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可等不及了。或许她有所预感。文坛的气氛在变化。电影《武训传》受批了，不久开始了文艺整风，蔡楚生、史东山都挨批，甚至夏衍也不能幸免。对她当然是很大的震动。
她写信去香港大学，要求完成未竟的学业。过罗湖桥时，她紧张万分，因为护照上用的是笔名。民兵问：“你就是写作的张爱玲吗？”她战战兢兢回答：“是！”居然顺利通过了。
到香港后，她供职于美国新闻署的驻港办事机构，奉命为《今日世界》杂志写了两部长篇：《秧歌》和《赤地之恋》。从不接触政治的她写政治小说，既违初衷，自然也是败笔。
3 年过去，1955 年秋天，她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离开香港，前往人地生疏的美国。离开祖国更远了。
早在少年时，她就崇拜胡适。《秧歌》出版曾寄给胡适。胡适曾写了封情辞恳切的回信。一到纽约，她就去拜访胡适。先后见了两次，因为她太拘谨了，谈话没有想象中那样愉快。后来胡适去回看她，请她在一家中国馆子吃饭。
一年后（1956），张爱玲搬到纽英伦州，她得到爱德华·麦克道威尔写作基金会为期两年的写作奖金。这里原住着一位美国作家，他叫赖雅（Reyher）。邂逅相逢，终于缔结她的第二次婚姻。
赖雅1891 年生，当时已65 岁，张爱玲36 岁，两人不仅年龄悬殊，政治见解、性格爱好都南辕北辙，相识半年就结婚，除以缘份可解释外，别无他说。但赖雅很快从她生活中退出，1967 年他死了。这样来去匆匆，她讳言这段婚姻。
赖雅死后，她更消沉了。1970 年她应邀到加州柏克莱中文研究中心工作。她闭门谢客，工作也在家里，一个人住一个大型公寓，四壁萧然，心境寂寞。
在悠长的岁月中，她继续从事多年的《红楼梦》研究工作。《红楼梦》她早就烂熟于心，“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的字自会跳出来”。
她自己说：“在已经去日苦多的时候，十年的功夫就这样掼下去，不能不说是豪举。”1977 年，《红楼梦魇》出版，14 万字。她在自序里题了一联：“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
5 年前（1989），张爱玲遭遇一次意外。她外出时，一个美国青年驾车撞了她一下，右肩骨裂。所幸吉人天相，逐渐恢复。现在她已过了古稀之年，偶作短文，发于海外及台湾报刊。
50 年风驰电掣般过去了。张爱玲崛起于40 年代上海文坛，如替星闪耀，虽然时间短暂，但她留下的精文、精品，该是文学的瑰宝。她的两次姻缘，离开大陆后传奇般的海外生涯，都好比她最爱用的句子：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它耐人寻味，启人深思。
李伟
（第38页为张爱玲照片）
不应该被遗忘的“孤岛”女作家苏青
一
公元1937 年11 月，上海抗战失利，抗日军队撤出上海，中国地界为日军侵占，英、法租界形成“孤岛”。长夜漫漫，“孤岛”文坛荒芜寂寞，就在这水土极不相宜的时候，骤然崛起两位极具天赋的女作家，她们以各自独特的成就，像两颗亮星辉耀于“孤岛”文坛。
这就是张爱玲与苏青。
人的升沉通达，难以预期。张爱玲与苏青，同是女作家，一同知名于当世，但遭际却大不相同。
张爱玲热曾形成于海内外，张爱玲的著作不胫而走，并以电影与电视等文艺形式传播，而苏青在相当长的时期，寂寂无名，甚至她的生死都无人知道，直到80 年代末，她的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先由广西漓江出版社排印出书，继而又有上海书店、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出版，人们方知人世间有过苏青。
莫非苏青徒有虚名？
她的著作有一长列，单以她的《结婚十年》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就印行了36 版。近年的重印不包括在内。这就可见书的艺术魅力了。要不，哪有如此多的读者呢？
张爱玲是不轻易赞许人的，她却非常器重苏青，她说：“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看来，我也愿意有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愿意她多写，愿意有许多人知道她的好处，因为，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地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我看苏青》）
这不是张爱玲的违心之论而是公允之言。
二
浙江宁波城西，一条小河上架着一座石桥，桥名为浣锦桥。潺潺的流水，倒映着垂杨。景色优美的河畔，矗立着一幢府第。当地人称之为冯府。这是书香门第，仕宦世家。
1913 年，苏青就出生在这里。她本名冯允庄，最初写作时署名冯和仪，后改为苏青。
苏青的祖父是清末举人，父亲是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母亲是个教育工作者。她的童年是幸福的。成年后，她以喜悦的心情，回忆她的故居与祖父：“我只知道我家的房子很大，走出大门不远处，有一石桥名浣锦桥。幼小的时候，我常常随着祖父到桥边去。看着汤汤流水，祖父和我讲起那美丽的西施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
她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小学毕业就进了著名的宁波中学，这个学校校风很好，教学认真。每到学校的周会日，学校请来浙江籍的名流，如陈布雷、张其昀、陈果夫等去讲学。在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双重熏陶下，苏青成了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学校的校刊上，经常发表她的文艺作品，引起全校的注意，同学们称她是“天才的文艺女神”。
高中毕业了，她从宁波到了南京，投考中央大学英语系，榜上有名。从此，紫金山下，玄武湖畔，常看到她的芳踪。不久，她投入了爱河。
这恋人是中大法律系的学生李钦后，几乎是一见钟情，然后爱情很快发展，不久李钦后就从中央大学毕业了，比他后两届的苏青竟不待毕业，就中途辍学，跟着李钦后去上海。她俩结婚了。
从热恋到结婚是人生的一大飞跃，这时的爱情生活就不只是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它还有生儿育女，各种繁琐的家务事。于是，夫妻间常常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苏青由于生活苦闷就寄情于写作。她写了一篇《产女》寄给林语堂办的《论语》，编者改了题目为《生儿育女》，在1935 年4 月号《论语》上刊出。
这激发了她的写作兴趣，相继写了《我国的女子教育》、《现代母性》、《论女子的交友》、《论离婚》等文章，大都探讨妇女的命运，文风简约明快，不事雕饰，情动于中，她成为《论语》的撰槁人之一。
正当她的文名日盛时，她与丈夫的裂痕却在加深。据张爱玲说，“她与她的丈夫之间，起初或者有些负气……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但面对的是不能逃避的日常生活，吃饭穿衣……有一次，苏青向丈夫要家用，李钦后打了她一个耳光，愤愤地说：“你可以自己去挣钱嘛！你不也是知识分子。”夫妻由此反目，尽管当时已有三个孩子，最小的儿子刚学会走路，她还是忍着最大的痛楚与丈夫离了婚。
结婚10 年，苏青怎么也没有想到以婚姻破裂而告终。三个孩子也分散了，临别之日，看着正在嬉戏的幼子，她痛哭了一场。
三
离婚不久，她的丈夫就死了。三个孩子都回到她身边。她也曾想过再婚，也确实结识了一个颇为富有的对象。有一次，她和男友在一起吃饭，三个孩子站在门口畏缩不前的情景，引起她很大的感触。她终于断了再婚之念，决定一个人把孩子抚养成人。
然而，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求生并不容易。在未离婚前，她作文是自娱，此刻她以写文章为谋生手段了。这时，上海已成为孤岛。
使苏青名扬上海的杂志是《古今》。《古今》的编辑班底是《论语》。
苏青本来是《论语》的撰稿人，顺理成章《古今》也就成了她发文章的重要园地。她还不满足于此，又在1943 年自己办了个散文小说月刊《天地》。这时上海已经沦陷，在敌伪统治下，苏青能办刊物，外界风传她与敌伪势力有关系，也许因为周佛海之妻杨淑慧与子周幼海在《天地》上发了文章。事实上是不能这样断言的。
她结集出版了一本本著作，有：《浣锦集》、《涛》、《诗》、《饮食男女》、《逝水集》、《鱼水欢》、《苻小眉》、《结婚十年》……还值得指出的是，她是文人还颇有经济头脑，她的书大都是自己出版自己发售，确实不易。
她的著作，影响最大的是《结婚十年》。书中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她的自身经历，夫妇纠葛、姑嫂勃谿、婆媳矛盾，都有涉及，也有夫妻生活大胆率真的描写，但并不落入俗套，这自然和烽火连天的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距离，究其因，一方面由作品的题材所限，另一方面也是她曲意为之。1944 年，她在《结婚十年》的后记中写道：“原因这故事描写着现代，说话得避些忌讳。”
在《结婚十年》续集的代序中，她再作解释：“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作。”她这些话是有感而发的，针对抗战胜利后有人对她进行攻击。事实上她确实没有附逆，没有参加伪组织，所写文章也与政治无关。
苏青与张爱玲当时同时知名于文坛，两人的交往堪为文人佳话。苏、张之间是“文人相亲”而不是“文人相倾（轧）。”张爱玲说：“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况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可是我想，这里有点特殊的情形。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看来，我也愿意有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她又说：“我想我喜欢她过于她喜欢我。”张爱玲一向自视甚高，一般女作家都不在她眼下，唯独对苏青这样看重。同样，苏青也器重张爱玲，
在《传奇》（张爱玲的小说集——笔者注）座谈会上苏青说：“张女士真可以说是一个‘仙才’了，我最钦佩她，并不是瞎捧。”两人间所以能有这样的友谊，也许基因于两入都爱才，意趣方面也有许多相投的地方。正因为这样，研究“孤岛文学”的都把苏张并称。专门研究女作家的谭正璧就写过一篇颇有见地的文章，题目就叫《苏青与张爱玲》，把两人相提并论。
四
1949 年5 月以后，正当中年创作力旺盛的苏青却从文坛上消失了。有人悬猜，苏青和张爱玲一样远去海外了，其实她并没有离开上海一步。
她成名于上海沦陷时期，又长期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解放后的情况是可想而知的。迫于生活也由于她别无长技，只能从事笔耕生涯。
苏青参加了越剧尹派创始人尹桂芳的剧团，她担任编剧。她编的首部历史剧《屈原》上演后获得好评。她家学渊源，古典文学根底深厚，写历史剧得心应手。接着又写第二个历史剧《司马迁》。编剧过程中，她仰慕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之名，去向他请教。贾植芳为人豁达，乐于助人，多次和苏青通信，并见了面。贾植芳对她的最初印象很好：苏青不施脂粉，布衣布鞋，端庄朴素。岂料他们的交往种下了祸根。
1955 年，开始反胡风运动。贾植芳和胡风的交谊不浅，自然在劫难逃。
贾家被抄，这就抄到了苏青给贾植芳的信。于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她卷到运动里。苏青被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长达一年半。她服务的红旗锡剧团（任编剧）又把她辞退。囚牢出来，她无以为生，向至亲好友借贷，一次次被拒绝，她看够了白眼与鄙视，凄沧悲凉地生活。生活水平下降，加上心情抑郁，她病倒了。到了“十年浩劫”，她更遭厄运，境况就不难想象了。
到了1975 年，她被通知退休，原来每月工资61.7 元，打了七折，实发退休费43.19 元。她贫病交迫，艰难地度日。
苏青一天天衰老，她穷愁潦倒，身边只有次女崇美和小外孙，祖孙三人挤在一间10 多平方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
每当女儿去上工，小外孙上学，就只有她一个人在家，扶着支离的病体，侍弄几盆花草，消磨残年。这时她几乎和外界隔绝，平日里来看望她的，只有当年《女声》半月刊（1932 年，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夫人刘王立明所办）
的主编王伊蔚老人。苏青也常写信给她，向她细诉心曲。她在信中写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心境之凄怆溢于言表。
寂寞悲凉的晚年，终于到了尽头。苏青的人生之旅停驻在1982 年。她有多种疾病，死前大口吐血。她活在人世69 年。她悄悄地走了！
苏青身后萧条。火化时，仅有几个子女与亲人在场。3 年后，她的次女崇美和小外孙去美国，带走了她的骨灰盒。她离开故乡更遥远了。
也许可告慰苏青的是，她的许多著作近年陆续重新问世。1988 年旅美华
人女作家喻丽清女士把苏青的《浣锦集》、《饮食男女》、《逝水集》三本
散文集汇编成《苏青散文》一书，由台湾“五四”书店出版，在台畅销。一些怀念、研究苏青的文章近年来也在海内外报刊上陆续发表。国内几家出版社也重印了她的书。
苏青，她毕竟存在过，应该有公允的对待。
李伟
陆小曼的小说
与徐志摩关系密切的几位女性都是才貌双全的人物，包括他的原配夫人张幼仪。稍不同的是，张幼仪的才能表现在财政金融上，当过一个党派的财政部长，而另外几位是见之于文学艺术。凌叔华多次举办个人画展，颇具声誉；她的小说则赢得过鲁迅的称道。林徽因留美学的是西洋美术，归来为曹禺的戏剧担任过舞美设计；她的诗文堪称新月派、京派的上乘之作（林氏还有建筑业的贡献更为突出）。
与徐志摩关系最密切的陆小曼，不仅能歌善舞，而且同样擅长丹青，同样能写出一笔漂亮的文章，只是其文学成就尚不能和凌叔华、林徽因同日而语。陆小曼有一部与徐志摩合著的剧本《卞昆冈》，在《爱眉小札》里收录了她致徐志摩的文采斐然的情书。但剧本中有多少陆小曼的创作未免可疑，情书纯属她的私人信函，并非如专为读者写的那一类。认真说来，陆小曼的文学创作只有一个约两万字的小说《皇家饭店》。小说作于1947 年夏天，原名《女儿劫》，后来改了。辑入赵清阁编的现代中国女作家小说专集《无题集》。赵编此集，一反队作家发表过的作品中拔萃的通常编法，而是约请她们专为此集赶写新作。陆小曼创作《皇家饭店》过程中曾致函赵清阁：“今夏酷热甚于往年，常人都汗出如浆，我反关窗闭户，僵卧床中，气喘身热，汗如雨下，日夜无停时，真是苦不堪言。本拟南京归来即将余稿写完奉上，不想忽发喘病，每日只能坐卧，无力握笔，不知再等两星期可否？我不敢道歉，我愿受责。”那时陆小曼极其消沉，闭门谢客，整日躺在床上与鸦片打交道，确是赵清阁闯进去，逼出这么一篇小说来。
赵清阁以编者身份在书中赞扬《皇家饭店》：“描写细腻，技巧新颖，读之令人恍入其境，且富有戏剧意味。”小说取材沦陷时的上海，但情节与抗战无多少关联，主人公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生活拮据，为筹集儿子的医药费用，被迫到富丽堂皇的“皇家”饭店小卖部站柜台，目睹出入饭店的富贵者种种丑态，终于眼里存不得砂子，两日之后毅然抽身而去。
陆小曼揭开都市一角的光怪陆离，淋漓地描绘了太太们的贪婪、虚荣、粗鄙、无聊。也写到了几个无辜，特别是写出了主人公婉贞涉污泥而不染的气节，表明了作者强烈的感情倾向。如果除去小说的头尾部分，它倒真像一幕活报剧，太太们在婉贞的柜台前来来去去出尽洋相。由于陆小曼对人物的熟悉，加之她流利的文字，一个个俗不可耐的太太形象跃然眼前。有个太太发觉自己的情人又与旁人偷情，一泡气全发在牵线的女友身上：“‘好！多好！这是你介绍给我的好朋友，多有礼貌，多讲交情！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呢！
做出这种下流不要脸的事！看他还有什么脸见我！真正岂有此理，你叫我还说什么？’说完了还气得拿木梳拚命用力气朝自己的头上乱梳。看样子连自己都不知道是在梳自己的头发，简直气糊涂了。”这一段里毕肖的语气，个性的动作，令人赞叹。然而陆小曼终究是第一次创作，稚嫩之相是显然的。
摹写世态，虽力求淋漓，却止于表面而欠开掘，缺少凌叔华小说那份蕴含，也不如林徽因小说耐人咀嚼。至于技巧，未见得如何“新颖”。苛求一下，材料还可芟除些，结构还可精致些，语言还可锤炼。入选《无题集》的其余
11位女作家：冰心、袁昌英、冯沅君、苏雪林、谢冰莹、陆晶清、沉樱、风子、罗洪、王莹和赵清阁，无一不在文坛多有建树，陆小曼跻身其列，怕只能陪陪末座了。不过无论如何，《皇家饭店》于陆小曼本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几十年后赵清阁在追忆陆小曼的文章中提及这篇小说，认为“它不啻是她自己际遇的写照”。置身酷暑之中，以多病之躯，创作出这个作品，无怪赵清阁对它的偏爱；1987 年《无题集》再版，赵清阁将书名换成《皇家饭店》。创作《皇家饭店》是陆小曼人生转折的一个契机，从此她戒了鸦片，摆脱了消沉心境，一面同疾病斗争，一面坚持挥毫作画，不再是外界印象中沉湎享乐、无所作为的寄生妇人，真得感谢赵清阁当年闯上门去的那一逼！可惜《皇家饭店》既是陆小曼的第一篇小说，竟也是最后一篇，在她的文学生涯中如慧星一闪而过留下深深的遗憾。
陈学勇
民国武侠小说鸟瞰
所谓“武侠”，是专指凭借武勇以主持正义的侠客而言，顾名思义，所谓“武侠小说”，自然也是主要描写侠客们凭借武勇以主持正义的种种事迹的文学作品。有趣的是，尽管就其“用武行侠”的内容性质而言，中国的武侠小说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但是，“武侠”这一复合名词的出现及其成为中国通俗小说的一大类目，却是清末民初的事情。根据目前所能掌握到的资料来看，“武侠”这一复合名词，大概首先是由日本人所创，其后由流亡日本的志士和留学日本的学子相继采用，再辗转传回中国。由此观之，“武侠”
一词，竟是一个外来语。
要对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不能不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小说界革命”讲起。
一、初澜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的梁启超，通缉榜上大名赫赫，流亡异国，想要维新却无用武之地，只好站在彼岸，对国内大政时时发些议论。这倒是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得有余裕的时间来对戊戌变法的前因后果作一番有意义的探索，有关小说的问题，也在他的思考之列。1902 年11 月，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揭起了“小说界革命”的旗号，一时间，得到了人们的纷纷响应。
改良派倡导的“新小说”兴起以后，曾于上世纪后半叶风行一时的侠义小说，由于宣扬侠客归顺官府作“捕快”，与原始侠道精神背道而驰，就此一蹶不振。新小说家们以“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为己任，“以侠客为主义”；主张小说要“演任侠好义，忠群爱国之旨”，在他们所办的小说杂志中，“其中各册，皆以侠客为主”。其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也表现出同样的创作主张和创作倾向。黄世仲感慨于“英雄神圣，自古而今，其奋然举义，为种族争，为国民死者，类湮没而无影”，以禹山世次郎的笔名，愤而著《洪秀全演义》，在自序中斥责了既往那些“只能为媚上之文章”的小说。
章太炎写《（洪秀全演义）序》，说是“国家种族之事，闻者愈多，则兴起者愈广”，他呼吁：“洪王朽矣，亦思复有洪王作也！”黄摩西则盛赞《水浒传》，说“耐庵痛心疾首于数千年之专制政府，而又不敢斥言之，乃借宋、元以来相传一百有八人之遗事，而一消其块垒”。以水浒英雄的侠义精神，来寄托他们反清排满的政治主张。
这一时期武侠小说的创作者中，有不少人曾经有过从事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民主革命的经历，他们不但不鄙薄武侠小说，相反身体力行，相率投入创作行列。
叶楚伧，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人们都知道他是民国年间的一个重要政治人物，却很少了解他就是民国初年文坛名家之一的“叶小凤”。叶楚伧早年参加同盟会，投身于反清革命，饶有侠气。他兼擅文学，词章、小说皆文采斐然，颇有可观。1917 年，叶楚伧出版了《古戍寒笳记》四十六回，“其中杂以孤臣烈士、名将美人，穿插得宜，生气勃勃”。其第四回《全鸳侣侠士结同盟》，据说正是影射“同盟会诸侠义”，被时人称为“殊非一般空中楼阁可比”。
苏曼殊，原名玄瑛，字子谷，曼殊是他当和尚后为自己取的法号。他12岁出家，原因是家境没落，个人遭遇不幸。行云流水一孤僧，飘泊江湖，到处游学，曾经负笈东瀛，学过美术、政治和军事。1903 年，他在日本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的爱国组织“拒俄义勇队”，1907 年，又参加以反抗帝国主义为主旨的“亚洲和亲会”。回国后加入“南社”，成为著名的诗僧，鼓吹革命甚力。他作有《焚剑记》的小说，书中主人公广东书生独孤灿浪迹海外，带有某种游侠风度，给小说抹上了一层传奇色彩。
何海鸣，生于广东之九龙。出生后的第二年，九龙即划归英国统治，他长大以后，时常向人啼嘘，“谓不知吾生尚能重见其复为中国疆土否”。15岁时，只身考入两湖师范，但不久就因为无力缴纳学费而退学，进入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当兵。他和蒋翊武一起组织“文学社”，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同志，密谋反清武装起义。事情暴露后，何海鸣退伍，担任汉口《大江报》的记者，随即又以鼓吹反清革命被投入监狱。辛亥革命军兴，他出狱担任汉口军政府参谋长。1913 年，为反抗袁世凯叛卖革命，他单身潜入群龙无首的南京，举起了武装抗袁的义旗，血战累日，天下为之震动。“二次革命”失败后，从此灰心政治，“伤心人别有怀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写下了武侠小说《朔方健儿传》，豪侠气概，俱见笔端。
姜侠魂与杨尘因，原先也都是革命党人。姜侠魂深通技击，民国初年，他不遗余力地提倡中国武术，不但主编武术丛书《国技大观》，还撰有《风尘奇侠传》、《南北奇人传》、《雍正一百零八侠》、《女子武侠大观》和《飞仙剑侠骇闻》等多部武侠小说。杨尘因亦著有《龙韬虎略传》、《英雄复仇记》、《爱国英雄泪》等武侠小说。1918 年，姜侠魂将《女子武侠大观》未回抽出，又参考百余种正史、野史、笔记和掌故资料，与上海《中华日报》总编杨尘因合著长篇武侠小说《江湖甘四侠》，以明朝末年的“复社”诸子和郑成功等历史人物反清复明的事迹作为文学创作的内容，推崇他们是“革命先觉”，以激发民族精神。该书历经10 年之久，修改八、九次之多，最后成为一部120 回、逾百万言的大部头武侠小说。
此外，还有无名氏的《刺客谈》、《女侠客》、《侠义佳人》、《爱国双女侠》和1903 年在日本刊印的《洗耻记》，全书有六回，署名汉国厌世者著，冷情女史述，这在当时是屡见不鲜的时髦笔名，书中要人们“手执金刀九十九，痛饮自由一杯酒”，宣传的也是当时令人惊讶的革命思想。
民国初年的武侠小说的创作者中，尚有不少学者名流和其他社会人士。
著名翻译家林纾，本以《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翻译小说著称于世，时人所谓“伤心一部茶花女，荡尽支那浪子魂”，就是对林译小说社会影响的真实描绘。可是，他也曾致力于武侠小说的创作，《傅眉史》、《京华碧血录》、《技击余闻》等，都可以说是文言武侠小说。
新闻界名人陈景韩，是创刊于1902 年的上海《时报》的总主笔。他有一些很奇怪的笔名，有时叫“冷血”，有时叫“冷笑”，写起社论短评来，却是一腔热血，慷慨激昂。他著有白话小说《侠客谈》，被有些人说成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开山之作”。
别署“海上漱石生”的孙玉声，29 岁时主持上海《新闻报》，随后又主《申报》、《舆论新闻报》，前后20 余年，后来又创设了上海图书馆。他以《海上繁华梦》一书成名于清末，民国初年则左手写时论、言情；右手写剑仙、武侠，著有《飞仙剑侠大观》、《仙剑五花侠》、《嵩山拳叟》、《九仙剑》、《金钟罩》等10 余部武侠小说，对其后的“武侠技击小说”影响至巨。
“南社”成员胡寄尘，时任南方大学、沪江大学教授，精通古文学，吟诗作词更是一把好手。他写过《中国文学通评》、《修辞学要略》等学术专著，也曾写过《黛痕剑影录》、《女子技击大观》、《罗霄女侠》等三部武侠小说。
时任同济大学教授、上海商学院教授和正始中学校长的陆澹庵，多才多艺，桃李满墙。他曾与洪琛一起创办电影讲习班，胡蝶等明星出其门下；又曾编写过京剧脚本《风尘三侠》，指导过著名旦角绿牡丹；还曾写过学术著作《诸子末议》、《古剧备览》、《小说词语汇释》。奇怪的是他也写过武侠小说，播扬一时的《游侠外传》、《百奇人传》等等，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号称“民初国魂七才子”之一的戚饭牛，一边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当教授，一边在无线电台讲国学，居然还有闲工夫旁涉武侠小说，写过《山东女侠盗》、《热昏水浒传》和描写江南大侠甘凤池的《绿萍》，布局相当奇特；又曾出版《江湖秘诀百种》，历历如数家珍。
27 岁即任江苏吴县教育会长的范烟桥，曾任教高小多年。他雅擅词曲、小说，所著《忠义大侠传》、《侠女奇男传》、《孤掌惊鸣记》及《江南豪侠》等四种武侠小说，以文笔精细、雅致而蜚声士林。
一代名医陆士谔，因受到前辈名家孙玉声的鼓励，遂一面开诊所行医，一面从事小说创作。在治病救人，并且写下《医学南针》、《陆评王氏医案》等医学专著的同时，也写成了《南北派剑侠全书》、《新梁山英雄传》等武侠小说达21 种之多。
连法相庄严的律师也来凑热闹。曾经留学日本，学习法政，归国后在上海开设律师事务所的张恂子，亦以“春茧虫”的笔名，于执法之余，写下了七部武侠小说：《峨嵋剑》、《剑珠缘》、《姊妹侠》、《三剑奇侠》、《江湖大侠》、《江湖密传》及《魔窟仙鸳》，据说居然“皆负盛名”。
其余的鸳鸯蝴蝶派名家们，也从武侠小说中分一杯羹，就更是题中应有之意了。包天笑写过《碧血幕》，张冥飞写过《小剑侠》、《荒山奇侠》和《江湖剑侠传》，李涵秋写过《侠凤奇缘》和《绿林怪杰》，张春帆写过《球龙》、《天王老子》、《虎穴情波》、《烟花女侠》和《风尘剑侠》，李定夷写过《僧道奇侠传》、《尘海英雄传》、《武侠异闻》，还有钱基博与恽铁樵编撰的《武侠丛谈》，唐熊所撰的《武侠异闻录》，许慕义所编的《古今武侠奇观》以及平襟亚主编的《武侠世界》月刊和包天笑主编的《星期》周刊的《武侠专号》。自署“纸帐铜瓶室主”的郑逸梅，原以报端补白为能事，民国初年上海各报刊倘有空白“天窗”，必定设法请其快笔补上，方能保证顺利出版，所以被人冠以“补白大王”的桂冠。据说他文章与人品俱佳，有“人淡如菊，品逸于梅”之誉。这样的一个谦谦君子，也作过一部《玉霄双剑记》的武侠小说，足见当时武侠题材的小说是如何地疯魔社会，颠倒众生了。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武侠小说不胫而走，甚嚣尘上。
然而，这些早期的作品，从总体上看，有一个与其后不同的特点。在许多小说中，虽然也有一些侠土剑客和相当的任侠情节，但是他们的作用和份量与地道的武侠小说相比，还有很大的差别。相当多的作者、论者和读者所关注的，主要还不是武侠小说这一小说类型，而似乎是它所表达的“忠群爱国之旨”。直到1923 年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问世，以武侠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地道的武侠小说才正式登场，迅速走红。此后数十年，武侠小说大量出版，成为民国时期小说市场上销售量最大的小说类型。不过，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仍然值得重视，不仅是因为民国初年文坛上这种“刀光剑影，金铁交鸣”的武林盛事，至今未见于任何正统的中国小说史的记载，实有加以研究的必要；而且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的创作，给后来人打下了基础，同时也给了包括平江不肖生在内的后起之秀们以巨大的影响。
二、巨浪
1923 年，平江不肖生的长篇武侠章回小说《江湖奇侠传》的初集单行本问世，这在中国武侠小说的历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
平江不肖生，真名向恺然，祖籍湖南人氏。清末民初，曾两度留学日本。
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开始于1916 年。这一年，他以“平江不肖生”为笔名，发表了章回体小说《留东外史》，这大概可以算作近代中国的第一部“留学生文学”著作。书中人物，皆是他留学日本期间所遇到的真人真事，他在书中尽情地曲笔影射、随意褒贬，一时间搅起轩然大波，毁誉交加，竟使他一夕成名。生意门坎极精的上海世界书局，便约他写长篇武侠小说，这样才正对不肖生的家数。从民国10 年起，不肖生一洗笔下的铅华，开始专门从事武侠创作。他出手不凡，一上来就双管齐下，皆为巨制：一本就是《江湖奇侠传》，先连载于上海《红杂志》；另一本是《近代侠义英雄传》，先连载于上海《侦探世界》杂志。两者均干1923 年出版初集单行本，而以《江湖奇侠传》在时序上早了半年。大略地说，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是对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一种反拨，它直承宋代吴淑的《江淮异人传》以及明代罗贯中的《三遂平妖传》的剑侠传统，同时深受海上漱石生的《飞仙剑侠大观》的影响，再糅和了他所熟悉的清末民初湖南地方的乡野传奇、江湖奇谈、宗族械斗、帮派火并等传闻轶事，江湖勾当、武功技击乃至法术、飞剑一齐出笼，拼合成了一个侠客、术士加飞剑、法宝的“江湖大拼盘”。只求生动热闹，不免牵合拼凑，但叙事繁而不乱，布局亦颇具匠心，一卷成名，并非侥幸。
《近代侠义英雄传》则在命意、题材、风格上迥然不同，平江不肖生自己说：“这部书是为近二十年来的侠义英雄写照”。它自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从容就义写起，推尊改革家谭嗣同为一代儒侠。由谭嗣同引出清季豪侠大刀王五，再详述大侠霍元甲的生平事迹，最后以日本人设谋毒害霍元甲作为结束。书中穿插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所叙人物，斑斑可考；而它的内容，则在在不离民族精神和侠烈气概，表达了强烈的抗日爱国情操。令人读之，奋然思以强身、强种、强国。时人誉之为“奇情壮彩，栩栩纸上”。
这两部巨著为平江不肖生带来了盛誉和金钱，同时，也带来了批评和指责，不管怎么说，总是奠定了他在民国武侠小说史上的地位。当时与平江不肖生齐名的另一位武侠小说家，是北方的赵焕亭，时有“南向北赵”之说。
赵焕亭，原名赵绂章，由于家学渊源的关系，国学底子极厚，文笔古朴老辣，更难得的是对宦海秘闻、文坛掌故、武林传奇、江湖轶事等，历历如数家珍。他曾著有《今夕斋丛谈》一书，颇受学界好评，其后，开始以“平活”形式创作武侠小说，与平江不肖生并驾齐驱。赵焕亭的武侠小说，受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影响较深，在他最负盛名的作品《奇侠精忠传》的自序中，他说：本书“取有清乾（隆）嘉（庆）间苗乱、回乱、教匪乱各事迹，以两杨侯、刘方伯等为之于，而附以当时草泽之奇人剑客。事非无稽，言皆有物；更出以纾徐卓荦之笔，使书中之人须眉跃跃；而以劝惩之旨，尤三致意焉。”所谓“事非无稽，言皆有物”，恐怕未必如此；至于他所再三“致意”的“劝惩之旨”，则是很明显的。赵焕亭的阶级立场是很明确的，在他的笔下，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被攻击的对象，镇压农民起义的文官武将受到美化和颂扬，那些草泽中的侠士剑客们，则多在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中大显身手，建功立业。这些“奇侠”们“精忠”的对象，只是那些“清官”而已。不过，该书的文笔却很精采，赵焕亭本人对此也十分得意：“其间奇节伟行、艳闻轶事以至椎埋之滑迹、邪教之鸱张、里巷奸人之恣恶变幻，无不如温犀烛怪、禹鼎象物。读者神游其间，亦可以论古昔、察世变矣。若谓著者有龙门传游侠之意，则吾岂敢！”这可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了，虽然《奇侠精忠传》未必能与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相提并论，但是赵焕亭在书中遣怀寄慨，以古喻今，则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的。
到1927 年之前，《奇侠精忠传》的正续集14 册共280 回逾百万言均已出齐，而平江不肖生的《近代侠义英雄传》仅至65 回约65 万字，《江湖奇侠传》亦仅至106 回约70 万字，两书尚且均未完成。除了《奇侠精忠传》以外，赵焕亭还著有《英雄走国记》、《剑底箫声》、《双剑奇侠传》、《北方奇侠传》、《双鞭将》、《惊人奇侠传》正续集、《蓝田女侠》、《说剑谈奇录》、《边荒大侠》、《不堪回首》、《江湖侠义英雄传》、《白剑莲影记》、《奇侠平妖录》等武侠小说，但是他文运欠佳，能够结集出版、流传下来的武侠小说只有《奇侠精忠传》、《英雄走国记》和《剑底箫声》等寥寥几部，其他10 多种小说稿均在交南北各地报刊连载时，或因故而遭腰斩，或辗转而被遗失，以至未能流传下来。而平江不肖生向恺然，运气则要好得多，他一生共撰写武侠小说14 部，大多数都有始有终，至今尚能看到。
不过，他最有名的代表作《江湖奇侠传》却始终没能写完，而由另一位武侠小说名家赵苕狂以“走肖生”的笔名为其接续，不知怎么的，后来双方竟为此大动干戈，先是唇枪舌剑，继而又表示要法律解决，成为当时的一大新闻。
在这一个武侠复兴的时代，靠写武侠小说挣钱混饭吃的大有人在，也有些人纯粹是兴趣所在，技痒难熬，各色人等纷纷跑到武侠小说的名利场上亮相，其中形成一定气候、造成一定影响的，从而也值得在这里加以介绍的，
还有这样几位：
文公直，原为同盟会会员，出身于世家大族，民国初年曾经在军队里任职，参加过“讨袁”、“护法”等役，后来被投入监狱。狱中无所事事，他得到一本记述明代重臣于谦惨史的历史著作《千古奇冤》，苦读之下，生出许多感慨。不久，文公直获释出狱，受聘任《太平洋午报》主编。政治上失意之余，即转而在文坛上发展。他以在狱中读过的于谦的故事为经，以江湖侠客义士的活动为纬，写成了“碧血丹心”三部曲——《碧血丹心大侠传》、《碧血丹心于公传》、《碧血丹心平藩传》，可以说都是他的读史感奋之作。
三部曲根据《明史·于谦传》，参考各种野史笔记和民间传说，并且详细考订明代中期的官制、仪节、风俗、习惯、语言及其社会状况，穿插进大量侠客义士见义勇为、锄暴安良的种种活动，敷演而成大部头的武侠小说，从民国19 年到民国22 年，陆续出版至三卷125 回，大约相当于从于谦出世到襄助明宣宗平定藩下朱高煦叛乱为止。他自己说：他之所以要“昌明忠侠”，是要“为民族英雄吐怨气”，这与宣扬忠于朝廷官府而未必忠于国家民族的清代侠义。公案小说，在思想上显然是有些差别的。据说本来文公直原定还要写第四部《碧血丹心卫国传》的，叙述“土木之变”，于谦勤王，英宗复辟，冤杀于谦的种种历史故事，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部书一直未见出版。
除了“碧血丹心”三部曲外，文公直还写过《剑侠奇缘》、《赤胆忠心》、《关山游侠传》、《江湖异侠传》等数部武侠小说，可惜的是如今都已散佚无存。
顾明道，原是鸳鸯蝴蝶派的一员大将，以描写哀情、艳情最为拿手，曾经著有言情小说20 余部，其中《啼鹃录》、《哀鹣记》、《芳草天涯》、《美人碧血记》等，据说都颇能赚人眼泪。从1926 年开始，他也染指武侠小说，写出《侠骨恩仇记》二册，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不过好像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两年后，他应上海《新闻报》之邀，为其副刊连载武侠小说。这次可不同了，他拿出了精品《荒江女侠》，暴得大名，从此成为武侠小说大家。《荒江女侠》本来只打算写个中篇的，谁知一经发表，大受欢迎，欲罢不能，只得一续再续，直到1940 年出版至3 集6 册80 回、长达120 多万言方才歇笔，而这时离他撒手人寰不过只有3 个年头了。
《荒江女侠》是继《江湖奇侠传》之后，第二部被改编成京剧、拍摄成电影的武侠名著。前者由明星影业公司拍了18 集之多，后者则由友联影业公司拍了13 集，这在当时，可都是破天荒的事。
还必须一提的，是以所谓“党会小说”而独树一帜的姚民哀。姚民哀在清朝未年曾加盟陶成章的以反清排满为宗旨的光复会，民国初年又成为陈其美的中华革命党党员。辛亥革命失败，他也弃政从文，摇身一变为鸳鸯蝴蝶派的健将之一，擅长描摹社会百态，以文笔冷峻著称。他又是个蜚声书坛的说书艺人，操一把三弦侃一段书，足以令许多人引为乐事。他年方9 岁，就曾经跟随其父南北经商，闯荡江湖，有一次为强盗所劫，在强盗窝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居然跟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江湖豪客们结下了交情，学到了许多江湖帮会里的规矩、切口和行话，了解到许多江湖帮会之间恩恩怨怨的传闻故事，这成为他后来从事武侠小说创作的独有本钱。诚如他自己在《江湖豪侠传》的自序中所说：先时随其父出没匪巢盗窟，“对于个中之特殊术语及风俗，是时已习见熟闻。”1923 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巨案”，山东巨盗孙美瑶等拦截了津浦线上的一列火车，劫持了车上的外国人，酿成了一场外交风潮。北洋政府迫于外国的压力，在处理这件事情时，丑态百出，遗人笑柄。姚民哀有感于此事的“牵涉外交，丧权辱国，因而有《山东响马传》之作”。此外，他还著有《秘密江湖》、《四海群龙记》、《荆棘江湖》、《江湖豪侠传》、《太湖大盗》等10 部武侠小说，均有浓厚的青、红帮等江湖帮会的色彩，创造了武侠小说中的“帮会小说”这一类型，对后起的武侠小说家们影响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