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时期中，政治黑暗，国事日非。内则军阀割据，政局动荡；外则列强环伺，步步紧逼，因此，寄托故国之思与民族观念的作品，便成为这一时期武侠小说创作中时隐时现的一种旋律。顾明道曾经在《武侠小说丛谈》一文中夫子自道说：“余喜作武侠而兼冒险体，以壮国人之气。曾在《侦探世界》中作《秘密王国》、《海盗之王》、《海岛鏖兵记》诸篇，皆写我国同胞冒险海洋之事，或坚拒外人、为国争光者。……又为小日报撰《海上英雄》初、续集，则以郑成功起义海上之事迹为经，以海岛英雄为纬。”他又曾经作《草莽奇人传》，据说亦是“以台湾之割让与庚子之乱为背景也”。
文公直说得似乎更加理直气壮：“是时，除因革命高潮之澎湃，社会、经济之作如雨后春笋，蓬勃丛茁外，其余杂志小说渐趋于颓废淫靡之途。论者每慨叹为每下愈况，丧失我雄毅之国民性”。而他写作武侠小说，意在“昌明忠侠，挽颓唐之文艺，救民族之危亡；且正当世对武侠之谬解，更为民族英雄吐怨气，遂有《碧血丹心》说部之作”。把“喜作武侠”、“昌明忠侠”
说成是要“为民族英雄吐怨气”、“以壮国人之气”，恐怕是有点过份往脸上贴金的味道。在民族危难日渐深重的情况下，对武侠小说这种消遣文学品种情有独钟，或者只能通过武侠这种艺术形象来表达某种民族主义的精神，当然显得有点可怜和可疑，但是，完全不相信他们的诚意和动机，好像也没有必要。当时通过武侠小说这种形式来表现家国情思，应该是允许的，况且细读有关作品之后，我们或多或少确实会感受到一些民族观念和爱国思想，而在一些优秀的武侠小说中，这种表彰侠烈精神，强调民族气节的命意，甚至还是很明显、很强烈的。
三、高潮
1927 年，国民革命军出兵广东，挥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摧枯拉朽，貌似强大的北洋军阀统治迅速土崩瓦解。次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表面上实现了全国统一，但是国民党新军阀之间你争我夺，剑拔弩张。不久，“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亡华之心不死的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1 年，“九·一八”
事变爆发，日本军队侵占了东北三省，又步步向关内紧逼，长城血战，平津告急，华北之大，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就是在这种年忧外患的重重煎迫之下，民国的武侠小说创作绽开了艳丽炫目的花瓣，写下了民国的武侠小说史上最为摇曳多姿的一页。在这一次浪潮中，前期的那些作者们仍然在从事着武侠小说创作，但是大出风头、各领风骚的，却是当时被称作“北派五大家”的新人。他们各擅胜场，分别以笔酣墨饱的系列代表作，建立起风格各异的武侠小说流派。
“北派五大家”的第一家，是一位文坛奇才——“还珠楼主”李寿民。
李寿民出生在“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四川，本是官宦世家子弟。他从小就随其父周游各地，倘佯往返于名山胜水之间，以后又曾数上峨嵋、青城，对于蜀地山水了然于胸，谁知道有一天这竟会成为他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一笔财富。李寿民天赋过人，聪明绝顶，据说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加之兴趣极广，多务杂学，因而于佛典道藏无所不窥，干医卜星相无所不精，又把这些兼容并蓄，糅和进他的武侠小说创作之中，从而开辟了中国武侠小说的一种新境界。
1932 年春，李寿民的旷世奇作《蜀山剑侠传》开始在天津《天风报》上连载。该书以他最熟悉的四川峨嵋山水为创作背景，穿凿附会，向壁虚构，平空杜撰出峨嵋群仙“除魔卫道”的长篇故事。虽然离奇荒诞为中国小说史上之从所未有，却也绘形绘色，大胆想象，令人叹为观止。《蜀山剑侠传》的前面几集，尚有受到平江不肖生影响的明显痕迹，因此忽而武侠（软功、硬功、轻功＋暗器），忽而剑仙（飞剑、法宝、神通+幻变），体例驳杂，难免杆格不入；其后文风突然一变，舍武侠而专意剑仙，进入了一个没有俗世武侠、没有江湖恩怨的另一度空间，信笔写去，挥洒自如，海阔天空，纵横无碍。
《蜀山剑侠传》一书，从1932 年一直写到1949 年，写了17 年还没写完。
此时已有本传五十集、后传五集，总共329 回，约500 万字，当真是武侠小说史上空前的巨著了。个中原委，除了由于战乱和政治变动而被迫两度辍笔外，还珠楼主本人“为稻粱谋”而一味拉长篇幅，能拖就拖，可拉则拉，恐怕是一个主要原因。这正是武侠小说商品性质的一个说明。
除了《蜀山剑侠传》之外，还珠楼主还著有《青城十九侠》、《峨嵋七矮》、《柳湖侠隐》、《北海屠龙记》和《蜀山剑侠新传》等25 部武侠小说，这些或是蜀山剑侠前传、后传，或是别传、外传，构成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蜀山剑侠系谱”，成为民国武侠小说中最引起争议、褒贬不一的一类作品。尽管如此，还珠楼主的奇思妙想，熔神话、志怪、武侠、剑仙于一炉，并于书中谈禅说道，却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冲击波，改变了近代中国武侠小说的流势，作家们纷纷改弦易辙，把写实的传统技击与浪漫的驰骋想象结合起来，开创了“奇幻仙侠”这一武侠小说流派。
“奇幻仙侠派”之外，又有“社会反讽派”，它的代表作家是白羽。白羽，本名宫竹心，曾任北平《国民晚报》编辑，因而会用新式标点，行文简洁洗练，与还珠楼主的踵事增华和拖泥带水不可同日而语。1937 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也就在这一年，白羽“扬眉剑出鞘”，首撰其开山之作《十二金钱镖》，叙事之离奇，演武之神化，文笔之佳妙，刻划人物，栩栩如生，当时无有出其右者。文字亦庄亦谐，写尽人情冷吸，反讽社会现实，具有批判精神，一时哄传平津，不免成为北方人心苦闷中的一点慰藉。
白羽一生撰写了24 部武侠小说，而以“钱镖”系列作品得享盛名。他先写“钱镖”本传——《十二金钱镖》，继作“钱镖”前传——《武林争雄记》和《牧野雄风》，号称“钱镖三部作”；其后又加入了“钱镖”别传——《血涤寒光剑》，遂成为“钱镖四部稿”。仅《十二金钱镖》一书，即长达16卷、80 章、130 万言，可惜未按原先之构想全部写完，令人生“见首不见尾”之叹。
“悲剧侠情派”武侠小说的代表，则是由鸳鸯蝴蝶派起家的王度庐。王度庐原名王葆祥，早年写过《朱门绔梦》等10 来部言情小说，30 年代中期，忽然一变其哀艳缠绵的笔调而剑拔弩张起来，但是又并没有完全脱离本行，而是在刀光血影之中，烘托出一个爱恨交织、生死两难的悲剧情境，从而把民国初年的“哀情武侠”小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创立了“悲剧侠情”的武侠小说流派。
王度庐前后总共写过16 部武侠小说，大多显得过于平实，未被时论所看好，但他的“鹤一铁系列”代表作则非同凡响，奠定了他在民国武侠小说史上的地位。所谓“鹤一铁系列”，包括《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和《铁骑银瓶》五部曲，叙述的是三代豪侠之间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情仇故事，写情则缠绵悱恻，回肠荡气；写侠则慷慨义烈，血泪交迸。文笔婉约细腻，能够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江湖儿女人性冲突、爱恨交织与内心挣扎的复杂情态，从而谱写出“武侠悲怆命运交响曲”，颇能动人。从此，“剑胆琴心、侠骨柔情”便成为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一种不变的基调，主导了整个武侠小说创作的发展趋向，并且成为其中最为扣人心弦的一环。
与王度庐的侠情创作倾向适成鲜明对照，郑证因笔下出现的多是江湖豪客、绿林好汉，质朴少文，心地爽直，非但才子书生很少看见，就连女人也似乎销声匿迹，从而形成了“阳盛阴衰”的特色，成为“江湖技击派”武侠小说的代表性作家。郑证因本名郑汝需，在众多的武侠小说作家中，他与平江不肖生向恺然一样，是一个精通武功路数、谙晓江湖门道的“练家子”，因此，他最初是作为白羽小说创作的武术顾问而步入武侠小说之林的。渐渐地，他由作武术顾问而熟悉了写作武侠小说的门道，技痒难熬，便也写起武侠小说来了。他的处女作是《女侠黑龙姑》，摹仿还珠楼主写飞剑、法宝之类，结果问津者寥寥；再写《武林侠踪》，又如泥牛入海，全无消息，这才精心构制《鹰爪王》一书，扬己所长，刻意描写武功技击和江湖诡异，果然一举成名。
《鹰爪王》一书，正序集长达200 多万言，篇幅之大，仅次于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和《青城十九侠》，而其故事节奏明快、布局严谨、波澜起伏、动人心魄，则为同辈作家们所望尘莫及。有人把郑证因的小说比作“纸上江湖”，因为在那里面，举凡江湖道上的规矩、绿林朋友的切口、帮会组织的秘书和闯荡江湖的门槛，历历如数家珍；又能兼采剑侠小说与技击小说之长，衍生出各种神功秘艺、奇门兵器，这也为后世的武侠小说家门所津津乐道，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武侠小说的题材和内容。
与上述名家同占风光的，是以擅长描摹边疆风情著称的朱贞木。朱贞木，原名朱桢元，本是浙江人氏，抗战军兴以后，滞留平、津一带，遂以卖文为生。起初，他主要摹仿还珠楼主“奇幻仙侠派”的作品风格，著有《飞天神龙》、《炼魂谷》、《艳魔岛》三部曲，但均反响平平，于是不得不舍短用长，另辟蹊径，改以他所拿手的边疆风物为背景，遂有《虎啸龙吟》、《七杀碑》、《蛮窟风云》、《罗刹夫人》等长篇武侠小说问世，令人耳目一新，从而以“奇情推理派”武侠小说的代表性作家崛起于北方文坛。朱贞木的武侠小说，布局奇诡，情节曲折，开篇即密布疑云，遍设圈套，然后再施展他高超的推理工夫，层层剥茧，最后的结局多半出人意料。他又善于附会史事和描写边疆奇异的民情风俗，饶有新意，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片令人神往的天地。由于刻意求新、求奇，不免拿肉麻当有趣，他所创始的“一床数好”及“众女倒追男”的武侠恋爱模式，就是其中明显的一例。后来，这种恋爱模式被香港、台湾的新派武侠小说家们群起效尤，历久不衰。
除了这些开创了一种流派的大家们各擅胜场之外，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武侠小说名家还有徐春羽、望素楼主等人。徐春羽进入“武林”较早，以《风虎云龙》、《碧血鸳鸯》等10 余部武侠小说驰名，内容和技巧上也都有可称之处。望素楼主则出道很迟，1947 年才开始从事武侠小说创作，仅留下了《胜字旗》、《夜劫孤鸾》两部作品，但却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在小说艺术上的成就，并不见得逊于上述诸家。
从1932 年到1949 年，这10 余年时间是民国武侠小说的全盛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武侠”纵横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远及南洋星马一带，亦可见侠影萍踪。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史上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进而把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步伐，踏遍了中国大陆的每一寸土地。民国武侠小说的创作和兴盛，至此也就戛然而止，销声匿迹了。
羊羽
凌叔华的剧本和陈西滢的小说
小说家凌叔华写过一个剧本，散文家陈西滢写过一篇小说，这对夫妇“反串”文体，都是新婚不久1928 年的事，如今知道的人极少了。
陈西滢的小说题名《菊子》，将近3000 字，是一个“陈世美”式的故事。
留学生小胡在日本娶了个温柔贤惠的妻菊子，小家庭生活过得很为单身的留学生们羡慕。后来小胡回国竟作了富户的快婿，不知底细的岛国女子却隔海痴心地苦盼郎归。这故事本身便有几分动人。小胡的同学李先生到菊子家探视，不忍说明真相而局促不安，只得王顾左右而言他。菊子母女迫切想知道小胡的近况但不便发问却又终于忍不住启齿了，李先生则吱吱唔唔不知所云，这在局外的读者读来是小说中最精采的一段。然而陈西滢毕竟不是小说行当的里手，既未对素材作必要的提炼，又不擅长故事气氛、人物情绪的渲染，性格刻划也失之粗疏，因而就全篇言，不过是近乎散文并非散文的平常之作。大概陈西滢由《菊子》醒悟到自己实在没有其夫人的小说才情，不然何以《菊子》之后他不再问津小说创作。
凌叔华的剧本是独幕剧《她们的他》。在政府供职的王文津，背着太太到京郊万牲园茶座与师范生余咏珍幽会。正情意绵绵，偏撞上不知趣的朋友，被拉走聊天。恰巧此时太太素兰带着儿子也来到万牲园茶座，于是一个太太，一个小姐，友好而热烈地交谈起来。等到王文津应付了朋友重回茶座，夫人和情人的身份同时曝光，剧本戛然而止。如果这个剧本搬上舞台，想来观众是要逃之夭夭的，因为全剧除末尾曝光的一刹那，让见异思迁的主人公尴尬不已，略给人以观剧的快意外，并未形成贯串始终的戏剧冲突，缺少起码的抓住观众的悬念。凌叔华早在燕京大学念书的时候，还曾编过两出英文短剧：《月里嫦娥》、《天河配》。据说在协和医院小戏园演出两天，票房效果极佳，为此剧本又刊登在北平的英文杂志《科学及文学期刊》（Jounnal of Science and Literature）上。后来凌叔华获燕京大学“金钥匙”奖，即与此有关。晚年忆及往事，她不无自得地叹道：“真出尽风头！”但它们的成功怕不在剧作艺术本身。况且有明显的“改编”性，或者说是另一语种的“移植”，难以视之为新文学中的剧作成果。作为新文学作家的凌叔华第一次创作的剧本，还应当是《她们的他》，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创作剧本。和陈西滢的小说创作尝试一佯，凌叔华也由这个剧本正视了自己并无写戏才干的现实。
熟悉凌叔华创作的读者，必定会从《她们的他》联想到她的小说《女人》。
小说的情节和剧本几乎完全相同，只是人物改了名字。王文津易名彬文，余咏珍则成了余玛丽，太太隐去“素兰”就称为太太。其实凌叔华是用同一素材再度进行了创作。虽然小说整篇都是对话，但已不再是供演出的本子而只作阅读（凌叔华的许多小说以对话为主要表现手段，善写对话是她的小说重要特色）。由于已不受独幕剧场景的限制，情节组织得相对完整充分了。交代了太太事先得知丈夫将有约会因而谋划对策，接着带了儿子来到万牲园，先躲在假山石后面，待丈夫被朋友拉走，便从假山后出来，故意手一松，使儿子的皮球滚到茶座的玛丽脚下，借机与玛丽搭讪而不点破玛丽与丈夫的关系，叙谈间竭力夸饰自己和丈夫感情甚笃，并假意邀请玛丽来家里作客，巧妙地亮出丈夫名字，明白地暗示玛丽，你的情人正是我的丈夫（玛丽不知彬文是已婚男子）。玛丽中断与彬文的关系是必然的了，晚上丈夫归来，太太仍不动声色地对沮丧的丈夫体贴备至，一场家庭风暴即此化险为夷。剧本是失败的，小说成功了。正如两个作品的题目所示，剧本的主角是“他”，遣责男性的不忠；小说的主角已让与“太太”，刻划了一个“女人”形象，这位太太工于心计稳操胜券，在新文学众多的女性形象中，她堪为罕见并颇具特色的一个，也充分体现了凌叔华描写女性心理精妙人微的艺术个性。后来凌叔华就用这篇小说题目做了她第二本小说集的书目。
陈学勇
胡子婴和她的小说《滩》
胡子婴曾是银行家章乃器的夫人，救国会成员。“七君子”被捕后，她在宋庆龄主席的倡导下，赴苏州参加“入狱运动”和几次探监活动，沟通消息，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大陆解放以后，她曾任上海市工商联秘书长。不久调北京，任商业部副部长。
她和茅盾夫人孔德沚是莫逆之交。旱在“五卅运动”前两年，那时胡子婴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工人，文化程度很低。一个偶然的机会，胡、孔相识，孔德沚善于交朋友，她们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从此胡子婴就常去孔德沚家作客，和他们全家包括孔德沚的丈夫茅盾熟识。胡子婴一面在工厂工作，一面补习文化。后来有几年她们失去了联系，等到三十年代她们重逢时，胡子婴已是章乃器的夫人了。并参加了救国会工作，因而结识了不少工商界上层人士和民主人士，她和孙夫人宋庆龄主席也有密切的关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茅盾为新疆的土皇帝盛世才的虚伪宣传所惑，受聘为新疆大学教授。于1929 年率全家去新疆工作。抵达新疆后始知盛世才的种种劣迹，茅盾靠在那里工作的共产党上层人士的指点和帮助，自己谨言慎行，终于以母亲在南方病故为借口，脱出了盛世才的魔掌，后来辗转去重庆工作。
茅盾和孔德沚到达重庆后，由生活书店帮忙，住在该店设在唐家沱的仓库里，唐家沱在重庆下游30 里，去重庆要坐轮船，交通很不方便，担比较清静，有利写作。
1944 年初春的一天，胡子婴忽然乘轮船从重庆来访。稍事寒暄，她就急于说明来意。原来这几年来她在工商界工作，遇到了许许多多不公平的事，国民党政府不但不给从战区迁来或新创的企业以帮助，相反，把它们压迫得透不过气来，摧残得生机尽失，难于生存。她身经目击，愤懑达于极点。她积累素材很多，酝酿已久，决心要把它写出来向社会控诉，但是她虽然文字通达，但要把这些写成小说，自知还没有经验，因而远道而来向茅盾请教。
茅盾一向反对用“写作速成法”之类的东西向初学者灌输。但是面前的胡子婴却是一个大忙人，她有生活，有激情，而且是非常高的激情，也有驾驭文字的能力。如果要她按部就班，先学好了理论再来动笔，她不可能有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她的激情也会消退，她准备写的小说，很多情节极易引起世人共愤，很有现实意义。如果要先学一大套写作理论，像她这样的急性子人是受不了的，如果因此而放弃了写作，那将非常可惜。所以茅盾只能变通迁就，择要他讲些小说应怎样结构，怎样突出人物这样一些基本点了。
这样一谈就是一天，连她和孔德扯说话都没有空。临了茅盾又着重说了一下“怎么写”，胡子婴答应回去就动笔，争取在两个月里写出第一稿来。
过了三个月，胡子婴果然携带写出的第一稿来唐家沱了。孔德沚陪着胡子婴说话，茅盾则拣一个清静的角落看稿。故事有头有尾，主题也明确，但不是小说，是某种政治观点的传声简。茅盾要她推倒重写，着重以艺术的手法形象地表现主题，要把环境写真，人物写活。茅盾还以这部作品为例，详细地谈了这部小说应该怎样写。胡子婴是要强的人，她没有因为写不好而气馁，她答应一定推倒重写。
又隔了三四个月，她三上唐家沱，把写了10 万字的稿子交给了茅盾。这一次写得很有进步，人物的性格也比较鲜明了。这部小说以章乃器为模特儿，在书中已经能看出他的影子了，书里也能见到作者自己的影子。茅盾看完对胡子婴说，这一稿基本上可以了，但还要作些修改。孔德沚很能体贴人，她怕胡子婴太忙太累，要茅盾代她修改。茅盾说，让她自己修改好，她有生活、有激情，改起来驾轻就熟，或许比我改的还称心。茅盾要她把稿留下，以便为她提一点具体的修改意见。
于是茅盾为这部稿子作了详细批改，指出应改写、应增删、应调整的地方，并在另外的纸上写下了比较详细具体的意见。胡子婴参照茅盾的意见对全稿又作了很大的修改，誊清后送到唐家沱来，这是她五上唐家沱了。最后茅盾又作了些文字上的加工和润色，像批改作文卷子似的（这是孔德沚的形容）在原稿上作了细密的文字修饰，然后把它推荐给开明书店。一年后，这部取名《滩》的小说，终于出版了。作者的署名用的是“宋霖”。为什么用这个笔名，作者本人和茅盾都没有提起过。其时正是抗战胜利之初，书的销售不好，加之作者用的是生疏的笔名，知者极少，因此销数很少，这是非常可惜的。
茅铨
刘半农的摄影生涯
提起刘半农先生，一般公认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闯将、初期白话诗歌的拓荒者、“语丝派”的坚强斗士、我国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
单就这样的评价已足见刘半农的文化殊勋，其实，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情趣广泛的作家，不仅精通考古，熟谙音乐，擅长书法，而且在摄影艺术上也有很高的造诣。
早在18 岁求学常州府中学堂时，刘半农就开始他的摄影生涯了。当时他买了一个小镜箱，玩过一两个暑假。1923 年秋季，他在巴黎苦读博士学位时，因为失眠严重，又买了一个小镜箱“随便玩玩”，以松弛心思，此后，每当巴黎举办摄影作品展览会，他都赶去参观；看到有关摄影的书报，他也时常翻阅。回国后，他于1926 年又参加了摄影艺术团体——北京光社。光社的前身是“艺术写真研究会”，成立于1923 年冬，是北京大学摄影爱好者们发起的我国摄影史上的第一个业余摄影艺术组织。
刘半农积极认真地参加了光社的艺术活动，时为1927 年至1929 年。他参加了光社会员的第四、第五次作品展览。当时这种摄影展览每年秋天举行，预展是在刘半农家的大厅——含辉堂里。吴郁周、吴辑熙、钱景华、汪孟舒等人都拿出自己的得意作品参展，他们一面品茶，一面评论，刘半农则常常抽着雪前烟，神情严肃地在大厅里踱来踱去，或是眯缝着眼仔细地审视着每一幅照片，慢慢地品评着，率真地议论着。展览会正式开幕是在北京中山公园董事会旁边的大厅里，旁邻著名茶室“来今雨轩”露天餐厅。在开幕前几天，刘半农总是全家出动，携妻带子帮助布置会场，时间又常在夜晚，因为这时的公园游客寥寥，气氛宁静。展览厅中灯火通明，几个小孩穿梭般地为大人们递送浆糊、胶水、锤子和钉子，刘半农则负责统筹布置展品。他的态度极为认真，手持一幅照片，总要把它忽上忽下、时左时右地移动着，用美学的观点多方面地审视位置，既要使作品本身鲜明夺目，又要让它与周围的作品协调一致。刘半农还探索过摄影艺术理论，1928 年1 月和1929 年1 月北京光社出版的《北京光社年鉴》第一、二集，均由他作序。在首集序中，他阐明光社的性质是“非职业的摄影同志所结合的团体”，这非职业的摄影目的“只在于求得自己的快乐，我们只是利用剩余的精神，做一点可以回头安慰我们自己的精神的事；我们非但不把这种的事当作职业，而且不敢藉着这种的事有所希求。”他在《光社年鉴·二集·序》中，批驳了好友钱玄同的“摄影不是艺术”、“学习摄影是艺术上的低能儿”等论调，并阐述了摄影艺术的个性化和民族性等理论问题。刘半农语重心长地强调说：“我以为照像这东西，无论别人尊之为艺术也好，卑之为狗屁也好，我们既在玩着，总不该忘记了一个我，更不该忘记了我们是中国人。要是天天捧着柯达克的月报，或者是英国的年鉴，美国的年鉴，甚而至于小鬼头的年鉴，以为这就是我们的老祖师，从而这样模，那样仿，模仿到了头发白，作品堆满了十大箱，这也就不差了罢！可是，据我看来，只是一场无结果而已。必须能把我们自己的个性，能把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趣与韵调，借着镜箱充分的表现出来，使我们的作品，于世界别国人的作品之外另成一种气息，夫然后我们的工作才不算在做，我们送给柯达克、矮克发的钱才不算白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7 年10 月，北京真光摄影社出版了刘半农自己设计封面的摄影理论专著《半农谈影》，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摄影艺术理论著作。该书写得轻松活泼，雅俗共赏。既对当时的各种摄影思想观点作了评论，又着重探讨了摄影艺术造型技巧的方法和规律。至今仍不失为一本有学术价值的参考书。
搞摄影当然不能纸上谈兵，刘半农就很注重实践，但因他当时任教于北京大学，忙于教学和科研，无暇搞专门摄影，所以总是借外出旅行的机会拍上几张。刘半农取物选景绝不马虎，常常是再三揣摩，并对每张照片都要煞费苦心地题写名称。例如他以诗人的独特敏感摄下了一枝孤独的依依垂柳，又加上富有诗意的题款，“春风不管人间恨，又送青青到柳梢。”就使画面显得生机勃勃。朋友们都称赞：“半农的摄影作品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
1927 年1 月，北新书局主人李小峰在“长美轩”宴请画家陶元庆，刘半农作陪。宴后，他携相机到就近的公园中猎取镜头，只见几枝融雪中的枯树微微摇曳，于是他摄下了一幅疏淡有致的《寒枝图》。1928 年大年初一的下午，来拜年的亲友们告辞后，刘半农目睹桌上杂物纷陈：果盘空虚，花生壳、瓜子壳和果皮堆成小山，几只茶杯旁的烟灰缸上还插着半截香烟，这时他立即按动快门，拍下了一张静中有动的照片，题名《客走之后》，构思新颖，技法自然。《光社年鉴》至今仍保存着刘半农自己也颇为喜爱的佳作：《莫于山之云》、《卖花姑娘》、《泪珠中之光明》、《山雨欲来风满楼》、《在野》、《齐向光明中去》、《夕照》、《舞》、《人与天》、《着墨无多》、《船艄头》、《平林漠漠烟如织》等，这些题材不同、风格迥异的作品当年在光社影展上露面时，引人注目，深得好评。天津著名摄影家、《北洋画报》主编冯武越曾前往北京观摩过光社举办的影展，他说：“全部作品，以刘半农者为特佳。”《北京画报》还特地刊出“光社摄影专号”，发表了刘半农的摄影文章，还刊登了他的佳作《归樵》和《捣衣》。
当年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刘半农，能在繁忙紧张的教学著译活动中抽空爱好摄影，并在实践与理论上均有建树，为我国近代摄影艺术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文坛佳话。可惜天不留人，半农先生在1934 年赴绥远、内蒙一带考察方音民俗时，不幸染上回归热病，撒手人寰，享年竟不足44 岁。
贺锡翔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译本的出版和传播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作的斗争。’”
这段光辉的名言，在中国，从40 年代开始，凡是追求进步和革命的青年，几乎人人都能背诵，把它当作激励和鞭策自己的座右铭。在中国广大的城市和农村，在神圣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诞生后在抗美援朝的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经济建设的各个岗位上，成千上万的干部和战士，除了随身的简单行装，不少人还带着写有这段名言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苏联著名作家H·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根据亲身经历创作的一部不朽之作。在这部小说里所描述的主人翁保尔·柯察金，在老一辈的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和教育下，由一个普通的青年工人锻炼成长为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形象和战斗历程。虽然保尔·柯察金并没有被写成为一个完人，而是有过大大小小的缺点和错误，有些则是苏联十月革命后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某些“左”的倾向的反映。但是他的奋斗目标始终是明确和坚定的。他按照联共党的指示度过自己的一生，在残酷的战火中他没有袖手旁观，在激烈的斗争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岗位，一直到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保尔·柯察金年轻坚强的一生像一面明亮的镜子，曾经激励和引导无数中国青年为祖国的独立、民主、自由和繁荣富强，创造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业绩！
小说的作者在苏联建国初期，在反对外国干涉者的残酷战斗中多次受伤，最后几次因头部和腹部受了重伤，造成全身瘫痪，双目失明，所以本书的创作过程是十分艰难的。作者的许多亲密战友和伙伴，有的以为他已经牺牲，有的认为他已经残废，不能再从事任何工作了。但是，正如同作家在他上述名言中所说的那样，为了要获得“进入生活的入场券”（H·奥斯特洛夫斯基语），他以对共产主义理想罕见的激情和异乎寻常的惊人的毅力，在瘫痪卧床情况下，战胜肉体上精神上的极大折磨和痛苦，经过多年非凡的挫折和奋斗，甚至在写成的第一次稿件在邮寄途中丢失之后，不得不从头开始。
最后终于在1932 年重新完成了小说的第一部分8 章，并在莫斯科《青年近卫军》杂志同年第4 期上发表。小说刚发表便惊动了苏联文艺界和整个社会舆论。小说的第二部分8 章是两年后的1934 年发表的。当年由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了全书的单行本。作家的故乡乌克兰首都基辅的青年布尔什维克出版社出版了乌克兰文本。接着又被译成苏联40 余种兄弟民族语言的文本，共计印行188 版，达150 万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出版，成为当时苏联青年和红军战士最喜爱的读物，并迅速流传到了国外，被译成法语、英语和德语等23 种文本出版。世界著名文豪罗曼·罗兰（1866—1944）阅读了这部小说后，给作家写信说：“……您的一生是一而且将永远是——千百万人的明灯。您将在这世界上成为一个精神上和平战胜个人命运的背叛的完善而崇高的模范。您与您的伟大的解放了的、在复苏中的人民成了统一的整体。您使自己巨大的欢悦也成了他们的愉快，成了他们的不能抑制的欢悦。”罗曼·罗兰在他的信中最后还说：“您是在他们之中，他们也在您的心中。”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最早有1937年潮锋出版社出版的段洛夫、
陈非璜的译本，1943 年国讯书店又出版过弥沙的译本，但这两个译本，已经很少为读者所知道。而影响最大、流传地区最广和流传时间最长的是1942年5 月远方书店在上海“孤岛”时期出版的梅益的译本。远方书店是泰风贸易公司开设的出版机构。泰风贸易公司是新知书店总店副总经理华应申在皖南事变后从桂林撤退到上海时建立的，作为同大后方和香港以及苏北、浙东等根据地联系的公开机构。远方书店出版《苏联文学丛书》等书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其中的一种。书店的名称“远方”，寓有身在“孤岛”，而时时刻刻瞻望着远在北方的革命圣地延安的意思。当时新知书店在上海还设有办事处，先后由王益、俞鸿模负责。这个机构的出版工作归梅益直接领导，曾经印行过《译报》、《时事丛刊》和《大陆》月刊等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办的刊物及秘密文件。
1938 年夏天，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将1937 年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的阿历斯·布朗英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交给了梅益，要梅益作为党组织交代的任务把它翻译成中文出版。当时梅益在上海办事处从事宣传工作，新知书店总店从上海撤往武汉时，有少数同志仍坚持在上海“孤岛”。
梅益既要编刊物，又要译书，不得不时译时辍，后因局势紧张，为尽快完成这项工作，在1940 年开始改为边翻译边排字，到全书译竣，刚刚出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了租界。梅益的译本出版后，远方书店通过各种渠道在上海秘密发行，同时将书籍运往苏皖边区和大后方。这就是当年人们见到的这个译本的由来。在相隔半个世纪后的1982 年，梅益在《深情的怀念》（载《人民日报》1982年11月2日）一文中回忆这段往事时这样说：“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时常怀着深深的敬意，怀念解放前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出版工作的同志们。他们那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几十年来一直激励和鼓舞着我。
这里我特别要提一下新知书店。大概是在1937 年冬或1938 年春，我开始和新知书店有了工作上的联系。在上海沦陷之后，所有书刊和报纸都停刊了，进步的书店开始向内地转移，好多作家先后离开了上海，有的到延安和敌后，有的到武汉、桂林、广州，有的到香港、南洋……。
接着梅益谈到为了打破日本的新闻封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采用外文报刊的新闻、通讯和评论，编辑了一份英文的《译报》，交新知书店办事处秘密出版，向生活在“孤岛”上的人们报道抗战消息和揭露日军侵略罪行。他还谈到当时将延安《解放日报》、《解放》周刊的有关材料编成的
《时论丛刊》和稍后的《大陆》月刊以及宣传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路线和政策的刊物交给新知书店办事处秘密出版发行经过。他接着说：“我翻译的《对马》（也就是《日本海海战》）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最后都由新知书店出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1938 年就开始翻译，……
（上海沦陷后）
地下党为了隐蔽和保存力量，开始撤退部分党员，收缩一部分工作，但新知书店还是留下少数同志坚持工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别的一些书仍继续排印，……在这样的情况下，30 几万字的，并附有10 几幅精美的铜版插图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是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出版，不但在上海发行，还送到内地和根据地去……。”梅益还说“在地下搞革命出版工作，本身就是战斗。他们这些大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不为名，不为利，随时有被捕、杀头的危险，但这没有吓倒他们。他们一样有父母妻儿，但没有什么工资，更没有什么奖金，一本好书的出版就是他们得到的最高奖赏”。
可惜的是，如此艰难曲折翻译出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译本的纸型和插图铜版，在经过重重困难从上海运到桂林新知书店总店以后，还没有来得及重印，在1944 年湘桂沦陷撤退去重庆途中，在黔桂铁路金城江车站遭到日机轰炸，连同新知书店的其他资产，全部被毁于这场战火的毒焰之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知书店总店从重庆复员回到上海，1946 年初重排出版了这部小说。在重排出版前，梅益的工作同样十分繁忙，不久他担任了中共代表团南京发言人，只能对译文明显的疏漏处作些改正。这个版本，从1946年6 月至1949 年8 月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大连中苏友好协会、河北朝城冀
鲁豫书店、太行群众书店、太岳新华书店、中原新华书店、华东新华书店、山东新华书店以及新知书店与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战后联合在大连建立的光华书店总店，都曾分别印行，受到根据地广大读者的热爱和欢迎。附带在这里说一下，在1949 年10 月新中国诞生前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又先后在北京、上海和重庆等地印行9 次达7.6 万册。1952 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关于出版专业化的决定，版权转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这部译本经刘辽逸重新校阅，到1965 年6 月，共印了26 次，印数达136.9 万册。
70 年代初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几次计划重印，由于“四人帮”对译者的无端诬陷，百般阻挠，未能印成。现在我们见到的译本，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译者再次校订过的新译本，其中包括参考了莫斯科外文出版局1957 年出版的普罗科菲那娃的英译本，以及黑龙江大学俄语系该书翻译组等译，在1976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译本。梅益的这个新译本从1980 年10 月至1986 年11 月，印行4 次，印数达59.6 万余册。
从1942 年5 月到现在，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梅益译的这部苏联小说前前后后至少有10 家出版社或团体，分别在全国不同的地区印行54 次，累计印数达200 万册以上。新中国诞生以前的印数，难以正确统计，还没有包括在内，根据地的出版单位，也只能根据现在所知道的情况，作简略的叙述了。
宁溪
三十年代文化界的“赛金花热”
近代名妓赛金花，被称作“清末民初名满京津的一个奇女子”。其所以“奇”，不仅是因为她风尘落拓、坎坷曲折的一生，而且还由于在庚子乱世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她曾与联军司令斡旋，舌战德公使夫人，并因此而名噪一时，蒙西太后亲自召见。以致在1936 年她去世前后，文化界又以她作为国难危境中振奋民心、共济艰危的精神药剂，激起了一股影响不小的冲击波。
赛金花本是姑苏城外七里三塘的一名青楼女子，略知文墨。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与回籍奔丧的苏州状元、兵部左侍郎、时任江西学政的洪钧结识成婚，成为“状元夫人”。同年洪被简派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赛金花即随洪出访。在欧洲，她出没于各种交际和外务活动场所，活跃开朗，艳惊四座，尤为一些青年军官所注目。其间，她稍习德语，曾结识了德国军官瓦德西。4 年后，洪钩回国，不久暴卒。赛氏受不了清苦生活，乃脱离洪家，先后在上海、天津、北京挂牌接客，重堕红尘。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一天，几名洋兵来赛寓劫掠，赛听到他们嚷着德国话，便以不甚流利的德语与之对话。德军甚觉疑惑，问及身世，她便把曾经出访德国、结识俾斯麦宰相和瓦德西中将以及与德国皇后合影等事一一讲出，并出示当年的合照。几名士兵闻后颇感吃惊，向她立正行礼，乞求宽恕。又谓瓦德西就是八国联军元帅，将回去报告云云。翌晨，果有两名德兵赶着马车来赛寓，邀她去德军兵营见瓦德西。两人相见，重叙旧情，谈吐投机。赛倾诉着颠沛流离之苦，瓦德西送给她许多掠来的衣物和现洋，之后，两人每天聚首，交往甚密。赛金花便利用这一特殊关系及瓦德西在联军中的权威，维护京人利益。德国兵以德公使克林德被杀，进城后烧杀最凶，还传说要把西太后剁成肉馅。赛金花常常规劝瓦德西，瓦德西允之。在李鸿章受西太后命与联军和议时，德使克林德夫人提出必以西太后偿命为和谈条件。赛氏又屡访当年在德时有一面之交的克林德夫人，最后说服了她。作为报答，西太后回京后在颐和园召见了赛金花。联军撤后，赛氏重操旧业，屡经变故，至1936 年12 月初在穷困潦倒中凄凉死去。
赛氏之死本是桩不起眼的小事，却在文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30 年代是中国内忧外患日深的岁月。至1935 年底，日本侵略者控制了华北五省，中华民族的半壁江山成为日本铁蹄下的殖民地。南京国民政府却致力于“剿共”
战争，内战连绵，民怨沸腾。文化界的人们触景生情，纷纷从历史的追忆中寻找材料，批评政府消极御外国策，唤起民众自救之心。赛金花30 多年前的奇异经历遂为各书报杂志作者以及编剧们所瞩目。
赛金花谢世的第二天，南北各报便争相刊出有关消息，北京有影响的《晨报》、《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大晚报》、天津《大公报》、南京《中央日报》、上海《申报》等先后刊出大量纪念文章，介绍赛氏身世及离奇生涯。
据当时报载，早在赛氏去世前的1934 年，著名学者刘半农等连日访问赛金花，其学生商鸿逵依据这些材料写成的《赛金花本事》面世，一时成为俏货。山西易俗社在北平吉祥戏院上演《赛金花》一剧，由王天民饰赛金花，赛本人也应邀观剧，盛况空前。1936 年4 月，著名剧作家夏衍创作的《赛金花》剧本发表于《文学》月刊。同年11 月，“眼看着第二次庚子事变要重演于北平，熊佛西也着手草《赛金花》剧本，企图借以唤起国人，共御外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