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光陆一家，一直维持最高票价1 元。二三轮有北京（今贵州）、兰心（今上海艺术剧场）、巴黎（今淮海）、恩派亚、黄金（今大众）、辣斐（今长城）、奥飞姆（今沪西）、百星（今泰山）、上海、中央、新中央、蓬莱、九星、山西、东海、光华、武昌、卡德、中华、福星、荣金、明星、爱普庐、新爱伦等。这些电影院大部分放映外国原版旧片，另打汉语幻灯说明，只有中央一家是专映国产片的。二三轮电影院的票价为4 角或2 至3 角不等，个别电影院的票子有实行买一送一的。四轮电影院有的买一张票进去可反复看而不再收费。当时电影院的场次和今天差不多，不过，每场有10 分钟的幕间休息。一般上午都不放映电影，少数电影院星期日上午有早场，逢圣诞节和新年、春节，另加半夜场。电影院一般是不设小卖部的，只有在休息时间由电影院童工携筐在场内兜售糖果点心等食品。这些电影院中，只有爱普庐等少数几家放映连场，一张票可连看数场，进出不受限制。说到电影院的秩序，头二轮较好，三轮大都很糟，嗑瓜子声、谈笑声，甚至吹口哨声，常不绝于耳。20 年代前期放映的电影大都是黑白默片，头二轮电影院请有乐队伴奏。
有声片风行之后，几乎每部影片都有插曲，并在电影院当场出售精印的曲谱，每份售价小洋2 角，一般简单的中英文剧情说明任人索取，不另收费。
在旧中国，上海的所有电影院仍然在外国电影公司的绝对控制之下，所放映的影片，绝大多数是美国好莱坞出品，西方文化通过电影院大量渗透进来。除极少数文艺片外，绝大多数是色情荒诞片，败坏了社会风气，使半殖民地的上海更加殖民地化。1929 年由美国滑稽明星罗克主演的美国电影《不怕死》（又名《上海快车》）在大光明上映了。这部影片把中国人描绘成抽大烟、讨小老婆、拖辫子、裹小脚的无恶不作之徒。影片一上映便激起广大观众的愤慨，结果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有一天，我国现代著名戏剧家、复旦大学教授洪深闻讯前来观看，看着，看着，洪深再也不能忍受，影片中中国人受洋人的侮辱的镜头把他激怒了。他义愤填膺，毅然走上舞台，慷慨激昂呼唤在座的观众抵制这部侮辱中国的影片，一时观众大哗，群情激昂，电影放不下去了。电影院的洋经理眼见停映，马上纠集打手，要把洪深拉下台来。
洪深的士林布长衫被扯破，眼镜被打落，可是他毫不畏惧，据理力争，洋经理恼羞成怒，暗中串通公共租界工部局捕房和法庭，以破坏祖界秩序罪为名，将洪深逮捕。这可把上海市民激怒了。当时一些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沙千里、史良等马上出面干预。租界捕房与法庭慑于民众压力，又因几次开庭，均被洪深驳得体无完肤，不得不判决原告败诉。这件轰动一时的事大快人心，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姜斌
民国时期的上海舞场
旧中国盛行交际舞，如：“华尔滋”、“探戈”、“伦巴”等。
19 世纪中叶海禁大开后，交际舞随着西方冒险家一并进入了中国的一些沿海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每逢庆典或休假，西方冒险家在狂饮滥赌之余，时有播乐跳舞之举。不过，当时还没有营业性的正式舞场。
本世纪初，上海外白渡桥北娩西商开设的礼查饭店（现浦江饭店）首次举办“交际茶舞”。每逢周末及星期天的晚上，舞会至深夜方散。这种舞会，是西方冒险家的自娱活动，不对外售票。20 年代初，上海西藏路汉口路转角上的一品香旅社（现农委招待所）也模仿举办“交际茶舞”，参加者多是一些“上流人士”。这是上海出现公开性交际舞场所的开始，但还不是营业性舞场。不过，跳舞的风气从此在上海流行起来。一时间，营业性舞场应运而生，相续出现。最早是西藏路宁波同乡会隔壁一家华人经营的巴黎饭店跳舞场，这家舞场以“黑猫”为标志，因而沪人多以“黑猫”呼之。接着“安乐宫”、“巴黎”、“大东”、“桃花宫”、“梵皇宫”、“老大华”、“月宫”、“立道”等先后开出。“理维”、“派利”、“沪西”、“盖利”等大饭店也纷纷内辟舞场以招引舞客。以伴舞为职业的舞女也出现了。1927 年前后，上海的舞场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到了30 年代，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上海日益成为“冒险家的乐园”，跳舞之风更盛，舞场也蜂拥而起，上海的舞场进入全盛时期。当时空调冷气还不普遍，每逢夏季天气酷热，舞场营业清淡，于是“黑猫”首先在兆丰花园（今中山公园）对面，开设花园舞场，以露天跳舞供人消夏。继之又有闽商王信和在该地毗邻处另建“圣爱娜”花园舞场（今上海钟表元件厂址），附设高尔夫球场所，小桥流水，曲折迂回，饶有园林之胜，很快营业大盛，于是群起效仿。“宁波帮”商人陈占熊在原大华饭店的一部分开设“维也纳”花园舞场，粤商江某在原大华饭店大门处，改建“大都会”花园舞场。而大华饭店是当时最豪华的旅馆，蒋介石与宋美龄即在此举行婚礼。1932 年因地产易主而改建市房，并开辟大华路（今奉贤路）：面向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一部分空地建“维也纳”舞场，面对戈登路（今江宁路）一部分空地建“大部会”舞场。在这之前，尚有“辣斐”花园舞场（今复兴西路汾阳路口）。在这之后又有丽都花园（今市政协址）中的“丽都”与“新仙林”花园舞场，一时成了花园舞场的天下。抗战军兴，“黑猫”、“圣爱娜”地近郊区，先后歇业。而在市区租界繁华地段先后造起了一批场地宽敞、设备先进、布置豪华的高级舞场，如静安寺附近的“百乐门”（今红都电影院），建筑宏伟富丽，广告上有“堪称远东第一”的字样，事实上当时确也被公认为“远东最高乐府”。以弹簧地板和玻璃舞池而独步春申，尤其是舞女阵容强大，为其他舞场所不及。连“百乐门”这一名字，也有人专门著文赞赏。前些年在上海风靡一时的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中，把“百乐门”作为上海舞场的代表。当时上海巨富、英商沙逊耗资百万建造的仙乐舞宫，将古典风格和现代气派融为一体。“仙乐”、“大都会”、“百乐门”、“丽都”，上海解放前一直被称为“四大舞场”。在上海沦陷后的“孤岛”时期，上海的舞场曾呈现一片畸形繁荣，除西区各大舞场外，中小型舞场也层出不穷。尤以繁华地带的西藏路上，由大世界往北就有“高峰”、“远东”、“爵禄”、“逍遥”、“大新”、“国泰”、“米高梅”、“卡尔登”、“维也纳”等近10 家之多，人称“舞场路”。当时的大小报刊上，充斥着舞场广告，如：“维也纳花园舞厅，上海唯一高贵华丽的娱乐胜地。奉场星集茶，独步春申，四大名旦在场伴舞；所谓四大名旦者，并非梅尚荀程，而为本场最负盛名之舞星。”此时，还出现了一些三流和四流的舞场，称为“餐舞”，从中午12 点一直可以跳到第二天凌晨4 点，抗战胜利后，美国的官员、商人、士兵、以及国民党政府官员麇集上海，上海的舞场迅速膨胀，曾出现过风靡一时的露天舞池。据统计，上海解放前夕，大小舞场共有100 多家。旧上海的舞场，有中外之分，高低之别。虹口一带外
国人开的几个总会、礼查西饭店、新礼查、派利饭店、华懋饭店、卡尔登、圣乔治、但尔濛登、大华饭店、邓脱摩，规模宏伟，布置堂皇，都是外国舞场，光顾的全是富商巨族，只有大华、邓脱摩两家也有中国的中上阶级混迹其中。东亚、大东、新新、巴黎、爵禄、月容、远东、大中华、东华、安乐宫、桃花宫、广寒宫、嫦娥、大沪等舞场，则纯为中国人出入之处。此外，静安寺的百乐门，江宁路的新仙林、大都会，泰兴路的丽都，南京西路的仙乐，西藏中路的米高梅等舞场，算是“头排”的。延安东路的新大华、黄陂路的维纳司，南京西路的大沪等舞场，则是次一等的。其他如扬子、中央、伟达，以及大中饭店旅馆、大世界、大新、永安等游乐场附设的舞场，只能算未流了。上海舞场之多，在旧中国各大城市中是首屈一指的。
舞女是舞场中以伴舞为职业的女性。最初的舞女多为外籍，如西人创办的新华舞场，舞女均为西洋人。“圣爱娜”有不少白俄小姐。日本人在四川北路开的不少舞场，所雇皆东洋舞女。“仙乐”开张伊始，不惜重金从纽约聘请红舞女葛蒙莉亚茜得。但中国舞女后来居上，到1936 年，已占全部舞女（约3000 人）的9/10.来源为养家的贫家女子，失学失业的青年，也有情场或影坛的失意者。年龄多为16 至20 岁出头，30 岁以上者甚少。舞女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中学生已属凤毛麟角。30 年代中期，国民党政府取缔妓院，上海花事阑珊，无路可走的娼妓纷纷改做舞女，舞女人数大增，然名声大受影响。除了本地舞女，还从北平、济南、江浙等地输入一些，不过输出的更多，主要去青岛、福建、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当时只有几家大饭店附设的餐舞厅没有舞女，舞客需自带舞伴。其余舞场皆用舞女，每家平均三四十名至六七十名不等。除红舞女外，舞女没有薪水，全赖舞票收入。
舞票须和舞场老板拆账，红舞女可得七八成，老板二三成；次一级的四六开；最少的只能拿一半。拆账后，舞女大班还要从舞女收入中分去一二成。舞女进舞场伴舞须和老板订合同。合同期内，不管舞女个人生意如何清淡，收入如何微薄，每晚都得去舞场坐几个钟头的冷板凳，不可去别家舞场伴舞。20年代末，一个中等舞女月收入为150 元至200 元大洋，到30 年代中期，能得到100 元者已属幸运了。应该说，舞女的收入比许多职业高，但舞女每晚的衣着化妆和为了显示身分不得不花的黄包车费，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此外，舞女的家庭负担一般较重。所以许多舞女虽然在舞场里抽的是白锡包、三炮台烟，回到家里则抽老刀牌。舞场里吃的是三明治火腿蛋，到家里则是油条泡饭。当然，红舞女另当别论。爵禄舞场的李丽娜，桃花宫舞场的欢笑风，大华舞场的陈雪莉，都因色艺俱佳而闻名于30 年代的上海舞场。每天晚上，舞场周围坐了一圈舞女，但舞女大班总要留出一两个最好的位置，那是为红舞女准备的，她们照例要在舞客们婆裟起舞时才姗姗而来。她们的行头是最时髦的，特别容易识别，每天一换，一星期内决不会穿重复的。那些“挂头牌”的走红的舞女，以丰姿绰约、秾秾合度、貌艳若斯，令那些公子哥儿们消魂荡魄。在旧上海，舞客称为“拖车”，舞女称为“龙头”，舞客邀舞女伴舞，称为“拖车配龙头”。舞女的收益，主要来自这些“拖车”的恩施。
舞客邀请舞女，每每开香槟酒款待，香槟酒贵至10 几元，舞女扣佣1.2 元左右。有些“老拖车”为讨好舞女，设法直接塞钱给舞女。场内耳目多，不便直截了当地送，又不能在场外送，也不能托侍役转递，于是往往预先将纸币包在花手帕中，乘偕舞之际，乘机塞在舞女的手里。自然，少数舞女可能凭着色艺超人，依靠达官贵人的青睐，过着社会寄生虫的生活，而多数人随着年老色衰，不可避免地走上悲惨的道路。著名剧作家曹禺的名著《日出》中所写，百乐门舞场的舞女陈白露，虽然一度红得发紫，终于走上自杀之路，就是当年舞女生涯的真实写照。1934 年，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常到维也纳舞场鬼混，与一年轻美貌的舞女勾搭成奸，致使她怀孕。舞女多次向来子良索讨一笔钱了事，宋子良不但不肯，反而要大亨杜月笙处理。杜月笙在老北门大街的中汇银行大楼约见这个舞女，谁知舞女一到，立即被4 名彪形大汉架上汽车，送到吴淞口，扔入了滔滔长江，说是“种荷花”。后来法捕房副总监饶伯泽得知此案，亲自调查，还准备要法院逮捕肇事人犯，可是一个薄命舞女不值得大动干戈，最后还是不了了之。1947 年，处在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队普遍土气低落，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为了“整饬军纪”，“鼓舞士气”，便挖空心思地在舞女身上“开刀”。他们颁发布告和通令，限期国内的舞场全部停业，却不对舞女的生活职业作任何安排，实际上把这些人员及其赖以生存的家属推到了死亡线上。旧上海的这些舞女是由于生活逼迫，不得不以伴舞为生的。为了要吃饭、求生存，要求国民党政府取消禁令，安排职业，于是在1948 年1 月31 日下午，全市各舞场的舞女2000 人，在新仙林舞场集会。
会后，她们结队请愿，举着数以千计的横幅标语，高呼着“向社会局要饭吃”的口号，浩浩荡荡前往市社会局。到了社会局，2000 人齐集在广场上，在凛冽的寒风中，她们等了约半小时，还不见局长吴开先出来接见，请愿的舞女们胸中燃起了怒火，蜂拥而上，准备冲上楼去，在受到守卫的军警拦阻后，双方发生了争执，接着，就展开了搏斗。请愿的舞女以竹旗竿为武器，与手持警棍的警察互相撕打。警察有被打得头破血流的，舞女也有被打得嚎陶大哭的。一部分赤手空拳、怒不可遏的舞女，冲上楼去，先砸坏桌椅，利用桌腿、凳脚为武器，勇敢地奔上奔下，把局长室、秘书室等办公室的办公桌、书柜、档案架、电话、电灯和门窗全部捣毁，撕碎公文纸片，并把蒋介石的挂像踩在脚下。楼上楼下足足战斗了半个小时，后来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飞行堡垒”和大批警察赶到，把社会局团团围住，才告休战。当天晚上，被捕的舞女共有300 余人。后来，由于上海各阶层人民的有力声援以及社会舆论的谴责，国民党当局最后不得不将被捕的舞女全部释放。这便是震动全国的“上海舞潮案”。
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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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