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编写了《开明英文读本》与《开明英文文法》，风行多年。林语堂成了无可争辩的文化名人。
林语堂在文化上的最大特色就是融贯中西文化并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
流，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正如一位朋友称道他“最大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他一生确实这样做了：他曾把萧
伯纳的《卖花女》、罗兰夫人的《女子与知识》、勃兰兑斯的《易卜生评传
及其情书》等外国名著译成中文；从30 年代开始，他又陆续将《浮生众记》、《老残游记》及《老子》、《孟子》、《庄子》等中国名著译成英文。他用英文写的介绍中国国情与中国文化的文章更是脍炙人口，饮誉西方世界。有人曾评价说，林语堂一生中最精彩的文章是用中文写的《谈西洋文化》和用英文写的《谈中国文化》。一般来说，用中国文字来谈外国文化与用异国文字来谈中国文化，最容易失之肤浅，林语堂的文章却没有这个毛病。这自然是由于林语堂的中西文化素养非常人可比的原因。林语堂也常以此自诩，他曾自撰一副对联自况：“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并请梁启超书写成条幅，一直挂在他的书斋——“有不为斋”中。这副对联很可以代表林语堂一生的治学思想与写作成就。
至死不变的恋乡爱国之情
林语堂的文化成就不仅在国内赢得了声誉，而且在国际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约在1934 年初，美国著名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想找一位中国作家用英文写一本介绍中国的书，要求既能揭示中国文化精神的内核与优劣，又要具有适合西方读者口味的那种幽默风格与轻松笔调。这样的中国作家实属凤毛麟角。赛珍珠独具慧眼，看中了林语堂。
1934 年夏，林语堂到庐山牯岭苦干经月，完成了他用英文写作的第一本书《吾国与吾民》。赛珍珠展读后击节赞叹。1935 年该书即由赛珍珠的纽约约翰·黛公司出版，果然大获成功，当年就在美国名列畅销书首位，并不断再版。林语堂在西方读者中获得声望。1936 年赛珍珠及其丈夫正式邀请林语堂到美国去从事写作。
林语堂审时度势，接受了赛珍珠夫妇的邀请，于1936 年8 月1 日毅然变卖了在上海的全部家产后，携带全家登轮赴美，开始了他长达30 年的旅美生活。
林语堂旅居美国，有时也到欧洲等地作短暂访问。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写作——用英文写作，向西方人介绍中国。1937 年他出版了第二本英文著作《生活的艺术》，同样获得很大的成功，在美国重印达40 版以上，成为欧美各阶层老少的枕上书。以后他一直笔耕不辍，完成的著述达30 种。加上他用中文写作的著作与翻译作品，一生共达57 种，数千万字，而且极少粗制滥造、质量平平的作品。这样的文化成就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其中最著名的有：被称为“林语堂三部曲”的3 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风声鹤唳》与《朱门》，优秀传记文学《苏东坡传》。另外还有《唐人街》、《武则天传》、《红牡丹》、《赖伯英》等，以及大量的散文、政论与译作。正是因为他在文学著译上的巨大成就与对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1975 年他被推举为国际笔会的副会长，同年又被列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尤其可贵的是，林语堂身在海外数十年，却始终深情地眷恋故土，热烈地怀念祖国。早在1936 年他出国之时，他就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作家一同签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他到美国后，撰写了不少宣传抗日、争取国际援华的政论，参加海外华侨的救同运动，抚养中国孤儿，还以满腔爱国热情写出了《京华烟云》。在抗战最艰苦的1940年5 月，林语堂偕夫人与女儿由美返国，在重庆北碚购置了一幢四室一厅的五间居室作为住家。后来当他重新出国时，毅然将其住房捐献给正处在困难中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留下一封充满爱国热情的信给中国作家们，说：“贵协会自抗战以来，破除畛域，团结抗敌，尽我文艺界责任，至为钦佩。鄙人虽未得追随诸君之后，共纾国难，而文字宣传，不分中外，殊途而同归。……弟与诸君相见之日即驱敌人海之时也。”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林语堂的恋乡爱国之情也与日俱增，愈来愈浓烈。他在美国居住30 年，却始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他说：“许多人劝我们入美国籍，我说这儿不是落根的地方；因此，我们宁愿年年月月付房租，不肯去买下一幢房子。”身居异国的高楼大厦，他却愈来愈思念纯朴幽美的闽南故乡，说：“少居漳州和坂仔之乡，高山峻岭，令人梦寐不忘。”1966 年，正当台湾“出国热”方兴未艾之时，70 高龄的林语堂毅然离美回到台湾定居。他在台北设计构筑了一幢中西合壁的住宅，继续辛勤笔耕，写出了《无所不谈集》、《平心论高鹗》、《当代汉英词典》和《八十自叙》等。1976 年3 月26 日，林语堂病逝于香港，享年81 岁，遗体葬于台北阳明山麓故居。
“幽默大师”的幽默谈林语堂，不能不重点谈一下他的幽默。这不仅因为他被人称之为“幽默大师”，更重要的是，幽默，是他的性格，他的风度，他倡导的文学风格与他文学创作的特点。
也许是受他乐观父亲的影响，也许是受西方人绅士风度的感染，林语堂逐渐形成了他恬淡、平和、乐观、幽默的性格与风度。但那时中国还没有“幽默”这个词，是林语堂在1924 年连续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幽默杂话》等文，主张把英文Humour 一词译为“幽默”，并大力提倡把幽默作为做人与为文的风格。到30 年代，经过林语堂创办的《论语》、《人间世》等杂志的倡导，“幽默”更是不胫而走，为各阶层人民所接受而津津乐道。
1932 年竟被称为“幽默年”。幽默这词虽曾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但最终成为汉语中的新词汇。这是林语堂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之一。
至于“幽默大师”林语堂本人，有许多令人捧腹又发人深思的幽默故事，
从中可以看到林语堂的性格、修养与风度：
1938 年林语堂全家离美旅欧，羁留巴黎时，适逢慕尼黑事件发生，欧洲形势十分紧张。当他听完希特勒的广播讲话后，愤怒地喊道：“世界是没有上帝的，假使是有，应当使希特勒在演说中间停止心脏的跳跃，以挽救世界的和平。”由于局势的影响，林语堂有5 天时间停止写作。当事件平息后，林语堂又幽默起来了，他说，他要写一张个人损失的清单，损失5 天的工作时间，按每天100 元计算，共计500 元。他要希特勒赔偿这笔经济损失。在这“幽默”背后，表露了林语堂对法西斯的憎恨与嘲弄。
然而，面对法西斯的战争威胁，林语堂竟异想天开地想以幽默来防止战争。他说：“派遣五六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幽默家，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给予他们全权代表的权力，那么世界便有救了。”这既表现了他的善良，也表现了他的天真。
如此的幽默故事在林语堂的生活里也常常出现。一次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中国文化，或许由于他对中国文化太热爱了吧，竟讲得天花乱坠，
一位美国女学生不以为然地反问他：“难道我们美国竟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中国的吗？”林寻思片刻，悠然回答：“有的，你们美国的抽水马桶要比中国的好！”逗得全场大笑。还有一次，林语堂自美返台，应邀参加某学校的毕业典礼，会场上的许多发言者相继发表冗长的演说，轮到林语堂发言时已是11 点半了，针对那些冗长的发言者，林语堂揶揄地说：“绅士的讲话，应该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又引来哄堂大笑，即使那些被他含笑批评的人也在笑声中点头认错。
当然，林语堂也有许多令人摇头的“幽默”，除前述的用幽默来防止世界大战的荒唐外，还有他在一次集会上公开宣布的“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的情妇。”这也够荒唐了。特别是他对吸烟的幽默赞美更是“流毒”匪浅。至今流传广泛的一句话“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就是林语堂“发明”的幽默话，至今已成为烟草公司的广告与烟民们的口头禅了。据说有一次林语堂竟怂恿一位晚辈的太太劝丈夫抽烟斗，林提出的理由是“幽默”的：“如果丈夫跟你争吵，你就把烟斗塞进他的嘴里。”
不料这位太太摹仿“幽默大师”的幽默，反诘道：“如果他用烟斗圆圆的一端敲我的头呢？”林语堂顿时语塞，只好用打哈哈来自我解嘲。
林语堂的“幽默”就像林语堂其人一样，既令人神往，又令人叹息。
经盛志
（第30页图为1930年林语堂在上海）
作为小说家的林徽因
说起林徽因，人们常常把她和诗联系在一起，说她是位新月派的著名诗人，或者仅仅看作是诗人徐志摩所苦苦追恋的绝艳才女。这只是林徽因的一个侧面（就是这个侧面，也往往被有意无意渲染得有失真相）。林徽因的文学才华是多方面的，在小说方面的成就并不亚于诗歌。
林徽因有很高的小说鉴赏修养，一个有力的证明是，1936 年赵家璧为良友图书公司编辑《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20 人应约推选作品，除林徽因外都是在文坛上卓有成绩的名家，诸如茅盾、巴金、郁达夫、朱自清、叶圣陶等等。林徽因推选了张天翼、萧乾、罗淑3 人的小说，颇具眼力。尤其是罗淑从当时的无名之辈中拔萃出来，可谓慧眼识英雄，推选的《生人妻》这一篇小说，后来成了传世之作。
也是1936 年，在《大公报》创刊10 周年之际，萧乾要编一本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小说选集，他想到的最合适的编选人便是林徽因。
不负萧乾所望，林徽因很快编出了这本《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入选作品30 篇。入选作者既有名家，也有名不见经传者，还选了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一篇《小还的悲哀》（署名叔文），无论名家抑或非名家，他们的作品皆堪称《大公报》上的上乘，包括沈夫人那篇，绝非因私人感情而充数。林徽因为选集撰写了二三千言的《题记》，对于生活制约作者的创作、作者情感诚实于作品的可贵，以及短篇小说的结构技巧诸多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
这个选本很受读者欢迎，8 月份初版，10 月即再版。选本集中而典型地展示了那个时期一批北方作家的创作风貌和水平，是研究京派小说的重要材料，所以，50 多年后上海书店又予以影印出版。
在众多的小说家中，林徽因非常赏识沈从文，认为他有生活，不矫情，并与他有相当密切的交往。30 年代初，沈从文的名篇《边城》还未问世，林徽因便看出他以后必有大建树。有一次沈从文去京郊香山看望在那里疗养的林徽因，随身带着一本自己的作品，准备题赠给另一位诗人，扉页上写着“送给诗人……”，没写完被林徽因见到，林徽因出于偏爱极想得到沈从文这本作品。沈从文随即将没写完的题词改成：“与其送给诗人，不如送给诗一样的人。”于是送给了林徽因。那时候沈从文孤身寄居北京，经济相当拮据。
林徽因有意给予接济，又虑及沈从文碍于面子不肯接受。恰好林徽因的堂弟林暄从南方到了北京，林徽因便让林暄向沈从文借阅文学作品，在林暄归还作品时，悄悄夹进一些钱。直到1933 年秋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沈从文的经济仍未好转，新房四壁空空，亏得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了一对锦缎百子图床上罩单，才给新房添上一点喜庆气氛。几乎是新婚的同时，沈从文开始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他热情邀约林徽因写稿。虽然林徽因发表文学创作始于徐志摩编的杂志，但文思泉涌、佳作叠出，还是沈从文接编这份副刊后的那几年。正是这几年，林徽因在读者中获得很高声誉，也由此奠定了她在文坛上的地位。
抗日战争爆发，大批有气节的知识分子纷纷离开了沦陷的北平南迁，林徽因、沈从文也告别了《大公报·文艺副刊》。抗战期间人们时聚时散，林徽因与沈从文的友谊并未因此中断。1937 年底，在武汉的沈从文听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已到了长沙，便匆匆赶去看望。第二年他们又先后定居昆明，沈从文更是常去看望林徽因，林徽因有时也到沈从文低矮晦暗的小楼上来。
沈从文的小楼可谓当时昆明小小的文艺中心，不时聚集着文人聊天。施蛰存晚年回忆在那里见到林徽因的情景颇传神：林徽因很健谈，坐在稻草墩上，海阔天空地谈文学，谈人生，谈时事，谈昆明印象。从文还是眯着眼，笑着听，难得插一两句话。
林徽因生前没有出版过文学作品专集，1985 年林徽因家乡福建的两位学者为她编辑了一个集子，书名《林徽因诗集》便是请沈从文题写的，算是请对了人。
因为沈从文的关系，林徽因结识了另一位小说家，同样情谊匪浅。她从《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读到一篇小说《蚕》，立即托沈从文约请小说作者萧乾来家里见面。对于初次尝试小说创作的萧乾来说，能进入林徽因那个北京有名的“太太的客厅”，真是异常高兴、激动。见面时林徽因一再对萧乾说：“用感情写作的人不多，你就是一个。”萧乾备受鼓舞，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成为京派小说家中的一个代表。萧乾说过，这次见面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一鞭。后来萧乾替代沈从文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保持了副刊与林徽因的亲密关系。萧乾每月从天津来北京，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茶会，为的是组稿和听取对副刊的意见，林徽因几乎每次必到，而且都有一番精采的发言。
1939 年萧乾前往英国作驻外记者，一别七八年。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萧乾重回北京，一时事务很多，林徽因自己也忙于国徽设计，但她仍写信，要萧乾留一个整天给她，叙叙别后的情景。萧乾如约来到城外清华园，患着严重肺病的林徽因果真和他聊了整整一天，晚上萧乾只得借宿在比邻的金岳霖家。多少年过去了，萧乾已届耆年，每当追念起林徽因，总是显出无限神往和缅怀的情绪。
北平一解放，林徽因有机会接触到赵树理的小说。林徽因与赵树理没有见过面，也没有文字交往，但是赵树理小说中浓厚的乡土气息，解放区健康清新的生活风貌，使林徽因十分赞赏，她竟然还从中看出沈从文的影响。有位偏爱沈从丈小说的女青年，不喜欢解放区的作品，林徽因便认真地说：“不尽然，解放区也有很好的作家，例如赵树理。”她劝这个青年读读赵树理的小说。
林徽因不仅与小说家有亲密的交往，或神交，她本人也是小说家。虽然仅有小说寥寥数篇，当“家”还是无愧的，甚而是位优秀的小说家。就在她诗歌创作伊始，也开始了小说创作。第一篇小说是1931 年发表在《新月》杂志上的《窘》，写一个中年教授与一同事的女儿，因“辈份”的关系，虽能随意相处，却不能随意相爱的种种窘态。或许这是林徽因尝试写小说的游戏之笔，说不上有多深的思想内容，可是对教授微妙心理的细腻刻划和窘态举止的传神描绘，足以显示林徽因小说创作上的艺术才华。到1934 年林徽因发表了《九十九度中》，以内容鲜明、技巧娴熟，使得文坛刮目相看。鉴赏品位很高的评论家李健吾著文赞叹：“奇怪的是，在我们好些男子不能控制自己热情奔放的时代，却有这样一位女作家，用最快利的明净的镜头（理智），摄来人生的一个断片，而且缩在这样短小的纸张（篇幅）上。我所要问的是，她承受了多少现代英国小说的影响。”确实，这篇小说除了鞭挞贫富不均的强烈情感震撼人心之外，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它艺术上的现代性，如李健吾所析：把酷暑的北京街头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早在近半个世纪前，林徽因即对小说的表现手法“意识流”作了非常成功的探索。当然，林徽因的小说多数是体现“京派”风格的作品：《钟绿》、《吉公》、《文珍》、《绣绣》，主人公都有生活原型，因而冠以共同的大题目《模影零篇》，据说这还给作者带来过一些麻烦。《模影零篇》系列都用回叙的笔调，追述逝去的人和事，着黑淡淡而耐人咀嚼，素雅、淡远、隽永。
林徽因对自己的作品自视不低，编选《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时，不避敝帚之嫌，将那一年她发表的仅有两篇《钟绿》、《吉公》都选了进去。通观整部选本，在入选之作中，《钟绿》、《吉公》皆堪称上乘。前几年有学者编辑了一本《京派小说选》，从他所能读到的六篇林氏小说中就选取了三四篇。如同研究新月派诗歌不可忽略林徽因一样，研究京派小说，也万万不可忽略这位造诣极深、才华横溢的女小说家。
陈学勇
“民国奇女子”张爱玲张爱玲曾是辉耀于“孤岛”文坛的一颗亮星。
那时尽管大夜弥天，“水土不宜”，但她一个20 岁出头的少女，才华炳焕，文章惊世，成为使人歆羡的著名作家。
也许是偏爱，海外的夏志清教授，在他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用了42 页篇幅写张爱玲。
在台湾与海外对她推崇的、私淑的为数众多，这里包括白先勇、放梨华、陈若曦、聂华等等著名作家。至于一般的“张迷”，海内外亦为数不少。
现在张爱玲年已古稀，栖迟大洋彼岸，闭门息影，俨如隐士，而她的作品却如青山不老，在华人文学世界兀立。
身世·童年
1921 年9 月30 日，十里洋场的上海。
这是天气阴沉的下午，在一幢阴暗像古墓一样的房子里，一位少妇分娩了，随着传来女婴微弱的啼哭声。
她就是日后拥有“文坛怪才”、“乱世才女”、“民国奇女子”等众多称号的张爱玲。
22 年后，她的首部小说《传奇》问世，她的身世也是一部传奇。
显赫的家世与哀伤的童年成强烈反差。
她的血管里流着贵族的血液。
她的祖父张佩纶（1848—1903），河北丰润人，字幼樵、篑斋。同治十年（1872）进士。曾充侍讲，署左副都御史。当时外侮日亟，法国侵略越南，觊觎我南疆，张佩纶连上奏章，力主抗法。但他只能纸上谈兵。1884 年，中法战争时被派赴福建，镇守马尾港。结果贻误战机，不战而败。属下福建水师全军覆灭，因而革职充军。光绪十四年（1888）期满释归。李鸿章延至幕下。庚子议和，他参预和议，和议成，擢升五品京官，称疾不出，光绪二十九年（1903）卒。
历史小说《孽海花》（曾朴著）中，写到张佩纶一段才子佳人式的遭遇。
张佩纶在李鸿章衙中作记室。有一天在签押房里，惊鸿一瞥看见东家如花似玉的女儿，来不及回避，由此认识。以后又有机会看到她作的一首七律，题曰：“鸡笼”，起首四句为：“鸡笼南望泪潜潜，闻道无戎匹马还。一战何容轻大计，四方从此失边关。……”未待看完，李鸿章即说“小女涂鸦”，并着人暗示他来求亲。尽管李鸿章太太大吵大闹，不肯把女儿嫁给一个比她大20 来岁的人，但婚事还是成功了。小说中的张佩纶名为庄仑樵。
尽管张爱玲家世显赫，但到她父亲时就家道中落。她父亲张廷重，是染有吸毒恶习的典型的浪荡公子，不事生计，大肆挥霍。母亲黄逸梵，军门的爱女。清代的军门相当于现代的将军。虎将无弱女，她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当时高攀张家门第，酿成不幸的婚姻。
寂寞、哀伤伴随着张爱玲的童年。和她亲近的是一些下人。2 岁时，她的家从上海搬到天津。日常伴着她的是一个额上有疤的丫头。另一个是粗通文墨的男佣，他用毛笔蘸了水在青石板上练字，还给小爱玲讲《三国演义》。
那男佣是南京人，所以她一直对南京有极好的印象，特别是南京的小户人家。
母亲给张爱玲没有多少母爱。只是偶尔高兴时教她认字、背唐诗。因而使她3 岁时就能立在一个清朝遗老的藤椅前吟诵“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看这遗老莫名其妙地流泪。
4 岁时，母亲与她的姑姑结伴出洋，目的地是英国。母亲一走，父亲就娶了个来自青楼的姨太太，名叫老八。她对小爱玲还略有好脸色，却不喜那个秀美可爱的弟弟。自然爱玲不平。好在这位姨太太因打了她父亲，被族中人赶出张府。
8 岁那年，天津的家搬回上海。由于打了过度的吗啡针，她的父亲离死期很近了。她并不感到多少悲伤。而且听到母亲回来的消息，她还高兴。
由于多年的分别，父母彼此淡化心中的芥蒂。父亲表示痛改前非，被送到医院戒毒。家也搬到一所花园洋房去。
母亲按西方淑女的要求教育小爱玲，教她绘画、弹钢琴、学英语、看小说。这一时期是她童年中最愉快的日子。
张爱玲就读于上海黄毛小学。10 岁时，母亲送她进圣玛利女校（中学），父亲竟不答应。母亲偷偷把她送去，要填入学证。她的小名叫煐，母亲觉得不响亮，译了个英文名字，这就是爱玲。
父母间又起风波，两人终于协议离婚。母亲又再度出洋去法国。接着父亲娶了后母。她也是名门望族，父亲是清朝遗老孙宝琦。她也是吞云吐雾的吸毒者。
中学毕业那年，母亲回国来。母女几年不见，总有一些亲近的感情表现，这就激怒了父亲。正好她又向父亲提出留学要求，说话期期艾艾，父亲大发脾气，说受人挑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她的家毗邻苏州河，彻夜的枪炮声，她不能入睡。她去在租界内的母亲那里住了两周，这被看作背叛父亲。父亲和继母一起毒打她，还把她监禁在一间空房里。
《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等书中脱逃的情景在她脑海中显现。她也想效法，但这里没有临街的窗，必须翻墙出去。靠墙处虽有一个鹅棚可以踏脚，但惊醒了鹅怎么办？
她徬徨无计，又突然患了痢疾，父亲不给医治，一病半年，几乎要死了。
一个隆冬的夜晚，她终于逃离了父亲的家，从此没有再回去。
不幸的痛苦的童年终于结束了。童年生活给她的心灵造成的创伤，一直没有得到修复，以致形成她后来沉默、孤独、冷淡，不随时尚的性格。
少露才华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这是张爱玲的一段自我告白。
7 岁时，她写第一部小说，题材是家庭悲剧，有她童年生活的烙印。遇到那些笔画复杂的字不会写，就去请教一个厨师。这稿写到一半，她又动了别的念头，去写历史小说。旧帐本的空页写了一张。“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被一个比她大得多的侄子看到了：“喝！写起《隋唐演义》来了。”她觉得很得意，但写不下去。
她还写了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曰《快乐村》。那时她8 岁。运用她的想象，把快乐村写成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用她自己的话说，“从9 岁起就开始向编辑先生进攻了”，投稿给《新闻报》本埠附刊。第一次拿到稿费是一幅漫画，发在英文《大美晚报》，稿费5 元，她用这钱买了一支丹琪唇膏。母亲责怪她，她不以为然。
在小学读书时，她写了篇三角恋爱的悲剧。女主角素贞，和她的情人游公园，忽然有人在她肩上拍了一下，原来是她的表姐芳婷。她的男朋友和芳婷就这样认识，两人私下恋爱起来，素贞愤而投水自杀。原稿在同学中传来传去，那负心男子被同学改了几次姓。
圣玛利女校（中学）的国文教师汪宏声，是最早赏识张爱玲的文学天才的。首篇作文《看云》，就使这老师瞿然一惊。以后汪宏声办了个校刊《国光》，先后发表了张爱玲的小说《牛》、《霸王别姬》，还有读书札记和评论。
从这些作品，就可看出她的不同凡响。《牛》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体现了作者对贫苦农民的同情与怜悯，“可以代表一般‘爱好文艺’的都市青年描写农村的作品”。《霸王别姬》用新的手法、新的视角写这英雄美人故事。
她把笔墨着重在虞姬身上，满怀热情塑造一个不惜以身殉情的温柔而又刚烈的女性形象。老师兼编者的汪宏声，把它与郭沫若写的同题材小说类比，并说“爱玲君的作品决不会因文坛巨人的大名而就此掩住的。”
张爱玲一生酷爱《红楼梦》，中学时代（14 岁）就写过仿鸳鸯蝴蝶派的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难得的是她父亲为她拟了回目。共有五回。那是：“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仙贾琏应景命”：“弭讼端覆雨翻云，赛时装嗔莺呢燕”：“收放心浪子别闺园，假虔诚情郎参教典”：“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音间浮沉良朋空洒泪，波光怡荡情侣共媳春”：“陷阱设康术娇娃蹈险，骊歌惊别梦游子伤怀”。那开头别有情趣，竟是智能儿随秦钟私奔杭州，虽如愿地结了婚，但经济陷入窘境……
少女张爱玲还有一件快意的事，一篇文章的得奖。1939 年冬天，黄嘉音、黄嘉德办的《西风》杂志办了一次有奖征文，题目是《我的……》，应征者可选任何与自己有关的人物和事情作题材。她寄去一篇《我的天才梦》。文章写道：“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接着，她就从“才”
与“怪”两条主线发展主题。“才”的方面，她就3 岁能背诵唐诗说起，列述各次的写作。“怪”的方面，她说：“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风笛，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
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这真是天才的作品，文笔清新灵活，颇有西方杂志的韵味，道出自己早慧早熟的苦恼，全无雕饰痕迹。编辑们传观，猜测她是怎样一个人：该不会是修道院式学院里一个性情古怪的女孩子吧？虽然字数不够，大家决定还是给她名誉奖的第三名。
负笈香港
1939 年，香港。
张爱玲在上海考取了英国伦敦大学，由于欧洲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茶，她无法去伦敦，就进了香港大学。她读书非常勤奋，每一门功课总是考第一，一位教授对人说：”我教了10 几年的书，没有给过别的学生似张爱玲这样高的分数。”她连得了两个奖学金。
在众多学科中，她特别加强英语学习。英语出奇地好，使她的姑姑赞叹。
她还想日后到英国去。
正当她奋发用功读书，还有一年就要毕业的时候，1941 年12 月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也燃起了战火。一颗炸弹落在港大宿舍的隔壁。
学校动员学生们到山下去。女生们住在山下一幢房子的底层。飞机又来空袭，机关枪子弹像乱箭射在荷叶上。
港大终于停止办公，不再照顾学生，动员学生离开宿舍。回上海去吧？
交通阻塞，又无盘缠。她整天望着大海，绝望、迷惘。
传来一个好消息，无家可归的学生可以去参加守城工作，膳宿可以解决。
对她来说，正是绝处缝生。她去防空总部报了名，领到一个证章，还不知怎样做防空团员就遇到空袭。她刚走出防空总部，听到刺耳的警报声。街上行人纷纷乱跑，她也跟着跑。在一幢大楼的门洞里，刚站下，有人喊：“卧倒，卧倒。”
飞机呼啸而下，一颗炸弹落在对街。“有人受伤了！”有人大声喊着。
一位腿部受伤的青年被抬了进来。飞机在别的街区投弹。她跟着大伙走在街上，满街狼藉，有几具尸体，她第一次感到死亡的威胁。
仗到底打完了，香港的子民们被困了18 天，英国人走了，总督府换了膏药旗，香港成了日本人的天下。
防空机关结束了，大学没有复学的希望，幸好慈善机构办的临时医院要个护士，她去应聘，免除饿饭。
1942 年，她回到离别两年的上海。上海文坛将有一颗耀眼的新星升起。
一举成名
1943 年，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上海。
一位瘦高清丽的青年女子，挟着一个纸包，里面藏着两篇文稿，她叩响了“礼拜六”派小说家周瘦鹃的大门。这时周正在编《紫罗兰》月刊。
她就是张爱玲。自香港回沪后，她与姑妈张茂渊同住静安寺赫德路一所公寓里。她曾考过圣约翰大学，未能录取。闲来无事，她就写稿自娱。先是以英文写稿，给英人办的《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又给一家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稿，首篇是《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近万字，还配了她自己画的发型与服饰的插图。刊物编辑梅涅特誉她是“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后来，她在强烈的创作欲刺激下，又开始用中文写小说。经一位亲戚黄岳渊（园艺家）的介绍，她带着小说来见周瘦鹃。
《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这奇特别致的标题，引起周瘦鹃极大的兴趣。匆匆读完，周瘦鹃连声赞叹，断言可与英国小说家毛姆的作品相媲美。当场表示两篇立即刊用。后来发在1943 年《紫罗兰》5 月、6 月号上。立即轰动了当时的上海文坛。
当“第一炉香”点燃的时候，那香味就惊动了另一位编辑——编《万象》月刊的柯灵。这张爱玲是谁呢？怎能找到她？正无计可施，意外地张爱玲登门了。
《万象》由中央书店出，在福州路画锦里一个小弄堂里，编辑室是湫隘的厢房。这天，一位女士穿着色泽淡雅的丝织碎花旗袍，气度颇不俗。她自称要找柯灵。她正是张爱玲。接谈之后，非常投机。她带来了一篇作品《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后来发表在8 月号《万象》上。
这一下，张爱玲脱颖而出，声名传遍上海。
就在1943 年下半年，除前面所说的三篇外，先后又发表小说《金锁记》、
《倾城之恋》、《茉莉香片》、《琉璃瓦》、《花调》、《封锁》、《桂花
蒸，阿小悲秋》等。同时还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平静地呈示一个女性对于“荒凉”世界的直觉和观感，客观地再现人生中一切美好与丑恶的事物。
在硕果累累的小说中，以《倾城之恋》、《金锁记》两篇最为出色，足以代表张爱玲的风格。《倾城之恋》写一对男女费尽心机的上等调情，相互戒备，欲擒故纵，最后因香港沦陷才完成世俗的婚姻。后来，张爱玲又把这小说改编成舞台剧本，在大中剧团上演，导演是当年上海四大导演之一的朱端钧，饰流苏（女主角）的是罗兰，饰范柳原（男主角）的是舒适，都是名重一时的演员。这使张爱玲的声名又一次轰动上海。《金锁记》深受《红楼梦》影响，出身卑微的曹七巧，嫁给残废的姜二少爷，受尽冷眼与歧视，丈夫死后，她性格异化，吞食子女的幸福。这阴鸷狠毒的形象可与王熙凤相比美。《金锁记》一出，引起一向借墨如金的艺术家、名翻译家傅雷的注意，立刻写出评论，称《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论张爱玲的小说》）
幸与不幸
1944 年9 月，张爱玲的小说以《传奇》为书名结集出版，4 天后即脱销。
接着翌年初，又出版散文集《流言》，同样一版再版。
对张爱玲奇迹般的成就，有识之士在欣喜之余又感忧虑。因为当时日伪法西斯文网高张，环境复杂，清浊难分，有些给她捧场的杂志又背景不明。
爱护青年作家的郑振铎，当时隐姓埋名潜居上海，同时抢购祖国典籍，保护祖国文化。郑要柯灵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写的文章可交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稿费，待河清海晏时再印行。柯灵也对她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之于世，要她等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
成功的喜悦，使张爱玲拒听逆耳之言。她的回答是：“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这时她踌躇满志，但她没有想到这要付出政治代价。抗战胜利后，对她的种种非议，一时甚嚣尘上。她借《传奇》再版的机会，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这样的辩解可见用心良苦，而人们不能理解的还在于她的一段错误姻缘，成为她的白壁之玷。
明珠暗投错误姻缘
1944 年初春，张爱玲的寓所来了个不速之客。张爱玲生性落落寡合，拒不接见。来客从门缝中塞进一张纸条，有拜访缘由、住址、电话，然后匆匆而去。平素高傲的她竟然允其所请，同意见面。首次见面一谈就是5 小时，由此结下一段错误姻缘，张爱玲付出惨重的代价（创作的中断与政治的被人误会）。
这人的身世不堪书写，觍颜事敌，任汪精卫手下的宣传部次长，是摇唇鼓舌的汉奸文人。
他，胡兰成，又名张嘉仪，浙江嵊县人，1906 年生，比张爱玲大了15岁。这人出身贫寒，担任过文书、教师。1936 年“两广事变”，他在广西办报鼓吹与中央分裂，事件平息，他先被囚禁，后逐出广西，辗转到上海，进了汪精卫系的《中华日报》任主笔。抗战发生，他被请到香港汪系的《南华日报》任主笔，鼓吹亲日与投降甚力，得到汪精卫的欢心，1940 年，汪伪政府成立，从此他扶摇直上，成为“公馆派”要员。
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很快堕入情网。她在赠胡兰成的一张照片的反面题辞：“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可以看出她的痴醉神迷。而胡兰成已有妻室，每次从南京回上海都先看张爱玲，第一句话就是：“我回来了！”后来胡的妻子对胡不满，与他离了婚。
张爱玲与胡兰成由情侣变成夫妻，但两人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是写了一纸婚约为凭：“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妻。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前两句是胡兰成所写，后两句是张爱玲所续。由炎樱女士（张的好友）作媒证。这年，胡38 岁，张23 岁。
婚后生活，欲仙欲死，浪漫而有情趣。胡兰成说：“我凡与她在一起，总觉得日子长长的。”但这时的局势在急剧变化，抗战节节胜利，天快要亮了。胡兰成预感自己末日将临。他对张爱玲说：“我必定逃得过，惟头两年要改名换姓，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也必定相见。”张爱玲说：“那时你要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柔情蜜意，信誓旦旦，背叛与食言的是胡兰成。抗战行将胜利，得到日本人支持，胡兰成到武汉，想独树一帜，成立“大楚国”。这时他与汉阳医院的护士小周相恋，把张爱玲置之度外。
抗战胜利后，胡兰成化名张嘉仪隐匿温州。张爱玲不断寄钱物给他，维持他的生活。哪知就在此时他又同另一个女的叫范秀美的结了婚。
张爱玲亲到温州，胡兰成虚与委蛇，她看到无可挽回了，叹了口气说：“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胡无言以对。她又说：“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自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潇潇秋雨中，她流着泪离开了温州。回沪不久，她给胡兰成写了诀绝信，结束了这段错误的姻缘。
后来，胡兰成逃到日本，与大流氓、大汉奸头子吴四宝的遗孀余爱珍同居。日子一久，他又不甘寂寞，仍然舞文弄墨，先后写了《今生今世》与《山河岁月》。前者写他与张爱玲的恋情，后者为怀旧之作。
走向另一个世界
“她拎着两只笨重的皮箱，一步一磕一碰，心慌意乱匆匆地走着。桥身宽，屋顶又高，屋梁上老远才安个小电灯，暗昏昏地走着也没数，不可能是这么个长桥——不过是边界上的一条小河——还是小湖？罗湖。……过了桥就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认为还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
这段情节见于张爱玲的小说《浮花浪蕊》。这把一个女人从深圳罗湖桥“脱逃”到香港的经过写得逼真。张爱玲怎会熟悉这情况呢？她在1952 年夏天就有相同的经历。她以惶惑的心情迎接解放。1950—1952 年，她的长篇小说《十八春》在《亦报》发表，写3 个姐姐连同姐夫陷害妹妹的传奇故事，曾引起轰动。有个与小说中女主角遭遇相似的女子，打听到张爱玲的住址，寻觅而来，在她家门口，放声大哭……接着又发表中篇小说《小艾》。
上海召开第一次文艺界代表大会（1950 年7 月），张爱玲也是700 多个代表之一。她悄悄坐在后排，但人们的目光还是注意到她。她的装束不同于众。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当时是蓝色与灰色的人民装的天下，对比鲜明，自然使人抢眼。
会上，陈毅作政治报告，谈到知识分子的清高思想与个人主义时，引了一首诗：“众鸟皆有主，凤凤栖不依；孤凤栖无依，不肯巢别枝。”她怦然有动，不觉低下了头。
她的才华并非没有人赏识，“左联”元老夏衍就是一个。抗战胜利后，夏老从重庆来上海，听说上海出了个女作家，他把她的作品都找来读了，赞不绝口。解放后，夏老担任宣传部门的重任，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夏任所长，柯灵为副手。“请张爱玲来担任编剧吧！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好稍待一时”。夏老对柯灵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