题使其动

摇并且达到背叛。对这项工作陈立夫是很得意的，他曾指责军统说：“戴雨 农欢喜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

要情报工作技术有啥用场？”中统把这项工作当作业务的骨髓。在这一点上， 可以说中统的反共活动比军统更阴险。

① 1937 年 3 月，“南京邮件检查站”由“首都卫戌司令部邮电检查站”改组成立，虽改属军事委员会，而 仍由中统特务张志鹏、吉汉卿先后任所长。

② 主要是”战地工作团”，以组织动员民众为幌子，建立武装特务，以游击形式，从事情报活动。

第三，派特务打进延安，拉叛徒充当特务。如叶秀峰曾看中了南京中央 大学经济系学生杨博清，经过培训，打扮成为一个热心“爱国”的“纯洁” 青年，于 1938

年到延安混进抗日军政大学，然后由抗大出来再回到重庆做 官。再如叛徒杨为，升为研究室主任，专与叛徒谈话，一起研究关于共产党

的策略与路线，并写成专门报告，送交徐恩曾转蒋介石过目。蒋介石对此甚 为欣赏，曾两次传令嘉奖这项政治战的功绩。

第四，迫害进步青年。运用青年学生中的败类，成立公开或半公开的外 围组织，吸收道德品质极其堕落的人进入核心，同特务配合一致做那些丧尽

天良的事情。以重庆为例，在沙坪坝和磁器口一带将特务学生组织中心设于 中央大学，半公开的有三个组织：生路社、民锋社和自强社。他们对进步学

生的言行动态，制成记录，使特务机关根据记录造成黑名单，根据黑名单分 别进行逮捕、打击、警告、收买、分化等等卑劣手段，以残害青年。又如，

出版《延安归来》、《陕北见闻》、《我选择了自由》等国内外反动书籍， 来扰乱视听，污蔑共产党，麻醉青年，使其迷失方向。尤其是这些书中以无

党无派的“中间”笔调写成，诉苦诉怨，骗取幼稚读者的廉价同情，列举完 全捏造的假事实，丑化人民革命的神圣事业。再如，中统在重庆开办一些书

店，特务店员是经过训练的，看人说话，有时对牢骚满腹的学生说些技术性 的“左”派话，进而和这些青年学生“交朋友”，再进而施展特务工作，以

达到迫害青年的目的。

除了上述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外，中统也派特务进入沦陷区活动；搞日 本和汪伪的情报；还搞了一个全国性的“党员调查网”，蒋介石亲下手令：

党员调查网工作是维护国法党纪的工作，忠实党员有义务与责任，对党的调 查工作效力，务使社会风气尚礼义，知廉耻。但反共反人民是中统的中心任

务，据中统局自述：仅 1940 年及 1941 年两年中，“逮捕共党八千一百九十 四人”，自 1940 年至 1942 年 9

月，“共党有一万一千三百七十九人自首”①。

“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蒋介石军务系统 的特务最高组织机构。正式打出牌子也是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在

军委会办公厅下设“调查统计局”，贺耀祖（当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任 局长，戴笠任副局长（实际上一切由戴负责）②。1945 年 8 月钱大钧离职后，

戴笠代理局长职务。戴笠是蒋介石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善于窥伺主 子意图最博得蒋介石欢心的一条忠实的凶狠的走狗。戴笠说：“我们特工人

员在政治上本身没有主张”，“一切听命于领袖”，“我们不是政治集团， 而是领袖的耳目”。但由于戴的资历太浅、军校出身期别也低（黄埔第六期

还未毕业），所以蒋介石只让他任副局长。但历任局长贺耀祖（1938 年 8 月 至 1942 年）、林蔚（1942 年至 1944

年）、钱大钧（1944 年至 1945 年 8 月）， 也都了解蒋介石的意图，从来不过问军统局的工作与人事、经费，全部山戴

笠一手包办，直接对蒋介石负责。每年 4 月 1 日军统进行“四一大会”①以纪 念“我们的工作纪念日”时，局长去讲一次话，听听戴笠的工作报告。戴笠

的脑子里也根本没有一个什么局长存在，一般外勤特务，甚至还不知道还有 个局长，只知道戴笠是他们唯一的老板。

① 中统局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中提出的对共党方略的报告（1942 年 11 月）。

② 按蒋介石指定，由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兼当然局长。

① 1932 年 4 月 1 日，经胡宗南推荐，蒋介石授命戴笠主持的特务处正式组成。

“军统”建立后，在“防共、限共、溶共”的政策下，主要工作是加强 反共活动。戴笠认为：抗战期间是一个搞反共活动的好时期。1937 年“八一

三”上海抗战发生之后，戴笠从南京赶到上海，召开原来特务骨干开会，他 说：“国民党掌握了广大地区，有丰富的人力财力和军队，既可以利用合作

对共产党搞打进拉出，又可以用高官厚禄来收买，并从内部进行瓦解分化； 同时，对不公开的地下党员可以借口逮捕汉奸名义，公开拘捕、囚禁、杀害，

对公开了的中共人员则可以侦察、监视、利诱、威逼。”他还分析许多情况， 说：“共产党穷，生活很苦，又没有公开宫位，我们只要舍得拿出钱来，给

他们官做，就不愁不把共产党搞垮。”他再三强调：“这一政策一定要认真 执行，这一机会千万不能放过。”而且军统为了实现其反共反人民的目的，

采用了最恐怖的手段，对内有所谓“许进不许出（即加入其组织是“终身职”， 不得自由退出），“许作不许说”（即要绝对守秘密），“许单不许双”（即

不能发生横的关系），“许死不许活”（即“不成功便成仁”）；对外以手 枪、炸药、暗杀、绑架、逮捕、屠杀等等来进行破坏活动。主要的具体的反

共反人民活动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周围大量增设其特工组织，将其力量渗入军事、 政治、警察、外交、交通、运输等部门中，扩大外围机构，增强反共反人民 活动。如

1939 年，在各地的秘密组织计有八个区、三十个站、一百九十一个 组，1939 年以后由于加强反共，在西北、华北及抗日民主根据地周围，大量

增设组织，其重点放在西北。又如在军事机构方面控制着：各行营、各绥靖 公署、各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调查科、调查组以及外事处等组织；各部

队之谍报参谋及部分杂牌队伍之政训处；各战区军法执监部调查室以及某些 党政工作队；航空委员会各地之调查组与监察总队以及空军政治部及顾问事

务处；军令部第二厅及其各处；各地警备司令部或卫戍司令部之稽察处、警 察室等；军委会办公厅特检处及所属各地之邮电检查机构；军委会华北督教

团。在行政机构中控制着：行政院中各部会中的某些视察或督察人员；各地 省政府及督察专员公署之调查室、各县之视察员；各省保安处之第三科（谍

报科）。在交通运输机构中控制着：财政部货运管理局及各地货运管理处、 货运管理站；交通部之交通巡察处（包括以前财政部之缉私署、军委会之水

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及交通检查所）。

第二，利用抗战名义欺骗无数青年，在各地开办政治、情报、行动、电 讯、译电、爆破、外事、参谋、交通、会计、查缉等各种性质的训练班，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