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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记录。创刊还不到半个月，各地读者的来信就像雪片一样飞来。但是由于 不能面向全国，宣传受到很大的限制，加上报社资金不足， 《生活日报》出 到7月31日便自动停刊了。 10月19日，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鲁 迅逝世。韬奋满怀悲痛参加了鲁迅先生公祭大会。随后又发表文章热情讴歌 这位空前的民族英雄。他称鲁迅先生为 “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斗士”，“他 的伟大是在他对于一般民众的普通而深入的影响”， “这种伟大的精神也正 像高尔基”。他说：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鲁迅先生，因为他是民族解放的伟 大斗士；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位民族解放的伟大斗士，更须永远不忘记他的 刚毅不屈的伟大人格；” “我们后死的斗争者，应该承袭鲁迅先生的积极的 斗争精神，为民族解放的伟大而艰苦的工作，努力前进”。 在此后的8年当中，韬奋用自己的生命实践着上述誓言。他为了民族的 解放和人民的幸福笔耕不止，以自己特有的极富感染力的言论，在国民党统 治下的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成为黑暗中照耀他们的 火炬和鼓舞他们前进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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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七君子”案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时，国民党政府却媚敌卖国，残暴镇压人民群众 的抗日救亡运动，公然逮捕爱国人士。1936年 11月，他们把黑手伸向全国 各界救国会。11月22日深夜，韬奋突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同时被捕的还 有救国会的其他6位负责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和史 良。这就是轰动全国的“救国会案”，又称“七君子”案。因为这七位爱国 人士是因“爱国”而获“罪”的，博得了人民群众的无限同情从而赢得了“七 君子”的美称。 在此之前，国党反动派早就对韬奋放出许多流言，有朋友告诉他将有被 捕的可能，要他 “特别戒备”。韬奋胸怀坦荡，没有放在心上，照常做他的 编辑工作。他这时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绥远被侵略的问题上。被捕那天， 他曾在下午6时赶到功德林餐厅参加援助绥远军民抗日的会议，11时才离开 会场回到寓所已是当夜12点钟。上床后还在想着下一期《生活星期刊》的社 论应该做什么题目。到了1点钟左右才渐渐睡去睡到两点半，忽然被后门凶 猛打门声和他夫人的惊呼声所惊醒。 门打开后，就有几个人一拥而入。其中有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来的一个 法国人和他的翻译，还有两个是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公安局的侦探。韬奋随同 巡捕房派来的一帮人走出家门，就被他们用汽车送到卢家湾法国巡捕房。后 来又被押进监狱，转到 “高三分院”。23日下午4点多种才开庭。韬奋在法 庭上坦白承认自己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之一。因为他深信参加 救国运动是光明磊落的事情，用不着隐瞒。他还重申在 《团结御侮的几个基 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中的 “全国团结，一致对外”的主张。经过斗争，法院 最后被迫裁定：无犯罪行为，不予起诉，先由律师保释。但到11月24日深 夜再次审问韬奋， “问的答的还是那一套。最后，韬奋被押送到“特区第二 监狱”里去羁押。 韬奋被带进监狱的办公室，照例要由职员问几句话，然后填写在簿子上。 职员问犯的什么罪？韬奋脱口而出说： “救国”。“他听了这两个字，一点 不迟疑地立刻在簿子上写下了这四个字： “‘危害民国’！”韬奋等在公安 局被拘押到12月初。国民党政府无法强加给他们什么罪名便于12月4日把 他们一起解送吴县横街 “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拘禁起来。史良则单独羁 押在另外的女看守所里。 救国会 7领袖被捕消息迅速传遍上海，引起广大爱国同胞的震惊和关 切。中共中央立即通电营救。上海和全国的许多爱国报刊纷纷发表消息和评 论，许多爱国人士也都发表谈话呼吁营救被捕的救国会七领袖，抗议国民党 政府的罪行。11月26日，宋庆龄向报界发表严正声明，抗议违法逮捕“七 君子”。全国各地的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华侨以及世界著名人士如作家罗 曼罗兰，科学家爱因斯坦等，都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释放 “七君 子”。 “七君子”被囚期间，全国爱国人士和广大青年群众都对他们表示十 分关切、同情。这个案件在国民党内部也引起了一些人士的不满。在南京的 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孙科等200多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此案应“郑 重处理”。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8项主张，其 中第三项就是：“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面对抗议的怒潮，国民 党政府被迫公开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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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奋等关进 “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后，对他们的“侦讯”整整进行了 4个月。在 “七君子”被捕的时候国民党当局就声称是“依据危害民国治罪 法”将他们逮捕的。从他们被移送 “高等法院”到1937年2月，一共经过5 次侦讯，时间长至两个月。到第二、三次便已没有可问的事，早就应该结束 侦讯，决定有罪无罪的。但是在2月29日，他们忽然又接到了江苏高等法院 的 “裁定书”，将他们7人的羁押期从1937年2月4日起延长2个月。 在该案侦讯期间，国民党政府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使尽各种卑鄙伎俩、 要把他们罗织入罪。韬奋在每次侦讯时都坚决果敢地据理争辩，驳斥检察官 的诬蔑。双方争执的焦点是“阵线”问题。检察官一再指斥韬奋与莫文华（即 刘少奇）的通信是“妄倡人民阵线”。事实上韬奋主张的是“民族联合阵线”， 检察官之所以要将这两者混为一谈，目的是为了节外生枝，以便把 “危害民 国”的罪名强加在韬奋身上。因为从字面上理解， “人民阵线”是以阶级为 出发点的，它的性质是对内的；“民族联合阵线”则是对外不对内，是不论 阶级，只要是不愿做亡国奴的，都应联合起来一致抗敌救国。为了证明自己 所主张的是 “民族联合阵线”，韬奋向家里要来了 《生活日报》和《星期增 刊》的全本，用事实驳到了检察官的诬蔑。检察官无计可施，竟然耍赖，说 韬奋写文章是 “言不由衷”，意思是说韬奋明里主张“民族联合阵线”，实 际上还是提倡 “人民阵线”。这句话把一贯老实认真的韬奋气得跳起来，连 声大呼： “抗议，抗议，抗议检察官的无理！”他声明对自己所写的一切文 字负百分之百的责任，没有一个字是 “言不由衷”，抗议检察官”侮辱人格 “并要求记录入笔录。韬奋还驳斥了检察官关于他们“勾结军人，图谋轨外 行动”的无稽之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各界人士要求释放“七君子”的呼声越来 越高。可是在1937年4月4日——已经羁押4个月的法定侦查期满的最后一 天的晚上8点钟，检察官却送来了 “起诉书”，竟然诬蔑他们有“共产党犯 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嫌疑”而正式提起公诉。由此立即引起全国人 民的愤怒和抗议。韬奋等人毫不畏惧，在狱中积极准备材料，对抗法庭。他 们认为这是宣传救亡的一种机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4月12日发表宣 言，要求立即释放 “七君子”及全体政治犯，并指出：韬奋等“以坦白之襟 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此实为我中华男儿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要求国民党政府 “立 即释放沈、章、邹、李、王、沙、史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以后，宋 庆龄、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又发起 “救国入狱运动”，制定“救国入狱规 约”，并且由宋庆龄率领，携带写给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的文件，亲往苏州 高等法院 “请求羁押”，以此营救被囚禁的救国会诸负责人；同时发表“救 国入狱运动宣言”。 这个时候，被捕的救国会诸领袖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 对的斗争。韬奋在狱中曾给来访者题词： “力争救国无罪，不是为个人是为 着救亡运动的前途。不许侮辱人格，也不是为个人是为中华民族人格的光 辉。” 1937年6月11日，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的反对，在苏州高等法院对此 案开庭审判。开审时间定在下午1时，人们却在午前都冒雨来到街头，在马 路旁边等着目睹 “七君子”的风采，并对他们表示敬意。看守所和法院门口 防卫森严，警察林立。韬奋等11时30分登车，精神振作，服饰整洁。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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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夕，国民党宪兵警察封锁了法院，突然贴出布告 “停止公开审讯”，不准 记者和家属旁听。韬奋等人坚决表示，此案根本没有秘密审理的必要，如不 公开，就拒绝出庭。法院迫于压力，只好允许记者和家属旁听。 拖延到下午1时50分正式开庭。25名著名律师自愿免费为 “七君子” 辩护。头一个受审的是沈钧儒，曾被问到 “抗日救国是共产党的口号，你信 仰共产主义吗？”等问题。他答话很坚决，很从容，当他说到 “共产党要吃 饭，我们也要吃饭，共产党抗日，我们难道不能抗日？”的时候，全场为之 动容。审判时，法官除仍旧咬住 “人民阵线”一词胡搅蛮缠，又提出西安事 变等事来问讯，沈钧儒要求审判长传张学良作证。 这些要求本来都是合理合法的，却都被法官拒绝了。这一次审讯，被告 和律师一再要求对起诉书列举的事实有关人员进行调查和对证，但是审判长 不予考虑。因此，他们利用这个要求作理由，声请回避，拖延时间，以谋对 策。 “七君子”终于取得了推迟审判的胜利，使国民党政府的随审随判罪， 强迫送南京反省院的阴谋彻底破产了。韬奋他们利用休庭的几天时间，对第 二次公审进行了准备。 6月25日，大雨滂沦，“七君子”案于上午9时30分在江苏高等法院 再次审理。全天讯问达7小时之久。审判长讯问沈钧儒什么是“人民阵线”。 沈老先生说： “是联合的意思。人民阵线在西班牙是对法西斯的，对内的， 我们志在抗日重在抗日与联合，主张不用人民阵线一语。” 轮到韬奋答辩的时候，他的情绪很激动。第一次审判期间，他说话声音 低沉，旁听的人听不清楚。这次他在敌人的法庭上，以特别响亮的声调和坚 决激昂的态度，口若悬河地陈述救国会的各项主张，声色俱厉地驳斥检察官 在 “起诉书”中所捏造的那些“罪状”。检察官大发雷霆要禁止韬奋发表意 见。韬奋无比激愤地说： “我不能侵害检察官发表起诉意见的权利，但是检 察官也没有无理禁止我发表意见的权利！” 当检察官提出“勾结西安叛变”的指控时，审判长还将一份过去救国会 致张学良等人的电文拿给韬奋看，韬奋看后大声说： “这个电报内容明明说 希望张学良请命中央出兵援绥抗日，并非叫他举行兵谏。并且同时还打了同 样内容的电报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为什么不说勾结国民政府？为什么勾结 国民政府不管，而单问张学良？”检察官说： “因为这电报引起事变。”韬 奋一点也不退让，继续问询： “这个电报是关于绥远的事，三个电文一样， 请检察官说明电报与西安事变究竟有什么因果关系。”他在敌人的法庭上侃 侃而谈，驳得检察官没有话讲，使全法庭法官、律师和旁听者愕然相顾。 韬奋在被囚禁的日子里，仍然勤奋读书和写作。除了 “出庭受审”，其 余时间都专心致志地埋头著译。他在被捕的第三天，就起草了 《江苏上海第 二特区法院监狱全体在监在押人为了绝食助饷绥远全体将士书》，发表在《生 活星期刊》上。从 1936年12月14日开始，他在狱中继续撰写《二十年来的 经历》。1937年1月至7月，狱中的韬奋更加勤奋地读书和写作。他每天都 读名著，做笔记，经常开出一张张书单，托请外边的朋友向各处去借，还将 他在旅居伦敦时写的一部分英文读书笔记整理出来出版。在狱中的 8个月 中，韬奋共著译30多万字，包括 《经历》（45节）、 《萍踪忆语》（最后8 篇文章）和 《读书倡译》。此外，他还将自己在《生活星期刊》上发表的文 章加以整理，编成 《展望》一书。 1937年7月31日，经过韬奋等人的共同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声势浩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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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 “七君子”终于获得释放，结束了为期243天的牢狱生活。在这期间 韬奋始终保持革命节操，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应有的坚贞不屈的精神，他把敌 人的法庭当作宣传真理和革命主张的讲坛，把监狱当作锻炼自己革命意志， 提高思想觉悟的场所。经过这8个月的牢狱生活，他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勇 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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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抗日怒吼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军在北 平城南宛平县卢沟桥向中国驻军进攻，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中国驻军进 行了坚决抵抗。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从此拉开序幕。24天后，韬奋等人出狱。 8月13日，日军又进攻上海，韬奋急冲冲由南京返回上海，着手创办更具战 斗性的《抗战》三日刊。从1936年11月到1942年1月，韬奋先后主编了《抗 战》 （曾改名为《抵抗》）、《抗战画报》、《全民抗战》、《全民抗战“战 地报”》、 《全民抗战临时壁报》等刊物，韬奋以饱满的爱国热情，用他那 极富感召力的声音，发出了抗日的怒吼。此外，他还翻译出版了 《苏联的民 主》、 《从美国看到世界》等书，写下了《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等著作， 还把生活书店作为同国民党进行政治、文化斗争的阵地。 8月19日《抗战》三日刊第1号出版，韬奋为编辑人，胡愈之、金仲华、 张仲实、柳湜、胡绳、艾思奇等为撰稿人。韬奋宣布该刊的任务 “在一方面 是要对直接间接和抗战有关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作有系统的分析和报道，显 现重要意义和相互间关系；在又一方面，是要反映大众在抗战期间的迫切要 求，并贡献我们观察讨论所得的结果”。同时出版天天一期的 《抗战画报》。 因受租界当局的干扰，《抗战》在上海发行的部分从第7号开始改为《抵 抗》三日刊。 《抵抗》发表了中共领袖以及爱国人士关于团结抗日的一些文 章与刊、社评论。其中有：9月23日刊登冯玉祥致韬奋的信，赞《抗战》“内 容丰富切实，而眼光尤为正确远大，诚为今日抗战中指针”。9月26日发表 《全国团结的重要表现》一文，响应9月23日中国共产党7月15日向国民 党提出的 《共赴国难宣言》的号召。10月23日刊登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关于 抗日军政大学的来信，并附陕北公学招生简章。10月29日起刊登口号“主 张妥协和平者就是汉奸”。 11月19日，《抵抗》从第25号起又恢复 《抗战》原名，后因上海沦陷， 准备迁往武汉出版。 为了抗日进步的文化事业，韬奋又与同事们经历了一次转移阵地的大流 亡。他们先去香港，又从香港经广西到达武汉，整整1个月。但韬奋矢志不 渝，并对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产生强烈的渴望。11月中旬，准备从上海撤往 内地时，曾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共产党党组书记恳切谈心，迫切提出 要求，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下旬，在张仲实陪同下，到八路军汉口办 事处访问了周恩来同志。此后不久，曾向周恩来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周恩来指示： “你现在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在国民党地区和国民党作政治斗 争，比你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这是党需要你这样做 的。”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改变了对韬奋的策略。1938年初，蒋介石找韬奋、 杜重远谈话，妄图诱迫他们加入国民党。韬奋当即表示拒绝，并指出： “中 国是否能够只有一个政党，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4月1日，韬奋在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机关刊物《新闻记者》创刊号上发 表 《新闻记者当前的任务》一文，指出“积极方面，应根据《抗战建国纲领》 以宣传国策，建议具体方案；在消极方面也应根据 《抗战建国纲领》以纠正 并扫除那些破坏团结为虎作伥的言论与行为，这是抗战建国期中新闻记者的 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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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韬奋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韬奋怀着一腔热 诚与希望，把自己看作努力代表民意的一分子，欣然表示参加，并于7月6 日的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上，接连提出了3个提案。这些提案经过激烈辩 论之后获得通过。 7月7日，当“七·七”事变爆发一周年之际，《抗战》与《全民》周 刊合并，改名为 《全民抗战》三日刊出版。韬奋为总发行人，韬奋与柳湜主 编，编委会有沈钧儒、张仲实、艾寒松、胡绳等。韬奋在创刊号上发表 《全 民抗战的使命》。该刊销量数高达30万份。在汉口、广州、重庆、昆明、长 沙、西安、贵阳、上海、兰州、香港、南昌、衡阳等地都有销售点。到8月， 生活书店在全国已设有分店50多处，拥有工作人员四五百人，成为国统区的 一个大型文化企业。当时书店总管理处曾将散处全国各地的分店在一张地图 上用圆点分别注明，陆续以半版广告在汉口各报登出 （除国民党《扫荡报》 奉命拒登外）。 10月中旬，由于武汉战局吃紧，《全民抗战》迁往重庆出版。为了不误 出版，韬奋和柳湜随身带着大批稿件和读者来信坐飞机赴重庆，当时他们担 心受到检查，可是遇到的两个国民党宪兵正好是 《全民抗战》的读者，还主 动表示 “永远跟你韬奋先生”。韬奋平安地上了飞机，对柳湜说：“我们的 辛苦不白费，到处有我们的人。”又说， “中国革命一定胜利，只要看这一 代青年的心就可以保证。” 韬奋在参政会内外与同周恩来等同志来往密切，周恩来曾称赞韬奋是“很 好的鼓动家”。在二次参政会上，韬奋还与林伯渠同志商量，准备在陕甘宁 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逐步设立生活书店分店。1938年底，韬奋常去重庆曾家 岩八路军办事处拜访周恩来同志，向他请教政治问题，并接受党中央对国统 区文化工作的指示。有一次韬奋又向周恩来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周 恩来仍然要求他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作工作，并说： “目前党还是需要你这 样做。” 1939年5月4日，日机继续狂炸重庆市区，《全民抗战》临时加出油印 壁报 （《全民抗战油印壁报》）。5月13日，《全民抗战》从第70号起改 为周刊。在 《全民抗战》第75号上发起为前方将士写“十万封慰劳信”运动， 在一两个月内征得慰劳信13万多封。 7月4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民展找韬奋谈话，公开强迫生活 书店与官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合并，加资金百万，组织一个总管理或 成立一个董事会，直接由党部领导并派遣总编辑，还要韬奋加入国民党。韬 奋坚决不接受，并说 “人有人格，店有店格，丧失了店格，也就失去了存在 的价值。生活书店店格决不容践踏，你们一定要扼杀生活书店，那就请便吧！” 又说： “我50多个书店可以不要但方针必须坚持，不能有丝毫的改变。” 8月前后，陈立夫派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几次约韬奋谈话 （徐恩曾是韬 奋在南洋公学的同学），重提书店与官办书店 “合并”一事，大肆攻击共产 党，并要韬奋加入国民党。韬奋严正驳斥说： “做一个光明磊落的国民，只 能做有益国家民族的光明磊落的事情，……我不能于国家法令之外，做任何 私人或私党的走狗！” 1939年韬奋邀周恩来对生活书店的工作人员作报告。周恩来同志在会上 谈了当时国内外形势，题为 《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长达1个多小时，会 后还为大家签名留念。在此前后，韬奋还邀请叶剑英、董必武、秦邦宪、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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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凯丰等中共领导人先后去书店作报告。 当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时，韬奋在八路军办 事处得到样本， “如获至宝”，高兴得不能自持，向范长江等朋友滔滔不绝 讲述该书的内容。7月，韬奋的夫人对他说： “在这里受国民党特务的气， 环境不好，文章不能好好写，话又不能痛痛快快地讲，还不如到延安去。” 韬奋说： “延安当然比这里好，但是我的岗位在这里。我虽然不能用枪杆， 可是我能用笔杆，正因为这里的环境恶劣，就要求我用这一枝笔与敌人更坚 决地战斗。将来有机会，延安我们总是要去的。”12月，根据周恩来同志指 示，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成立 “联合出版部”，并联合派柳湜、李文 等人去延安和太行区等地创办华北书店。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同 时进一步摧残进步文化事业，迫害民主人士。他们把生活书店50多处分店（除 重庆外）或直接查封或下令停业，并诬陷韬奋企图组织暴动。韬奋对国民党 政府的这种法西斯暴行提出强烈抗议。 2月间，周恩来同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保存文化界的进步力量， 在海外开展文化宣传工作，决定逐步把在重庆、桂林等地的大批民主人士和 文化界人士转去香港，建立新的文化阵地。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韬奋一 面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暴行，一面作了应变准备，开始有计划地疏 散书店工作人员，把出版发行的重点转移到解放区去。生活书店领导中心已 移到香港。他自己也决定辞去 “国民参政员”职务，秘密离开重庆去香港。 出发前约两周，他和夫人还专程去曾家岩50号拜访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2 月25日4点钟，韬奋动身去南岸汽车站，沈钧儒与沈粹缜送行。韬奋化装为 重庆某汽车公司的商人，乘坐的是福建省政府长途汽车，与胡绳同行。在旅 途中，韬奋有两次 “受到了严格的盘问”。3月初，韬奋辗转到达香港。 当时战火尚未波及香港，从而为邹韬奋等人宣传抗日主张提供了一个较 安定的环境。5月17日，在廖承志的大力协助下，由邹韬奋主编的在民众中 影响巨大的 《大众生活》周刊复刊，编委有茅盾、夏衍、金仲华、乔冠华、 胡绳、千家驹等著名文化精英。几天后，邹韬奋、茅盾、金仲华等9人，针 对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皖南事变”，在《大众生活》上联合发表了《我 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的长篇社论，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在国内压制 和迫害抗日进步力量的阴谋，驳斥攻击、诬蔑中国共产党的种种谬论。 日军于12月18日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港九通道，实行宵禁，并四处 搜捕爱国抗日人士，到处张贴布告，限令 “抗日分子”前往“大日本行政部” 报到。在港早已公开暴露身分的邹韬奋等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被通缉，处境 十分危险。 《大众生活》被迫再度停刊。在此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南方局书 记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 价，把困留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著名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转移到大后 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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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赴解放区 以廖承志等为首的中共华南工作委员会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邹韬 奋、茅盾、胡绳、戈宝权等人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支队派员护送，从 香港秘密转移到游击总队司令部驻地——宝安县白石垅村。从香港到白石垅 相距百余里，沿途既有日军关卡，又有士匪出没，营救任务十分艰巨。第一 道难关是从香港偷渡到九龙。为了保证途中安全，游击总部特地选派了几名 机智能干又熟悉情况的交通员。参加营救工作的交通员到港后，很快与邹韬 奋等人联系上了，并帮助他们化装成客商、海员、医生、太太、工人、小贩， 以避开敌特耳目，摆脱监视跟踪。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邹韬奋等人于 1月13日安全到达了东江游击区的前哨基地——白石垅。 邹韬奋先是住在白石垅游击队队部，后遵照游击队总部决定转移到龙华 的阳台山。此时他的夫人和子女也从香港来到此地与韬奋团聚。在阳台山， 邹韬奋还热情地参加了游击队的宣传教育工作。他与戈宝权、沈志远等人， 经常为游击队写传单、标语，给战士上文化课，讲故事，促膝交谈。邹韬奋 出于一个职业记者、出版家的本能，非常关心游击队机关报 《新百姓报》和 《团结报》的编辑工作。每当空闲时，总爱到简陋编辑部，认真翻阅报纸。 3月间，中共中央南方局来电，说国民党当局秘密下令通缉韬奋，指令 敌特机关发现时 “就地惩办”。韬奋夫人和孩子们先离开东江前往桂林，韬 奋本人则继续留在东江生活了一段时间。 4月初，党组织决定将邹韬奋等人转到龙川老隆。临别时，为表达对白 石垅游击总队指战员的感激之情，邹韬奋特题写了一幅 “保卫祖国，为民先 锋”的条幅留作纪念。 8月底，国民党加紧了搜捕行动，开始注意山乡小村生疏人。为防不测， 陈炳传反复交待邹韬奋如何在晚上辩别狗叫声，如何在不同条件下跑往隐蔽 地等，并请当地党组织派人送来了一支左轮枪，一支驳壳枪，以便武装自卫。 这时，龙川地下党组织派了一个通讯员，与原在生活书店工作的职员冯舒之 一起来到江头村，准备接送邹韬奋到苏北解放区。临行前的一天，正值中秋 节。邹韬奋为表达对村民的感激之情，特在老学堂内设下便宴，与村民们一 一话别。 第二天，邹韬奋早早起床，找来笔墨为陈炳传留下4幅墨迹，并深情地 说： “我不会忘记江头村，不会忘记你们全家和全村百姓。”江头村是韬奋 第一次深入接触的祖国农村，也是他第一次和祖国劳动人民交往的场所。 9月25日，邹韬奋、冯舒之等人离开了江头村。几经曲折，他们来到湘、 鄂两省交界处的藕池口，进入了敌占区。邹韬奋在藕池口特意买了一批湖南 土碗装在船上，继续装扮成商人以便通过敌占区。可是船行不久，因河水枯 浅被迫离船登岸。邹韬奋只好就地把那批碗处理掉。 后来，他们在当地雇了一个挑夫帮助送行李并想找个饭馆吃点东西。刚 到路边的一个小饭馆坐定，忽见一伙伪军骂骂咧咧地朝他们这边走来。挑夫 见状，忙把放在门外的行李搬进房内。这一举动立刻引起这伙伪军的怀疑。 在一个小队长的吆喝下，七八个伪军蜂涌而上，不容分说地将邹韬奋与冯舒 之拉到两个房间，严加盘问：“干什么的？”邹韬奋按照事先编好的“口供”， 对伪军小队长说： “我是香港商人，跟我在一起的是伙计。日本人占领香港 后生意不好做了。我只好回上海老家去。”冯舒之也用同样的话回答伪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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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问，伪军小队长见两人答话没露什么破绽，又见邹韬奋随身带有通行证， 检查行李也没发现什么可疑东西，便快快地走了。 邹韬奋、冯舒之离开饭馆后，马不停蹄连夜赶赴汉口。10月初邹韬奋、 冯舒之安全抵达上海。在与冯舒之分别时，邹韬奋激动地说：“如果没有你， 我真没有能力平安到达上海！”在上海，韬奋曾找医生治耳病，初步诊断为 中耳炎。 因邹韬奋在上海的熟人很多，为了安全，他只好整天呆在房间里。当时 上海的形势很紧张，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被日军接管，爱国进步人士被逮捕， 遭暗害的事件时有发生，这时的邹韬奋更急切盼望能早日赴苏北解放区。在 上海地下党组织和中共中央华中局的周密安排下，苏北解放区大众书店女青 年王兰芳，受组织委派专程来到上海负责接邹韬奋，协助转移的还有一位40 岁的华太太。 11月间的一天，扮作女儿的王兰芳，陪伴着夫妻打扮的邹韬奋和华太 太，在两个交通员的带领下，早早上了路。邹韬奋穿着一件古铜色的呢袍， 戴着一顶黑色毛皮筒帽，摘下那付高度近视眼镜，倒也很像商人模样。他们 “一家”老少互相关照，时紧时慢地赶着路，碰上关卡检查时，邹韬奋因没 戴眼镜看不清，只得装作重病在身的样子，由华太太和王兰芬左右搀扶着。 交涉之事，全由从小在苏北长大、对这一带情况了如指掌的王兰芳出面应付。 经过10多个月的辗转奔波，进入苏北解放区。不几日，新四军第一师师 长栗裕获悉邹韬奋已抵清江，当即派人将邹韬奋接到师部所在地——东台县 三仓。在这里，邹韬奋见到了敬慕已久的粟裕、陈丕显等人，并受到了新四 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当时陈毅军长曾来电要求保证韬奋的安全，并希望在 盐城地区新四军军部会见韬奋，共同商量如何在华东广大解放区开展文化出 版事业。 11月下旬开始，韬奋到苏中解放区三仓地区进行社会考察，了解根据地 的形势；参观民兵、妇救会、儿童团的活动；参加一些干部、群众和各阶层 人士的座谈会，并作了详细笔记。11月底后，他又随苏中行政公署转移到南 通县骑岸镇，继续进行社会调查。他不顾耳病复发，到机关、学校，甚至到 敌占边沿地区向群众讲演。他曾多次与苏中行政公署文教处处长刘季平畅说 观感，并郑重地向他提出入党要求。他将周恩来在几年前关于这问题的答复 告诉刘季平，然后说： “现在我已经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露面，这样的 时期已经过去。我希望同意我入党。”刘随后向苏中区党委和华中局作了汇 报。 12月上旬，韬奋到盐阜区考察。他在阜宁县新四军三师师部见到了黄克 诚师长，并在师部住了约半个月，进行社会调查。他为解放区报纸写文章， 计划帮助当地创办一个刊物。12月间，他与陈毅军长通过几次信。这时，韬 奋耳病恶化，经医生诊断为癌症，需要回上海治疗。临走时，他曾对一位同 志说：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全国最理想的地方，真正的民主自由在共产党 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现了。他 “希望病快快好，好了立即就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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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英年早逝 1943年2月上旬，韬奋在新四军所派人员的护送下回到了上海。他的病 经医生会诊检查，确诊为癌症。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于 5月做了切割手术。 这时，他的夫人和大儿子已经从桂林来上海陪伴他。8月，他的病情稍有好 转，便给新四军军部写信。要求到苏北去治病。但到9月，癌细胞转移，病 情开始恶化。韬奋向前来汇报书店工作的徐伯昕表示： “希望病愈之后再和 大家一起继续努力二三十年。”还说将来打算干三件大事：恢复生活书店， 为失学青年办一个图书馆。办一个日报。10月间，他对专程来探望他的中共 中央华中局代表说，希望病愈后很快能回到苏北解放区去，并托来人转交一 封信给华中局。信中说： “我死也死在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4年 1至2月，韬奋的病情略有起色，他便抓紧时间写长篇回忆录， 题为 《患难余生记》，1个月完成5万字。但终因病情较重，他不得不停笔。 这成了他最后的遗作。 6月1日深夜，他突然昏厥。第二天，他召集亲友，口授遗嘱： “我自愧能力薄弱，贡献微少，20余年来追随诸先生，努力于民族解放、 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尽愚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流离，艰苦危难， 甘之如饴。此次在敌后根据地视察研究，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 新中国光明的未来。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 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但四五年来，由于环境的压迫，我的行动不能自由， 最近更不幸卧病经年，呻吟床褥，竟至不起。但我心怀祖国，惓念同胞，愿 以最沉痛迫切的心情，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行真正的民 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我死后，希望能将遗体先行解剖，或 可对医学上有所贡献，然后举行火葬，骨灰尽可能带往延安。请中国共产党 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亦望能妥送延 安。我妻沈粹缜女士可参加社会工作，大儿嘉骅专攻机械工程，次子嘉骝研 习医学，幼女嘉丽爱好文学，均望予以深造机会，俾可贡献于伟大的革命事 业。” 7月23日，韬奋在纸上写道：“一切照办，不要打折扣。”他是在叮嘱 同事和妻子要坚决执行他的遗嘱。这张纸条成了韬奋的绝笔。第二天早晨 7 时 20分，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邹韬奋与世长辞，年仅 49岁。 韬奋不幸早逝的消息传到全国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在广大的人民 群众、干部当中，在一切爱国民主人士、进步知识界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响。 各解放区都隆重举行了 “邹韬奋同志追悼会”。8月18日，苏北军民在 新四军军部集会追悼韬奋。到会党政军界各人士几千人，张云逸代军长致悼 词，范长江、钱俊瑞、于毅夫等演讲志哀。9月12日，重庆《新华日报》刊 登韬奋逝世讣告。 9月28日，中共中央电唁韬奋家属，接受韬奋入党的要求，追认他为中 国共产党党员。唁电对韬奋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先生20余年为救国运动， 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 变其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留人间，其 著作将永垂不朽。” 11月22日，即韬奋1936年因 “七君子”案被捕8周年纪念日，延安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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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举行韬奋同志追悼大会，朱德、吴玉章、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讲了 话。毛泽东同志亲题挽词： “热爱人民，真诚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韬奋逝世的消息传到重庆，立即引起各界爱国人士和广大进步青年的深 切哀悼。10月1日，由宋庆龄、林伯渠、郭沫若、沈钧儒等72人发起，各 党派各界人士在重庆举行韬奋先生追悼大会，对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和坚强的 民主战士，表示沉痛的哀悼。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同志也先后题词，充分 肯定和高度赞扬了韬奋的功绩和精神。 1946年7月22日，韬奋的遗骨被安葬在上海虹桥公墓，1967年迁入上 海龙华革命公墓。 1954年7月24日，全国的各大报刊都纷纷发表文章，隆重纪念韬奋逝 世10周年。北京、上海等地分别举行纪念会。3卷本的 《韬奋文集》出版发 行。后来，上海还建立韬奋纪念馆。 1995年11月25日，是韬奋诞生100周年纪念日。首都举行了隆重的纪 念大会，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再次高度评价韬奋同志的一生。令人欣慰的是， 凝聚他毕生心血的 《韬奋全集》出版发行了。 韬奋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爱国的一生。他的影响是巨大 而深远的。这种影响源于他拥有一枝如椽之笔。 韬奋的笔是他感情的寄托，是他智慧的体现。他把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 灌注在笔管中；把自己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对真理的爱倾注在笔尖上。 这种伟大的爱，使他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这种伟大的爱，赋予他作品以极大 的感染力和号召力。这枝智慧的笔，给人们留下了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 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和精辟议论，给人们留下了对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 翔实考察。 韬奋的笔是他最锐利的精神武器。他曾自谦而又豪迈地说： “我所仅有 的一点微薄的能力，只是提着这枝秃笔和黑暗势力作艰苦的抗斗，为民族和 大众的光明前途尽一部分的推动工作。我要掮着这枝秃笔，挥洒我的热血， 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 ‘冒着敌 人的炮火，前进！’”这枝笔的确成了反对黑暗势力的投枪和匕首，成为人 民奔向自由的火把。正如郭沫若同志所说： “这是一枝不折不扣的钢笔，有 了这枝笔存在的地方，便是民主存在的地方；没有这枝笔的地方，便是法西 斯存在的地方。” 正因为韬奋的笔变成了他的生命，他的灵魂，所以他在一生当中，无论 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从来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在安静而繁忙的编辑部，在警 卫森严的监狱，在颠沛流离中，在癌痛的折磨时，他总是不停地挥动着这枝 笔。他用勤奋的一生实现了自己爱国报国的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