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是非
文天祥谜团
文天祥终于就义，这让不少人松了一口气。
作为南宋军民敌后抗战之精神领袖的文天祥，是在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被害于元大都（今北京市）柴市的，时年四十七岁。这个日子换算为公历，是1283年1月9日，尽管至元十九年的大多数时间是在1282年。 [1]
历史记住了这一天。据正史记载，当时天昏地暗，大风扬起的沙尘遮天蔽日，刑场上的市民仍多达万人。面临死亡的文天祥从容淡定，向围观者问道：哪边是南？
有人指了指南方。
文天祥跪了下来，向意味着大宋的南方拜了又拜，然后对刽子手说：我事已毕，你们动手吧！
手起刀落，风云变色。
忽必烈闻讯一声长叹：好男儿，可惜了！
几天之后，文天祥的妻子也自刎而死。她说：夫君没有辜负国家，妾身又岂能辜负夫君？只不过，自尽之前她整理了丈夫的遗物，发现衣带上写有这样的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2]
这可真是视死如归，这可真是杀身成仁。
英雄总是被人崇敬，何况还是写了《过零丁洋》和《正气歌》的文天祥。是啊，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诗句，岂非许多中国人都耳熟能详，读起来就满腔热血，万丈豪情？
于是，从容就义后的文天祥，便成为了浩然正气和铮铮铁骨的标志性人物，更是爱国主义的楷模。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他其实并没打算去死，忽必烈也不想杀他。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的悲剧，或许是误会，也可能是疑案。
不妨仔细地读一下历史。
据《文天祥全集》（1936年世界书局版）。
据正史记载，文天祥是至元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广东海丰，被蒙汉两军都元帅张弘范俘虏的。被俘之时，他就服下了毒药，但没死，自刎和被杀的是他的副手。见到张弘范以后他又请死，当然也没能如愿，反而备受礼遇敬重，并被押往元大都。押送途中，文天祥在福建南安绝食八天，又居然不死，只好重新恢复饮食。此后，诸如“唯有一死”之类的言论仍然不绝于耳，行动可就不见了。 [3]
相反，忽必烈派人前来劝降时，文天祥的回答是：国家亡了，我只能以死报国。倘若你们宽大为怀，让我以道士的身份回归故乡，来日以世俗之外的身份聊备顾问，倒还可以商量。假如立即给予高官，恐怕没有意义。 [4]
请问，这是打算要死吗？
事实也许是这样的：被俘之初，文天祥确实想死。但是久而久之，这股心劲就越来越弱。常言道，一鼓作气，再三就会衰竭。何况服毒不死，绝食也不死，岂非天意？天意是什么？不清楚。天意不可违，却可以肯定。那又为什么定要去死？只要不卑躬屈膝做元官元臣，就是威武不能屈，也就是富贵不能淫嘛！仁人志士，难道只有死路一条？ [5]
何况文天祥从来就没有屈服过。被俘之后，蒙古军人要他下拜，他坚决不拜；张弘范把他带到崖山，要他修书招降张世杰，文天祥写出的却是《过零丁洋》这首诗。后来到了元大都，丞相博罗等人在枢密院见他，他也不肯下拜，只是长揖以示礼貌，把他按倒在地都无济于事。文天祥说：自古有兴有亡，我只知道尽忠守节，愿求早死。
蒙古丞相见他如此，便决定展开舌战。
博罗问：盘古开天到如今，几帝几王？
天祥答：没时间给你上历史课。
博罗问：那你说，古来有抛下君主自己逃跑的吗？
文天祥当然知道博罗说的是什么事。临安沦陷时，作为南宋谈判代表的他确实从元的军营逃出，但那是为了到外地集结力量，进行抗争。所以文天祥回答：把社稷送给异族的才叫卖国贼。卖国贼一定不会跑，跑的必不卖国。再说度宗皇帝的两个儿子都还在，天祥为什么要死？
博罗问：抛弃德祐帝另立两王，也叫忠？
天祥答：社稷为重君为轻。当年徽钦二帝也健在，高宗皇帝难道是篡，难道不忠？
博罗问：你立了两个小皇帝，又成了什么功？
天祥答：尽职尽责而已，何功之有！
博罗问：明明知道势不可为，为什么还要做？
天祥答：父母有病，就算明知治不了，又岂有不请医生不吃药的道理？我们不要再说了，天祥唯有一死！
博罗哑口无言。 [6]
显然，文天祥即便不死，仍是铁骨铮铮的硬汉子。
元人也不想杀他。如果想杀，张弘范有尚方宝剑，当时就能行刑，犯不着等到四年之后。被当面顶撞得气急败坏的博罗要杀他，忽必烈和朝中大臣都不同意。事实上，忽必烈他们对文天祥可是一直心存敬意，同时也抱有幻想的。
此后，正史中就再也没有关于文天祥的记载，我们只知道他被关押了三年两个月。而且按照元人的意思，原本是要在国宾馆好生款待的，是他自己要求坐牢。 [7]
如此看来，文天祥突然被杀，就很蹊跷。
正史的记载含糊其辞，情况大概是：至元十九年元大都谣言四起，说是南宋又有了新皇帝，有兵千人，要来劫狱救出文天祥。而且，匿名信言之凿凿，就连如何进攻也都说得清清楚楚。于是，忽必烈亲自召见了他的对手和战俘。
忽必烈说：做我的丞相吧，就像服务于宋那样！
文天祥说：天祥受宋厚恩，岂能一臣而事二主！
忽必烈说：那你想要怎样？
文天祥说：愿赐一死足矣！
忽必烈还是不忍，急忙挥手让他退下。
旁边的人却极力怂恿忽必烈杀人。理由是：既然文天祥决心要死，那就从其所请。没有史料帮我们猜测忽必烈当时的心理活动，只知道他在下诏之后又反悔。遗憾的是，刀下留人的诏令传到刑场之时，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8]
照这么说，文天祥竟是被谣言和谗言所杀。
这就有了两个问题：
谣言从何而起？
怂恿忽必烈杀人的又是谁？
此事当然无从稽考，然而有个人十分可疑。这个人名叫留梦炎，跟文天祥一样也是状元宰相，只不过留梦炎中状元和当宰相的时间更早。当然，两人最大的不同是：南宋还没有灭亡，留梦炎就逃出临安，又率先向元人投降。 [9]
一个至死不降，一个不战而屈，真是判若云泥。
做贼总是心虚。最害怕也最忌恨文天祥的是谁，简直不言而喻，因为留梦炎才是抛下君主自己逃跑的。所以，某些降元的宋臣主张向忽必烈集体进言，释放文天祥，让他去做道士，留梦炎便坚决反对。这汉奸说：文天祥出去以后就会号令江南再起义兵，到时候我们这些人可怎么办？
文天祥的一线生机，就这样毁于他的只言片语。 [10]
很显然，以忽必烈的态度，只要文天祥不死，留梦炎就没有安全感。那么，他会不会通过捕风捉影兴风作浪，甚至炮制匿名信，然后在朝堂之上摇唇鼓舌借刀杀人？
没有证据，但有可能。
叛徒往往比敌人更狠，这可是历史经验。
[1] 这一换算见何忠礼《南宋全史》（二）。
[2] 以上综合《宋史·文天祥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六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乙未日条。
[3] 见《宋史·文天祥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至元十五年十二月壬午日条、至元十六年十月条。
[4] 见《宋史·文天祥传》。
[5] 文天祥在《临江军》诗序中也说：予尝服脑子（毒药）二两不死，绝食八日又不死，竟不晓其何如！
[6] 以上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至元十五年十二月壬午日条，至元十六年正月条、十月条，部分见《宋史·文天祥传》。
[7] 张弘范的职务及尚方宝剑，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至元十五年六月己卯日条。博罗要求杀文天祥，以及文天祥自己要求坐牢事，见该书卷一百八十四至元十六年十月条。
[8] 见《宋史·文天祥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六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乙未日条。
[9] 留梦炎在《宋史》中无传，其逃跑一事见《宋史·瀛国公本纪》德祐元年十一月乙未日条，投降事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至元十三年五月条。
[10] 见《宋史·文天祥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至元十六年十月条。
伪君子与变态狂
还有一个人，也天天盼着文天祥死。
此人名叫王炎午，原本是个太学生，也是当时鼎鼎有名的爱国青年，曾经投奔文天祥充当幕僚，又因父死母病而很快离职。但文天祥被俘不久，他就急吼吼地跳了出来。 [11]
跳出来干什么呢？
发表他的《生祭文丞相文》。
生祭，就是对方还活着的时候便发表悼词。
意思很清楚：你怎么还不死啊？
王炎午的用心正是如此。据野史说，他挥泪写完这一千七百多字的奇文，便让人抄录一百多份，沿着文天祥北上的必经之路张贴于驿站、码头和店壁等显目之处。抄录的文章字大如掌，很怕文天祥看不清，别人看不见。
呵呵，大字报呀？
野史还说，文天祥到达赣州前，王炎午便早早赶到赣江码头亲自张贴生祭文，还设了祭坛哭天嚎地烧纸钱，弄得满世界乌烟瘴气。文天祥到达南昌码头上岸时，王炎午竟冲到蒙古军队面前，就地跪下，烧香磕头地祭拜起来。
文天祥呢？据说也热血沸腾。 [12]
但正史说，文天祥没见到祭文，也没见过王炎午。 [13]
毫无疑问，正史的说法更靠谱。想想也知道，一千七百多字，每个字都有巴掌大，得用多少纸？这样极具煽动性的反动言论，蒙元当局岂容王炎午到处张贴？不要说什么蒙古人不识汉字，他们那里可是还有留梦炎。就算留梦炎巴不得文天祥看了就去死，张弘范却不会这么想。
所以，张贴生祭文的事情恐怕有，但没那么夸张。 [14]
王炎午见到文天祥就更不可能。当时，蒙古人对文天祥的看管相当严格，所到之处多半早已戒严，哪里会让王炎午这样的家伙跳出来撒野？野史编造出这些细节，无非是要夸大“生祭文”的轰动效应，以及此文的道德力量，似乎如果王炎午有微信公众号，分分钟就会刷爆了朋友圈。
其实，这不过是一帮变态文人在意淫。
意淫是文人的本色，问题是动机何在。
这就要读一下原文。
原文很长，但核心只有一个：劝其速死。
如此工作，并不好做，王炎午却居然说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词。他说，大丞相二十岁中状元，四十岁为将相，父亲去世极尽哀荣，母亲奉养极尽享乐，仗义勤王不辱使命，功名事业不辱斯文，可谓光宗耀祖，忠孝两全。何况您鞠躬尽瘁就像诸葛亮，见义勇为就像颜真卿，虽然于事无补，却大节不亏，所欠一死耳。总之，洋洋洒洒就是一句话：你文天祥活得已经很够意思很够本了，怎么还不死？
不死当然有原因，王炎午也设身处地替他着想：是不是还想忍辱负重以待将来？对不起，这虽然不错，但完全没有可能。想当年，我大宋以东南全势尚不能解襄樊之围，而今以亡国一夫又岂能对抗天下？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不要痴心妄想的好。至于以不屈为心，不死为事，苏武可以，丞相您不可以。为什么呢？昔为强汉，今为亡宋呀！
结论是：呜呼，大丞相可死矣！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为了保证劝死成功，王炎午没有忘记提醒文天祥：只要想死，办法很多。相反，长期坐在蒙古人牢里，则会死得很惨很难看。比方说，热死冻死，淹死闷死，狱卒抓住撞墙而死，盗贼入室屠戮而死，以及毒蛇猛虎咬死等等。与其那时轻于鸿毛，不如现在重于泰山。何况丞相不死，必有因丞相而死的，您老人家看着办吧！ [15]
幸亏文天祥没有看到。如果看到，不死都不行！
天底下，有这么变态的吗？
变态就变态吧，身体力行也好。王炎午却不。文天祥就义之后，苦苦相逼的他并未从死，只是又写了篇《望祭文丞相文》的锦绣文章，就问心无愧地活下去，安然无恙地活了四十一年。这么长的时间，倘若他认可当年给文天祥的所谓鼓励和鞭策，每天都有机会让自己全节。 [16]
没有足够的史料让我们了解王炎午过得怎样，但他还能够编纂自己的诗文集，想来不差。至于心情，则不难通过他留下的唯一一首《沁园春》管中窥豹：又是年时，杏红欲脸，柳绿初芽。奈寻春步远，马嘶湖曲；卖花声过，人唱窗纱。暖日晴烟，轻衣罗扇，看遍王孙七宝车。谁知道，十年魂梦，风雨天涯！ 休休何必伤嗟。谩赢得青青两鬓华！且不知门外，桃花何代；不知江左，燕子谁家。世事无情，天公有意，岁岁东风岁岁花。拼一笑，且醒来杯酒，醉后杯茶。 [17]
呵呵呵，好一个“暖日晴烟，轻衣罗扇”！好一个“醒来杯酒，醉后杯茶”！文丞相如他所愿刑场就死，他倒能“岁岁东风岁岁花”什么的，真不知是何心肝！
这难道不是伪君子？
没错，跟背叛国家屈膝求降的留梦炎相比，王炎午至少守住了底线，一辈子都没有到元人那里去做官，但他的虚伪却远远超过留梦炎。的确，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我们不能要求王炎午去死，正如我们反对他逼文天祥。然而每个天良尚存的人都可以问他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无法做到的，凭什么要求别人做？如果你当真认为只有一死才能报国，为什么不找个众目睽睽的地方死给我们看？ [18]
也许，就连王炎午自己都觉得说不过去，便在编纂诗文集的时候为《生祭文丞相文》加了序言。序文深情地回忆了他和文天祥的关系：炎午投笔从戎，是丞相您不嫌狂愚奖励提拔；父死母病，又是丞相心怀恻隐许我尽孝。无论于公义还是私谊，都恩重如山。炎午人微言轻势单力薄，报国无门报恩无计，只能写下这篇生祭文，以速丞相之死。
好嘛！原来报答一个人的恩情，就是让他去死！
这种表白，岂非更加虚伪？
当然，王炎午未必这么认为。相反，他的劝死很可能是真诚的，真诚到连自己都泪流满面，同道们也一个个激动得浑身发抖。这就更加可怕。因为这种虚伪和残忍已经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甚至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于是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才会结出如此恶果？
这笔账算不到老祖宗头上。
没错，中国古代确有“主辱臣死”的传统，但在以前却只是主张和观念，并非法定义务和道德准则，没有谁说非死不可。管仲就没有死，还受到孔子的肯定。关羽降曹，更是无人责难。那么请问，管仲和关羽可以不死，文天祥为什么就一定得死？不要说什么他的死能够激发南宋军民的爱国热情和抗元斗志，就连王炎午自己都承认复国已无可能。既然如此，他对文天祥不依不饶，究竟是搭错了哪根神经？
何况之前的主辱臣死，都是当事人自己的选择，没有别人苦苦相逼，更没有只逼别人自己不做的。尽管我们并不赞成动辄自尽，但说得到做得到，至少还是真君子。
然而在南宋末年，我们看到的却是两种伪君子。一种是留梦炎那样的，虚伪而无耻；一种是王炎午这样的，虚伪而变态。此后两个物种都繁衍不息，明清更是遍地开花，只不过在鼎革之际，民间不乏王炎午，朝中多为留梦炎。
那么，培养出这两种伪君子的又是什么呢？
[11] 王炎午在《宋史》中无传，在《南宋书》和《新元史》中有简短记载，清人笔记小说中则多有提及和渲染。其生祭文天祥一事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至元十六年十月条，祭文见其所著《吾汶稿》。他离开文天祥军中的原因，《南宋书·王炎午传》的说法是母亲去世，王炎午《生祭文丞相文》的说法是父亲去世，母亲病危。
[12] 请参看丁志可《王炎午：生祭文天祥的“义士”》。
[13]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至元十六年十月条。
[14] 王炎午在《生祭文丞相文》的序言中说，誊抄张贴祭文的是他和他的朋友刘尧举，但并无“字大如掌”等说法。另据《吉安府志》等书，见到文天祥的不是王炎午，而是王幼孙。他宣读的生祭文也不是王炎午的，而是他自己的，内有“人皆贪生，公死如归；人为公悲，我为公祈”等句。此说同样可疑，不予采信。
[15] 见王炎午《生祭文丞相文》。
[16] 请参看丁志可《王炎午：生祭文天祥的“义士”》。
[17] 见《元草堂诗余》卷下。
[18] 在这个问题上，本书完全赞成丁志可文的观点。
朱熹的意义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九月十五日，也就是文天祥英勇就义一个半世纪前，有个男孩在今天的福建省南平市尤溪县毓秀峰下出生。添了男丁，进士出身的一家之主当然是满心喜悦。只是他不会知道，此时此刻，秦桧正在从大金逃回大宋的途中；而他这个几乎与南宋同龄的儿子，则将影响之后的好几百年，甚至改变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 [19]
没错，这个男孩就是朱熹。
朱熹是文化里程碑：前有孔子，后有朱子。没有孔子就没有儒学，没有朱子就没有理学。儒学让我们民族有了主流思想和核心价值，直到辛亥革命以后被颠覆；理学则让价值和观念落到实处深入人心，变成像宗教教义或先知圣训那样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又规范日常生活的东西。 [20]
这当然非同小可，却只能长话短说。
那么，什么是理学？
理学又叫道学，理学家又叫道学先生。叫道学是由于要传承弘扬夏商周三代的先王之道，叫理学则不但因为天道即天理，而且因为更重视义理的研究和阐释。这两种称呼其实并无严格区分，大体上北宋叫道学，南宋叫理学。 [21]
显然，理学的核心就是两个字：天理。
天理是什么呢？
朱熹说：
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 [22]
原来就是三纲五常，这不是董仲舒早就说过的吗？
确实是老调重弹，但有意义，也有发明。
意义在于儒学的振兴。我们知道，儒学原本是孔子等人站在官方立场创造的民间思想。由于是民间思想，所以只是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潮之一，也不乏生命活力。但由于无论孔子，还是孟子和荀子，都是为了替统治者寻求治道，因此思想是独立的，立场是官方的。再加上他们的主张符合宗法社会的中国国情，便使儒学变成官学有了可能。
结果，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然而独尊不是独存，罢黜也不是消灭。汉武帝只是规定如果做官就得读经，不想做官的仍然可以读子。经就是儒家经典，子就是诸子百家。经在朝，子在野。所以，儒术虽然独尊，百花依然齐放，百家依然争鸣，只不过百花只能作为野花在山林绽开，诸子之说也登不得大雅之堂。
儒学，成为钦定的国家意识形态。
东汉末年，帝国大厦轰然倒塌，两汉经学也因腐朽僵化而被弃如敝屣，代之而起的是玄学和佛学。佛学是外来异族文化，玄学是体制内异端。内外夹击，再加五胡入华，南北对峙，半死不活的儒学更是命悬一线，气若游丝。
不过，魏晋南北朝是乱世，倒也没人理会。
隋唐重建太平。炀帝打通南北，太宗融合胡汉，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结果却居然是统而不一。这固然因为正如《隋唐定局》所说，大唐是混血王朝和世界帝国，必然秉承开放兼容的理念，同时也与统治者的需要有关。武则天崇佛，唐玄宗修道，韩愈则因反佛被打发到地老天荒。总之他们更倾向于儒释道三教合一，对儒学并不青睐有加。
接下来，是混乱的五代十国。
赵匡胤结束了过去开创了未来。这个依靠政变夺取政权的军阀为了江山永固，崇尚文治抑制武功，立下祖宗家法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没有政治资本和军事力量，就只能依靠思想；而能够平治天下的，则只有儒学。
振兴儒学，势在必行。
然而这谈何容易。唐高宗以后，禅宗作为中国化的佛教勃然崛起，到两宋更是风靡天下，就连理学的创始人程颢和程颐兄弟也都体制俨似禅家。宋儒处在这样的环境，不啻四面楚歌。不向佛教开火，就不可能夺回阵地突出重围。 [23]
此时此刻，就看朱熹的了。
朱熹枪法很好，一眼看出佛学的要害是空无。他也十分清楚推出这个结论的逻辑：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由于因缘和合而由法产生的。但是万法皆空，所以是无。
这就好对付，武器则是理。朱熹说，世界上其实有两种存在，有情有状的叫作器，无形无影的叫作理。所有的器都是由理产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事物的存在发生，都不可能没有道理。用朱熹的原话说就是：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理。台阶有砖头，就有砖头之理；地上有竹椅，则必有竹椅之理。船只能行于水，车只能行于陆，都是理。 [24]
结论是：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理，没有理就没有物。
于是有人问：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呢？
朱熹答：只有天下公共之理。
这个公共之理，就叫太极。
太极是万物之理的总和。也就是说，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理，比如砖头或竹椅之理。这些理都有极至。理的极至就叫作极，极的极至则叫太极。用他的原话说就是：事事物物皆有个极，是道理之极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
但是，朱熹又提醒我们：太极可不是说有个物事光辉辉地在那里，只是说当初皆无一物，只有此理而已。就连太极这两个字也是没有的，叫这名字仅仅是为了说明问题。
如此看来，朱熹的理像极了佛教的法。
朱熹却认为不同，完全不同。他说：太极是五行阴阳之理皆有，不是空的物事。他还说：释氏只见得个皮壳，里面许多道理他却不见。哈哈，这怎么可能是佛教的法？ [25]
更重要的是，除了理，还有气。
气是天理的载体。朱熹说：有此理后，方有此气。既有此气，然后此理有安顿处。也就是说，太极并不是无所事事地待在那里。它还要变成事物，而且是通过气。 [26]
所以，天理或太极，不是空无。
理通过气变成万事万物的结果，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但这绝不意味着太极的分裂，而是万事万物对太极的禀受。朱熹说，这就好比月光洒在江湖洒在人间，到处都能看见，月亮却只有一个，并未分裂。 [27]
精彩吗？精彩，非常精彩！ [28]
天理太极，简直就是核武器。
的确，朱熹的理很像西方哲学中的绝对理念，虽然比不上黑格尔，却类似于柏拉图。在中国思想史上，已经是相当具有哲学意味的概念。这是不可小看的。 [29]
还有一点也很像黑格尔。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朱熹则这样说：凡天地生出那物，便都是那里有那理。是不是看起来一样？ [30]
可惜，根本不同。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误读了黑格尔。黑格尔从来就不认为现存的东西都无条件是现实的。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合理会变成不合理，现实会变成不现实。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31]
朱熹却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他讲天理讲太极，不仅是要对抗佛教，更是要维护儒家伦理，宣扬三纲五常。他的逻辑也很简单：君臣父子之类的道德规范不是早就有了吗？那就肯定有它的道理。由于一切道理都来自太极，所以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等就是天理。谁敢违抗，天理不容！
很好！但，既然如此，为什么出问题了呢？
因为天理之外，还有人欲。
[19] 秦桧回到南宋是在建炎四年十月二日，故此刻正在途中。
[20] 钱穆《朱子学提纲》称：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
[21] 元人撰写《宋史》时，仍称理学为道学。其对道学的理解，见《宋史·道学传序》。
[22] 见《朱子文集》卷五十九。
[23] 本段亦请参看《朱子学提纲》。
[24] 见《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卷四。
[25] 以上均见《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26] 见《朱子文集》卷五十八。
[27] 见《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28] 以上所述又请参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
[29] 黑格尔讲出了绝对理念自身运动创造世界的内在逻辑，即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朱熹没有，所以不如黑格尔。
[30] 黑格尔的说法见《法哲学原理》序言，朱熹的话见《朱子语类》卷一百一。
[31] 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据苏振申《中国历史图说》。
在儒教精神的指导下，朱熹制定了冠婚葬祭诸礼。上图为朱熹所制定的部分葬仪行列，分别是摆香炉的香案、奉灵牌的灵车、功布饰旗帜、亲族护灵柩前进。这些葬礼模式，民间现今仍旧奉行，没有多大改变。
天理与人欲
人欲是理学的大敌，比佛教厉害多了。
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是程颢和程颐兄弟，正如天理其实是他们的概念。程颢就不无得意地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拈出来。或者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 [32]
呵呵，这个著作权，他倒不让。
两宋道学又叫程朱理学，也是有道理的。
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有天理必有人欲。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也就成了理学无法回避的问题。
朱熹的办法是先下定义。他认为，天理就是人性中天然存在的善，比如孟子所谓“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就是仁，仁是天理之自然。顺着仁往前推就是义，再往前推就是礼。所以，四德五伦都是天理，也都是善。 [33]
但，天理既然是善，恶又从哪里来？
程颢和程颐的说法是：天下善恶皆天理。
这是对的。既然天理的极至是太极，太极又是万事万物的本源，恶当然也只能来自太极，来自天理。这就好比上帝创造了一切，便也得对伊甸园里的那条蛇负责。
问题是，如果恶也是天理，不作恶岂非也天理不容？
朱熹当然不能同意。因此，当学生拿着二程的说法来问他的时候，他就只能打圆场。朱熹说，天理哪能是恶？恶是不会行天理。比如不该恻隐而恻隐，就变成姑息；不该仗义而仗义，便变成残忍。所以，恶是天理的过犹不及。 [34]
那么，行天理为什么会过犹不及？
因为天理未纯，人欲未尽。这就好比一个人，如果注意饮食锻炼身体，就健康长寿；如果习惯不良纵欲过度，则会百病缠身。恶就是这样一种病，朱熹称为疾疢（读如趁）。 [35]
原来，人会生病，天理也会，这可真是天人合一。
天理生病，就成了人欲。
人欲不是人类肉体生存的基本需求。朱熹说：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但亦是合当如此者。他还讽刺佛教徒说：终日吃饭，却道不曾咬着一粒米；满身着衣，却道不曾挂着一条丝。这不是扯吗？ [36]
看来，老先生的头脑很清醒。
问题却仍未解决。人欲不是欲，又是什么？
朱熹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回答了我们：
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37]
原来，天理就是生存理，人权就是生存权。这两句话朱熹虽然没有说，我们不妨替他说了。总之，除了保证生存和学做圣人，其他想法都是心里有病。所以，程颐为哲宗皇帝讲课时，课堂的管理人请讲师们喝茶看画，这位道学先生便拉下脸来回答：本人平生不喝茶，也不会看什么画！ [38]
哈哈哈，他是怕得心病。
那么，人的这个病，有没有办法治呢？
有。办法是六个字：
存天理，灭人欲。 [39]
而且朱熹说，所有儒家经典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这当然并不容易。因为就连朱熹自己也说：天理人欲，无硬定底界。既然并无明显标志和截然分野，那怎么识别，又怎么做？比方说，食色性也。吃饭是天理，性生活呢？ [40]
道学先生的回答是：
要看情况。生儿育女是天理，男欢女爱是人欲。
道理很简单：前者相当于饮食，后者相当于美味。
抱歉，这实在是混账逻辑，也不可操作。难道每次做爱前都要指天发誓，宣布这是为了传宗接代？幸亏程朱理学在今天不是主流，否则安全套和避孕药岂不都得下架？
何况朱熹自己也说：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人欲“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的。这就连读圣贤书都不管用了，因为世间却有能克己而不能复礼者，比如佛教徒。那么，如果要实现“存天理，灭人欲”的目标，请问又该如之何呢？ [41]
也只好祭起屠刀，朱熹称为“杀贼工夫”。 [42]
而且，吃柿子拣软的捏，先杀女人。
杀女人的切入点，是提倡寡妇守节，反对再嫁。当然也只是提倡而已，因为没有哪个王朝会荒唐到为此制定相关的法律。但是，我们不要小看舆论压力和道德诱惑。南宋之后守寡和死节的女人有多少，看看那些贞节牌坊就知道。
何况道学家的话还说得那么重。有人问程颐：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颐的回答是八个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43]
女人的命，就那么不值钱？
更恶劣的是，程颐还信口雌黄，说什么贫苦无依和饥寒交迫，不过是寡妇们希望再嫁的借口。且不说这种毫无证据的言论涉嫌诬陷，就算她们是为了性爱需要又如何？朱熹不是声称“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理”吗？那么请问，男女之间那点事，怎么就没那理？如果没有，老天爷为什么要让人们有性快感？难道男人可以有，女人不能？如果都是人欲都该消灭，那么，为什么女人丧夫不能再嫁，男人丧妻却可以再娶？请问这是什么天理，什么逻辑？
程颐简直心理变态，混账透顶！
不要说什么当时强敌压境国难当头，因此需要提倡死节以振奋人心，鼓舞士气。搞没搞错，程颐可是北宋仁宗到徽宗时期的人。他去世时，完颜阿骨打还没称帝，徽宗君臣全都春风得意歌舞升平，哪来的这种时代需求？
也不要说什么死节的要求男女平等。没错，作为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王炎午就这么逼文天祥了。但是请问，有意义吗？难道文天祥的历史使命和人生价值，就是把自己送上道德祭坛，让那血染的旗帜高高飘扬？
实际上王炎午要求的，只是为死节而死节。不要说什么这里面有道德的坚守。坚守是要的，但只能靠自律，不能靠他律。道学家之相逼，围观者之起哄，当事人之非一死不足以自证清白，只能造成人性的压抑和心理的变态。
比如王玉辉。
王玉辉是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他的女儿丧夫之后决定死节，母亲不赞成，公公婆婆也不赞成，只有王玉辉拍手叫好，甚至在女儿去世后仰天大笑，说是就连自己都未必能够死得这么风光。直到知县和乡绅一众人等前来拜祭，这才恢复人性，开始悲悼女儿。后来看见穿白衣服的年轻女子，就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44]
这可真如清代戴震所言，是“以理杀人”。 [45]
事实上，尽管朱熹使用了哲学甚至类似于科学的方法来论证天理，也尽管理学家们口口声声恻隐之心，然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八个字，以及王炎午的生祭文，仍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冷漠。是啊，文天祥的尚且不是命，寡妇们的又值几何？不过街头巷尾的闲话，茶余饭后的谈资。
很显然，正是这种冷漠，造就了生祭文天祥这样的道德怪胎，贞节牌坊那样的道德祭坛。这当然并不完全该由程朱理学来负责。但，如果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必须靠这样惨无人道的东西才能得以维持，可就真是生病了。
那么，这病可又是怎么生的？
[32] 见《上蔡语录》卷上，《二程外书》卷十二。
[33] 见朱熹《孟子或问》，《论语集注》卷二，《朱子语类》卷六、卷十三，并请参看张立文《朱熹评传》。
[34] 见朱熹《孟子集注》卷十一，《朱子语类》卷九十七。
[35] 见《朱熹集》卷十四《戊申延和奏札五》、卷十三《辛丑延和奏札二》。
[36] 见《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后录》、卷一百二十六。
[37] 见《朱子语类》卷十三。
[38] 见朱熹《伊川先生年谱》。
[39] 见《朱子语类》卷十二，也有版本作“明天理，灭人欲”。
[40] 见《朱子语类》卷十三。
[41] 见《朱子语类》卷十三、卷四十一。
[42] 见《朱子语类》卷四十二。
[43] 见《程氏遗书》卷二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