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我是个中国人
从1973 年起，张茜茜定居香港。她原以张茜西之名闻名台湾及东南亚，蒋经国夫人蒋方良都常与她往还。1973 年，在办理从台湾定居香港的身份证时，主办人看其名，认为中国人奇怪，一音搞出多字，不如一音一字为好。
恰好“茜”字在广东话中与“西”字同音，于是这位主办人拿笔一改，张茜西便成了张茜茜了。
她在香港定居后，虽然没有从事影剧艺术，却一度成了一位忙于写作的名女人，文债很多。香港《快报》专门给她开辟了一个专栏：《名女人写名女人》。她以往接触过的许多名女人，如陈香梅、蒋碧薇、周曼华、白光等，在她的笔下栩栩如生。80 年代中期，她开办了一个山泰发展公司。
张茜茜的一双儿女在她的培育下长大成人，继承了她的事业。儿子张旗自小学习刻苦，从暗房洗印、推机器到当摄影师、武打导演，已成长为一个多面手。他拍摄有《天官赐福》、《意本无缘》等名片，80 年代他成立了新时代影业公司，1990 年3 月，与上海电影制片厂合拍《中华警华》，该片由著名导演谢添亲自执导，张旗任摄影师——这时他已拍了50 多部影片，事业正当跃上新台阶。该片上映后在国内和海外反映均好。可张旗却因劳累奔波，1992 年3 月17 日因心肌梗塞去世。张茜茜一时心理崩溃，几乎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从北京、上海到四川，70 多封电报飞到香港，给了她无限的慰藉与温暖。经历了人生三大痛苦的她——少小离家、中年失夫、老年丧子，坚强地振作起来。
张茜茜连续当选为四川省政协第六、七届委员，她还是四川海外联谊会顾问，成都市海外联谊会的理事、重庆市海外联谊会理事、上海虹口区海外联谊会的理事。1991 年，笔者第一次去采访她时，她站在高高的主席台上作大会发言，她说：我这个在海外几十年的中国人，经历了各种社会制度，饱尝了远离祖国的辛酸。深深感到，一个人可以没有家，但不能没有祖国。所以，我走到哪里也忘不了自己是个中国人，祖国是我的母亲，祖国富强了，家乡建设好了，我们在海外的中国人才能挺直腰身，扬眉吐气。
孙晓芬
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制作者自述
我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问世已61 年。现请该片制作者、90 高龄的万籁鸣先生谈谈该片及其他动画片的制作情况。
我和弟弟古蟾是孪生兄弟，1899 年12 月生于江苏南京。当时“新学”
盛行，外来的思想、文化、科技等传播得极广，“新”与旧的斗争十分激烈。
我和弟弟万古蟾、万超尘、万涤寰在青少年时期受时代影响，逐渐接受了新事物。我从小在脑子里孕育着“使画中的人物动起来”的幻想，后来成为我的理想。经过很多年的求索，在20 年代使理想变成了现实。
旧时绘画被视作雕虫小技，画师处于社会的下层。我不顾社会和家庭的压力，爱好绘画已到了痴迷的程度。我对古今巨匠的名作，无论是人物、山水，或是工笔、写意，无不悉心研摹。在众多的巨匠中，我对石恪、梁楷，特别是对陈老莲的画尤为偏爱与倾心。十年寒窗，夙志未懈，习画既久，对画艺领略渐深。开始，我专攻工笔人物画，接着山水画、花鸟画接踵而上，它们与人物画相互烘托，相得益彰。当时西洋绘画艺术传播得越来越广，在我的眼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美术天地。从此，我在国画的基础上，又专心学习西洋写生、素描，旁及油画、漫画、人体解剖、雕塑等，将西画之长融于国画之中。经过好多年的磨炼，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绘画风格。我在美术上的基础，不意竟为以后从事美术电影工作准备了条件。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沉溺于“使画中的人物动起来”的幻想之中。
后来我在夫子庙看到各式走马灯和秦淮河杂耍场上的皮影戏，总感到它们与我的幻想有相通之处。我有时忽发奇想：我们的先辈是否也跟我一样，想变“静态”的人物、山水为“动态”的人物、山水，走马灯、皮影戏中活动的人物，不正是先辈们在这方面的探索？我国的工艺美术源远流长，其中走马灯、皮影戏千百年来历有革新，时有发展。可是，在“动”这个问题上，应该承认千百年来它的进展是不大的。
我18 岁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经人介绍，在大世界见到了活动西洋镜，又使我的幻想进一步具体、明确起来。活动西洋镜之所以能“动”，正是借助于机器；如果在我国的走马灯里也安上个小马达，一定会收到同样的效果。活动西洋镜启发了我，打开了我的思路，当时我模模糊糊地有了个新的想法：中国画上的山水、人物要动起来，要靠机器，要靠当时间世不久的电影技术。
事物的演变正如我所想象的。现代电影的产生为美术电影展示了广阔的前景。而电影技术一经与美术相结合，就逐步产生了美术电影。这个现在看来十分简单、十分明确并且是理所当然的问题，在20 年代初期却成了长期困扰我的大问题。从那时起，绘制“会动的山水、人物”就成了我和弟弟们的理想。
“动画”，最早外国人管它叫“卡通”（cartoon），现在在欧、美、日，许多动画艺术家也称它为“动画”。之所以有这样的名称，是因为它实际上是“活动着的画”。美术电影中的一个主要片种动画片，是20 年代初期继无声电影之后从欧美传入我国的。那时动画片在欧美也是刚刚萌芽，十分原始。
但是这一前所未有的独特的美术电影形式，由于新奇，一经问世就得到了大批观众的喜爱。这种极为原始的动画片使我为之震惊和倾倒，它与我的“使画中的山水、人物动起来”的理想一拍即合。强烈的艺术理想驱使我如同当年刻苦自学美术那样，发奋钻研，为中华民族争气，不让外国人专擅其美。
然而，当年不单中国的影坛是好莱坞的天下，而且动画电影的技术也垄断在洋人手里。因此，我和弟弟们所选择的动画艺术道路从一开始就是崎岖曲折的。
那可是一项毫无依傍、赤手搞起来的事业！我和弟弟们夜以继日地探索、试验，所幸几个弟弟在商务印书馆影戏部工作，熟谙电影机器，这对研究动画片大有裨益。我们把家庭，孩子、生活等都丢在脑后，也不知失败过多少次，终于在一个夜晚，在我们的居处——上海闸北天通庵的一个亭子间窄小的白壁上映出了动画形象，我和弟弟们亲眼看到自己绘制的人物果真活动起来了。
可是，画上的人物能够动起来只是实现理想的第一步，要绘制成真正的动画片却完全是另一码事。又经历了难以尽说的艰辛，到了1926 年，我和三个弟弟还是在那间狭小的亭子间里，成功地试制了我国第一部动画短片《大闹画室》。这部动画是与真人合拍的。这部生动、有趣的动画片在电影院放映，竞引起了较大的轰动。《大闹画室》的诞生正式开始了我国的动画电影事业，我的理想实现了。从此，动画片走出了我们7 平方米的亭子间，动画艺术算是得到了大家的承认。
可以这样说，我国的动画片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供人玩赏和娱乐的消遣品，它从一产生就跟斗争现实紧密配合。我们的动画片在内容和形式上走着与欧美动画截然不同的道路。《抵抗》、《民族痛史》、《精减团结》等20多部动画短片，大都是宣传抗日救国和传播科学知识的。1938 年在武汉，我们兄弟得到了周恩来、郭沫若、田汉和阳翰签等的关心和鼓励。我们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卡通室绘制了抗战歌曲动画短片7 部，其中有冼星海等作曲，周
小燕、孩子剧团等歌唱的《马儿好》、《长城谣》、《打回老家去》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等。这种以抗战救亡歌曲与动画画面相结合的新形式，受到观众欢迎，起到了较好的宣传鼓动作用。
万籁鸣
二十年代的两位“女侠明星”
近几年，自从《少林寺》影片上映后，武侠功夫片在全国风行一时，李连杰等功夫名星几乎家喻户晓。其实早在本世纪的20 年代到30 年代，年轻的中国电影界也曾兴起过一阵武侠片热。电影艺术家们把中国晚清至民初有影响的武侠小说一部部地搬上了银幕，而且夸张铺染，拍的多是连台本戏，情节曲折惊险，逼真生动，吸引了大量观众，形成了经久不衰的热潮。由于武侠片的风行，主演这些武侠片的男女演员也成了红极一时的“武侠明星”。
其中，著名女演员夏佩珍因主演连台本戏《火烧红莲寺》而红极一时；张惠民与吴素馨二人以专演武侠爱情片名扬海内；王元龙、王次龙兄弟更以擅长饰演武侠侦探片而名声大噪。至于本文介绍的范雪朋与徐琴芳，更是当时名噪一时的武侠女明星，堪称女侠双星。
范雪朋是江苏宜兴人，原名姚雄飞，1908 年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
她4 岁时因父亲去世而家道中落，生活贫困。读完小学后就进了常州的一家袜厂当工人。不久，母亲做主把她许配给人。为反对这种封建婚姻，她勇敢地逃离家门，只身投奔上海谋生，后通过小学同学徐琴芳的关系，进入了上海友联影片公司，改名范雪朋，并开始试拍电影。她拍的第一部影片是《娼门之子》，饰一位稚气未脱的女中学生，初试成功；接着就作为主演，参加了根据福建民间故事《陈三五娘》改编的《荔镜传》的拍摄，同样取得了成功。
1926 年友联公司筹拍武侠片《儿女英雄》（又称《十三妹大破能仁寺》），这是我国电影史上最早的武侠片之一。剧情根据晚清著名武侠小说《儿女英雄传》改编，表现在晚清风云变幻、世事动荡的年代里，一位家庭遭受迫害而自身又武艺高强、容貌俊秀的女侠何玉凤（侠名十三妹）为父报仇的故事。
她骑一头骡子闯荡江湖，路遇有同样遭遇的文弱书生安骤，经过种种艰难曲折，救安骥于能仁寺恶僧的屠刀之下；打斗厮杀，平毁了专门杀人越货的黑窝能仁寺，最后十三妹与安骥喜结良缘。影片故事的思想意义并不高明，但情节曲折，场面惊险，尤其是种种武打功夫使人眼花缭乱，赞不绝口。该片由徐碧波编剧，文逸民导演。当物色十三妹的演员时，因范雪朋生得体形矫健，自幼喜爱体育运动，导演要她试骑一下大青骡，她上下骡背，轻快矫健，一下子就被认定是十三妹饰演者的最终人选。
范雪朋生性好强，在接受了饰演十三妹的角色后，决心为演好这一角色付出全部心血。她首先私人租来一匹骡子，天天抽暇到上海江湾路上练习骑技，风雨无阻。为练好武功，又跟一位武术师傅学会使用单刀双剑，这才投入拍摄工作。
当时，友联公司为了拍这部武侠重头片，很花了些资金与力量，一下子投资了4000 元。拍摄的场景机关道具，几乎全是搭置或制造。外景地选在苏州太湖边险峻的天平山一带。范雪朋与其他演员为了追求演出逼真生动，要求十分严格，演出分外艰苦。如拍摄十三妹与恶僧对打时，演员不找替身，全是真人真刀地打。有一次，范雪朋的小指头都差点被砍断。范雪朋骑骡表演也很艰险，因天平山一带山势险峻，骡子不敢行走，范雪朋还要驱迫骡子在山道上奔跑，受尽颠簸之苦。还有一次在郊区的一家祠堂上拍摄十三妹从屋顶上往下跳的镜头，范雪朋听到开拍令一下，就双脚一顿，准备跃起跳下，没想到那祠堂房屋年久失修，屋顶承受不了重力，范雪朋一下子连人带瓦跌落了下来，把腰椎骨摔伤。经医生诊治后，嘱咐她要休息3 个月。但南洋来的片商催着要买该片的拷贝，贪财的电影公司老板竟狠心地让范雪朋只休息了一个星期，就要她敲掉石膏，在腰间缠上几层绷带，继续开拍。1927 年《儿女英雄》拍成公映了。广大观众为范雪朋逼真的表演与精湛的“武艺”所倾倒。电影院里几乎场场爆满，连映不衰。海外南洋各地也是盛况空前，范雪朋声誉鹊起，一举成名。友联公司老板见到《儿女英雄》影片与范雪朋如此大受观众欢迎，随即将因合同到期已被解雇的范氏请回厂内，继续拍摄《儿女英雄》的续集。1928 年拍成了第二集《十三妹大破穿天岭》；1929 年和
1930年又完成了第三集《十三妹大破白云庵》和第四集《十三妹大破张家窝》；1931 年拍成了第五集《十三妹大破伏虎沟》。每年一部，构成了以十三妹为中心的系列影片。当然后面几集拍得较滥，故事已离开原小说的情节，纯属编导的粗制滥造。因为第一部《儿女英雄》的成功以及范雪朋的表演，仍使此系列片赢得不少的观众。
范雪朋自《儿女英雄》等影片成功后，还主演了《江湖情侠》、《红蝴蝶》、《大人国》、《虎口余生》、《红侠》、《梁上夫婿》、《梵灯魔影》、《人月圆》等13 部武侠片，成为20 年代到30 年代前期最有成就，最引人注目的武侠女明星。
当时的电影都是黑白片。范雪朋在拍摄《红侠》一片时，为加强艺术效果，想了一个主意，要求在电影胶片上把她扮演的女主角用红墨水染红。经此处理，放映到银幕上的红侠成了名符其实的“红侠”了。此举又一次惊动海内外，引来了更多的观众。南洋各地的片商也竞相来公司购买着色拷贝。
这种最简单的着色影片，可说是我国彩色影片的发端。后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火烧红莲寺》，女主角红姑也采用了着色的方法。
范雪朋离开友联影片公司后，辗转于复旦，大华、天一、艺华等影片公司，先后扮演了《红楼梦》、《林冲》、《七剑十三侠》、《空谷兰》、《铁血男儿》等几十部影片中的角色。后来，范雪朋为摆脱公司老板的控制与剥削，用自己多年的积蓄自办了一个范记“强华”影片公司，先后拍摄了《觉悟》、《我们的生路》、《铁锁链》等有进步倾向的影片。由于《铁锁链》一片反映了当时农村贫穷破产的真实生活，国民党政府电影检查委员会下令禁映。年轻脆弱、立脚未稳的强华影片公司，也随之倒闭了。
抗战爆发后，范雪朋离开电影界。直到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心下，她才重返影坛，先后参演了《山间铃响马帮来》、《钢铁世家》、《早春二月》、《聂耳》、《红色宣传员》等片，塑造了许多母亲的艺术形象，为新中国的观众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1974 年4 月，66 岁的范雪朋不幸病逝于上海。
比范雪朋略后走上影坛、因主演《荒江女侠》而成名的另一位女侠名星徐琴芳，是江苏常州人，比范雪朋年长一岁，1907 年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门第。其父是一位画家，徐琴芳却自幼爱上了近代才兴起的歌舞与文明戏。1926年，徐琴芳随父母迁居上海。她冲破家庭阻力，考取了我国第一所电影学校——上海中华电影学校。这是一所由上海著名资本家黄楚九创办的专门培养电影演员的学校，我国早期著名电影艺术家洪深以及陆澹安、严独鹤等人都在该校任教。当时报考该校的学生多达4000 多名，徐琴芳以天生丽质与较好的文艺修养在考试中名列前茅。入学后，她聪敏好学，很得校方与教师的厚爱与器重。她第一次参演的影片是1928 年与胡蝶（徐在电影学校的同班同学）合作的《秋扇怨》。从此，徐琴芳在中国影坛上崭露头角。
1930 年，徐琴芳的丈夫陈铿然主持的友联影业公司，把当时风行一时的顾道明长篇连载武侠小说《荒江女侠》搬上银幕。徐琴芳一向爱读武侠小说，十分钦佩见义勇为而又武艺高强的男女侠士。她又生得体格矫健，且爱挥拳弄棒，因此她演女侠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时她的同学好友范雪朋早已因主演《儿女英雄》而成为名噪全国的女侠明星，胡蝶更是成为红极一时的电影皇后，这鼓舞了徐琴芳在影坛上角逐竞雄的壮志豪情。她接受了饰演《荒江女侠》女主角方玉琴的角色。当时拍武打功夫片是很不容易的，飞檐走壁、刀光剑影等特技镜头，由摄影与特技人员用抽动布景、倒置布景和电光、特制道具等方法来完成，至于演员的武打则靠自己来完成。徐琴芳为演好角色，特地请了拳师指点，向同行学习，练成一段拍一段。这时还是默片时代，电影没有音响，全靠银幕上演员的表演与动作来吸引观众。十二集连续功夫片《荒江女侠》拍成上演后，也是盛况喜人，电影院连连爆满。当年影剧界人士与广大观众往往亘呼徐琴芳为”荒江女侠”。
徐琴芳当时除参演电影外，还爱好京剧。她嗓音浑厚，喜欢学谭派与余派的须生。抗战期间，她偕全家辗转西南，曾多次客串登台。全国解放后，她终于在1954 年参加京剧团，与新艳秋、高盛麟等名角合作在南京、无锡等地演出。现在徐琴芳已80 高龄，任上海文史馆馆员，正幸福地安度晚年。
经盛鸿
（第359页图为范雪朋照片）
情深谊长的两位电影艺术家
夏衍曾说，长期以来，人们以为从事电影的新文艺工作者中，他是第一人，其实当推洪深。
夏衍这话是对的。早在1925 年夏天，在郑正秋那长长的朋友名单中，就有了洪深的名字。按照明星公司扩充编剧人员的决定，老板张石川聘请他担任公司的编剧顾问。张石川平生就佩服两个人：一个是郑正秋；一个是洪深。
洪深那出话剧《少奶奶的扇子》一轰动剧坛，张石川就动开了脑子，想要网罗他了。
“洪深是留美学生，到美国最早学的是化工。学了几年，忽然对戏剧产生兴趣，改学话剧，是美国著名教授贝克的得意门生。”1922 年春天回国后，开始在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管理处谋职，后来参加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受聘于明星公司的时候，他是复旦大学戏剧系主任，所以一面在复旦大学教书，一面参与“明星”的工作。他每月拿车马费40 元，名义上是编剧顾问，任务是参加每一部新片的摄制和出版前后的讨论，提出意见，实际上编、导、演的工作样样都做，他有这个兴趣，也有这个能力。他常到公司里来，一般每月来一趟，有时两趟，拍片时每天都来。
郑正秋跟洪深初次谋面，是在公司总办事处，由张石川介绍洪深跟老板们相识的时候。在这之前，郑正秋很长时间不知道上海存在一个洪深。两年前，洪深担任“戏剧协社”排演部主任，男女同台演出胡适的独幕剧《终身大事》，引起轰动，翌年又演出了他改编的《少奶奶的扇子》，好像一颗炸弹在话剧舞台上爆炸，整个上海为之震撼的时候，他才注意到洪深的名字，认为来者不凡，后生可畏！他曾经为此深深沮丧过：他早就演出过《终身大事》，反应虽好，却远不如洪深；他近几年一直埋头苦干，渴望搞出几个好本子来，在舞台上演出，引起震撼效果，进而把观众召回到剧场里来，恢复话剧的声誉，走上振兴的新时代，但是这个梦寐以求的愿望，他落空了，洪深却实现了。话剧的转机，在洪深的身上。但是无论如何，他喜欢洪深，欣赏他的出众才华，所以当张石川向他提议聘请洪深当编剧顾问时，他当即表示赞成。
会见在愉快的气氛中进行。郑正秋用友好的目光打量着陌生的洪深。洪深坐在从前郑鹧鸪坐的位子上，那墩墩实实的身子套着蓝布长衫，方脸上戴着黑边眼镜，神情严肃、倔强。他这副模样跟郑正秋先前想象的一样。不同的是，洪深个子并不那么高。他对自己那五尺的矮小身材一直恼火，因而很敏感，看见那些身材跟自己差不多高的人，特别是有才华的人，十分欣慰。
洪深再次唤起了他的好感。
张石川是这次聚会的主角。他第一个讲话，什么他对洪深佩服得五体投地、一见如故等等，手舞足蹈地说了一大通。其他人都是寥寥数语。这可能是因为大家初次见面，还不熟悉的缘故。但是郑正秋说得很有趣：“有一出戏，说萧何月夜追韩信。”他朝老板们用手划了一道弧线，“我们这几个人，不避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真有点萧何的味道，求贤若渴。洪先生呢？
就是韩信。今天能得洪先生的协助，那是我们公司之幸。洪先生，我十二分欢迎你！”洪深的话更短，而且语调冷淡，眼里透出了怀疑的光。他说：“电影此道，我一窍不通！既然诸位赏识我，我就干一段时间试试，不行就回学校去，专心教书了事。”最后。双方签订了合同。合同载明：洪深不得再兼别家影片公司职，可继续戏剧协社的工作。
这次聚会是短暂的，但是彼此留给对方的印象是长久的。郑正秋确确实实喜欢上洪深了。洪深从张石川嘴里得知郑正秋鸦片抽得厉害，每天吞云吐雾的，心里有点腻味，但是不久便过去了，他把他看作是一个有贡献的老艺术家，对他很尊敬。
郑正秋逐渐跟洪深有了来往。有一次，人们在电影院里，看见他们并排着，坐在第三排座位上看电影。又有一次，人们看见他俩在新世界娱乐场看跑狗跑猫，乐得像个孩子一样哈哈大笑，前俯后仰。自从认识了洪深，郑正秋仿佛变得年轻，身上增添了力量。
是的！这两个人，郑正秋和洪深，彼此接近，并成为肝胆相照的好朋友，是完全有理由的。就思想来说，郑正秋曾相信过并宣传过“工业救国”，洪深的脑子里也曾卷起过“实业救国”的波涛。就艺术主张而言，郑正秋始终不渝地提倡并实行用艺术来“教化社会”，洪深早就认为“影戏为传播文明之利器”，“能使教育普及提高国民程度”，影戏剧本“应以普及教育表示国风”为宗旨，坚决反对“海淫”、“海盗”，“专演人类劣性”，“暴国风之短”。在性格上，郑正秋和蔼、谦逊、健谈。他虽然是老板，但是没有架子，不管是熟人还是生人，只要坐到一起，便跟人慢条斯理攀谈起来。洪深随和，从不自夸。郑正秋开始以为洪深寡言，到第二次见面讨论剧本时，便发现他原来口若悬河。总之，艺术主张、思想和性格等许多方面的共同之处，使双方的心贴得很近。
洪深才华横溢，创作欲望十分强烈。他受聘不久便编写了电影剧本《冯大少爷》。这个剧本说的是一个宫家子弟冯少爷的一段放荡无度的生活故事，着重刻画他“沉溺酒色而又想摆脱酒色的心理矛盾”。洪深对这个剧本的前途没有多大的信心，但还是把它送给了老板们传阅。
负责编剧的郑正秋第一个读《冯》剧，他不大以为然，认为它过于偏重心理描写，而忽视了作为一部影片最重要的故事和情节的编织，因而难得观众的欢迎。于是，在《冯》剧的讨论会上，他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洪先生是学西洋戏剧的，这个本子有西洋戏剧的味道，并不奇怪。问题是，这里头冗长的心理描写，怕我国的观众不耐烦看下去。你能够改一改吗？”其他老板也都赞成郑正秋的意见。他们在剧本的取舍方面，总是以这位权威人物的意见为准的。
这次讨论会从晚饭后一直开到深夜，时间很长，讨论极其认真。洪深第一次经历了他一生中最不安、但又最兴奋的时刻。他从未跟这些上海艺坛的风云人物一起打过交道，而且是讨论自己的剧本，接受对自己的命运的判决，他心里怎能平静呢？但是，老板们不买帐的地方正是他想要做的，他不打算按他们的意见去办。他请求道：“让我就这样试试吧！”
周剑云神态严肃，用剧评家的口吻说：“剧本是否投拍，取决于两条：一条是剧本本身有无意义；一条是观众爱不爱看。现在既然预测观众不爱看了，那还是请洪先生改改为好。”
洪深鼓鼓勇气，望着老板们说：“非改不可吗？”
周剑云肯定地点点头。郑正秋定睛看着洪深，从他的脸上读出了他心里的为难，微微一笑，说道：“我们有我们的标准，洪先生有自己的创作之规。
这也是一种写法罗！如果洪先生不想修改，也是可以的。这可能营业上失败了，艺术上却成功了。就尝试一下吧！”接着推荐洪深自己担任导演。话说完。依然定睛看着洪深，仿佛说：“你真自信！”
洪深在郑正秋的支持下，立刻投入紧张的拍摄工作。但是他从工作一开始就不顺心，受到了各方面舆论干扰，心里常常处于打鼓的状态。应该说，洪深参加电影工作，是因为张石川动员他，决心本来就不那么坚定，只抱着一种试验的心理。他回忆说：“在我当时的观念，是以为在戏剧方面，已经试验过，我能晓得它们的社会效果的。而在电影方面，我还是初试——我在美国，并没有学过电影——固然它所接触的民众，为数更大，但到底是一种商业组织，一面教育一面营业，恐怕不是件可能的事，所以不愿放松了戏剧。”
现在，在他们周围，议论纷起，这里头，固然有好话，但更多的是坏话。正如他后来所描述的那样：“爱护我的劝我不要自堕人格，如郭任远教授对我说，‘电影界的道德观念是向来薄弱的；不必说上海，就是美国的好莱坞又怎样呢。’不谅我的人，如复旦大学一位同学刘光焱君说，‘洪先生拿他的艺术卖淫了。’”这位严肃的艺术家的心，被这些不中听的舆论刺伤了。洪深那在电影方面试验一下的脆弱心理，这时更加脆弱了。
洪深终于对电影工作失去了信心，甚至想鸣金收兵，退出容易招惹是非的电影圈。有一次，他下舞厅，站在墙边看人跳舞，体验生活，遇见朋友何心冷，劈头问他：“《冯大少爷》拍得怎么样？”他冷冷一笑：“不堪入目！”
又有一次，黎锦晖问他：“你打算下一步片子拍什么？”他气冲冲地回答：“够了！我预备下半年一心教书。”这话，他不止一次对别人重复过。
郑正秋一直关注着洪深的工作。当他获悉洪深对电影工作发生动摇的消息时，很是焦急，立刻找到他，对他说，搞电影事业需要坚定的信心，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敢于迎接世俗偏见的挑战，不能受别人的流言蜚语所左右。
他告诉洪深他过去所遭受的种种挫折，竭力鼓励他再继续干下去。他还保证公司今后将为他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只要有可能的话。活语中充满了理和情，令人信服、感动！临分手时，他又诚恳地拍着洪深的肩膀，再三叮嘱：“洪深，我需要你！我挽留你！你不能走，我们并肩而战！”其他老板也不肯放洪深走。
洪深接受了郑正秋的规劝，情绪稳定下来。他开始反驳流言蜚语，为自己辩护。他理直气壮地说：“凡道德人格名誉，乃是各人的事，与职业没有多大关系的，试问政界、商界，无论什么界，什么职业，哪里会没有几个败类。我大胆说一句，电影界里，就有败类，成分也未见比政界、商界会高许多，不过不幸社会对于电影界格外的苛求，格外的注意罢了。”
经过洪深一个多月积极而谨慎的工作，《冯》片全部竣工。郑正秋对《冯》片的成功没有把握，想从别的方面弥补一下，多增加一分成功的希望，便主动承担了给《冯》片写广告和
传单的工作。郑正秋把写好的广告和传单拿去给洪深过目，洪深担心地说：“你还沾手，把你的名声砸了怎么办？”郑正秋热辣辣地说：“跟洪深在一起砸了，我也愿意！不过，我希望看到的是另一种情形——洪深一炮而红。”
说到另一种情形，还真是另一种情形。舆论界救了洪深。《冯》片于8月23 日首映，舆论界一致给予好评。这部被洪深称为“不堪入目”的影片，竟是成功之作。那些洪深的支持者，不遗余力地大肆宣传该片如何如何好，作者又如何如何了不起。那天上午，看完电影，走出剧场门口，黎锦晖追上洪深，万分的激动，说：“你不是预备下半年教书吗？请你赶快向各方面取消成约，来专做电影事业。”旁边的任矜苹叹道：“洪深君导演时的精细和决断，我们哪里及得！”
没想到，这样一来，实际上贬了郑正秋，伤害了他的大艺术家的自尊心。
那天，他在家里翻阅报纸，看上面评论《冯》片的文章，有一处说：“描写社会之剧，故意造作惊奇之变异，致全盘落空，毫不着实。‘明星’前次所出之《上海一妇人》便有此弊，而此片却可免去。”又有一处说：“该片为‘明星’自出片以来之最佳者！”……诸如此类的话，他看了无法接受，心里好尴尬好难堪。但是郑正秋默默地忍受着这种抬高洪深、贬抑自己的间接的打击，无论言语和行为，都丝毫没有流露出来。有一天从街上回来，他气得直捶胸脯，连晚饭也没吃。俞孟君问他：“怎么啦？”他只轻声说：“大概是身体不适吧。”掩饰过去。
洪深善于揣测人的心理，早就怕报纸和朋友的话惹得郑正秋不高兴。有一次，他特意凑到郑的跟前，不好意思地解释：“《冯大少爷》不怎么样，报纸上写的，朋友们说的，都是一些吹嘘文字。我的成绩比得上你吗？”郑正秋装得很高兴的样子，深情地说：“你能够有今天，我就放心啦！”紧接着，很得当地鼓励了洪深一番，承认他偏重心理的做法也是一种风格，可以发展下去，并让他树立尽职电影事业的信心，表现出一种宽宏大量的胸怀。
舆论一致公认郑正秋坐上了电影界的第一把交椅。为了使洪深在电影界快快树立起威望来，郑正秋借助自己的名望，特意跟洪深合作，共同完成一部影片的创作。但是他忘了，一个人的威望不是树立的，而是自然形成的。
这两人紧密合作的第一个成果是《早生贵子》，他负责编剧，洪深担任导演。他们在《早生贵子》的创作中合作得很好，双方都感到顺手和愉快。
在影片内容上，郑正秋二话没说迁就了洪深。按郑正秋的意思，《早生贵子》要拍成这样一部片子：一个小财翁，老而无子，忧愁抑郁。老婆见他这般情形，便劝他娶个小老婆，给生个儿子，好传宗接代。谁知小老婆娶进来了，还是不孕，被驱逐出门。最后，小财翁没有办法，“只好幡然变计，把生子传后的欲望，变成为留公益于后世的思想”。郑正秋认为一个人不能光“利己”，想自己的生息延续，而是要更多地“利他”，为别人着想，为社会着想。在有产者来说，要成为这样的人，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不能为求子买姑娘为妾，如果已经纳穷姑娘为妾了，就要解放她们，并把她们培植成才。以细腻的、讽刺的笔触描写了小财翁和他的大、小老婆为求子而做出种种的愚蠢行为，及其背后深深潜藏的数千年来的封建文化与现代新文化的撞击，给人留下发笑但爱怜的回味，是这个剧本的魅力所在。洪深却认为这样“太偏于思想”，拍摄时把原定的剧名《儿子问题》改为《早生贵子》，还将小老婆故意临盆、装模做样给老夫妻揭穿驱出的情节，改成小财翁的正妻将计就计帮着小老婆瞒过小财翁，把抱来的孩子充作小老婆刚生的儿子，小老婆从此改过，安心跟着太太学贤惠，结果居然生得一子。郑正秋称赞洪深改得好，是比较他“更深一步的写法，更切近真实的自然的作品”。这里，我们可以立刻指出，郑正秋言不由衷，为了树朋友而放弃思想原则。洪深在这点上恰恰改错了！他糟蹋了郑正秋的原意，把本来对“求子纳妾”行为的否定，变成为肯定，这就附和了世俗之见。
在挑选演员方面，洪深则让步于郑正秋。洪深的本意，小财翁正妻一角的饰演者年龄应该大些。郑正秋却执意让宣景琳出演，他这时看出18 岁的宣景琳演老旦比演少女有更大的表演潜能。公司的人莫名其妙，怕把片子搞砸了，宣景琳本人也不愿意，担心演不好，但是洪深甩出一句话：“好，听郑夫子的，他心里有数。”
洪深夜以继日地积极工作，没几个月，该片就拍完了，公映了，获得一致的好评。郑正秋对洪深说：“你替我想了许多事情，补了我的不足。”洪深说：“你分配演员，作为导演，确有过人之处。”宣景琳先被郑正秋塑造成演少女的明星，自此又被塑造成为更有光彩的老旦明星，洪深开始懂得了郑正秋的艺术魔力。
他们下面的另一个成果，是影片《爱情与黄金》，洪深编寻，郑正秋扮演乞丐一角，依然获得好评。
面对洪深的成长，郑正秋很高兴。他说，一个篱笆三个桩，现在洪深已经搞出了3 部影片，成绩显著，可以在电影界立住了，洪深接二连三地编导出影片来，成为新文艺工作者中头一个进入电影界的人。
人际并不是只有一种关系，在郑正秋和洪深之间，除了电影事业之外，还有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真挚的、动人的友谊。郑正秋在人们的面前总是喜欢夸奖洪深的才华，不谈洪深的缺点，呼吁大家理解洪深，支持洪深，说洪深是他的好朋友。《爱情与黄金》公映时，郑正秋特意在《明星特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替要饭人叫救命》的文章，说明他在《爱》片中饰演乞丐一角的原因。这位成熟的、有自知之明的艺术家，深知形体瘦小是电影演员的致命弱点，早决定不再上银幕了，拍摄《爱》片时又破了例，那是为了表明对洪深的友谊。在他们合作的片子中，郑正秋有意把广告做得很醒目：“郑正秋编剧”，“洪深导演”。一个编剧，一个导演，两人并排，相得益彰。
最令人感动的，是郑正秋有求必应。1927 年3 月下旬，首次国共合作，进行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上海80 万工人武装起义，配合国民革命军，一举解放了上海。被军阀张宗昌长期压迫的上海数百万人民欢庆胜利。那天，郑正秋非常激动，用职业演员那特有的宏亮的声音，向全家人读着《申报》的“本埠新闻”：“23 日下午1 时，‘拥护市府欢迎北伐军大会’，在闸北青云路空场召开，有千余团体50 余万众。上午9 时后，全市民众已开始整队，向闸北青云路进发。闸北宝山、宝兴、天荫庵路一带万头攒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迎风招展，群众拍掌欢呼，声震四隅，革命空气之紧张，为沪上所未有……”
这时洪深急急地走进屋来。郑正秋无法控制住感情的流泻，一见洪深，立刻迎上前去，往他的肩膀上给了一拳，哈哈笑道：“洪深，解放啦！有希望啦！成功啦……”
郑正秋对一切话题都十分喜欢，对怎样慰劳北伐军的事情更感兴趣。俞孟君见他们开始谈正事，便拉起孩子们悄悄地退出门去。随即，其他家人们也离开了。
郑正秋郑重其事地指着报纸说：“你看这里，临时市府要求慰劳北伐军。我想，我们应该参加……”
洪深接口说：“我们协社已经准备就绪了。我刚刚装完台。”
郑正秋哈哈笑道：“好极啦！在什么地方演出？有哪些节目？”
“主要演话剧。演出分好几个场子……这次由应云卫和我两人负责。”
“协社真好！就当戏剧界和电影界慰劳北伐的代表吧。”
洪深改用试探的口吻说：“有一件事情，云卫和我都感到难办。”
郑正秋立刻表现出热情，说道：“我能帮忙吗？什么事情？……单凭我们的友谊，我也得参加。”
洪深这次来找郑正秋，就是要请他给帮忙解决困难的。在这之前，他和应云卫都知道正秋有病，只想他给出个主意。没想到，他竟不顾老病缠身，要亲自参加他们的演出活动。
翌日，郑正秋早早起床，郑重其事地装扮一番后，便精神抖擞地出了门，乘黄包车到尉劳北伐军的会场去了。关于这次郑正秋参加慰劳北伐军的情形，应云卫写道：“在如火如茶的北伐慰劳会中间，我第一次对郑正秋先生发生了一种惊异，一种敬爱。北伐时代的革命空气，如果读者不太健忘，想来总还记得。那一次的北伐慰劳会，便是在一次异常热烈的情绪下举行的。
当时我和洪深先生等一起参加慰劳会中的游艺工作，因为同时演话剧的场子有好几个，在调度和指挥上感到了很大的困难。后来替我们解决了难题的便是郑正秋先生。每当一个节目转换处将要脱节，总由郑先生登台表演他那脍炙人口的‘黄老大说梦’。这场完了，紧接着又转到别场去表演，弄得声嘶力竭，他还是毫无倦容，当时我实在被他那一股炙人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了。”
洪深呢？郑正秋的无私的言行，他全看在眼里，深受感动！在郑正秋饰演《爱》片中乞丐一角的同一年，洪深执导了郑正秋编写的《早生贵子》，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答谢郑正秋的友谊。他后来对郑正秋一直念念不忘，真心实意地宣传他，有时口头讲，有时写文章讲，尽管他不轻易赞扬一个人。
1928 年9 月，郑正秋致力“过渡戏”失败，转向洪深，按他的方法写作话剧，并在《电影月报》第6 期发表了话剧剧本《何必情死》，洪深替他写“序”，称赞他的进步：“今年正秋编舞台剧《马振华》等，居然肯写完全对话的剧本，而且在表演的时候，居然能一字不改的遵守则本，是一件十分可以欣幸的事。”又推崇他编戏上，有三种特长为旁人所不及：“第一，他对于人生有丰富的知识，社会的形形色色，他看见了许多，记住了许多，所谓人情世故，他能明了得很透彻的。第二，他对于观众有深切的同情，他能完全了解观众的心理……第三，他对于演员有精确的鉴别，他很识得人，知道他们有多少才干，能做多少戏。”他后来特别在夏衍面前，不止一次地称赞郑正秋的思想和艺术在同辈艺术家中出类拔萃。
当郑正秋去世，郑小秋日胖，失去了饰演小生的优越地位，只得按父亲的愿望转向导演，明星公司准备给他提供尝试机会的时候，忠厚的洪深立刻执笔写了个电影剧本给小秋导演，竭力像正秋扶植自己一样，以自己的高名扶植他，还公开宣称，这是为了顾念跟郑正秋生前的情谊。不料剧本写成后，抗战爆发，“明星”毁于战火，开拍告吹，洪深一直引为憾事。到抗战胜利后，洪深重新找到郑小秋，引导他走上电影导演的人生道路，两人联合导演了影片《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算了却一桩多年的心愿。
是的，郑正秋和洪深之间的确结下了牢固的友谊。在大家的眼里，他们也是亲密的一对。他们都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平时又总是戴眼镜，穿长衫，人们谈话时常常把他们联系起来，尊称他们是“‘明星’二老夫子”。
正因为这样，他们曾经轻易地度过了一次危机。1931 年5 月里的一天下午，郑正秋的新片《红泪影》在上海中央大戏院试映，郑正秋自认为拍得很认真，是平生的精心之作，一般人士也说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片子，这时已经参加了左翼文艺运动，思想有了大进步的洪深，却不满意它的陈旧的题材，当着众人的面，对郑正秋说：“你拍的是什么呀？！”紧接着把该片批评得一文不值，冷嘲热讽。这话这么直率！这么刺激！郑政秋又立刻想到在最近的报刊上，有人写文章批评他人老、思想旧的事情。于是，他气得要命，不理洪深，转身便走。到了剧场门口，直捶胸脯，满头是汗，脸色都发紫了，但是依然没说一句话。人们从未见过他这么个样子。
幸好该片公映后，卖座率很高，郑正秋得到极大的欣慰。他对洪深说：“洪深，你还认为《红泪影》很糟糕吗？”
郑正秋报了仇。洪深低下头，不敢再开口，一会儿便转身走开。
经过一段互不理睬的寒冬之后，很快又春回大地，暖风吹拂，他们谁也不再介意，事情算了，友好如初。郑正秋每出一新片，必亲自邀请洪深前来观看，并诚恳地说：“洪深，你看着哪点不好，就给我指出来。”洪深说：“我还敢说呐。你生那么大的气，君子从此不动日了。”郑正秋有点内疚地说：“不，君子动口，还可以动手——帮我改呀！也许是我落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