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陈独秀吹捧蒋介石

一、陈独秀眼中的蒋介石

蒋介石在当时上台，最主要的对手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后，中国 共产党在党、政、军中都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尤其是有强大的民众作为靠

山。遗憾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是陈独秀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他处处在吹捧 蒋介石。

陈独秀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总路线是：由中国国民党“统率革命的资产 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他公开宣布中国

共产党应该是“在野党”，对待革命的态度是采取“严重劝告”的做法，国 民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后，应该把革命胜利的果实让给资产阶级。

他一再说：“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 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

不会发生这类问题。”他还下保证似地说：“我们敢说：在国民革命的斗争 中，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有向超过民主主义的倾向的，或者有时比国民党左派

分子一时浪漫的说话还右一点也难说。”①

由于陈独秀持上述的革命路线与主张，所以处处以一副资产阶级奴才相 出现，根本丧失了无产阶级战士的气节，推崇资产阶级革命，把革命的功劳

全都记在资产阶级的本子上。陈独秀把这一套理论搬过来对待蒋介石。

1925 年双十节后的两天，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文章说：“现在蒋介 石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用这包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利钝的

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苛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扰害广东人民的滇、桂、 粤各派小军阀，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但为国民党建立了惊人的勋

劳，并且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中山先生及他手创的 中国国民党，倘若没有这几个月国民政府一面肃清内部恶势力，一面反抗外

部恶势力的坚决举动，几乎使人民怀疑到什么三民主义，什么革命事业，都 不过是欺骗人民的鬼话了！”

1925 年 12 月 3 日和 20 日，陈独秀又在《向导》上先后发表了《什么是 国民党左右派？》和《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两篇文章，都把蒋介石列

入国民党左派领袖的队伍，而且把蒋介石列为第二号人物（第一号是汪精 卫）。他认为：蒋介石在理想上是“反对帝国主义，乃根本反对国际资本帝

国主义这一制度之本身为压迫全世界弱小民族及劳动平民扰乱人类和平的怪 物”；在策略上是“妄实现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国民革命，国外有联合苏

俄国内有联合工农阶级及共产党之必要”。陈独秀不仅说蒋介石“是实行反 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派”，而且说：自讨代刘、杨以来，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所做的工作，至少我们也应该说功多于过”。这一点， 连当时苏联派遣来的军事顾问也说：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个左派，并正往左 发展”。①

直到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陈独秀还认为：“蒋介石之反动，在中国革命 运动上是一大损失，因为他个人性格之有决断肯负责任，和袁世凯一样是中

① 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1926 年 9 月 26 日），《向导》第 172 期。

①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 371 页。

国有为人物。”②

总之，在陈独秀的眼里，第一、蒋介石是民主革命中领导阶级资产阶级 的左派领袖：第二，蒋介石有过惊人的功勋，即使有过失也是“功多于过”；

第三，蒋介石本人是中国“有为人物”。

二、几次大让步

陈独秀在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上，对资产阶级，对蒋介石，作了让步。 这些让步，在中国共产党内不是没有斗争的，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

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 1924 年至 1927 年的革命， 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方法的认识方面，都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

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 败”①。

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上的让步，主要有四起。

第一起，是怎样对待 1926 年 1 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

在国民党二大之前，国民党内发生这样几件事：一是国民党一大后，国 民党内的老右派冯自由等坚决反对国共合作而离开广州。1925 年 1 月，冯自

由等组织了国民党海外同志同盟会，并向孙中山提出“共产党员须由中央委 员会及执行部撤出”的要求。同年 2 月，冯自由、章炳磷、周振麟、马君武、

田桐、居正、茅祖权、唐绍仪、张继、谢持等二十余人，组成中国国民党同 志俱乐部，从事反共活动。同年 3 月，广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除冯自

由等三百二十人的党籍。但他们的反共活动并没有停止。二是戴季陶主义的 出现。中国资产阶级当它看到面前存在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妨碍它的发展

的时候，曾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革命性，要求打倒它面前的敌人。可是，当它 看到它后面兴起了另一个阶级——无产阶级，而且这个阶级威胁着它的根本

利益时，它又转而反对后面的“敌人”，以至宁愿与前面的敌人妥协，分享 一些权益，也不肯让革命果实落在后面的工农群众手里。资产阶级这种对革

命的矛盾态度，在“五卅”运动及历次的斗争中都曾有所反映，随着革命的 发展，这种状况更充分地表露出来。戴季陶主义就是资产阶级这种反动的一

面和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要求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1925 年“五卅”运动后， 戴季陶抛出了他的两本反动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

哲学基础》，着重宣扬了三个观点：第一，中国革命应该以资产阶级为主体， 应该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此，他积极地倡

导阶级合作，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工农群众的大发动。他说：改善工人的生 活用不着阶级斗争，应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

第二，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会打破国民革 命，中国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第三，共产党员不能加入国民党。他有一

个著名的论调：“共信不立，互相不生；互相不生，团结不固。”戴季陶主 义的出现，反映了资产阶级右翼对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的进攻，

它企图以这种反动的欺骗性的宣传，来迷惑群众，解除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武

② 陈独秀：《蒋介石反动与中国军命》（1927 年 6 月 11 日），《向导》革 198 期。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40 页。

器，从而把中国革命引导到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相妥协的道路上去。这种 反动思想的宣传，不仅为国民党右派谢持、邹鲁等人及孙文主义学会进行反

共反人民提供理论武器，而且为蒋介石等人的右倾、反共作了精神上的准备， 所以后来蒋介石给戴季陶在上海设立了一个“戴李陶办事处”。三是西山会

议召开。1925 年 11 月，国民党一部分中央委员集合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 山灵前，举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作出了这

样几个主要决议。第一、取消国民克左派控制的政治委员会，并停止汪精卫 党籍六个月；第二、开除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第三、另在北京（后移

上海）设立不包括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解雇国民党及 国民革命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廷等），重订对苏政策。就在上述三个

方面的国民党右派猖撅活动的形势下，召开国民党二大，其目的是为反击这 些右派的进攻。

国民党二大召开的时候，孙中山已不幸逝世。但对孙中山这面旗帜，国 民党新老右派都还不敢公开诋毁。新右派戴季陶提出一套反对中国共产党和

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统一战线和中国革命运动进行攻击的反动理论，也还是 打着“孙文主义”的旗号。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以反苏反共、破坏

国共合作为中心。制订了一系列反动议案，也还是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参加 二大的二百五十六名代表中，有五分之三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同时，

在军队方面，虽然东征结束后，蒋介石的实力大大增强，但除第一军外，都 不是蒋的，即使第一军三个师中，第二师是接近汪精卫的，因此完全可以给

蒋介石以孤立，把共产党从蒋部下撤出，与汪精卫另建国共合作的军队。所 以，当时要实现二大的目的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陈独秀却作了让步。

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在广东工作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 等，曾决定对国民党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

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争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 额中共产党员占到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在

大会上，毛泽东等根据这个革命的对策，对国民党右派要求限制和反对中国 共产党的言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却不同意这

个政策，认为当时革命形势在全国各处都受到打击，主张向右派让步，以保 持联合阵线。于是，以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三人为代表，与西山会议派

的孙科、叶楚伧、邵元冲三人在上海苏联领事馆谈判。会谈结束，达成两项 协议，一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数，二是

由中共中央命令广东党部延迟二大。周恩来在回忆中说：“更可惜的是中央 居然在上海与戴季陶大开谈判，请戴季陶等回粤：为了争取右派回粤，还特

地拍电报到广州把大会延期一个月，等候他们对右派采取完全让步的政策。”

①这样，一部分西山会议派的人就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的二大，孙科代表右派 回到广东，把蒋介百的腰撑起来。中国共产党派张国焘做这次大会的党团书

记，认为过去中共把左派包办了，以后应独立形成共产派，使共产派与左派 分开，让左派独立起来。于是在选举上，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结果，三

十六个执委中，共产党只在七个，比原来计划的少了将近一半。国民党左派 连朱培德、谭延闿等算在年一共才十四人；右派、中派却有十五人。右派孙

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萧佛成等都当选了。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19 页。

了绝对优势。国民党的中央执委、监委是常常合在一起开会的，所以结果成 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蒋介石在大会上作了军事报告。

在报告中，蒋介石首先分析了广东的敌情，说：“广东的敌人有内外二部分： 内部的敌人，东江有陈炯明、林虎、洪兆麟等，南路有邓本殷、申保藩等。⋯⋯

至于外部的敌人，那不消详说，第一个要算香港。⋯⋯除香港以外，我们的 敌人，当然是北方政府。”接着，又叙述了 1923 年和 1924 年的两年的军事

经过和 1925 年的第一次东征、平定刘杨、国民革命军的建立、第二次东征的 情况。最后，谈了今后军政的进行。末了，他说：“这两年中的军事，总括

起来说，有十三年积极的准备，才有十四年统一广东的成绩，我们从今以后， 要接受总理的遗嘱，继续努力奋斗，国民革命的成功，当在不远。最后还要

声明一句话，这两年来，国民革命小小的成效，实在是靠了人民的援助，革 命军所到的地方，人民都来切实帮忙，不仅表示热烈的欢迎而已。所以革命

军，实在是人民的军队；革命军的武装，实在是人民的武装。”蒋介石在作 报告时，俨然以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以孙中山的当然继承人，以国民党内

的军事当权者与功臣出现在大会的讲台上。在大会的选举中，蒋介石仅比汪 精卫少一票，以二百四十八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二届中执委第一次会

议上，又被推选为常务委员。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有这样一个 概括，他说：“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广东政局内

即发生新的酝酿，原因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大会时采取了对于新右派的退让政 策，以致新右派得以纷纷返粤活动，于是左派的政权隐隐发生动摇。蒋介石

以左派的资格一变而为新右派的领袖。”周恩来总结这一次让步说：“这是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这是政治上的大 让步。”①

第二起，是怎样对待 1926 年 3 月 20 日的“中山舰事件”。 这个事件“完全是蒋介石制造的”。②中山舰是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

的永丰舰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名的，是国民政府唯一的一只装备完全的兵舰。 蒋介石深知军权的重要，而要掌握军权，必须在这个方面打击共产党，扩张

自己的势力。于是蒋介石与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右派经过多次策划，事先 散布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蒋介石在后来也

说：“我自汕头回到广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无论本军里或本校里， 都造成一种不良的空气，使得军队的长官来反叛，并且拿利禄来引诱我们的 长官。”到了

1926 年 3 月 18 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谓奉蒋 介石命令，调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调遣”。海军局代理局长

李之龙即派中山、宝壁两舰前往。但 19 日晨军舰到达黄埔后，蒋介石却声称 并无调舰命令，随后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兵舰，李之龙经请示蒋介石又将中

山舰调回，19 日下午六时半该舰驶抵广州。中山舰的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 事，但蒋介石却说这是“无故升火达旦”，是“扰乱政府之举”，亦即诬蔑

共产党阴谋暴动。更为离奇地，蒋介石在后来说：“我知道共产党阴谋的爆 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

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 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威，送往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19 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20 页。

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①

119 日夜里三时（即 20 日凌晨三时），蒋介石到造币厂开始行动，命令陈肇 英、王柏龄执行逮捕李之龙的任务，刘峙执行扣押第二师各级党代表的任务；

第二师第五团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的武装；陈策、欧阳格执行占领中 山舰并解除中山舰武装的任务，吴铁城所部监视汪精卫、季山加及苏联代表

团与全市著名共产党员的住宅和共产党的机关。他们预定，只要任何方面的 共产党一开枪反抗，他们就以第二师、新编第一师（吴铁城兼师长）及公安

部队来一次大屠杀。

事变发生之后，帝国主义者异口同声地一致欢呼、恭贺，大肆宣扬。香 港总督金文泰，在西商会议上喜气洋洋地说，“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就是

20 日广州政治已上轨道了。”与会者纷纷喝彩狂欢，高呼万岁。帝国主义在 中国的宣传工具——香港、上海、天津等处的英文、中文各报，都以显著的

地位，醒目的标题登载这个事变，并以各种方式连续编选各色各样的有利于 蒋介石的消息，给蒋介石以表扬和鼓励。美国联合通讯社，以喜悦的心情庆 祝 3 月

20 日事变成功，发出了这样的消息：“蒋介石借伍朝枢等诸名人力助， 在广州变制成功。”东方通讯社以称赞的口气并为蒋介石留有余地的在香港

报导说：“二十日对于共产党之非常手段，乃蒋介石部下孙文主义学会派拥 蒋氏而施行者。”

中国共产党怎么对待这次事变呢？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张予以反 击，以革命的“三二○”来对付反革命的“三二○”。当时进行反击是完全

有条件的：第一，革命的力量很强。广州工人、省港罢工工人有十多万，工 人纠察队有几千人，并且有统一的司令部——省港罢工委员会；广东已有许

多农民加入了农会，并有许多武装的农民自卫军，黄埔军校第四期二千多学 生中，共产党、共青团员很多，国民革命军中，中国共产党有相当的力量，

六个军中的政治部主任，除第五军外，都是共产党员担任；中国共产党在广 大群众、革命军官兵和国民党人士中，有良好的影响和很高的威信。第二，

国民党内部和国民革命军中，有很多人反对蒋介石制造这次事变。邓演达等 坚决谴责中山舰事件为反革命行为。第二军谭延闿常对人说，蒋介石的位置

提得太高了。第三军朱培德不愿受蒋介石的指挥，第四军李济深、第六军程 潜都对蒋介石不满意，第五军李福林也对蒋介石不满意。当时，假如提出来

要把蒋介石搞掉，这几个军都会赞成。至于第一军的官兵，更清楚地知道第 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的艰苦作风、英勇精神是第一军战斗力的主要因素，对蒋

介石把共产党员赶出第一军也不满意。正如周恩来回忆说：“这时谭延闿、 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意，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

蒋介石干一下。”①第三，蒋介石也非常害怕共产党人对他进行反击。事变之 后，蒋介石发表一连串讲话，反复进行解释。3 月 22 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

第四期学生发表训话说：“前星期发生一件事，我想大家都想要赶紧明白的， 便是中山舰无故移动的事。该舰刚才修整好，忽然开到黄埔来。当十九日正

午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打电话给我，说中山舰可否开回广州。当时我并不 知道中山舰已经开来了黄埔，我就问他，是谁的命令开去的。他答的话，是

很含糊的，答不出所以然。我当时就很奇怪，我就说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

①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1953 年 12 月）。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20 页。

好了。后来我研究中山舰为什么开来黄埔？究竟有什么作用。我当事出之后 问他，竟和昨日的话完全不同。他又说是教育长的命令，又说是校长的命令。

我要他拿命令来看，他说是电话。后来中山舰当夜开回省城，通宵不息火， 戒备甚严，我料他必有不法的行动，所以即派了兵登舰监视。这件事，是否

是不利于我们黄埔，或不利于政府和本党，现在还没有调查的确。但社会上 一般不明瞭的人，有很多的猜疑，很多的谣言。李之龙他自家说是个共产党

的党员。他是本校第一期学生。但是这回事情，现在尚未审问明白，即使他 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李之龙这种行

为，如对于本校和本校长有不利，或者是有什么阴谋，我倒以为不是本校的 悲观，并且是件很可乐观的事情。因为我教学生的方针，是要他来监督我的，

并且是要他来革命的。如果我学生之中，有来革我命的学生了，那我教育方 针可以说是达到了；并且我本人自己也可以借此来反省，我果有违反三民主

义的地方没有，我是否已立在被革命的地位没有？这些事，都是于校长革命 事业上是有很大的益处的。所以我对于此案只有乐观。”25 日，蒋介石给军

事委员会送上了《为处置中山舰事件自请处分呈》，说：“惟此事起于仓卒， 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

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26 日，蒋 介石又就关于中山舰案答中央通讯记者问。蒋介石回答了四个问题：第一个

问题是“日前三月二十省中戒严之事缘何时起？”蒋说：“在三月十九夜中， 余得有中山舰异动报告。因其犯有重大嫌疑，又事起仓猝，不及报明政府，

当由余以非常处置，捕获嫌疑犯数人，嗣经查究，其中无嫌疑者一律释放。 余现因办理此事先未得政府命令，近于专擅，已呈请政府严予议处。至于种

种谣言，纯系帝国主义走狗及奸人所造，乘机煽动，以遂其倾覆政府、分裂 革命势力之阴谋。”第二个问题是“当日举动是否牵省港罢工委员会？”蒋

说：“政府对于罢工抵制帝国主义，始终处于赞助地位。余更为拥护罢工政 策最力、反对帝国主义最烈之一人，当然绝无摧残罢工，破坏工人运动之理。

不过当日因追究中山舰行动，适扎兵于罢工委员会门前，致碍及会中人员交 通，一切谣言遂由此起。⋯⋯余甚望工友要心勿为所动，军民一致，最后之

胜利终属吾人。”第三个问题是“东山之警戒情形又为何？”蒋说：“东山 适亦在警戒区域，乃因部下误会，致有妨俄顾问出入，此亦余所深致不安者。”

第四个问题是：“外人有因此疑及联俄政策有变更者，果何如？”蒋说：“苏 俄已成为世界革命之中心，中国国民革命又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吾人即尽

力于国民革命，自当努力促成世界革命。若谓革命同志而竟互相伤害，而竟 不相联合，宁有是理？实则此亦敌人故散此谣言以惑我革命民众。吾民众果

已认识革命至理，则决无受骗之可能。”当 3 月 29 日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举行 所谓国民党二大并致电“训勉”蒋介石等，夸奖他们制造中山舰事件为“功

在党国”，鼓励蒋介石努力“清理党籍”的时候，蒋介石即于 4 月 3 日发表 为中山舰案驳西山会议派通电。电文说：“三月二十日镇压中山舰一案，全

系局部问题，已由中正个人负责，呈明政府，自请处分在案。⋯⋯今接上海 国民党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电希图颠覆政府，摧残本党，不使吾同志同

归于尽不止。其煽惑挑拨之伎俩，已图穷匕见。此种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范 围下之行动，既甘为帝国主义者之工具，复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言

之滋痛。今特敬告本党同志与全国同胞，中正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 努力国民革命，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或障

碍革命之进行，必视其力之所能及，扫除而廓清之，以维党国，而慰我总理 与已死诸同志在天之灵。耿耿此心，惟共鉴之。”4 月 9 日，蒋介石在给汪

精卫的复信中，不仅把中山舰事件引起的责任推给汪精卫，而且认为这是“自 卫”性行动。蒋说：“当三月初旬，吾兄召集孙文主义学会及联合会员训活

时，闻兄有土耳其革命成功，乃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又欲杀共产党乎？ 此言也，不知兄何所指？而军官听者，无不惊骇，皆认兄此语，是引起共产

党与各军官之恶感，无异使本军本校自相残杀也。所以三月二十日之事，一 触即发，以为共产党员闻兄之言，必有准备，所以各军官亦不得不出于自卫

之一道。盖本校出身之军官，对于共产党员幼稚者之行动，固多不满意，而 谓其有杀共产党之心，则弟保其绝无之事。盖一般军官皆知现在革命战线之

不能撤散，与其杀共产党，不如谓自取灭亡也。且当时事实，可证明其动作 皆出于自卫，而无攻人之行动也。”20 日，蒋介石又就关于中山舰案，在宴

请退出第一军的党代表及官长席上发表演说，认为在事件发生前，“就有一 派人想诬陷我，并想拆散本校，就造出一种空气，说校长是不革命的”。还

特地点名指出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在黄埔军校里“每次演讲，有形无形之间， 诋毁本校不革命的言论是公开的，大家知道，不必我说了”，“他的用心，

先暗示一班同志，对我失了信仰”。于是，蒋介石说：“只因为我们内部团 结的精神，远不如前，使得外人有挑拨离间的机会，所以有前月二十日这事

情出来，”蒋还故弄玄虚地说：中山舰事件的经过情形，“要等我死了之后， 才可以完全发表。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所想不到的事情，都

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如果我不是当着这件事的人，我亦不相信会有这件 事情”。在宴请席上，蒋介石还就李之龙看管的情形回答了大家的提问。他

装模作样地说：“李之龙的事情，你不问我，我就忘掉说了”，又说：李之 龙“是代理海军局长，不能不负责任。这是当时的情形。其余的话，现在还

不能发表。总之现在这事情还没有十分明白，我亦不愿意十分追究。李之龙 究竟是自己的学生，如果我的学生不好，就是我自家不好，然而现在一时是

不能释放的。”到了 6 月，蒋介石在一次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上说：“我绝 不承认三月十八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我可以明白：三

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蒋介石除了发表这一 连串讲话外，行动上也将王柏龄免职，限令立即离开广州；陈肇英也被免去

虎门要塞司令，并责令离开广州；吴铁城被免去本兼各职，送虎门要塞监禁； 欧阳格、陈策、徐桴等都受了处分。蒋介石还亲自到汪精卫家里，好象是负

荆请罪的样子。总而言之，鉴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是完全可以反击 的。但是，陈独秀却反对反击，而是采取让步。1926 年 4 月 3 日，陈独秀在

《向导》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说：“蒋介 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

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①进而，在 6 月 4 日，陈独秀 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发表在《向导》上。信中写道：“从建立黄埔军校一

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而且表示，中国共产 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起来打倒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若阴谋倒蒋，就应该

枪毙。由于陈独秀把持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承认既成事实，蒋介石就成为当时 的核心人物。周恩来总结这一次让步说：“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给蒋介石

① 《向导》第 148 期。

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 策，不了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以为蒋介石

是要分裂，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蒋介石于是乘机立刻放了人，表示误会。 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

②第三起，是怎样对待 1926 年 5 月的“整理党务案”。

蒋介石在陈独秀机会主义的让步下，巩固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接着 又从党务上对中国共产党展开进攻。1926 年 5 月 15 日至 22 日，国民党召开

第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改善中国国民党与 共产党间的关系”为幌子，提出一个《整理党务案》。在这次全会上曾反复

进行了讨论，作了四次决议。在 5 月 17 日通过的《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中， 提出了四条规定：“（一）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二）纠正

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及言论。（三）保障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 一权威。（四）确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地位与其意义。”在同一天通过

的《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中进一步地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九条规定：“（一） 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

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二）凡他 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主席保存。（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 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

数的三分之一。（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 部长。（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

义召集之党务集会。（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 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七）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

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 时，应先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追认。（八）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党以前，

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九） 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很明显，这九条基本上是条条对着共产党的。在 19 日通过的《整理党务第三 决议案》中，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作了规定，明确提出常务委员

会职权之一是“依照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第二条之规定，将加入本党之他党 党员各册妥为保存”。在 20 日通过的《整理党务第四决议案》中，提出五条

对全部党员重新登记的规定。另外，在 17 日还通过了《联席会议组织大纲 案》，其内容：“（一）本会议以国民党代表五名共产党代表三名组织之。

（二）本会议之议题范围，为审查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言论及两党 党员之纠纷问题，并协定两党有连带关系之各种重要事件。（三）国民党员

对于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员对于国民党员，有怀疑或不满之处，应呈诉或报 告于各该党中央委员会，提交本会议审查后，交各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分别

执行。（四）联席会议之代表，有代表其党之全权。（五）联席会议聘第三 国际代表为顾问。（六）国民党或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联席会议议决

案不满意时得提交复议一次。（七）联席会议之代表，任期一年，（八）联 席会议无修改整理党务案之权。”在 22 日，还通过了《关于整理党务之训令

案》，说什么“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痛念本党与国民革 命前途之艰巨，又深知我同志并非漠视本党三令五申之原则，而实以未有具

体之办法，足以消除其疑虑，杜绝其纠纷。乃经过郑重之讨论，成立整理党

务案凡四，此次决议案之精神，固完全根据总理容纳革命分子之政策，与本 党历次之决议，而其拥护本党最高原则，改善党员合作办法，统一革命指挥

机关，尤为促进国民革命之必要条件也”。蒋介石在 22 日的闭会日上发表了 演说，反复他说明他提出整理党务的办法，是“完全站在党员的地位，鉴于

现在时局的纠纷和环境的险恶，实在有不能不整理之势”才提出来的，否则

“本党的纠纷长此下去，我可以说我们党的大祸即刻就来了”。 又说：“此次有人以为限制共产党，其实并不是限制，乃是合作的一种

办法，”第二天，蒋介石在广州市党部就整理党务案的理由发表了讲演，一 再说整理党务案“并不是限制共产党”，“不是对共产党员限制”，“看起

来，第二案、第三案条文，有许多似对于共产党同志限制的地方。共产党既 加入本党，应视同一样，不应用特别条文限制。有此条文之理由，系希望本

党同志及共产党同志，实力团结，努力国民革命工作，为第一希望。”蒋介 石的这番话，纯系“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自招。《整理党务案》通过后，蒋

介石等就依照通过的决议案，开始一系列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在 25 日召 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第二十六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辞宣传部代

理部长职务请另选贤能继任”，“林祖涵同志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及中央 财政委员两职请另选继任”，“谭平山同志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清另选继 任”。在 28

日召开的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对上列三人辞职案“照 准”。同时由张静江提议，把蒋介石推到组织部长的位置上来。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政策，蒋介石这个进攻仍然是 不难打垮的。当时蒋介石的兵力仍占少数，不敢决然分裂，同时所有的民众

运动都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但陈独秀仍然采取让步，派了 彭述之、张国焘去参加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接不接

受整理党务案时，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 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但是有人提出意见时，他又引经据

典地说这个不行，那个错误。如此讨论了七天，毫无结果。后来张国焘用了 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陈独秀后来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

“国民党中央决议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共产党员之批评孙 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须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册缴存国民

党，我们都接受了。”周恩来总结这一次让步说：“这样，又作了第三次大 让步，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①

第四起，是在北伐中怎样对待蒋介石。 蒋介石虽然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但当时的

革命形势还不是不可挽回的。只要中国共产党善于反击，蒋介石的力量还是 可以压下去的。因为到这时为止，蒋介石的嫡系军事力量还只有六个师。总

共八个军中，他只占一个军。第二军的党代表是李富春，第三军的党代表是 朱克靖，第四军的党代表是罗汉，第六军的党代表是林伯渠。但陈独秀机会

主义领导，在北伐时继续犯了极大的错误。

在北伐出师前，陈独秀写文章反对北伐。1926 年 6 月 7 日，在《向导》 上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认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

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 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

赤”。北伐出师后，还在《向导》上发表了答张静江等的文章，认为“此次 北伐始终只能是防御战争，是防御反赤的北方军阀势力希图消灭南方革命势

力的战争，真正完成国民革命战争，还要待今后有充分准备的第二次北伐、 第三次或第四次北伐。”在行动上，北代出师前，加伦曾请周恩来转问中共

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 周恩来到上海请示中共中央，陈独秀说你们开会商量好了，因为当时陈独秀

在医院里毫无调查研究，不管政治形势有什么样的变化，竟写了上述的文章 反对北伐，受到了各个方面的批评，所以当周恩来请示他时，他采取了这种

不负责任的态度。中共中央开会研究时，又是张国焘代理主席，也没有真正 讨论，是由他说了两句话，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是：是反对蒋介石，也不是

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 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