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上场前，郑正秋鼓励胡蝶放松点，莫紧张。“先生放心！”胡蝶高兴得眼睛闪闪亮亮，凝视他一会儿，从幕后往台上跑去，那裸露的柔软的臂膀，碰触了一下他的身子。
这一切，他觉得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从前，他只把胡蝶当作一个小女孩，喜欢她漂亮的模样和好学、聪明、温顺、善从人意的性格，以及过人的表演才华，对她有一种长辈跟后辈的纵向的爱，他能够说得清楚。现在，除了这种感情之外，他心里又增添了另一种感情，这另一种感情是什么，他无法说得清楚，有时觉得，好像仍然是一种纵向的爱，有时又感到似乎是一种第一次真正燃烧的横向的爱。无论怎样说，这位头脑清楚、经常爱捉摸人的艺术家相信，胡蝶是他生活中头一次遇见的最美丽、最具传统女性的温柔敦厚，因而最可爱的姑娘，他对她这种莫名的感情，反正是个危险的信号！他曾经作过努力，要把这感情消灭在萌芽状态，结果不仅办不到，反而愈燃愈旺。
这位一向偏重理性的夫子，终于面临理智与感情进行决战的痛苦时刻。
最后，他选择了理智，爆炸式的真正的情火被冷处理掉了。从此，这位一贯反对一夫多妻制的人，竭力克制住自己，把感情中属于对胡蝶的爱情部分收起来，深藏在心底里，成为一种愉快的、但带讽刺性的回忆。
胡蝶事业上一帆风顺，但是私生活是不愉快的。她同林雪怀离婚的事，不料后来林雪怀搅浑水，闹得满城风雨，最后法庭解决。当时《铃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后，更成了无人不晓、街谈巷议的事了。郑正秋对此极其关心，从此事开始到结束，从中帮助她调解，最为热情，最为有力。
胡蝶经过一段孤独的、空虚的感情历程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遇到一个自己真正心爱的人。当她说出这事，并带他前来的时候，郑正秋竭力掩饰住嫉妒的心情，表现出十分高兴的样子，预祝他俩成功。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跟胡蝶谈到他对她的恋人的印象时，用称赞的口吻说：“小乖囡，你真有眼力，看中了潘有声。他这后生满好！虽然他是做生意的，但神气完全是个大学生。”
1932 年，卓别林因为他的《城市之光》在欧洲获得成功，高兴之余，偕夫人到近东和远东旅行，于3 月9 日到达上海。在沪逗留期间，观看了京剧，会见了梅兰芳和马连良，最后一顶活动是与电影界名人见面。这事由“明星”
负责安排。这时的卓别林已经是世界著名的集编剧、导演、演员于一身的电影家了，“明星”最有资格跟他会见的人就是郑正秋，张石川和周剑云都一致推举他。但是郑正秋心里早有打算，他说：“我合适，石川也合适。不过，我们年纪都大了，让位给年轻人吧……”当天晚上，他打电话把胡蝶叫到家里，对她说：“小乖囡，你不是很喜欢卓别林的化妆和演技吗？料想你也一定想见到他吧。我就满足你的要求。”胡蝶跟卓别林见面，一直印象很深，说是“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1935 年11 月23 日，胡蝶与上海的实业家潘有声结为夫妇。直到抗战胜利后有声去世，两人始终忠于爱情，感情融洽，从未起过口角。
1935 年2 月，苏联在莫斯科举行国际电影展览会，邀请我国派遣7 人电影代表团参加。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汪精卫认为，胡蝶被苏方直接邀请，是当然的代表，此外明星公司还应再给一个名额，让郑正秋去，当团长，因为“明星”和郑正秋对电影事业贡献较大。郑正秋因为健康问题去不了，推荐张石川，张石川离不开烟枪，也去不了。结果，由周剑云参加，担任团长。
郑正秋担心周剑云纠缠胡蝶，在国外出丑，特意请求汪精卫允许周剑云携夫人同行，约束周剑云。周剑云对郑正秋的做法很不满意，以为当哥哥的不信任他这个弟弟，甚至以他那花花公子的一面怀疑郑正秋跟胡蝶有点什么。但是他没有说出口，郑正秋实际上给他送了个很大的人情——夫人一直跟他闹别扭，有这次出国的机会，他俩可以缓和一下矛盾。当时电影界和新闻界纷纷传言，说苏联邀请参加电影节的代表身份是制片人、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师，为什么周剑云的夫人、一个根本不沾边的人也随团参加，大出风头呢？大家百思不解之余，愤言：不公平！郑正秋默默地忍受着周剑云的不满和各界的埋怨。
郑正秋这一措施，就是为了防范周剑云的不轨行为，保证胡蝶的安全，当时谁都没有说破，但是聪明的胡蝶，心领神会。
1931 年的冬天，一条爆炸性的社会新闻，突然从天而降，说“九·一八”事变那天夜里，张学良正在北京六国饭店与胡蝶相伴跳舞，并馈赠胡10 万大洋作为报酬，对日军侵占沈阳置若罔闻。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男女老少，几乎无人不知晓。首先受到震惊的是知识界，大家议论纷纷，义愤难平！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在该年11 月20 日的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两首打油诗，题为《哀沈阳二首》。诗曰：“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此诗一出，舆论哗然，对张学良的谴责和愤恨之声，铺天盖地。张学良简直就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断送东三省的罪魁祸首。而胡蝶就是“商女不知亡国恨”的“红颜祸水”了。
开始的时候，郑正秋还显得很冷静，问胡蝶是否有这事。胡蝶一口否认，说这纯属是造谣污蔑，还说她跟张学良从未见过一面，他就异常气愤：“毁我小乖囡，可恨！”于是，一方面，郑正秋教胡蝶立即登报辟谣。另一方面，他支持张石川以他率领的赴北平的外景队的名义，刊登启事，为胡蝶作证。
翌日，也就是21 日，《申报》刊登了《胡蝶辟谣》和《明星影片公司张石川等启事》。后来，胡蝶回忆此事时，说郑正秋也登报为她作证。事实上，郑正秋并没有登报，可能胡蝶记忆有错，把郑正秋口头上教她辟谣的事，误记为登报了。
这场轩然大波的真相，当时郑正秋并不明白。后来事实证明，郑正秋的理解完全正确，这是一个政治事件。胡蝶说：“据后来了解，是日本通讯社从中造谣中伤张学良，以引国人对他的愤慨，转移目标。”
1935 年7 月里，郑正秋的生命没等他拍完《兄弟行》，就到了末途的尽头。7 月8 日，他企盼已久的周剑云夫妇和胡蝶游欧载誉归来的时候，成为一次他最后享受的快乐时刻。那天，他精神格外好，早早起床，不用保姆伺候，自己打水洗脸，对镜梳头，穿上那件蓝士林布夹长衫，打扮一新，看去样子更加精神，年轻活泼，看不出往日那种憔悴、疲惫的神态。“船是在上海外滩江海关码头靠岸的。”胡蝶写道，“一靠岸就看到了由明星公司张石
川、郑正秋率领的明星公司的全体男女演员……更难得的还是‘新时代’……20 余家独立制片单位的主持人……表现了电影界团结一致的精神，把周剑云夫妇以及我这次访问欧洲的成功看作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件大事。”码头上，“明星”书写的“欢迎本公司经理周先生伉俪暨胡蝶女士游欧返国”的巨幅旗帜周围，鞭炮声、欢呼声和鼓掌声交织在一起，胡蝶怀着无限兴奋和激动的心情，挤到郑正秋跟前，左手被她的末婚夫潘有声挽着，右手伸向他，他使尽平生的力气，紧紧地握住它，嘴里说：“小乖囡！终于盼到你回来啦！”
还是这一天的上午，在枫林桥畔，明星公司购进的场地里，郑正秋为周剑云夫妇和胡蝶主持了盛大的欢迎会。与会者除明星公司全体同仁外，还有各界代表和中外记者。郑正秋首先致欢迎词。他精神奕奕地站到欢迎台上，半举着双手，用职业演员特有的爽利而宏亮的声音，风趣而幽默地讲了许多得体的话，使大家为之动心！他讲到中国形势的风雨飘摇和中国电影的市面萧条，以及明星公司在此种形势下的困难和前途。“我跟石川、剑云经常好汀这个比喻：我们三个人，好像‘三足鼎’似的，缺一不可！”郑正秋说着，忽然放低了声音，“实际上，我这一足，是越来越弱了……自己身体不好，十天倒有八天是睡在床上生病。”这位向来积极乐观、不服输、不服老的艺术家，似乎第一次被迫向现实低下了头，那欢乐的情绪中透出了悲凉和不安。
郑正秋这次演说，给大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古蟾和超尘兄弟专门作了一幅漫画，表现他作演说的情形。
当天晚上，郑正秋还沉浸在白天的欢乐气氛中的时候，胡蝶不顾两个月来远涉重洋的一路疲劳，兴冲冲地前来看望他。胡蝶就坐在他的身旁，离他那么近，他伸手就能够到她。他望着她，她似乎更加青春焕发，更加美丽可爱……他用那双盛夏中仍然冰冷的手执着胡蝶的手，谆谆告诫。胡蝶铭记在心，写道：“郑先生还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经过这次出国访问，观众对你的期望更高了，必须在艺术上有所创新，才能不负众望。我自己也怀着兢兢业业的心情准备迎接新的挑战，连婚期也推迟了。”这天夜很深了，大家该说的都说了，但是郑正秋丝毫没有倦意，也忘记胡蝶还需要早休息，向她要求：“你陪我多呆会儿吧。”
下面又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大家默默地共度欢乐的时光。
胡蝶终于告辞了。郑正秋默默地望着她出门，脸上露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郑正秋在1935 年7 月16 日不幸辞世了。“惊闻噩耗，胡蝶如丧考妣。
出殡的那天，胡蝶亲自扶棺随车而行。她沉重地垂着头，一种顿失凭倚的痛苦横扫全身，只觉得茫茫然，滚滚热泪滴洒在通往八邑山庄的路上。”
1936 年春天，“明星”在枫林桥新建的总厂竣工，张石川全家住进了厂里，也把郑正秋全家从吉安里接到那里去住，以便于照顾他们。这时候结婚才几个月的胡蝶，带着她的老实的丈夫潘有声，搬入郑正秋家属腾出来的房子里。胡蝶住在这里，要让自己时刻纪念着老师郑正秋。
谭春发
（第317 页为郑正秋照片，第318 页为宣景琳照片，第330 页为胡蝶与潘有声在婚宴上）
梅兰芳先生二十年代从影记略
提起戏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可谓妇孺皆知，人们对于他在京剧艺术上的深厚造诣久久不能忘怀。要是说起梅兰芳与电影的关系，年长一点的戏迷、影迷们当不会忘记摄于50 年代的《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和《游园惊梦》等片，但要说起梅兰芳对早期中国戏曲影片的贡献，知之者恐就不多了。
其实，梅兰芳年轻时就是个影迷。他生于1894 年，两岁时，电影这项由西方人发明的“新奇的玩艺儿”传入了中国，当时，被称为“西洋影戏”。
此后的20 年中，中国的电影市场几乎尽被外国人霸占，影院由外国人经办，起初是法国片，后来是美国片充斥市场。1905 年，北京的丰泰照相馆开中国人拍片的先例，拍摄了我国京剧名演员谭鑫培先生表演的京剧《定军山》片断。是年，梅兰芳已经开始登台演出。此后，中国电影又经历了10 余年曲折的发展，到20 年代初方结束了颇为漫长的萌芽期。这期间，梅兰芳告别了少年时代，而逐渐成了一位颇存名气的戏剧演员。他对京剧和昆曲都有较高的造诣，同时，他还是位影迷，是电影院的老顾客。梅兰芳看电影，不仅为了娱乐，而且注重从电影表演艺术中汲取营养。继而由看电影萌发了拍电影的兴趣。他向往走上银幕的主要原因是：电影演员可以在银幕上看到自己的表演，而戏剧演员在舞台上演出，则永远看不到自己的戏。因此，他希望借助于电影，来从银幕上看自己的表演，以对自己表演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自我批评和艺术上的自我欣赏。他认为：“电影就好像一面特殊的镜子，能够照见自己活动的全貌。”
机会终于来临。1920 年春未，梅兰芳率剧团到上海天蟾舞台演戏，上海商务印书馆向他发出了拍片的邀请。商务印书馆开办于1897 年，是一家出版机构，经营电影，纯系偶然。1917 年有位美商携带资金及摄影设备在南京开设制片公司，由于不谙中国国情而蚀资亏本，急干将此项业务脱手，商务遂乘机以低价收进，从而开始兼营电影业。1918 年，商务正式成立了活动影戏部，开始广泛拍摄各类题材的影片，计有“风景”、“时事”、“教育”、“新剧”、“古剧”五大类，邀梅兰芳拍摄的是属“古剧”类影片。
梅兰芳与商务印书馆的协理李拔可曾相过从。梅1920 年抵上海后不久，李即约他到一家名为“小有天”的福建菜馆吃饭，席间李即邀梅拍片，梅兰芳当即表示：“拍电影我没经验，但是我想试试看。”于是趁热打铁，马上就商量拍片内容，在座者有人提出拍《天女散花》，梅兰芳自己提出可拍《春香闹学》，这两出戏都是以身段表情为主，与当时属默片时代的电影很相宜，且这两出戏梅兰芳自1916 年起即在舞台演出，他在表演上有不少创新，深受观众欢迎。拍片一事就此拍板。
拍片一事虽经商定，但在当时，商务还从未正式拍过戏曲片，梅兰芳也是从未上过银幕，真正拍摄时，其难度是可以想见的了。此时的中国影界还不知有“导演”一词。由于梅兰芳对拟定拍摄的两片都有透彻的理解和丰富的表演经验，实际拍摄时，演员的表演程式、要求及预期效果，都是由梅兰芳提出和定夺，因而他成了两片事实上的导演。两片的摄影均由廖恩寿担任。
1920 年5 月中旬，首先开拍昆曲《春香闹学》。由于晚上要在天蟾舞台演戏，故拍片均在白天进行。《春香闹学》是汤显祖所著传奇《牡丹亭》中一折。梅兰芳饰丫环春香，另外两角老师陈最良和小姐杜丽娘分别由李寿山和姚玉芙饰演。该片分内景和外景分别拍摄。内景戏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商务印书馆附设照相部的大玻璃棚内拍摄，内景的布景借用了舞台书房布景的片子，演员的服装、化妆和舞台上也一样，但道具如书桌、椅子等均系红木实物。由于有声片尚未问世，唱词只得经删减后以字幕插在片中。为了弥补默片的不足，梅兰芳刻意在身段、表情上下功夫。片首春香出场就用了一个特写镜头：一折遮住春香面庞的纸扇慢慢拉开，春香充满青春活力的脸渐渐显露，接着，一个顽皮的笑容将春香天真活泼的秉性和盘托出。拍这组镜头时，正值一位美国电影同行在旁观看，看后对梅兰芳设计的这组镜头及梅的表演技巧，都不由得大加赞赏。继之，根据原剧的情节，梅兰芳将春香“弄粉调朱”、“贴翠拈花”、“理绣床”、“烧夜香”以及春香在小姐与先生间来回传话、插科打浑、与先生作耍等场景，都参照舞台上的表演，以一个个优美的身段表演出来。该片的外景戏拍的是春香假领“出恭签”而去逛花园。
这个情节在舞台上是暗场，在电影里改成了明场。为了追求真实效果，拍片时借用了苏州河畔一家私人花园——淞社来实地拍摄。梅兰芳为春香设计了许多身段，如在草地上扑蝴蝶、拍纸球等，还有打秋千的镜头。梅兰芳从未玩过秋千，上了秋千架怎么也不敢摇荡，只得就此拍了，这倒也符合春香既活泼好动，又胆小怕摔的性格。这出戏最后以春香同杜丽娘经花园走回闺房而告结束。影片拍成后发觉，拍外景所选定的花园内的建筑虽是中国式的，但却有些与剧情不符，书房的门过于高大，而园中的大片草坪则是中国古代所没有的。加之摄影师缺乏经验，将花园围墙外的洋房也摄入镜头，而且洋房的窗户里还有人探出头来观看拍片，难怪当时有人开玩笑地将此场景称作“古今中外婪革的奇景。”
继昆曲《春香闹学》之后，接着开拍京剧《天女散花》。该剧描写了一个神话故事：维摩示疾，如来佛即命诸菩萨、罗汉前往问疾，又命天女到维摩家散花，以验结习。结习为佛经语，大意为欲念，如结习未尽，花即着身，结习尽了，花就不会着身。这出戏在舞台演出时，梅兰芳就有多处创新。天女的服装是根据古画中天女的形象设计的，而不同于一般古装戏曲中的服饰。化妆也有特点，梅兰芳为天女专门设计了古装发髻而不同于传统剧目中的“大头”。道具的运用上最具特点的是天女胸前两条绸带，传统戏曲中的绸带都是用两尺长的小棍挑起来舞，即“耍龙筋”，梅兰芳演天女时则舍弃了小棍，直接用手来舞，而且绸带长达一丈七尺。这比用小棍挑起来舞困难得多，梅兰芳苦练多时，方登台献艺，至1920 年拍片时，已在舞台上演了三年了。由于该剧在舞台上演出时就有许多创新之处，故拍片时基本照搬了舞台上的表演。影片是在天蟾舞台拍摄的，布景、服装、道具、化妆也一一与舞台剧相同。梅兰芳饰天女，姚玉芙饰花奴，李寿山饰维摩。梅兰芳出演了“众香国”、“云路”和“散花”三场。在“众香国”一场中，天女率众仙女首先上场，接着迦蓝来传如来法旨，命天女赴维摩处散花问疾，天女唤出花奴，令其备花篮一同前往。“云路”一场，表现天女离众香国前往毗耶离城去沿途景观，以单人舞的形式表演，配以唱词字幕，这是该片最精采的场面，梅兰芳创造性地运用了胸前的两根绸飘带，翩翩起舞，做出了许多优美身段。以表现天女御风而行，遍历大千世界和佛国风光，还表现天女遥想大鹏展翅、仙鸟翩跹、蛟龙入海、佛光普照的意境。这场戏要求表演自然流畅，一气哈成，实拍时曾颇费周折。由于这场戏中演员动作幅度大，变化多，因而拍摄时不是焦距没对准，就是演员跑出了景框，只得一遍遍地重拍。“散花”一场中，文殊菩萨率众罗汉到维摩处问疾，彼此谈道，天女则隐隐出现在云台上，拈花微笑，与花奴一起，将大把花片散下。全戏到此结束。拍摄《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是梅兰芳首次登上银幕。他参加两片拍摄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艺术上的追求，在拍片前，他就向商务印书馆言明不收任何报酬。在两片的拍摄过程中，他就如何拍摄戏曲片作了最初的探索，为戏曲艺术和电影艺术的结合进行了可贵的尝试。在这两片中，已运用了特写镜头和叠印画面，影片的摄制技术也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两片在全国各大城市公映后，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后来又发行到海外南洋各埠，也深受侨胞们的赞赏。1921 年冬，梅兰芳本人在北京观看了这两部影片，实现了从银幕上观看和欣赏自己表演的夙愿。但这两部影片今人却已无缘目睹了，1932年“一·二八”中日战事中，收藏该两片拷贝的商务印书馆印刷所被日军飞机炸为平地，这两片的拷贝连同商务所藏其他电影拷贝皆毁于一旦。
初上银幕即获成功，使梅兰芳对拍摄电影的兴趣更加浓厚。1924 年，他在北京欣逢香港民新影片公司副经理黎民伟。黎民伟是中国电影事业的拓荒者之一，早在1913 年他就拍摄了短片《庄子试妻》，并在片中反串扮演庄妻。
1923 年，他在其两兄长资助下在香港创设了民新公司，该公司开设后不久即因与广州革命政府关系密切而遭到香港当局的忌恨和多方掣时。黎民伟愤而携摄影机北上，托人找到了梅兰芳，与梅兰芳相约拍摄几出戏的片断，梅慨然应诺。双方很快商定拍摄《西施》中“羽舞”、《霸王别姬》中“剑舞”、《上元夫人》中“拂尘舞”、《木兰从军》中“走边”以及《黛玉葬花》片断。除了《黛玉葬花》是实景拍摄外，其余都是在北京真光电影院临时搭起的摄影棚内拍摄的，均为默片。“羽舞”、“剑舞”、“拂尘舞”均为各戏中的舞蹈场面，“羽舞”表现吴工夫差沉迷酒色、流连歌舞：“剑舞”表现了虞姬在四面楚歌声中，当筵舞剑，以慰项羽：“拂尘舞”表现了随王母娘娘自天而降的上元夫人歌舞于汉武帝筵席上的情景。在拍片时，用的是同一布景——宫廷内景的画片。梅兰芳在表演上都有创新，并已自觉地追求与电影艺术的合拍，尽力扬电影艺术之长。如在拍“剑舞”时，梅兰芳就要求摄影师在变换镜头角度时要保持舞蹈动作的连贯。他说：“我们必须拍得似断还连，如像一块七巧板，拆散后拼得拢，使人没有支离破碎的感觉。”《木兰从军》中“走边”一场，梅兰芳饰木兰，一手握枪一手执鞭，做出种种舞蹈身段来表现木兰沿途所见及报国思亲的感情。拍这段戏时，布景换用了一张山水画片。在拍《黛玉葬花》时，梅兰芳吸取了拍《春香闹学》外景戏的经验教训，寻得了与剧情相符的外景地，他选中的是其朋友冯幼伟的住宅花园，这原是一个清朝贵族谟贝子的府第，将其充作大观园的一角还是较为合适的。在黛玉的服装、化妆、道具的选择与安排上，都注意到了与花园建筑的协调，因而比起《春香闹学》进了一步。在拍“葬花”这一片断时，梅兰芳饰林黛玉，他特别注意面部表情的表演，力求“在眉字之间，用一个‘颦’字，以此来表达林黛玉的凄凉身世和诗人感情”。在该花园的另一角，又拍摄了黛玉读《西厢记》及听梨香院芳官等演唱《牡丹亭》“游园”的曲文的几个镜头。
通过与民新公司合拍上述五出戏的片段，梅兰芳对戏曲片的拍摄有了新的认识，从戏曲片的选题、布景、道具到演员的表演都有所总结。他认为，在选题上，要选那些与固定布景没有矛盾的剧情，比如“羽舞”、“剑舞”、“拂尘舞”剧情就规定舞蹈自始至终都在同一场景下进行，因而拍成电影时演员的表演与布景就不会有矛盾，而《木兰从军》中“走边”则不同，剧情规定木兰跋山涉水，经一地又一地，因此在同一山水布景前表演就有悖于剧情，这类戏曲片搬上了银幕就会显出不协调来。对于像演员活动范围不大的《黛玉葬花》则以实景拍摄最为自然，演员在花园里，只需要将舞台上走圆场时改为缓缓直行，同时，摄影机镜头跟着演员走，背景也就连续不断地变化，演员偶一停顿，舞台上表现黛玉寂寞感伤的神情照样可以亮出来。
除拍摄《春香闹学》、《天女散花》两片和《西施》、《羽舞》、《黛玉葬花》等五出戏的片断外，梅兰芳在1923 年还曾应一家美国电影公司邀请在北京拍摄过《上元夫人》的片断，还曾在1924 年赴日演出期间，应日本一家电影公司邀请，在日本拍摄过《虹霓关》和《廉锦枫》片断。
未刃
《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摄侧记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诞生在解放战争时期，是由中国杰出的电影艺术家蔡楚生和郑君里合作编寻的著名影片。全剧分《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上下集。它以丰富的内容和精深的艺术造诣，一出现便轰动了中国影坛。
1947 年10 月在上海上映时，成千上万的观众涌向戏院大门，争相购票。观众的眼睛哭得红红的。据1948 年1 月11 日上海《正言报》发表的统计数字，自1947 年10 月至1948 年1 月连映3 个多月，场场满座；观众达71 万余人次，其票房价值继蔡楚生1935 年执寻的影片《渔光曲》之后，再次创造了当时国产影片卖座的最高记录。因而一举荣登1947 年国产10 部最佳影片之榜首。进步舆论界赞扬这部片子“标志了国产电影的前进的道路”。这时远在
香港的夏衍、瞿白音、叶以群、周钢鸣、洪遒、孟超、韩北屏等7位著名评论家联名发表文章，盛赞这部影片是“插在战后中国电影发展途程上的一支指路标”，“雄辩地告诉一切糊涂的电影工作者：“路在这儿！’”可以说，这部影片在思想性或艺术性方面，和同一时期世界上优秀的电影作品相比，都是毫不逊色的。
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剧本是如何诞生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作为编导之一的蔡楚生。蔡楚生，广东潮阳人。1906 年1 月12 日出生在上海，后随家人返回原籍，家中贫寒，读过私塾，12 岁就开始离家当学徒。他1927 年来到上海，经友人介绍，在几家影片公司担任临时演员和剧务、宣传工作。1929 年进入上海明垦影片公司，在郑正秋手下当了副导演。在工作中逐渐显露了艺术才能。1931 年他加入联华影片公司制片第二厂正式担任编导，相继拍摄了《南国之春》和《粉红色的梦》。此后，因不断接受左翼文艺运动和共产党的积极影响，相继执导了一系列优秀影片，如《都会的早晨》，荣获1935 年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荣誉奖”的《渔光曲》、《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等。抗战时，他完成了反映上海租界爱国青年和汉奸特务作生死斗争的电影《孤岛天堂》。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紧接着香港沦陷。此时蔡楚生蛰居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千方百计寻觅他的踪迹欲加害于他。他不得不夹杂在难民的队伍中，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到1944 年5 月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往在桂林环湖边一问潮湿的破屋里，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旋转移到柳州。在逃难期间，他每天都目睹了一批一批的难民倒毙在路上；亲耳听见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婴儿们那炙人心肺的啼哭。……1944 年经过1000 余里的艰辛跋涉之后，蔡楚生终于到达国民党的陪都重庆。这时，他的全部“财产”就是精心保护的两本《辞源》！
在重庆，严酷的现实又让他感到窒息。所谓抗战大本营，又是怎样的景象呢？在军阀、官僚们的官邸里，在酒楼、舞池里，达官贵人置国家危亡于不顾，欺压百姓，搜括民脂民膏，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这段铭心刻骨的生活经历对蔡楚生的思想和以后创作《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影片产生了重大影响。
担任这部影片另一位编寻郑君里，1911 年12 月生于上海，祖籍广东中山。他自小酷爱艺术，读到初二，毅然中途辍学，考进了南国艺术学院戏剧科。1932 年他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先后参加了《奋斗》、《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近20 部影片的拍摄工作。他善于把握角色内在的思想情绪，表演质朴自然，被同行们戏称为“电影候补皇帝”。同时，他以惊人的毅力苦攻外语，着手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戏剧理论大师的研究和翻译。抗战爆发后，郑君里担任过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队队长，又受郭沫若之托，负责领导孩子剧团。不久，他开始转入话剧与电影的导演工作。
抗战刚结束，1946 年初，蔡楚生和阳翰签、史东山等，奉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回到上海建立进步的电影基地。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劫收”大员回到上海，一举接收了敌伪的上海“华影”，还把战前一些进步的电影公司产业如联华影业公司的徐家汇摄影场当作“敌伪财产”加以霸占。蔡楚生等人一回到上海，立即团结广大进步电影工作者同国民党政府的阴谋展开斗争，经过多方交涉，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把“联华”徐家汇摄影场等产业交还原主。
同年6 月，他们又和郑君里、孟君谋等，组织“联华影艺社”，1947 年2 月又与开明民族资本家夏云湖等所经营的昆仑公司合并，成立“昆仑影业公司”。
这个“昆仑影业公司”一成立，拍的第一部影片是史东山执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第二部就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蔡楚生和郑君里这时合作编写《一江春水向东流》剧本。两位艺术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的广大人民的悲惨遭遇。剧本完成于1946 年夏，到1947 年10 月拍摄完毕。
为了拍摄这部影片，荟萃了当时中国影坛的各路精英。除了上面介绍的编导蔡楚生、郑君里外，摄影是著名的摄影师朱今明，演员的阵容更是一时之选。白杨扮演剧中主人公素芬，这是一个文雅秀静、温良贤淑的女性，在丈夫出走后的八年中，她以柔弱的肩头独自挑起了扶养公婆和孩子的沉重负担，最后苦苦盼来的丈夫却已成了一个抛弃妻儿的“劫收”大员。她悲愤交加，终于跳江自杀，控诉了罪恶的旧社会。陶金饰演的男主人公张忠良，原先是个比较纯朴的爱国青年，来到重庆后，在混浊的环境里，从徬徨、颓废到堕落，终至与反动派同流台污，变成一个玩弄女性，逼死爱妻，抛弃老母和幼儿的坏蛋。蔡楚生特邀性格爽朗、热情奔放的舒绣文扮演“抗战夫人”
王丽珍。这个泼辣、自私、尖刻的高级交际花，与白杨扮演的角色素芬相得益彰。导演还邀请远在香港的上官云珠扮演了汉奸商人温经理的姨太太、国民党“劫收”大员张忠良的姘头何文艳。被誉为“东方第一老太婆”的吴茵则饰演张忠良的母亲。
当时的昆仑，工作条件非常艰苦，常常因缺钱搭不出布景而停拍。那时一般影片两个月左右即可拍完，而这部影片却拍拍停停，拖了1 年之久。厂里常常发不出工资，还遭到反动势力的冷嘲热讽。他们散布流言蜚语，编了对联来嘲弄进步电影力量：上联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下联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横批为“山穷水尽”。
困难、险恶的环境不仅没有挫败这批艺术家的锐气，相反更激励他们顽强奋斗，以精益求精的态度从事影片的拍摄。影片中有一组这样的镜头：几个日本兵用枪硬逼着一群贩米的老百姓泡进河里，这是在制片厂后面的一条臭水沟里拍摄的。当时正是深秋，沟里的污水又臭又凉，为了选择摄制的镜头角度，扮演老百姓的演员一次又一次地跳下水去，每隔几分钟上来，换去湿衣，呷口酒暖暖身子再下去。再如，拍摄倾盆大雨的镜头，人工雨靠自来水供应不上，只得抽臭水沟里的水当人工雨，剧中需要素芬在雨中淋得浑身透湿，白杨为了准确表现这一特定的场景，忍受这难闻的气味，拍了一遍又一遍。
舒绣文为塑造王丽珍这个艺术形象很下了一番功夫。她对人物的外在动作，那怕一招一式都非常讲究。片中有一个王丽珍跟着大商贾于爹从上海坐汽车撤退，在一个乱糟糟的地方从汽车中跳下的镜头。虽是个在银幕上一闪而过的镜头，可舒绣文认为“这是王丽珍堕落的第一个滑坡——离开学校走入社会当交际花的起点”，不能轻易放过。她穿着高跟鞋从矮窄的汽车门里跳出来钻进去，钻进去又跳出来，反复练习，跳得姿态优美，又显得轻盈，
准确把握住了这个靠青春卖弄风骚、取悦于达官显贵来换取空虚放荡的寄生生活的交际花的心态。更为人们称道的是她在剧中跳的那段探戈，步法熟练、准确，舞姿潇洒大方。不了解内情的观众还以为她是一个舞蹈家呢。实际上她并不会跳探戈，拿到剧本后，她向一位白俄舞蹈家学习西班牙舞，从基本功开始。那时她已经30 多岁，每天去上课，盛夏酷暑从不间断，凭着她的好学、天赋和顽强的毅力，终于学会了这一难度很高的探戈。
擅长演各类妖艳或妩媚女性的上官云珠，接到饰演何文艳的戏后，便沉浸到角色中。她第一次来到摄制组化妆间报到时，穿一身裁剪考究的乔其纱镶细边的长旗袍，绣花鞋，梳得乌黑油亮的发譬上别几朵雪白的茉莉花；她轻拂一把精致的檀香扇，耳垂上嵌着小小的红宝石。导演之一的郑君里见她这身打扮，有些意外，端详了她一会，上官云珠莞尔一笑，说道：“你们不是让我演这样的角色吗？”原来，她早已作了精心研究，随时准备投入拍摄。
吴茵扮演的张忠良母亲，也是全剧的重要角色。特别是影片结尾，江边哭媳这场戏，老母、幼儿跌跪在江边，眼望着吞噬了素芬的滚滚浪涛，哀告无路，老母仰问苍天，哭喊着：“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导演要求她哭得痛彻心肺，要代表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控诉这吃人肉、吮人血的世界。
演过各种老太太的吴茵，知道这戏的份量，她调动了自己的生活积累，用充满激情的表演出色地实现了导演的要求。
第一流的编导演员，第一流的工作态度，拍摄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流的影片！
影片历尽磨难，终于大功告成。但国民党政府检查官百般刁难，不予通过。后来郑君里等人想出一个办法，给检查官送去了一束花，花里放上几只金表，果然奏效，不多久影片竟被通过了。摄制组同人得知这一消息，眼角上闪烁着幸福的泪花。
《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成功（还有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等进步影片），走出了一条新路。这部片在经历过八年抗战艰苦磨难的中国民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观众内心里多年来积聚的愁苦、悲痛和愤怒，有如奔腾的“一江春水”宣泄出来！观众从银幕上看到的不再是粉饰黑暗现实的镜头，而是真实的社会面貌。人们也从影片所曲折透露出来的信息中，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前途和希望。
《一江春水向东流》在艺术上也获得极大的成功。编导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把背景辽阔，人物众多，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浓缩到一个家庭的遭遇之中。通过一个“家庭”内部的相互关系艺术地再现了抗战时期中国历史的一幅社会风俗画。编导蔡楚生、郑君里把古典文学中的许多表现手法和意境巧妙地揉进电影之中，娴熟地运用蒙太奇手法加以渲染，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比如在同一个夜晚，素芬斜坐在床沿给婆婆吃药，抗儿在桌边吃杂粮，张忠良正在重庆花红酒绿的餐厅里陪着王丽珍进餐；张忠良和王丽珍迁入华丽的新居，大摆筵席庆贺“乔迁之喜”时，素芬一家在狂风暴雨中经受苦难的煎熬……一组组平行镜头的对比、穿插，给观众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几位主要演员的表演，也都刻画细腻，性格逼真。白杨深刻、内在地塑造了一个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美德的优美形象；陶金则有条不紊地把张忠良这个知识分子蜕化堕落的复杂过程演得丝丝入扣；舒绣文饰演的交际花王丽珍，凶狠、泼辣，纵而不邪；扮演张母的吴茵，则处处做到表演松弛、自如，生活气息浓厚。他们的珠联壁合的表演，使影片产生出永久的魅力。
包明廉
（第346 页图为《一江春水向东流》剧照，从左至右，上官云珠饰何文艳，白杨饰素芬，陶金饰张忠良，舒绣文饰王丽珍）
张茜茜从影从剧录
重庆雾季艺术节于1985 年10 月在山城隆重举行，应邀参加艺术节的佳宾中，张茜茜来自香港。抗日战争时期，她10 岁就参加了著名的孩子剧团。
在故乡艺术节的联欢晚会上，她与张瑞芳、风子、章曼萍、周峰、李天济、陈白尘、吴祖光等同上舞台，参加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重温这个当年演遍大江南北的街头剧。
从渴望远航的小姑娘到“阿里山姑娘”“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啊，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
这是十多年来风靡大陆的歌曲《阿里山姑娘》，这支歌曲是影片《阿里山风云》的插曲。这个插曲的歌词作者是四川籍影人、诗人邓禹平。首唱这首插曲的是该片的女主角扮演者张茜茜，在香港也是由她首唱这支歌的。
张茜茜是四川巴县（今重庆）人，1929 年12 月生。她幼年生活在重庆较场口百子巷。父亲开了一爿鞋铺，母亲是位家庭妇女，生育一男三女。原名素云的茜茜在清苦的家境中，没有什么幸福，童年最大的欢乐就是到朝天门码头去看民生公司的大轮船了，她多么渴望乘上这大轮船到天涯海角去。
后来，她清贫的家庭生活也无法维持了，家里的房屋被日本飞机炸毁，母亲和孩子们也险些遭难。小小年纪的素云在街上看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后，回到家中便要求去参加“孩子剧团”。对戏剧毫无知识的母亲误以为是去参加做鞋子（四川话“鞋子”与“孩子”同音）以减轻家中的困难，便立即答应了。但当母亲终于明白10 岁的女儿离家到哪里去的时候，要反对也来不及了。女儿没有衣服，于是母亲忙用黑白花块的手工织布剪裁，奶奶连夜赶缝，一件合身的对襟外衣缝好了，她穿上身很精干。张素云脚蹬一双小布鞋，头梳一对小辫于，她就这样地步入了抗战剧人的行列。她先后参加了《乐园进行曲》、《猴儿大王》、《法西斯的丧钟敲响了》、《农村曲》等大、中、小型儿童剧的演出。在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的“孩子剧团”里，她和其他小演员一起学习正规的文化课，不断成长。
1945 年，她在重庆复旦中学演《国家至上》，这是她第一次担任主角，饰张孝英。抗战胜利后，她即随中央青年剧社到南京，在《日出》、《雷雨》中扮演小东西、四凤。
不久，张茜茜从南京来到上海，她很想进入电影界。那时，昆仑影业公司人才荟萃，像她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不点”是无法进入的。但她急切地希望生活在水银灯下。正巧有个公司正在筹拍《青青河边草》，急需一位能歌善舞的女主角，而张茜茜的气质与角色气质吻合，初试镜头就入选了。
但当她在丈夫蓝天虹的陪同下走到水银灯下，导演和老板才知道这位年轻貌美的小姐已经结婚了，脸色大变，说：“我们捧个明星不容易。要当明星就不能结婚。”于是，给她出了个主意，叫她“假离婚”。忠于爱情的她怎么能“假离婚”呢，她从此发誓不演电影了。不久，万象公司组成，邀约同仁到台湾去拍第一部以高山族为背景的影片《阿里山风云》，片中选定蓝天虹饰高山族酋长，邓禹平扮演平地青年。导演张彻认为能歌善舞的阿里山姑娘美娜很适于张茜西（张茜茜的艺名）扮演，导演张彻巧妙他说服了发誓不演电影的她，终于拍成了这部在台湾十分叫座的影片，并且成了张茜茜的成名之作。
因拍这部影片，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从此她远离故乡。原来，他们在台湾拍完《阿里山风云》返沪之际，只得到7 张飞机票（全队40 多人），时值解放战争势如破竹，上海解放了。张茜茜只好留在台湾，一呆就是27 年。
台湾影剧皇后
此后，10 多年间，她以张茜西的艺名，享誉台湾和东南亚影剧界。她在《阿里山风云》中成功地扮演美娜，荣获台湾电影第一届“金马奖”。台湾电影业在50 年代曾一度萧条，她转入剧坛，先后参加峨眉剧团、中国剧团的舞台剧演出，在许多著名的话剧中演主角，塑造了众多不同社会地位的名女人。如：阿盖公主（即《龙女寺》主角，根据郭沫若《孔雀胆》改编）、珍妃（《清宫怨》），董小宛（《董小宛》）、卓文君、貂蝉、杜十娘、聂莹等，被公认为“话剧皇后”。她还应邀到东南亚一些国家演出或访问，曾两次应邀到菲律宾。一次是50 年代末，菲律宾国庆，应华侨之邀请演“国剧剧”，第二次是应菲律宾华人文艺节之邀，举办艺术歌曲音乐会，演唱《故乡》、《红豆词》、《追寻》、《柳条长》、《扁担歌》（四川民歌改编）和《高山青》（即影片《阿里山风云》插曲，为压轴歌），大获成功。多才多艺的张茜西与焦红英还联袂演京剧《玉堂春》，张演《起解》，焦演《三堂会审》。
60 年代初，她又应印尼苏哈托夫人之邀，只身前往作文化交流。以后，张茜茜作为台湾影剧界的代表，到韩国、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访问。
这个时期，她也拍摄了一些侠客片，但她认为商业性太重，而不再继续拍片。
张茜茜在60 年代初，家庭婚姻不幸（她接受不了西方家庭生活中的那种“罗曼蒂克”），与蓝天虹分道扬镳，她带着一双儿女，依然活跃在影坛和舞台上。到了60 年代末，这位刚强的女性居然办起了一家电影公司，几年间拍了17 部影片，如国语片《我们六个小时候》、《白云故乡》、《情意绵绵》、《泪痕》等，台语片《妈妈要我嫁》、《早生贵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