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港湾
流亡政府
至元十三年（1276）五月初一，也就是已经投降的杭州小皇帝赵㬎（读如显）在元上都朝见忽必烈，并被册封为瀛国公的前一天，南宋流亡政府在福州成立，改元景炎。皇帝赵昰（读如夏）是赵㬎的哥哥，八岁，后来庙号端宗。政府成员则有文天祥和陆秀夫，还有张世杰和陈宜中。
这不是团结的政府，因此也不是胜利的政府。
问题首先出在陈宜中。
陈宜中其实是应该对南宋之亡负政治责任的。伯颜所部紧逼临安之际，左丞相叛逃投敌，中央工作由右丞相陈宜中主持。当时，文天祥提出与张世杰合兵抗战，被拒绝。后来形势进一步恶化，张世杰又提出请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避难海上，自己和文天祥背城一战，也被陈宜中拒绝。 [1]
拒绝，是由于他认为和谈有望。
可惜这其实是吞下了钓饵。事实上伯颜不紧不慢，就是要让南宋君臣抱有幻想放弃抵抗，这样他就可以兵不血刃地接管政权。于是，等到陈宜中希望落空如梦方醒时，已是战也不能战，和也不能和，能够想出的办法只有迁都。
太皇太后却死活不肯同意。陈宜中无奈，趴在地上痛哭流涕苦苦相劝，老太太这才勉为其难地收拾行李。然而等到天黑，也不见护驾的将士进宫。原来，陈宜中定的出发时间是第二天，却慌里慌张地忘了奏明。太皇太后认为自己上当受骗，气得把首饰扔了一地，关闭宫门再不见人。 [2]
陈宜中也不管不顾，逃之夭夭。就连后来到福州参加小朝廷，也是张世杰硬拉来的。当时陈宜中母亲去世，张世杰便把棺材抬到了船上，陈宜中这才跟着到了福建。 [3]
然而到了福州，此人又开始内讧，依然故我地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文天祥就是被他气走的，陆秀夫也被排挤。幸亏张世杰主持公道，陆秀夫才重返小朝廷。 [4]
希望，就寄托在张世杰身上了。
张世杰是和陆秀夫一起，被元人写进《宋史》之《忠义传》的，然而这位南宋忠臣却是蒙古叛将。他出生于安禄山发动叛乱的范阳，由于触犯军法而逃到南宋，又因屡建战功而步步高升。蒙古军南下时，杭州政府向各地求援，第一个赶来的就是张世杰。再加上陈宜中和陆秀夫手下无兵，能够支撑福州小朝廷的也就只有这位将军。
可惜，他却在泉州碰了钉子。
这是一个疑案，原因和过程各史书记载不一。可以确定的是，流亡政府只在福州六个月，就漂泊海上了。直接原因当然是蒙古军大举入闽，只能学习当年的高宗皇帝。宋高宗不是金兵一来就躲到海军基地吗？女真和蒙古人的骑兵虽然厉害，水战却不行。要到海上抓人，还真是鞭长莫及。
不过此举也有人质疑。因为当时小朝廷还有正规军十七万人，地方军一万，民兵三十万，足与元军决一死战，为什么要不战而走，还跑得那么快呢？ [5]
也许，他们是要到闽南去联合蒲寿庚。 [6]
蒲寿庚是客居泉州的阿拉伯商人。蒲是阿卜或者阿布的意思，比如阿布阿里（Abu Ali）写成汉字就叫蒲亚利，阿卜杜拉（Abdallah）则叫蒲罗歇。寿庚则是他的汉名。这个家族既然已认他乡作故乡，姓名汉化当然不足为奇，尽管在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方面仍然是穆斯林。 [7]
事实上此刻的蒲寿庚早已反客为主。他是泉州港最大的海外贸易商，同时又是外贸局长和海关关长，可以说掌握了这座港口城市的经济命脉。所以，他最后被任命为福建广东招抚使，名义上拥有这两个地区的军政和民政大权。
去泉州找他，并非没有道理。
后面的事情众说纷纭。一说小朝廷到了泉州港，被拒之门外。另一种说法是蒲寿庚上船拜见皇帝和太后，请两宫驻跸泉州，被张世杰拒绝。当时，有人劝张世杰把蒲寿庚扣留在船上，这样蒲寿庚的船就会跟着走，也被拒绝。 [8]
两种说法情况不同，意思却一样，那就是要指证蒲寿庚已有二心。这也不是没有可能。事实上，蒲寿庚后来是投降了元军的。元军东南战区司令长官董文炳为了对他表示欢迎和信任，甚至当场解下世祖所赐之金虎符，亲手系在蒲寿庚身上。忽必烈在事后对董文炳的自作主张也大为嘉许，可见元人对蒲寿庚何等看重，之前的劝降工作想必做了不少。 [9]
何况在张世杰他们看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蒲寿庚这外国人怎么靠得住？何况这家伙还很可能已经跟蒙军眉来眼去。所以，他绝不会让皇帝和太后跟着上岸。万一被扣为人质，或者被献给元军做见面礼呢？
但这是讲不通的。既然信不过蒲寿庚，那又为什么要到泉州来？如果说之前情况不明，那么，在见到蒲寿庚本人并疑心大起时，为什么还要放虎归山？更不可理解的是，放走蒲寿庚以后，张世杰又抢了他的船和钱。船数之巨，据说有四百余艘。当然，全是谁都想要的海船。 [10]
蒲寿庚勃然大怒。
愤怒的蒲寿庚立即跟南宋小朝廷翻脸，大肆屠杀在泉州的赵氏宗室、士大夫和地方军。十二月初八，蒲寿庚与知府田真子一起向元军投降，将泉州献给了蒙古人。尽管张世杰在次年七月又杀了个回马枪，但根本无济于事。 [11]
南宋小朝廷也只好继续南下。
后面的故事悲壮而惨烈。他们的船队先是到了广州珠江口的秀山，又转移到珠江口外大小横琴岛，再逃亡到广东省雷州湾外。这时，吓出病来的端宗赵昰命丧黄泉，一贯见风使舵的陈宜中则早就逃往越南占城，从此失去联系。
小皇帝一死，官员们便准备如鸟兽散。这时，陆秀夫成为了主心骨和顶梁柱。他说：度宗不是还有个儿子吗？只要天不灭宋，我们尚有可为啊！大家这才拥立恭帝和端宗七岁的弟弟赵昺（读如丙）为帝，改元祥兴。
然而这时的南宋已经只剩下一个概念，既不吉祥也没有复兴的可能。张世杰试图打通前往越南占城的海道，或者以雷州半岛为落脚点，均遭失败。走投无路的流亡政府只好在位于广东省新会县的崖山坚持抗战，结果则众所周知：崖山被攻破，陆秀夫背起小皇帝赵昺跳入海中以身殉国，张世杰也在寻访复国机会的途中葬身鱼腹，大宋彻底灭亡。 [12]
随之消失的是中华文明的优越性，民间甚至有“崖山之后无中华”的说法。这个说法当然可以商榷，但唐宋两代的鼎盛辉煌不复存在，恐怕是不争的事实。蒙元百年，汉文化惨遭破坏；明清两代，帝国又紧闭大门。曾经让世界各民族仰慕的中华文明，从此不再具有世界性。
这一切，小朝廷在跟蒲寿庚翻脸时可曾想到？
如此看来，泉州恐怕是张世杰们的麦城，也是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事实上，以蒙古人之不善水战，蒲寿庚之富可敌国，张世杰若能与之精诚团结共同抗元，说不定历史就会改写。尽管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由南宋文官、蒙古叛将和阿拉伯商人组成的海洋帝国之混血政府会是什么样子。 [13]
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不必反思。事实上，张世杰与蒲寿庚在泉州的反目为仇，包括他们的试图联合，以及这一过程中的种种费解，都既有表面的原因，也有深刻的背景。弄清楚这些原因和背景，才能理解南宋，理解中华文明此后的发展和走向。而打开历史迷宫大门的钥匙，就在泉州。
那就走进泉州看看。
[1] 见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卷五，《宋史·张世杰传》。
[2] 见《宋史》之《理宗谢皇后传》《陈宜中传》。
[3] 见《宋史·陈宜中传》。
[4] 见《宋史》之《文天祥传》《陆秀夫传》。
[5] 当时小朝廷的兵力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至元十三年十一月条。
[6] 日本历史学家桑原隲藏即持此观点：宋遗臣等奉德祐帝兄景炎帝入闽，图恢复，知非依赖寿庚不可。见桑原隲藏著、陈裕菁译订《蒲寿庚考》。
[7] 蒲寿庚在《宋史》和《元史》中都没有传，本书所述无另注者均依据桑原隲藏《蒲寿庚考》及陈裕菁的注。关于蒲姓有阿布或阿卜之意，请参看葛金芳《南宋全史》（六）。
[8] 前一种说法见（明）何乔远《闽书》卷一百五十二。后一种说法见《宋史·瀛国公本纪》、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至元十三年十一月条、（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八十六。
[9] 见《元史·董文炳传》。
[10] 请参看李大伟《宋元泉州与印度洋文明》。
[11] 见《宋史·瀛国公本纪》。
[12] 以上见《宋史》之《瀛国公本纪》《张世杰传》《陆秀夫传》。
[13] 据《元史·刘整传》称，蒙古人自己也说：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唯水战不如宋耳。
泉州故事
鲤鱼形状的泉州城，曾经开满了刺桐花。
刺桐是豆科落叶乔木，原产热带亚洲以及大洋洲诸岛之珊瑚礁海岸，是中国泉州和日本宫古岛市的市花，也是冲绳的县花。泉州的刺桐，据说是五代时期南唐之节度使留从效种植的；城区变成鲤鱼形状，则应该在宋。我们在《大宋革新》一卷中附有一张图，从中不难看出泉州的变化。
这可真是：闽海云霞绕刺桐，往年城郭为谁封？ [14]
实际上，尽管在留从效的时代，鼓励外贸已是当局重要的富民政策，扩建修缮泉州城也是为了筑巢引凤，但这座城市真正成为享誉世界的通商口岸，却在北宋元祐二年（1087）之后。因为正是这年，帝国在泉州设立了市舶司。 [15]
泉州从此鲤鱼跳了龙门。
据杨昌鸣《古城泉州》。
经过五代、宋、元三个阶段的改建和扩大，泉州城址的规模由0.75平方千米扩为7.5平方千米，为唐城的十倍。
市舶司，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
首先，它是帝国对外贸易的行政管理机构。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商船，也无论是进港还是出港，都要到市舶司登记注册，领取外贸许可证书，叫公据。市舶司对进出港商船有权登船检查，查验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以便收税，同时还要查看是否有禁止出口的商品，比如铜钱、武器和书籍。对于违禁品及涉案人员，市舶司有执法权。
其次，它是外贸税收机构。收税在南宋叫抽解，关税制度也相当健全，根据货物的贵贱、经营者的身份和船舶的载重量有不同的税率，最高可达20％，最低也有7％。
第三，它是外贸经营机构。按照制度，市舶司有权将政府专营的进口商品比如象牙和乳香全部买下，其他商品则可以根据需要优先购买部分。这些商品有的直送京师，有的由市舶司自行出售。利润之可观，不难想象。
此外，对外贸易中的经济纠纷，随商船来华之外国使节的接待工作，也由市舶司负责处理。由于两宋当局高度重视招商引资，他们还有在外商出入境时设宴招待的任务。 [16]
这样看，市舶司相当于外贸局加海关，加进口商品贸易公司，再加仲裁委、外事办、接待部和招商局。
市舶司，岂容小看？
更重要的是，纳入市舶司管理的才是合法经营，否则就是走私。走私对个人有风险，对国家有损失，解决的办法是多多设立市舶司。泉州幸运地搭上了这班客船，尽管从神宗下诏研究到哲宗正式批准用了整整十五年。 [17]
获得了历史机遇的泉州突飞猛进。南宋高宗晚期，它的贸易额就已经与唐宋两代第一大港广州平起平坐。到南宋中后期，更是后来居上超过广州，成为世界上最大也最繁华的港口城市，某外国人甚至说刺桐港有两个罗马那么大。蕃舶华船千艘万艇，巨商大贾摩肩擦背，可谓盛极一时。 [18]
泉州，为什么会迅速崛起？
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在《大宋革新》中说过，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变化之巨莫过于两宋。其具体表现，一是新兴的市场经济取代传统的小农经济成为主流，二是国家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南移到长江流域。但无论哪种变化，泉州都是受益者。
南移是从隋唐开始的，与大运河的开通不无关系。不过在大唐帝国政府与西域失联之前，对外贸易还有陆上的丝绸之路可走。宋就只能依靠海上，南宋更是如此，而泉州无疑占有地利。从泉州港出发，北上可以经明州（今宁波）到达高丽和日本，南下可至马来群岛、印度洋和波斯湾，正所谓近接三吴，远连两广，万骑貔貅，千艘犀象。 [19]
何况泉州的造船业也首屈一指。早在两宋之际大家就都知道，海船以福建的为最上，广东广西的次之，温州明州的再次。最大的远洋轮船可以载客数百，储粮一年，甚至养猪酿酒，俨然漂泊海上的小镇，能够置生死于度外。 [20]
这可真是壮观！
◎ 南宋内河船和海船对比
内河船（《早秋夜泊图》）
宋代内河行驶的船只，极为庞大，可装载多人，舱内设施齐全便利。据《早秋夜泊图》绘，旧传作者为南宋马和之，原画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海船（模型）
1974年泉州后渚港出土了一艘南宋海船，船体残存下部，尖底，安装龙骨，内设13个水密舱，船舷板分别用二层或三层板组装。船舱中还发掘出2300千克香料、500多枚唐宋古钱、50多件宋瓷。推算此船排水量约454吨，载重量200吨，是南宋末年中等规模的海外贸易船。
海船下部残体（水密舱）
水密舱壁，将船舱隔成若干个密闭的舱室。航行中，即使一两个舱室破损，海水也不会迅速流至其他舱室。这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一大突破。
但，更重要的还是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泉州奇迹是闽南人和阿拉伯人共同创造的。因为这里的外商虽然来自世界各国，甚至有“市井十洲人”的说法，但数量最多的还是阿拉伯人。他们在灭亡波斯萨珊王朝（Sassanid Empire）之后，取代后者成为海洋贸易的主宰，把地中海和印度洋变成了自己的内湖。这样的人做生意当然长袖善舞，他们对泉州也似乎情有独钟。 [21]
原因何在呢？
登陆泉州，性价比最好。
没错，南宋的重要通商口岸还有广州和明州。但，广州距离杭州（临安）太远，多有不便。明州倒是近，可惜天子脚下，难免管得太严，何况已被日本人先入为主。综合国力和航海技术都远不如阿拉伯的倭人在此经营已久，视为战略要地，不可与之争锋。两相比较，远近适中左右逢源的泉州才是在中国开辟商业战场的最佳根据地和桥头堡。
阿拉伯人的算盘打得很精。
泉州也敞开大门欢迎他们。当时的制度，是来华的外商都集中居住于侨民区，叫蕃坊。泉州蕃坊在州城之南近于晋江的泉南，广州的则近于珠江，都是出海方便之处。蕃坊的管理部门叫蕃长司，负责人叫蕃长，由外商公推德高望重之侨民领袖（侨领）担任，中国政府正式任命。蒲寿庚的祖上从越南占城迁徙到广州之后，就担任过蕃长。 [22]
蕃长有两大任务，一是为中国招揽外商前来贸易，二是管理坊内事务，处理侨民纠纷。原则上说，只要不涉嫌重大案件，中国政府都听由蕃长司按照该国法律习俗处分，不加干涉。因此蕃坊虽非租界，却貌似有治外法权。
不过法律规定与现实状况之间往往有出入，外商也有与华人混居在城中的，满街行走更不足为奇。华人家中则往往使用昆仑奴和高丽婢。高丽婢来自朝鲜半岛，相当于现在的菲佣。昆仑奴则主要指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土著，以及被阿拉伯人带到中国的非洲黑人。唐宋到元，富贵人家如果没有高丽婢和昆仑奴，就不成体统，没有面子。 [23]
风情万种的阿拉伯女人则被称为菩萨蛮。这个词据说原本是波斯语Mussulman或Bussurman的音译，源自阿拉伯语的Muslim也就是穆斯林。这个雅号唐代就有了，所以还成为词曲牌名，可见大食（阿拉伯帝国）与唐宋关系之深。
没错，千丝万缕。
左图：唐代，阿斯塔纳336号墓出土。
右图：唐代，陕西省西安市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种关系在南宋泉州就更密切，以至于蒲寿庚担任提举市舶司使（长官）达三十年之久。市舶司可是实行首长负责制的，宋廷对其长官的任命历来慎之又慎，没想到却选了个外商。这固然因为泉州是一座“以蕃舶为命”的城市，更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蕃舶主要掌握在阿拉伯人手里。 [24]
现在我们明白，张世杰为什么要去泉州，董文炳又为什么要招降蒲寿庚了。因为那时的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外贸通商口岸，中国最好的造船工业基地，可以说既是聚宝盆又是兵工厂。蒲寿庚则既是阿拉伯侨领，又是南宋官员。在他提举市舶的三十年间，泉州实际上变成了他的王国，尽管并未独立。事实上对于南宋来说，蒲寿庚独立都比降元好。有他在泉州挡着，小朝廷就能喘口气，甚至还有翻身的可能。
然而他没有。
结果是便宜了蒙古人。有了蒲寿庚献出的泉州，还有那么多的海船，他们财源滚滚，如虎添翼，得寸进尺。
中华文明却失去了一次另辟蹊径的机会，反倒从此开始走下坡路。这是本章最后一节要说的。在此之前，我们要先到海上，看看船里的人和货物，还有岸上的市镇。
[14] 所引为北宋吕造诗，见（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八十。
[15] 据《清源留氏族谱·鄂国公传》等史料记载，当时留从效鉴于“泉州城市旧狭窄”，乃“扩为仁风、通淮等数门”，同时“教民间开通衢、构云屋”，以“招徕海上蛮夷商贾”。又《宋史·食货志下八》元祐三年条称：前一年，亦增置市舶司于泉州。
[16] 以上所述市舶司之职能，见《宋史·职官志七》，葛金芳《南宋全史》（六）。
[17] 据《宋史·食货志下八》记载，熙宁五年（1072）宋神宗即已下诏令薛向研究增置市舶司于泉州一事，元祐二年（1087）始置。
[18] 请参看葛金芳《南宋全史》（六）。
[19] 大唐帝国政府与西域失联在安史之乱以后。对泉州盛极一时之描述，所引见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三十福建路泉州条。
[20] 见（两宋）吕颐浩《忠穆集》卷二、（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另，泉州出土之海船已在《大宋革新》中介绍。
[21] 泉州外商以阿拉伯人居多，请参看葛金芳《南宋全史》（六）、李大伟《宋元泉州与印度洋文明》。
[22] 有学者认为泉州蕃坊在泉南，见桑原隲藏《蒲寿庚考》；也有学者认为泉州有蕃坊之实，无蕃坊之名，见李大伟《宋元泉州与印度洋文明》。但据张星烺先生考证，泉州蕃坊位于南门外的晋江之畔，见葛金芳《南宋全史》（六）引张星烺《中世纪泉州状况》。
[23] 见（明）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
[24] 泉州以蕃舶为命，见（南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六十八。宋廷对市舶司长官任命之慎重，详见葛金芳《南宋全史》（六）。
满船都是钱
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十二月，有一艘泉州商船在海上沉没，时间应该是在二十七日之前。然而朝廷得到的消息，却是有关部门没有过问，也不敢过问。
原因很简单：船上装载的是违禁品——铜钱。
而且数量之巨，竟多达十万缗。
缗读如民，一缗就是一贯，即一千文。所以，十万缗就是一亿枚铜钱。这么多的铜钱装在船上当然很重，又因为是走私，只能晚上出海。再加上风高浪急，便沉了。 [25]
这就有了三个问题：
铜钱为什么是违禁品？
都是什么人在走私？
合法贸易的商品又有哪些？
那就先说铜钱。
铜钱原本是中国人日常买卖的通用货币，从秦汉到唐宋都如此。所以，海外贸易使用铜钱也很正常。再加上当时的中国实力雄厚，方方面面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政府和商人也信誉不错，让许多对华贸易国十分放心。于是，他们便纷纷要求使用大宋铜钱，甚至只肯用大宋铜钱结算。
结果是什么呢？
宋代铜钱的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美元。
这当然很能让人自豪。但可惜铜钱不是纸币，不能印了又印。没有铜，钱就铸不出来。流向国外的铜钱越多，留在国内的就越少。结果，大宋自己没钱用了。
政府只好进行货币管制，禁止铜钱出口。
然而屡禁不止，就连输入国的禁令也不管用。比如建久四年（1193），日本天皇曾经下令不准使用宋铜钱，然而日本的主要通货还是它。高丽也一样。至于南亚各国，更将大宋铜钱分库储藏，以为镇国之宝。于是宋钱之流失，最远竟然到了非洲东海岸的桑给巴尔和索马里。
这可是有考古发现做证明的。 [26]
铜钱流失的另一个原因在银价。比方说，南宋理宗时期国内白银曾贵到每两值三千五百文，海外却只卖一千。也就是说，只要出资一千，就能净赚两千五。即便国内银价最低的绍兴三年，也都有一千二百文的利润。这样的诱惑请问谁能顶得住？东南沿海的居民简直只用倒卖白银就够了。 [27]
◎ 宋代货币一览
交子
中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
淳熙元宝铁母钱（背面为“春玖”二字）
钱币是宋代的主要流通货币。
五十两银铤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宋朝的对外纳币、征收的地方赋税、军费的供给等，曾用银两结算。银两作为货币，在民间并不普遍。
“魏六郎”金铤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金的流通，又不及银普遍。南宋金铤的铭文，通常有成色、铺名、工匠名等。“魏六郎”便是工匠名。
有需求就有市场，禁止出口那就走私。
走私的人分三种。第一等是宗室、官员和将领。他们凭借特权强行闯关，边境重车而出，海舶满载而归，公然置王法于不顾，竟是谁也奈何不得。第二等是土豪富商。他们财大气粗出手阔绰，可以上下打点买通卖通，市舶司的例行检查也就成了例行公事。第三等是市井小民，只能凑些小本钱交给前面两种人经营，所得仍然可观。如此看来，则大老板们获得的暴利有多少，用脚指头也能算出来。
当然，如果船沉了，便只能自认倒霉。
其实，正规的海外贸易也由这三种人进行，同一条船上则有不同的等级。最高一级叫纲首、副纲首和杂事，相当于船长、大副和二副。他们往往由巨商或船主担任，市舶司也赋予其政治特权，能够处理突发事件，包括处分客死他乡者的财产。毫无疑问，他们是获利最多的经营者。
搭乘商船的则是林林总总的商人。他们在船内可以分到大小不一的货舱，用来储藏来回倒卖的货物。货舱同时也是客舱，晚上就睡在货物上面。赚多赚少，全凭运气。不过他们的关税税率比纲首等高级船员低，因此这些货主或者乘客便构成商船上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
第三种人是船员，包括技师和水手。他们没有工资却有舱位。也就是说，这些负责航行的船员也是商人，随身携带的货物也可以交易，所得利润即为劳动报酬，而且在通关时依法免税，但船员的货物不得超过总量的20％。这种“以舱代薪”的制度将船员的利益跟商船捆绑在一起，既保证了全船成员的同心同德，又节约成本，堪称高明。
两宋海上贸易繁荣，不是没有道理的。
合法运载的货物，则中外不一。大体上说，国外进口的主要是奢侈品和原材料，比如象牙和香料；出口则多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之制成品，比如丝绸和瓷器，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陶瓷之路”或“香料之路”等等。
怎么叫，得看是进口还是出口。
进口商品中最重要的是香料。两宋上流社会对进口香料的喜爱，毫不亚于古罗马贵妇人对中国丝绸的狂热。据亲历者说，某次一众官员前去拜见权相蔡京。坐定之后，蔡京便传令焚香。但是等了半天，也不见丫环来。正当客人们东张西望交头接耳时，蔡府管家报告：香烧好了。
蔡京吩咐：卷帘！
帘子拉了起来，香气从其他房间滚滚而出，很快就充满了巨大的客厅。厅内顿时云遮雾绕，谁也看不见谁，当然也绝无烟火之虞。满座官员，等于是被香熏了一遍。因此回去以后，每个人身上都是香喷喷的。一连好几天，那香味仍然残留在衣服帽子上，经久不散。 [28]
直到现在，我们似乎都闻得到。
这个故事常常被用来证明蔡京的奢侈，因为那时的香料价格不菲。最为夸张的说法，是某商人的真龙涎香，仅仅二钱（8克）就要价三十万贯。如此高价当然未免离谱，但要说普通民众不敢问津，恐怕是的。所以，进口香料常常被东南沿海的地方官用来行贿。至于这种政府垄断经营的商品怎么会到他们手里，大家也许能猜出，后面也会讲到。 [29]
大宋的铜钱，应该有不少是这些香料换走的。
将两宋时期的海洋贸易通道称为“陶瓷之路”同样很有道理。这不仅因为考古发现证明，宋代那些精美的瓷器走得跟铜钱一样远，更因为瓷器与丝绸正是海陆两条商路的区别所在。说得明白一点，就是陆路不可能运瓷器——瓷器太重还容易被打碎。贩运丝绸，才是性价比最好的。 [30]
顺便说一句，在罗马帝国，中国丝绸与黄金等值。
海运就不一样了，完全可以运瓷器。再加上两宋瓷器的工艺水平举世无双，当然在世界各国大受欢迎。在伊斯坦布尔（Istanbul）或者沙捞越（Sarawak）的博物馆里，我们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韩国出土的宋代瓷器，更是几乎囊括了那时所有的名窑制成品，让人叹为观止。 [31]
这可堪称“满船都是钱”。
据苏振申《中国历史图说》。
南宋时，西北与东北为西夏、蒙古、金所阻塞，仅剩东南海上一面对外交通。泉州拥有设立市舶司的资格后，更是由于天时地利人和，与广州、明州一道，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没了陆上丝绸之路，南宋的商船照旧从南海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
南宋当局显然明白这一点。高宗皇帝曾经下诏说：市舶之利最为丰厚，动辄以百万计。如果管理得好，岂不是可以富国强兵？还能够减轻人民负担嘛！ [32]
为民减负当然是唱高调，海外贸易就是为了赚钱。这也是两宋与汉唐的不同之处。汉唐主要是朝贡贸易，意在扬我国威，招抚远夷，往往友谊第一，赚钱其次。两宋则是商业贸易，政府的动机明明白白，就是要增加财政收入。王安石变法时期是如此，只有半壁江山之后更是如此。 [33]
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大宋革新》中所说，两宋的开销极大。养官员，养军队，花钱如流水，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那里也都要给钱，却居然没弄得山穷水尽，中国和外国那些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蒲寿庚其实功不可没。
难怪蒙古人在灭宋之前要攻打日本了。原因之一，恐怕就是要彻底摧毁杭州政府的海外供血系统。这个系统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像管道输送石油一样，源源不断地为南宋带来财富和荣耀。不切断这根血管，宋就不会亡。 [34]
那么，南宋的海外供血系统又是怎样的呢？
[25] 见（南宋）李心传《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绍兴十三年十二月己酉日条。该月癸未朔，故己酉为二十七日。
[26] 以上据桑原隲藏《蒲寿庚考》之陈裕菁注，葛金芳《南宋全史》（六）。
[27] 据葛金芳《南宋全史》（六）所引史料，以下无另注者皆同。
[28] 见（两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下。
[29] 据桑原隲藏《蒲寿庚考》之陈裕菁注所引。
[30] 陶瓷之路的概念最早由日本学者三上次男提出，详请参看葛金芳《南宋全史》（六）。
[31] 请参看葛金芳《南宋全史》（六）。
[32] 见《粤海关志》卷三引《宋会要》。
[33] 关于两宋对外贸易与汉唐的区别，系引用葛金芳《南宋全史》（六）的观点。
[34] 请参看陈勤《简明日本史》。
外贸季风
海上起风了。
城外千帆海舶风。季风和洋流到来时，明州的商船就将起航前往高丽或日本。航程漫长而且乏味，但如果一帆风顺到达日本，就不但有钱可赚，还能有艳遇。没错，只要中国商人和船员一上岸，就会有漂亮女人前来陪伴。
目的很明确：借种。 [35]
这可是大宗买卖。因为南宋的海船，大的能够载客好几百人，小的也上百。这么多人肌肤相亲，总该有点浪漫或者凄婉的爱情故事吧？可惜没有。就连借种这事，也只有南宋笔记小说中的一则记载，还是道听途说。但日本人为了实现强国梦而主张改良人种，后来是确实有人提出过的。 [36]
对两宋文明的仰慕，更是毋庸置疑。
众所周知，日本与中国很早就有了往来，而这个民族的学习能力之强，则堪称举世无双。他们的学习是选择性和创造性的。而且一旦学会，就能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
比如和服（きもの，Kimono）。
顾名思义，和服当然是大和民族的服饰。然而在相当于我国清朝的江户时代之前，却叫吴服。直到现在，日本许多和服店门口也挂着“吴服屋”的招牌。可见和服其实是三国东吴服装的改良升级版，却成了日本人的民族象征。
还有榻榻米（たたみ，Tatami）。
作为日本和室之标配的榻榻米，其实是从中国传入日本和韩国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但是晚唐五代以后，席居制逐渐告退，中国人越来越习惯坐在椅上，躺在床上，反倒是韩国和日本人一直喜欢席地而坐，席地而卧。结果，榻榻米甚至成为建筑物室内面积的计算标准。因为由蔺草编织而成的榻榻米，每张面积都是1.65平方米，叫一叠。说一个房间多少叠，比说多少平方更能让日本人立即明白。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方说：
学习和演变主要发生在唐宋两代。事实上，唐宋是日本人向中国学习的高潮期。只不过在唐代，多半由官方派出的遣唐使和学问僧向中国学习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宋代却是通过海洋贸易，由民间来模仿生活方式。
最典型的是刺身（さしみ，Sashimi）。
刺身就是生鱼片，也包括其他生吃的水产品。它在中国叫作脍，烧烤则叫炙，因此有“脍炙人口”的成语。五代后蜀的花蕊夫人，便有“日午殿头宣索鲙”之说；食不厌精如苏东坡，则有“吴儿脍缕薄欲飞”之句。可见被日本人叫作刺身的鱼脍，其实原本是中华美食。 [37]
变成日本料理的关键在芥末和酱油。酱油也是中国人的发明，时间应该不晚于宋。南宋时，信浓（今长野县）禅僧觉心到中国径山寺修行，酱油的制法便被他带回日本。结果是酱油被中国人用来做红烧肉，日本人用来吃生鱼片。原因之一是河鲜易带寄生虫，鱼脍更适合海洋国家。新鲜的海鱼再加芥末和酱油，确实能让人大快朵颐。
日本人真是善于学习。
善于学习，就会有所学，有所不学。比方说，精英不学程朱理学，民众不学三寸金莲。唯其如此，他们才能以蕞尔小邦在蛮荒之地勃然崛起，不但创造出自己的文明，还跻身世界列强之林，可以没有愧色地面对当年的老师。 [38]
当然，没有愧色是指发动侵略战争之前。
这一切，宋人可曾想到？
毫无疑问，日本向中国学了很多。但，日本文化的恬静和古雅不可能来自唐三彩，只可能来自宋瓷，以及用宋瓷冲泡的茶，还有与茶同味的禅。现藏日本奈良大德寺之“茶禅一味”墨宝，就是南宋高僧圆悟克勤禅师所写，然后由日本茶道的鼻祖荣西高僧，在南宋末年带回国的。
宋瓷当然也是他们的爱物。在日本文化人看来，宋瓷是人类的创造物中，真正能够贯通古代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作品。那匀称整齐的造型，直逼天然玉石的色调，还有釉料反射出来的微妙光彩，无不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让人心醉神迷，爱不释手。虽时隔千年，仍能息息相通。
◎ 宋代名窑名瓷一览
汝窑·奉华尊
汝窑为宋代名窑中传世品最少的一种，流传至今不足百件，南宋周煇已有汝器“近尤难得”之叹。汝窑瓷胎多数如香灰，釉色呈现一种淡淡的天青色，浓淡不一，色调稳定。
官窑·贯耳瓶
官窑是指由中央官府开设的窑场，专门烧制御用瓷器，其中有不少是仿古造型的陈设品。此瓶釉色厚润，端庄典雅，是宋代瓷器中的珍品。
哥窑·鱼耳瓷炉
哥窑的特征是粉青釉中泛米黄色，润泽有如美玉。因其遍体开片纹，又俗称碎器窑。此为哥窑仿古器。
定窑·白瓷婴儿莲叶枕
定窑胎质薄而轻，以白釉居多，常作宫廷贡品。婴儿躺在一片卷曲的莲叶下嬉戏，莲叶卷曲的弧度就是枕头的弧度，莲叶表面雕好纹路后上釉。据说瓷枕有清心益脑的功效。
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
钧窑属于北方青瓷系统，基本釉色多为浓淡不一的蓝色乳光釉，较深的为天蓝，较淡的为天青，比天青更淡的为月白。此花盆为清宫旧藏，口呈海棠式，晶莹的天蓝釉色中映现出宛若玫瑰般的紫红，极其斑斓。
景德镇窑·青白釉注子、温碗
一组盛酒、温酒用具。使用时将注子置于温碗中，温碗内盛热水用以温酒。釉色青中泛白，白中显青，为景德镇青白釉瓷器，又叫影青瓷。
的确，那种摒弃一切装饰，并不在乎现实意义而一味追求单纯之美的宋瓷，也许更能直指人心。同样，遣唐使制度的废止也不意味着中日交流的中断，文化和商贸的往来反倒更加频繁。两宋的影响在那岛国长时间挥之不去，以至于有日本学者认为，汉唐只是具有字面上的意义，比如汉字或者唐人等等，宋却是存在于他们内心深处的。 [39]
看来，随着商船运出去的不仅有瓷器，还有文明。
高丽和日本只是目的地之一，两宋的海外贸易是大规模和全方位的，传统的说法包括东洋、西洋和南洋。东洋就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南洋指东南亚各国各地区，都位于北太平洋。西洋则指印度洋及其以西，包括被叫作东大食海的波斯湾，被叫作西大食海的地中海，还有东非和西北非。
这是一个巨大的贸易圈，全部列出相关国家的名字也将是长长的名单。那可让人不胜其烦。因此，也只能挑选部分最重要或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列表示意如下：◎南宋时期与中国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往来的主要国家当时国名 所在地区
高丽 朝鲜半岛
日本 日本列岛
交趾 越南北部
占城 越南南部
真腊 柬埔寨
暹罗 泰国北部
蒲甘 缅甸中部
三佛齐 苏门答腊
阇婆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
渤泥 文莱、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和印尼一部分凌牙门 新加坡
细兰 斯里兰卡
故临 印度奎隆
注辇 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
蓬茄罗 孟加拉
大食 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首都巴格达
麻嘉 沙特阿拉伯之麦加
勿斯里 埃及开罗
层拔 桑给巴尔
怎么样，叹为观止吧？ [40]
很显然，正如前表所示，中国商人的船队和足迹，已经到了当时能够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做到这一点的，恐怕只有宋和阿拉伯。其中意义，则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
意义有经济的，也有政治和文化的。
经济的意义自不待言。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中华帝国的经济重心不仅南移到长江流域，更延伸到东南沿海。大宋也不仅是商业的，甚至是外贸的。事实上，当皇亲国戚不顾禁令强行介入海外贸易，沿海居民把行船的季风看作播种的春雨之时，就意味着朝廷的富国强兵和个人的发家致富，都部分地系在了商船的缆绳之上。 [41]
那可真是好多好多钱。
然而奇怪的是，繁荣的海洋贸易并没有改变中华文化的性质和风格，更没有改变政治制度。反过来也一样。尽管大宋的丝绸、瓷器和铜钱走向了世界，文化传播的脚步却望尘莫及。比方说，马来半岛就不像高丽和越南那样深受中国的影响，也不像日本那样以华为师。作为国际贸易之东西两极也就是两宋与阿拉伯帝国的中间地带，那里许多地方伊斯兰化了，比如今天的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岛屿或半岛，并没有因为贸易往来而纳入中华文明圈。
同样，伊斯兰教也没能像佛教那样风靡中土。
这里面当然有太多的原因。比如，佛教真正成了气候是在五胡十六国，之后又有南北朝。那可是乱世。乱世是需要精神抚慰的，何况统治者还有半数是胡人，外来的佛教正好乘虚而入。两宋却是治世。就连靖康和崖山之际，也非乱世而是危世。危世只能自救，伊斯兰教又能帮什么忙？
改变文化更不可能。商潮似浪，蕃舶如云，毕竟仅限于东南地区。波斯湾的海风吹不到内陆腹地，又岂能动摇农业帝国的千年根基？那些乳香和象牙，不过为早已定型的雅致生活锦上添花，让这片土地改弦更张则无异于天方夜谭。
实际上正如国际学术界公认，从宋代开始，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海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人和中间商。这就意味着两宋尤其是南宋，正在朝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一潜在的可能从未实现。宋的商业革命不曾也不会像西方那样，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 [42]
那么，政治和文化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也许，是一次机遇。
[35] 借种事见（南宋）周煇《清波杂志》卷四倭国条，所引诗见（南宋）张津等撰明州地方志《乾道四明图经》。
[36] 关于这方面的主张，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明治维新时期高桥义雄的《日本人种改良论》。
[37] 所引见花蕊夫人《宫词》、苏轼《将之湖州戏赠莘老》。
[38] 以上无另注者，均请参看陈勤《简明日本史》及其所引日本学者以下著作：木宫泰彦《日华文化交流史》，梗本涉《从事宋代市舶司贸易的人们》，森克己《增补日宋文化交流的诸问题》，佐伯弘次《岩波讲座日本通史》，五味文彦《本乡和人》，中岛圭一《日本的中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