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孽海花续集》、《赛金花外传》、《赛金花传》等传记作品相继刊印出版。尤其是赛死后夏衍《赛金花》剧本由上海四十年代剧社公演更是轰动一时，著名演员王莹、赵丹、崔嵬等领衔主演。当时众多报纸连篇累牍发表评论，有的说：“际此绥东炮火声中，此历史悲壮哀艳之名剧，益令观众感到无穷之兴奋与感叹。当距今三十七年前，八国联军入北京城，清帝蒙尘西奔，城中乃处异族铁蹄下，三千壮士齐下拜，竟无一个是男儿。独名妓赛金花以一弱女子，往见统帅瓦德西，……”又谓中华民族于目前之苦难时代，“对于赛金花的出现，有一种深刻的联想”。有的则言，闻悉赛金花在北国危城的救民之举，“联想到当前状况，于是就想以揭露汉奸丑态，唤起大众注意，……将那些在这危城里活跃着的人们的面目，假托在庚子事变前后的人物里面，而写作一个讽喻性质的剧本”。有的评论认为，“在国家飘摇之秋，兵荒马乱之际，一个妓女身上还闪动着爱国热情，尤其同那些鼠窃狗盗者比较起来，更显得她的人格神圣伟大！”有的提出质疑：“现在赛金花死了，赛金花的时代是否也随着赛金花的死而死了呢？”
《赛》剧在上海连演十数日后即去各地巡回演出。1937 年1 月在南京民国大戏院上演，竟为国民政府明令禁演。
赛金花晚年家境窘迫，死后连棺木也没有，北平文化界众多名流如沈均、杜润芝、孙晋卿、李青山、刘耀庭、李苦禅、郑颖孙等先后发起募捐，并建立丧葬筹办处。一些社会团体及上演赛剧的剧社也纷纷捐赠。是后，赛金花被安葬于北平城南的陶然亭———个多少年来为诗人墨客所咏叹的地方。
朱坤泉
缘缘堂主人丰子恺
画家丰子恺向往平等自由民主的新社会，尤其渴望人人都似儿童般赤诚相见。丰子恺说：“我要尊重自己的个性。……就要自成一家，不要依附人家。……”他的漫画的确独创一格，不必署名，人们能一眼看出是他的作品。
读者诸君：你们到过缘缘堂吗？如果没有到过，请让我作向导，到这位画家、文学家、美术音乐教育家丰子恺的故居去吧。如果从上海出发，在人民广场坐4 小时左右长途汽车，可以到达浙江省桐乡县。然后，在那里转车，或者搭乘个体户的小三卡，大约20 分钟就可以到达石门镇。从杭州去，只要2 小时长途汽车。到了镇上，无论问谁，都会告诉你缘缘堂在哪里。
石门镇地处古运河畔。运河流经那里时，由西南方向折为正南方向，形成一个湾，因此又称石门湾。据传说，这里正是春秋时期吴越分疆之地。
运河的西边有一条后河。后河西岸当时有一家百年老店“丰同裕染坊”，是丰子恺的祖上开的。染坊后面有3 开间的老屋，两旁为丰氏族人所住，丰子恺的父亲丰鐄住在中间。丰鐄是前清末科举人。中举后遭母丧，3 年居丧期间不得出仕。只得在家开设私塾，藉此菲薄的收入，抚养妻子钟云芳和七女三子（多夭折）。丰子恺生于1898 年11 月9 日，排行第七，是长子。小名慈玉。至今乡亲回忆起他时，还有人称他为“慈哥”、“慈伯”。当年，这老屋曾庇荫于丰鐄一家。1906 年丰子恺9 岁时，丰鐄因患肺病而与世长辞，留下寡妻孤儿，苦度光阴。老屋又庇荫了丰子恺20 多年。直到1933 年春，才在老屋后面建造了这所新屋缘缘堂。当你们跨进缘缘堂时，一抬眼就会发现一对烧焦的大门。怎么回事？看了大门上的说明，你就会明白：原来这缘缘堂是重建的。早先的缘缘堂已在1937 年抗战的烽火中与老屋一同化为灰烬，而只有这对烧焦的大门被人抢出，保存到了今天。堂内陈列着一块石柱基，也是当年的原物。此外，整个房子都是重建的。1983 年由桐乡县政府发起这件事，新加坡高僧广洽法师是丰子恺的挚友，立刻捐款资助，缘缘堂才得按原貌于1985 年建成，在堂主人逝世10 周年的9 月15 日举行了隆重热闹的落成典礼。
画家丰子恺
丰子恺幼时在父亲的私塾中读《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
父亲去世后，又转到另一塾师门下读《论语》、《孟子》等。但天才的萌芽在丰子恺六七岁时就开始抽发了，他对图画特别感到兴趣。他曾偷偷地在《千家诗》的木版画上用染坊的颜料着色，因颜料渗透了好几层纸而受到父亲的呵责。又曾“偷”父亲的芥子园人物画谱来印描人像。10 岁时，丰子恺应塾师的要求画了一幅放大的孔子像，从此石门镇上传开了“小画家”的名声。
参观缘缘堂的诸君一定会注意到，那里的陈列品及照片中有不少是与李叔同（弘一法师）有关的。说起这位前辈，实在叫人尊敬。李先生是中国第一个男扮女装在日本演话剧《茶花女遗事》中茶花女角色的，又是第一个主编出版了《音乐小杂志》（均在1906 年）。此外，他把油画艺术、钢琴音乐介绍到中国来，可以称得上新文艺的先驱者。李先生不仅擅长音乐、戏剧、绘画，还精通书法、文学、诗词，又懂日文。正是这位全才，成了丰子恺走上艺术道路的启蒙老师。1914 年，丰子恺在石门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高等小学后，以第三名成绩考进了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李叔同便是该校的图画音乐老师。丰子恺入学后不久，便偏爱这两科，其他各科成绩显著下降。李叔同是最早在中国推行模特儿写生的。丰子恺一向从事临摹，到这时候才“觉今是而昨非”。他在第一师范打下了扎实的写生基础。毕业后，到上海与同学吴梦非、刘质平一起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自己任教美术课。
此时，正值欧洲文化东渐。丰子恺求学的一个特点，不是“不求甚解”，而是“寻根究底”。他觉得凭他现有的这点可怜的知识“闭门造车”，对不起学生，也对不起自己。他读了几册日本美术杂志后，决心东渡日本，凭借李叔同先生教给自己的一点基础日语，到日本去了解西洋绘画概况。由于经济困难，他在日本只待了1O 个月就不得不回来继续以执教为生。但在这10 个月里，他闻到了国外美术界的新鲜气息。他买回许多日文书、英文书，从此开始了编译介绍西洋音乐美术知识的工作。一生出版了40 多种这方面的著作和译本，如《音乐入门》、《西洋画派十二讲》、《艺术概论》等。现今有不少中老年音乐美术工作者，都是从他这些书中受到启蒙教育的。
然而，丰子恺主要是以画家闻名于世。缘缘堂内藏有他的一批真迹，这些大多属于晚期作品。早期的只见之于印刷品，手迹几乎完全没有保存下来。
他的画，早期与晚期有明显的差异。
丰子恺最早发表漫画是在1922 年，载春晖中学校刊。他的早期漫画，受到日本画家竹久梦二和中国画家陈师曾等的影响。但他创立了自己独特的“子恺漫画”风格。据说“漫画”二字是他1925 年在上海《文学周报》发表《燕归人未归》一画时首次使用的。因此也有人称他为中国漫画的鼻祖。其实漫画的出现还要早些，只是在他的画上首次使用这名称罢了。
子恺漫画在形式上的特点是寥寥数笔，注重神似，有时意到笔不到，有时则采用夸张手法。在内容上的特点是“小中能见大，弦外有余音”。他自己说，他希望“一幅画可以看看，又可以想想”。画具上的特点，是使用毛笔宣纸，不敷色。形似中国画，但又不像中国画。
早期子恺漫画的内容，主要是写儿童，写社会。儿童是丰子恺永恒的主题，他认为“人间最富有灵气的是孩子”。他赞叹儿童的率真、纯洁。与此同时，他诅咒成人社会中的虚伪、奸诈、压迫、不平等。他对劳动人民寄予莫大的同情。曾作《最后的吻》（因贫穷而送亲生婴儿入育婴堂）、《劳动节特刊的读者不是劳动者》（是有闲阶级）、《人如狗，狗如人》（人拉板车，狗坐汽车）等画以鞭答当时社会的不合理现象。他向往于平等自由民主的新社会，尤其渴望人人都似儿童般赤诚相见。
以黑白画为主的子恺漫画到后来发展为彩色风景画。风景画中的人物在幅面上虽然不一定占主要地位，在内容上却往往仍是主体。作彩色风景画的转折点发生在抗战期间。离开了江南的平原，来到山水雄伟的大西南，他笔下就开始出现峭壁奇峰、层峦迭嶂。不过，西湖上的碧水青山常在他的记忆之中，所以也经常出现在画面上。缘缘堂收藏的作品，大多是后期的画。
无论是他早期的黑白漫画或后期的彩色风景画，都有独创一格的特色。
他说：“我要尊重自己的个性。……我要自成一家，不要依附人家。……”
他的画确是自成一家。我们在古人的作品中，从未见过有他这种风格的画。
作为画家的丰子恺之所以特别受人瞩目，恐怕也在于此。
丰子恺一生出版了《子恺漫画》（1925年）、《儿童漫画》（1932年）等40 多种画册。他逝世后，后人又编印了他的彩色《子恺风景画集》（1983年）等。
文学家羊子恺
在缘缘堂的陈列室里，诸君可以看到一支桔红色的派克自来水笔。这是丰子恺早年使用过的。“缘缘堂是从这支派克笔里写出来的。”——一提到这支笔，丰子恺往往这样说。的确，在建造缘缘堂之前，丰子恺在浙江上虞县吞晖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教图画音乐的同时，撰写了不少著作，大多是音乐美术理论，但也有随笔小品散载于各杂志上。1931 年，上海开明书店为他结集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这正像第一本《子恺漫画》一样脍炙人口，使丰子恺的名字越来越受到广大读者的注意。
缘缘堂建成时，丰子恺已辞去一切职务，在家专事写作。这是他多产的黄金时代。他的随笔散载于《宇宙风》、《东方杂志》、《人间世》等杂志，
先后结集又出版了《随笔二十篇》、《车厢社会》、《缘缘堂再笔》等散文集。
随笔虽然属文学作品，但对丰子恺来说，与漫画一样，也是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一种手段。他说：“在得到一个主题以后，宜于用文字表达的就写随笔，宜于用形象表达的就作漫画。”因此，“漫画”和“随笔”，对他来说是一对孪生姐妹。
缘缘堂随笔的内容，和漫画一样，也是以写儿童、写社会为主。有时在这一类题材中寄寓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例如在《儿女》（1928 年）一文中，作者说：“世人以膝下有儿女为幸福，希望以儿女永续其自我，我实在不解他们的心理。我以为世间人与人的关系，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朋友之情，……是一切人情的基础。”在《杨柳》一文（1935 年）中，作者赞叹杨柳“高而能下”，“高而不忘本”，厌恶别的树木“凭仗了东君的势力而拚命向上，一味好高，忘记了自己的根本。”在《车厢社会》（1935 年）中，作者看到火车的车厢中有人多占座位，排斥“和平谦虚的乡下人”，他感到可惊可笑又可悲：“大家出同样的钱，购同样的票，明明是一律平等的乘客，为什么会演出这般不平等的状态？”“那些强占座位的人，不惜装腔撒谎，以图一己的苟安，而后来终得舍去他的好座位。”是的，人总是要下车的，好比人总是要死的一样。可是在这短暂的一生中，有人却要把自己的享受建筑在他人的困苦上。作者慨叹说：“总之，凡人间社会里所有的现状，在车厢社会中都有其缩图。”
丰子恺向往于平等自由民主的新社会。抗日战争的爆发，曾经点燃了他的满腔怒火，激起了他炽烈的爱国热情。他在大后方任教于桂林师范、浙江大学、国立艺专的同时，作了不少抗战漫画，写了不少抗战随笔。抗战胜利，1946 年他复员到杭州，以为可以迎来一个劫后欣欣向荣的新社会，但等待着他的是横征暴敛、贪污舞弊、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局面。1948 年秋，他旅游台湾后在厦门小住。当1949 年传来解放大军即将南渡长江的消息时，他的愉快心情可想而知。立即携眷北上，定居上海，迎接解放。
50 年代，丰子恺开辟了第三外语俄文，翻译介绍了不少俄文作品，如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1955 年）等。60 年代上半期，他从日文译出了世界最早的长篇小说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这10 年来，他虽然担
任了上海中国画院院长（1960年）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1962年前为副主席），但不必去上班。他与妻子徐力民扰育成长的四女三男也都已独立生活，所以有空旅游祖国各地名胜，还北上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写了不少游记和诗词。
然而，到1966 年中，平等自由民主的新社会又变得那么遥远了。而且情况很糟，竟搞起文字狱来。丰子恺以冷静的宗教哲理心情对付这场风暴。在住“牛棚”的同时，他仍不忘耕耘自己的园地。他翻译日本古典小说《落洼物语》等，写了30 多篇回忆往事的文章，自编为《缘缘堂续笔》，与六十年代初已编而未能出版的《新缘缘堂随笔》一同遗留给子女。他预见到这些作品定有重见天日的一朝。果然，继《源氏物语》上中下3 册于80 年代初出版后，《落洼物语》也于1984 年出版，《新笔》和《续笔》也陆续问世。
人格家丰子恺
人格家，是没有这个名称的。但我在这里姑且生造了这个词。你听听缘缘堂参观者、乡亲们以及各地读者的反映：他们不仅喜爱丰子恺的艺术，更崇敬他的为人。都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没有半点儿追名逐利的气息。
日本的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把丰子恺的随笔译成日文，于1940 年在日本创元社出版时，在《译者的话》中评丰子恺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这并不是因为他多才多艺，……我所喜欢的，乃是他的像艺术家的真率，对于万物的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如果在现代要想找寻陶渊明、王维那样的人物，那么，就是他了吧。他在庞杂诈伪的海派文人之中，有鹤立鸡群之感。”朱光潜先生在《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一文中说：“一个人须先是一个艺术家，才能创造真正的艺术。子恺从顶至踵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行笑貌，全都是艺术的。”
当然，有人会说：丰子恺没有投入火热的斗争中，没有一套马列主义的理论，不是一个左翼作家。是的，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佛教徒呢。李叔同先生于1918 年39 岁时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当了和尚，这对丰子恺产生很大的影响。由于人生问题而陷入苦闷的他，终于在佛教的哲理中获得了解答。1927年，他皈依弘一法师为三宝弟子（法名婴行）。说起缘缘堂这名称，还与弘一法师有关呢。就在那一回，弘一法师叫他把他所喜爱的字写在纸片上，团成小球，撒在释迦牟尼供桌前，抓两次阉，抓到的都是“缘”字，便给他当时在上海江湾的寓所取名“缘缘堂”。所以1933 年落成的新屋也用了“缘缘堂”这名称，但弘一法师对他的影响，决不是消极的。早在师范时期，他就教导丰子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意思就是说：“读书人要首重道德，次重文艺。”丰子恺牢记这条箴言。所以他不慕荣利，不事权贵，修身养性，安贫乐道。弘一法师还以自己认真的作风感染了丰子恺，使他一生认真学习，认真工作。
在抗战期间辗转流徒的途中，丰子恺时常由于其道德文章之感人而受到读者的热诚相助，解决舟车等困难。石门镇上缘缘堂的重建，也有赖于许多甚至未曾见过一面的私淑弟子们热心捐助。
缘缘堂主人虽然已在1975 年9 月15 日长眠了，但其留下的影响恐怕不止十年百年，人们会永远怀念这位纯朴率真的艺术家，正如叶圣陶先生在悼诗中所说：“潇洒风神永忆渠！”
丰一吟
（第108页为丰子恺照片）
《三毛》始生记——张乐平艺事录
张乐平以画长篇漫画《三毛》出名。这位从30 年代就出名的漫画明星，如今已近耳顺之年，到了该退休的年纪了。当然，三毛在人们的心目中，永远是个只长三根头发的调皮小孩子。台湾有位女作家叫三毛，据说起这个笔名与她童年时看过张乐平的三毛漫画有点关系。可是据她自己说，中国家庭例称自己家的孩子大毛二毛三毛，三毛之名，盖出于此。究竟如何，不去考证。提到台湾的三毛，就使人联想到张乐平的三毛，可见小三毛的知名度是很高的。
张乐平，浙江海盐人，早年家境不裕，很早就到上海做了美术学徒。说来也巧，他与叶浅予都是三友实业社的广告绘图员，叶浅予前脚出，张乐平后脚进，先后同事，以后又都成为无师自通的漫画家。上海的广告画，造就了很多画家，张光宇、叶浅予、蒋兆和、张乐平，都是画广告出身的。
30 年代的上海漫画家，多数是自学成才。他们虽然没有经过严格的素描造型训练，却在描绘社会生活的实践中掌握了造型技巧。当然，也有点外国漫画的师承。张乐平的造型功夫，在同济画家中，是名列前茅的。后来他画抗日宣传画，人物造型扎实，经得起解剖，这要归功于他早年积累的造型功夫。这种功夫，在他《三毛流浪记》的人物中，也在在可见。
张乐平笔下的三毛，三根头发，大头娃娃，有点幽默感，有城市小孩的种种调皮相。三毛的出现，大概与美国狄斯尼笔下米老鼠、唐老鸭出世的时期差不多。早年的三毛与早年的米老鼠唐老鸭，至今还是孩子们的宠物，为他们开辟了有趣的艺术世界。
乐平早慧，从小就画龙画虎，后来居然靠这点造型技巧到上海谋得了画广告的职业，时在20 年代末。那时，上海是南方文化的中心，造就了一大批文学家和艺术家。现代中国漫画的兴起，也正在那个时期。粗略地算一下，丁悚、黄文农可算第一辈，鲁少飞、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为第二辈，张乐平、华君武该是第三辈了，丁聪大致也可以排进这一辈去。那时，上海有人口二三百万，是全国第一大开放都市，繁华为香港所不及。西风东渐，外国玩意儿大量涌入，外滩一带洋楼如排岭而立，第一座中国人自建的高层建筑国际饭店也在跑马厅对过打桩营建，灯红酒绿，市面繁荣。初具现代气派。
但是当时的这些穷画家，自然只能在中国地界的老式弄堂房子里群居，栖身于亭子间里。有稿费时，到租界去看场美国电影，到舞厅去试一试华尔兹或勃鲁斯四步头，花1 块钱买若干张舞票享受一下；囊空如洗时，便在家里作画，啃大饼油条度日。张乐平那时，也是这样。
后来，张光宇、张正宇兄弟在麦家圈，即现在的山东路，找了一间房子创办《上海漫画》，王敦庆、叶浅予均为其成员，张乐平的“三毛”便在此时与“王先生”一起登场，一老一小，成为上海滩上两个喜剧人物。那时的小三毛很幽默，大概是因为年轻的画家张乐平本人也很幽默。手头有两张1936 年的三毛，一张是《三毛得计图》，画三毛向爸爸要果子，先遭拒，后哭闹，再动计，四成功，他是用大喇叭吵得父亲看不成报，把果子弄到手，很有一点计谋。另一张是《三毛失算图》，画三毛先以一个苹果为代价，找一个伙伴为他报一骂之仇，待仇人被击倒，三毛把一个吃剩的果核献上，挨了一记者拳；他再找人以两个苹果的代价报一拳之恨，结果上了一对连档码子的当，以喜剧收场。这些三毛得计和失算的故事，充满儿童生活的情趣，一点也不成人化。听说画家小时候也有这类故事，有回偷喝家酿的老酒，醉倒在酒缸旁边呼呼睡去。原来三毛之调皮，渊源有自，非出偶然。乐平后来有杜康之好，可能跟童年的偷饮醉倒经历有关。
1937 年“八·一三”的炮火，使上海的文艺家们走出亭子间，奔赴战场。
张乐平也随抗日漫画宣传队到了南京，叶浅予是领队，他是副领队；同行者有胡考、特伟等。战争使这些漫画家也拿起大画笔画抗日宣传画，印成招贴，贴遍大江南北，鼓动同胞们起来，投身拯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南京失守，漫画队到了武汉，随后一分为二，由张乐平带一个小分队到第三战区工作，廖冰兄、陆志库随行，以后又有特伟参加。廖冰兄是广东画家，画风泼辣，思想犀利，他后来在重庆作《猫国春秋图》，鞭挞大后方的弊端，引起震动，很像一颗漫画原子弹。陆志庠是苏州画家，自小失聪，他的社会素描，笔力功底深厚，对劳动者的生活观察入微，成为自成一格的艺术。特伟一向作国际漫画，并具深厚的文学修养，后来成为我国美术电影的创建者之一。这个小分队，人员不多，战斗力却很强，出版漫画专刊，举办抗日流动画展，做了不少工作。从1938 年到1945 年，漫画队人员星散之后，独有张乐平一人带着妻子儿女在东南华南一带坚持工作，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战争使乐平艺术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期间，他曾经与木刻家万湜思在金华编过《刀与笔》杂志，到浙西天目山画过一批十分出色的战地速写，他开始寻求艺术的新天地。看一看他1941 年所作的自画像，笔墨恣放，已非早年的漫画面目。如果照这样的路数画下去，他很可能找到一个类似毕加索那样的艺术天地。当然，毕加索那一套，在中国行不通。因为两国的艺术传统与环境都不一样，人们的欣赏习惯也不同。不过，就艺术而论，这样的笔墨，总比他后来的拘谨要好。
1946 年，张乐平回到上海，开始创作《三毛流浪记》这个大为成功的作品。三毛艺术到此是圆熟了，画家也为此获得盛名。炎凉世态在作品里被揭露无遗，流浪儿三毛赢得了社会与小读者的广泛同情，不少孩子居然替三毛寄了御寒之物，天真不混，人性不灭，显示了当时社会的希望之光。与《三毛流浪记》同时期创作的，还有另一套《三毛从军记》，调侃国民党军营生活的腐败与颟顶，喜剧效果更好，三毛又回到了老早的调皮模样，自然也不免受点皮肉之苦。不过，相比之下，这时期的三毛，已有一点成人化的倾向，童稚时期的天真，已有所减退。社会的腐败与不平，促使受压抑的孩子早熟，画家也无心幽默了。
当然，人总是要长大的，要变老的，当年在银幕上演过三毛的童星，如今也已人到中年了。三毛从出世到现在，早已过了知命之年，张乐平也是近90 高龄的老人了。健康状况已不容许他再作三毛，但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三毛依然是今天孩子们的欢乐伙伴。
叶冈
京城官场风情图——叶浅予和他的《小陈留京外史》
叶浅予早年以长篇漫画《王先生》享名画坛，40 年代以后转向中国画，成为自成一格的舞蹈人物画家。他的速写画成就，尤为画界所公认，称他为速写大师，可以当之无愧。
叶浅予生于1907 年。从1927 年发表第一幅《王先生》算起，至1987年正满从艺60 周年，双寿临门，这年早春他为此写了一首打油诗：“一年一年复一年，似水流年又十年。古稀曾叹崎岖路，而今笔老志犹坚。借瓮蜗居足三年，甘雨小院遭拆迁。画思渐稀文思寄，细叙沧桑记流年。”他是打算80 忆往了。
本文写叶浅予1936 年寄寓南京画《小陈留京外史》的经过。叶浅予的《王先生》与《小陈留京外史》，从1927 年画至1937 年，足足10 年；作品的内容，充分反映了民国时期的社会与官场众生相。
1936 年春间，上海有张报纸登了一段“叶浅予失踪”的消息，一时引起人们的猜测。其实，浅予并未失踪，他是应南京《朝报》之约去创作长篇连载漫画《小陈留京外史》去了。他把时代画报的编务交给了张常人，与女画家梁白波结伴赴宁，幽居石头城，开始了王先生艺术的续篇创作。《王先生》是中国现代漫画的一部成功之作，尽管当时时论对它的评价如何不同，至少有三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第一，为读者留下了一份丰富的上海生活史形象资料，一部30 年代的上海世相图。第二，推动我国众多连续漫画的出现，如三毛、牛鼻子，以致克先生等等，而王先生是他们的带头羊。第三，王先生本身是成功的喜剧形象之一，尤其是把王先生搬上银幕之后（上海新时代影片公司出品，汤杰饰王先生，曹雪松饰小陈），赢得了更多的观众与读者。
《小陈留京外史》是王先生艺术的发展，讽刺的锋芒从社会领域伸展到政治领域，画家在小陈这位玩世不恭的五品尊驾身上作了一次官场的解剖，上联一品大员，下及诸色皂隶，活画出一幅谐谑的官场风情图。
金陵是古来形胜之地，昔日王谢府第所在，南唐后主欢乐伤感之处，久为帝都，人文荟萃，六朝金粉，造成了南京特有的古典风味。30 年代的南京城里还走小毛骡，从下关进城或乘马车，大街通衢，蹄声得得，节奏比上海闲适多了。车过鼓楼，新街口、大行宫，顺着建康路，可以听着蹄声悠悠地到达大有名气的秦淮河。一路之上，诚如唐人诗中所说：“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景物虽异，却可以引动人们的历史回味。
发表《小陈留京外史》的《朝报》是30 年代南京的畅销报，4 开8 版，主持人是王公弢，陆小洛是副刊主编之一。朝报馆设在新街口，沿街大玻璃窗里安着一部小型轮转印报机，做报纸的活广告。那时用小轮转机印报，算是现代化了。30 年代的南京，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开始投资建设，从捐江门通往鼓楼的路上，两旁盖起琉璃瓦顶的新建筑，为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和铁道部所建。国民党高级俱乐部励志社也是大屋顶；新街口建筑则趋向洋化，新盖的专映外国影片的新都和大华电影院，都很洋气；洋行建筑也在新街口出现，霓虹灯下的西文书店橱窗里摆出刚出版的畅销小说《飘》和赛珍珠所写的中国时髦小说，鼓楼一带也出现了新住宅区，小毛骡旁边飞过扁形的福特新轿车，六朝气味中又增添了舶来香泽。那时的南京就是这么一幅土洋杂糅的画面。
浅予那时住在国府路（现为长江路）的德邻村，一组两层楼的新式里弄房子，他住楼下，陆小洛住楼上，编者作者合住一所房子，一时会聚了不少文士画友。陆小洛在上海小报界很有名气，主编过颇有影响的《辛报》，40年代后期去海外，以后定居美国旧金山，80 年代末病逝异域。那时，南京文艺界的规模不如上海，但也自成格局。高龙生是土生土长的南京漫画家，画风利索，出手很快。刘元在《南京晚报》画长篇漫画《克先生》，曾持续多年。在南京同行的眼里，浅予是上海画家，五日京兆，住不长的。其实，他在南京住得并不短，《小陈留京外史》就足足画了一年有余。那时与浅予过从最多的画家是张仃，他那时刚被营救出狱，住在南京，行止未定，偶尔在报上作些政治讽刺画，出笔不凡，辛辣无比。还有一位从法国回来的美术理论家李宝泉，也是德邻村的常客。偶尔也为《朝报》副刊作些评介法国画派诸家的短篇文字。差不多成为德邻村浅予家一员的，那便是聋子画家陆志庠了。陆是苏州人，他从小失聪，毕业于苏州美专，他的社会素描在画界是很有名的。
《小陈留京外史》是叶浅予最成熟的一套漫画作品，造型泼辣，线条流畅，无拘无束，在艺术上达到了圆熟的境地。《背遗嘱》是其中最辛辣的一幅，讽刺京官小陈苦背总理遗嘱的颟预相，到临了主持周会，还是背不出，结结巴巴，众僚属为之尴尬。《查票》一幅，侧写官场裙带风，小陈坐头等车晋京赴任，部长是他的娘舅，次长是他的丈人，乘警查票，小陈自报家门，乘警被他的来头所吓退。浅予把小陈带到南京让他作个小京官，演出一场新官场现形记，是绝妙的创作主意。小陈的官职不大不小，时大时小，随着题材之变化而改变其官职，让这位海派人物尽日周旋于京官社会的饭局、牌局、茶局、舞局，以及种种勾心斗角的旋涡之中，出尽洋相。为了画好这套小陈外史，叶浅予走遍南京的大街小巷，从新街口的瘦西湖餐厅到夫子庙的六朝居茶馆，从官员的客厅到名流的沙龙，他观察京城人物的形形色色，猎取形象资料，收集笑料素材。
浅予在南京除专心致力于创作《小陈留京外史》，还画过许多独立成章的漫画速写。据他自己说，这是从为长篇漫画搜集形象素材，逐渐过渡到通过某些独立形象直接反映社会矛盾的尝试。在这方面，夫子庙的奇芳阁和六朝居帮了他的忙。他说：“我在南京坐茶馆，观察进进出出的九流三教人物，捉摸他们在想些什么，将干些什么，把他们画下来，写上个标题或题上几句词儿，点出他们的身份，借以反映蒋家京城某些社会面貌。有一幅速写，画着一个提鸟笼的茶客，聚精会神在看报，题词说：“他有一块小小的地皮，坐落在国民政府后面，所以很注意时局是否将有变化。’另一幅画一个看相先生，标题‘他知道别人的命运，但是不知道自己的夜饭米在哪位茶客的口袋里。’”（见《漫画与速写》）这些钢笔速写，形象夸张，铁划银钩，真够味儿。
1937 年抗战军兴，南京再一次成为南朝的建康，人们仓皇出走，空遗下一个暮鼓声声的石头城。叶浅予带领抗日漫画宣传队奔赴武汉、重庆，进入中国的腹地。《朝报》亦迁至昆明出版，抗战胜利后回南京复刊，但那时的舆论重心已移到《新民报》，旋即自行消失。德邻村也转为《新民报》的宿舍，那位出名的副刊圣手张慧剑就在那儿住过多年，编晚报副刊《夜航船》，写辰子说林，过着无拘无束的独身生活。笔者先后曾两临德邻村，两位颇负时望的副刊主编张慧剑与陆小洛，已先后物故。而曾与小洛为邻的叶浅予，则依然自强不息，眼前暂居北京紫竹院中国画研究院的画室，开写他的艺术往事，金陵那段创作生活，应该是他艺术生活中有份量的一章。
叶冈
从沦落风尘到知名世界画坛
——旅法中国女画家潘玉良的真实故事
以潘玉良为主人公的影片《画魂》，已经开拍。观众们期盼这部影片早日拍成公演。
笔者现就潘玉良的身世经历、爱情故事及艺术生涯这些为大众所关切的问题，作一简要介绍，想来读者是有兴趣的。
传奇式的婚姻
公元1906 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夏，当17 岁的潘赞化乘船沿长江东下，途经扬州、镇江的江面时，他再也不会想到，就在江北岸古老的扬州城里，有一个贫苦人家的七八岁的黄毛丫头将来会和他结合在一道，演出一段至为感人的传奇式的故事。
潘赞化是安徽桐城县人，1889 年出生。这时正是清朝末期，朝廷的腐败和列强的侵略使中华民族危机日亟。他的少年时期就是在中国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过程中度过的。中国的灾难点燃了这位少年的爱国激情。
1905 年初，他的安徽同乡陈独秀、柏文蔚等人组织反对清政府和列强侵略的“岳王会”，年仅16 岁的潘赞化不顾杀头的危险，毅然加入其中。通过陈独秀的介绍，潘赞化得以结识年长自己11 岁的桐城小同乡吴樾，对这位鼓吹暗杀、革命的师范学堂学生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就在这年10 月间，传来了吴樾在北京暗杀清廷出国考察的五大臣，不幸殉难的消息，使潘赞化为之唏嘘不已。
1906 年夏，在陈独秀的影响下，潘赞化辞别父母，买舟东下，到上海换乘海轮赴日本留学，随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而陈独秀恰也是在此时第三次东渡日本，并入早稻田大学学习英语的。陈、潘二人是否相携结伴而行，虽无确凿史料记载，但决不是不可能的。头年8 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许多立志革命的中国留学生纷纷加入，潘赞化自然也成为其中一员。
他一边学习，一边从事革命工作，至1908 年奉父母之命，返国成亲，女方是小镇上的名门闺秀。婚后，潘赞化再次东渡到日本继续学习。
1911 年10 月，武昌起义爆发，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欣喜若狂，纷纷买票回国，参加光复战斗。潘赞化也返回安徽，参加了芜湖的光复革命，不久被芜湖军政分府任命为芜湖海关正监督，管理皖北各处海关、常关，共五关、十三卡。其时，潘赞化还只有22 岁。
1913 年“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爪牙倪嗣冲统治安徽，肆意捕杀国民党人，潘赞化自然免不了颠沛流离。及至1915 年底，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帝制。各省志士纷纷聚集在护国军的大旗下，安徽籍的将领龚振鹏等人直接参战，潘赞化也赞襄义举。在护国运动的打击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而且于1916 年6 月羞愤交加而一命呜呼。这年初夏，27 岁的潘赞化重返家乡，继续担任芜湖海关监督。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张玉良，一个具有中国古典传统色彩的英雄与美人的故事在现实中展开了。
张玉良就是本节开头提到的那个扬州城里七八岁的黄毛丫头，这时已是17 岁了。她是如何从扬州来到芜湖的呢？这话还得从头说起。张玉良生于1899 年，原籍江苏镇江，上辈迁移至扬州。父亲靠手艺为生，不幸当张玉良刚满周岁不久即撒手人寰，留下孀妇带着两个女儿艰难度日。然而祸不单行，到1906 年，张玉良的姐姐和母亲也相继去世。幼小的张玉良被舅舅带去抚养。可这个舅舅却不务正业，吃喝嫖赌佯样都来，几年内把姐姐遗留下的一些财产挥霍一空，竟至无法为生。浪荡哥儿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他一咬牙，把这嫡亲的外甥女卖给了芜湖妓院。
清朝末年民国初期，安徽的妓女大多是从江苏拐骗收买去的，大抵来自三个地区：苏州地区的称“苏州帮”，扬州地区的称“扬州帮”，清江浦（今淮阴地区）的称“苏北帮”。在这些地区专门有一批人物色、收买贫家女儿，写下卖身契，付清银洋，然后用船运到安徽各地妓院。妓院中又分“清馆人”
和“红馆人”。后者是直接卖身接客的。而前者或是年纪尚幼不能接客的，或是文化修养较高、能写诗作画，只在场面上应酬的。张玉良初到芜湖时，还只有14 岁，又完全不解风月场上事，自然属于“清馆人”。
民国时期常有“打花会”的陋习，又叫“喝花酒”、“打茶会”、“打茶围”等，因地而异。所谓“打花会”，就是一帮富人借妓院、茶馆、饭店等地款待客人，同时点名要若干妓女来陪酒。应召妓女不仅要劝酒、唱小曲，往往还要陪宿。当时许多官场人物也都经常“打花会”，许多政界、商界的秘密勾当，往往就是在这种灯红酒绿、软语巧笑之中实现的。所以，“打花会”成为当时官绅军阀交际、应酬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
张玉良和潘赞化就是在“打花会”时相识的。潘赞化既然是官场中人，自然不能免俗，少不得有这方面应酬，这是不能用现在眼光来看待的。但他又毕竟是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的新派人物，具有民主和尊重女权的思想，因此他对张玉良这样因家贫而被迫卖笑的青楼女子深怀着一腔同情。更何况张玉良天资聪颖，善解人意，17 岁的大姑娘虽不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却也是出落得水灵灵的——双眼皮、高鼻梁、一张秀气的瓜子脸嵌着一双笑靥，显出温柔而又活泼的神情——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美女的标准。因此，当张玉良向潘赞化诉说了自己悲惨的身世和跳出火坑的愿望后，潘赞化便慨然解囊为她赎了身，并毅然与她结为夫妇——准确地说，应当是纳其为妾，因为潘赞化的元配妻子尚在桐城县老家。纳妾讨小，是旧中国婚姻制度的阴暗面，但在当时是合法的，对潘赞化与张玉良的结合自然不能用新婚姻法去考究。相反，潘赞化此举却是为中国美术界、世界美术界挽救了一个杰出的艺术家！
走上艺术之路
结婚后，张玉良就把自己的姓氏改成“潘”，一则是因为当时有妻从夫姓的习俗，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潘赞化给了她新的生命。潘赞化在上海乍浦路租赁了一间房，金屋藏娇，让潘玉良住在那里，自己则往来芜湖、上海之间。
玉良自幼丧失父母，未读过书，在妓院里学得些唱词，也全不解其意，所以潘赞化延聘教师，为她授课。他要把这块跌落风尘的璞玉雕琢成一块晶莹剔透的美玉。但是，潘玉良后来走上艺术之路，却又是他始料未及的。
在潘玉良所住的乍浦路上，有一所中国最早的现代美术院校——上海图画美术院。这所学校是由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刘海粟于1912 年11 月创办的。该校即为今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该校在中国美术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拥有许多个“第一”，如第一所美术专门学校，第一个实行男女同校，第一个实施模特儿裸体写生，第一个将学生画展向社会公开等。因此，该校和校长刘海粟连续多年遭到社会上的封建卫道士和守旧分子的攻击、诬蔑。
1925 年秋曾掀起一场轰动上海滩的“模特儿风波”，迁延数年之久。及至1927年孙传芳统治东南五省时，更下令通缉刘海粟，迫使他亡命日本。这已是后话，但足见上海图画美术院在一些人眼中的“异端”地位。
该院的一名教授洪野先生与潘玉良是邻居。每当洪先生在家中作画时，潘玉良总是好奇地在一旁观看，并提出一些问题。洪野从她的发问中，敏锐地觉察到潘玉良在美术方面的天份，便尝试着教她画些素描。果然潘玉良对美术的悟性极高，加之独居家中旁无杂务，一心一意专注于此，没多久便颇有些上路了。洪野随后又教她色彩和透视，进步也是显著的。洪野还告诉潘玉良：“要学习美术，必须要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没有文化就没有艺术。”
潘玉良在洪先生的指导下，又买来诗词骚赋等作品，请先生讲授。
潘玉良这时只有十八九岁，也就比现在的中学生略大一些，年纪轻加上聪明勤奋，所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无论在美术基础还是文化知识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她下决心要报考上海图画美术院。潘赞化果然开明，完全尊重潘玉良的选择。1918 年，19 岁的潘玉良被上海图画美术院录取，从此走上了艺术之路。她的素描功底非常不错，因此在西洋画科学习，师从著名画家王济远。
刘海粟曾对学生说过：“学西洋画不去西方，就等于没有学！”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发源地，涌现过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艺术大师，他们的作品真迹至今还是后学者临摹的楷模。法国巴黎的卢孚宫珍藏着多少世纪以来的世界级艺术珍品，蒙娜丽莎的微笑曾使来自各国的艺术门徒流连忘返，为之倾倒。潘玉良自然也梦想着到欧洲去，亲自观摩、临摹那些伟大的作品。
1921 年，当潘玉良取得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上年4 月，上海图画美术院改为这个名称）毕业证书后，在潘赞化的支持下，她又考取了安徽省公费津贴留法的资格，成为里昂中法大学的第一批学生。但她到法国来是为了学美术的，所以一个月之后，她又去投考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因素描成绩优异而被录取，跟随德卡教授学习油画。两年后，她又来到渴望已久的巴黎，成为巴黎国立美术专门学校西蒙教授指导的油画班的插班生。在这个班上，有她上海美专的校友徐悲鸿。这位原本高她几班的同学正带着他的娇妻蒋碧薇，在这里过着艰苦而又充满浪漫情调的学习生活。潘玉良与徐悲鸿夫妇及其他留法学美术的中国学生经常一道外出写生作画，切磋技法；参观卢孚宫，临摹那些大师名作；共同在艺术的山路上攀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