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 年潘玉良从巴黎国立美专毕业，算起来，她在法国已经呆了五个年头，虽然与潘赞化靠鸿雁传书，表达情意，但离别祖国和亲人的时间确实也够长了。然而，潘玉良认为到欧洲一趟不容易，回国后恐怕是再难有机会出来了；而她通过几年的学习，深感艺海无涯，自己还只是在浅海滩上捡拾贝壳而已。她打消归国的念头，下决心继续深造，于是搭上南下的列车，只身来到意大利，进入罗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跟随著名的康洛马蒂教授继续学习油画。
在罗马期间，她经常到著名的艺术博物馆法迪坎宫临摹那些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们的作品。她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缪斯女神的乳汁，充实丰富着自己。她的扎实的功底和杰出的表现能力，使得罗马国立美专的教授和学生们对这位中国来的女士都刮目相看，以至于雕塑班的教授主动建议她应当再学雕塑。潘玉良于是一边画油画，一边在私人画室学习雕塑。1927 年，她从油画班毕业后，随即考入雕塑班，正式学习另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这时远在万里之外的祖国，政局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动。北洋军阀被打垮，国民党新军阀起而代之，紧接着各派新军阀又你争我斗地混战起来。潘赞化的芜湖海关监督之职被新权贵们取代，他被安排到南京政府的实业部担任一个有职无权的差事，心情抑郁，好久不给潘玉良写信。而教育部发放的留学生津贴也因内战频仍，无人顾及，竟至三个多月没有寄给潘玉良。这时正是潘玉良学雕塑的后期阶段，也是最艰苦的阶段。搞雕塑，先要扎胚子，然后把泥土往上抹，非常消耗体力；而且艺术家工作又往往是不舍昼夜的，当创作灵感涌动时，会完全忘记了休息。终于有一天，潘玉良发觉自己眼睛几乎看不见了。她知道这是极度缺乏营养所致，因为好久以来，她只靠一两片面包度日，既没有肉类，也没有蔬菜。然而，困难并未吓倒决心献身艺术的潘玉良，她终于挺了过来。1929 年她从罗马国立美专雕塑班毕业。
这时正在欧洲旅行的刘海粟恰好来到罗马考察，应邀参观了罗马国立美专毕业生作品展览。这位上海美专的校长亲眼看到，自己当年的弟子潘玉良成为油画、雕塑双艺兼长的人才，她的作品受到教授们的赞赏，自然欣慰异常。他得知潘玉良准备归国的打算后，当场写下聘书，聘请她担任上海美专西画研究所主任兼导师。
1929 年，在欧洲习艺9 年的潘玉良终于学成归国。潘赞化在上海码头迎接她的归来，禁不住一再地端详阔别多年的爱人。出国那年她才22 岁，而今已是30 岁的少妇。学业的艰苦在她脸上留下了成熟的风韵。是的，她在艺术上成熟了，在思想上也更加成熟了，她满怀着希望，要把学得的知识毫无保留地教给年轻的艺术信徒们，为繁荣祖国的文化艺术竭尽自己绵薄之力。
在荣誉和屈辱中奋斗
当潘玉良兴奋地来到母校上海美专时，她当年的老师、如今西画系系主任王济远热情地欢迎她的到来。“我要为你举办一次个人画展，让国人们了解你！”王济远立即操办起来。不久，《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画展》在上海展出了。200 多件作品出自潘玉良一人之手，有临摹西方古典大师的作品，有她自己创作的佳作，有风景、有人体，真正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申报》专门发了消息报道。正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担任系主任的校友徐悲鸿得知消息，立即发聘书，邀请她担任中大艺术系兼职讲师。
潘玉良在京、沪两地兼职，不免奔波，所幸是潘赞化在南京任职，她到南京也就是回家。这一时期，她除了辛勤执教外，同时还努力地创作。在上海，她参与发起组织美术团体“默社”，并积极参加活动，与同行们交流绘画心得，互相观摩作品。由于她的教学、创作，也由于她在法国、意大利留学多年的经历，在上海美术界、上海美专中，潘玉良的名气越来越大。
然而，一个真正有事业心的正直的艺术家在社会上必然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打击，更何况潘玉良是一个妇女，是一个青楼出身、具有小妾身份的妇女呢！不久，她就感到身边有暗潮涌动，令她困惑、痛心。她不愿公开抗争，只想忍辱退让，于是向刘海粟和王济远辞聘，到中央大学艺术系任专职教师，与徐悲鸿分任油画系的课务。
当时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画家都认识到，西洋画要在中国站住脚，就必须从民族绘画中吸取营养；而中国画要有创新，也必须从西洋画的基本功和技法中学习长处。刘海粟、林风眠、徐悲鸿等人最初都是学油画的，以后转画国画，把西画的素描、透视、设色等技法、技巧，与国画的诗意、空灵结合起来，成为融通中西的一代大师。潘玉良也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因此一有空闲，她就观摩学习国内画家的作品。她不仅欣赏刘海粟、王济远、林风眠等人的油画，而且对齐白石、张大千等人的国画、篆刻也推崇备至。从1932年开始，她尝试着用毛笔和宣纸画素描，生动的线条表现出中国画特有的柔和和风采。她以临摹西方古典大师的深厚功底，兼取国内各家之长，力求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
在归国后的八九年中，潘玉良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以油画为主，其中大多是风景，而尤为人们所叹服的是她的人体画。她参加过9 次画展，其中5次是她的个人画展，一次与他人联合在日本展览。由于她的油画在国内美术界属于佼佼者，外国驻中国的外交官十分喜爱，争着收藏她的作品。在一次画展上，当时的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以1000 大洋的订价收购她的一幅作品。那幅题为《壮士》的油画，表现的是一个裸体男子正在搬去一块巨石，以拯救石下的花草，反映了潘玉良期望着，中国能有巨大的力量战胜日益嚣张的日本帝国主义。
当时出版的《近代中国艺术发展史》一书在介绍绘画部分时，列举了几名国内的西洋画家，其中第二人就是她。文中是这样记叙的：“潘玉良，现代女画家中之杰出者，留欧多年，油绘和粉画兼长，色彩浑和，艳而不浮，写人体尤有独到。”由此足见当时国内美术界对潘玉良的高度评价。
作为一个国内最高学府的教师、一个卓有成就的艺术家，潘玉良有自己的社交圈子，那大都是一些留学海外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她常与画家徐悲鸿夫妇、张大千、作家方令孺、教育部科长郭有守夫妇以及张道藩等人相过从。1930 年，雕塑家张辰伯曾专为潘玉良塑了一尊头像。这是现在我们唯一能见到的潘玉良在当时的形象。那年她31 岁，剪着童花头发型，两侧短发齐腮，额前覆发及眉，显得活泼、秀美。丰满的鹅蛋形脸庞透出温柔，凝视的眼神和紧闭的嘴唇则显现了坚定、自信的性格。
然而，潘玉良的这种坚定和自信，往往回到家中就荡然无存了。并不是潘赞化不再爱她，也不是邻里们有什么闲话，而是她痛楚地意识到，一个现代的艺术家和一个旧式婚姻制度下的小妾，这两种迥然不同的身份同时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这两种社会地位的巨大反差所形成的压力，使她柔弱的肩膀无法承受。那一时期，潘赞化的元配妻子常来南京小住。那是个抱着封建伦理思想的旧式妇女，她并不反对潘赞化纳妾，但认定妻是主子妾是婢，要求潘玉良像小妾服侍正妻那样，向她磕头请安。潘赞化稍有异议，她就大吵大闹，搅得合宅不得安宁。潘玉良为使丈夫和自己能有一些平静，只得忍气吞声，接受这种屈辱的地位。这种不能与外人道的痛苦，使她经常彻夜流泪，她的心在流血……经过反复考虑，潘玉良终于向潘赞化提出重返欧洲的打算，表示要把全部生命献给艺术事业。潘赞化理解玉良的心境，知道她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多么的艰难。这意味着潘玉良放弃国内舒适的工作和相对安定的生活，独自一人到异国他乡去闯荡；能不能闯出一片天地，等待她的是成功还是失败，一切都在未卜之中。她能忍受那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吗？还能再熬过那种3 个月只靠几片面包度日的艰苦吗？然而，潘赞化在玉良的坚决恳求下，终于同意让她出国。临别时，潘赞化把他参加护国战争后得到的，刻有“云南起义纪念”字样的怀表赠给了潘玉良。他不知道此去经年能否再见，就让这块怀表带着自己的心意，跟随自己的爱人一道去远方吧！
在异国土地上的崛起
1937 年，潘玉良又回到了巴黎。这回她没有助学金津贴，除了带来的费用外，往后的生活就要靠她奋斗来维持了。巴黎有着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家，许多人贫寒、清苦，租不起画室，于是聚在一起租用画室作画、雕塑，友好相处。潘玉良就在这样的画室里勤奋地创作出一批作品，并且售出一部分——她终于依靠自己的艺术才华来维持自己的生计了。
在巴黎的中国同胞了解到潘玉良的艺术功底，邀请她为格鲁赛先生塑一尊头像。格鲁赛生前致力于向法国人民介绍中国文化，尤其是艺术，并多方帮助留法学艺的中国艺术家，因此得到中国旅法艺术家和侨胞们的敬重。潘玉良从未见过格鲁赛，当她接受定货时只能根据格鲁赛的照片从事创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格鲁赛的头像塑成，巴黎赛鲁西博物馆馆长审阅鉴定后，极为赞赏，遂邀请格鲁赛夫人前来参观。格鲁赛夫人见塑像真实地表现出其夫的风貌，十分激动，当即热烈拥抱亲吻潘玉良，并请潘玉良复制一具石膏像给她，以留作纪念。格鲁赛头像铸铜后，至今还收藏在赛鲁西博物馆里。
潘玉良的作品在艺术家如云的巴黎站住了脚，她的绘画和雕塑陈列在巴黎一些画廊里标价出售。她的身影也出现在巴黎蒙巴拉斯（巴黎艺术家聚居地）那些颇有名气的艺术沙龙里。但是她不与任何画廊签订合同，因为那样她就不得不根据画商的要求而作画，进而阻碍自己在绘画艺术方面的探索。
她依靠自己在油画和雕塑两方面扎实的功底，努力探求新的技法、技巧。她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中西画的结合，追求国画和西画在艺术上完美的统一。她曾用墨和国画颜料在宣纸上画水彩画，形成她专有的独特风格。由于她顽强的努力，她的作品受到中外艺术鉴赏家的高度评价：“她的油画含有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画法，以清淡的色彩点染画面，其色彩浓淡疏密又与线条互为相依，非常自然地显露出远近明暗、虚实生动的韵味。”“她在雕塑上的成绩不亚于绘画，成为两艺闻名的美术家。”“她的画有雕刻的立体意境，雕刻也有画的风趣。”
潘玉良在创作上的认真、精益求精是令人惊叹的。在国内，她曾表示过要为著名画家张大千塑一尊像，由于繁忙而未能如愿。到法国后，她开始完成这一夙愿，但作品完成后却始终未曾面世，因为她前后反复修改达20 年之久。如今，这尊青铜铸就的张大千像已被巴黎现代美术馆收藏。张大千那硕大的头颅前额饱满，双目炯炯有神，一抹美髯飘拂在胸前。整个塑像不仅形似，而且神似，充分表现了张大千那种豁达不羁、追求至善真美的境界的精神。
潘玉良在艺术上的勤奋与追求，使她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和荣誉，从1937年移居法国到去世之前，潘玉良共创作绘画和雕塑达4000 余件。她的作品参加过许多次展览，其中1953 年、1959 年两次，是应欧亚出版社主持的多尔赛画廊的邀请，举办的大型个人画展。展品包括油画、水彩画、版画、雕塑、浮雕等百余件。她的作品除在法国展出外，还参加过英国、希腊、日本、比利时、瑞士、德国等国的画展。在比利时，她的展品获得银质奖章，在法国则获得巴黎大学的多尔烈大奖。欧洲各国博物馆、美术馆都购藏有潘玉良的作品。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展览时，她的大部分展品都被伦敦博物馆收购。
在法国，巴黎市政府、国家教育部、巴黎东方美术馆、国立现代美术馆都收藏有她的绘画与雕塑。在巴黎的中国艺术家们为潘玉良的成就而自豪，他们在潘玉良的发起下，组织了“中国留法艺术会”，推举她为会长，大力开展中西艺术交流活动。
当我们看到潘玉良在1945 年所绘的油画《自画像》时，可以看出她更加成熟了。这时，她已经46 岁，移居法国又是8 年过去。但她额发依旧及眉，大部分的头发整齐梳向后头。垂及双肩，整个发型还保持着中国的式样。修饰过的眉毛下，一双眼睛透出中年妇女的沉稳和风韵，但也流露出那一丝掩盖不住的淡淡的哀愁。
一颗炽热的游子之心
这哀愁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她有家，却因为这家庭的构成而不能回家；她有国，也因不能回家而难以归国，更何况她离家这许多年中，祖国大半时间一直陷于战火和苦难之中。
她思念丈夫，盼望着潘赞化的来信，从他的信中了解故国的变化。抗战爆发后，潘赞化随国民政府西迁入川，日子过得十分清苦。除了到江津小住，与当年引导他参加革命的陈独秀在一起，还能握手言欢、促膝交谈之外，他几乎默默无言，信写得也少了，渐渐竟断了信息。抗战结束后，潘赞化已经50 多岁，回到桐城，致力于乡淬教育，办起一所“孟侠中学”，纪念当年的战友吴樾。大陆解放之后，潘赞化又由人民政府安排到安庆市担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生活渐趋安定，与潘玉良的联系，也终于恢复。
她思念祖国，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怦动在她的胸膛，她希望能用自己的艺术报效祖国。1937 年上半年，她还未离开祖国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在华北扩大侵略，为了支持华北抗战，潘玉良曾应邀在上海雕凿了一尊玉佛像，把所得的酬金尽数捐赠前方将士。1937 年12 月，她在巴黎听到南京被日军占领的消息，不觉大恸。她寓情于艺，特地创作了一尊《中国女诗人》的全身雕塑，并刻上“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再现了南宋女词人李清照的爱国形象，寄托自己的满腔激愤。潘玉良还举办过作品义卖，将画款购置防毒面具和药品，从欧洲运往祖国。1941 年，潘玉良决心回国参加抗战，用自己的画笔来讨伐日本法西斯。当时海上交通受阻，她打算取道苏联，也因苏德战争而未能成行。1945 年4 月，潘玉良又以“中国留法艺术会”会长身份，联合艺术家们联名上书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和国内艺术界，吁请有关方面调查在日本侵华期间，日军掠夺和破坏中国的艺术品、文物等罪行，准备在战后向日本索赔。大陆解放后，潘玉良时刻关心着祖国的繁荣进步；中法建交后，她与中国驻法大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黄镇大使经常光顾她的画室看望她。潘玉良还一直保持着中国国籍。在海外举办画展时，她总要强调“中国女画家潘玉良”的字样。她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
她念念不忘回国，在家信中她写道：“我精神很痛苦，老想回祖国。”
解放后，她曾有过好多次计划。50 年代，潘玉良了解到新中国妇女地位提高，可以扬眉吐气地和男人一样工作，她想归来。可是她深爱潘赞化，希望和他厮守终身，而回国后若不离婚，仍摆脱不了小妾的身份，于是她又犹豫了。
1959 年，潘玉良荣获巴黎大学多尔烈大奖，在向丈夫报喜的信中，她改动了唐代杜甫所写的《月夜忆舍弟》一诗，用以表达自己盼望回归祖国之情：“遐路思难行，异域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身居繁华界，心涌故园情。何时飞故里，不做寄篱人。”
这时潘赞化的病已经很重，不久即告辞世。家中对潘玉良一直隐瞒着这个消息。潘玉良预感到不幸，多次催问，才得知真实情况，她极度悲痛。她深挚地爱着自己的丈夫，是他把她从苦海中解救出来，又是他为她提供了学习艺术，得以展示自己天赋的机会。然而从1916 年至1959 年，两人的结合虽长达43 年，但实际上海天阻隔、异地相思的岁月却有30 年之多，她尤其痛心的是，在丈夫久卧病榻的日子，未能亲侍药汤，尽一些心意。
但是，丈夫的去世又使潘玉良从此摆脱了小妾的身份，回国后不会再面临妻妾名份的问题，于是她决意回国。当她把手中的工作告一结束之后，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批知识分子惨遭迫害，潘玉良只得望而却步。
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延续了10 年，潘玉良等不及了，她终于病倒了。“四人帮”粉碎之后，她向朋友们表示：“我要回去！只要回去，我的病就会好的。”
然而，医生根据她这时的健康状况，认为她不能做长途旅行。这位老艺术家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她知道，今生今世再也回不了祖国了。潘玉良久久地摩挲着丈夫赠送给她的那块怀表，对旅法华侨团体的负责人说：“我生前不能回国，不能安息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这是终身的遗憾。请你有机会把这块伴随我22 年的怀表送回祖国，交给赞化的孩子们。还有那幅画于1945 年的自画像，也请带回祖国，就算我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1977 年7 月22 日，潘玉良在法国的土地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来自各国的艺术家、旅法华侨、法国友人聚集在墓地，默默地然而是虔敬地向棺木上投上一支鲜花。旅法华侨和艺术家们为潘玉良营造了一座肃穆而庄重的墓碑：黑色的大理石平滑如镜，镶嵌着她的白色浮雕像，墓碑上用汉字隶书镌刻着“艺术家潘玉良之墓（1899—1977）”。人们赞美潘玉良的艺术成就，赞美她炽热的爱国情感，也赞美她笃于情谊、助人为乐的高尚品质。
是的，讲到潘玉良的为人，人们会谈起许多许多……1929 年潘玉良归国时，当年引导她走上艺术道路的洪野先生因病而陷于困境，一家人生活无着。
潘玉良毅然长期从自己的工薪中抽出一半左右，交给洪野先生维持家用。虽然潘赞化元配对她有失宽厚，但她却把元配的孩子接到南京，用自己卖画所得资助他们上学。在日后旅法20 多年时间里，潘玉良一直从国外汇款给这些孩子，帮助他们成家立业，鼓励他们为国效力。对到法国留学的中国艺术家，不论是大陆人，还是台湾去的，她都关怀备至，呵护有加。
1979 年，旅法华侨团体的负责人归国时，把潘玉良托付的怀表和自画像带回了祖国大陆，实现了她的临终遗愿。祖国人民从此知道了潘玉良，知道了这位“第一个以雕塑作品走进巴黎现代美术馆的中国艺术家”，知道了她的传奇式的从艺经历和充满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人们撰文、写书、拍电影，传颂着这个20 世纪中国艺术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重要人物的事迹，也表达着祖国人民对长眠异国土地上的潘玉良的呼唤：“归来兮，画魂！”
苏辽
（第128页为潘玉良照片）
一颗晶莹的艺术良心──忆画家关良
关良以京剧手法画画，故画有动感、乐感，以国画写意手法画戏，故画能传神，叩人心弦。郭沫若为其题词曰：“寥寥几笔，虎步鹰蹦，呼之欲出，如闻大钧。”
上海传来关良先生不幸逝世的消息，人们痛惜当代画坛失一巨匠。我有幸于30 年代在上海美专读书时，曾在关良先生教室学艺，亲聆关良先生谆谆教诲，50 年前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我翻出当年随关先生学画时用的油画箱，抚摸着几支旧的画笔，因为它们都饱浸过关先生为我改画时的汗水，仿佛还留有他紧握时的体温；画箱里还有一只截短的香烟铁听，是别人画箱里所没有的，那时用来盛放自制锌白油画色的。白的油色，是油画颜料中用量最多的一种，要学好油画，也就要舍得多用白的油色。我当时经济比较困难，关先生就教我自制，从化工原料商店买来锌氧粉和亚麻仁油，调合成自制的白颜料，用起来与名厂商品完全一样，而代价就节省多了。我知道关先生当年去日本学画，也是苦读成才的，这一自制白油色的方法与刻苦精神，也许就是他从国外学来，又教给了我。
早在1934 年，我中学时代，曾订阅过一本叫《青年界》的杂志，每期登载画家倪贻德的文章，他逐一介绍当代有成就的青年画家。我记得在介绍关良先生一章中，说他的油画是唯一有中国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人的油画。还介绍关先生一句名言：“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塞尚的画，与中国京剧演员谭鑫培的唱，有异曲同工之妙。”
说来真巧，1935 年秋，我进上海美专读书，就是先在倪贻德先生教室里学画石膏素描，或木炭人体写生，后来又在关良先生教室里学习油画人体写生。关先生的油画，学校里挂有几幅，我左看右看，想了解为什么被公认为唯一的中国人的油画。后来，关先生果然又在教学中亲口对我讲说了他的那句名言：“塞尚的画，与谭鑫培的唱，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关先生艺术熏陶下，我果然对塞尚的画特别喜爱，开始搜集珍藏塞尚的画册与散页复制品。
谭鑫培的唱，可能在留声机中听过，印象不深，至于这两位艺术大师何以异曲同工，我尚未了然。关先生对谭鑫培艺术的倾倒，可从他一次谈话中表现出来。他说，谭鑫培自幼学艺，文化不是太高，有些字音他可能唱错了，可是学他唱腔的人却改动不得，因为若是一改，就不是原来的味儿，把美给破坏了。他说，有的戏迷去听谭的戏时，要带了夜壶去的，不敢离座去厕所，恐怕把精彩的唱腔给漏了，没听到，成为憾事。正因为关先生对美术、音乐、戏曲有同样深厚的造诣，他的画被公认为具有特有的“乐感”。也许就是集异曲之工于一身的缘故吧。
关先生在课堂上辅导同学练基本功，从来没有发过脾气或大声斥责过学生，总是耐心地修改学生的习作，示范给大家看，说：“慢慢，慢慢地这不就表现出来了？”他不仅让我们画静态的人体模特儿，还让我们练习画走动中的模特儿，要我们观察运动中的人体，取得对人体解剖的理解，以掌握人物动态的特征。这样练眼、练手、练脑，我们就能获得创作人物画的本领，不像有些人画一辈子画，还是不会创作人物画，或者要靠死描摆成不动姿势的模特儿。那是不擅创作的笨伯。
关先生自己的戏剧画，不同于演员“亮相”后的呆照，而是选取剧中人所要表现的动作、表情中最为合适的一刹那，抓住一出戏千百个表情动作中最美最强烈的一个表情、一个动作，用绘画艺术地再现出来。有人说关良的画稚拙有似孩子涂鸦，人物动作似有跌倒不稳之势，不理解这就是画家所刻意追求的富有动感、节奏感、活生生的表演，被誉为“得意忘形”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关先生课余常来学生宿舍与同学们玩在一起，他操起京胡，以略带沙哑的嗓音作京剧清唱。他有一张油画，画的是头戴插有雉尾的乌纱帽、面挂长须、身穿大红戏袍的杨四郎。细看面容，却是关良的自画像。他说，他为了学戏，不惜买了马鞭、靴子、髯口拜请名师，狠下一番苦功学戏；结果，戏是学成了，才发现自己天生是个哑喉咙，没有唱戏的本钱，当不了演员。
1939 年，关良在大新公司（现上海中百一店）四楼开个人画展，我们一班学生每天都去展厅服务。我一下子看到老师大批精彩杰作，大饱眼福。不少作品被挂上红条，由观众订购了去。我喜爱的画里，有一幅名《全武行》的油画，画的是好几个面涂青绿的武角在打斗，看上去人物动感很强，似乎正在满台厮打翻滚，还感到伴有震耳欲聋的锣鼓声，获得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
在画展闭幕的那天夜晚，上了门锁，关先生带领我们几名同学离开展厅，大家都不乘车，而是尽兴在夜上海的马路上边谈边走。从南京路沿西藏中路，过大世界折向霞飞路（现淮海中路），直走到亚尔培路（现陕西南路）的关先生寓所。在一个多小时的夜行中，关先生特别高兴，给我们讲述了他难忘的童年、少年与青年时代。
他说，1900 年他出生于广东番禺乡下，3 岁时迁居广州，自幼喜爱收集香烟盒里的小画片，熟悉孙悟空、诸葛亮、武松、岳云等等人物，也以涂描他们的绣像为乐。就在辛亥革命那年，他11 岁，跟随经商的父亲，全家由广州北迁南京，落户在城南两广会馆。馆里有个小小舞台，常年有人租来演出京剧，他每晚得以匍伏在台前木栏杆上，为台上的叫喊高唱，厮杀翻打而魂牵梦萦。一个广东孩子，从此与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直到17 岁那年，才离开这小小舞台走向人生大舞台，从南京出发远去日本；为的是学习应用化学，将来归国能够找到可靠的饭碗。可是在报考之前，却改变主意，决意改考美术学校，学习心爱的美术专业，尽管将来可能要穷愁一生。他奋不顾身地紧张学画，留日数年，光速写画稿，在6 张席子大的居室里可堆起2 尺厚之高。这时又意外地为悦耳的小提琴声而动心。这可能因为他生于珠江之滨，熟悉以高胡、扬琴为主的粤剧音乐的旋律；少年时代又生活在长江之滨，陶醉在以京胡、月琴伴唱的京剧音乐里。在远离祖国的异邦，这音色相近的西洋乐器弦波的振动，在他心灵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于是白天学画，夜晚再去拜师学拉提琴，每日清晨还去郊外练琴习谱。他饱览研究各新兴画派的名作，倾听观摩世界音乐大师的精湛表演，陶醉在音乐美术的天地里。留日苦学5 个春秋，直到1922 年，一手提画箱，一手拎提琴，毕业回国。
关先生又告诉我们，他在归国后，在上海教课之余，又对画中国画产生浓厚的兴趣，研究中、西绘画的共同点、特点与区别，要闯出自己的路子。
1924 年夏，他因常去法国公园（现上海复兴公园）作风景写生，巧遇天天也来此看书作文、也曾留学日本的一位青年学者，竟是自己一向崇敬的良师益友、大文豪郭沫若。从此与郭过从甚密，因此又与创造社诸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6 年，郭由瞿秋白推荐任广东中山大学文科主任，关先生自己也应聘在广州一个美术学校教书。这年夏天，国共合作的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郭沫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关老师也追随郭老戎装北伐，参加了总政治部邓演达主任领导下的宣传科艺术股任股长。他一手握画笔，一手弄琴弦，带领二三十名同志刷标语、画漫画、搭戏台，用演讲、相声、快板、花鼓戏等短小节目鼓舞士气，宣传群众。长途行军直到克复武昌，北伐胜利，自己也积劳成疾了。1927 年春，北伐军正乘胜向长江下游挺进，终因蒋、汪背叛革命，郭沫若远去日本，关老师也北回上海，重执教鞭了。他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戏剧性的故事，深深地感动、教育了我们！
关先生经常带领我们毕业班学生在沪郊作风景写生。有一位同学的油画，是学的名画家佛拉芒克的风格，忽然在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说：佛拉芒克！
原来是一位白人，也是西洋画家，是被希特勒迫害逃亡到上海租界的犹太画家。当天夜晚，关先生带领我们去拜访并慰问这落难来华的画家，也观摩了他的作品。令我们咋舌的是，他能把擦得光亮的西洋乐器大铜号上面复杂的光影，处理得维妙维肖；一面大铜鼓，其皮革的质感和鼓面点点斑纹，又逼真得令人叫绝。我请教关先生这鼓是什么方法画出来的，关先生笑笑说，这是用手指头当笔，用皮肤和肌肉蘸了油色画出来的。大家十分折服关先生的眼力和他对油画技法的精通。
关先生还为我们班同学在大新公司四楼开毕业作品展览，付出了不少心力；还为我们接受一项光荣任务，组织辅导我们绘制以抗日救国反法西斯为内容的大油画4 幅，赠给宋庆龄在上海建立的“难童教养院”。关先生不仅教我们学画，也教育我们怎样以艺术为革命工作，和怎样做人。
解放后，我一直惦念着敬爱的关良老师，仅一次在电影纪录片《锦绣河山》中看到他正在西子湖滨辅导浙江美院学生作画的镜头。待到1978 年，我才有机会去上海关寓，重新拜访阔别40 年的恩师，这时关先生已78 岁，可一见面就认出我是他学生里搞漫画的陈惠龄。他让我翻阅一本德文版的《关良先生京剧人物画册》，是继白石老人之后，编列为《世界美术》丛书第692号的，是他在德累斯顿展出的展品选集，是1957 年关先生参加文化部履行中德文化交流协定的部分精品。
关先生说，他早期的戏剧人物画，多以淡彩水墨画法，人称银灰色的墨趣，进而又融以油画的用色技法，掺以迂缓、迟滞、游疑、艰涩的线条，用色曾试作过多幅焦墨重彩的戏画。近年来还把戏剧人物画的题材用油画的方法继续尝试，构成具有音乐般韵律的作品。他说，他还觉得在学习传统的同时，也应该强调学习现代，力求自己作品能反映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度，更富于时代性。
关先生又谈到他在抗战期间取道香港、滇越公路，奔赴大后方任教，辗转于西南，在成都的郭老以及茅盾、叶圣陶、老舍、郑振锋等先生都在他的画上题了词。因此于1942 年秋，他在内地举办第一个画展之后，得以壮游大西北，取得了整个艺术生涯中一段宝贵难忘的经历。
关先生又兴奋地展示了经过十年浩劫幸存的郭沫若为他题词的画轴。郭老在其中一幅上题同道：“寥寥几笔，虎步鹰蹦，呼之欲出，如闻大钧。”
这是对关良作品的形象的总结，说他以京剧的手法画画，故画有动感、乐感；以国画写意手法画戏，故画能传神，叩人心弦。关良是把我国京剧、国画两个艺术瑰宝的精英，巧妙地化合在一起升华为自己的创造。这一题词，又是关良老师一生为人的绝妙的写照，说他在人生大舞台上，也虎步鹰蹦，主演了一出精忠为艺、威武雄壮的京剧——关良传。
关良老师名“良”，郭老在好几幅画的题词中，总称他为“良公”。纵观关良一生，其所以在艺术上取得成就，在于他自幼有一颗忠于艺术的赤子之心，晶莹的艺术良心。
听说，关良先生于垂暮之年，身居黄浦之滨还眷念着钟山之麓，石头城里，曾哺育过他的艺术摇篮——南京四象桥邀贵井小巷里一座小小舞台。我作为关良的学生，怀着崇敬的心情，特去走访这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小巷，踏上童年关良留下的一串串脚印。那巷北一弯秦淮河水，不也曾是小关良嬉戏濯足的地方？他家70 年前落户的两广会馆旧址，如今已是一座中学，让他眷念的那小小舞台居然还在，它已改成水泥结构，成为学校礼堂的一部分了。
陈惠龄
冼星海报考巴黎音乐院
这是1931 年的夏初，有一天，一位装束朴素、态度有点拘谨的东方青年，来到巴黎音乐院的门前。他就是前来投考的中国青年、后来创作出惊世名作《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冼星海。
巴黎音乐院是全世界音乐青年为之瞩目、为之向往的世界最高音乐学
府，也是当时世界音乐中心。许多考生为有机会光临考场终生引以为荣。在世界各地，有多少公子哥儿纨袴子弟，更是挟巨资涉重洋，朝思暮想梦寐以求，要到这所学校来“镀金”，而不可得啊！
生活贫困的冼星海报考巴黎音乐院既是他的夙愿，也是出于偶然的机缘。在考试前几个月，他才接受老师的建议，辞去饭店跑堂，腾出身子，专心温习功课。巴黎音乐界的名流和各国旅法艺术家，比如世界三大印象派作曲家之一的巴黎音乐院名教授保罗·杜卡斯先生，世界著名的俄国旅法大音乐家普罗柯菲耶夫，都被冼星海的奋斗精神所感动。有的给他补习功课，有的给他送来衣服，有的给他免费提供各音乐会的头排入场券。这一切使冼星海深受鼓舞，冼星海暗自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行动与来自五大洲的音乐青年一争高低。他要用自己的成绩来证实：中国青年就是有志气。以此回答国际友人发自内心的关怀和殷殷期望。
考试的一天来到了。这一天，巴黎音乐院所在的马德里街人流不绝。那所古老肃穆的教堂式建筑——巴黎音乐院大门口，呈现出一片难得的热闹景象：一个个穿着节日盛装的男女青年，一手挟着漂亮的琴盒，一手提着盛放乐谱的崭新提包，严然以未来音乐家身份，神态轩昂地走进校门。可是冼星海却穿着临时借来的袖子过长的旧西装，随着人群来到音乐院门口。门警一看他那套别扭的服装，立即走上前来伸手把他拦住，厉声呵斥道：“干什么？”
“报考的！”冼星海不假思索地回答。
“什么班”？门警睥睨着眼睛，不屑地问。
“作曲班！”冼星海提高嗓音回答。
门警听了大吃一惊，方打量起这黑眼睛黑头发的东方人，他摸不清对方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你是日本考生吧？”门警知道，日本考生路途遥遥往往来不及整治行装，说来也情有可原。
“我是中国考生，姓洗名星海！”冼星海用流利的法语理直气壮地回答。
门警听完，不敢相信，眼前这位苦力打扮的中国人“来者不善”，居然宣称报考巴黎音乐院作曲班。他想，打从巴黎音乐院创办至今，仅有一名叫马思聪的中国人报考过提琴班，而且在报考前，在巴黎从名师学过多年小提琴，才算有幸应选，然而中国人报考巴黎音乐院作曲班，他压根儿也没听说过。再说闻名世界的大音乐家中有哪一位是中国人呢？学校从未接待过如此“寒酸”的考生。于是，门警进一步催促说：“快拿出准考证！”
门警接过冼星海手中的准考证，顿时傻眼了：原来上面分明签署巴黎音乐院作曲班教授杜卡斯的准考意见，怪不得这位考生答话口气不软。他重新拿起准考证件反复查看杜卡斯的笔迹，审视良久，难于找出任何破绽，更讲不出拒绝对方的任何理由。于是他以冼星海服装不合考生规范，还是不让走进校门。这时一位担任钢琴伴奏的法国女作曲家走来为冼星海辩解，甚至抗议，门警依然拦住冼星海不让进门。
正当冼星海被门警纠缠得一筹莫展的时候，巴黎音乐院作曲班主考老师杜卡斯教授坐着私人汽车来了。他见冼星海被堵在门外，眼看考试时间将到，于是不等汽车驶入校内停车场，便在校门口招呼司机“停车”。门警手执冼星海的报考证件，恭恭敬敬的迎上前去，准备向杜卡斯说明原委。只见杜卡斯诚挚地拍拍冼星海的肩膀，说：“这是我的中国私人学生，准考证确是我亲笔签写的，是我提议他报考由我执教的巴黎音乐院作曲班的。”说完便从门警手中接过证件交还冼星海。又紧握着冼星海的手，鼓励冼星海沉着应试。
门警看他们亲切交谈的情况，凑上前去想听个明白，可是杜卡斯已经移动脚步，与冼星海肩并肩地走进了巴黎音乐院。
因有名师指点，加上自己特具的秉赋，冼星海的入学考试进行得很顺利。
他很快答完了各科试卷，每次答完试卷，许多老师都对星海的答卷点头赞赏。
最后，他被通知来到考试大厅。这是由巴黎音乐院会同法国音乐界名流组成的主考席，席上坐着杜卡斯、拉威尔、里昂古特等名教授与作曲家，正中坐着巴黎音乐院院长昂利·彪塞先生。担任作曲课考试的里昂古待教授迅即以严肃的口吻，向在座诸位轻声汇报：“我已看完试卷，中国考生冼星海无论是作品分析、旋律写作、配置和声以至音乐理论，成绩都出类拔萃，同时，他的作曲成绩也是所有考生中最理想的一个，现在就请各位教授验看他的报考作品《风》。”
教授们都清楚，早在报考前，这首作品经杜卡斯教授推荐，破例入选巴黎音乐院新作品音乐会，经梅耶女士演唱，这首歌曾作为优秀作品由巴黎电台录音向法国全国播送。冼星海的名字从此在巴黎音乐界盛传一时，人们都为杜卡斯教授发现了一位中国音乐天才而向教授先生表示热烈庆贺。如今，主考大厅里的教授们，听说可以一睹《风》的原稿，大厅的气氛突然活跃起来。教授们轮流看过《风》，又交头接耳议论了一番，彪塞院长见大家连连点头表示赞许，便把目光投向杜卡斯，暗示他代表巴黎音乐院考试委员会发言。杜卡斯按捺住内心的激动与兴奋，会意地站起身，面带微笑向冼星海宣布：“中国考生冼星海，现在巴黎音乐院考试委员会授权我向你宣布：你已被正式录取进入我们巴黎音乐院作曲班。还要通知你，由于你考试成绩优异，我们决定给你颁发考试荣誉奖。这是所有考生中绝无仅有的。按照我们学校的惯例，享受荣誉奖者有权自由选择奖品，你可根据自己的需要作出选择……”
冼星海面对主考席，凝视着如此众多的法国音乐界名流，神情十分紧张。
听完杜卡斯向他宣布录取消息，他才如梦初醒，待听完本人可以自由选择奖品，一时又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说实在的，自己一向过着贫困的生活，需要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他正在无所适从之际，因为饥肠辘辘，这才想起腹中空空，对了，眼下已好久没有饱餐了，于是他羞涩而惭愧地低下了头，道了声：“饭票！”
在座的巴黎名音乐家无不大为震惊，唯有杜卡斯会意地点点头，马上侧过身向彪塞院长作了汇报，然后面向冼星海：“我们决定请昂利·彪塞院长亲自发你一本饭票，为了让你入学以后能够安心学习，巴黎音乐院还将破例免费供应你的膳食。”
1931 年盛夏，冼星海终于进入巴黎音乐院学习。
秦启明
我国近代音乐先驱萧友梅
在上海音乐学院绿树掩映的校园内，矗立着一尊一代名人的半身铜像。
他面带微笑，目光睿智，凝视着他亲手缔造的这所高等音乐学府。他就是我国近代音乐先驱萧友梅。
萧友梅（1884—1940）是广东香山县（即中山县）人，早年与孙中山有同乡之谊。本世纪初，他获公费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国立高等师范附中，同时又在东京音专学习钢琴与唱歌。中学毕业后，进了法政大学的高等预科，旋即进入帝国大学文科教育系深造。孙中山赴日时，曾屡次借用他的寓所与廖仲恺、胡汉民等人聚会。于是，他很自然地成为孙中山的朋友，并且参加了同盟会。
1909 年，萧友梅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第二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有一触即发之势，他怀揣孙中山亲笔题赠的相片，毅然回国。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成立。他立即投奔孙中山，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任秘书。以后，他又赴广州办学，在那里他竟意想不到的得到政府派遣他赴德留学的机会。他兴奋极了。贝多芬的故乡强烈地吸引着他，他马上辞职，渡过重洋，出国留学。1912 年，他在莱比锡音乐院理论作曲科攻读音乐理论，同时在设于该城的国立菜比锡大学哲学科研究教育。1916 年，他以《中国古代乐器考》论文获哲学博士学位。后来，他转入柏林大学继续学习，同时在柏林音乐研究所研究音乐。1920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刚刚平息，他经法国回国。起初，他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附设实验小学任主任，以后历任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音乐科主任、国立女子大学音乐科主任、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主任等职。由于蔡元培的慧识，他曾受聘为北京大学讲师兼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主任。1927 年，在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下，他被派赴上海，创建了国立音乐院（1929 年更名为国立音专）。从此以后，他在上海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有作为、最光辉、最富创造精神的年华，直到他逝世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