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话说得挹梅、李萱两个频频点头。挹梅更似茅塞顿开，她聚精会神地听万先生讲，看万先生演，连手里拿着的另一把较大的团扇落在地上也未察觉。曹禺却走过来将掉在地上的扇子捡了起来，指着扇子又说了起来：“就说这把扇子吧，到了你的手里，也成了表现人物性格的工具。由它就可以增添出不少戏来，心情愉快时扇，生气时扇，惊讶时扇，都大不相同。接着，曹禺运用扇子表演了蘩漪的心情，使两个姑娘打心眼里佩服比她们大不了几岁的先生。
1937 年元旦的晚上，南京世界大戏院，紧张的预演在进行着。
后台。演员们正进行着有条不紊的化妆。服装管理员王先生帮挹梅穿一件杏黄色的长旗袍。挹梅感到奇怪，便问：“怎么穿这种颜色的衣服？”王先生告诉她：“这是万先生特意关照的。她说这样的色彩打上灯光，可以更衬托出人物的性格。”挹梅将信将疑。放眼一看，万先生正在化妆，便不想再打扰他。
不一会，万先生走过来了。戴一副椭圆形的金边眼镜，穿一件团花的官纱大褂，头发很润泽地分梳到后面，宛如换了一个人。他印象中万先生个子不高，今天好像突然长高了一些，便好奇地问：“万先生，您今天怎么忽然长高了？”曹禺微微一笑，将左脚的一只皮鞋脱了下来：“秘密在这儿！”
挹梅一看，原来那鞋底加厚了许多，禁不住“噗哧”一声笑了起来：“您真有办法！”
“这叫天无绝人之路！”万先生笑着说。
正说笑着，马彦祥走了过来，他对挹梅说：“郑小姐，我和万先生商量过了，为了增强真实感，第四幕你上场之前，在后台先要浇你一头水，这样才像在雨中淋过一夜的样子。”马彦祥指着身边的一只铅桶，那里已盛好了半桶水，“要委屈你一下了”。
“这大冬天，不要冻死！”挹梅叫了起来。
“不用怕，后台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姜汤。你一退场，我就将姜汤端给你喝。”曹禺补充说。
“好吧，就吃一桶水吧。”挹梅爽快地答应了。
锣声一响，预演开始了。在剧本《雷雨》中，曹禺十分重视舞台气氛的渲染。在这次演出中，表现自然现象的风雨雷电效果做得准确、真实，有力地烘托了剧情和人物。第三幕，蘩漪深夜悄悄追踪周萍，来到杏花巷8 号四凤家窗前。这时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雷声隆隆，窗子被狂风吹开。突然，窗口出现一个女人的身影。这时，曹禺在后台用手势有力地挥动一下，马上一道蓝森森的闪电照亮了蘩漪惨白的脸，那脸上雨水和着泪水一齐在往下流淌。不一会，蘩漪伸进手，将窗子关上，雷声隐隐地响着。
台下原来沉静的观众，被这惊心动魄的效果慑住了。胆小的观众竟然惊叫出声。这一精心安排的灯光效果，将蘩漪此时此刻痛苦、绝望的心情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
第四幕开始了，舞台监督拎了半桶水就朝挹梅头上一倒。隆冬天气，穿着短袖单旗袍的挹梅淋了一头冷水，不觉打了一个寒颤，体验了蘩漪深夜淋雨后烦乱、愤怒的心情。她提了淋湿的雨衣，进了周家客厅的门。迎面碰见万先生扮演的周朴园。他厉声责问她到哪里去了，顿时激起她满腔的怒恨和厌恶。她没好气地冲着他说：“在你府上，花园里赏雨！”感情显得十分真实。挹梅暗暗佩服万先生设计得十分周到。这一场，她刚退场，一回到后台，比她先退场的万先生早已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在等着她。
……戏已经演到周萍与四凤深夜在周公馆相会那一场了。扮演四凤的李萱不仅人生得玲瑰秀气，还有纯朴天真的气质。曹禺在一旁不时露出赞赏的神情。当四凤一再要求周萍把她带走，周萍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决定带她一起走。扮演四凤的李萱狂喜，不住地亲扮演周萍的戴涯的手，流着泪，抱着周萍说：“萍，你是我的好人，你是天底下顶好顶好的好人，你，你把我救了。”这段戏，李萱演得真挚、动人，曹禺在侧幕不住地用英语轻声对站在身旁一同看戏的挹梅说：“有感情，很有感情！”挹梅也噙着泪连连点头。
预演结束了。曹禺卸完妆，看见戴涯还倒在椅子上一声不吭。他知道他太激动、太劳累了。便取了一件棉大衣盖在他身上，又取了一杯水，一盒菜饭放在他的面前，轻声地说：“戴涯，先喝点水吧，待会儿再吃饭。”
戴涯原是金陵大学的学生，出于对话剧的热爱，他宁愿放弃即将到手的毕业文凭，投身话剧运动。现在临时在国立戏剧学校兼点课，是曹禺的“金陵三友”之一。在吃饭的空隙，曹禺对戴涯说：“你演得很有感情，不愧是名小生。不过，你还要学会怎样收敛，运蓄自己的精力。俗话说，铁要烧到最热的时候再锤，要注意节制。要不然，每次演完戏趴在后台，那可受不了……”
戴涯听得出神，停了手中扒饭的筷子，连连点头。他以前只听说曹禺在中学、大学经常登台，没想到这位朋友对演戏还这么在行。
激动人心的正式公演开始了。世界大戏院的池座里鸦雀无声，人们被台上精湛的表演镇住了。尤其是曹禺扮演的周朴园，更引人注目。他将周朴园这个专横、虚伪的煤矿资本家演得那么入木三分，使观众们叹为观止。第一幕“喝药”一场，曹禺以高度的演技突出了周朴园的凶狠、专制的面目，而当蘩漪、周冲等离去，只剩下他和周萍两人时，曹禺又演得和颜悦色，俨然一个慈祥的长者。第二幕，他扮演的周朴园，怀念侍萍的态度是虔诚的，又颇有人情味。30 年后，他初见鲁妈，从她的步态中，关窗的习惯动作中，引起他的亲切感，逐渐勾起他遥远的回忆。曹禺的脸上浮现出人物眷恋的神态，让观众感觉到人物此时此地的心情是“从前那个女子多么好，百依百顺，不像蘩漪这样桀骜不驯”。当听到侍萍的绝命书时，他陷入一阵极痛苦的回忆之中。但一旦发现眼前的鲁妈就是30 年前的侍萍，曹禺又很快地运用了“突变”的表演手法。一听说侍萍没有死，刚才的美丽的追忆顿时消失，周朴园对眼前的老女人显出厌恶的神态，并立即变得凶狠无情，拿出5000 元支票来堵她的嘴。
给观众印象最深的是全剧结束时曹禺的表演：周冲和四凤相继触电而死，周公馆笼罩在惊恐之中，场上只剩下周朴园和蘩漪。周朴园突然想起了周萍，他惊慌地叫道：“萍儿呢？大少爷呢？萍儿，萍儿！”曹禺在这儿连叫三声“萍儿！”紧接着传来的是书房内周萍自杀的枪声，室内死一般的沉寂。在这一场戏中，曹禺处理这三声“萍儿”，用的是气声，一声与一声不同，越来越强，将人物惊慌、不安、恐惧的心理状态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紧紧地攫住了观众的心。直到幕落，观众紧张的心情还难以平息。50 年后，笔者访问当年同曹禺同台演出的郑挹梅，她还激动地说：“这三声‘萍儿’给我的印象深刻极了，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就像发生在昨天的事一样。”
扮演鲁贵又兼导演的马彦祥回忆起这次演出，也兴奋地说：“我看过不下十几个周朴园，但曹禺演得最好。这可能因为他懂得自己的人物。他是个好演员，他懂得生活，不是那种空中楼阁式的。我觉得演周朴园，没有比他演得更好的了。”曹禺扮演的周朴园这一舞台形象，是继他扮演的娜拉（《玩偶之家》）、阿巴贡（《吝啬人》）之后，又一次成功的艺术创造。
中国戏剧学会在南京演出的《雷雨》，是一台珠联壁合的演出。除曹禺外，其他几个角色也演得各有千秋。扮演鲁贵的马彦祥，将这个奴才既卑鄙而又狡黠的个性刻画得维妙维肖。尤其是第三幕，他被周家辞退后，在家里百无聊赖，躺在竹躺椅上，跷起腿，挥着蒲扇，嘴里哼着“天牌呀，地牌呀！”
的黄色小调，一边冷嘲热讽地数落侍萍，还抠着脚丫子，不时地放到鼻跟前闻闻。一见周冲深夜送来100 元钱，忙挥起蒲扇扇去凳子上的灰，又阿谀地给他打扇，活画出一副善于逢迎、见钱眼开的无赖嘴脸。扮演周萍的戴涯，下功夫体验人物，演出时充满激情。首场演出结束时，他躺在椅子上半天起下来，几乎晕了过去。
首场公演结束后，大厅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不少观众流出了激动的泪水。散场后，还三三两两兴奋地谈论剧中的人物和他们悲惨的命运。曹禺的女友郑秀和她的父亲郑老先生一家也来看戏了。《雷雨》在南京演出的成功，使郑老先生觉得脸上也有光采，他逢人便夸曹禺“真乃奇才”，“既会编戏，又会演戏。”要亲戚朋友们都去看看。
《雷雨》在南京的首演引起了出人意外的轰动，口碑载道，佳评满街。
演出连场客满，要求延长演期的函电纷至沓来。观众如潮，盛况空前，在中国话剧演出史上写下了动人的一页。
曹树钧
周信芳首演《明末遗恨》
京剧表演艺术大师周信芳（艺各麒麟童，上海人称他“麒老牌”）的代表名剧是《明末遗恨》。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由于戏中借明末故事痛斥上层统治官僚的腐败和不抵抗主义，对当时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最后遭到禁演。这戏最初在上海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演出的？大多数人都以为是在“七七”事变后孤岛时期，上海的卡尔登大戏院（今长江剧场）。不少谈麒派艺术的文章也是这么写的。然而，事实上这出戏在上海首演的时间是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上海淤沪战役之后不久，地点是位于八仙桥的黄金大戏院。
上演这出戏，对周信芳来说，有着一段颇为伤心的历史。
在20 年代，上海在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宁的情况下，有钱人纷纷迁居租界，托庇于洋人作为寓公。同时，上海流氓大亨也乘机纷起，各自树立山头，称霸一方。随着市面的繁荣，戏院茶楼日益增多。当时在四马路开设一家京剧剧场名叫天蟾舞台，老板就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大流氓顾竹轩。顾竹轩是苏北盐城人，因排行第四，人称顾四。最初在上海捕房当一名包打听，后来入了青帮，广收门徒，逐渐培植起一股势力，与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同称为上海的“四大金刚”。此人心狠手辣，绑票暗杀样样都来，因此社会上大家对他都畏惧三分。他开戏馆为的是赚钱，要赚钱就要有好角儿。当时麒麟童正走红，上海人都会哼唱几句麟牌戏，他的《萧何月下追韩信》中的著名唱段“三生有幸……”街头巷尾随时都可以听到。因此顾四就看上了他，邀请他当台柱，而且给予优厚的待遇，目的是钓鱼上钩。周信芳这时因为身上背有债务，很想借这机会把债务还清，见条件不错就答应了，双方签订了合同，正式参加天蟾演出。演出情况很好，经常满座，给顾四赚了不少钱。开始的时候，顾四按照合同，按月分成，如数照付，后来渐渐态度变了，包银逐月减少。问他原因，就推说营业不好，卖座下降。那为什么剧场满座呢？他说这都是他请来捧场，是看白戏的。周信芳明知他是弄虚作假，也敢怒不敢言。等到合同期满，想辞班跳出他的牢笼，可是顾四早就料到他这一着，就先发制人，设下“鸿门宴”，把周信芳请去吃饭，在场的都是他的手下门徒和前台的各色人等。酒过三巡，顾四讲话了。他说：“现在市面不景气，百业调敝，我这个戏馆勉强支撑着，为的是大家都能有口饭吃，今天我请各位来，就是请大家给个面子共度难关。愿意做下去的，咱们是朋友；不愿做的，今天表个态，我也不难为他。今天如果当面不说，背后捣鬼，那就莫怪我不客气了。”这番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是恫吓威胁，谁敢说个不字。在这酒宴上周信芳当然不敢提出辞班要求，只好哑子吃黄连，继续再唱下去。
可是包银越来越少，周信芳带着一个戏班，开支也不小，经济上入不敷出，急用时只能到前台去借支。这样不但旧债未清，反而添加了新债，走又走不脱，唱下去又不够开销，他就这样落进了顾四设下的陷阱。成了他的摇钱树。旧社会中那些流氓恶霸就是这样吮吸着艺人的血汗。周信芳的遭遇可算是很典型的例子。
为了跳出火坑，周信芳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有意在台上泡蘑菇，降低演出质量，这是违背一个正直艺术家的良心的；他虽然不愿意，但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自然，他是很痛苦的。
果然，观众渐渐真的减少了。顾四见状知道油已榨不出来了，就改口叫人转告可以放他走，但要将欠账结清。周信芳去前台结账，不料算下来，竟积欠1 万多元。他唱了这么许多时间的戏，给顾四少说赚了10 多万元，到临了不但分文没有，还倒欠他1 万多，这话从何说起。为了脱离苦海，他只得咬牙承受，立下债券，告别了“天蟾”。
出了天蟾，怕顾四寻隙报复，他不敢在上海这码头唱戏，只好带着班子去北方，从天津唱到关外，在外面辗转流动演唱了数年之久。
“九一八”事变后，他从北方回到上海。这时上海的另一个大亨黄金荣新创建黄金大戏院，邀请名角，一时没有适当的人选。正好周信芳回来，他阔别上海数年，上海观众都十分盼望他，他如登台一定叫座。于是就正式邀请他。至于顾四那里，黄金荣拍胸脯担保由他出面调解，欠款由他代为偿还。
实际上是债权转了个户头，从顾四转为黄金荣罢了。
离开上海数年之久的周信芳，在黄金大戏院登台了，第一天演出的就是这出《明末遗恨》。演出广告见报后，剧场门口就排了长队争着购票，人数愈聚愈多，最后剧场不得不拉上铁门，捕房出动警车来维持秩序。演出时，当周信芳出场，台下观众报以雷呜般的热烈掌声，经久不息，甚至使戏不能演下去，周信芳只好暂停演出向台下拱手致谢。上海观众热爱这位艺术家，对他的受屈流离在外表示同情，衷心地庆贺他重返上海舞台。
龚义江
盖叫天的骨气和风格
盖叫天的儿童时代，经历了八国联军的战乱，亲见外国侵略者侵我国土，杀我人民的种种暴行，清廷腐败，对外奴颜婢膝，对内作威作福，社会的现实在盖叫天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稍长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正逢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京剧界的几位前辈，如夏氏弟兄、汪笑侬、潘月樵等的爱国思想和革命行动，对青年盖叫天也有很深的影响。那位为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北洋军阀，竞惨遭杀害的艺人王钟声的合作者刘艺舟，在王钟声被杀害后，仍继续不屈不挠地斗争下去，以舞台为阵地，宣扬新思想，唤醒民众。他们的英雄行为更为盖叫天所钦佩。他的老师，有的曾经在太平天国的科班中当过教师，太平军失败以后又流落上海。他们在教戏的同时，也向他传播了反清思想。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维护艺人品格，不肯同流合污的反抗性，构成了盖叫天的高尚人格。
清末，清宫常招宫外名角入宫演戏，并给予优厚俸银，入宫者名曰“供奉”。那时盖叫天在南方已有了名声，杭州的织造局和上海的洋务局都向清廷举荐他，清廷拟召他入宫供奉，被他拒绝了。因为他居住在租界，所以清廷也奈何他不得。
后来，北方有三次盛大的堂会，一次是清废帝宣统娶妃，一次是张作霖做寿，一次是曹锟贿选，这三次都邀请南北名角前来庆贺演出。盖叫天都拒不参加。
上海抗日战争前，杜月笙新建杜家祠堂落成，举行规模空前的大堂会，由张啸林亲任演出的总提调，南北名伶云集，真可称得上是一时盛会，在这盛会中，南北各有一位名角不见前来参加，那就是北方的余叔岩和南方的盖叫天。
接下来，轮到张啸林做60 大寿。当初杜家祠堂落成，张啸林帮杜的忙，现在杜月笙回报他，也给他担任大堂会的总提调。由杜出面提调，谁敢不来，但依然有一个人不来，那就是盖叫天。
有人劝盖叫天，不要得罪这些人，遇事随和点，给个面子，凑个热闹，是有好处的。可是盖叫天不这么想。他平生就是不唱堂会。他对堂会十分反感。他少年时在科班中，时常要到大户人家去唱堂会。有一次，在一家大官府中唱堂会，主角是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三人同台，而以他们的科班作班底。老师们对盖叫天说，今天的戏要认真仔细地看，这三位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名角，三人合演，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盖叫天听了老师的话，跑完龙套，在台边找个比较隐僻的角落，全神贯注地看戏。他对潭、汪、孙三位的戏，从未看过，听人介绍后心想：今天可看到好戏了。谁知他们在台上唱，台下的老爷太太们却在猜拳行令，只顾饮酒酬应，台上的戏很少有人注意。这三位名角也就草草终场，聊以塞责。少年盖叫天失望极了，更使他反感的是这班阔老根本没把艺人的劳动放在眼里，演戏仅仅是为了给他们摆阔装点门面而已。因此，长大后，他给自己立下一条：不唱堂会。
在敌伪时期，大约是1942 年，有人为向日寇献媚，组织一次大会串，演出《铁公鸡》，以十大武生“十演铁公鸡”为号召，盖叫天也在他们罗列的名单之内，但盖叫天本人并不知情。他们以为在日寇权势下，谁敢不来，因此事先也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就将广告登出了。观众们为这强大的阵容所吸引，争相购票，谁知临到演出时，久候盖叫天不来，开不了锣，观众起哄，组织者手足无措，日本宪兵派出铁甲车前来弹压，临时找人代替，方才将事态平息下来。第二天日本宪兵的一个头头带人来找盖叫天。盖叫天家中客堂里供着佛像，香烟缭绕，一派肃穆气氛，这个日本宪兵头头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见了佛坛，恭恭敬敬地先向佛行了个礼，大概见盖也敬佛，引为同道，于是态度也就缓和了。坐下后问他昨天为何不去演出。盖叫天说：我今年50多了，50 岁时断过腿，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断过腿怎么在台上翻打？这次演出，事先没有与我商量过，取得我的同意，就把我的名字上了报，这个责任难道要我来负吗？
他这番话说得合情合理，日本宪兵听了也无话可说，坐了一会，就起身告辞，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有一次，约是1943 年，当时上海有个汪伪的统税局局长邵式军。他手下有武装，又有日军作靠山，气焰嚣张，炙手可热。他为庆祝30 生辰，邀请名角演唱堂会。派人来请盖叫天，盖避不见面，盖的夫人对来人说盖叫天从来不唱堂会，请他们另请高明。来人将白花花的大洋钱堆在桌上，只要点个头，这钱就是盖家的了。这时他家正缺钱用，经常靠典当救急。但这样的钱他坚决不要。
盖叫天说过“黄金有价艺无价”。他十分看重自己几十年心血汗水浇灌、培植的艺术，决不能随便认人作贱，更不愿将它们让汉奸、流氓玷污，为他们寻欢作乐作奉献。所以他说，要看我的戏，不必在我面前堆上这许多大洋钱，花2 元钱到剧场买张票就行了。
可是对义演却又是另一回事了。
1943 年上海伶界联合会举办义演，是为了兴办棒伶学校，开办粥厂，散发寒衣等伶界福利事业筹集基金。演出《大名府》连《一箭仇》。《大名府》是周信芳的戏，他演卢俊义。盖叫天提议，请周信芳在《大名府》后接演《一箭仇》，卢俊义一人到底，这样盖、周同台，一定会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
周信芳在全出《大名府》演下来后已经够累的了，还要陪盖演武打吃重的《一箭仇》，自然是很为难的，但为了义演，他慨然允诺。消息传出，轰动上海，更何况这台戏阵容强大，有林树森的梁中书，赵如泉的时迁，张翼鹏的武松，高百岁的索超，越松樵的林冲，王少舫的燕青，芙蓉草的贾氏，韩金奎的李固，个个都是上海的名牌，因此广告登出，戏票一抢而空。当戏演到《一箭仇》，卢俊义拜庄，史文恭出场，盖叫天、周信芳二人台上相遇时，观众热烈欢呼、鼓掌、跺脚，剧场气氛达到热烈的高潮。江南文武两位大家，同台演出，实是千载难逢，也是南方京剧史上一则永志难忘的佳话。
解放后，历次大规模的演出活动，盖叫天都积极主动参加。皖北水灾，上海戏曲界救灾义演，他与梅兰芳等合演《龙凤呈祥》，他饰赵云，观众踊跃，盛况空前。正如田汉评价的那样，盖叫天是一个忠于艺术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人，一个宁愿挨饿，保卫他艺术的尊严的人。
龚义江
张曙与《洪波曲》
张曙作为抗战救亡音乐运动的一员骁将，与聂耳、冼星海、任光等一起彪炳史册。可惜《中国现代音乐史》、《中国音乐辞典》等书对他的介绍较简略，要想进一步了解他的生平与作品，甚是烦难。
1909 年6 月13 日，张曙出生于安徽歙县南乡柔岭下村一个商人家庭。
父亲张瑞祥在当地开有首饰铺。母亲知书识礼，且擅唱民歌民曲。还在牙牙学语之时，张曙就从母亲学唱起山村小曲。稍长，即入邻村唱灯班，学习民间乐器与徽戏唱腔。经老乐师张树滋口传心授，张曙在发蒙前就学会了多种吹拉弹奏乐器，学会了许多徽戏唱腔曲牌，由此对民间音乐萌发了浓厚的兴趣，与音乐结下了难解之缘。1927 年夏，张曙在浙江衢州省立第八中学高中毕业，毅然违背父亲要他经商的意愿，赴沪考入上海艺术大学音乐系。翌年春，上海艺大改为南国艺术学院，并由田汉主持院务，张曙转入该院音乐系，加入田汉领导的南国社，1928 年9 月，张曙考入上海国立音乐院专修科，主修声乐。在校期间，张曙曾两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第一次是1923 年冬，因谋杀蒋介石未遂案的刺客乱招供而受株连，翌年春由父亲交付巨额罚金获释；第二次是1930 年9 月，因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被关押两年有余。1933年2 月南京政府宣布大赦，由田汉出面转托闻人营救出上海龙华监狱。出狱不久，张曙便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又加入了田汉领导的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此后，张曙写下了近百首歌曲，包括《卢沟问答》、《保卫国土》、《日落西山》、《洪波曲》等在音乐史上享有地位的抗战歌曲。
《卢沟问答》（田汉词）是1937 年7 月卢沟桥事变的产物。当时，困居南京的田汉又一次跃动起报国之心，酝酿创作剧本，但又忧虑剧本完稿难于公演。凑巧南京“报界慰劳抗战将士公演会”为筹备公演找上门，田汉于是就以“七·七”卢沟桥事变为题材，突击三天写就话剧《卢沟桥》交对方排练。张曙应田汉之约，自沪赴宁为此剧赶写插曲，还被导演洪深选中，在剧中扮演“拉大片”的宣传员。全剧插曲是张曙独辟蹊径的一次艺术实践，即全部运用民间戏曲曲牌进行改编。《卢沟问答》选用民间小戏《小放牛》，借用村姑问路、牧童考问、两人对歌对舞的表演形式，对唱卢沟桥的由来，最终道出主题：“自相残杀万年还遗恨”，“只有抗战救国千古美名扬！”7月下旬，南京“报界慰劳抗战将士公演会”在南京大众、国民、新都、首都四大戏院公演话剧《卢沟桥》时演唱，随后此曲便不胫而走，成为男女老少人人爱唱的抗战歌曲。建国后，作曲家刘炽将它加工改写成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
《保卫国土》（任钧伺）是张曙在“七·七”事变当月创作的又一支抗战歌曲。作曲家急国难之急，采用八度大跳向上冲击，发出战斗呼号“同胞们起来，保卫国土！”然后采用切分节奏，通过模进及同音重复，将音乐主题变化发展，步步紧逼推进情绪，最终向全民族发出大声疾呼：“要生存只有斗争！”
1937 年12 月，张曙偕妻女自上海返回长沙，途中应田汉之约。暂留武汉参与中国活剧界筹备公演出汉话剧新作《最后的胜利》。这是齐集武汉的中国话剧精英的一次通力合作。由洪深任导演，赵丹、王莹等近百名著名演员参加演出。该剧描写华北某地一山村，一群青年男女辛勤劳动，互相爱慕。
在强虏入侵时，青年男子毅然辞别心上人，拿起武器，集队奔赴战场。该剧歌颂了青年一代同雪公仇的爱国主义精神。张曙按照剧情，采用民间山歌音调写下插曲《日落西山》。全曲在婉约多姿的曲调中开始，先用赞叹的语调唱出“日落西山”时的山村绮丽风情。然后用细腻委婉的曲调刻画山村姑娘“俏冤家”的动人形象。正当情郎情妹含情脉脉会面时，不料情郎却又唱出了：“哪一个男子心里没有意？要打鬼子可就顾不了她！”由于风格清新，曲调优美，很快流传全国，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战抒情歌曲。
1938 年4 月，张曙随同田汉自长沙抵达武汉。应郭沫若之邀，赴武昌昙华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周恩来副部长、郭沫若厅长的领导下，担任主任科员，领导歌咏团体在武汉三镇开展群众歌咏运动。4 月6 日，台儿庄会战结束，我军“内外夹击”，聚歼敌板垣师团及矶谷师团主力两万余人。消息传来，郭沫若决定自4 月7 日起，领导第三厅举办武汉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目的是“提高前线士气，提高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田汉为此写下歇词《洪波曲》、《胜利的开始》、《保家乡》，分别委托张曙、冼星海、贺绿汀谱曲。一是准备交政治部抗敌剧团携往台儿庄前线慰问时演唱，二是在武汉抗战宣传周中传播。为了便于流传，张曙决定把《洪波曲》谱成大众化的进行曲：即采用集中概括的手法，将台儿庄军民的抗日呼声提炼出质朴凝炼、坚定自信的典型音调，编织于强弱分明的四二节拍中，通过齐唱合唱交织成一幅气壮山河的抗战景象：两军对峙，各不相让；微山湖水，洪波翻腾；军民合作，抗战无敌。4 月10 日由张曙在汉口江汉关广场高台指挥华北宣传队首次演唱，后即流传全国，成为作曲家最负盛名的抗战歌曲。
郭沫若还以它为书名撰写了抗战回忆录。
1938 年10 月25 日，张曙随同第三厅自武汉撤守湖南。12 月16 日，又随同第三厅乘车撤住桂林。与先期抵此的家属周畸一行借居文昌门内榕湖畔之桂南路寓所。12 月24 日中午，大队敌机突然轰炸桂林。年仅29 岁的张曙与长女达真在寓所防空壕同时遇难。1939 年1 月，旅桂文艺界在新华戏院隆重举行了张曙追悼大会。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特赴桂林主持追悼会，还赶写了近10 幅挽诗挽联陈列于会场四周。挽联之一云：“黄自死于病，聂耳死于海，张曙死于敌机轰炸，重责寄我肩头！
《抗敌》歌在前，《大路》歌在后，《洪波》歌在圣战时期，壮声破敌奴肝胆，豪杰其兴！”
秦启明
中国第一部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
中国的新歌剧是在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借鉴西洋歌剧而发展起来的，表演时采用“话剧加唱”的形式，这是新音乐先驱者的一大创造。由聂耳与田汉合作的《扬子江暴风雨》就是中国的第一部新歌剧。
1934 年5 月，田汉编剧之影片《母性之光》、《三个摩登的女性》、《民族生存》、《肉搏》、《烈焰》、《黄金时代》，皆因宣扬“阶级斗争”或鼓吹“反帝抗日”被国民党政府迫令禁映，摄制田汉创作影片之上海艺华影业公司也被国民党特务捣毁；与此同时，田汉编剧之话剧《一九三二年的月光曲》、《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年夜饭》等，也因鼓吹“反帝抗日”而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致使左翼剧团很难公演，左翼戏剧运动面临着反动当局的疯狂扼杀。
然而田汉并没有屈服。正当田汉重又考虑如何用“粗野而壮烈的啼声”继续“报告东方的晓色”之时，友人给他捎来消息，说上海麦伦中学正在筹备校庆活动，苦无经费，请求田汉相助一臂之力：创作剧本安排演员义演。
田汉似乎看到了左翼戏剧运动潜在之影响。作为左翼剧联党团负责人，田汉立时喜不自胜，无条件承诺。他看到聂耳作曲的《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已在社会上传唱，很受群众欢迎，他几经酝酿，决定另辟蹊径创作歌剧脚本《扬子江暴风雨》，委托聂耳谱曲。就这样，经几天赶写，脚本完稿，无奈本人通缉令加身，无法会见聂耳，有关歌剧的作曲要求，也只能够通过他人转告聂耳。
歌剧《扬子江暴风雨》描写“一·二八”后，扬子江码头沦入敌手。“太和丸”日轮停泊码头，在日军的刺刀皮鞭下，一群码头工人正从日轮卸运木箱上岸，不时有人惨遭毒打；码头一隅，一群建筑工人正在奠基修建货栈，打砖工人老王仔细观察，发现木箱内装有炸弹，即向人群大声呼吁：不给敌人搬运炸弹，屠杀中国同胞！码头工人闻声惊悟，当场扔下木箱停止搬运，日兵开枪威逼，击中工人阿二与老王孙儿。工人们群情激愤，抓住逼迫工人卸货的汉奸阿四，把他扔入河中，日军再次开枪，数名工人中弹倒地。目睹同胞无辜丧命。工人们忍无可忍，拿起鎯头、锤子打开军火箱，手提炸弹奋勇上前，与敌人作殊死斗争。就在紧张搏斗之时，远处接连响起枪声，布防工人返回报告：“中国抗日游击队来了！”于是工人们高唱起战歌集队参加抗日游击队。全剧主题鲜明，结构简练，情节紧凑，波澜迭起，表现了中国人民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
聂耳接到脚本，即对全剧歌曲作了通盘考虑，复又根据歌词内容多次去上海外滩，实地考察码头工人的劳动，采集劳动号子，然后开始谱曲。5 月中旬全部完稿，全剧包括歌曲四首。
（一）《打砖歌》，田汉词，由聂耳演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唱片，是剧中的第一首歌。全曲共10 小节，无一休止符，用主三和弦分解音作为骨干音写成五声音阶曲调，在一起一落的四二节拍中，咏唱打砖工人日复一日无休止的劳动，诉说打砖工人的悲惨生活。
（二）《打桩歌》，田汉词，由聂耳演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唱片，是剧中的第二首歌。包括三个乐段，前后二乐段均用一号子曲调，通过重复唱出不同歌词，中段三乐句是全曲的精髓所在，由领唱号子者唱出，曲调长短不一，但轻松活泼，自嘲嘲人，富有生活情趣，形象地表现了打桩工人的乐观主义精神。
（三）《码头工人》，蒲风词，由聂耳演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唱片，是剧中的第三首歌。全曲取一号子音调写成回旋乐句，象征码头工人，经反复再现组成三个乐段。每乐段前是叙述性歌唱，后是回旋乐句。通过反复咏唱反复对比，造成沉重压抑的气氛，并加深了音乐形象，中段作曲者调动了多种手段，刻意渲染，对每一唱伺都分别作了充分强调，唱出了中国工人忍辱负重不畏艰难的斗争精神。
（四）《前进歌》（又名《苦力歌》）。田汉词，由聂耳率森森国乐队演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唱片，是剧中的最后一首歌。歌曲开始，在一声惊呼中唱出核心音调，激愤、雄壮，带有号召性，与《义勇军进行曲》有内在联系，配合剧情，发挥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1934 年6 月30 日，麦伦中学假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行校庆，左翼戏剧工作者首次公演了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由聂耳、郑君里、王为一、露露主演，由张曙指挥演员合唱队伴唱。聂耳主演打砖工人老王尤为出色：当他从地上抱起被屠杀的孙儿小栓子（由田海南扮演），又领唱起《前进歌》：同胞们大家一条心！
挣扎我们的天明！
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
……
歌声一呼百应，大气磅礴，鼓舞了全场观众，在场的苏联记者特摄下这一珍贵场面，通过《国际艺术》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第一部新歌剧。演出结束，助演者赵丹向聂耳表示祝贺，高兴他说：“我知道你有演员才能，但不知道你真能演戏，看完《扬子江暴风雨》才知道你确是个好演员。当你演到怀抱死去的孙儿时，我感动得哭了！”
聂耳于《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中曾对此作了总结，认为“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中的歌曲，和一些流行歌曲大不相同。它们没有靡靡之音，有的却是壮健的歌词和雄劲的曲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配合得很恰当，决非一般抄袭者所能办得到。”
由于主题指明“抗日反帝”，因此，首次公演后，它便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建国后，田汉又对剧本作了加工。1960 年11 月，在首都各界纪念聂耳逝世25 周年之际，《扬子江暴风雨》由茅源整理配器，刘育民导演，中央实验歌剧院重新公演，田汉并就此写下诗作《看（扬子江暴风雨）彩排·忆聂耳星海》，称颂《扬子江暴风雨》与《黄河大合唱》是当年聂耳、冼星海赖以起“衰怠”的两大“新乐府”：黄浦滩上路，熙攘未大改，当时中国人，今日作主宰。
崇楼入云河，巨舸耀华彩，建设新国家，汗水任挥洒。
扬子风雨暴，黄河浪涛骇。
当时新乐府，赖以起衰怠。
生命虽短促，艺术足千载，人民大歌手，聂耳冼星海。
秦启明
从《徐锡鳞》到《一片爱国心》
——熊佛西在五四时期的戏剧活动
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不少戏剧家，他们最初的戏剧活动都同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著名戏剧家熊佛西（1900—1965），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关不住的演员
1915 年，16 岁的熊佛西进了武汉辅德中学学习。这所学校很注重学生的文娱活动。每逢“双十节”或新年就组织师生一同登台演出。一位姓桑的老师对戏剧特别热心。有一次，他编了一个幕表戏《吴三桂》，内容是讽刺卖国贼吴三桂引狼入室的。他让刚进校的熊佛西在剧中扮演一个小兵。这小兵在剧中总共只是两句台词。戏排好后在学校操扬搭台演出。熊佛西初次登台，兴奋之极，演得相当认真。演完之后，桑老师夸奖他说：“你演得还不错，扮个小兵倒很像，你说的那两句话也没有错。”话虽只有几句，却如一股暖流涌进熊佛西的心头，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
不久，桑老师离开学校，同学们推熊佛西编剧本。熊佛西当仁不让，编了一出《徐锡麟》，让同学范梅生男扮女装演秋瑾，自己主演徐锡麟。演出那天晚上，月明星稀，学校的操场上灯火辉煌。学生、老师和家长们将临时搭成的舞台围得水泄不通。当戏演到徐锡麟刺杀恩铭，被捕受审这一场面，扮演徐锡麟的熊佛西，对着审判席上的清朝官吏慷慨陈词：“我立志抗清已有十余年，今日才达到目的，本来还打算杀了恩铭以后，再杀端方、铁良、良粥……”“现在革命党人很多，在安庆其实只有我一人，我今虽被捕，但你们不可拖累无辜！”“你们杀我好了，将我的心剜了，两手两脚砍断，全身撕碎都可以，但不要冤杀一个学生！”
台下观众看到这大义凛然的场面，听到这热血沸腾的语言，激动万分。
操场上鸦雀无声，不时还有唏嘘、抽泣的声音。演出获得师生一致好评。一位老师奇怪他的台词说得那么好，其实那剧中不少台词是熊佛西看了《徐锡麟传》后背出来的。通过编写这第一个剧本，他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进步的学校演剧使熊佛西从学生时代就培养了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正
义感情。1918 年，湖北闹水灾，熊佛西组织的辅德新剧社就发起募款救济，并亲自编写一出描写水灾故事的剧本。他自己在剧中扮一位灾民。为了表演得逼真，临登台之前，他还往自己身上泼了一桶水，浑身上下湿淋淋的。演出时，他站在舞台中心慷慨陈词，诉说灾民之苦，获得观众极大的同情。洋钱像雨点一般飞抛到台上，仅这一次演出就为灾民募得300 多元。这件事使青年熊佛西深刻体验到戏剧艺术感人的教育作用。
在那个时代，演戏是低人三分的下贱活动。熊佛西的父亲受世俗偏见的影响，也不同意儿子抛头露面去演戏。一次，汉口几个中学要联合起来演剧募捐救灾，邀请熊佛西再次登台。横说竖说，父亲就是不准再演，后来竟把熊佛西锁在楼上关禁闭。然而，对灾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学校演剧培养起来的对戏剧的浓烈兴趣，是任凭什么力量也阻拦不了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熊佛西竟用一根绳子系在窗槛上，神不知鬼不觉地顺着绳子悄悄地溜出家门，终于如期参加了联合公演。
中学时代学校演剧培养起来的对戏剧的爱好，为熊佛西从大学起就开始创作现代话剧本、出版剧作集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成为他终生难忘的一段艺术生活。
“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
1919 年5 月，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北京爱国青年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消息传到武汉，武汉三镇沸腾了。大中学生迅即行动起来，联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援北大学生的正义行动。游行队伍以一面横放的国旗作前导，四角由四位青年学生拿着。队伍缓缓地进行，口号声不绝于耳。游行举行到一半，忽遇倾盆大雨，然而整个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秩序井然，这庄严、肃穆的场面深深地震撼着熊佛西的心灵。
熊佛西被同学们选为辅德中学学生会的代表，直接参加了这场伟大的运动，他写标语、刻钢板、起草传单，全身心地投入了反对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的宣传活动。这期间，由于工作的关系，熊佛西结识了武昌大学教师代表浑代英，同他在一起工作了将近2 个月。浑代英的才华、勇敢和毅力，给青年熊佛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五四运动使熊佛西受到了一次惊心动魄的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了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强烈情绪。
同年夏天，熊佛西在辅德中学毕业。这时，他对古城北京十分向往。那儿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又是新文化的中心，他一心想到北京上大学。
1920 年，熊佛西考取燕京大学，主修科是教育，副科是西洋文学。这个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不断吹进熊佛西的心扉。同时他也受到蔡元培先生提倡的民主和科学思想的熏陶。
在大学期间，熊佛西还选择了自己先后创作的4 个剧本《这是谁的错》、《新人的生活》、《新闻记者》、《青春底悲哀》，出版了他的第一个戏剧集《青春底悲哀》。这些剧本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五四时期青年们要求婚姻自由、追求真正的爱情生活的强烈愿望，揭露了官僚家庭的黑暗和军阀、政客的荒淫无耻，洋溢着五四时期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革命精神。它们曾多次在舞台上演出过。《这是谁的错》由当时誉满京都的话剧旦角李健吾扮演剧中女主角罗冰清。当李健吾上场时，由于他的表演感情真挚，哭得又恰到好处，越演到后面越得到观众的赞赏。幕一落下，熊佛西赶到后台，朝李健吾扑通下跪，说：“健吾，你救了我的戏，谢谢你！”李健吾吓了一跳。但两人就此开始了友情。
1923 年7 月，由于熊佛西的刻苦学习，3 年就学完了燕京大学规定的4年课程的学分，提前一年毕业。次年赴美留学，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
留美期间，熊佛西结识了闻一多、罗隆基、梁实秋、余上沅、赵太侔、顾毓琇等人，与闻一多结下了终身难忘的友谊。他和闻一多合作，合写过一个独幕剧，并与闻一多、谢冰心、顾敏琇等十几位留学生一起，把我国古典名剧《琵琶记》搬上舞台。当时，熊佛西和闻一多都住在纽约。他们身居海外，怀念祖国，经常谈论国事，痛恨国内军阀专横，连年混战，同情人民的疾苦。这时，闻一多由学美术改习文学，特别致力于诗的研究与创作，他曾经对熊佛西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