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
作者：姚眉平/姚小玲/张瑞红【完结】
一、学生时代
邹韬奋原名思润，幼名荫书。“韬奋”最早用于1928年11月1日《喂， 阿二哥吃饭》一文。他曾向人解释说， “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 斗不懈的奋。他的这个名字的用意是要以此自勉的。他还用过其他许多笔名， 但影响最大的，还是 “韬奋”。 韬奋生于1895年11月5日。当时，正是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 制度即将崩溃的前夜。他出生的前一年，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 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甲午战争。他出生的这一年，清政府战败，被迫与日本签 订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接着，又发生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 联军入侵中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1900年前后兴中会、兴复会、华兴 会成立， 1905年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这些都为推翻清王朝做了准备。 他生于福建省永安县，在福州长大，籍贯是江西省余江县东乡的沙塘邹 家村。他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大家庭。祖父舒予，号晓村。父亲名 国珍，号庸倩。父亲在同辈中总排行第十四。他的祖父曾在福建省任七品后 补知县，后来长任福建延平府知府。祖父年迈告退后，他的父亲在福建省盐 务局工作。1915年前后，他的父亲迁居北京，在财政部印花税处任科长。因 受到民族资产阶级洋务派 “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他的父亲曾与人筹办一 个大型纱厂，结果是工厂没办成，却欠了一身的债务。但父亲 “实业救国” 的主张对韬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母亲浙江海宁查氏，出身于一个破落 的大家庭，排行第六。她是一个聪明、贤慧、勤劳、慈祥的妇女。对孩子们 非常慈爱，善于勤俭持家。她还知书达礼，喜欢看小说，还能有声有色地讲 给别人听。可惜他母亲因患肺病长期躺在病榻上，29岁便离开了人间。当时 韬奋才12周岁，下面还有5个弟弟妹妹。母亲的勤劳和慈爱，在韬奋幼小的 心灵上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就是在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历史时期诞生，在这 样一个没落的旧式大家庭里成长起来的。 韬奋的幼年接受的是家塾式的封建教育。5岁时，他由父亲 “发蒙”， 读的是 《三字经》，第一天上的课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小小的韬奋一个人坐在小客厅的炕上朗诵了半天，觉得莫名其妙，苦不堪言！ 后来，家里请来一位老夫子教他。父亲督学很严，经常用一根两指宽的戒尺 打他的手背。有一次，父亲要他背 《孟子见梁惠王》，他背不下来，经父亲 提一字就要挨一下打。他呜呜咽咽地背着那位前世冤家的“见梁惠王”的“孟 子”，右掌都被打肿了。他痛恨野蛮的教育方法，从此发愤努力，拼命用功， 为后来从事的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国文基础。后来，他读 《通鉴》，已经能联 系当时中国人民苦难的实际去读书，从而萌发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当他 读到晋怀帝被俘虏，在汉主刘聪面前俯首称臣，最终却被辱被杀的时候，他 那小小的心弦也被震动， “感到莫名其妙的凄惨”。这段漫长的家塾生活， 为他日后的新闻工作作了很好的准备。 1910年春，韬奋和他的小叔父国珂一起考入福州工业学校。这个学校的 前身是苍霞中学，分土木工程和电机两科，除国文以外，对英文、算学也很 重视。他刚入学时，对新课程感到有些吃力，但经过勤奋学习，努力钻研以 后，各门课程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当时，韬奋已经显示出进步思想 的萌芽。一次他的六叔国玖以 《郭巨论》为题，要他作文。郭巨历来被封建 社会统治者所吹捧，说他是大 “孝子”。15岁的韬奋不落流俗，大胆推翻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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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郭巨埋儿获金等残忍行为给以痛斥，认为郭巨这种荒谬、毫无人性的 行为将导致有些人会杀人媚君。造成无穷祸害。他在预科读到第二年第三学 期 （当时学校每年分春假、暑假、年假三学期）未完，正值辛亥革命发生， 学校宣布暂时停办。当时他已16岁，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这次伟大的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抱着热烈欢迎的态度。他曾约了几个同学到福州的一家照相馆拍 了一张穿西服、梳分头的照片留作纪念。不久，孙中山从海外归来路过福州， 韬奋闻讯赶到街上，挤进夹道欢迎的人群中，亲眼看见了头戴拿破仑帽的中 山先生骑在马上含笑而过。 1912年，韬奋离开福州到上海南洋公学 （交通大学的前身）附小读书。 这所学校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工程学校，包括附小、附中、上院 （即大学）。 所以韬奋一跨进附小时， “也就冒冒失失地准备做工程师”。但是，他对算 术、物理等学科没有兴趣，考得不好。幸亏其它课程出色，总平均分数还是 最高的。他对算术等课心里发怵， “每遇上算学课，简直好像上断头台！” 他终于放弃了当工程师的打算，把主要精力花在语文和历史两门功课上。幸 运的是他遇到了沈永癯和朱叔子两位国文教员。韬奋非常赞赏沈老师认真负 责的态度，说沈老师 “是我一生做事所最得力的模范”。他对朱老师的评价 则是： “他改你一个字，都有道理；你的文章里只要有一句有精彩的话，他 都不会抹煞掉。” 他不满足于课堂教的那几篇古文。在课外，他阅读大量的图书和报刊杂 志，内容庞杂，但有所选择。他最喜爱读的，是梁启超主编的 《新民丛报》。 从小学到中学，他连续不断地阅读 《新民丛报》，简直看得入了迷。他后来 回忆说： “当时我的思想很混沌……但觉梁氏充满着动人的情感，看得津津 有味，常在夜里看着舍不得释卷，息灯后还违背校章偷点洋蜡烛看。从此时 起即梦想将来要做一个记者，随后凡遇着比较精彩的刊物都很注意研究。” 上海的 《时报》就是他注意研究的 “精彩的刊物”，因为上面载有远生 （即黄远庸）写的《北京通讯》。远生是江西九江人，曾留学日本。辛亥革 命后在北京编辑 《少年中国》周报和《庸言》杂志，同时兼任上海《东方日 报》、 《时报》和《申报》的特约撰搞人，以撰写新闻通讯著称。韬奋感到 《北京通讯》有两大优点：“第一是他的采访新闻的能力实在好，他每遇一 件要事，都能直接由那个有关系的机关，尤其是由那个有关系的重要人物， 探得详细正确的内部的情形；第二是他写得实在好！所以好，因为流利，畅 达，爽快，诚恳，幽默。”阅读梁启超、黄远庸等人的文章，既开阔了他的 眼界，也提高了他的写作技巧，同时立下了当新闻记者的志向。 1919年暑假过后，韬奋一方面由于厌倦了微积分和高等物理学，另一方 面想实现自己当记者的理想，便从南洋公学转考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学文科。 从此，他接受的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教育，受到胡适和杜威思想的影响。这是 一所贵族化的学校，同学大都是富家子弟，全校几乎只有他一个“穷小子”。 他在这里最大的收获是学好了外语和西方文学。这为他后来的新闻工作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韬奋整个学生时代都是清贫的。他在南洋公学附中读书时，因父亲失业， 家里又没有积蓄，连他的学费也无力供给了。为此，他还要照顾两个弟弟。 所以他只有刻苦学习，以争取获得 “优行生”的免费待遇。他日夜苦读，有 两次竟然咳血，以致 “学监”通知他的家庭来信劝告。这样，他每学期几乎 都以全校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达到了免交学费的目的。但有一个学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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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像他这样优秀的学生，仅仅免除学费这种物质奖励已不足以表彰，非要 在大会上给予韬奋 “荣誉的奖励”，把“优行生”的名义“暂停一次”。这 种好意害得韬奋不得不为下个学期的学费 “大费了一番的筹谋”！学费可以 免，其他费用怎么办？ 为了弥补生活上的不足，韬奋只好勤工俭学。他当过家庭教师，在学校 图书馆值过夜班，也接受过一些“穷朋友”的接济。尽管如此，对韬奋来说， 这学期不知道下学期的费用在哪里，甚至这一个月不知道下一个月的费用在 哪里，已是常事。怎么办呢？韬奋想到投稿，以稿费救穷。经过多次失败， 他20岁时候，终于在 《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上陆续发表了几篇小文章。 他第一次去领稿费的情景简直令他终身难忘！他和弟弟一块到小摊上去刻了 一枚图章，然后到申报馆去领钱。他们正猜着到底能拿多少钱时，报馆的工 作人员交给他6块亮晶晶的大洋。这按当时的搞费标准并不算高，但韬奋却 觉得喜出望外。这在韬奋买一枝笔、一块墨都要盘算的时候，当然是件令人 高兴的事情。 韬奋的清贫生活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他曾回忆说： “往往他人身上穿 了棉袍，我还只穿着一件破旧不堪的夹袍打抖，在夏季蚊帐破得窟窿太多了， 脸上就常有东一点西一点蚊虫劳绩的表现，有一次做了一个全暑假的苦工， 学费还凑不够，在开学的前一天还是一筹莫展。”他只好在课余兼任家庭教 师。但他决不是那种 “人穷志短”的人。他常自称“硬汉教师”，说“并不 是瞎硬，不是要拿什么意气，只是要争我在职务上本分所应有的主权，不能 容许任何方面无理的干涉或破坏”。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有一次， 他在一家任家庭教师，那家有个 “四太爷”非常专制，上下都怕他，任何人 碰到他都必须起立致敬。一天， “四太爷”走到房门口，韬奋正在考问学生 的功课。那个学生见“四太爷”来了，准备立正致敬，韬奋不许他中断回答， 并声明自己教课的时候是不许任何人来打扰的。 “四太爷”心中大怒，但见 韬奋一脸正气，一声也没吭就走了。韬奋事后说： “我所以敢于碰硬的，是 因为自信我在功课上对得住这个学生的家长，同时我深信不严格就教不好 书，教不好书我就不愿干。此时的心里正把 ‘穷’字抛到九霄云外了！” 1921年，韬奋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毕业时，学校规定“各同 学一律要穿西服，要罩上宽袍大袖的学士礼服，戴上方帽子”。为了租礼服， 买西装，他不得已又欠了债。在清贫的求学生涯中，韬奋掌握了基本的理论 知识，养成了坚韧不拔的良好性格和认真踏实的优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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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曲线”求职 韬奋大学毕业后，很想进入新闻界工作，但一时没有机会，只好走 “曲 线就业”的道路。他先是在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任英文秘书，继而到申报馆 当英文广告和书信的翻译，还曾在沪江大学兼任一段时期的讲师。这些工作 显然不合他的心意，但他是个踏实敬业的青年，在干那些琐碎的事务性工作 时十分尽职。他处处虚心学习，事事认真苦干。 他在申报馆替经理写英文信时，吃了不少苦头。那位经理是个非常挑剔， 吹毛求疵的人。他曾经生动地描述当时的情形： “你替他写的英文信，一定 要把他的意思完全不漏地写出来，而且要用很有力的字句写出来，否则写好 了他还是一定要你重新写过。你只要有一句写得不能完全使他恰意，他也要 你再写过一张。不但如此，他把意思告诉你之后，你一面在打字机上的答答 地打着，他一面却在房里踱着方步，仍在转着他对于复信的念头。有时你的 信打到了一半，他老先生在踱方步中抓抓他的秃头，想出了新的意思，叫你 重打过！最尴尬的是有时你的全信刚要打好，他忽然抓着头想出了什么好意 思，再叫你重新打过！他对于某一件要答复的事情，总是要在这件事情上思 考尽了念头，要说明的意思，总要说得一丝一毫不漏；如果是驳复的话，总 要使得接信的人不能再开口！所以我每夜工作到10点钟，手不停止地在打字 机上工作着，每封信打到最后一行的时候，总要很担心地望望那位踱方步抓 秃头的朋友！每夜这样工作了几个小时，走出申报馆门口的时候，总是筋疲 力尽，好像生了一场大病刚好似的。”韬奋对这位经理办事认真的态度十分 赞赏，说从他身上学到了这种精神真是无价之宝。 不久，韬奋应一位圣约翰同学之请，到青年会中学去教英文，想从教育 界逐步设法转到新闻界去。他虽然当过家庭教师，但对于学校的正式教课并 没有过实际的经验。所以他很认真地把所教的功课准备好。上课的时候，他 先回答学生们所提出的疑问，直到他们得到满意的解释。等到大家没有问题 可问的时候，他就对学生进行考问；问的时候，还随时在一个小簿子上把各 人答案的成绩记录下来，使学生们知道教师很注意各人平时的成绩，不是可 以靠考试前的 “突击”含糊过去的。这样，他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和校方的好 评。但在中学教英文，仍不是他理想的职业。 他想到了当时主持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韬奋还在南洋附小读书 时，就曾听过黄先生的演讲，对这位教育界的前辈非常敬仰。他大着胆子写 一封信向黄先生求职。十分凑巧的是，黄先生主持的职教社正在物色一个中 英文都不错的编辑人才，韬奋找 “新饭碗”的机会居然到来了。黄先生经过 约谈和调查，决定聘用韬奋。韬奋先是担任职业指导股主任，不久改任编辑 股主任，主编 《教育与职业》月刊，编辑《职业教育丛书》，并兼任英文秘 书。他半天在职教社工作，半天给科学名词审查会编辑各科名词。在后一项 工作结束后，他又到中华学校去兼任教务主任和英文教员，约5年之久。他 所教的学生中有华罗庚。 为了搞 “职业指导”，他先后去宁波、南京、武汉、济南等地考察，并 和各地青年学生交谈。这段经历极大地丰富了他的阅历，开始认识到旧中国 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并对职业指导的实际效果产生怀疑。工作一段时 间后，他得出了以下结论：在中国的现状下，职业界是一团糟，普通学生往 往是学非所用，一出校门就可能失业。 “在这样的状况下，我虽不敢说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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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一点没有用处，但是不得不承认所受的限制实在太多太大了！”由此他 再次萌发了 “跳槽”的念头。虽然他还是认真地干着这项工作，但毕竟不合 他的心愿，不能使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第二天 早晨，韬奋看到报纸上登着中山逝世的电讯，拿着报的手突然颤抖着，情不 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在此前后，他对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认真钻研，对中山 先生的崇高精神无比敬仰。 10月，韬奋参加了黄炎培主持的职教社社务会议。会上决定创办《生活》 周刊，并规定其宗旨是 “专门宣传职业教育及职业指导的消息和简要的言 论”。王志莘担任主笔，徐伯听兼任发行，韬奋等人为撰搞人。 《生活》这 个刊名是杨卫玉起的，由黄炎培题写。这个刊物每期只印一二千份，多半是 免费赠送职教社社员，还常常送不完。剩下的只能论斤卖给小贩包东西用。 因此，它的社会影响很小，韬奋当时只是偶尔给它写点青年修养方面的文章， 兴趣不大。从大学毕业到现在，韬奋在社会上已经干了整整5年，似乎还没 有找到自己最佳的位置。但是一个使他全身心陶醉其中的事业，终于渐渐地 到来了！这正是他起初不感兴趣的 《生活》周刊！ 1926年 10月， 《生活》周刊的主笔另有高就，韬奋便以职教社编辑股 主任的身份接任主编。他说： “我自己在当时也没有看出这个‘弃儿’有什 么远大的前程，只是因为它是一个突然失去了保姆怪可怜的 ‘弃儿’，我义 不容辞地把它收容下来！”他接手之后，很快发现：这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 求的工作，是值得他全心身投入的最佳岗位。从此，韬奋毕生从事新闻出版 工作。 接办后，韬奋将刊物的宗旨改为 “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 社会改造”。根据这个原则，他对刊物进行了改版， “变换内容，注重短小 精焊的评论和 ‘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并在信箱一栏讨论读者所提出的 种种问题。对于编排方式的新颖和相片插图的动目，也很注意。”10月 24 日，由韬奋主编的《生活》第二卷第1期出版，正式开辟 《读者信箱》专栏， 发表读者对 《生活》周刊的意见和希望。韬奋在附言中说“本刊切盼多登新 颖有趣之文字。”他通过 “信箱”的形式和读者保持密切的联系，为读者服 务，并把它作为改进刊物的重要渠道。读者来信一小部分在周刊上发表和解 答，大部分直接答复。韬奋最忙时也要用整个半天来看信， “把读者的事看 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甜酸苦辣，打成一片”。他对读者的指导，大到抗战 救国和社会变革问题，小到求学求职、婚姻恋爱、工作方法，写作技巧，等 等，都给予具体的个别的解答。苏州有一位地主出身的青年，简直把韬奋当 作私人顾问，不论什么问题，都要他解答。同事们都感到不胜其烦，但韬奋 每信必复，循循善诱没有丝毫的不耐烦。在韬奋的影响下，这位青年后来毅 然投入了抗战的洪流，成为一名光荣的反法西斯战士。这只是许多例子当中 的一个，受他思想熏陶而参加抗战民主阵营的青年，数不胜数。因为他们真 心实意地帮助读者， 《生活》周刊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极大信任，以至许多读 者汇款托他们代买书报、衣料等。他们对读者的态度是： “不怕麻烦，不避 辛苦，诚心恳意地服务”。 让韬奋最费心血的，除了 《读者信箱》专栏外，还有每期一篇或几篇的 《小言论》专栏。他曾十分感慨地说：“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 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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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这一栏也最受读者的注意；后来有许多读者来信 说，他们每遇着社会发生一个轰动的事件或问题，就期待着看这一栏的文 字。”这个专栏从第二卷第47期到1937年7月韬奋被迫流亡海外为止，全 部由他自己执笔。 《生活》周刊早期的物质条件很差，一个小小的过街楼上满满地排了3 张办公桌，那就是他们的编辑部、总务部、发行部、广告部和会议室。但是， 令韬奋自豪的是，他们有几个 “患难同事”，有广大读者的同情和支持。徐 伯昕是韬奋的亲密战友和重要助手。他原是中华职业学校珐琅科的学生，毕 业后即留在职教社工作。 《生活》周刊创办时，他是王志莘的助手。韬奋接 编 《生活》后，他又成了韬奋的得力助手。徐伯听偏重于营业和广告事务， 兼管总务。还有一位同事，叫孙梦旦，负责会计、发行工作。他们3个人同 舟共济，兢兢业业地为办好《生活》周刊尽力。待别是韬奋这个“光杆编辑”， 除了答复读者来信以外，还要自写大量稿件。他回忆说，自己 “模仿了孙悟 空先生摇身一变的把戏，取了十来个不同的笔名，每个笔名派它一个特殊的 任务。例如一叫因公，专做阐扬三民主义及中山先生遗教的文章，对 ‘总理 遗教’下一番研究功夫是他的任务。有一个叫心水，他的任务是摆出道学的 面孔，专做修养的文章。有一个叫落霞……叫孤峰……叫秋月……。这样一 来，在光杆编辑主持下的这个 ‘编辑部’，似乎人材济济，应有尽有！”他 经常忙得深夜都不得回家。他的妻子跟他开玩笑说： “我看你恨不得要把床 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 不畏强暴，抨击社会腐败现象，是 《生活》周刊的一大特色。1930年11 月间，国民党军阀、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拿他搜到的民脂民膏给母亲做寿， 耗资10多万元。韬奋立即在《生活》上发表《民穷财尽中的阔人做寿》一文， 说 “一掷巨万闹阔的青天白日下的高级官吏，不知他的钱是哪里来的，本人 不以为耻，社会不加制裁，且有党政军各要人各团体等，趋跑恐后的凑热闹！” 第二年8月初，应读者的要求，韬奋派人调查国民党交通部长王伯群贪污公 款造洋房娶小老婆的丑行，准备写成文章在 《生活》上发表。王伯群听到风 声，赶忙派两个人带着10万元巨款来找韬奋企图以“补助”的名义进行贿赂。 韬奋听明来意，把脸一沉，说： “《生活》是一个自力更生的刊物，经费多 有困难，但是不受任何方面的津贴；一个小刊物也用不着偌大的巨款。”这 两个人见风使舵，改口说这笔现金是作为股本来“投资”的。韬奋再次拒绝， 并讽刺说： “王部长既然这样慷慨，不如替他捐助仁济堂（这是水灾救济机 关）），救救几百万嗷嗷待哺的灾民吧！”两个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8月 15日的《生活》周刊将读者来信和记者调查一块发表，严厉谴责王伯群贪污 腐化的丑行。王伯群恼羞成怒，给韬奋写匿名信进行恐吓。韬奋对这种无耻 勾当嗤之以鼻。 韬奋等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办刊物的。当然，他们的心血没有白 费， 《生活》越办越好，销量也直线上升。韬奋接办时，《生活》的印数只 有2000多份，且以赠送为主。韬奋将它改为公开发行，由上海而外地以至国 外；1927年就发行2万份，1928年再翻一番，1929年已达8万份。随着《生 活》周刊事业的迅速发展，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工作人员也逐渐增加。1928 年，招聘了黄宝珣、陈其襄两人。1930年又请了严长衍。1931年又增加了艾 寒松。 1930年9月， 《生活》周刊社成立“书报代办部”，专为读者代购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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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代办其他委托事项。它就是后来影响极大的 “生活书店”的胚胎。 从离开圣约翰大学到 1931年 8月，韬奋走上社会已整整 10年。这 10 年当中，他始终没有摆脱 “政治清明”和“实业救国”的资产阶级思想。但 是他爱国，有正义感；他不满现状，不畏强暴，他不谋私利，追求进步。1931 年9月，一场震惊世界的事件——九一八事变促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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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活》周刊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 内的政治形势是，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日；国民党政府却奉行对外妥协投 降、对内坚持反共内战的反动方针。这一切大大激发了韬奋的爱国热忱，使 他逐步认清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真面目和反动本质，也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 望所在。在共产党员胡愈之等人的帮助下，韬奋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积极 投身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他的思想的转变过程，可以从《生 活》周刊中找出鲜明的痕迹。 1931年7月，日本军警开枪射击我国农民，旅朝侨胞惨遭屠杀。这就是 吉林 “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惨案”。这预示着中华民族大难将临。韬奋在 《生活》上发表《国人应奋起一致对外》、《全民族的生死关头》等文章， 说这两个事件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先兆，决不能视为一时一地的事情。号召全 国人民奋起反抗。 9月18日深夜，一件关系中国命运、震动全国的大事突然发生：日本关 东军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发动进攻。第二天，日军侵占了沈阳等20多座城市。 4个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九一八”事变是韬奋和《生活》周刊在思想上发生急剧转变的转折点。 此后各期 《生活》周刊以抗日救亡为中心内容，并逐渐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 周报。韬奋自己说： “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我竭尽我的心力，随同全国 同胞共赴国难；一面尽量运用我的笔杆，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讨的责任， 一面也尽量运用我的微力，参加救国运动。” 9月底，韬奋在 《生活》周刊上发表《读〈莫斯科印象记〉》，推荐著 名学者，共产党员胡愈之的访苏见闻一书。10月初，他们两人围绕“九一八” 事变前后国内形势的问题长谈了一次。此后，胡愈之经常给 《生活》写国际 评论等文章，深受读者欢迎。 11月，日军攻占黑龙江。东北军爱国将领马占山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 推动下，率部奋起抵抗。韬奋立即号召 《生活》周刊的读者捐款援助。他登 高一呼，群起响应，不到几天，慕捐的钱竟达12万余元，轰动全国！韬奋后 来回忆起当时群众踊跃捐款的盛况说： “其中有一位 ‘粤东女子’特捐所得 遗产2万5千元，亲交给我收转。这样爱国的热诚和信任我们的深挚，使我 们得到很深的感动。当时我们的周刊社的门口很小，热心的读者除邮汇捐款 络绎不绝外，每天到门口来亲交捐款的，也挤得水泄不通；其中往往有卖菜 的小贩和挑担的村夫，在柜台上伸手交着几只角子或几块大洋，使人看着发 生深深的感动，永不能忘的深深的感动！当时我们的同事几乎全体动员，收 款的收款，算帐的算帐，忙得不得了，为着急于算清以便赶早汇交前线的战 士，我们往往延长办公时间到深夜。” 1932年1月9日，韬奋在《生活》上宣布，本刊“最近已成为新闻评述 性质的周报，故有所论述，多以当前事实对象”，论事论人，一切以正义为 标准，他还明确指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必将崩溃，为大多 数人谋幸福的社会主义制度必将成立。 不久，国民党当局就派高级军官胡宗南找韬奋谈话。在抗日问题和 《生 活》周刊主张的问题上，两人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激烈辩论。胡宗南想迫使 韬奋和 《生活》周刊改变立场，韬奋严正表明：“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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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于暴日的武力侵略，除了抵抗之外，不能再有第二个主张。”胡宗南 要求韬奋拥护政府抗日，韬奋机智地回答： “只拥护抗日‘政府’。不论从 哪一天起，只要 ‘政府’公开抗日，我们便一定拥护，在‘政府’没有公开 抗日之前，我们便没有办法拥护。这是民意，违反了这种民意， 《生活》周 刊便站不住，对于 ‘政府’也没有什么帮助。”两人话不投机，只好不欢而 散。 1月28日，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侵略战争，中国驻军奋起抵抗。第二天， 《生活》周刊两次刊发《紧急号外》，报告抗战消息。此后，《生活》在淞 沪抗战期间每天都发出一两次 《紧急号外》。第三天，，韬奋发表《痛告全 国同胞书》，呼吁全国人民积极动员起来，支持义军的爱国壮举。韬奋还写 了许多大声疾呼抗战的文章。《生活》周刊销量激增，达到15万5千份，创 造了当时中国杂志界发行量的新纪录。此外，他和 《生活》周刊的同事积极 参加战时后方服务。根据前方战士们的需要，他们征集各种急需用品，还开 办 “生活伤兵院”，为浴血抗日的负伤战士治疗。《生活》周刊深受上海人 民的信任，常常半夜三更还有人打电话来询问前线消息。 韬奋清楚地看到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必须发表正确的言论和新闻来唤醒 民众。他感到 《生活》周刊的出版周期太长，难以及时反映对重大时事问题 的意见，于是就想办一份日报。3月底，他与胡愈之、戈公振、李公朴、杜 重远等发起，由读者集资准备创办 《生活日报》。他们在报上登广告，公开 招募股本，很快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响应。几个月内，便征集到股金15万元 以上。群众踊跃入股的盛况，吓坏了国民党政府，下令禁止这个报纸登记。 韬奋等人被迫宣告停办，并将已收的股款附加利息全部退还股民。 7月初，韬奋在 《我们最近的趋向》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无出路则 已，如有出路必要走上社会义主义的这条路。”于是，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 韬奋本人和 《生活》周刊的迫害。7月，国民党当局以 “言论反动，毁谤党 国”的罪名，下令禁止邮寄 《生活》周刊，甚至逮捕购阅 《生活》周刊的学 生。一些御用党棍和无耻文人在社会上散布流言蜚语，对韬奋进行人身攻击。 面对这些压力，他坚定地表示： “我的态度是一息尚存，还是要干，干到不 能再干算数，决不屈服。” “至多奉送一条生得不耐烦的命，有什么大不了 的事情！” 鉴于 《生活》周刊随时可能被扼杀，韬奋决定把刊物和出版机构分开， 于7月在福州路384号正式设立“生活书店”。它是在1930年9月成立的“书 报代办部”的基础上建立的。书店采用合作社组织，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10月初，平津各报纷纷传言，有的说 《生活》周刊已被查封，有的说韬 奋已遭通缉，甚至还有人说韬奋还接到一些南京读者的来信，都是告诉他关 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将查封 《生活》周刊消息。他在平津的亲戚也打电报来问 他安危。一时间，乌云密布，浊浪排空，韬奋的处境极为险恶。韬奋预料《生 活》被封禁已是不可避免的。10月22日，他预先写好《与读者诸君告别》 一文，准备随时在最后一期上发表。 1932年 12月，韬奋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 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执行委员。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社会团体组织。 “同盟”的主要目的是营救“政治犯”，反对国民党对青年的屠杀和非法拘 禁，以及争取言论集会的自由。因此，国民党特务在上海暗杀了 “同盟”秘 书长杨杏佛，并把韬奋也列入 “黑名单”。韬奋无所畏惧，冒着危险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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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杏佛的遗体大殓仪式。此后，他经常受到特务的盯梢。当时他每天上下班 要4次往返通过法国公园，尤其在晚上，比较荒凉。朋友们认为这样危险太 大，劝韬奋暂时离开中国。7月中旬，他出国考察，开始了历时两年流亡生 涯。5个月后， 《生活》周刊被查封。 1933年8月7日，韬奋到达他球环考察的第一站意大利。10天后到瑞士， 再到巴黎。9月3日抵达伦敦。他在伦敦住了4个月，于 1934年2月回到巴 黎，然后经比利时、荷兰到柏林。4月18日，他又回到伦敦。7月14日，他 乘船去苏联参观访问两个月，于9月27日第三次回到伦敦。1935年5月11 日去美国，因为“《新生》事件”的发生于8月提前回国。 在两年的流亡生活中，韬奋实地考察了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 的苏联。特别是在伦敦，他除了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听课外，他还花了 很多时间在著名的伦敦博物馆图书馆，如饥似渴地攻读马列著作和其他进步 书刊。后来他把这些读书笔记整理编译成 《读书偶译》出版。 在忙碌的旅途中，韬奋仍不忘拿起笔去记录各国的见闻，探索救国救民 的真理。他以通讯方式写了大量文章在国内发表，这就是后来出版的三集《萍 踪寄语》。第一集主要写英国，第二集主要写德国，第三集全部写苏联，共 约37万字。这些文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旅途的所见所闻进行了深刻分 析，加上他的文笔优美生动，深得广大读者的喜爱。这些作品教育了成千上 万的中国青年，使他们了解了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出路。当然，韬奋自 己也因此开拓了视野，坚定了斗志。 在异国他乡的韬奋，仍旧摆脱不了国民党政府的干扰迫害。就在他离开 上海后不久，国民党特务在社会上造谣，胡说韬奋的出国费用是从援助马占 山的制服款中 “克扣”而来的。为了粉碎这种卑鄙的污蔑， 《生活》周刊社 把清点捐款的会计证明书和马占山的亲笔收据登报公布。 1934年8月，因为国民党特务的盯梢，韬奋错过了一次会见高尔基的机 会。当时苏联正在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韬奋恰好在莫斯科参观，并带 上了给高尔基的一件礼物。8月5日，在一所学校的花园里，韬奋和旅居苏 联的中共党员萧三坐在长椅上刚说了几句话，就见一个中国人凑到跟前，装 模作样的向萧三 “请教”。韬奋认识此人，知道他是国民党特务。这个特务 在他俩旁边站了一会儿，才悄悄走开。韬奋趁机赶忙对萧三说： “我很快就 回国去……在这里说话，都有些不方便呢。”他边说边指着那个走不很远的 特务。萧三当即会意，只是觉得韬奋不能参加全苏作家代表会非常遗憾。韬 奋同样感到十分可惜。他从包里拿出一部厚厚的 《革命文豪高尔基》交给萧 三说：请将我编的这本书转交给高尔基先生。”萧三接过一看，上面已经用 英、中文题好了 “敬赠高尔基先生——邹韬奋”。萧三非常高兴，认为在这 个时候，中国文化界的优秀代表给高尔基献上这样珍贵的礼物，是最合适不 过的了。这时候，那个盯梢的特务又走来了，他们只好握手而别。 韬奋后来去伦敦、美国游历。他在美国考察期间，国内发生了“《新生》 事件”。原来，在韬奋出国约半年， 《生活》周刊被封约两个月后，由杜重 远、艾寒松主编的 《新生》出版了。《新生》周刊继承和发扬了《生活》周 刊的光荣传统，坚决主张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1935年5 月4日，《新生》周刊发表艾寒松用“易水”笔名写的《闲话皇帝》一文。 第二天，上海日文报纸以头条新闻宣称 《新生》周刊“侮辱天皇”。接着， 日本浪人还在上海街头游行闹事。日本侵略者以“妨碍邦交”为借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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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查办。国民党政府竟然不顾自己的有关机构审查过 《闲话皇帝》 的事实，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竟然将《新生》主编杜重远判处14个月 的徒刑，并勒令《新生》停刊。这还不够，国民党政府还特别颁布了所谓《敦 睦邦交令》，以讨好日方。这就是轰动一时的 “《新生》事件”。 7月11日，韬奋在《芝加哥论坛报》上看到详细描述“《新生》事件” 的发生及杜先生含冤入狱的报道， “初则为之惊愕，继则为之神伤，珠泪夺 眶而出，恨不能立生双翼飞至狱中，抱着杜先生向他极力安慰一番”。他立 即跑到电报局去打了一个电报慰问狱中的杜重远，并决定马上回国。 8月27日，韬奋乘船回到上海。“一到码头别的事都来不及闻问，第一 件事即将行李交与家人之外，火速乘一辆汽车奔往杜先生狱中去见他。刚踏 进他的门槛，已不胜其悲感，两行热泪往下直滚，话在喉里都不大说得出来！” 然后，他又跑到生活书店，和阔别两年多的同事欢聚。从此，他以崭新的战 斗姿态和更加旺盛的热情，积极投入争取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伟大斗争。 四、 《大众生活》 1935年11月16日，韬奋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这实际上是恢 复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的 《生活》和《新生》，重新擎起抗日救亡的旗帜。 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发表了 “八一宣言”和关于华北问题的宣言。 《大众 生活》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鲜明地提出 “团结抗日，民主自由”的 主张，有力地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韬奋在发刊词中郑重宣布 《大众 生活》的三大目标为： “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 的克服”。这标志着韬奋已经同资产阶级思想彻底决裂，确立了共产主义世 界观。 鉴于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被查封，一位读者来信劝他在文字上要“慎 重”，希望 《大众生活》不要“中途夭折”。韬奋一方面感谢这位读者的好 意，另一方面坦率地表明了自己坚定的立场：“我们也和先生一样地希望着， 不过当然还要以不投降黑暗势力为条件，因为无条件的生存，同流合污，助 桀为恶的生存，虽生犹死，乃至不如死。”《大众生活》第1卷第4期在《大 众信箱》专栏中表示，要 “在民族解放大众解放的大目标之下，努力于‘一 部分’和 ‘一种’的工作”，“前赴后继地向前迈进，决心干到底，一息尚 存，决不罢休。” 韬奋在主办 《大众生活》时，力求发扬《生活》的优点，克服其缺点， 从内容到形式都做了许多改进。因此， 《大众生活》的观点更加鲜明正确， 编排更加生动活泼，文字更加通俗易懂，深受读者欢迎。他们平均每天收到 读者来信100封左右。曾有1个月收到来信1万多封。韬奋是怎样处理这些 信件的呢？他说： “我每天差不多要用全个半天来看信，”“有五六个同事 全天为着信件事帮我的忙，还有时来不及。”对此，他一点也不觉得麻烦， 反而说 “这是一件极有兴味的工作”，要“用全付精神答复”。编辑部做了 一个卡片箱，专门收藏广大读者的通讯处。韬奋曾描绘过他这段紧张的工作 历程： “我的工作，我的经历，我的思想，我的感触好像正在紧接着开演的 电影，紧张得我透不过气来！”但是，令韬奋和同事们感到快慰的是杂志一 开始就销了15万份。 12月9日，在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这场伟大的抗日救亡 运动，是在华北危在旦夕的时候，北平的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 动的。消息传到上海，韬奋和 《大众生活》立即给以热烈的声援。从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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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期起， 《大众生活》以绝大部分篇幅反映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连 续刊登大量照片和文章。 《大众生活》热情讴歌青年学生，说“你们紧挽着 臂膀冲过大刀枪刺的英勇行为是全国大众洒热血抛头颅为民族解放牺牲一切 的象征！”每期杂志一出版，就先寄几千份给北平学联，由学联各校和市场 发售，除寄回成本的小部分钱之外，大部作为学联的经费。由于 《大众生活》 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销量达到了20万份，再次打破了中国杂志发行的纪 录，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国民党政府对影响日益扩大的 《大众生活》和韬奋又怕又恨，使用各种 卑鄙手段限制 《大众生活》，迫害韬奋。1936年年初，国民党特务再次散布 韬奋侵吞1932年援马捐款的谣言。韬奋请律师在报刊上登启事，公布当年会 计师出具的证明书，用铁的事实戳穿了谎言。 接着，国民党复兴社总书记刘健群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约见韬 奋，企图逼迫韬奋就范。张道藩口若悬河，说了3小时，韬奋不予理睬。刘 健群则提出荒谬的 “领袖脑壳论”，胡说什么有关抗战的很多问题，全凭蒋 介石的脑壳去决定。全国人民一切都不必问，也不该问，只要跟着领袖的脑 壳走就万无一失。他甚至对韬奋说： “领袖的脑壳自有妙算，你们言论界不 服从，将会招致杀身之祸。”他还说： “今日蒋介石杀一个邹韬奋，绝对不 会发生什么问题……你不过白死而已！”韬奋觉得刘健群既可耻又可笑，崭 钉截铁地回答说： “我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 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 蒋介石见韬奋态度坚决，决定亲自出马对韬奋施加压力他电令上海大流 氓杜月笙邀请韬奋去南京面谈。杜月笙表示愿意陪同韬奋去南京和回上海。 韬奋早已认清蒋介石的真面目，估计到南京后必将失去自由。于是通知杜月 笙取消南京之行。韬奋的同事们也很重视此事。决定让韬奋速去香港筹办《生 活日报》。 2月19日，国民党政府终于对《大众生活》下了毒手，下令邮局停寄这 个周刊。2月底《大众生活》被迫停刊。在最后一期，韬奋发表《紧要启事》： “我个人既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个分子所应 负起的责任，我决不消极，决不抛弃责任，虽千磨万折，历尽艰辛，还是要 尽我的心力，和全国大众向着抗战救亡的大目标继续迈进。” 《大众生活》 停刊仅一周，韬奋的战友金仲华又创办 《永生》周刊。 1936年3月，韬奋化名乘船到香港，被迫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流亡生涯。 经过两个多月时间的紧张筹备，韬奋等人克服了种种困难，于6月7日出版 了 《生活日报》，实现了他多年来办一张“人民日报”的愿望。这时，韬奋 直接得到了中共领导人刘少奇的支持。刘少奇于5月24日和6月19日两次 给韬奋写信，表示对 《生活日报》的祝贺和希望，给韬奋以极大的精神鼓舞。 《生活日报》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韬奋可以说是“在贫民窟中办报”。 他曾描述过报社的房子： “这屋子号称三层楼……但是每层只有一个长方形 的小房间，房间的后面有一个很小的厨房，前面临街有一个窄得只够立一个 人的露台，至于屋子材料的窳陋，那是贫民窟房屋的本色，不足为怪。天花 板当然是没有的，你仰头一望，便看得见屋顶的瓦片。上楼是由最下层的铺 面旁边一个窄小的楼梯走上去的。你上去的时候，如不凑巧有一个人刚从上 面下来，你只得紧紧地把身体贴在墙上，让他唯我独尊地先下来。” 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房子里， 《生活日报》创造了香港地区日报销量的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