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改年号为政和，本意是想“庶政惟和”。他下诏减轻赋税，免去东南六路所供的钱钞，停止大型土木工程，榷货务中剩余的盐钞归于左藏库，而不像往常那样入于内库，等等。这些举措受到庶民的拥护，国内也开始有政通人和的气象。
皇上在政务之暇，仍然关心宫廷画院，使画院进入有宋以来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他用严格考试的办法来录取学生，当时应试者从四方源源而来，可谓盛况空前。皇上精通艺术的各个门类，认为诗、书、画、音乐、舞蹈都是相通的，都应该充满诗情画意。而要想让学生创作出具有诗的意境、诗的含蓄蕴藉、诗的韵味的作品，首先就得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
为了使学生能有诗人的情思、胸怀和气质，能敏锐地捕捉诗意和完美地表现诗意，皇上在招考画院学生时，以及平时月考、年考时，常常摘录唐人的诗句作为考题。这确实是个发现人才、培养人材的好办法。如当时有个名叫李唐的画家，就因善解考题的诗意而受到皇上的赏识。他是河阳三城（今河南孟县）人，字希古，擅画山水，敢于变革荆浩、范宽的笔法。画山用峭劲的笔墨，绘出山岳雄伟的气势；画水打破鱼鳞纹的程式，描出盘涡动荡的状态。他也善于画人物和耕牛，在民间很有名声。可惜的是无法进入文化上层和画院，直到大观年间仍然浪迹天涯。他在诗中叹息道：“云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如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此诗出自肺腑，真是一腔牢骚，写出落魄画家的不幸遭遇。
这是不足为奇的，自从宋初建立画院以来，一直以黄筌、黄居寀父子的画法为准则，作画先用极细的墨线勾出花鸟的轮廊，然后用重彩钩填。风气所开，“钩勒填彩，旨趣浓艳”的画风就成为宋人习尚，一般人哪能领会李唐的山水画意呢？
五八
政和初年，画院招考学生时，皇上以“竹锁桥边卖酒家”为考题。大部分应试者都在“酒家”两个字上用功夫，有的画酒店门口顾客出入，有的画店铺中酒保迎客殷勤，也有画美女当垆的。皇上对这些答卷都不满意，除了考生技艺有所欠缺以外，主要是对诗题的理解胶柱鼓瑟，拘泥而不深入。而当看到李唐的画卷时则又惊又喜，卷中未画全桥，只用精湛的笔触勾勒出一座桥头，展现出此桥上下的陆路和水路交通。近桥头有茂密的竹林，枝叶向背交错，形瘦气充，浓淡相映，各具姿态。竹外高处现出一面青布酒旗，迎风飘扬，似是向顾客招手。皇上说考生虽多，而得“锁”字之意的只有李唐一人。纵看全画，可知作者运思清拔，笔韵高古而简练，景色清新自然，流露出作者淡然自持的精神。
这位六十多岁的老画家，被皇上亲自选中进了画院，从此就不再发牢骚，不再说“多买胭脂画牡丹”了。直到靖康之难后，他还进了南宋画院，当时年近八十，仍保持旺盛的创作能力。南宋画家刘松年、马远、夏珪、萧照等人，都师法他的画风，宋高宗将他比作唐代的李思训。他的画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说上述的试题的难度还不算太大，那么下面一题“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内容繁复，使众多的考生简直无法下笔。而成都画家王道亨则别有佳思，他画苏武在北海边梦思故乡，身盖毡被，头枕羊毛和出使节旄，上有双蝶翩舞，颇有庄子梦蝴蝶的意境。又画茂盛林木，上有杜鹃夜啼，月悬当空，树影在地，正三更时分。徽宗见此画曲尽题意，评为第一，并授予王道亨画院学录一职。
另外，有些考题表面上看并不难，而要精确理解却不易。如有一次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为题，一般考生都画水岸边停着渡船。为了表示船中无人，或在船边画鹭鸟独立，或在蓬顶见栖鸦，也有在船板上画麻雀翻飞。这些答卷都不合题意，题意是指野水边无行人，而不是指船中无人，且渡船也不能无人。最后被皇上选中的一幅，只画岸柳系着渡船，船旁有芦苇数丛，船夫卧于船尾，因无行人而吹笛自娱。从细眯的眼神和高翘的脚指看，他吹笛很入神，人们仿佛感到那悠扬的笛声正和着水声，飘向遥远的天际。
皇上为画院出的考题还很多，不妨再举几个例子。如有考题为“乱山藏古寺”，考生有的画深山中露出塔尖，或露出鸱吻，有的画僧人下山取水，也有出现殿堂等等。这些都未画出“藏”意，况且殿堂、鸱吻、塔尖等，并不是佛寺所专有，“深山”与“乱山”含义也不相同。而中魁的一幅则是满目荒山，上露幡竿。幡竿常见于佛寺，透露出“藏”字之意。
又如考题为“午阴多处听潺潺”，众人都画清流潺潺，而听者坐在水边，画幅一览无余，并无画外意，韵外味。只有最后交卷的考生受到皇上的称赞，图中没有山涧溪流，只见藤葛蔓绕，林下树影正中，而有书生侧耳细听悬崖与滩石之间。此画可称无声诗，使人顿生神思遐想；又可称有声画，人们似乎听到了潺潺的流水声。其它考题还有“踏花归去马蹄香”、“嫩绿枝头红一点”、“落日楼头一笛风”等，要求试者在画中表现出“香”、“春意”、“笛声”。这些富有诗情诗意和诗境的考题，深入地考察出画家的学识，有多少艺术想象力和绘画的创造才能。
出考题也花费了郑皇后的不少心血，她协助皇上促使宫廷画院进入空前繁盛时期，培养出大量的杰出的画家。他们的作品丰富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在后世成为稀世之宝。而皇帝也以自己早期绘画的非凡成就和主持宫廷画院的实绩，在我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蔡太师第二次被罢相，离开京城去杭州，四海欢欣鼓舞，以为王朝从此可以得救。但新任左相何执中却是个碌碌庸才，过去与蔡京同为执政，亦步亦趋，并无建树。现在想要他来革除蔡京所施行的蠹国害民之政，岂不是痴人说梦？一年很快就过去了，何左相并无政绩可言。
皇上在失望之余，就决定起用过去与蔡京政见不同的张商英。张商英性格豪放，历来支持熙宁新法，打击元祐党人不遗余力。崇宁初官拜尚书左丞，因与蔡京议政不合，被罢官离京。接着又说他写过《元祐嘉禾颂》和《祭司马光文》，将他列入元祐党籍，出籍后又远远地安置于归州（今湖北省秭归县）和峡州（今湖北省宜昌市）。当时，他颇有声望，回到汴京后很受百姓欢迎。于是皇上任命他为右相兼门下侍郎。那一年京畿一带久旱，从三月到五月未下过雨。而商英拜相后的第二天就下了一场透雨，人们都说他当了丞相，感动了天帝。皇上亲书“商霖”二字作为赏赐，喜慰地说：“商代的高宗得贤相傅说，认为是久旱逢霖雨；现在朕任卿为右相，也是这个意思！”
按照崇宁初起用蔡京为相的先例，皇上也在延和殿单独召见张商英，向他请教革旧从新之道。张商英豪视一世，很想力挽狂澜，用流贬各地时所见到的事实，来揭示朝政的种种弊病。他说：“自古以来，政府都是开矿炼铜，用铜铸钱，每铸一钱，得利润约十之一、二。前几年蔡丞相接受其姻亲胡师文的建议，将当二铜钱改铸为当十铜钱，以钱铸钱，工本不高，而面额却增加了五倍。由于获利丰厚，各地私铸成风，一般由大吏滑胥主持。新铸的大钱还掺杂锡、铁之类，普遍粗制滥造。在交易时官府付钱给百姓，每枚大钱以一当十；而百姓以钱纳官，每枚大钱则当四。这样官府和朝廷的收入自然大增，而百姓却深受刻剥。蔡丞相和胡师文铸当十大钱是沿袭了唐末五代的弊政，与熙宁新法风马牛不相及！”
皇上听后心中有些不自在。谁都知道，为铸大钱皇上曾下过诏书，并亲自写了“圣宋通宝”四字。就凭这诏书和御笔亲书的四个字，数额巨大的、掺假的、以少当多的大钱得以流通全国，使普天下的百姓在经济上遭受了空前的浩劫，造成了百物涨价，民怨沸腾。
为了转移话题，皇上又问起蔡京所推行的钞盐制的利弊。张商英回忆过去，不无惋惜地说道：“崇宁元年在讲议司议论改革钞盐制时，臣与蔡丞相意见相左。大宋立国百余年，除解池之盐由朝廷直接专卖、盐利归朝廷之外，其它地区所产的盐都是官支官卖，所得盐利大部分都归州县，用作地方经费。蔡丞相的新盐法使盐利都归朝廷，朝廷是富了，而州县却失去了财源。这七八年来，州县只好巧立名目，进行聚敛，百姓们怨声载道。”
皇上又问：“朝廷实行和买，历来在春季向百姓发放钱和盐，夏秋时百姓交纳绢帛，偿还贷款。这本来是善政，为何民怨沸腾？”
商英心情沉重地说：“实行新盐法之后，官府不再发放钱和盐，而百姓仍须交纳绢帛。另外，朝廷实行和籴，本应出钱购买民粮，双方议价交易。而现在按户摊派，限期逼迫。这两项苛政，为害超过正赋，百姓无以为生，只好铤而走险！”
皇上又问：“漕运近年来为何不畅通？”
商英答道：“过去东南六路运粮食到真州和扬州，卸粮进入转般仓库，然后载淮盐和其他货物回归，来往所得运费作为漕运经费，船工也可带些私货。食盐由商人自运之后，转般制度也因此而废，漕运的吏卒和船工收入大为减少，生计相当艰难！这些年来，臣与地方官员和平民百姓接触频繁，所言均是事实！”
在此之前，皇上对新的钞盐制深表赞赏，而对它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则一无所知。他不解地问道：“蔡京说新的盐法是根据‘神宗遗意’而制订的，为何有这样大的弊端？”
商英含笑回奏：“蔡丞相名为绍述，实际上是借它来劫持皇上，同时也用来钳制朝臣的口舌。他制订的新盐法违反了熙宁新法的宗旨，所依据是欧阳修、苏轼等人的遗意！”皇上听后不觉十分惊讶，不相信自称坚决维护新法的蔡京，竟会采用旧党的主张，心想张商英过去曾受蔡京的陷害，现在想乘机反咬一口。
商英看出皇上怀疑的神情，就具体地阐明自己立论的根据。他说；“欧阳修在《通进司上书》中，主张朝廷与商人‘共利’，因为利不可专。朝廷本想全得十分之利，结果往往十不得三；如与商人共利，就能得五分之利。商人见利厚会不请自来，见利薄想留也留不住。另外，苏轼的《上皇帝书》、秦观的《安都》等文，也都肯定商人在商务活动中付出了智慧和劳动，认为应该与朝廷共利。蔡丞相的新盐法根本精神在通商，让盐商获取厚利，比欧阳修、苏轼还走得远。”
他还陈说，自从汉代以来，盐铁一直由朝廷专卖，盐铁税收与田赋都是朝廷主要的收入。熙宁新法做到了“民不加赋而国用富足”，主要的收入就是来自盐铁茶的专卖钱和免役钱、青苗利息钱。盐铁茶由朝廷进行专卖，是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而不是让商人对半分利或得到更大的利。也不允许废止盐铁的官般官运，而让商人自运自销！
张商英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所呈奏的议论使皇上有大梦初醒之感。皇上笃信道教，对道家经典相当熟悉，他爱好绘画，明锐的目光能察秋毫之末；而对经国济民、长治久安、知人善任之学，却向来不愿深究。许多年来，他只问收获，不问耕耘，只要国库充实，能尽情地让他挥霍，那就心满意足了。刚才听张商英纵论古今，谈所到过的州县的亲身见闻，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代英主，治下的臣民生活于苦难之中。
皇上毕竟还有仁厚之心，带着悔恨的心情说道：“过去朕以为蔡丞相生财有道，谁知他竟如此刻剥天下百姓！这一年来朕陆续下诏，除罢去当十大钱和方田均税外，对折变支移等税法也作了严格的规定，卿熟悉下情，不妨据情实言！”
张商英深被皇上的爱民之心所感动，也就大胆进言：“现在风俗败坏，奸吏滑胥敲榨勒索无所不至，不但借丈量田亩增加赋税，即使不毛之山也能方出柴草，上户常增税几百贯，下户亦不下数十贯。方田时贿赂公行，豪势之家数百亩地可方成一二十亩，而原来的税额却转移到下户头上。下户被迫破产，只好逃荒在外。”
五九
皇上又问：“支移和折变制度实行的情况如何？”
商英说：“所谓支移，就是缴夏税和秋税时不在本地交纳，而要交到几百里外去。如果不愿意，可交地里脚钱。所谓折变，就是征收实物，按值折价，又改征他物。所征实物常常违期，如蚕未结茧就要征丝帛，庄稼未熟要征粮。当地盛产的货物常常不征收，而专征当地所缺的货物。吏役盈门，逼得百姓走投无路。支移与折变虽是杂税，但经过胥吏反复折算后变成十倍掊取，百姓破家卖牛，还无法交足。这些年来朝廷和州县的收入大增，而百姓却穷了，不少农民流离失所，饿死沟壑，惨象令人担忧！”
自从蔡京罢相后，皇上开始了解下情，现在听了张商英的陈言，更加深了印象，不无宽慰地说：“幸亏朕及时下诏，重申政令，否则黎民哪能安居乐业？”
张商英本来担心因说了实话而受祸，现在看到皇上具有同感，就鼓起信心再进言：“陛下天生圣慈，关心民瘼，百姓见所下诏书，如大旱欣逢甘霖。只是现今吏治腐败，州县官吏中匡世济民者极为少见，而阳奉阴违、营私舞弊者则相当普遍。诏书虽下，很难令行禁止！当务之急是先统一执政官们的步调，严惩民愤极大的贪官污吏，借以树立朝廷的威严！”皇上知道他的话意是左相何执中不一定支持他，遂授予全权，让他主持革除弊政。
张商英一生汲汲营进，几起几落，备尝酸辛。直到年近七十才受到皇上的重用，虽为时已晚，仍然想干一番事业。他知道天下百姓痛恨蔡京，在立政时就有意识地反其道而行之。如改当十钱为当三，使私铸大钱的人无利可图；恢复神宗时的钞盐制，东南六路的盐仍实行官买官运；恢复转般仓制使漕运经费宽裕；规定和买、折变、支移的办法，减轻百姓的赋税。他还劝皇上效法太宗、神宗，不要大修宫殿，力戒奢靡，亲身作节俭的榜样。
皇上即位后，所听到的是蔡京及其党羽歌功颂德的言辞，所见到的是报喜不报忧的章奏，久而久之，也就自以为治国有方，不想锐意进取了。直到蔡京第二次罢相后，才逐步了解到国内已危机四伏，天下并不太平，吏治相当腐败。现在像张商英这样敢言敢为的直臣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良药苦口利于病，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屡次下诏，推行他的革除弊政的方案。
德政调元向道闲，天朝诏许实辞冠。
丹心耿耿悬象魏，青史昭昭照玉垣。
晚节友贤阳风暖，老年忧世谷驹寒。
大平犹自存龟鉴，后进仪刑仰慕看。
此首是张商英的题画诗，题于《睢阳五老图》上，抒发自己晚年当了调元手即任丞相后的抱负，决心忠于皇上，青史留名，作后人仰慕的榜样。
张商英志大才疏，藐视同僚，大有舍我其谁的架势，这样他一开始就陷入被动。在六名执政成员中虽然都是庸才，但他们都是皇上的亲信。特别是左相何执中，枢密院使郑居中，于施政治国是十足的外行，而妒贤嫉能、罗织罪名则堪称高手。商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垮台就势在必然。他对皇上也不太了解，皇上这次重用他，并不是赏识他忠心耿耿或者有多大能耐，而仅仅因为在朝中找不出历来与蔡京唱反调的大臣，这才想起远贬在峡州的老臣，临时把他拉出来扮演一个角色。他能言善辩，富有感染力，常常语惊四座，可惜的是寡谋乏术，在新的政令颁布之前，常向同僚们和盘托出，给敌对者留下足够的时间进行阻挠和破坏。
何执中、郑居中对张商英尤为痛恨，他俩合力将蔡京赶下台，本来想平分左右相之职，而张商英并无尺寸之功，从峡州回京不久就占据要位，并以最高执政自居，是可忍孰不可忍？更有甚者，他一上台就主张恢复熙宁、元丰时的钞盐法，使郑家交引铺和何家的盐钞生意蒙受巨大损失，这个前不久还名列元祐党籍的老家伙居然肆无忌惮，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于是两人志同道合，竭力进行排挤。
商英革除弊政的阻力不仅来自上层，更麻烦的还在下层。新旧党争、新党内部之争前后已四十多年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错综复杂，真是动人心魄。官员们在政治漩涡中深感前途难测，都学会了随机应变，见风使舵。他们知道何执中、郑居中是皇上亲信，故有恃无恐。蔡京虽已下台，头面人物也已被贬，而根基未动，随时会重返政治舞台。而张商英一无政治靠山，二无党羽，又不深谙权术，有谁愿为他卖命呢？
张商英失去皇上的宠信，还由于一年来挪用了内库的大量钱财，而弊政依然如故。州县官吏乘着法令反复变更的机会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结果地方财政仍然困难，仓库仍然空虚，百姓仍然穷困。
按理说，天下之大，都是皇上的产业，中外之财，都是皇上的府库。可皇上有一种特殊的心理，那就是非常珍惜内库中的钱财，总感到这是他个人的私房钱；而左藏库是公家的钱，动用它就不那么心痛了。张商英动用了他的宝中之宝，一年之中毫无收获，使他深深感到用人不当，如果善于理财的蔡京仍在相位，那就不会出现这种局面。再说蔡京执政时，文治武功样样出色，让他活得有意思，玩得也快乐，不像这个张商英，连宫中修葺升平楼也要谏诤一番，如继续让其留在身边，就等于自己找罪受。
皇上率性而行，马上就派遣内侍带着玉环到杭州，赏赐给蔡京。玉环者，玉人还也，表示不久就要让他还朝，以便重用。既然皇上的态度已经根本改变，那么反蔡京之道而行之的张商英就成了多余的人物。言官们闻风上章论奏，蔡京党羽也蜂拥而上，张商英被定有“十大罪状”，贬黜出京。在前后一年中，商英演完了这个特定角色该演的戏，现在该告别舞台了。离开汴京城时，他写了两首《南乡子》，算是谢幕词。
向晚出京关，细雨微风拂面寒。杨柳堤边青草岸，堪观。只在人心咫尺间。
酒饮盏须干，莫道浮生似等闲。用则逆理天下事，何难。不用云中别有山。
瓦钵与磁瓶，闲伴白云醉后休。得失事常贫也乐，无忧。运去英雄不自由。
彭越与韩侯，盖世功名一土丘。名利有如鱼吞饵，轮休。得脱那能更上钩？
商英信奉道教，并精通佛理，失意时善于解脱自己，上述的两首词就是明证。以后他历经折磨，仍活得高寿，并无疾而终。由于他曾为老百姓说话，直到南宋时人们还纪念他。
皇上准备重新起用蔡京，对何执中、郑居中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何执中怕失去左相高位，不愿居于蔡京之下。郑居中当时被免去知枢密院一职，因郑皇后上表不想让堂兄干预政事，但他正在活动谋求右相一职，现在希望已成了泡影，还得担心记仇的蔡京进行报复。他俩都很后悔，觉得与其让专横跋扈、诡诈多端的蔡京东山再起，还不如留下志大才疏、寡谋乏术的张商英，然而错误已经造成，后悔也来不及了。
上次蔡京复相，郑居中与张康国独得风气之先，乘机在皇上面前为蔡京评功摆好。以后又反目为仇，张康国被毒死，郑居中总算保住了性命。这次蔡京将复相，郑居中虽已觇知消息，却已无脸面再当吹鼓手了。然而吹鼓手的种子延绵不绝，新的吹捧蔡京的人物就是王黼。王黼字将明，开封祥符人，家道殷富。原是太学的上舍生，才华出众，善于迎奉。崇宁二年登进士第，金殿唱名时，皇上见此人眉高耸秀，目睛如金，风度翩翩，觉得似曾相识，可一时想不起具体时间和地点。在御座旁的蔡攸悄悄地奏告，他就是皇上即位前在矾楼饮酒时所遇到的那位美少年。皇上这才想起当时他为汴京嘌唱名妓李春娇击鼓伴奏，还称赞他潇洒风流，艳福不浅。如今金殿重逢，虽上下尊卑有别，但故人相见，倒也感到亲切。只是王黼原名王甫，与东汉一个宦官同名，皇上遂赐名为黼，表示对故人的恩宠。
王黼及第后曾当过州县属官，后与何志共同编修《九域图志》。何志是何执中的儿子，向父亲推荐王黼之才。何左相也大为赏识，拔擢为左司谏，以后又让他负责收集和整理皇上秘藏的鼎彝宝器，撰写《宣和殿博古图》。他经常出入宜和殿，能探知皇上的心意，不失时机地上书为蔡京“鸣冤叫屈”，说他“为相八年，道全德备，功勋书于青史，大名使鼎彝增光”。而张商英用危险的理论来“鼓惑百姓，诽谤新政，动摇国是，应该重贬”。皇上看了他的奏章，认为他能“秉公立言”，所言符合自己现在的心意，感到何执中的举荐非虚，此人真是个人材。
六〇
皇上知道，贬黜张商英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要让蔡京回朝主政，势必困难重重：执政大臣们既恨他又怕他，必然一致反对；百姓们会感到不安，甚至会引起扰乱。更难堪的是皇上自己，既然现在迫不及待地要请他还朝，那么当初为何要化大力气把他赶下台呢？为何在诏书中列举种种大罪？褒贬大臣，如同儿戏，颁布政纲，朝令夕改，岂不是暴露了自己的昏庸无能？然而皇上毕竟是个聪明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无比尊严，就采用了广造舆论的办法，一步一步地把蔡京重新扶上执政的高位。
每年九月某日，是大辽天祚皇帝的生日，十月十日是大宋皇帝赵佶的生日。宋与辽是结盟百余年的兄弟之国，届时都要互派生辰使表示祝贺。政和元年九月，皇上派端明殿学士郑居中充生辰使，武康军节度使童贯为副使。让一名内侍充当国使，在宋王朝是个首例，在古代历史上也极为罕见。大臣们表示异议，皇上说辽主闻童贯的威名，想一睹大帅的风采，让他出使可远扬国威，有何不可？远在杭州的蔡京，得到所赏赐的玉环，真是大喜过望，但也认为让童贯任国使欠妥，忙上奏章说：“河湟之捷，上靠皇上运筹于宫城，下凭王厚、高永年及将士们的浴血奋战。童道辅并不知兵，只是因人成事而已。现在他的名声既已传开，就应深深密藏，使外界莫测高深。如让他出头露面，个人出乖露丑是小事，败坏了王朝名声则是大事！”
皇上以为蔡京妒嫉贤能，置之不理。其实蔡京不明内情，也受了蒙骗。童贯既得志于河湟，就以为辽国也不在话下。再说这几年边境平静，不能兴兵作战，无法领取巨额军费和犒赏，无法享用沿边州县的财富。作为武臣必须挑起边境战争，才能有利可图，才能加官进爵。他把想去辽国察看虚实的意图奏告皇上，立即受到赞赏。皇上是个想建立不世之功、好生是非的人，眼见许多年过去了，没有开拓新的疆土，也没有建造新的宫殿，每天只能在宫中行乐，写字绘画，日子过得相当乏味。他静极思动，想寻找新的刺激，自然赞同童贯为他设计的新的鸿图。
其实皇上也受了蒙骗，大辽天祚皇帝事先并没有想一睹童节度使的风采，而是童贯用重金贿赂了辽国使臣萧志忠，说自己想到北国旅游观光，增长见闻，请他在进见皇上时，托言天祚帝想与童节度使结识。皇上听后龙颜大悦，感到正中下怀，就慨然允诺。萧志忠回国前向童贯透露了其国主喜爱南朝的珍宝玉帛，请他多作准备。回国后又向其国主介绍了童贯，说他在主持苏州、杭州应奉局时如何采购珍宝奇玩。天祚帝贪图享受，当然很想见见童节度使。
以郑居中和童贯为首的生辰使团按时起程了，大量的生辰礼品也同时启运，其中有绫锦院的锦绣，文思院的金银珠玉，苏州、杭州应奉局的工艺精品，扬州百宝镶嵌的书柜、床椅，甚至还有两浙路的藤编的用具等等。以后大辽国主的回赠也相当豪奢，总之是两国君主竞相比阔而已。
在辽国盛大的生日宴会上，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大宋的使臣。郑居中出身富贵之家，进士及第，又是当朝国舅，表现出大国使者的风度。而童贯虽想装出大帅的威仪，但总感到有些心虚，见辽方群僚相聚指笑，似乎在说南朝缺乏人才，怎么让一个阉人当大帅？而且还装腔作势充当使臣！他顿时怒从心中起，但又不便发作，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出这口恶气！
童贯等人南归，途经卢沟河，有燕人马植求见，说有机密要事相告。童贯与他交谈后认为此人是个奇才，就悄悄地把他带回汴京，改姓名为李良嗣，推荐给皇上。马植本属燕州大族，涉猎书传，有口才，能文辞，多心计。他见天祚帝荒淫无道，国内各族民众纷纷起义；外有强敌压境，阿骨打统率女真族各部兵马屡次大败辽兵。他知道辽必亡，就想归顺宋朝。皇上亲自召见时，马植献策说：“朝廷如能派遣使臣，从登州或莱州跨海去与女真结盟，相约攻辽，一定能乘机收回五代后晋时失去的燕云十六州。这些汉唐故土的百姓仍向往故国，王师一出，必然壶浆来迎！”皇上采纳了他的献策，认为所言出奇而又大胆，且有必胜的把握，当场就赐姓赵氏，授予秘书丞一职。从此马植就改姓名为赵良嗣，充当了大宋平燕灭辽的高级谋士。
皇上平燕灭辽的决心既定，但在执政官中几乎无人赞同。有的说；“立国须有信义，宋辽结盟已有百余年，双方友好相处，如我方首先败盟，使百万生灵肝脑涂地，简直是愚不可及！”有的说；“女真崛起，应存辽国作为屏障，不应让外族乘间窥视中国。如灭辽则唇亡齿寒，无疑是引火烧身！”有的说：“重用宦官，皇权就会削弱，现在童贯倡议平燕灭辽，是想挑起边衅，把持兵权，汉唐王朝的覆灭，该是我们的前车之鉴！”议政的结果使皇上赫然震怒，认为如让这些目光短浅的人继续执政，肯定成不了大事。必须当机立断，迅速起用蔡京。他又想起蔡京的种种好处：名高识远，才兼文武，能深刻领会上意，贯彻圣旨态度坚决。过去兴河湟之役，与童贯配合默契，将相和而万事兴，故能取得辉煌的胜利。
童贯出使辽国胜利归来，又受到皇上的嘉奖，已经成了汴京城的风云人物。一天晚上，蔡攸偕同夫人宋翔凤前往拜会，受到了主人热忱的欢迎。徐惜惜向表哥表嫂转送了童节度使从辽国带回来的礼物：四颗特大的北珠，一出匣就光芒四射，人称夜明珠；一副鎏金双凤马鞍，铸有精细的花草纹。辽国的马具制作精美无比，与南朝的端砚、蜀锦、定州瓷器并列为“天下第一”。这两件珍贵的礼物代表了亲如兄弟的情谊，使蔡攸夫妇深受感动。言谈之中也涉及近年来种种不如意的事。在蔡太师被罢相后的两年中，蔡攸处处受掣肘，很难有所作为。自从郑皇后入主中宫之后，入内省都知黄经臣已掌握了宫中许多实权，杨戬虽保住了入内省都知的头衔，但只负责宫殿修建。他本来可晋升为节度使，因受到张康国被毒死一案的牵连，遭到张商英的否决。郑皇后治理后宫比当年王后后更加精明，徐惜惜和宋翔风想在宫中活动真是难上加难。
话题又转到如何尽快地使蔡太师重新回朝主政，都寄希望于童节度使。童贯见大家相催，心中感到很矛盾。在出使辽国之前，他得悉蔡太师竭力贬低自己并加以阻挠，现在见出使后倍受信用，又指示儿子和儿媳前来做说客，还让徐惜惜在枕头边为其絮絮叨叨，这位蔡太师前倨后恭，做人太不地道，本来不想再帮助他。但从长远考虑，要想平燕灭辽，执政官们都表示反对，只有蔡太师对此感兴趣，并且有能力做他的后盾。再说皇上也迫不及待地想恢复蔡太师的职务，他乐得做过路人情，就痛快地答应愿助一臂之力。他的相助也并不难，只是谎称天祚帝在接见他时，曾问起蔡京现在任何职？皇上一听就信，认为辽国君主都很重视蔡京，那就应该立即起用。
六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