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艺苑风景线》
作者：《民国春秋》杂志荟萃 【完结】
主编：常人春
编者的话
民国史通俗刊物《民国春秋》双月刊，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创办于1987年1 月，至今年底已历10 载，出刊60 期，600 余万字。虽然本刊在史学期刊中发行量是较高的，但仍有很多读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能订到本刊，或没有能订到前几年的本刊，并以此为憾。而本编辑部又一时出不了《民国春秋》合订本，不能弥补这部分读者的缺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民国春秋杂志荟萃》，以应众多读者阅读之需。
本刊创办10 年来，承读者厚爱，专家、学者扶持，始终保持了自己显明的特色，在林林总总的期刊的激烈竞争中，占有了相当的优势。先是被评为全国历史专业类核心期刊，继之又荣获华东地区首届优秀期刊评比一等奖，1995 年夏获江苏省首届优秀期刊评比一等奖。本刊同仁精心组稿，精心编稿，使刊物真实可信，清新生动，贴近社会，贴近读者，始终呈上升趋势，在读者中影响日广。
不但新近出版的《民国春秋》以题材新、史料新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而且数年前刊于《民国春秋》的文章，重读之下，也别有一番情趣。本刊有保存价值、使用价值、研究价值。海内外数十家报刊，包括《人民日报》、《新华文摘》、《文汇报》及台北《传记文学》等，都转载过本刊文章。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复印过本刊数十篇文章。编写某些民国史书籍，更是须以本刊为重要参考资料之一。如撰写关于审讯汪伪汉好的书籍，必得要参考本刊，因本刊有的文章纠正了一些图书的谬误，甚至补正了档案史料中的疏失。
《民国春秋杂志菩草》共分四册：《民国要闻探秘》、《民国要人剪影》、《民国要案寻踪》、《民国艺苑风景线》。《民国要闻探秘》，收入角度较小、写法较新、真实再现民国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章；《民国要人剪影》，收入生动记叙民国军政、外交等名人一生经历重要侧面或片段的文章；《民国要案寻踪》，收入详细描述民国重大的、轰动一时的、至今人们知之尚少的暗杀事件和诉讼事件的文章；《民国艺苑风景线》，收入深刻反映民国电影界、戏剧界和文化各界名人的风貌、情操、遭遇、成就的文章，4 册字数共100 多万字，约占《民国春秋》创刊以来所载文章总字数的大约1/5.《民国春秋》40 年所刊文章，大体集粹于此编。
读者对本书有何批评、建议，对《民国春秋》有何批评、建议，望随时指陈，不吝指正。
民国艺苑风景线
从“乡下人”到名作家
——沈从文步上文坛前后
一生都把自己称为“乡下人”的沈从文先生，以他的《边城》、《八骏图》、《湘行散记》、《湘西》等一系列有着隽永艺术魅力的小说、散文，赢得了世界声誉。从50 年代中开始，他致力于工艺美术、丝绸、陶瓷、漆器、服饰等的研究，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为中国历史研究填补了空白。
现在美国、法国的一些大学将他的作品列为必修课，一些学者以他和他的作品为博士论文课题，欧洲的一些文学界人士曾提名他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这个长期在国内遭冷遇，不被人理解的作家，经过曲折坎坷的人生旅程，从边城走向了世界。
一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出生在湘、川、黔三省交界的湘西小城——凤凰城。
那儿是苗族、土家族聚居区，他的祖母就是一个苗妇，因而他的身上流淌着苗族的血液。少年时的沈从文身体壮健，私塾呆板的读书生活使他厌倦，而城里那些五花八门的作坊、店铺，那些辛勤劳作的人们，却引起他无穷的兴趣，爬树、游泳、钓鱼、捉蟋蟀以及骂人打架，是他的拿手好戏。辛亥革命爆发那年他9 岁，家乡爆发了一场专门对付草镇与辰沅永靖兵备道两位旗人大官和外路商人的起义，他亲眼目睹了起义失败后苗民被屠杀的惨状。屠杀持续了一个月，成百成千的人头滚落在城门外，这一鲜血淋漓的景象长久刻印在他的心上。沈家原是湘西有名的旧家，祖父沈洪富，因参加曾国藩统帅的湘军作战有功，曾获提督军衔。这时因为他父亲谋刺袁世凯事机泄露，逃亡在外，家道开始中落。他14 岁时，不得不以补充兵的名义去当兵吃粮。从此，在长达5 年多的时间里，他就随军队辗转流徒于三省边境和长达千里的沅水流域。
在这支湘西地方军队里，他当过卫兵、上士司书，目睹了旧军队派系林立、明争暗斗，看到了军队清乡杀人如麻的“伟绩”。后来他所在的那支队伍被击溃，他来到了芷江，当了警察所里的一名办事员。芷江的熊府是当地的一个望族，熊希龄曾担任过民国政府的总理。此时芷江的熊府由熊希龄的七弟熊捷三照管。沈家与熊家有亲戚关系，1920 年的整整一个夏天，在熊公馆的书房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狄更斯的《贼史》、《冰雪姻缘》、《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等作品，并在熊家创办的“实务学堂”里，翻阅了《史记》、《汉书》等。由于一度堕入情网，被人骗去了一笔钱财，他感到无脸见自己的母亲，自责之余，就乘船离开芷江来到保靖，在湘西巡防统领陈渠珍手下当了一名书记。陈渠珍这个行伍出身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公余好读书，在他的会议室里，除了陈列了大量书籍外，还收藏有历史名画、古瓷、碑帖、铜器。沈从文就住在这个会议室里，随时为陈渠珍查阅、抄录书中的材料，图书的分类编号、旧画古董的登记，也是他的工作。几年的军队生活，使他领略了湘、川、黔边境各码头、山村、城镇的社会面貌和各种迷人的自然风光，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物，看到了杀人和杀人者被杀。而这时他却沉浸在书的海洋里，在阅读中咀嚼自己经历过的人生。这时，“五·四”运动的余波漾及湘西，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陈渠珍办的报馆里，从一个青年印刷工那儿看到了《新潮》、《改造》、《超人》等新书刊，一个他所未曾经历的新的世界在向他招手。他明白了“人活到社会里应该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本来凭着他的聪明和勤奋，在陈渠珍手下逐步升迁的前景是相当诱人的，但是“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在面临人生道路重要抉择的关头，他选择了艰难而有意义的道路。1922 年，这个“乡下人”终于走出偏僻的湘西，到更广阔的社会去闯荡。
二
乘轮船、坐火车，沈从文经长沙、汉口、郑州、徐州、天津，来到了北京。他要寻找自己的理想，他要读书。尽管他只有高小的学历，但他却当上了北京大学一名不注册的旁听生。原先陈渠珍答应提供的资助不久就成了泡影，当他去见在京的熊希龄时，身上只剩下7 块6 毛钱。但他还是拒绝了熊希龄的帮助，一种强烈的自立意识，一种割断与湘西上层社会关系的意念，迫使他经常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实在混不下去时，他曾想跟着招兵委员的小旗，去走吃粮当兵的路。他住在湖南会馆里，冬天没有棉衣，没有火炉，只能用被子裹着身子写作。但是他的文稿却不断地落到编辑先生的字纸篓里。1924 年冬天，他迫于无奈，给当时蜚声文坛的作家郁达夫写信，倾诉自己的苦难。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正当他瑟缩在桌旁看书时，郁达夫推门进来了，看到他冷得发抖的样子，立即把自己的毛围巾摘下，拍掉雪花披在他身上，并且拿出自己身上仅有的5 块钱，领他出去吃饭，找回来的钱都送给了他。这次会见后，郁达夫写了《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异常愤激地控诉了社会的黑暗和知识青年不堪忍受的生活情状。
因为投稿，他结识了《京报·民众文艺》的编辑胡也频，沈从文在自己“窄而霉斋”里，用白开水来招待与自己志趣相投的朋友。后来他与胡也频、丁玲一起搬到沙滩附近的汉园公寓，每到月底，为了应付房租和伙食费，总要受一番窘迫。但困顿的生活没有挫折这个文学青年的锐气，凭着“乡下人”
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劲和韧性，仍是坚持写作和投稿。他的作品终于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陆续发表了。胡也频通过熟人，把沈从文的文章转到周作人处，发表在《语丝》上。当沈从文看到自己的文章刊登在这个刊物上时，只想抱了朋友哭。不久，他的最初的两个创作集分别由上海的北新书局和新月书店出版。但是渴望独立的思想促使他与胡也频、丁玲一起，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刊物。为此，他们于1927 年4 月和1928 年2 月分别南下，到当时新文学的中心上海去寻求进一步的发展。
三
经过一番努力，他们终于在1929 年1 月创办了两个月刊，一是《中央日报》副刊《红黑》，一是为人间书店编的《人间》月刊。《红黑》这一刊物名称，是根据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便是“横直”、“左右”、“无论怎样总得”的意思，刊名反映了他们的执拗，他们的追求。当时上海文坛上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还正在进行，他们三人，“除了低头写作，什么意见也没有的”。他们憋着一股劲，要用自己的作品来说话。但是终于因为他们势单力薄，无法筹措资金，这两个刊物，不到一年，先后夭折了。留给他们的，是一大堆债务。为了还债，胡也频经陆侃如、冯沉君夫妇介绍，到山东济南的中学教书，丁玲随即也去了济南，沈从文则到吴淤的中国公学任教，后又到武汉大学教散文。当他寒假里回到上海时，胡也频也因在济南参加学生运动，受反动当局通缉，已被迫与丁玲一起返回上海。短暂的分别，却使人感到这两个朋友之间思想距离的加大。胡也频和丁玲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胡也频被选为执行委员，并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在沈从文眼里，昔日熟识的朋友完全变了一个样，胡也频全身心地投入了革命活动中去了。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使他们在精神上产生了隔膜，胡也频劝说沈从文加入“左联”，与他一起前进，但是沈从文对当时文坛上种种举动皆有疑虑，他从自己在湘西军队的经历中，痛感政治的复杂和残酷，他认为需要有充分的自由来使用自己手中的笔，不愿有任何人为的束缚。胡也频“常常感叹他与沈从文的逐渐不坚固的精神上有距离的友谊”，但他们“不愿有所争执，破坏旧谊”，因为他们“曾像亲兄弟过”。
1931 年，胡也频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1 月17 日，胡也频穿着沈从文给他的海虎绒棉袍去参加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何孟雄主持召开的会议，与会者全部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当天深夜，沈从文就收到了胡也频托人从狱中带给他的便条，让他赶快去找胡适商量，保自己出去。第二天，沈从文赶紧找到胡适，又将消息告诉丁玲，并找到李达、施存统一起商量营救办法，最后议定请胡适、徐志摩写信给蔡元培设法救人。沈从文到了南京，找蔡元培和邵力子，均无能为力。返回上海后，又与丁玲一起再次来到南京，沈从文遂以作家的身份去找陈立夫，要求国民党政府放人。陈立夫虚与委蛇，声称这事不归他管，反过来劝说沈从文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去做事。营救无门，他们只好返回上海。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里，他陪同丁玲去探监，隔着铁栅，他们终于从远处看到了胡也频带着手镣的双手很有力地一扬。而这也就成了这两个朋友之间的诀别。2 月7 日，胡也频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23 位烈士英勇就义。沈从文怀着对死难朋友的沉痛哀思，和对国民党当局残杀青年作家的愤慨之情，写下了长篇散文《记胡也频》。尽管他不大理解胡也频从事的革命活动，但是他崇敬他的精神：“我觉得，这个人假若死了，他的精神雄强处，比目下许多据说活着的人，还更像一个活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使我们像一个活人，是些什么事，这是我们应当了解的。”1933 年丁玲又被国民党政府秘密逮捕，沈从文参加发起文化界营救丁玲等人的活动，并接连发表《丁玲女士被捕》和《丁玲女士失踪》两文。国民党的一些报纸曾骂他“站在反革命的立场”，而左翼文坛的一些批评家则指责他的作品“没有思想”，他感到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独。但他仍是不倦地探索着人生的奥秘，浸染着浓郁的湘西山乡风情，有着独特人生体验的作品不断涌现，他倔强地走着自己的路。
王保生
浪漫诗人徐志摩的爱情纠葛
公元1931 年11 月19 日上午10 点半左右，山东济南党家庄上空大雾弥漫，突然“硼”的一声炸响，一架从南京开往北京的邮机撞在当地的开山顶上。正、副驾驶员身亡，搭乘这架飞机的诗人徐志摩同时遇难，年仅36 岁。
徐志摩随着飞腾的烈焰走了，他得到了解脱，但却把悲痛和震惊留给了文坛，留给了热爱他的亲朋好友。这其中有三位女性，她们有着不同的身份，与徐志摩有着难以解脱的感情纠葛。我们可以通过徐志摩颇富戏剧性的爱情生活的变化，从一个方面揭示这个浪漫诗人的性格和思想风貌。
一笑解烦恼结
徐志摩1897 年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商会会长，除经营祖传的酱园外，又开工厂，办钱庄，在杭州、上海等地均有产业，是当地有名的富户。作为徐门的长孙独子，徐志摩从小就生活在锦衣玉食之中。他聪明、活泼，在杭州一中读书时，就爱好文学。1915 年夏他高中毕业，考入上海浸信会学院，就在这时，父亲为他选择了妻子。他反抗、顶撞，均无济于事。这年10 月，被迫与张幼仪女士结婚。徐志摩时年18 岁，张幼仪仅16 岁。张幼仪是上海宝山县巨富张润之之女，她的哥哥张嘉璈是当时的中国银行总经理，另一个哥哥张君励则是政界显赫人物。徐家虽富，但政治地位不高，徐父正是想通过联姻，攀附豪门，以便其爱子平步青云。曾任浙江都督、中国交通总长之职的汤寿潜被徐申如请出来当证婚人，婚礼铺张、隆重，成为硖石镇的一大盛事。但是一对不相识，不相知的青年人被人拥进洞房，却无法产生真正的爱情。他们的心灵是锁着的，无法进行交流。没有激情，没有欢笑，唯有默默无言，俯首相对。婚后不久，徐志摩就收拾行装，去上海读书，毫无新婚燕尔依恋不舍之情。
徐志摩先后在上海浸信会学院、天津北洋大学、北京大学求学。他十分敬佩梁启超的文章道德，在北京经同乡蒋百里、妻兄张君励的引荐，正式拜梁启超为师，从此这位戊戌年间的风云人物就成了徐志摩精神上的导师。1918年8 月徐志摩赴美留学，先在克拉克大学历史系学习，一年后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经济系，取得硕士学位后，他又迷恋起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政治哲学理论，于是1920 年9 月横渡大西洋，到英国留学，先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剑桥大学学习。英国浓厚的资产阶级自由空气，剑桥一带旖旎的自然风光，陶冶了他的情操，滋养了他的思想，同时也促发了他的诗情。他说那段时间自己像是“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爆发，不分方向的乱冲”（《猛虎集·序》）。也就在这期间，爱神丘比特的神箭射中了他。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的一次聚会上，徐志摩结识了林长民、林徽因父女。林长民曾在北洋政府中任过司法总长，与梁启超同属研究系的中坚。林徽因时年17，长得“人艳如花”，聪颖活泼。
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很快由相识而相亲，花前月下，情意缠绵。真相知，才有真爱情，心灵碰撞才能产生爱的火花。不久张幼仪也来到了英国，徐志摩与她租一间小屋居住，但仍是相敬如宾，没有爱的激情。张幼仪精明练达，长得也不俗，她不能忍受这种貌合神离的夫妻生活，不久就独自到德国柏林留学去了。与林徽因热恋中的徐志摩不久就正式向张幼仪提出了离婚要求。
这一举动使亲友侧目，其父则大发雷霆。梁启超听到此消息，写信竭力反对：“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若耽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对梁启超执弟子礼甚恭的徐志摩，为了追求理想的人生，无法接受老师的劝告，他复信说：“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救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他把解除不合理的婚姻看作是“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的壮举，因而在致张幼仪的信中说：“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1922 年3 月，经吴经熊、金岳霖作证，两人在柏林离婚。徐志摩在《笑解烦恼结——送幼仪》一诗中写道：“毕竟解散，烦恼难结，烦恼苦结。来，如今放开容颜喜笑，握手相劳；此去清风白日，自由道风景好。听身后一片声欢，争道解散了结儿，消除了烦恼！”
挣脱了烦恼结的这两个年轻人，各自得到了精神上的解放。徐志摩可以去追求他理想的爱情，张幼仪也摆脱了无爱的苦恼，专心在柏林求学。他们之间书信不断，相互的理解反而加深。1925 年徐志摩重访欧洲时，经受了现代科学文明洗礼的张幼仪，再也不是任人摆布的弱女子，而是一个落落大方的坚强女性了。趁着学校放假的机会，她与徐志摩一起到意大利旅行。昔日无爱的夫妻，今日“握手相劳”，成了互相理解的友人。张幼仪回国后，徐申如以女儿视之。张幼仪继续住在徐家，抚养她与徐志摩生的儿子阿欢成人。
后来她在上海当了中国女子银行副经理，并开设云裳服装公司，经营方面颇有魄力。徐志摩遇难后，她悲痛之余，立即请兄长张嘉铸带着儿子赶赴出事地点接灵，又尽心尽力地筹办徐志摩的丧事，以寄托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女性的哀思。
二割不断的情丝
留学美国期间，徐志摩沉浸在与林徽因的恋情之中。本来他以为张幼仪是他们恋情发展的唯一障碍，如今笑解烦恼结，有情人终该能成眷属了吧？
孰不料恋爱之路漫长而曲折。正当他与张幼仪共解烦恼结时，林徽因却随父亲回国了。一腔恋情，也就只能化作缤纷的诗篇。康河柔美的景色挽不住诗人的心，1922 年8 月他乘船回国，急欲去追寻那叫人神魂颠倒的恋情。
徐志摩来到了北京，担任松坡图书馆第二馆的英文秘书。他与林徽因又有机会朝夕相处，互诉衷肠了。不料，命运又一次与他作对，好事难成。原来梁启超与林长民这两位研究系的老友，不仅政治上志同道合，而且还要做儿女亲家。他们早就有一个默契，要将林家小姐许配给梁家大公子梁思成。
聪颖的林徽因面临着两难抉择的局面：徐志摩风流潇洒，才华出众，梁思成沉稳好学，年轻有为。最后是梁家的社会声望，以及梁思成沉稳的性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林家小姐将彩球抛向了梁大公子。当林徽因婉转地把这些告诉徐志摩时，诗人惊得目瞪口呆，美妙的理想又一次落了空。他懊丧、迷惘，但又不敢有任何非礼之举。朝思暮想的人生伴侣，将要成为自己最为敬重的老师梁启超的儿媳妇，这杯人生苦酒他只有独自饮下。
从此这对年轻人的恋情就变成了友情。但是友情和恋情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边界，如果不加克制，往往容易“越界”。徐志摩在理智上明白林徽因的名分已定，自己不该再有非份之想，但感情上总是难以摆脱这位才貌出众的林小姐。这种痴情在1924 年春末夏初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之机。差一点又燃起了爱情之火。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担任联络、翻译之职，林徽因也是接待人员之一。他们一起排演泰戈尔的戏，一起出席泰戈尔的演讲会，频繁的接触，又使徐志摩的心弦震荡起来。梁启超为了防止意外，又不至使徐志摩伤心，就决定让梁思成、林徽因一起赴美留学，不完成学业不准完婚，他要用空间和时间的距离，来消解徐志摩心中那团热得烫人的恋情。徐志摩不久就遇到了陆小曼，他与林徽因这段恋情也就终止了。但是他们之间的友情却是至死不渝。后来林徽因患肺病在北京西山疗养，徐志摩常去陪她闲谈、散步，以慰她病中的寂寥。1931 年11 月19 日他之所以不听友人劝阻，要搭乘那架邮机回北京，也是为了赶回来帮助林徽因筹划一个学术讲座。飞机出事后，梁思成赶往出事地点，林徽因与徐志摩的其他一些友人在北平主持公祭。4 年以后，她写了《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一文，“山中金尽，天上星散，同情还永远是宇宙间不尽的黄金”，这些文字表达了深切的怀念哀悼之情。
三此情绵绵无尽时
正当徐志摩失恋痛苦之机，他遇到了北京名媛陆小曼，两颗心很快就互相吸引。陆小曼能歌善舞，又擅丹青，艳丽的姿容，更是名满京城。但当他们相识时，陆小曼早由父母包办，成了王赓的夫人。王赓为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是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同班同学，学成回国后，当过哈尔滨市公安局长，后来又升任孙传芳五省联军总参谋。生性爱交际、爱热闹的陆小曼，与这样一位矜持刻板、一心只想仕途升迁的军人，无法产生真正的爱情。谁也想不到，这位社交场中环顾生辉的明星，竟然过着“一种忍泪假笑的生活”。
徐志摩的出现，使得这两个寂寞的灵魂得到了慰藉和滋润。他们从相识到相知，很快升腾起一股难以遏制的爱的火苗，徐志摩认定了陆小曼就是他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的那位可人的终身伴侣。从1924 年秋开始，他们的爱情经历了艰难的历程。陆小曼要摆脱无爱的婚姻，但是她的父母认为这有辱门庭，大加反对，王赓更是讥刺在前，拔枪威胁在后，要想飞出用金丝编织的笼子实在不易。徐志摩的父亲认为北京有的是名门淑女，为什么自己的儿子偏偏要找一个有夫之妇，同样采取断然反对的态度。但是尽管陆母防范甚严，社会舆论的压力也十分严峻，都没有动摇他们为理想人生而奋斗的决心。“感情是我的指南，冲动是我的风”，徐志摩就是以这种浪漫的气质不顾一切地追求着。经过他们的积极努力和斗争，也多亏了胡适、刘海粟等朋友的帮忙，王赓从痛苦中悟出了强拧的瓜不甜，僵持局面于人于己都不利，终于同意解除与陆小曼的夫妇关系。1926 年秋天，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胡适为介绍人，梁启超则以证婚人的身份讲话，他希望徐志摩力戒浮躁，用情要专，要求陆小曼认真做人，克尽妇道。尽管老先生教训的语气和措词过于严厉，当时使这对新人有些下不了台，但是事实证明，这些教训是字字中的的。
婚后他们居住在上海，经过磨难而得到的爱情格外甜美。但是爱情之树需要不断培育，才能永远鲜活。“我有你什么都不要了。文章、事业、荣耀，我都不要了。寺、美术、哲学，我都想丢了。有你我什么都有了……”，徐志摩的这些爱情至上的誓言，只能看作诗人浪漫冲动之言，事实上，他丢不掉他的诗和他的事业。1925 年徐志摩自费出版了他的第一个诗集《志摩的诗》，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他的第二个诗集《翡冷翠的一夜》中的大部分诗篇，也是写于与陆小曼结婚以前。1926 年以后，他先后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教书，并且主编《新月》杂志，为了增加收入，后来又在南京中央大学兼课，每周三次风尘仆仆地往返于沪宁线上。同时，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他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归于破灭，而风起云涌的工农革命运动又使他感到恐惧。他在惆然和疲于奔命的忙碌中度过每一个日子，他感到生活“简直到了枯窘的深处”，笔下枯涩，诗情不再像过去那样汩汩地流淌，1927 年他只写出了一首诗。陆小曼爱排场，爱交际，大上海纸醉金迷的生活很快就把她吞没了。她每天忙于各种应酬、交际、跳舞、演戏、赴宴，成了她的日常课程。徐申如不满意儿子的这桩婚姻，经济上断绝了对他们的接济。徐志摩在几个大学兼课，进项相当可观，但是碰着这么一位花钱如流水的太太，他们家却往往入不敷出。更糟的是陆小曼还染上了鸦片瘾。对此徐志摩虽则多次进行了劝说，但他爱面子，又要表现出“绅士风度”，因此更多的是迁就，这就使这位社交场中的明星越发沉湎在烟枪明灭和灯红酒绿之中。如此因循往复下去，徐志摩感到恐慌，在胡适等朋友们的劝说下，他终于下决心冲出那个使人窒息、使人堕落的环境，到北京大学去教书。陆小曼以病休为由，不肯同行，徐志摩只好在1931 年2 月只身来到北京。他借住在胡适家，在北京大学教书，又在女子大学兼职，两处共有近600 元的收入，每月寄500元给陆小曼，以应付她的房子、车子、厨子等的开销。徐志摩身在北京，心牵上海，苦口婆心地规劝陆小曼改变生活习惯，到北京来养息身体，并希望她在绘画上的才能得以发挥。“上海的环境我实在不能再受。再窝下去，我一定毁；我毁，于别人亦无好处，于你更无光鲜。因此忍痛离开；母病妻弱，我岂无心？所望你明白，能助我自救；同时你亦从此振拔，脱离瘤疾，彼此回复隆康活泼，相爱互助，真是海阔天空，何求不得？”（1931 年3 月19日致陆小曼信）一封封情深意切的书信飞向上海，有规劝，有思念，但陆小曼总是以病体为借口，不肯离开上海。胡适认为陆小曼已经严重地妨碍了徐志摩的事业，要他拿出过去解除烦恼结的勇气，求得解脱，徐志摩深爱着陆小曼，他不愿意考虑友人的建议，他总是相信陆小曼有朝一日能回心转意，振拔起来。这一年中，他多次往返于京沪两地。为了节省旅费，他就设法去弄那些免费的飞机票，谁知正是这种不用花钱的飞机，使他化为一缕青烟。
陆小曼听到噩耗，悔恨交加，她恨天、恨地，更恨自己。她扶棺痛哭，表示从今后要重新做人。后来她带病编辑了徐志摩的诗集《云游》，并与赵家壁合编了《徐志摩全集》，以此来告慰逝去的亲人。
王保生
（第14页图为徐志摩与陆小曼摄于蜜月中）
林语堂与《京华烟云》
从《京华烟云》说到林语堂
前段时期，大陆各地电视台播放了根据林语堂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台湾电视连续剧《京华烟云》。作品宏大的结构、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4 个家庭几代人悲欢离合的感人故事所展示的中国近世数十年的风云变幻，以及作者浓烈的爱国情感，吸引了千千万万的观众，令人由衷赞叹确是文艺大家的手笔。
由电视剧，观众们自然地联想到小说原著的作者林语堂先生。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在1938 年8 月8 日到1939 年8 月8 日，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在法国与美国用英文写成的。全书约70 万字，是作者呕心沥血的一部力作，也是他一生小说创作的巅峰。当他写作此书时，正是世界大战爆发在即，而苦难的中国早就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蹂躏，祖国人民正在血泊中奋斗。置身异国他乡的林语堂也积极地投入到救亡运动中去，时时关心与支持祖国的斗争。1938 年初，他本打算按预定写作计划，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但祖国抗战的需要使他改变初衷。他觉得《红楼梦》距离现实生活大远，乃决定借鉴《红楼梦》的艺术形式，创作一本反映中国近数十年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揭示外国侵略者与汉奸的罪恶，歌颂中国人民的正直、善良、苦难与奋斗。林语堂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表露他写作此小说的动机是：“暴露日人残行”，“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非无所为而作也”。
在一年的时间中，林语堂倾注了自己极大的热情与全部的精力写作这部小说。在写到书中一些感人的情节与场景时，他常常感情汹涌，热泪盈眶，不能自已。在艺术形式上，他借鉴与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无论写景、状物、描人、叙事，均娓娓动听，维妙维肖。
全篇结构新颖，气势宏大，以书中人物的悲欢离合为经，以时代荡漾为纬，通过曾、姚、牛、孔四个家庭几代人的错综关系与复杂变化，反映了中国近代从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40 年间的历史变迁，画幅极广，有名有姓的人物就达八九十人，其中着重写了姚木兰、孔立夫、牛素云几个人物。特别是姚木兰，是作者的道德理想人物，不仅美丽、聪颖、豁达，而且集中了西方人道主义精神与中国传统美德于一身。全书的地理背景以北京为主，苏、杭为辅，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与地方色彩。固然，书中时时显露道家色彩以及对义和团的偏颇看法，但总的说来，这样一部作品出现在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丰碑。全书结尾时中国抗日军民高唱：“不到山河重光，誓不回家乡！”是林语堂与一切爱国者的共同心声。
《京华烟云》出版后果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该书首先以英文由美国的约翰·黛公司出版，立即引起了西方读书界的极大兴趣与高度评价。美国《时代周刊》的书评称此书“很可能是现代中国小说之经典之作”。欧美的汉学家们称之为“中国的第二部《红楼梦》”，将此书作为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资料。在40 年代，此书在美国就销售了25 万部。后来又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一版再版。日本文学界还将此书向瑞典皇家文学院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作品，虽然最终落选，但仍说明此书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林语堂本人对《京华烟云》也非常欣赏。为了让国内读者早日读到此书，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早在此书写成后不久，他就写信委托远在新加坡的友人、著名文学家郁达夫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林语堂认为郁达夫“英文精，中文熟，老于此道，达夫文字无现行假摩登之欧化句子”，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翻译家。林费了很大功夫，将原著所引用的出典、人名、地名以及中国成语，注解得详详细细，分两册寄给郁达夫。但此时郁达夫正为家事所累，虽动手翻译了一部分，在《华侨周报》上连载，但很快就停止了，后来郁达夫流亡与被害，译事便告终结。到1941 年上海春秋社出版了由郑陀、应元杰合作的《京华烟云》全译本，曾在海内外流行多年，林语堂仔细审读后，认为书名尚不失原意，但“译文平平，惜未谙北平口语”，如将“王府井大街”译为“莫里逊大街”等，缺乏应有的文字知识，林很不满意。1977年，台湾德华出版社出版了张振玉的新译本。但此时林语堂已去世一年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自50 年代以来，《京华烟云》在中国大陆上几乎绝迹，而对林语堂这位名闻世界的作家也缺少公正的介绍，以至许多文学青年都不知林为何许人，最多也只是从一些现代文学史著作中知道此人曾与鲁迅吵过嘴，被鲁迅骂过。近年来，大陆文学界才开始平心静气、客观公正地评价、介绍林语堂及其大量著作。1983 年，80 高龄的徐铸成指出：“林语堂是‘五四’以来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和评论家，也是一位热烈的爱国者，按其生平，可以说是没有一点媚骨的文学大师，曾做过不少好事。可是，因为鲁迅批评过林语堂，林就更是万劫不复。其实，林语堂写的《京华烟云》、《吾国与吾民》都是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的作品，绝不应该因为鲁迅先生批了他就全盘否定。”1987 年2 月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根据台湾张振玉译本“个别文字作了修订”出版了《京华烟云》，这是1949 年以后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京华烟云》。而电视连续剧《京华烟云》的播出，更使大陆上各阶层的广大群众都了解了《京华烟云》的风貌与思想内容，并热烈地谈论林语堂其人了。
林语堂其人其事
纵观林语堂的一生，平心而论，其人虽有不少缺点，身上有许多矛盾（林自称他一生思想言行有“一捆矛盾”），但总的说来，他不仅是一位融贯中西文化、著作等身、卓有成就的著名作家，而且是一位执著的爱国者。
林语堂早年名叫和乐，入大学后改名玉堂，1925 年发表文章署名“语堂”，乃正式沿用下来。他老家在福建龙溪（漳州）北郊的五里沙，后父亲迁居平和县坂仔。1895 年10 月10 日，林语堂就出生在这个风景优美清幽的闽南山村中。林语堂的父亲林玉诚系农家出身，后加入长老教，成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并在教会中担任牧师，为人热诚、善良而幽默。林语堂曾描述他父亲是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不可思议的理想主义者”，同情劳苦人民，敢于顶撞乡绅，喜替人排难解忧，更喜为人作媒，尤其是热心撮合鳏夫寡妇成婚，很得乡人尊敬。更难得的是这位善良老人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林语堂有四兄二姐一弟，家庭和睦，亲情似海。林父教子女们读古诗、古文，学做联句，更要他们学好英文，同时不顾家境的窘困，坚持送子女们入名牌学校读书。林语堂后来回忆：美丽的故乡山景、家父与家庭对他童年影响最大。
林语堂6 岁时入小学读书，后转入厦门鼓浪屿念完小学，再进入教会办的相当于中学的厦门寻源书院学习。1912 年他以第二名的成绩结束中学学业，就离开闽南家乡，来到上海，进入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读书。这年他17 岁。他在这里读的是语言学科。该校英文水准是全国各大学最高的，林语堂大大提高了自己的英文水平，同时广泛阅读世界学术名著，具备了深厚的西方文化修养。他在大学四年中，还一直担任校刊《约翰声》的编辑，二年级时曾以英文写成他生平第一篇短篇小说发表在该刊上。这篇以风阳花鼓为背景的爱情故事，获得了该校颁赠的金牌奖。
1916 年，林语堂以第二名的成绩从圣约翰大学毕业。林曾说他“毕业第二名似是我一生学校教育中的运气”。以林的聪慧得个冠军是不费力的，但他不愿意，他认为那是傻小子干的。这反映了林语堂的人生观。林大学毕业后，由校方与友人介绍，到北京清华学校任英文教员，踏入社会。在清华期间，林感到自己中国文化根底不深，决心“洗雪前耻，遂认真钻研中国的学问”，读经史百家，读唐诗，读《红楼梦》等，打下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
林语堂在清华任教期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之时。年轻的林语堂受到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洗礼。他为《新青年》写稿，初试锋芒。1919 年秋，他在清华已任教3 年，按校方规定，可由校方资助出国留学。于是他先回故乡，与上海圣玛利女校毕业的厦门富室千金廖翠凤结婚，然后夫妇一同登轮出洋，赴美留学。
廖翠凤是林语堂的第三位恋人。早年林语堂在家乡曾与一位农村姑娘赖伯英相恋，后赖因家事牵累，不愿离乡，遂与林分手。林语堂晚年曾写过自传体小说《赖伯英》加以深情的描述。后来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又爱上了一位“大美人”的女生，但女方父母坚持将女儿嫁给富家少爷，林恋爱失败，痛苦万分。就在这时，林结识了廖翠凤。廖虽是富家女子，却不嫌林贫，而是深爱其才，说“穷有什么关系！”并用1000 大洋的陪嫁费资助林语堂留学。林的婚恋对其后来的文学创作很有影响，他在《京华烟云》等小说中写到恋爱婚姻时，很注意破除金钱、门户之见。那位理想人物姚木兰，也可能有些廖翠凤的影子呢！林语堂与廖翠凤夫妇恩爱近60 年，成了人人羡慕的“金玉缘”。他们婚后没多年，就相约把婚书烧掉了，因为他们认为婚书只有离婚时才用得着！而他们是永远不需要的。他们夫妇共生了3 个女儿。
林语堂觉得他的3 个女儿比许多人家的儿子有出息，一点也不觉遗憾。
林语堂先到美国哈佛大学读书，后又到德国的耶拿大学、莱比锡大学学习，获得博士学位，于1923 年夏回国。他被北京大学聘为英文学系语言学教授。同时，他加入以鲁迅兄弟为首的语丝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成为引人注目的作家。
从1924 年到1928 年，是林语堂创作的前期，称“语丝时代”。在这时期，林语堂思想激进，与鲁迅并肩战斗，揭露北洋军阀，批判《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写下了大量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很高的文章，被胡风称之为林创作的“黄金时期”。林语堂不仅写作，而且投入实践斗争，支持学生运动，与反动政府斗争。他后来回忆说：“当我在北平时，身为大学教授，对于时事政治常常信口批评”，“我也加入学生的示威运动，用旗杆与砖头与警察相斗。警察雇用一班半赤体的流氓向学生掷砖头以防学生出第三院而巡行。
我于是大有机会以施用我的掷野球的技术了。”在斗争中，林语堂虽曾赞同过周作人提倡的“费厄泼赖”精神，经过鲁迅的批评与血的事实教训，很快领悟了鲁迅的卓越见解，写下了《讨狗檄文》等文，支持“打狗运动”。
1926 年5 月，由于北洋政府加紧白色恐怖，林语堂举家南迁，回到故乡厦门大学任文科主任。他推动校方邀请鲁迅等进步学者来校任教。当鲁迅被排挤离厦时，林语堂特地写了《译尼采（走过去）送鲁迅离厦门大学》，颇有为鲁迅愤愤不平之意，表达了他对鲁迅的敬仰与友谊。不久以后，1927 年3 月，林语堂也离开厦大到武汉国民政府任外交部秘书。当时正是大革命热火朝天的日子，林语堂对革命未来满怀憧憬，“满以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经曙现了。”但很快，大革命失败了，林语堂“做官也做厌了，兼且看透革命的喜剧，我又‘毕业’出来而成为一个著作家——这是半由个人的嗜好亦半由个人的需要”。从此以后，林语堂就完全投身于著作事业，写作、翻译、编辑杂志等，成为一个完全的文化人，一辈子乐此不疲。
在这时，林语堂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尽管他抚今思昔，大有感叹，还将他在北平写作的那些进步文章结集出版，取名《剪拂集》，有纪念旧友、剪纸招魂之意。但他同时又说：“时代既无所用于激烈思想，激烈思想也将随而消灭”。他政治热情下降，变得冲淡、平和、出世脱俗。他虽曾一度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但很快因杨杏佛的被暗杀而退出进步的政治活动。他标榜自己的中间道路，既不满于梁实秋等右翼文人，也与左翼作家日益隔膜。他与鲁迅的矛盾——“相得者两次，疏离者两次”——就是在这时期发生的。然而，林语堂对鲁迅始终是敬重的。直至他的晚年，他还说：“鲁迅在打倒旧中国方面是个主将”，并且是中国现代“最好的”小说家之一。
他还为文礼赞鲁迅说：“德国诗人海涅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在这一时期，林语堂集中主要精力写作与编辑刊物。1932 年9 月他创办了《论语》半月刊，畅销一时，1934 年4 月创办了《人间世》，1935 年9月又创办了《宇宙风》，同样大受欢迎。以林语堂为首，在其四周形成了“论语派”作家群，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林语堂的创作也进入了“论语时代”。概括起来说，他在创作内容上主张性灵文学，提倡幽默；在写作形式上，主张语录体，提倡简化字。虽不无可以肯定之处，其消极影响却也是显然的。在这几年问，他的创作是丰收的：出版了《大荒集》、《我的话》、《小评论选集》、《语言学论丛》等，还有用中文、英文写作的大量文章，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介绍评价中国国情与文化的社会评论集《吾国与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