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期间，熊佛西经常是闻一多创作的大量的火一般热情的爱国诗篇的第一个读者。
“我恨不得把你吃掉！”
在留美期间，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结合观摩、读书中的体会，熊佛西创作了一批话剧剧本，如《万人坑》、《当票》、《甲子第一天》、《一片爱国心》、《洋状元》等，而尤以三幕剧《一片爱国心》的思想性、艺术性为最高，可以说是他全部作品中的代表作。
这个戏写清末革命志士唐华亭，因清廷追捕，逃亡日本，后与在大学的日本同学秋子结为夫妇，生一子一女。子名少亭，任民国实业督办。女名亚男，在中学念书。10 年后的一天，亚男要去学校开会抵制日货，为母所阻。
秋子兄为驻华日本国公使，怂恿其妹逼少亭签订了一个出卖中国矿山权益的契约。围绕着要不要签卖国契约，在家庭中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剧中女主人公唐亚男，是一个聪明、热情、深明大义的女学生，她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母亲秋子是一个日本籍妇女，对亚男视若掌上明珠。亚男平时也爱母亲，母女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母亲要女儿穿日本和服，女儿依从了，甚至母亲要亚男不要参加抵制日货的辩论会，女儿也被迫同意了。然而，亚男的内心却怀着深深的痛苦。一方面她敬佩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她又不得不忍受误会，被同学们骂为“卖国奴”。她不怨恨同学，只恨自己，恨自己出身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家庭之中。更令亚男苦闷的是，她的这一腔痛苦还欲诉无门，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里，时常向隅而位，偶尔向自己的女友周女士倾诉。因此，她的性格除了单纯、热情的一面，还有深沉、优郁的一面。然而剧本成功地刻划出，当问题涉及国家、民族利益这一大是大非问题时，她性格中炽热的爱国热情便如火如茶地迸发出来。第二幕，当她听说母亲让身为实业督办的哥哥唐少亭在一张出卖祖国矿山权益的契约上签字时，不禁义愤填膺，痛斥其兄：“假如不是作同胞情份上看，我恨不得把你吃掉！”
当母亲抢过契约，出门要送交日本公使馆时，她毫不犹豫地冲出门，同母亲争夺契约，不顾母亲的眼睛已被打碎的玻璃刺伤。她夺回契约，撕得粉碎，掷入空中，大笑起来。唐亚男的这一系列行为，生动地表现了经过五四精神熏陶的青年一代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这个剧本中，作者还塑造了另一个爱国者唐华亭的生动形象。唐华亭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者，他对其妻秋子的救命之恩无限感激，相爱甚笃。
此时，对儿子的签约，怒不可遏，严词痛斥；当他发现秋子强迫儿子出卖祖国利益的行为，就毫不妥协，夺过契约，擦起火柴要将它烧掉。秋子揪住他的长须勒逼他交出契约，唐华亭斩钉截铁他说：“就是你今天把我的胡须完全拉掉了，我也不能给你！”唐华亭形象的塑造，进一步反映了剧本所宣传的爱国主义主题。
《一片爱国心》的另一成功之处，在于它鲜明地展示了唐亚男、唐华亭等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真实地再现了促成人物一系列爱国行为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社会背景。虽然全剧三幕的舞台环境均在唐华亭家中，然而通过这个舞台窗口，观众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五四时期整个中国社会沸腾的时代脉搏。人们可以看到此时抗议列强侵略、抵制日货的狂风席卷了整个社会。
学校里学生们痛斥亚男是“卖国奴”；甚至要召开辩论会，故意让她做执行主席，好当众羞辱她。虽然这种做法未免有点简单化，但也确实地反映了当时青年表达爱国感情的特点。不仅如此，唐夫人要挂一面太阳旗，也遭到仆人们的抵制。一向恭顺的男仆张顺现在居然敢于咒骂：“你是什么臭东西！
这年头还挂日本旗？你甘心做卖国奴吗？”连过路人看见唐家大门口的日本旗也怒火中烧，经常在他家门口涂写“卖国贼、亡国奴、亲日走狗”种种词句予以痛斥。正是这些席卷全国的高涨的爱国主义感情，影响了唐亚男、唐华亭，促成他们作出誓死要同卖国贼斗争到底的一系列爱国行为，从而揭示了产生主人公爱国行为的社会背景。
《一片爱国心》公演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首演后，熊佛西收到许多观众来信，要求再度公演。一位观众在信上说：“你们的戏使我很受感动，从而得到启示与教育。你们再度公演，我一定再次去看戏。……演四次，我要去看四次。”此剧在各地广泛演出后，许多女学生出于对唐亚男精神的敬佩和仰慕，纷纷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亚男，此剧在两三年中演出过400 多场，一直到抗战初期，还是话剧舞台上广泛上演的剧目之一。1929 年，此剧还在比利时两度上演，获得成功。几位比利时教师看后赞赏说：“这剧是出于一位大文豪的手笔”，它能将爱国的精神充分地表现出来。由此可见，此剧所宣扬的五四爱国精神不仅在国内名噪一时，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曹树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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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民国年间的振兴昆剧运动
清丽、典雅的昆剧，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被誉作“艺术百花园中的兰花”。它发源于江苏昆山一带，自明代中叶兴起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流传的范围几乎遍于全国。昆剧艺术，在剧本文学、表演程式、音乐唱腔、服装造型等方面都有自己的完整形式，独具特色，对中国的传统戏剧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堪称我国戏曲艺术的瑰宝。清朝末年，昆剧盛极一时，许多剧种都向昆剧学习和借鉴，号称“同光十三绝”的最著名的戏剧演员中，许多都是昆剧旦角。但进入民国以后，昆剧开始呈现出衰败凋零之势；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民间激发起一场有声有色的振兴昆剧运动。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昆剧进入惨淡经营、每况愈下的衰落时期。虽然有一批有识之士与昆剧艺人经不倦努力，使昆剧艺术勉强维持，但已是不绝如缕，奄奄一息。这固然与民国初年的政局动荡、战乱不已、经济萧条等社会原因有很大关系，但也不可否认昆剧自身的内在缺陷日益暴露，失去了昔日的风采。
首先，从昆剧剧本内容上看。当我国戏曲由宋杂剧、南戏到金院本、元杂剧，逐渐推进、衍变，直到明清传奇，昆曲剧本的文学体裁和形式宣告完成。虽然它的剧本文学体裁优美，有许多剧本如《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在世界著作之林取得很高的声誉，但它的弊病也很明显。一是语言文雅，脱离生活，与广大社会中下层民众有较大距离；二是剧情不完整，难以吸引观众。昆剧艺人演出的剧目，往往是在一部传奇之中，抽出几个折子戏，经精雕细刻的琢磨和表演实践而形成。它大大地发展和丰富了表演程式，可是，折子戏推进了，整本戏却湮没了。数以百千计的传奇，没有一个可以整本演出的。结果是昆曲只剩下几百个无头无尾的折子，使人无法了解其完整的情节，因而日益脱离群众。
其次，从昆曲声腔上看，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昆曲音乐是由简到繁、由粗到精的，这个发展过程，灼然可见，应当承认是戏曲音乐史上足以肯定的成就，可是，某些形式主义的弊病，例如不顾词意、语气的依字行腔、节奏过于拖沓等等，越到后来越严重。
再次，从歌唱艺术上看，也有利钝互见的情况。我国戏曲是由清唱形式开端的，所以历代都有人专门研求唱曲艺术，这些人称为“唱家”。唱家们讲究吐字、发音、运气、行腔种种理论和技巧，其中不少人很有造诣，对唱曲艺术起过推动作用。然而，清唱曲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它不如“戏工”的紧密结合演出，与舞台形象产生距离，不符合唱曲艺术的要求。
就在昆剧衰象毕呈、没落至极的时候，一批昆剧艺术爱好者和社会名流，不甘心其消亡，力图挽救这个古老的剧种和这朵高雅的艺术之花，开始了振兴昆剧的不懈努力。
1921 年8 月，在昆剧的故乡苏州，出现了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昆剧传习所，这是一个培育昆剧新人的科班组织，目的是解决昆剧艺人青黄不接的问题，最初发起倡办传习所的是苏州绅商张紫东、贝晋眉、徐镜清三人。得到了苏州昆剧爱好者与曲友们的赞助，选出了张紫东、贝晋眉、徐镜清、孙咏雩等12 人为董事。商定每人出资100 元作为开办费，并向轮香局善堂借用城北五亩园的10 多间房屋作所址，作为教学场所，推举苏州道和曲社曲友孙咏雩为所长。
传习所聘任的教师都是全福班的名艺人。晚清昆剧名小生沈寿林的次子沈月泉主教小生，因技艺全面，被尊称为“大先生”；沈月泉弟沈斌泉，主教副、丑、净，称为“二先生”；吴又生主教外、末、老生、老旦；许彩金主教旦行，半年后因故辞退，改聘尤彩云，以后又增聘施杭林。另有笛师高步云，拳术教师邢福海。此外，还聘请文学教师傅子衡、国文教师周铸九以及英语、算术教师孙卓人，教授文化基础知识。科班而注重文化教育，是一大进步，这自然和创办人都是知识分子，而他们又都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有关。
传习所原计划招收学员30 名，全年经费5000 元，3 年结业后成立戏班。
后来昆剧爱好者和实业家穆藕初主张增加为50 名，5 年结业，经费则由他筹集，于是传习所就由他接办，所长仍是孙咏雩。招收的学员大多是苏州梨园行子弟及贫家子弟，年龄为9 岁至14 岁不等（均是男孩），规定试学一年，有培养前途者，才写“关书”正式学戏。关书内容要求学员行为端正，学习刻苦，遵守所规，违者勒令退学。与旧式戏班的“关书”相比，已革除了体罚、生死由命和学成后帮师三年等陋规。
传习所提倡文明办学，不得打骂学生，教授文化基础知识，使这批原属文盲或仅有初小文化的穷孩子，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基础，为学习昆曲提供了有利条件。
传习所的课程规定，每天清晨起身吊嗓，上午练拳术和身段排练及学习文化。下午背曲文和拍曲子。音乐课则每人发笛一支，必须学会吹笛，其它乐器自由选学，以增强乐感，提高识谱能力。学唱昆曲时，教员和学生围坐在拼起的两张方桌四周，边唱边拍板眼，桌子便称为“桌台”。传习所共设四张“桌台”，每张“桌台”围坐10 多人，教师坐在上首，学生围着桌子坐在下首，老师在桌子上拍着板眼唱曲子，学生就跟着拍，跟着唱，学会一出出戏的唱词。开始学戏时，都学同声唱的群场戏，如《上寿》、《赐福》和《琵琶记·赏荷》、《邯郸梦·仙圆》等。传习所前二年只教唱念，务求十分熟练，一只曲子往往要拍教10 遍乃至一二百遍，直到滚瓜烂熟，方才作罢。
二年后才开始踏戏（即排练）。教戏的指导思想是使学员学会各自本行当的几折基本看家戏。
传习所开班半年左右，经费来源发生困难，于是请上海纺织工业实业家、昆剧爱好者穆藕初先生资助。穆先生慷慨应允承担全部办学经费，并相约张紫东、徐镜清、贝晋眉、俞振飞等串演，筹募到资金8000 余元，充作传习所办学经费。此后又邀请上海曲友王慕诘为首批学员题了艺名。姓名三字中第一个字，本姓守宗，第二个字，取“传”字辈，一则为了表明是苏州昆曲传习所的子弟，同时也是希望昆剧艺术能薪尽火传，后继有人：第三个字，用不同的边旁标明家门行当。斜王旁为小生行，如顾传玠、周传琰：“草”字头为旦行，如朱传茗、张传芳：“金”字旁为老生、外、未、净行，如施传镇、郑传鉴；三点水为副、丑行，如王传淞、华传浩。
此时，昆剧传习所的学员已学会了不少戏，穆藕初亦陆续在苏州的韩顺兴戏衣店为学员们置办了一些行头。正值董事长张紫东为其母亲做寿，学员们就在张家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登台亮相。演出了《上寿》、《大赐福》、《游园》、《惊梦》等折子戏，获得成功，得到曲友们一致称赞。1924 年5月，昆剧传习所正式于上海新舞台举行首场公演，共演出折子戏48 出，每场均由俞振飞、项馨吾、殷震贤等名曲家会串演出，赢得“嘉宾满座，蜚声扬溢”。载誉回苏后，传习所又惜苏州青年会戏院连续公演，继续筹措经费。
从此，边演边学，开始了“传”字辈艺人的演剧生涯。
到第四年，学员们已学会了230 余折戏，于是在所长孙咏雩的率领下，于1925 年11 月再次赴沪公演，时间达一年左右。在上海这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学员们除了继续向所内教师学戏以外，还各处寻师访友，以求艺术上的进一步提高。同时又从京剧中吸收新戏、武戏，不断丰富上演剧目，提高演艺水平，使得昆剧传习所在上海滩上站稳了脚跟，声誉日增。顾传玠、朱传茗、张传芳的生、旦戏，施传镇的老生戏，更是风靡艺坛，称绝一时。当北伐军逼近上海时，上海的娱乐场所全部停止，学员们只得全体返回苏州，在道和曲社、青年会剧场等处演出。传习所的举办，挽救昆曲艺术于危亡之际，可就在此时，穆藕初因经营不善，企业连年亏损，已无经济实力支持传刁所。
1927 年10 月下旬，所务由严惠宇、陶希泉二人接管。历时6 年之久的昆剧传习所即告结束，在此基础上筹建起“新乐府”昆班。
“新乐府”是继昆剧传习所后正式成立的昆剧团。严惠宇、陶希泉二人作为上海拥有经济力量的实业界人士，投资2 万余元，为“新乐府”昆班购制新行头，租用演出场所、宿舍、排练厅等，可谓对昆曲事业呕心沥血。新乐府昆班成立后不仅精心排练演出，而且时常邀请名师高手客串，师生同台演出50 余场，轰动一时。当时，传字辈艺人亦经常向其他剧种虚心求教，京剧名角周宝奎、林树森、林树棠等，就是他们经常请教的对象，学的都是保留在京剧舞台上的昆戏及吹腔武戏。昆剧名丑华传浩当年在上海演出时，曾受教于一位演过京剧名丑的老看客。这位老先生看了他的戏，很为赞赏，但也指出功夫不够到家，自愿义务为其辅导，要求每天早晨去大世界练功。当时华传浩年轻气盛，薄有声誉，不免自满，连着三天失约，到第四天才勉强前往。结果被老先生用藤棍着力抽打三下。老先生详细指出华传浩表演中的缺点，使华懔然醒悟，认识到为人和艺术的幼稚，从此，虚心接受指点，认真练功，在技艺上提高不少。
武戏的出现，适应了多层次观众的需要，也造就出汪传钤、方传芸等一批优秀的武戏演员，打破了正宗南昆不分武行的传统。武戏的剧目也从学员结业时能演600 多折，逐渐积累至700 多折。演技也有了提高。使观众耳目一新，传字辈进入了全盛时期。
“新乐府”的诞生，标志着“传”字辈学员的出科，经济待遇已从原实习演出阶段的每人每月发数元零用钱，改为月包银制，且拉开档次距离，最高音如顾传琳为100 元，第二档如朱传茗为60 元，其次为30 元、20 元不等。
随着传字辈演员名声渐高，在包银及演出待遇上的较大差别，导致戏班内部矛盾逐渐激化。1931 年6 月在苏州中央大戏院演出结束后，戏班终于宣告解散。
1931 年10 月1 日起，以倪传钺、周传瑛、赵传玠、姚传芗、张传芳、刘传蘅、沈传锟，周传铮、施传镇、郑传鉴、顾传澜等11 人为发起人，自筹资金置办衣箱，建成了集体经营性质的昆班——“仙霓社”，推选倪传锁、郑传鉴主持社务。除继续在上海、苏州两个城市演出外，西到南京，南到杭州，都留下过“仙霓社”艺人的倩影，大部分时间则辗转演出在太湖周围地区的城镇和乡村。
在抗日战争前夕一段艰难岁月里，国家灾难深重，政局动荡，经济萧条，民生凋敝，剧团营业不振。1935 年10 月，“仙霓社”赴宁在南京大戏院公演，适逢汪精卫被刺，时局混乱，观众寥寥，以致连返回苏州的路费都无法筹措，最后还是恳请名曲家红豆馆主等客串两场，才解决了返苏盘缠。昆剧演员收入微薄，一些传字辈艺人不得不转业，“仙霓社”苟延残喘。“八·一三”战事的爆发，是对“仙霓社”的致命打击。千辛万苦所置办的行头全部毁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战火，自此一蹶不振。在重重困难之下，艺人们挣扎苦斗，断断续续演出，终因观众稀少，门庭冷落，再也维持不下去，只得各谋生路。
从此，传字辈艺人被迫脱离昆剧舞台，有的转而经商，有的当吹鼓手，有的以拍曲子教戏为生，还有人挑茶卖葱当小贩、摆拆字摊糊口。更为凄惨的是，曾红极一时的冠生赵传珺，贫病交迫，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冻死在上海南市街头。著名鼓师小金虎（赵金虎）陷入生活无着、走投无路的绝境，于1943 年春在上海卧轨自杀身亡。就是在这样严酷的形势下，仍然有一些昆剧艺人坚持献身艺术，沈传芹、袁传璠等搭入苏滩剧团唱戏；王传淞、周传瑛则加入国风苏剧团，跟随这个仅有7 名演员、几件破旧行头的“叫化”
穷戏班，浪迹江湖，过着穷困潦倒的悲惨生活，与苏滩剧名艺人长期合作，互教互学，使国凤剧团成为既唱苏剧，也唱昆曲的小剧团。就这样，“仙霓社”散班后，奄奄一息的昆剧，依附于苏剧、滩簧生存，维系着一线生机，仍能存在于祖国戏剧舞台上，为新中国昆剧的继承、复兴以及培育新人，创造了条件。
70 年前创办的昆剧传习所，是一个办得比较成功的戏曲科班和教学团体，在昆剧濒临灭绝之时，起到了承前启后、薪传不息的作用。正因为有了“传”字辈艺人，才有了江浙的“继”字辈、“世”字辈和上海的许多昆剧新秀。昆剧传习所及随后的“新乐府”、“仙霓社”戏班，对昆剧艺术的继承、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王秀芳
三十年代银幕上的刚强女性——王人美和《渔光曲》
您知道我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影片是哪部片子吗？那就是在1934 年春拍成上映、轰动全国的《渔光曲》。此片由著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编导，周克摄影，罗朋、韩兰根等名演员参演，而担任该片女主角徐小猫的演员，则是被誉为“中国三十年代银幕上的刚强女性”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王人美。
工人美是湖南长沙人，1914 年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1918 年王人美5岁时，母亲患脑溢血突然去世了。6 年后其父也病逝。她靠哥姐们拉扯长大。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哥姐因从事革命工作受迫害，逃离家乡，带着王人美到江苏无锡谋生。之后，哥哥王人路把妹妹王人美、弟弟工人艺一道送到上海中华歌舞团学习歌舞。该团是由湖南同乡、中国早期著名的艺术家黎锦晖创办与领导的，可说是中国第一家专门培养歌舞人才与表演歌舞节目的文艺团体。许多中国影剧界的明星，如黎明晖、薛玲仙、徐来、黎莉莉、许曼丽以及后来的聂耳、周璇等人都曾在这个团里学习和工作过。工人路在这里任舞台设计。王人美入团只有十二三岁，还是个世事混沌的小女孩。但她身体结实，性格刚强，好学上进。练习音乐舞蹈，常常从上午8 时到深夜12 时。
不久，她就成为该团的主要女演员，唱跳俱佳，对音乐有特殊才能，且富于表情。
1928 年到1929 年，她曾随团去香港、广州与南洋各地巡回演出，她演出的精采歌舞轰动了海内外。直到几十年后还有许多热情的华侨观众惦记着她。1929 年底，中华歌舞团改名为明月歌舞团，前往北平、天津、沈阳演出。
王人美担任歌舞主角，以其精湛纯熟的演技使北方观众为之倾倒。王人美与团里的黎莉莉、薛玲仙、胡前被观众誉为歌舞“四大金刚”。
1931 年6 月，明月歌舞团整个转入了上海著名的联华影片公司，成为联华歌舞班。王人美也从此步入了电影界。一方面她仍演出歌舞，一方面参加电影的演出。1932 年王人美正式参加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彩色有声长歌舞片《芭蕉叶上诗》，由名导演李萍倩执导，天一制片公司摄制。参加演出的还有黎莉莉、严华等人，音乐由聂耳、王人艺等担任，由于在摄制过程中，制片公司的老板横加干涉，再加上刚把歌舞片搬上银幕，没有经验，该片思想与艺术水平不高，存在不少问题。聂耳曾以“黑天使”的笔名，在报上公开撰文加以批评。但王人美却在该片摄制中积累了初步从影的经验，以后就逐步脱离歌舞界，正式转入电影界了。
继《芭蕉叶上诗》后，王人美在联华影片公司拍摄的《野玫瑰》中，饰演一位渔行杂工的女儿小凤，这是位像野玫瑰一样新鲜、艳丽、粗野的少女角色。王人美以自己洗练、纯静、朴实的演技，在银幕上独树一帜，把这位野得够大胆的野玫瑰般的姑娘演得活灵活现，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该片也使王人美在电影界崭露头角。
1932 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后，才18 岁的王人美像当时许多爱国青年一样，积极投入了救亡斗争。她在当时电影界左翼进步艺术家的带领下，参演了反映上海“一·二八”抗日斗争的故事片《共赴国难》。此片由著名电影导演蔡楚生、史东山、孙瑜等人编导，着力描写上海闸北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在“一·二八”战争中的觉醒和斗争，充满了爱国热情。仅仅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摄制成功，密切配合了当时日益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王人美在片中饰演一位不懂世事的小女儿，在“一·二八”炮火中毅然组织救护队，到前线参加救护伤员的工作，演得真切动人。
从此，王人美在影坛上开始了与蔡楚生导演的密切合作，不断受到思想上的启发与艺术上的指点，在思想认识上与演技上迅速提高，掀开了她个人艺术史新的一页。
1933 年初，王人美参演了蔡楚生创作思想转变后的第一部现实主义影片《都会的早晨》。该片选取的似乎是一个家庭伦理问题，却揭示了当时中国都市社会生活中尖锐的阶级对立，歌颂了劳动人民的斗争和骨气。影片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富家大少爷黄梦华欺骗一个无知的贫苦姑娘，生下一个儿子，后又和另一富家小姐结婚，竟把自己的私生子遗弃路旁。幸亏善良的车夫许阿大捡回抚养大，取名许奇龄。许奇龄长大后成了一名刚强正直的建筑工人，用自己的劳动赡养年迈的父亲与天真的妹妹兰儿——许阿大的亲生女儿。而黄梦华与富家小姐生的儿子黄惠龄却成了一个花天酒地、品德败坏的恶棍，企图勾引占有兰儿，遭到兰儿的拒绝与奚落。后来，垂死的黄梦华终于发现许奇龄是自己当日的弃婴，企图用金钱与遗产恢复父子关系，终被正直刚强的许奇龄兄妹所拒绝。王人美在片中扮演穷苦车夫许阿大的女儿兰儿，她演得清新自然，将兰儿的活泼、乐观、粗旷和心地善良的优秀品质和性格特征刻划得淋漓尽致。王人美在电影表演艺术上又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该片在上海首映时，连演18 天，极为轰动。著名电影艺术家洪深在《一九三三年的中国电影》中，把此片称之为“从那种夹杂着砂砾的瘠土中间”，透过“莠草和毒卉的残骸”，“冲破了初春的霜雪”而勇敢地怒茁出来的“具有伟大的未来性的萌芽”。
1933 年9 月，王人美再次和蔡楚生导演合作，参演蔡楚生编导的影片《渔光曲》。这是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影片。该片以曲折动人的情节表现了海边一个渔民家庭的悲惨故事：渔民徐福在大海中丧生，其妻徐妈不得不抛下自己刚生下的双胞胎小猫与小猴，到船主何仁斋家去做奶妈，抚养少爷何子英。3 个小孩逐渐长大，并成了好朋友。可徐妈只因打碎一只花瓶，竟被何仁斋解雇。徐妈一家生计无着，又遭匪盗抢劫，徐妈病瞎双眼，只得拖儿带女到上海投奔舅舅，在马路边靠卖唱度日。少爷何子英被父派出国留学，他决心用改良渔业救活广大渔民。他数年后学成回国，在上海渔业公司工作。一天突然听到了儿时常常听小猫唱的《渔光曲》，十分惊讶，寻声找去，见到徐妈一家。他同情徐妈一家的遭遇，资助他们100 元钱。
没想到小猫他们因福遭祸，被诬抢劫，遭到警察逮捕。获释后，家里又遭火灾，徐妈与舅舅葬身火海。何子英家也因父亲的姨太太携巨款逃走而破产。3位被生活风浪抛弃的人不得不再共同到海里打鱼为生。不久小猴因捕鱼受伤而死。影片在凄怨的《渔光曲》中结束。全片以凄婉的笔调描写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贫苦生活，揭露了封建渔霸的残醋剥削，表现了作者对人民大众苦难的同情，同时形象他说明了改良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影片在表现人物与故事时，通俗流畅，描写细腻。编导蔡楚生为了增强影片的真实性，在1933 年9月台风刚过的第二天，便带领摄制组人员乘船来到浙东渔岛上拍外景。王人美在剧中扮演小猫一角，她虽是个女子，也和男人们一样，爬山下海，不顾危险与疲累，顽强认真地坚持拍摄，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果。她准确地把握住渔家姑娘小猫的性格特征，真实生动地创造了这个令人无限同情的妇女艺术形象。该片的主题歌《渔光曲》由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王人美亲自演唱。
她以凄楚、哀怨的感情，唱出了渔民沉重的劳动与贫困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心中压抑着的悲愤，有力地渲染了影片的主题。此片是王人美表演艺术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1934 年6 月14 日开始，《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举行首映式，引起了轰动。当时正遇上海60 年少有的酷热，但广大观众还是争先恐后前往观看，影片连映84 天之久而不衰，破了名片《姊妹花》上座64 天的最高纪录。
王人美成为当时中国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女演员。她配唱的主题歌《渔光曲》被万人传唱，响遍了大街小巷，传遍了大江南北。
随着《渔光曲》的广泛流行，王人美灌唱的此歌唱片10 几万张被群众抢购一空。此歌成为当时最流行的左翼电影歌曲之一，也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名歌。
电影《渔光曲》的出现，使左翼电影运动声威大振。影片不仅受到国内外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也引起了国际电影界的高度重视。据1934 年9 月16 日出版的《联华画报》报道：“……这部片子有了这惊人的收获，于是引起欧美人士之极大注意。最近，已为法国文学家法国作家联合会副会长德化勒氏以重金购去全欧放映权，以介绍中国文化于欧洲大陆。法文拷贝早经寄往欧洲……不久的将来，在欧洲的名城大埠可以看见《渔光曲》的灿烂夺目的广告灯牌。”
1935 年2 月，苏联莫斯科举办第一届国际电影节，邀请了31 个国家的电影界参加展赛。中国送去参加评选的有4 部影片，《渔光曲》是其中之一。
这是中国影片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国际展赛。经过认真的评判与激烈的竞争。《渔光曲》荣获了第九名，得到了“荣誉奖”。在大会所发的荣誉奖状上，评判委员会对《渔光曲》的评语指出：该片“卓越地、勇敢地把中国人民的生活与优秀品质作了现实主义的描写。”《渔光曲》成为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这里面既有导演蔡楚生的功绩，也有王人美等演员的成就。
王人美成名后，继续追随左翼文艺运动，于1935 年加入了被称为“赤色大本营”的电通影片公司。该公司由夏衍、田汉等地下党同志与左翼进步人士直接领导。早在1934 年底，田汉就为电通公司编写了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故事梗概与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第二年初他就被捕了，夏衍把故事梗概写成文学剧本，由许幸之执导，聂耳谱曲。那时聂耳正要到日本去，正式曲谱是他到日本以后寄回上海的。王人美在片中饰演歌女阿凤。由于她本人曾有歌舞班的人生经历，演技更加成熟与动人。王人美亲自演唱的《铁蹄下的歌女》也随着《义勇军进行曲》一道，风行全国。
1936 年，王人美又在新华影业公司参加拍摄了影片《壮志凌云》，她扮演纯朴真挚的黑妞。数年中，工人美塑造了一系列少女的角色，电影行家们称她集清新、自然、简洁、粗犷的表演于一身。
在抗日战争时期，王人美主要从事话剧活动。1948 年她参加了欧阳予情编剧的《关不住的春光》的拍摄。以后她就移居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她回到上海，1951 年她在长江影片公司参演了《两家村》。以后她被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先后参加了《猛河的黎明》、《青春的脚步》、《探亲记》、《青春之歌》等片的拍摄。以其炉火纯青的演技，在不多的镜头中给新中国观众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经盛鸿
（第229页为王人美照片）
救亡名剧《回春之曲》诞生记
中国舞台协会于1935 年1 月31 日起假座上海金城大戏院，连续三天日夜举行赈灾大义演：由王莹、工人美、袁美云、金焰、顾鸣鹤、赵丹主演救亡三幕剧《回春之曲》。义演吸引了各方观众。海报贴出，全部戏票争购一空。消息传来，剧作者田汉尽管通缉令在身，也激动得穿起长袍马褂，头戴大皮帽，由女青年伴同，装扮成“绅士父女”来到剧场，向演员们暗暗表示祝贺。由于各方演员通力合作，作曲者聂耳又临场弹起六弦琴，带领乐队伴奏插曲。于是场内气氛热烈，盛况空前。话剧演出结束后，戏的主角高维汉、梅娘便被人们奉为爱国者相互传诵，其插曲《再会吧！南洋》、《梅娘曲》一时流行开来，更被人们奉为高维汉、梅娘的象征，传唱至海外历久不衰，极大地鼓舞了无数华侨青年返回祖国，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救国斗争。
徐悲鸿在《中国舞台协会万岁》一文中指出，《回春之曲》的演出效果已超过剧作者的本意，说它“唤起同胞不要忘记国难而继续四年前之奋发精神”，说它令人感受到“垂死之病夫，偏有此强烈之呼吸；消沉之民族，询是民族苏醒之强心剂；闻其节调，其音猛烈雄壮，当知此民族之必不亡”，说它不愧为集戏剧音乐于一体之救亡名剧。
话剧《回春之曲》是田汉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是田汉、聂耳共同合作的硕果。它是怎样酝酿和诞生的呢？
田汉早在东京留学时代，就已迷恋戏剧、电影和音乐。他还把音乐奉为人生“杰作”之一，希望将来能借助音乐创作民族化的电影、戏剧。他回国以后，就致力于创办南国电影剧社，改组南国社，从事艺术实践。无奈时机来到，事与愿违，直至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出任左翼剧联党团书记后，事情才出现转机。
由于妻子林维中婚前侨居南洋多年，田汉很关注南洋。他研究了南洋各地的历史、地理、风俗、人情，了解到华侨开发南洋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那里华工惨遭殖民者的残酷压迫难以谋生的现实。田汉据此于1931 年创作了电影剧本《母性之光》，并与任光、聂耳合作插曲《母性之光》、《春之恋歌》、《南洋歌》、《开矿歌》，经金焰、陈燕燕、谈瑛演唱，影片受到观众的欢迎。
及至“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爱国将士在闸北奋起抗日。
田汉的闸北寓所毁于战火，他受金焰之邀，举家迁居上海联华影片公司宿舍。
他刚安下身来，便邀约卜万苍、王人美、金焰、吴永刚、黎莉莉一行组成宣传队，另约聂耳携带小提琴，奔赴闸北战地宣传抗战，还赶赴医院慰问伤兵。
在对前敌将士宣传慰问的日日夜夜，田汉产生了创作欲望，希望摄制新片讴歌南洋华侨，由宣传队一行分任编、导、演、作曲，赶制影片。这时国民党蓝衣社出面通令禁映田汉、卜万苍、金焰等有关的影片，影片公司老板不敢接受田汉的剧本，致使得原定计划无法实现。为了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1935 年初，左翼剧联发动进步演员组成了中国舞台协会，组织优秀演员演出左翼戏剧，田汉便决定将考虑已久的影片改写成话剧《回春之曲》。
由于他本人已被二度通缉，加上时间紧迫，于是便躲进旅馆，拿起铁笔，直接在腊纸刻写剧本，然后分头油印，把台词交给演员背诵，再由应云卫秘密排练。不到几天，田汉就写完了全剧。王莹、袁美云、顾鸣鹤、赵丹等闻讯纷纷要求参演，于是田汉又将剧本改成男女双主角。为让更多的人参加演出，他又临时增添群众角色，弄到全剧人物多达50 余位。
《回春之曲》是田汉精心构思的第一部救亡多幕剧。作者采用两条主线展开情节：一条是男教员洪恩训与女教员黄碧如，在南洋异域幸福相爱，但又念念不忘故国，切盼他日同返祖国完婚，共创新业。一条是教员高维汉与侨生南洋之丽人梅娘，也在热恋之中。两人在红河旁椰林里共唱心曲，憧憬着自己幸福的未来。不料梅娘因父商失败，被改许侨商之子三水，梅娘不从。
“九·一八”事变爆发，高维汉、洪恩训、黄碧如一起回国抗日救亡，在一次参战中，高、洪不幸负伤人院。洪经碧如护理很快康复，两人喜结良缘，实现夙愿。维汉伤势严重，知觉全失，久治不愈，及至梅娘回国唱起《梅娘曲》，才有幸恢复健康，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全剧表现了华侨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颂扬了海外儿女坚贞不渝的爱情。
田汉写完剧本后，聂耳便接受委托，从事创作《回春之曲》插曲。在此之前，聂耳经田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加入了左翼剧联音乐小组。
他在思想上实现了飞跃，创作上获得了丰收。写下了《大路歌》、《开路先锋》、《新女性》、《卖报歌》。他与田汉合作了《开矿歌》、《毕业歌》，又为田汉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创作了4 首歌曲。这些歌曲主题鲜明，题材多样，风格各异，表现了作曲家多方面的探索，有力地抵制、反击黄色音乐的泛滥。在创作《回春之曲》插曲时，聂耳谱得感情充沛，得心应手，在顺利完稿之后，又指导演员学唱。全剧包括4 首插曲：（一）《春回来了》，田汉词。由工人美演唱，上海百代公司灌制唱片，是叙事性抒情歌曲。在第一幕中表现了红河两岸，椰林葱葱，河水淙淙，绿草成荫，风光绔丽。梅娘陪伴高维汉漫步椰林，轻歌如语，咏唱春天。作曲家配合场景。用民族音调提炼音乐主题，曲调优美婉转，朴实清新，通过重复，描绘了南洋椰林的异国风情，刻划了梅娘纯朴秀美的形象。
（二）《再会吧！南洋》（又名《告别南洋》），田汉词，由金焰演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唱片，是一首感情充沛的抒情歌曲。在第一幕中表现了“九·一八”事变消息传人南洋，高维汉急国难之急，寝食不安，无心教课，商约洪恩训、黄碧如一行回国抗日。临行登船，高维汉唱起此歌，告别自己洒下血汗的“第二故乡”，惆怅感慨之情油然而生。配合此景此情，作曲家将民族音调编织于四三节拍，歌声时而苍凉时而高亢，呈示了海波起伏、海浪滚滚的大自然景象，也塑造了高维汉慷慨激昂的形象。在全剧中起着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三）《慰劳歌》，田汉词，由袁美云领唱，上海百代公司灌制唱片。
此曲在第二幕中出现，是叙事性表演唱歌曲。如前所述，由于词曲作者均亲赴医院慰问过伤员，有过切身感受，因此歌曲富有特色。先用道白向负伤者说明：今天是旧历新年，诸位家人一定切盼你们回家共度佳节，然后歌声突起，道明家人不见勇士回家的因由。歌曲前四句是从语气中提炼节奏，从语调中提炼曲调，因此一字一音，词曲贴切，前后呼应，互为对答，朗朗上口，很有情趣。
（四）《梅娘曲》。田汉词，由王人美演唱，上海百代公司灌制唱片，是一首饱含深情的抒情歌曲。在第三幕中出现了高维汉身负重伤入院，知觉全失。三年不愈，善歌的恋人梅娘自海外赶来，帮助心上人摆脱病魔。她目睹一切治疗无效，乃于绝望中唱起《梅娘曲》。全剧也由此进入高潮。作曲者用歌声塑造了一个爱国女性的善良形象，主题音调取自朗诵语调，由呼唤式音调弱拍而起唱出首句唱词“哥哥，你别忘了我呀！”中途用休止符切开；第二句唱词应答“我是你亲爱的梅娘”，曲调节奏前紧后松，使前后乐句在呼唤声中形成对比，刻划了梅娘焦的不安的期待心情。进入第三段唱词时，迫于高维汉仍未苏醒，于是作曲者故意将末二句唱词“但是”重复，着力刻划了梅娘强忍悲痛欲哭无泪的饮泣情景。
秦启明
（第236 页为王莹照片，第237 页为赵丹照片，第239 页为袁美云照片）
《升官图》重庆首演记
座落于重庆七星岗岩坡下的仅容数百人的小小“江苏同乡会”礼堂里，在1946年3月下旬首演了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值得重写一笔的著名喜剧《升官图》。当年国民党政府陪都重庆作为“抗战戏剧中心”，上演一出新戏本来是件平常的事。但《升官图》的演出，却以它鲜明的进步政治倾向，对贪官污吏的辛辣嘲讽和对人民群众争取民主自由斗争的热烈同情，而被国民党政府视为十分恼火的“政治事件”。当时围绕这个喜剧的首次演出而展开的曲折复杂的斗争，既使人激奋，又使人发噱！我有幸参加了这次首演，事过40年，至今仍记忆犹新。名作出世半年，竟组织不起一台演出。热血青年终于争取到合法演出的身份，又巧妙地通过了剧本审查关。
《升官图》这部讽刺喜剧，是剧作家陈白尘先生的名作。这个剧本，顾名思义，学问都在“升官”二字上。谁升官？怎么升官？升了官又怎么样？……剧作者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通过形象维妙维肖地勾画出了一幅反动官僚们如何巧取豪夺、升官发财、蝇营狗苟、卑鄙无耻的丑恶图画。把这幅图画再活生生搬上舞台，就无异于在重庆这个国民党统治中心点了一把火、扔了一颗炸弹！反动派要千方百计地扼杀这个戏的演出，因此，剧本虽已脱稿半年，竟一直组织不起一台演出。就连以演进步戏剧著称的“中华剧艺社”，也不敢冒险尝试。剧本就这样“窝”了起来。
1945 年冬，事情开始有了转机。这时，在阳翰笙、陈白尘以及老戏剧家熊佛西等人的倡导下，以原四川省立剧校同学为主体的一群青年戏剧工作者，在重庆成立了“现代戏剧学会”，既编刊出书，又演出戏剧。几经商讨后，这群朝气勃勃的热血青年决心把瞩望已久的《升官图》搬上舞台，作为“学会”演出的第一个剧目。
在当时的重庆，国民党政府文化政策明松暗紧，要白手起家演个戏可是困难重重，演出经费无着不必说，第一关就是必须为演出团体取得“合法”的身份——按规定，只要在重庆市社会局登记过的团体才能演出，否则就要遭到“取缔”。自从1943 年国民党加强对文化工作的控制后，新登记演出团体几乎不可能！“学会”为求得“合法”演出，绞尽了脑汁，最后找到同中华剧艺社联合演出这条途径，借“中艺”之名，行“学会”演出之实，总算通过了这道关口。
下一步就是送审剧本了——这是个更难通过的关口。那时国民党政府设置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就是专门查禁进步书刊的。那班审查老爷们即使在鸡蛋里也要挑出“危害民国”的骨头来，如果《升官图》贸然送去审查，岂非自投罗网？当然，此时旧政协刚刚开过，蒋介石表面上还得标榜民主自由，他们不便于强令查禁，就使出大删大砍的惯技，乱改乱添，使你的剧本面目全非，欲演不能！如何通过审查关，使《升官图》以完整的面貌跟观众见面，就成了“学会”负责人的一大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