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终身在位，口衔天宪，主宰一切。唯一能约束他、使他感到畏惧的，那就是昊天上帝。这个宇宙间的最高之神，常常通过星象变异对他发出警告。
崇宁五年元月，慧星在西方上空出现，大如杯口，光芒四射如纷纷落下的碎星，长达六丈，阔有三尺，斜指东北方向，穿过五个星宿区。据占星家所言，慧星是灾星，由特殊的恶气所生成，光芒所及都要成为灾区，会发生大动乱，大兵灾。
皇上很惊谎，避开正殿而居，减御膳而食，并发布大赦令，表示要立德修行。朝野上下也人心惶惶，害怕大难临头。天象异常，身为左相的蔡京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只好奏请免官，皇上顺从天意，就批准了他的辞呈，重新让赵挺之担任右相，刘逵升为中书侍郎。这两个人并无治国才能，过去只因竭力排击元祐党人而受到蔡京的重视，被荐为执政官，后来因争权又与蔡京不和。两人联合主政后，劝告皇上废除蔡京所施行的苛民之政，毁去《元祐党人碑》，恢复党人的某些官职，重行科举制度，重议盐钞、茶钞法，撤消大晟乐府，与西夏进行和议，等等。
皇上对挺之说：“你说得很对，蔡京这个人太奸险，挑起西部边界战争，使兵民肝脑涂地；援引死党，布满朝廷；让他的儿子蔡翛作亲卫郎，每天窥伺朕的行动！”当年冬春久旱，蔡京被罢官后，马上下了一场透雨。皇上也就更信星变的意向是要他辞退奸臣。
蔡京被免官后，仍住在梁门外府第，通过党羽继续控制朝政。等到星变过后，他让人提醒皇上，过去所推行的种种法度，事先都经奏请，他只是奉旨而行而已，绝不是个人的私意。至于罢黜科举而恢复古代的推荐制度，制雅乐而建大晟乐府，都是绍述神宗的美意。现在一切都想罢废，恐怕不是皇上要继承父兄之业的原意。
皇上历来遇小事聪明机灵，遇大事就缺乏判断能力。他觉得赵挺之和刘逵的话很有道理，但蔡京及其追随者又高举熙宁变法的旗帜，他夹在两者中间犹豫徘徊，简直无所适从。比较起来，蔡京施政很合自己的心意，特别是他善于聚集财赋，花钱花得舒服，游乐玩笑也经常别出心裁。遗憾的是此人野心大，不可捉摸，可敬、可用而又可怕，又是星变谴责的对象，目前很难再起用。皇上的犹豫造成了奇怪的局面：在台上的赵挺之政令不行，只能与刘逵演双簧；在台下的蔡京因党羽众多，仍在左右着朝廷。
慧星刚过，又逢太白金星白天行经太空，与太阳争光。据占星家说：太白张盖放光芒，人间有人想立王，主弱臣强，将有刀兵之祸。皇上刚刚放松的心情又重新紧张起来，再次下诏求直言，允许百官批评朝政得失，保证今后不会因直言而定罪，更不会把言者窜逐到岭南了。
皇上估计：那个想与太阳争光的立王者是蔡王似。蔡王是哲宗的同母弟，当年被封为简王，哲宗升天后，章惇竭力主张立他为君，他也自以为非己莫属，其根据是开国之初，杜太后就立有金匮《约誓书》，让太祖在百年之后传位给同母弟。幸亏当年向太后力排众议，挫败了章惇的图谋，才把自己扶上了皇位。皇上扪心自问，即位后一直很优待这位老弟，晋升他为司徒、太保。可他一直有不臣之心，说皇位本来是他的，是向太后偏爱端王，才编造了神宗、哲宗的遗言，违反了杜太后的遗诏。皇上听到这大逆不道的言论，很想依法严惩。言官们上疏说：“蔡王年纪轻，说话出于无心，陛下应学习虞舜爱护弟弟的崇高榜样，至亲骨肉之间要一切包容，不能产生裂痕！”皇上接受了这一劝告，不再追究蔡王，只将他的身边人员送到大理寺去审劾，另外派人去“侍奉”蔡王。新派去的内侍名义上是侍奉，实际上近乎监视。以后又听说蔡王得了狂癫病，随便骂人，特别是骂皇上。精神有病的人不好治罪，只能把他隔离起来。
杜老太后临死之前是否留有遗诏，让太祖百年之后传位于太宗？丞相赵普当年是否当场写了《约誓书》，并藏之金匮？这在大宋王朝是个相当敏感的政治问题，也是后来的史学家争论不休的论题。对于当今皇上来说，彻底了解这些事情的内幕，才能说明他的继位为什么是合法的，而章惇和蔡王的言论为什么是大逆不道的。
自从蔡京任丞相后，皇上在听他讲《祖宗宝训》时，曾几次拐弯抹角地提起自己心中的疑问。蔡京心想：作为太宗的子孙，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一疑问，但皇上为什么老要发问，意思是很清楚的，自己不回答或回答不当，都要丢官，因此就用批评前人的方法，间接地作了答复。他说：“仁宗时僧人文莹写了《湘山野录》，提出了‘烛影斧声’一说。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开启了百年论争。前几年臣起草诏书，下令烧毁元祐党人所著的书籍和版本，上述两书也列为禁书。至于杜老太后的遗命，《太祖起居注》中并无记载，直到仁宗时所修的《三朝国史》才提起此事。金匮所藏《约誓书》，在太宗即位后第六年赵普才奏明圣上。”皇上与蔡京都是聪明绝顶的人，他们的一问一答都极其巧妙，剩下的事是学生根据老师所列的书目，自己去研读和寻求答案了。
皇上富有钻研精神，如果他想弄清某个悬案，就会孜孜不倦，窥探幽深，求索隐微。他让书艺局的内侍贾祥找来自己所需要的文献和书籍，逐一细读。《续湘山野录》记叙太祖驾崩之夜曾豪兴满怀，邀请晋王（太宗）入万岁殿酌酒对饮。“宦官与宫妾都被屏退在外”，只能远远地看到“烛光影下，晋王避席不能再饮。”以后太祖手持斧头拐杖在庭中戳雪，兄弟俩共赏雪景。在太祖解衣就寝后，遥闻鼾声如雷，晋王也在“宫内宿夜”。五鼓时皇帝驾崩，太宗受遗诏接位，大臣见太祖遗体“五色温莹如汤沐”。
这段记叙表明：太祖死前圣体康健，心情也很好，死得实在太突然。晋王如果乘太祖醉卧而谋杀，那很容易，而且没有他人在场。遗体如“汤沐”，更像是刚用水洗去血迹。文莹喜欢与殿馆名士交游，经常出入达官贵人之家，与丁谓、苏舜钦、欧阳修等人以诗文唱和。此书所记的内容该是来自当事人。丁谓在真宗时曾任丞相，在太祖死时已经十多岁，平生见闻也很广。
皇上接着又翻阅司马光的笔记《涑水纪闻》，其中记太祖死后，开宝皇后让内侍头目王继恩去召太祖的儿子德芳。而王继恩却去召晋王，入王府后见晋王的心腹程德玄也在场。晋王闻噩耗大惊，犹豫着不敢进宫，说道：“我应当与家人商议！”王继恩再三催促说：“耽误久了，皇位将是别人的了！”于是两人冒着大雪步行到万岁殿。皇后见来的不是德芳，却是晋王，不禁“大为惊愕”，哀求说：“我们母子的性命，都掌握在你手里！”晋王边哭边说：“不必担心，我们共保富贵！”
司马光还记述程德玄雪夜去晋王府，是要报告—件机密大事。他有个擅长天文学的朋友，名叫马韶，预测到第二天晋王将登基即位，所以到程家贺喜。晋王与德玄都很“惶恐”，就派人把马韶监禁起来，不让他到处乱说。
皇上看了《涑水纪闻》，也想起自幼在宫中就听到的有关太宗即位时的种种议论，虽然这些议论是私下的，悄悄的，闪烁其辞的，但对太祖及其后代都表示同情，对太宗甚至有大不恭的言词。例如入内省副都知裴彦臣之所以被列入元祐党，并编管于池州，固然是因他是高皇太和向太后的亲信，以后又得罪了蔡丞相，同时也由于他传布过太宗即位时的传闻。皇上心想；司马光是个史学家，所撰的《资治通鉴》，让帝皇“借鉴往事，有资于治道”，采用史实严谨可靠。他的这本纪闻，杂记本朝政事，想为以后写《资治通鉴后纪》储存史料，所以每条之下都注有材料来历和述说者的姓名，没有根据的材料他是不会笔录的。
四四
从纪闻中皇上看出：继位是不合法的，如果合法，同大臣们以及家人们商量后再登基也不晚。开宝皇后当时才二十五岁，无权无势，甚至不能直接召见前皇后所生的儿子，连唯一可信的王继恩，竟然也是晋王的同谋，故见晋王进宫，先是“惊愕”，后是“哀求”。再说擅长天文学的马韶，为何能在太祖驾崩之前三四个时辰，就能预测到晋王次日就要登基？他向老友程德玄“泄露天机”，是不是知道这位晋王的心腹也参与密谋？程德玄为何与王继恩一起劝驾，怕晚了皇位将为他人所有？两书也有不同之处，司马光所记是晋王当时在王府，而文莹所记则是“在宫内宿夜”。此事倒无关紧要，既然晋王是太祖最可信赖的大臣，可以随便出入宫禁，他当时不在宫中或虚称在王府中，有谁敢去查问？
使皇上困惑不解的事还有不少：如新皇帝即位，一定要等到次年元旦才改年号，而太宗却在当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就改开宝九年为太平兴国元年，好像再等七八天就“为时已晚”。开宝皇后是太祖正式册封的皇后，而死后不以皇后之礼埋葬，可见太宗对她很嫉恨。当年太祖因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主要靠义社十兄弟，这些结义弟兄当时还活着的有北京（大名府）镇守李继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殿前都指挥使杨信。他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都先后“暴卒”，宫中传说是王继恩在赐酒中做了手脚。如果是合理继承，为什么害怕太祖的亲信心中不服？
在查遍《太祖起居注》和本朝最早的国史之后，皇上并未发现杜老太后有什么金匮《约誓书》。此书的内容据说是太后吩咐太祖，说他之所以得天下不是靠祖宗的积德，而是因周世宗让七岁的小儿子主天下。让他在百年之后传位给弟弟晋王赵光义，说让年长的人继位是社稷之福。但此誓书的疑问甚多，无人能自圆其说。自古以来，从来未见过皇帝健在而由太后为将来继位的事而写遗诏，何况杜太后死时六十岁，当时太祖三十九岁，光义（太宗）二十七岁，太祖的儿子德昭十岁，德芳也已懂事。太祖身体一直强健，屡次出兵亲征，太后为何能预见儿子短命？太祖后来暴死，德昭也已二十一岁了，不会再出现小皇帝主天下的悲剧。如果太祖长寿，那么光义也已老朽，号称很有远见的杜太后为何不希望已是成人的孙子继位，而要让位于老朽？再说既有太后遗诏，太宗接位就有了合法根据，即使赵普当时忘记了这件大事，但开宝皇后应该知道，保管这神圣遗诏的内侍也知道。请出遗诏，让丞相宣读，接位就合理合法。沈谋英断的太宗就不必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去毒杀许多开国功臣和王朝的栋梁，不必先后逼死了侄儿德昭、德芳，逼死了同母弟赵廷美。
皇上边看国史边思索，内心中顿时翻江搅海，思潮汹涌。在过去，自己对开创赵家王朝的太祖和太宗，怀着极其尊敬的心情：这兄弟俩精诚友爱，携手削平四方群雄，解除藩镇兵权，务农兴学，轻敛薄赋，制礼作乐，倡导节俭。皇上每次去景灵宫祭祖，在太祖、太宗的遗像前都受到崇高精神的感召，产生克爱克威的决心。而现在，在铁的事实面前，自己的嫡亲祖先竟是个杀害兄长和侄儿的主谋，双手沾满了亲人的鲜血！庄严与丑恶，崇高与卑劣、仁慈与残酷，种种复杂而又矛盾的品性相互依存，同时在太宗身上显现。这才是真实的太宗。而过去心中崇拜的那个偶像，那个圣洁的充满光环的太宗形象，是家人们和御用文人们用谎言塑造出来的。
司马光是元祐党罪魁，皇上对他没有好感，而对他所著的史书却颇为赏识。他的《涑水纪闻》首先对杜太后《约誓书》提出质疑。赵普是宋朝开国功臣，又以《论语》辅助太祖治天下。后因贪暴专权，接受贿赂，私贩木料，开旅店营利，被翰林学士卢多逊告发，太祖罢了他的丞相之职，让他出任河阳节度使。太宗即位后才重新入汴京，仍郁郁不得志。按理说，他既自称受杜太后遗命写《约誓书》，那么在太祖驾崩时就应该呈奏这件关连王朝命运的大事，而且不得志的人正可借此立功。但令人奇怪的是他竟缄口不言，一直等到六年之后有人诬告秦王赵廷美时，这位前“顾命大臣”才突然想起非常重要的《约誓书》。
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太宗看到赵普的奏章，真是喜从天降，随即恢复了他的丞相职务。丞相复职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制造了冤狱，逼死了赵廷美，使太宗从此不再为“传位给同母弟”而担忧；又将卢多逊株连进去，使这个政敌贬死于海南岛崖州。当时太宗的长子汉王元佐住在东宫，屡次申诉廷美的冤情，请求父亲赦免叔父。太宗说自己这样做，正是为了他将来能继承皇位。元佐却说：“儿臣愿为平民，也不愿登上那个沾满亲人鲜血的宝座！过去父皇与赵丞相不和，说他专权贪暴，为何见到他献了《约誓书》，就让他复任丞相？”太宗当时极为震怒，拔剑要杀元佐。而元佐却引颈就戮，说死了更好受一些。幸亏他是太宗的爱子，太宗怎么也下不了那个狠心。廷美死后，元佐抑郁于怀，不久就得了狂癫病，常说宫内不安全，内侍要谋害他，以至夜间纵火烧宫殿，说愿与宫城一齐化为灰烬。
皇上细看这些一百多年前的国史和家族史，看到了字里行间的刀光剑影，似乎看到自己的寝宫——福宁殿仍残留着祖宗们的血痕，对那些直接或间接死于太宗之手的祖先们，自己深表哀悼和同情，特别是那英武盖世的太祖皇帝，他打遍天下无敌手，却死在亲弟弟的手里，的确太轻信了，太大意了！对于太宗，自己不敢也不想去议论，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杀害亲兄弟，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子孙能保持皇位。而在目前，皇上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
杨戬送来了皇城司关于蔡王狂癫病情的密报。密报中说王爷病情日益严重，狂悖的言论更多：谩骂皇上篡位，任用奸臣，调戏过崇恩太后，等等。皇上看了密报怒不可遏，对杨戬说：“星变告诫，太白跟太阳争光，蔡王一直想自立为王，这是活得不耐烦了！”杨戬心领神会，知道皇上想借星象异常，除去心头之患。
当天深夜蔡王“病薨”。皇上闻耗极为“震惊”，改封蔡王为楚王，赠予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如果说，皇上过去对蔡王有一种内疚感，那么在弄清《约誓书》是伪造的之后，自己就理直气壮地当皇帝了。他觉得当年的汉王元佐实在太傻，不愿继承现成的皇位，结果却成了疯子。历史的、现实的教训，使他感到自己的思想似乎成熟了，他继承王位是天命攸归。他要成为一代英主，以求天下之大治；又要及时行乐，尽享人间的尊荣富贵！
汴河、蔡河水仍静静地流淌，河上船只衔尾。汴京城依旧繁华热闹，街上车水马龙，客商万方云集。人们早就把星象变异带来的忧虑置之脑后，皇上也逐步从小心翼翼的心境中解脱出来。一年即将过去，皇上认为赵挺之想全部改变蔡京的施政纲领是得不偿失，刘逵与蔡京同样专横，故深有懊悔之意。皇上的悔意朝臣中只有郑绅知道，资政殿学士郑居中常去郑绅家，自然就知悉这重要的机密。居中深知蔡京对他并不友好，二年前还想把他列入《元祐党籍碑》中。这次倒想化敌为友，相互间可以作一笔交易。在这个亦官亦商的大人物心目中，世上一切都可以看成是交易。事情是明摆着的：一个是皇亲国戚，一个是广有羽翼的丞相，斗则两败俱伤，合则互相有利。于是他就让自己的经纪人唐进才去同榷货务主管魏伯初商谈，进行讨价还价。魏伯初是蔡京的心腹，与唐进才常有商务往来，也很有交情。唐进才办事干练，已与魏伯初接触过，现在只等待对方回音。他又预计盐钞新法会重新推行，立即捎信给合伙经商的结义兄弟何世隆、吴裕中，请他们迅速来京。
四五
冬天来了，凛冽的北风过后就下起大雪，雪花翩跹飞舞，漠漠纷纷，悠悠漾漾，转瞬间就改变了京城的面貌。街道两旁的青楼画阁，绣户珠帘，简直成了水晶宫殿，成了仙子楼台，而各色林木全变为琼林玉树。那充满尘土味和骡马粪味的干燥空气，突然间变得清新滋润，沁人心脾。
一个雪天的中午，座落在界身巷的郑家交引铺，来了一位贵客，此人就是榷货务主管魏伯初。魏主管屈驾访问，自然会引起邻近各交引铺同行们的注意。自从蔡丞相被免官之后，朝中对他所制订的盐钞新法有种种议论，在将近一年中大家挣钱不多，当然关注着财大气粗的郑家交引铺有何动作。唐进才盛情地请贵客上座，摆上了郑家名酒坤仪酒，这种酒因质地优良和郑贵妃宠冠后宫而名声鹊起。有美酒佳肴，老友边饮边谈，欣赏庭中梅梢竹外的雪景，那当然是人间乐事。
几杯过后，谈话转入正题，客人转达了蔡大人对郑资政的敬意与谢意，说赋闲后承蒙关怀，很受感动。唐进才也代表主人感谢蔡大人的厚爱。伯初说：“星变过后，门下侍郎吴居厚、左丞何执中、右丞邓洵武、枢密院使张康国都上奏皇上，提出 ‘三不可’之说：即法度不可变，刘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罢。听说皇上左右为难，下不了决心！”
进才笑着把事情挑明，直截了当地说道：“‘三不可’之说在商界也已传开，现在如有得力者大胆进言，那么皇上作出圣断就很容易！”
伯初了解对方是在待价而沽，就接着话题说：“蔡大人也这样估计时势，并认为这位‘得力者’就是郑资政，他的话皇上很相信。他是国戚，按制度规定不得在三省任要职，但可任为枢密使，以便发挥其杰出的才能！”
进才见对方已作出许诺当然很高兴，他俩就代表蔡、郑双方达成协议。在告别时魏主管还提起老友的两位义弟吴裕中、何世隆，说应该给他们打个招呼，看来盐钞生意又将大有可为，可别忘了何左丞、张枢密和兄弟们的发财机会！唐经纪笑着点点头，佩服这位主管大人算盘精到，滴水不漏。
按照协议，郑居中进宫见皇上。他慷慨陈言：“陛下建学校以培养人材，广山海之利以通商贾，铸八方之鼎，成一代雅乐，救济贫困，国泰民安，这都是绍述神宗圣政，哪有逆天行事而天帝谴责的事？”
皇上本来想起用蔡京，重行崇宁新政，现在看到自己最信用的大臣何执中、郑居中也都替蔡京说话，终于下定了决心，于是下诏改次年为大观元年。“大观”一词语出《易经·观卦》，原意是观察洞达透彻。皇上用来表示自己思想上已完全成熟，对朝政的是与非，大臣们的忠与奸，已经有透彻的了解，从此以后不再犹豫徘徊了。在恢复蔡京左相之职的诏书中，称赞他“器识先知先觉，学问穷神独至，是商代的伊尹、周代的周公式的贤相”，希望他继续推行崇宁新政，使天下达到大治。
蔡丞相复职后重行他的“党同伐异”的原则，推荐何执中为门下侍郎，邓洵武为中书侍郎，余深为尚书左丞，郑居中为同知枢密院。他看到张康国野心勃勃，就加以压制，只让康国的兄长康伯当了吏部尚书。皇上看了推荐名单，自然照准。对于政敌，蔡丞相绝不手下留情，他制造了章蜒私铸铜钱的冤狱，把章蜒的妹夫刘逵株连进去，刘逵一贬再贬，最后流放到安州。赵挺之罢相后因惊吓过度，过了五天就死了，其家属徙居青州。使蔡丞相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冤狱未能制成，只削去挺之生前与死后的官职。值得一提的是挺之的儿子赵明诚从此只能做地方官，与妻子李清照以诗词相唱和，为我国诗词创作和文物考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不过这是后话。
蔡京又被皇上誉为当代的“伊尹、周公”，权势震动中外，朝中上下到处是一片歌颂赞扬之声，最使他感到欣慰的是在辞职的一年中，仍能左右朝政，皇上虽下诏求直言，许多人仍敢怒而不敢言。只有一个涉世不深的小小的太庙斋郎方轸响应皇上诏旨，相信不问罪、不株连的诺言，上书论奏蔡京有二十条大罪。丞相复职的当天，皇上就把方轸的奏章交给他，表示对他绝对信任。丞相就让下属“推究”论奏的事实，结果方轸以“诬告”罪编管于岭南。他以此事为例，在朝堂厉声警告百官们说：“谁想诬告我蔡某，皇上第二天就会通知我！”从此朝中没有人再敢议论蔡丞相。既然人人都称赞蔡丞相，皇上对他也就更信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