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联合国》
作者：徐庆全【完结】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一位爱国志士画了一幅中国疆域的 《时局 图》： 在地图的上部，有一只硕大无比的北极熊，它的胯下是中国北方蒙古、 满洲等地区，它的四肢则伸向山西、辽东和直隶诸省，眼睛却紧盯着中原地 区；在地图的中部，横扑着一只凶猛的老虎，它的尾部搭在威海卫，前爪则 扑向广西，腹下是广阔的长江流域；在地图的下部，蹲着一只扬肢鼓腹的大 青蛙，它的身子伏在越南的领土上，左前肢则伸入云南、广西，右前肢则攀 住海南岛；在地图的北上部，即日本列岛位置上，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像蜘 蛛般吐出一根黑线，直下西南，紧紧地缠住了台湾岛，它的触角则越过台湾 海峡伸向福建；在地图的中上部的山东半岛上，则曲盘着一圈肥肠似的怪物； 在地图的左下方的海面上，一只饥饿的秃鹰正伸嘴探爪展翅飞越大平洋，经 菲律宾岛向中国大陆急扑而来。 在这幅 《时局图》中，那虎踞朔方的北极熊，横扑在长江流域的猛虎， 蹲坐在西南边陲的毒蛙，曲盘在山东半岛的一圈肥肠似的怪物，以及升自东 瀛列岛的太阳和来自太平洋的秃鹰，分别代表了俄国、英国、法国、德国、 日本和美国，把列强瓜分中国的态势描绘得赤裸裸活脱脱，令人猛醒！ 半个世纪的悠悠岁月过去了，历史进入了 1945年。50年前参与瓜分中 国的日本、德国已成为可耻的战败国，另一些参与者如英、美等国，则不得 不同50年前的被瓜分者——中国平等地坐在了一张圆桌前，运筹帷幄，呼唤 世界风云。 这一天，不仅是中国人民喜庆的日子，也是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难以忘 怀的日子。 这一天是1945年10月24日，人们通常称之为“联合国日”。
一、中国抗战：一幅血肉描绘的
悲壮雄伟的画卷 1840年，英国人带着罪恶的鸦片登上中国海岸后，虽对古老的中国产生 了巨大的冲击波，但是并没有完全惊醒这头沉睡中的东方雄狮。惊梦的国人 发出的强国的呐喊，在死气沉沉的旧框框旧套路中弱于游丝；李鸿章苦心经 营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葬身鱼腹；酝酿已久的富国强兵的戊戌维新， 被紫禁城的那个奸诈狠毒的慈禧扼杀在襁褓之中。此后，虽然革命家孙中山 在南方联络仁人志士，拯救祖国于危难之秋，并激起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 亥风云，但是，这些文弱书生的满腔热血，敌不过袁世凯的新军和权谋。袁 世凯上演了一幕逼宫戏、圆了83天皇帝梦后，中国依然国势不振，陷入军阀 混战之中。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东方一海之隔的的东瀛岛国日本，在经历了明治维 新后，却羽毛丰满，军国主义狂兴，拉开了 “欲想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中国）”的“大陆政策”的序幕。积弱积贫的满清王朝，军阀割据的中华 民国，成了大和武士的俎上肉。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投下了一颗炸弹，并做起了“速战 速决”拿下中国的美梦。但是，日本的这个如意算盘却打错了。10年前在嘉 兴南湖一条小船上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已自觉地担负起拯救中国的神圣职 责；打破军阀割据后建立起来的国民政府，也拥有了较强大的军队。况且， 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虽然是短暂的，却给人民留下了外御强侮、内思统一 的共识。自1840年以来任人践踏、任人宰割的屈辱的历史，已成为萦绕心头 久久不散的血泪悲歌，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历史重演。 “九·一八”事变后， 中国共产党即号召全国人民肩负起保家卫国的神圣职责，并表达了与国民政 府携手合作的民族大义。虽然国民政府在早期奉行着“不抵抗主义”的政策， 但是，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政府的态度也在逐渐转变。特别是西安事变和 平解决，继而发生了 “七·七”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终于达成了“兄弟阅于 墙，外御其侮”的共识。此后，中华大地上燃起了抗日卫国的烽火。 在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国民政府军调动大量的兵力，在华北、华东、华 中与日寇展开血战。这些战役虽大都以节节撤退而告终，但是，对抗日战争 初期的战略防御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的 军队开辟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使日寇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不屈的中国人，用自己的血肉，描绘了一幅悲壮雄伟的画卷，演奏了一支激 荡心扉催人奋发的劲歌！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所产生的巨大的能量，不但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 鲸吞中国的狂妄计划，而且引起了世界的注目。中国以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中不可替代的地位，成为美英苏等国所必须依援的对象。
二、 “黑色的星期日”后的世界局势 如果把二战时期具有转折意义的日子进行排列的话，1941年 12月7日 决不是可以忽略的。 在这个被美国人称之为“黑色星期日”的上午7时55分，从日本航空母 舰上起飞的190架飞机，对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的海军基地进行了摧毁性的攻 击。正在度假的美国士兵除了躲避死神外，难以有所作为。接着，不容美军 有任何喘息的机会，日本又出动了170架飞机进行了第二次攻击。连续两个 小时的空袭，使珍珠港的海防力量损失殆尽。一位英国陆军部的官员在事后 颇有风趣地描绘美国当时的窘况： “美国是在光着屁股解手时挨打的，而且 手头连一张手纸都没有。” 日本的偷袭，粉碎了罗斯福对日本的种种幻想，放弃了中日战争爆发以 来所玩弄的平衡木的游戏。12月8日下午6时30分，罗斯福总统向国会参 众两院联席会议宣读文告，决定统帅美国对日宣战。与此同时，又向德国和 意大利递上宣战书。 同一天，英国也对日宣战。 与美国的愤怒相反，12月8日，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却 兴高采烈、弹冠相庆。他们仿佛从珍珠港的硝烟中看到了未来的希望：有了 美国这个强大的盟国，中国一定能很快打败日本。中央社立即刊印号外，到 处散发。重庆市民也纷纷涌向街头，相互传递消息。人们甚至盛传美国已经 出动500架飞机轰炸了东京。 国民党立即召开中央常务委员特别会议，讨论中国对今后世界战局的方 针。同一天，蒋介石召见英美驻重庆代表，建议美、英、中、荷 （兰）、苏 缔结军事互助条约，并在重庆建立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协调各国 的军事行动。12月9日，国民政府代表中国向日本及德意宣战。10日，蒋介 石发表了 《告全国军民书》。文中说道： “吾全国同胞自今伊始，更须紧张严肃，各竭其能，各尽其责，共作最 大最后之奋斗。吾海外侨胞，应尽其赤诚，奋其伟力，各就所在地区，贡献 所有力量；协助友邦，消灭共同之公敌，造成祖国之荣誉。吾全国之将士， 更应切认今日为吾军人奋勉图报惟一重要之时机，亦为国家民族存亡荣誉之 关头，宜更沉着坚忍、英勇奋发，以获 ‘九·一八’以来血肉所造成的战果。”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宣言 指出： “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应该继续过去五年的光荣战争，坚决站在反法 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为 了实现这一目的， 《宣言》提出了“中国与英美及其它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 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 争至完全的胜利”等八项重要任务。 “黑色的星期日”后，国共两党所发表的中国对今后世界战局的方针， 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使中国人民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洪流中，并在其中进一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罗斯福对儿子说 “假如没有中国，
假如中国被打塌了……” 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 被打塌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 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 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到中东。”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世界局势而言， 罗斯福这番话绝不是危言耸听。 “黑色的星期日”以后，日军的作战方向是：第一阶段南进，占领关岛， 登陆菲律宾，征服马来西亚，侵占香港，巩固对中国东部沿海的占领；再西 向进攻缅甸、新加坡，向南侧击澳大利亚，进攻印尼，占领南太平洋各群岛。 第二阶段，完成上述作战目标后，集中力量巩固大陆的占领，完成从上海到 新加坡的大陆控制。被日本计划所归于 “大东亚秩序圈”的这些国家和地区 中，几乎都是英美荷等国在这一地区的岛屿和殖民地。很显然，日本的作战 目标除中国外，已对准了英美。从当时的军事力量对比来看，日本的海军力 量相当于美英荷驻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力量的总和；日陆军有51个师团，其中 在中国东北有13个师团，长城以南有21个师团，能用于东南亚和太平洋西 南地区作战的现役师团有11个。中国共牵制了日本陆军34个师团，相当于 美英等国牵制日军的3倍，占其全部陆军的66.6％。这一统计数字表明：美 英帝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如果失去了中国战场的配合，其对日作战的进程 是难以想象的。无怪乎罗斯福要发出如此的感叹了。 尽管傲慢的英帝国对亚洲的了解很有限，并且一直对中国怀有深深的偏 见，这时候也对中国改变了看法。当时驻英大使顾维钧回忆说： “丘吉尔访 美后在下院说，中国差不多是赤手空拳地进行了4年半的抗日战争。丘吉尔 内阁的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此刻对中国人的英勇战斗赞不绝口。他 说英国人过去认为日本人很坚强勇敢，可是中国人却以极少的武器，或者说 根本没有武器，硬是把日本打得欲进不能。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人一 定是比日本更为骁勇善战。”此后印缅战役中英军的溃逃和中国远征军的奋 进的巨大反差证明，英国人的这种看法是不无根据的。 正因为基于这样的认识，英美在确立 “欧洲第一”的战略重心时是以这 样两个要点为前提的：第一、在亚洲拉住中国，顶住日本；第二、在欧洲拉 住苏联，集中主力打击德国。而中国和苏联面对法西斯轴心国在全球的挑战， 则希望反法西斯的各同盟国协同作战。 1941年12月16日，罗斯福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决定定期在重庆召开盟 国的联合军事会议，以实现军事联盟。18日，美国派定米尼兹上将为太平洋 舰队总司令。23日，英国印度军总司令、美英荷澳远东战线最高司令官魏菲 尔，美国陆军航空队人勃勒特等，参加在重庆举行的军事联席会议，这是重 庆政府与西方盟国远东最高司令官的首次会议。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从中 国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对法西斯作战的先亚后欧战略方针。但是，在 26日英 美两国三军参谋长举行的阿卡迪亚会议上，英美则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确定 “欧洲第一”的战略。 根据英美的这一战略，将全球划分为4大战区：欧洲大陆战区；北大西 洋战区；北非中东战区；太平洋战区。这一战略的背后，也暗示出了美、英、 苏、中4大强国的座次。
1942年元旦，丘吉尔在加拿大国会发表演说，宣称将团结30个以上的 国家共同作战。同时，对中国和苏联在这场战争中的伟大贡献给予充分的肯 定。 同一天，美、英、苏、中等26国向世界法西斯发出了反击的宣言： “签字国政府，对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首相于1941年8月14日发表的联合声明，即众所周知的《大西洋宪章》所 体现的宗旨和原则的共同纲领业已表示赞同； 深信完全战胜它们的敌国，对于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以 及对于维护本国和其它国家的人权和正义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它们现在正对 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的势力进行共同的斗争；兹宣布： 每一政府各自保证使用其全部军事资源或经济资源来抵御同各该政府交 战的三国公约成员国及其附庸国。 每一政府各自保证同本宣言签字国合作，保证不同敌人单独停战或和 谈。现在正在或可能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提供物质援助和贡献的其它 国家均可在上述宣言中签字。” 《二十六国宣言》第一次提出了“联合国”一词，并成为后来联合国的 雏形。 在美、英、苏、中在宣言上签字的顺序上，有一段不太为人注意的小插 曲：罗斯福开始将中国列于美国之后，居第二位，英国和苏联居第三、第四， 其它国家以英文的第一个字母为序。而当宣言发表时，罗斯福却接受丘吉尔 的意见，以美、英、苏、中为序。 虽然如此，中国毕竟进入了世界四强之林。但是，这段小小插曲，却既 表露了美国使 “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的真实意图，也提示出了美、英在远 东问题上的龌龊。当然这是后话，且按下不提。 根据阿卡迪亚会议的精神，盟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划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 泰国、越南及将来盟军可能控制的亚洲大陆为中国战区，由蒋介石任最高统 帅。美国推荐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英国驻华武官丹尼斯少将 改任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3月2日，美国宣布以麦克阿瑟为盟军西南太 平洋最高统师，在澳大利亚建立总司令部；魏菲尔任印度军总司令兼指挥缅 甸守军作战与中国军队合作，在印度建立对日军作战基地。3月10日，美国 决定将空军少将陈纳德的志愿航空队正式改编为驻中国第14航空队。3月31 日，同盟国在华盛顿举行太平洋作战会议，以熊斌为团长的中国军事代表团 参加了会议。中国战区成为同盟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总体制计划的一部分。
四、中英中美新约：百年来
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晶 曾几何时，国民政府为“黑色的星期日”后会给它送来源源不断的美国 租借物资而高兴，岂料英美所确定的欧战第一的原则，使得英国虎在美国鹰 眼中成为一只得宠的花猫，把本来属于国民政府的物资大半掠走。蒋介石虽 然当上了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区最高长官，但有一个美国派来的史迪威在身 边，给他找来不少麻烦，而且联军之间为各自保存势力互相指责所发生的龌 龊也足以令他恼火。更不能让蒋介石忍受的是，美英并没有把中国看成是平 等的盟友，只是在利用中国的力量为其战略服务。美英制定了大西洋宪章， 但并不制定一个反对殖民主义的太平洋宪章。而且，在盟国头头召开的战略 会议上，中国往往得不到一张入场券，甚至连盟国在华盛顿召开的、由租借 物资分配委员会成员国参加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也将属于成员国的中国拒之 门外。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蒋介石一方面将自己的不满通过史迪威向罗斯福 发泄，另一方面寻找机会同美国摊牌。 1942年6月，美国为了紧急援助被德军紧逼的英国，将停在喀土穆机场 的准备飞往中国的一队B-24轰炸机，改调由英军支配。这使蒋介石再也忍无 可忍了。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强硬地说，既然英国每遭受一次失败都要拿走 一份支援中国的物资，那么中国就没有必要再打下去，如果英美认为中国作 为一个战区还有必要的话，那么，中国就应当与英国的地位平等，有权自主 地支配给中国的租借物资，而不能总是受制于美国。为此，蒋介石向罗斯福 明确提出了三个条件： “1、美国于8、9月间调陆军3个师到印度，以重新 打通经缅甸到中国的交通线。2、自8月起，美国从中国出动的作战飞机要达 到500架，而且以后保持这个数目。3、空运到中国的作战物资每月保持5000 吨的运输量。”否则，蒋介石威胁道，将取消中国战区。 罗斯福早已明白 “假如没有中国”的道理，当然不想丢掉中国战区和蒋 介石，但是他也不想改变为“欧洲第一”的战略而优先援助英国的既定之策。 因此，他在给蒋介石的回函中，既满口答应这些要求，又婉转地解释目前尚 有困难，请再坚持等待。尽管这些要求被美国大大地打了折扣，作为既不想 也不敢与美国闹翻，更不想取消中国战区的蒋介石，也就不再说甚么了。 自中国以自己的力量被承认为反法西斯4强之后，国民政府即向英美提 出要求，希望能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以真正的平等。虽然英美 一开始对此无动于衷，但是，随着世界战局的发展，英美感到只有中国支撑 住亚洲，它们才能完成 “欧洲第一”的战略。于是，它们才同意废除对中国 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的特权，重订与中国关系的新约。经过国民政府的 力争，1943年 1月11日，“中美平等新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平等新 约”在重庆签字，美英两国正式宣布废除在中国的特权，即自1842年中英南 京条约以来英美历次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所享有的特权。 中美、中英新约的公布，无论是在陪都重庆，还是在革命圣地延安，都 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1月12日，蒋介石发表《告全中国军民书》声 称从此中国已经是完全独立的、与英美苏平等的世界强国了，并要求全国军 民 “奋发图强”，服从国民党的一党领导；《中央日报》以“平等、自由的 光明灯塔”为题发表社论，强调了国民党的“英明”领袖蒋介石的“伟大”； 三青团发表 《告全国青年书》，称：“感戴领袖，永矢忠贞。”国民政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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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也都按 “感戴领袖”的这一基调，把庆祝活动变成了对国民党及蒋介石 的无限吹捧。 勿庸置疑，新约的签定，特权的废除，是中国人民近一个世纪以来不屈 不挠，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换来的，但是，英美宣布废除的特权，都还在日 本人手里，对于中国人民而言，还不是实际得到的东西，更何况香港九龙的 主权问题，在条约中根本没有提及。所以，国民政府利用这一件事为它的政 治服务还为时过早，更何况，废约的成功恰如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那样：“是 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人民惟有人民，乃是这一光荣史诗的作者”。 在与英、美商讨签定新约的同时。蒋介石又派宋美龄在美国逗留7个月。 这期间，她三次访问白宫，与罗斯福、霍普金斯、陆军部长史汀生、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李海上将都有过接触。她代表中国政府提出战后举行 “四强会 议”的倡议，呼吁盟国在战后建立永久和平的秩序，并敦促美国采取行动。 与此同时，为了唤起美国朝野各界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宋美龄还在各种场合 发表演说，介绍中国抗战的形势，盛赞中美之间的友谊。由于宋美龄是在“山 姆大叔”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因而她的演说抓住了美国人的心理， 赢得了美国民众的好感。美国民众纷纷为中国募捐，掀起了声援中国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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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罗斯福对艾登说：美国准备尽 一切可能加强中国 二战时期任美国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在写回忆录时，回顾了美国战时 的对华政策： “对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首先是有效地联合进行战争；其 次是承认和使中国成为一个在战时和战后都与俄国、英国、美国三大西方盟 国具有平等地位的大国，这既是为战后的国际组织作准备，也是为了在东方 建立稳定和繁荣。” “黑色的星期日”后，美国投身到世界反法西斯的行列，与中国相互支 援，共同战斗，这既是当时的世界政局所使然，也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的伟 大力量的结果。因此，赫尔所言的战时对华政策的第一个目标得以实现，是 合乎情理的。相比之下，美国的第二个目标，则颇令人费解。要对此做出合 乎情理的解释，必须从美国对华政策的渊源说起。 早在19世纪，美国的政治家们即对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有诸多的 了解，当时的政治家们就曾预言， “谁了解中国谁就能执今后500年世界政 治之牛耳”。1898年，曾任驻华公使的贝尔就毫不忌讳地坦称：“全世界都 把中国看成我们所出产的货物的大好市场。在我们面前有着灿烂的前景，它 将使太平洋比起大西洋来对我们更显重要。”正因为如此，美国始终把对中 国的控制，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当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便扛着 “代表 了最广泛的自由、最纯洁的基督教和最广泛文明”的星条旗，越过太平洋， 直奔中国而来。 正当美国准备在中国大干一场之际，却与正在中国掀起割地狂潮的英、 俄等列强们碰了个正着。在英国、俄国等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之下， 美国的势力一直难以渗透进中国。在对中国的“伟大梦想”即将成为泡影时， 为了弥补实力与目标的巨大差距，美国抛出了臭名昭著的“门户开放”政策。 这个被世人讥之为 “顺便搭车”的政策，使美国几乎从列强向中国勒索到的 每一份财富中都分得一杯羹。 正当美国利用这一政策作跳板，努力在中国实现殖民野心时， “九·一 八”事变爆发，一夜之间，美国苦心经营的华盛顿体系便被搅得乱七八糟。 此后，伴随着日本由东北而华北，由华北而沿海的步步深入，日本独霸中国 的野心，不但使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最终也将被日本挤出中国大门之外，而且 打破了英国企图控制中国的旧格局。因此，当美国在 “有效地联合中国进行 战争”时，即在硝烟弥漫的火光中，看到了它的前贤们所预言的“执世界500 年政治之牛耳”的前景。因此，它在致力于粉碎 “大东亚秩序圈”的同时， 也致力于进行控制中国、并通过中国控制远东的计划。而要实现这一计划， 则既要防止苏联在战后 “从亚洲东部向外扩张”，又要控制英国等列强的殖 民地遗产。发生在26国宣言签名时的那一段小小的插曲，即已说明英国已然 看到了美国这种政策的端倪。这种端倪在1943年初即已形成了一项新的对华 政策，亦即赫尔所言的第二个目标，概括起来说就是 “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 家”。 1942年 10月，丘吉尔就英外交部草拟的一份关于战后世界设想的文件 写信给外相艾登，在谈到中国时说： “我不认为重庆政府能代表一个伟大的 世界强国。美国方面肯定会用 ‘收买无资格投票人，使他具有选民资格，来 为自己投票出力的办法，瓦解不列颠的海外帝国’”。因此，当 1943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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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罗斯福对正在华盛顿访问的英国外相艾登表露了 “美国准备尽一切可能 加强中国”的意思后，艾登立即表示，英国 “不那么喜欢中国在太平洋地区 跑上跑下的想法”。后来丘吉尔则更毫不含糊地说： “如果把中国当作名副 其实的4强之一，那真是笑话。”1943年5月，丘吉尔访问美国，他在发表 的关于战后机构的演说中提到了战后应由美、英、俄成立一个联合组织时说： “如果美国愿意把中国包括在这三国的联合组织之内，他并不反对”，但是， 不管中国多么重要，它不能与其它三国相比”。在谈到战后远东问题时，他 以中国的救世主的姿态说，英国只派一部分兵力到远东，而用不着使用全部 的兵力去 “挽救”中国。丘吉尔所用的“挽救”一词，既表露了英国想在战 后继续控制中国的野心，也是对中国的有意轻蔑。丘吉尔演说中的藐视中国 的立场，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极度反感。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对此做出 及时的反应。她说： “有若干人士之主张，对于战后各民族更密切之合作， 不啻树立障碍，而犹自以为高明。”1943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举行第一 次魁北克会议时，虽然在罗斯福的说服下，丘吉尔终于放弃了反对中国作为 4大国之一的立场，同意他的 “战后以美、英、苏、中为中心，设立国际和 平机构”的建议，但是，实际上 “英国总是不愿意中国成为强国”。 与此同时，苏联也对美国企图在战后控制中国、并进而控制远东的政策 进行抵制。1943年 10月，美国军政领导在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即将召开之 前，开会讨论可能遇到的问题。会议前夕，美国代表赫尔向苏联代表莫洛托 夫转达了魁北克会议英国同意 “战后以美、英、苏、中为中心，设立国际和 平机构”的建议后，遭到了苏联的反对。当罗斯福得知苏方的态度后，他指 示赫尔，在会上要极力坚持四强观念，签署任何协议必须包括中国， “哪怕 这个时侯达不成协议也在所不惜”。10月19日，美英苏三国外长举行莫斯 科会议。会上，赫尔提出应由四国签署宣言，而莫洛托夫则坚持只讨论三国 宣言。赫尔坚持己见说： “在我看来，不能把中国从四国宣言中删去。我的 政府认为，现在如果俄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在宣言中把它抛到一边，那在太 平洋地区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反响。”在此建议不被苏联接受的 情况下，赫尔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宣言不以四国的名义签署，美国绝不会在 一份三国宣言上签字；而且，如果苏方坚持拒绝邀请中国，他将不签署任何 文件而离开莫斯科。在美国的这种强硬的态度下，苏联被迫改变了主张，同 意以四国名义发表宣言。但是随后苏联又以中国无代表在此为借口，建议仍 由苏，美、英三国签名。赫尔仍坚持必须由四国代表签字，并提出让中国驻 苏大使代表签字。26日，当时的驻苏大使傅秉常在会见赫尔后，立即电请蒋 介石，授权他作为中国代表签字，27日蒋介石复电批准。30日，傅秉常与美、 英、苏三国外长共同签署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四国宣言。 这个后来被称为联合国组织最初蓝图的 《普遍安全宣言》称：“美英苏 中政府根据1942年元旦之联合国宣言及其后各项宣言所共同决定，各向其现 与作战之轴心国家进行战争，直至此种国家在无条件投降屈服为止之决心。 且鉴于为其本身与其为与国对于侵略之威胁谋得解放所负之责任，并鉴于战 争至和平其演变必须迅速而有秩序，且为建立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全世界 人类及资源用于武装者可达最低限之起见，用特联合宣言。”其中规定：“在 重新恢复法律秩序与成立普遍安全制度之前，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起见， 彼等得随时会商，并于必要时与其他国家商议，以代表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 动。”这样，就确定了四国共同对法西斯国家作战，共同结束战争，共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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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世界和平组织及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原则。宣言 “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 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并进而勾画出了这一新国 际组织的轮廓：第一、凡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为会员 国，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第二、未来组织的基础是根据国家主权平等的 原则；第三、未来组织的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四国宣言”的签定， 迈出了筹建联合国组织的关键性的一步。 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后，美国既然促使英苏至少在形式上接受了它的政 策，下一步就是把蒋介石拉进四国首脑会议了。 筹备四国首脑会议时，因苏联尚未加入对日作战，不便与中国同席讨论 对日问题。这样一来，四国首脑会议只好分两段进行：首先在开罗举行罗斯 福、丘吉尔、蒋介石会议，称开罗会议；然后在德黑兰举行罗斯福、丘吉尔、 斯大林会议，称德黑兰会议。 11月22至26日，开罗会议举行。这是大战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首脑第一 次参加最高级国际会议，蒋介石终于圆了孜孜以求之的 “强国梦”。会议期 间，蒋介石就建立战后强有力的国际和平机构问题分别与罗斯福、丘吉尔交 换了意见，表达了希望 “四国宣言”早日具体化的愿望，他表示，“中国将 欣然参加四强的一切机构和参与制订决定”。 事实上，在赴开罗会议之前，蒋介石即指示手下对战后的国际机构准备 方案。因此，在中国代表团为参加开罗会议事先拟定的多项问题草案中，关 于战后和平问题占有重要分量。到开罗后，中方又将政治方面的提案，分成 四项节略，翻译成英文，交蒋介石审阅。在提案的第一项，就是 “设立四国 机构或联合国机构问题”，内容为： （1）在联合国总机构未能设立以前，应 由美、英、苏、中四国及早成立四国机构，以便协商关于四国宣言所规定之 事项； （2）上述四国机构之经常之机关，设于华盛顿，但有时也可在伦敦、 重庆或莫斯科开会； （3）四国机构应负责筹设联合国总机构； （4）联合国 总机构之组织，中国政府赞同美国政府所拟由 11国组成一个执行机关，由 美、英、苏、中四国任主席团之办法。蒋介石看后，指示代表团秘书长王宠 惠将此节内容转交了罗斯福。 开罗会议公布的会议公报，肯定了中国的四强地位，宣布日本从中国夺 取的一切领土，战后必须归还中国。此外，罗斯福蒋介石还就美国援华、中 苏边界及远东其它国家的一系列问题交换了意见。 开罗会议结束后，美国与国民政府确定了双方在远东的战略关系，罗斯 福蒋介石为他们取得外交成就弹冠相庆：国民党 《中央日报》的社论称开罗 会议是 “转移了世界人类的命运，重写了世界历史的新页”；罗斯福则在圣 诞节前夕发表致美国人民书，宣布美国和中国 “在深厚的友谊和统一的目的 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密切”，美国国会同时宣布废除歧视华人法律，以便 进一步证明美国 “不仅视中国为战争中的伙伴，而且将视中国为和平时期的 伙伴”。 但是此后不久，罗斯福便对他的这位伙伴感到不满了。在罗斯福着手实 行他的 “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的政策的同时，美国的一些“中国通’们 ——驻华的戴维斯、谢伟思之类的外交官，便开始研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能 否担当得起这个 “强大的国家”的领导者。研究的结果使他们发现，罗斯福 所依赖的国民政府是一个既不愿积极同日本打仗，又不统一、也不民主的“极 端腐败”的政权，这个政权将来与生机勃勃的中共政权打内战时很可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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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失败者。毫无疑问， “中国通”们的研究报告肯定在美国的决策者中间产 生了影响，美国政府开始了调处国共矛盾的努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一个 个特使轮番出现在中国的台上。但是，由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在恶性循环中 转圈，这些特使们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也不可能有多大作为。最后，美国 政府只好下赌注了，走上了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道路。 美国想依靠蒋介石实现其 “伟大的梦想”的愿望，真的只是梦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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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董必武说： “我虽系共产党之一员， 然系代表整个中国。”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中、美、英、 苏四国所签署的 《普遍安全宣言》所提出的建立国际和平机构的设想，便被 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44年5月，罗斯福向英、苏、中三国发出邀请，近期在华盛顿共商建 立国际和平机构的有关事宜。蒋介石当即致电罗斯福，表示中国向来主张早 日成立。战后国际和平机构如果可能，并望在战争结束以前成立。电文并表 达了中国要求参加筹备会议的强烈愿望： “阁下和赫尔国务卿深切注意，中 国必须参加此次会议，余更为欣慰。盖东方人民如无代表，则此次会议将对 于世界之一半人类失去意义”。 这个被称为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召开，也是分两段进行的。8月21 日，美、英、苏三国先开会，由于三国在和平机构的组织原则上分歧较大， 会议进行了一个多月，也未达成一致的协议。9月29日，美、英、中三国代 表再开会。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是顾维钧等人。 中国政府为这次会议先后准备了5个方案，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对新国际 组织的基本态度和对重要国际问题的主张。8月22日，在第一阶段会议开始 的第二天，孔祥熙向英、美代表团团长分别送交了中国对此会议的方案。孔 祥熙对此解释说：“此时我方尚未参加会议，本不必现送阅，唯因时间关系， 我方如不事先表示意见，则英、美、苏一经决定，我方将无周旋的余地，不 得不以密件方式送出，供其参考”。在第二阶段的会议中，中国代表团本着 “全力促成会议成功”的精神，对国际组织宪章提出了积极的建议。10月9 日，四国共同达成了建立国际和平组织的计划，并同时发表了计划的全文。 这个计划包括7个部分： （一）全体大会；（二）安全理事会；（三）国际 法院； （四）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五）秘书处；（六）军事参谋委员会； （七）其他必要机构。 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召开会议，讨论了“世 界安全组织”的问题，将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内容具体化，并制定了联 合国会议的章程及具体办法： 1、讨论世界组织问题的联合国会议，应于4月25日星期三召开，并应 在美国举行。 2、凡于1945年2月XX日（指雅尔塔会议闭幕时间）签字联合国宣言者， 应为被邀请参加世界组织会议的仅有国家。世界组织原会员国名单应由会议 决定。 3、外长会议已成立小组委员会，进一步研究有关世界组织建议之详节， 并将于短期内向全体会议提出报告。 后来公布的 “有关世界组织建议之详节”中，对安理会的组织程序有了 明确的规定：安理会由11个会员国各派代表1人组成；以美、英、苏、中、 法5国代表为常任理事，此外，联合国大会再选6个会员国为代表，充任非 常任理事，任期2年，每年更换3国，都不能即刻连选连任。其投票权为： “（一）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均有一票投票权。（二）安全理事会中凡有关 程序问题之决议，须有7个理事国投同意票，始得通过。 （三）安全理事会 中关于其它一切事项之决议，应有包括常任理事国在内的7个理事国同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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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票，始得通过。” 这样，自 1942年元旦的 《二十六国宣言》提出“联合国”一词始，直到 现在，联合国会议才进入了筹备召开的阶段。 国民政府自对日宣战时，即大力提倡战后成立国际组织，并把这一组织 看成是中国成为强国的标志。2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同意任联合国 的邀请国。3月5日，美英苏中四国 （法国临时政府表示，因其未参加敦巴 顿橡树园会议，仅作为联合国的参加国而不当邀请国）向44国发出邀请。 国民政府对这一会议极为重视。3月5日，《中央日报》、《大公报》 为此发表了社论，并介绍了大量的有关会议筹备的资料。3月7日下午2时， 国民党中宣部长王世杰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强调：成立国际和平安全机 构， “自与我国素来之主张相合”，“中国愿意以热烈合作的精神，增强这 种国际合作之意志”。 当天，正在美国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致电蒋介石，建议对联合国会议 早作准备；并根据他对各国准备情况的了解，建议中国代表团应由宋子文为 团长。 中国代表团人员的组成，国民政府很费了一番周折。根据雅尔塔会议确 定的联合国大会参加国代表团的组成原则，中国代表团应当包括国民党、共 产党、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而国民政府中除了顾维钧等人主张中共代表 参加外，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其他人都极力反对。 中共方面积极争取代表资格。2月1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致电美 驻华大使赫尔利，要求中共派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电文强调指出： “决不 能仅由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参加会议”， “设若国民党独占代表名额，将不仅 为不公平与不合理，并将表示他们的见地是要分裂中国”。此时，赫尔利正 准备启程回国述职，于是致电周恩来返任后再协商。2月底，周恩来再次致 电已返美的赫尔利，催促其给予明确答复。赫尔利就此事请示罗斯福。罗斯 福认为如果中国代表团中容纳其他党派的代表，可以加强中国的统一精神， 对国民政府在全国的地位有利；况且，根据雅尔塔会议的精神，也没有理由 拒绝中共的正当要求。3月15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用很委婉的外交辞令 表达了中国代表团应该包括中共代表之意： “余愿使阁下知悉，如阁下之代 表团容纳共产党或其他政治结合或政党在内，余预料不致有何不利情形，实 则此种办法有显著之利益，若能容纳此种代表，在会议中必能产生良好印 象。”这样，国民政府才决定在代表团中容纳中共代表。 3月26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中国政府今日已派代表10人， 其中6人为国民参政员，即国民党以外之共产党及其他两反对党各1人，暨 无党派者3人， 《大公报》社长（胡霖）亦在其内。”中共代表的选定，经 顾维钧提议，由董必武参加。 3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中国代表团名单： 首席代表 （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代理行政院长）。 代表： 顾维钧 （驻英大使） 王宠惠 （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 魏道明 （驻美大使） 胡适 （前驻美大使） 吴贻芳 （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 李璜 （青年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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