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 （国社党） 董必武 （共产党） 胡霖 （大公报总经理） 此外，还有顾问、专门委员会成员、秘书、随员等。中共党员陈家康、 章汉夫，也以秘书身分参加代表团。 中国共产党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和平的意愿，自始就表示支持建立这一 国际组织的计划。在中国代表团赴旧金山会议时，毛泽东同志在七大会议上 所做的 《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 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 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国 共产党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惜以表达中国 人民的意志。” 46国代表团于4月25日到达旧金山。当天，中国代表团的6位成员发 表讲话，董必武的讲话尤引人注目。他说： “我虽系共产党之一员，然系代 表整个中国。中国代表团中包括各党各派，诚是极好的象征。会议之一切， 系超越一切党派利益。” 4月25日下午4时30分，在布满46国国旗的歌剧场，有史以来的空前 的国际盛会——联合国大会隆重开幕。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庄严地坐在大 会主席台上。 各国代表经过两个月的充分讨论，制定出 《联合国宪章》，50国 （开会 时又增加4国）代表团正式通过了这一国际法典。26日，各国代表在宪章上 签字，中国是第一个签名的国家。 中国曾长期遭受侵略压迫，因而反对强权政治、强调国家平等、主权独 立，是中国的一贯主张。在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主持公道，坚持正义。在 会议讨论“托管领土”问题时，中国代表团主张，不仅应对托管领土加上“独 立”的目标，同时对非自治领土也应加上有关独立的内容。虽然中国的主张 遭到了英、美、法等国代表的激烈反对，但是，这一建议也引起了足够的重 视，最后促使争论各方同意找出一个折衷的方案。在草拟这一方案时，为了 让中国代表对自己的主张进行修改，美国代表竟专门到中国代表团驻地协 商，并以美国打算建议在托管理事会中给予中国一个永久性的席位为说辞， 使中国代表在草拟的文件中同大多数国家一致起来。对此，中国代表坦然相 告，中国并不想在这一问题上为自己谋取利益，中国政府只是衷心希望把民 族独立包括在联合国的基本目标之中，中国希望看到托管制取得成功。中国 代表团这种为弱小国家伸张正义的立场和公正的态度，受到了与会者的赞 扬，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很大贡献。 会议结束后，为筹备正式的大会，推举14个国家组成执行委员会，作为 联合国正式机构成立前的过渡性组织，中国为其中之一。 10月24日，美国政府发表公报，宣布“联合国宪章业经中苏法英美及 其它签字国过半数批准，定于是日起发生效力。1946年 1月10日，联合国 举行成立大会于伦敦。”筹备工作由此全面展开。 50年前倍受欺凌的中国，以世界强国的身分，走进了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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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苏联代表团愤然退出联合国议事厅， 不啻在世界扔下一颗炸弹。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为罗斯福使国 民党政府所代表的中国 “成为强大的国家”的努力画上了一个句号。 如果杜鲁门政府明智的话，本应从罗斯福梦想中清醒，冷静的对待以共 产党为代表的新生的中国，但是它却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在军事上威胁、经 济上扼杀的同时，主要是在政治上更大限度孤立中国。在它的操纵下，新生 的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 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始了艰难的重返联合国的历程。 1949年 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本政府为 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时，正值联合国第四届会议 筹备召开之际，而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却没有接 到大会的入场券。 1945年6月26日，当中共代表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时业已 形成的国际关系准则承认，一个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任何外国无权干 涉。为此，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外长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四 届联大主席罗慕洛，声明只有中央人民政府才是 “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与事 实的根据。因此，出席本届联大的 “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绝对没有代表 中国人民的任何资格。周恩来外长在声明中正式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 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以符合中国 人民的愿望。1950年1月8日，周恩来外长又致电四届联大主席和联合国秘 书长，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国民党集团代表留在联合国安 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中开除出去。 1950年 1月19日，周恩来外长再次致电罗慕洛和赖伊，并请转达联合 国及安理会各会员国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 为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的首席代表。电文并请他们答复以 下两个问题：（1）何时开除国民政府的非法代表团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2） 以张闻天为首席的合法的中国代表团，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会 议并参加工作。此后，李克农副外长、周恩来外长又先后致电联大主席和秘 书长，通知中国政府又任命冀朝鼎为中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代表、任命孟 用潜为出席托管理事会的代表，并继续要求联合国答复关于开除国民党集团 的代表和合法的中国代表团何时出席会议并参加工作的两项问题。4月9日， 周恩来专门召集会议，对中国代表团的组成进行详尽的研究，不但组成了50 多人的代表团，而且还拟定了 “派往联合国代表团办事机构编制、任务及干 部配备草案”等具体规定。8月，当第五届联大筹备召开之际，周恩来外长 再一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通知中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出席五届联大的中 国首席代表，请他立即办理中国代表的入会的一切手续。 中国政府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正当要求，虽然没有得到联合国的答复，但 是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进而影响到了错综复杂的国际舞台。 数年之前，为彻底消灭法西斯而并肩战斗的美国和苏联，在此时已分道 扬镳，形成了各自为主的两大世界阵营。作为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成 长起来的新中国政府，它所奉行的 “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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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政策，自然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美国像一个输光了的赌徒，总幻想有一 天可以本利再收，依然把 “国民政府”推到前台。当新中国政府提出重返联 合国的要求后，美国自然要为此来设置重重障碍了。 截然不同的是，苏联政府对于新生的中国最早给予支持，并为中国恢复 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付出了努力。1950年 1月10日，苏联驻安理会的代表 马立克在得悉周恩来外长8日的声明后，立即提出一项提案，要求安理会作 出开除“国民政府”的决议，并郑重声明，在这项决议未做出之前，苏联将 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虽然苏联努力迫使国民党政府的代表蒋廷黻退出会议 主席地位，但由于美国的阻挠，1月13日，这项提案未获通过。为表示抗议， 苏联代表当场宣布：在 “国民政府”的代表被开除之前，苏联将不参加安理 会的工作，对在“国民政府”参与下安理会做出的任何决议都认为是非法的。 随后，苏联代表团愤然地退出了安理会议事厅。 苏联的举动，犹如在安理会投下了一颗炸弹，马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 大关注。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首先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当时的苏 联在国际上的地位而言，它的退出，将意味着联合国的活动陷于瘫痪，而且， 假如苏联另行组织联合国 （这一点它完全可以做到），那就意味着联合国将 处于分裂状态。赖伊必须尽快对此表明态度。3月8日，赖伊向联合国提出 了一项关于 “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法律方面的备忘录”。备忘录认为，“中 国问题在联合国的历史上是独特的，这并非因为牵涉到一个政府的革命变 递，而是因为第一次有两个敌对的政府并存着”。因此，对两个敌对政府并 存的中国，联合国接纳代表的依据，是要看 “哪一个在事实上据有使用国家 资源及指导人民以履行会员国义务的地位”。赖伊在这里提出了一项重要原 则，即要求把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同任何一国政府是否承认新中国问题区别开 来。为此，他建议召开由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或外长参加的安理会特别会议， 讨论解决中国的代表权问题。3月10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什么政府 应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问题”的声明，又进一步指出，必须尽快达成一项“关 于什么政府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的决定”。为此，从4月22日到5月中旬， 赖伊先后访问了华盛顿、伦敦、巴黎、海牙、日内瓦和莫斯科，对中国代表 权问题进行调停和斡旋。赖伊的此次出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苏联对赖伊 的行动给予支持，并表示将回到联合国；巴黎和伦敦也表示了支持的态度。 在赖伊访苏期间，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与他进行了会谈。在出访结束后，赖 伊向各会员国发公函，强调国际形势的严重性，而这一严重性 “在中国代表 权问题获得解决以前，要取得重大改进是不可能的”，呼吁国际社会重视这 一问题。 望着苏联代表愤然退场的身影，美国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倘若赖伊 的忧虑成为现实，美国在世界的 “老大”地位将会产生动摇。因此，驻联合 国的美国代表格罗斯立即发表声明，一方面表示要对苏联的提案投反对票， 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一个程序问题，对此不能行使否决权。当赖伊的备忘录 提出的第二天，格罗斯又在 《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虽然美国政府反对北 京政府在联合国占有席位的立场不变，但它将接受安理会多数票的决议。这 就是说，美国不会把它的否决票算作是行使否决权，仍认为中国代表权问题 是属于程序性事项。美国此举是在玩弄着进可攻、退可守的阴谋：既然承认 中国代表权问题是个程序问题，在确认这个程序的过程中，美国可以对此进 行操纵，而一旦操纵失败，则可以将国民党政府当作 “马前卒”加以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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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当时驻美的国民党政府大使顾维钧一语道破天机： “美国之所以认为 是程序问题，显然是为了想留有活动余地，万一情况发生变化，美国在承认 中共问题上需要改变政策的话，它便可以自由行动。” 顾维钧的担心绝不是杞人忧天，苏联退出安理会的举动，使国民党政府 的代表处于极度的恐慌和尴尬的局面。当赖伊的备忘录发表后，国民政府的 代表第一次发表了与美国有歧异的声明，认为中国代表权问题并非像格罗斯 所言的是个程序问题，而是属于实质性问题，并扬言要行使否决权，蒋介石 也为此发来电文表示对时态的关注。顾维钧专门与蒋廷黻商讨对策，虽然他 们都已看到 “苏联、英国和赖伊都想以国民政府不复存在为理由，把我们排 斥在联合国之外”这一事实，但他们仍然向蒋介石献策： “我们与其为了害 怕最终肯定被驱逐而自动退出，不如顶住驱逐的浪潮并对其提出抗议。”也 就是说，为了 “不给中共进入联合国打开方便之门”，国民政府要困兽犹斗 了。 苏联的行动无疑是对新中国的有力支持，并使各国更加关注中国代表权 问题，但是它的退场，也失去了在安理会内就此进行协商和牛争的机会，因 为随后安理会再也未形成提案和再辩论这一问题。此后，随着朝鲜战争的爆 发、国际关系的复杂化，赖伊也因对中国态度的变化而中断了斡旋活动，美 国趁机在联合国施展手段，使本有可能解决的中国代表权问题陷于旷日持久 的拖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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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艾德礼劝杜鲁门： “两张否决票与一张 否决票有甚么两样？会更坏些？” 1950年6月25日，处于当时“冷战”的世界局势的夹缝中的朝鲜，爆 发了南北战争，美国在武装干涉朝鲜的同时，宣布用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 台湾，使得新生的中国硬被拖入了朝鲜问题的争端。这时，联合国的有识之 士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联合国难以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任何 谈判。为此，作为中立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外的印度进行了斡旋活动。 7月13日，尼赫鲁总理在事先征得中国的同意后，分别致信斯大林和艾 奇逊，建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由苏、美、英、中等国通过在 安理会内外的谈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7月16日，斯大林在给尼赫鲁的信 中表示，苏联欢迎印度提出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安理会以解决朝鲜 问题的和平倡议，而美国在7月18日则断然拒绝，导至斡旋活动搁浅。 这年9月，五届联大召开，印度代表再次作出努力，向大会提出接受中 国参加大会的提案。苏联对此表示支持，并向大会提出两项决议草案： （1） 大会议决国民党集团之代表并非代表中国，不得参与大会及大会各机关之工 作；（2）大会议决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参加大会及其机 构之工作。 但是，在美国的操纵下，印度和苏联的积极、公正地解决中国代表权问 题的提案，却遭到了大会的否决，反而通过了古巴所提出的所谓 “联合国对 会员国代表权的承认问题”的提案。该提案规定 “如逢一个以上当局自称为 有权在联合国中代表一会员国的政府，而此问题成为联合国中争论的题目 时，该问题应按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每一案件所处之情况予以考虑”， “当任何问题发生时，应由联合国大会考虑；如值大会体会，应由临时委员 会考虑”， “对于这一问题大会或临时委员会所采取的态度，联合国各机构 及各专门机构应予计及”。这一提案，实质上是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 权利的问题，作为一个法律问题而强行拖延下来。此外，这次大会还通过了 加拿大代表提出的 “关于建立中国代表权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决议，规定成 立一个由加拿大、厄瓜多尔、印度、伊拉克、墨西哥、菲律宾、波兰等7国 代表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以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但它所作出的决议却规定， 在未作出结论之前，仍允许 “中华民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并与其它国家 的代表拥有同样的权利。这项决议，不但使印度和苏联的努力付之东流，而 且意味着中国代表权问题将再一次被拖下去。 但是，这种拖延的局面已引起一些国家的反感，一直是美国行动的得力 支持者的英国，在这一问题上倒是持冷静审慎的态度。这年的12月，美英在 华盛顿的会谈中，艾德礼就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和台湾问题，向杜鲁 门提出了忠告： 艾德礼：英国人不同情蒋介石，对所谓的福摩萨 （即台湾）问题不感兴 趣。美国应考虑从台湾海峡撤走第七舰队以换取中国从朝鲜撤军，并同时考 虑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 艾德礼：台湾对美国远东防务是相当重要的，如把它交给敌人，美国的 岛屿链条防线将会断掉一节。 艾德礼：台湾终归要还给中国人的，这是美国应该正视的现实。 艾奇逊：如果美国真想解决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这一问题的话，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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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进入联合国。如果中国是联合国的一员，反而有达成协议的可能，因 为在联合国内谈比在联合国外谈要好得多。这样，西方也可能少丢点面子。 杜鲁门：现在联合国有一个苏联已经让西方感到棘手，中共若进入麻烦 将更多。况且，即使中共进入联合国，美中关系能否比现在更好？ 艾德礼：即使美中关系不会比现在更好，两张否决票 （指苏、中）与一 张否决票有什么两样？会更坏些？ 应该说，英国对美国的忠告是正视现实的，但是美国却对此置若罔闻。 在会谈后的公报中表明， “美国现在反对并将继续反对中共代表在联合国的 席位”。在1951年11月举行的六届联大上，美国以所谓 “中国侵略朝鲜” 为借口，操纵大会通过决议， “延期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并将这一决议 延续达10年之久。 中国政府对美国的行为进行强烈的谴责。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周恩 来外长即郑重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联合国应当成为 保障世界和平及国际安全的组织，而不应当成为美国侵略的工具。美国政府 认为中国人民选择了合乎中国人民的需要而不合乎华盛顿当局口味的人民民 主制度，竟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它在联合国中应有的地位。但是许多重 大国际问题，首先是亚洲问题，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是不能解决 的。因此，联合国要真正有效地履行保障世界和平及国际安全的职责，就必 须首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在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 上，周恩来外长在讨论关于朝鲜问题的发言中又进一步指出： “中国是联合 国的创始者之一。中国人民一贯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不断为它 的实现而努力。根据联合国宪章，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中国对维护国 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的责任。联合国中的多数国家追随美国剥夺中华人民 共和国在联合国应有的地位和权利，根本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严重的损害 着联合国的威信。”他进一步指出： “问题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加入联 合国，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应有权利遭受剥夺。因此，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应予以恢复。”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充满信心。到了 60年代 末，新中国经过坚韧不拔的斗争，已打破了美国从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三 个方面同时逼来的威胁，通过朝鲜停战谈判和日内瓦会议，稳定了南方边陲 的局势。中国还同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 参加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这样，新中国不仅在惊涛骇浪的国际 舞台上站稳了脚跟，而且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1957年 11 月，周恩来总理在对驻华使节的一次谈话中，在提到当时由印度提出的关于 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的提案时指出： “我们很感兴趣的是，每次表决印度提 案时，支持印度梅农先生提案的国家越来越多，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友 好国家。当然，在一个短时期，我们可以预料，像印度这样正义、友好的主 张是不会在联合国通过的。……但是，每年表决一次印度式的提案，是值得 做的正义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每次表决，赞成的国家越来越多，总有一天 会由少数变成多数。世界上真理总是这样由少数变成多数的。事物发展规律 就是这样，正义的东西总会取得多数的支持”。他还幽默地说： “这真叫做 不懈的、不疲倦的斗争。” 在这种形势下，虽然美国依然老调重弹，却无法改变联合国成员国尤其 是亚非国家对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支持。在1960年第15届联大上，表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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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延期”讨论的提案时，42票赞成，34票反对，22票弃权，仅以8票的 微弱多数勉强通过。从投反对票和弃权票的国家总数已远远超出支持美国提 案的国家这一结果看，如果到1961年第16届联大时，再来表决这一提案， 恐怕美国连这一微弱的多数也难以保持。这就意味着美国强行阻止联大讨论 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老路子已经行不通了。虽然如此，美国依然不肯放弃它所 扮演的 “世界宪兵”的角色，一计不成又施二计，在中国通往联合国的道路 上，又设置了新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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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双重代表权”：美国所玩弄的新花招 1961年，第 16届联大总务委员会通过了讨论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议 题，这是对美国多年来阻挠联合国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一大突破。但是， 当时的新西兰为适应美国的需要，就中国代表权问题提出了一个提案。提案 主张，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8条的规定，应把中国代表权问题作为″重要问题 ″，必须有2/3多数票赞成才能通过。这一提案，使美国捞到了阻挠中国恢 复合法席位的救命稻草。于是，美国在程序上玩弄花样，串联日本、澳大利 亚、哥伦比亚和意大利向大会提出所谓 “重要问题”的五国提案，并为大会 所通过。美国的这一花招，目的在于使它一旦处于少数地位时也可以继续阻 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对于美国挟持联合国采取的这一行动，中国政府表示严厉的谴责和强烈 的抗议。在新西兰的提案刚出笼时，周恩来总理会见正在访华的英国蒙哥马 利元帅时即就此发表谈话。他说：谁能代表中国6亿5千万人民？只有如你 所说的北京的政府，而不是台湾的蒋介石。如果接受了美国、新西兰的设想， 当做“重要问题”来讨论，那就讨论中国存在与否，这是干涉内政，是违反 联合国宪章的。联大讨论的“重要问题”只能是国际问题，而不是一国内政。 稍后，周恩来总理就此事发表讲话。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美国政府这样做 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继续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继续把蒋介 石集团的代表保留在联合国内，为它制造 ‘两个中国’和长期霸占中国的领 土台湾准备条件。”因此，他指出： “中国代表权问题，实质上就是恢复中 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把窃据中国席位的蒋帮分子驱逐出去的问题，根本 不是联合国宪章第18条第二款所指的重要问题。” 1961年9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美国这一新手法是 完全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因为宪章规定的 ‘重要问题’是指新会员国的加入、 会员国权利的停止以及会员国的除名等，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根 本不属于上述范围之内；同时，宪章还明确规定不得干涉会员国的内政，而 美国硬把中国代表权问题作为 ‘重要问题’，企图使已不能代表中国的国民 党集团继续窃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这实际上就是明显的干涉中国的内 政。”1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也就此发表了声明。声明义正辞 严地指出： “这个蹂躏联合国宪章、侵犯中国主权的决议，是完全非法的、 无效的”， “美国继续挟持联合国，剥夺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丝毫不 能损伤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不会使联合国的声名日益败坏，使美国在全世界 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下，处于越来越孤立的地位”。 此后，虽然美国仍操纵大会年复一年的通过所谓的“重要问题”的提案， 但是，联大表决恢复中国代表权的提案时，赞成票却逐年增多。在 1965年第 20届联大上，在大会仍然通过了所谓的 “重要问题”的提案后，阿尔巴尼亚 等10多个国家联合向大会提出了一项要求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 权利并承认它的代表为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的提案。在对这一提案进行表 决时，47票赞成，47票反对，20票弃权，第一次出现了赞成票追上反对票 的局面。到了1970年的25届联大，支持驱逐国民党代表的已达到51票，反 对的已降到47票。这是自1950年联大表决恢复中国席位问题以来第一次赞 成票超过反对票，它预示着美国在联合国内顽固推行的孤立中国的政策已走 到了尽头。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也不得不承认： “我认为，我们没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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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票数去阻挡接纳的时刻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快。” 尽管如此，美国仍困兽犹斗。1970年11月22日，尼克松口授给基辛格 一份备忘录，指示他在秘密的基础上，组成一个研究班子，研究美国在 “联 合国接纳赤色中国的问题上将采取什么方针”。半年多以后，美国的一项企 图在联合国内搞“两个中国”的政策出笼了。1971年8月2日，美国国务卿 罗杰斯发表了“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声明”，声明公然宣称：“美 国将在今秋的联合国大会中，支持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的行动。同时， 美国将反对任何排除中华民国剥夺它在联合国代表权的行动。”根据罗杰斯 的这一声明， 8月11日，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向联合国秘书 长吴丹递交了一封信和一份解释件的备忘录，正式要求把关于 “中国在联合 国的代表权问题”的议题，列入第26届联大议程，妄图继续阻挠联合国正确 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此后不久，尼克松政府又伙同日本佐藤政府向第 26 届联大抛出所谓的 “双重代表权”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 合国，但也 “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 按照美国政府所打的如意算盘， “双重代表权”案既可实现其准备打开 中美关系的政策，又可以保全国民党集团在联合国的席位。在这一方案出笼 的同时，美国已准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外交接触， “谋求两国关系的正 常化”，这就意味着联合国内以美国为核心的那个反对新中国的所谓 “传统 投票集团”，也将难以继续保持。但美国却坚信， “双重代表权”案可达到 稳定 “传统投票集团”的目的。1971年4月，尼克松派资深外交官墨非去台 湾，把 “双重代表权”案向蒋介石交底，并暗示说。只要与美国合作，台湾 方面就可以保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而且北京方面可能拒绝进入联合 国。第26届联大开幕前夕基辛格还对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许诺，即使“双 重代表权”案获得通过，只要台湾方面留在联合国内不走，北京方面也个会 进入联合国，因为北京方面对把台湾驱逐出联合国，比对它本身进入联合国 更有兴趣。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针对美国这一要在联合国内明目张胆地推行 “两个中国”的政策，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声明严正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持 反对 “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类似的荒唐主张，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 阴谋；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同驱逐国民党集团的代表 出联合国，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中国决不允许在联合国出现“两 个中国”或 “一中一台”的局面。声明认为，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决议草 案中的一主张，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唯一正确的合 理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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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联合国大会主席马利克说： “一个具 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1971年9月21日，第26届联大在纽约召开。提交大会讨论并要付诸表 决的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案有3个： （1）由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出的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 驱逐出去的提案。 （2）由美国、日本提出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提出要 从联合国中取消″中华民国的代表权″的任何建议，都是属于宪章第18条中 所规定的重要问题，需 2/3的多数通过。为了与美国过去所提的“重要问题” 提案相区别，这一提案又被称为 “逆重要问题案”；（3）由美国、日本等 19国提出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入联合国， 但 “确认中华民国继续拥有代表权”，并建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享有安 全理事会国席位。 大会从10月18日开始辩论和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到25日结束。大约 有80个国家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大多数国家的代表纷纷批评和谴责美国对 华的错误政策，反对在联合国内制造 “两个中国”。联大总务委员会充分尊 重多数国家的意愿，9月22日通过的会议议程，把阿尔巴尼亚等23国的提 案放在了美、日等国的 “双重代表权”提案之前讨论，这就意味着美、日等 国首先在程序的安排上遭到了失败。美、日等国虽然极尽拉拢之能事，但依 然陷入孤立状态。 10月25日晚9时47分，大会进行表决。首先表决所谓 “逆重要问题” 提案，结果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被否决。当大会的电子计票 牌上出现这一结果时，会议大厅顿时沸腾起来了，热烈的掌声持续两分钟之 久，不少亚非拉国家的代表情不自禁 “高声欢笑、歌唱欢呼”，“有的代表 离开席位甚至跳起来”。接着，就表决阿尔巴尼亚等23国的提案。在表决之 前，美国代表乔治·布什还企图作最后的挣扎，提议删掉23国提案中关于立 即驱逐国民党集团代表出联合国的内容，但是，各国代表的异口同声的反对， 以及大会主席印尼外长马利克顺乎民意的裁决，使布什的挣扎归于失败。经 大会的表决，23国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 通过。会议大厅里再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这种情况下， “双 重代表权”案还没有来的及付诸表决就自动夭折了。20多年来美国所推行的 孤立中国的政策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国民党外交部长周书楷率领的代表团眼 见大势已去，被迫宣布退出联合国。 这就是联合国历史上著名的2758号决议。 2758号决议，使美国政界要人“感到痛苦”。美国代表乔治·布什在发 泄这种痛苦时说： “我们在拉美、非洲、亚洲国家的联合国代表中的会外活 动很紧张。……有一度，我们代表团计算，我们已获得取胜的票数，但在1971 年10月25日，我们原以为向我们做了保证的一些代表，却弃了权；有些答 应支持我们的代表没有参加会议”。在失败面前，虽然他也不得不承认：“这 是联合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反西方集团 （包括共产党国家）在美国威信动摇 时第一次击败了美国”， “从长远来看，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打 开与北京进行外交接触的渠道，其为明智之举，是很明显的”，但他对表决 后一些代表在走廊上跳舞的场面还难以忍受，他认为，对这些代表来说，“台 湾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事情，他们就是要踢山姆大叔一脚”。美国总统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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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在失败面前仍然难以自拔。他喋喋不休地说： “我们原以为最大的问题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而享有同等地位以后，劝说台湾仍旧待在联合国里”， 可是，最后的结局却 “比我们预料的要走得远得多”。10月27日，美国白 宫发言人齐格勒所发表的一项声明中，将尼克松对此结局的真实态度表露无 遗。声明中说，尼克松对表决后的那种 “欢呼、鼓掌和舞蹈”的场面极为愤 慨，并认为这是一种 “毫不掩饰的高兴”和“个人仇恨”的“惊人表演”。 惨败的结局来得如此之快，使美国一些政界要人难以正视现实，因而有 人把失败归罪于基辛格的第二次访华。当联大正要结束讨论和准备表决中国 代表权问题时，基辛格也结束了在北京为尼克松的访华作准备的工作。尼克 松当时指示基辛格在外面多待一天，不要正赶上在表决这一问题时回到国 内。当基辛格的飞机刚从北京起飞，他就接到了联大的表决结果。遵照尼克 松的指示，他在阿拉斯加停留了一天。当事后得知一些人对他进行责难时， 他认为美国在联合国的失败，与其说与他访华有关，倒不如说“双重代表权” 的立场 “既笨拙又是自我拆台”更合情理，因为“问题的实质在于，友好国 家改变了立场，他们当中很多国家长期来感到苦恼，一方面它们不愿同我们 对立；另一方面讨好强大的中国又对它们有利。当美国对北京采取敌对态度 的时候，它们害怕投票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受到我们的某种处罚。现 在我们戏剧化地要跟中国和解，它们就不再害怕这种惩罚了。因此，国务院 要制订一项 ‘合理妥协’方案的全部努力，都毫无用处。” 1971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第26届联大的2758号决议 发表声明。声明指出： “这次联合国大会投票的结果，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 要求同中国人民友好的大势，同时，也说明一两个超级大国把自己意志强加 给其他国家，操纵联合国和国际事务的蛮横作法，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 因此，这是中国、“全世界人民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的胜利”。声明宣布， 中国即将派出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的工作，并将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 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 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奋斗。 1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 中国已组成了以乔冠华、黄华为正副团长的出席第26届联大的代表团；同一 天，姬鹏飞还通知吴丹，中国政府委派黄华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陈楚为 副代表。 1971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了联合国大会。当 地时间上午10时30分，当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和代表团代表符浩、熊 向晖、陈楚走进会场，在中国席位上就座时，大厅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许 多友好国家的代表纷纷前来表示祝贺和欢迎。 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马利克首先致欢迎辞。他说： “我作为大会主 席，非常高兴地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 表团参加联合国组织的工作，是 “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随后，57个 国家的代表在会上致了欢迎辞。科威特代表亚洲国家说： “10月25日的夜 晚发生了在联合国和国际大家庭的史册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联合国终于 决定纠正了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错误。”他在阐述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和 作用时说： “没有中国的参加，联合国就徒有虚名；没有中国积极性、建设 性的作用，世界上出现的诸如裁军、国际安全、和平，特别是东南亚的和平 等紧迫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捷克代表苏联和东欧国家说： “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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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来到联合国，是为这个组织的活动创造更广阔的基础的一个决定性 的前进步骤。”荷兰代表西欧国家说，现在联合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中 国代表团的到来， “无疑将使联合国在处理我们所面临的重大国际问题时能 有更大的权威。”布隆迪代表非洲国家说：中国代表回到联合国， “似乎是 国际上新的力量均衡的黎明”。哥斯达黎加代表整个拉丁美洲国家说：中华 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组织的工作和活动，可以 “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基本 目标，这就是在世界上建立公正的和持久的和平”，并将对联合国和整个国 际大家庭面临的严重问题的解决，做出有意义的贡献。马来西亚代表东盟五 国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它在联合国的席位对我们这个组织来说是一件 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事件”。东道国美国代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到 来， “联合国将更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我们希望，他们的到来，将 对本组织协调各国的行动的能力做出贡献”。 在各国代表致欢迎辞后，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 呼声中，登上联大讲坛，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衷心 感谢许多联合国会员国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 位做出的不懈的、卓有成效的努力，随后他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一系列重大国 际问题的原则立场。他指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种 族主义，反对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负弱国；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任何国家的事要由这个 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中 国支持一切被压迫国家争取独立、自由、反对外来干涉、掌握自己命运的正 义斗争，支持亚非拉国家维护民族利益、反对外来经济掠夺的斗争；中国要 求裁军，特别是核裁军。 中国代表团恢复自己的合法席位后所阐述的主张，也就是中国后来在联 合国各项工作中一贯坚持的立场。 11月23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出席了安理会会议，开始履行中 国作为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职责。黄华表示：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 宗旨，安理会应当在维护国际和平，反对侵略和干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们希望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能够得到贯彻。为此，我们将同一切爱好和平、 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一道，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的主权，为维护 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联合国各专门机构也根 据联大的精神相继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这些机构中的合法席位，随后，中 国陆续参加到联合国各机构的工作。 与此同时，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被逐出联合国的主要机构。此后的数 周之内，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外，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 也都被从联合国的附属机构和专门机构中一一逐出。数月之间，有 20多个与 中国建交的国家都与台湾断交。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时光如白驹过隙，从 1945年至今，半个世纪的岁月又过去了。如果说前 半个世纪 （1895——1945）是中国人民摆脱屈辱走向自立的时期，那么，后 半个世纪尤其是1949年10月以后，则是中国人民由自立到自强创造辉煌的 时期。 度过了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 “燕子低飞”的艰难时期后，中国的外 交迎来了 “凯歌行进”的大好形势，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所付出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