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怀部何许人也？他原是法捕房的一名华捕，其父曾为北洋军队的团长，与张啸林颇有交情。张曾出资赎过一名妓女，她后在林怀部家当婢女（原以为是林的姐姐）。张60 岁时，林母曾备丰厚的礼物向张祝贺，林即拜张的司机王文亮为老头子，并恳求王推荐其到张家干活。张念林父生前与之交情不薄，就安排林在门口看门，月薪20 元。七八个月后，张有一保镖缺职，林就向张“毛遂自荐”，说他在当华捕时，射击屡得当局奖状，对使用手枪颇有经验，要求填补保镖职司。张见其枪法不凡，即允其请。
俞叶封不思悔改，他早恋上了那个女伶，照样每天去为她喝彩捧场。 1940年年初一天晚上，俞叶封兴致勃勃地来到更新舞台，坐在楼上第一排听她唱戏。这晚她唱的是《玉堂春》，清脆婉转的唱腔使全场鸦雀无声。俞叶封更是眯起眼睛在听他心爱的人一曲绕梁。没有想到就在他的邻座，军统特务却悄悄地拔出了藏在腋间的手枪，对准他的心脏部位，“砰”的一枪。台上台下一听到枪声，顿时秩序大乱。在场的巡捕、包打听却依然袖手旁观。军统特务执行任务完毕，混杂在乱哄哄的人群中撤退了，留在座椅上的是俞叶封的那具尸体。
俞叶封在大庭广众中被杀，震动了上海滩。张啸林兔死狐悲，惊慌万状，他已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将至。从此足不出户，加强戒备。但是，流氓成性的张啸林实在熬不住这种寂寞的日子，每天晚上还是要到大新公司五楼俱乐部里去消遣、赌钱。出门回家，总是有10 多名保镖分坐三部汽车，首尾相衔，为他开路。有一天晚上，当张啸林的车队开到善钟路（今常熟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交叉处，突然亮起了红灯，张的车队不得不停下。就在这一刹那，埋伏在街角的军统特务手提机枪猛烈射击。张的汽车司机王文亮见状，吓破了胆，但他又异常机警，立即猛踩油门闯红灯。就在这千钩一发之际，汽车飞驰而去，张啸林才得以免死于乱枪之下。
虽然，张啸林逃过了这次鬼门关，每天闭门在家，连晚上也不敢再出门，可是，他终究逃不出厄运。就在这一年的8 月14 日，他的保镖林怀部一声枪响，结束了他的生命！
林怀部为什么要杀张啸林呢？对于这个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还没有弄清楚，但笔者以为同军统特务是有关系的。
据林怀部被捉拿归案的自供，他仅仅是为了每月20 元工资太低，难以维持生计，又加上其时请假不准，遭到张啸林的辱骂，因而出于一时的义愤而开枪打死张啸林的。从林的自供看来，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政治背景。
杜月笙的姑表兄弟、杜宅的总管家万墨林在70年代撰写的《沪上往事》（台湾中外图书出版社出版）书中说：“林怀部和我毫无渊源，而且彼此并不认识，可以说连泛泛的点头交情都没有。”“他（林怀部）杀张大帅和吴金桂（即吴静观），纯粹出于发泄私忿，并未接受任何方面的命令或嘱托，充其量只能说'汉奸国贼，人人可以诛之'。一时激于义愤锄奸报国而已。”
章君毅着的《杜月笙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说，杜月笙听到张啸林的死讯曾经叹息地说：“张先生要当汉奸，他之死当然是罪有应得。不过，我心里明白，这一定是陈默（杜月笙“学生”、军统特务）他们交代林怀部干的，由我的徒弟杀了我老拜兄弟，论江湖义气，我实在站不住道理。”无论万墨林，还是章君毅都矢口否认林怀部枪杀张啸林与杜月笙有直接关系。
当时“上海区”的军统特务头目陈恭澍在80 年代着的《上海抗日敌后行动》（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更是列出种种理由，否认林怀部与军统特务的关系。他说当时军统“上海区”“所属的八个行动大队中，无论是真名、化名，从来没有林怀部这个人”。
然而，在陈恭澍的这本书中却另外披露一些事实，如他说1940 年五六月间，曾经接到“行动第二大队”的报告，说“已经在张某（张啸林）家里布置了一条内线，也提到就是张某众多保镖中的一个，什么条件都没有，也不需要支援，一待遇有机会，便可相机行事。”张被杀后，陈恭澍又接到“第二大队”的书面报告：“由该队所布置的内线，已经发挥作用，完成了任务。”
这些材料可以说明，林怀部是由军统特务安插在张啸林身边的，林枪杀张也是由军统特务布置的。尽管作为“上海区”大头目的陈恭淘不知其详，但他手下的特务却是与林怀部有联系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军统特务杀张除奸的计画已定，至于由何人执行，特务人员可以自己找出合适的人选，陈荣澍未必十分清楚。林怀部自供否定枪杀张啸林与军统特务有联系，在于不敢得罪国民党政府。同时，还以为这样一来，可以得到军统特务系统的保释。
林怀部与军统特务的联系，还可以从《魔窟--汪伪特工总部76 号》书中得到进一步证实。这本书是根据杜月笙的“学生”、汉奸汪曼云等在上海一监狱服刑期间所写的供词编撰的，1986 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书中说：“张啸林的死，还是逃不了杜月笙，因为有万墨林轧脚在内。打张的刺客，就是张身边的保镖，这个保嫖是由万墨林通过张的汽车司机介绍给张的。
他打张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精心布置的特务行动。 ”“不必说自然是得到杜的同意的，甚至是杜的指示。 ”杜月笙去香港后，仍然同戴笠有密切的联系，杜的许多学生也成为军统特务“上海区”的成员。而杜宅的总管家万墨林则亲自多次参加“上海区”的“铁血除奸”活动。就在张啸林死后不久，他被汪伪特务诱捕了，在一次同汉奸汪曼云的秘密交谈中，万墨林透露了真情，他说：“他们（指汪伪特工总部76 号）问我两件事：一是傅筱庵；一是隔壁（指张啸林，因张住在杜月星住室东隔壁）的事。傅的事（1940 年10月11 日，被军统暗杀），我承认的；隔壁的事，我没有讲（张啸林的被杀，万系奉杜命在暗中主持的）。 ”汪曼云说：“那好，隔壁的事你是千万不能讲的，因为关系到'先生'的做人问题。关于这件事，如再问你，你还要咬紧牙关，不能讲的。 ”万墨林说：“这我知道了，曼兄，我自杀好不好？ ”
汪曼云说：“为啥？”万墨林说：“杜先生叫人关照我的。”这些情况是万墨林当时亲口对汪曼云讲的。七十年代万墨林撰写的《沪上往事》一书中居然回避了这一事实，分明这件事关系到杜月笙的“做人问题”。杜有恩于刀，万隐瞒这段事实乃在情理之中！
施宣圆
一件牵动汪伪众头目的人命案
案情本来并不复杂：西药业巨富徐翔荪的次子为钱财手起斧落，杀死亲兄。国有各报记者的卷入，一批巡捕、特务的插手，一个比一个更有权势的汪伪汉好的介入，案子变得头绪纷繁，轰动沪上。
华美药房地处上海福州路、山西路口，外观规模并不宏大，但店主人徐翔苏却是新药同业公会的主任委员，西药业中数一数二的巨孽。徐翔苏家住蒲石路（今长乐路），生有二女二子。长女为人较忠厚，没有出嫁，在家替父亲掌管家务。次女徐济华，留学德国学医，得博士学位，在其父的支援下，于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开了一家济华医院。长子徐济鸣，毕业于中法药学专科学校，已经结婚，在药房里帮助其父管理业务，颇能谨守店业。次子徐济皋，年方二十，尚在南洋中学读书。徐济皋未婚而又染有富家子弟的纨袴习气，沉而于舞谢，与新华舞厅的舞女陈某打得火热，并想与之结婚，以图永好。陈某知道徐是华美药房的小开，家产巨万，买这买那，向徐需索甚频。
徐济皋尚在求学，经济须依赖家庭，但为博取陈某的欢心，以践婚娶之约，不得不屡向家里要钱。徐翔荪时已年近花甲，虽然药房还是由他亲自主持，而款项的出入，均交他长子管理。徐济皋要钱总向管理经济的长兄伸手，为此兄弟之间不免时有龃龉。
1941 年10 月21 日傍晚，徐济皋又向长兄要钱。徐济鸣因他近来要钱的次数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就盘问其用途。徐济皋不得已如实相告，希望能得到长兄的同情。不料涂济鸣听了大怒，说要结婚也不能娶个舞女，有损徐家体面，于是兄弟之间大起冲突。徐济皋一时兴起，看到墙角有一把小斧头，也不及考虑后果，拿起来便对准长兄脑壳砍去。徐济鸣受伤倒地，血流如注，不省人事。徐家的人见状，急将徐济鸣送到巨籁达路济华医院。
徐济鸣终于死去。按理应将徐济鸣尸体送殡仪馆，但他伤痕显著，殡仪馆向由警察局管理，如发现尸体情节可疑，必须呈报，这必然会引来麻烦。
徐家经与亲朋商量，决定将尸体送往法租界的同仁辅元堂验尸所。那是一个民间慈善团体，而由法租界当局监督，经常收殓路毙的乞丐，给棺埋葬，有意外事情发生，则报官检验。
徐家把徐济鸣尸体送去之后，又怕被验出因伤致命，凶手难逃罪责。于是用钱买通了同仁辅元堂的职员，把一个病死乞丐的尸体，拿来顶替，法医检验的结果，自然是“委系因病致死，并无别情”，尸体且已由家属具领棺殓。
此事徐家虽严加保密，除较接近的亲友外，谁也不知道有此伦常惨变的事发生，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还是被徐家的一个厨师把它透露给法租界巡捕房包打听的狗腿子三光麻子。包打听认为这是个敲诈勒索的好机会，大有油水可捞，为了要抓到徐家的证据，先将寄放于殡仪馆里的徐济鸣棺材提出，再把徐济来抓进捕房，随后连徐济华也带进去。徐翔荪着了慌，就找抗战前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此时已落水做汉好的耿嘉基（字绩之），请他去走法租界巡捕房法籍总办乔士办的门路。耿嘉基留学法国出身，吴铁城当上海市长时，他常代表市政府与法租界工董局打交道。但乔士办是个老狐狸，怕人命关天，将来事情闹大了，自己脱不了身，仅同意保释徐济华，凶手徐济皋仍在押。乔士办因不愿多承担责任，便把从殡仪馆提来的徐济鸣的棺材，送到台拉斯脱路（今太原路）验尸所，经法医检验证明确是因伤致死，于是把验尸单连同徐济皋向上海第二特区法院一送，撒手不管了。
徐翔苏不得不拼命花钱，想把徐济皋保下来，以延续徐家香火，于是又去走上海第二特区法院的门路。
就在这时，一些报纸记者的手也插进来了。徐翔苏是西药业的富户，家里出了这样的乱子，且关系到他一生的命运，对一些专干借机敲诈勾当的记者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对象。这些记者，平时与巡捕房的包打听，以及包打听手下的那个三光麻子，是声息相通的，因而不但后来去找徐翔荪的人越来越多，且胃口也越来越大，甚至过去钱拿得少的，还去要求补足。徐翔荪被这些来来往往、大大小小的新闻记者弄得不可开交，怎能再办别的事？他便委托《申报》的一个记者总其成，包办此事。这个记者既敢包办，当然有些来头，他受托之后，自己先吃个饱，再来掰蟹脚--分赃。得人钱财为人消灾，开始时各报一字未登。
不久，有人给上海《平报》写了一封匿名信：“华美药房发生了胞弟杀兄巨案，如此伦信，责常巨变，何以报上一字不登？是否在华美药房的银弹攻势下，你们也被收买了？你们得到多少钱？”报社怀疑负责社会新闻的记者也受贿。这个记者声辩自己既未受贿，也不知有此事实，他为了证明自己清白，花了几天时间调查，居然把案情经过写了出来，向报社交卷，并于第二天以本埠头条新闻披露，顿时轰动了整个上海。事情一经捅出，便弄得上海各报天天都有华美药房小开杀兄案的新闻，要是哪家报纸不登这项新闻，反像是告诉人家：“此地无银三百两”--已拿了徐家的钱了。
此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上海法租界隶属于法奸贝当的维希政府，与汪伪政府可谓“朋同类也”。且法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与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已先于公共租界的法院改隶了汪伪的司法行政部了。当时伪司法行政部的部长是赵毓松，政务次长是汪曼云，常务次长是李守黑。
华美药房杀兄案移交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后，司法行政部怕法院为承办这件案子出纰漏，使汪伪政府受舆论攻击，下不了台。所以伪政务次长汪曼云来上海的时候，曾把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院长孙绍康召去，要他对这件案子格外留神，千万不可给人话柄。孙说：“我为慎重起见，已决定把这案子交给刑庭庭长袁孝根去办。”汪听了很高兴，因为袁是自己的同学，平日办案还算谨慎。汪还不放心，又把袁找来，说：“敏人（孙绍康的号）把这杀兄案交你办，是为了慎重，部里对你寄以殷望，希望你好自为之，使我们法政同学脸上添光。”其实，这时孙绍康、袁孝根早已受贿，对如何办理此案，成竹在胸。
戏是要经过搭配才能上演的。徐家所聘请的律师，实在也欠高明，先是教被告徐济皋装疯入疯人医院，后又教他到法庭上装傻卖颠，无论法庭怎样盘诘，他总是一声不吭。法庭装模作样地开了几庭，便草草判决有期徒刑十年。判决之前，行贿受贿已传遍全市，现在此案判得如此之轻，更是舆论哗然，一致认为其中定有隐情。其实就案情而论，如被告徐济皋当庭承认，是长兄动手在前，因防御过当，一时失手，并非有意杀人，这误杀罪充其量也不过判个无期徒刑，社会上也不至于发生那么大的反响，况且以后还有出狱的机会。而结果乃爱之适所以害之，被告当庭不答不辩，判决后又不上诉，反而显得情虚。
汪伪司法行政部为舆论所迫，急忙派一个司长来上海彻查。他一到上海，就有人送他一笔万元的厚礼，他往口袋里一塞，便悄然回南京复命，结论自然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其实，伪司法行政部的部长、次长之间，正为接收上海公共租界的法院勾心斗角，属于汪记国民党的政务次长汪曼云，便抓住这件事攻仟属于投伪的青年党的部长赵毓松，说青年党受贿。赵毓松为了撤清自己，也想借此“祸移东江”，便对汪说：“上海的情况你比较熟悉，我看这件事还是你派人去查一查吧！”赵的意思是：你派的人，也决不是不偷腥的猫，让你也陷进去，看你怎么办？汪曼云无奈，只好硬着头皮派部里的参事彭棨到上海彻查。彭棨是司法界的前辈，汪曼云的老师，20 年代轰动上海的浦东林塘张欣生弑父案就是他经办的，据说在操守方面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汪就派了他去。汪曼云还怕彭控制不住自己，告以就里，郑重嘱咐千万别出岔子，随后自己也到了上海。
汪曼云到上海的第二天，耿嘉基就从汪伪特工总部负责法院同仁会的夏仲明处知道了，立即打电话约汪到自己家里吃晚饭“他们两人本是拜把兄弟，
所以一见面耿嘉基就开门见山地对汪曼云说：“华美药房这件案子是我经手的，现在虽然弄得很糟，可是无论如何，你应看在自己兄弟的面上，非帮忙不可！至于徐家，当然会格外感激你。”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 万元的支票，并说：“这一点意思，是徐家要我转的，请你接受下来。”汪看了便拦着说：“老兄，这个钱我不能收。你插手这件事，很难讨好。我看你能推掉还是推掉的好，主要是给原判判坏了。要是当时认定徐济皋不是预谋杀人，把他判为无期，法律上也还讲得过去，人将来照样可以出来，事情也就不是目前的情况了。可是他们这样毫无顾忌地判了十年，犯人与检察官都不上诉，谁都会怀疑此中有鬼，无怪要哄起来了。如果重新判决，反使谁都不敢不判死刑，这岂不是弄巧成拙，你也轧扁头。这支票我收了，只会增加你的困难；于事无补，请你原谅。不过法院方面能不顾一切，只判了十年，胆子确也不小。”耿说：“当然他们是有所恃的。”汪问：“是你在支持他们？”
耿说：“我哪够格！是士群，实际是夏仲明在替他办。”至此汪才恍然大悟，有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当后台，怪不得法院胆子那么大。汪说：“这件事既然你与士群都轧脚在内，我决不为已甚，这点我想你是会信得过我的。可是就案子本身来说，是没有希望的，你要留个退步的余地，士群那里你别说我知道底细，我也不会告诉他，免得大家兜不转。”
徐翔苏救子心切，单在法院方面就花了20 万元。这笔钱，院长、庭长、推事、检察官以及书记官长之间怎么分不得而知，可是所有的书记官，却没有掰着蟹脚，分到一个大钱，内部闹了起来。所有的书记官，以法院同仁会书记官伪名义，开了一个会，决议要彻查此案，目的是胁迫院长拿些赃款出来，使所有的书记官也能沾点袖水，否则就把它揭露出来，宁愿敲破狗食盘，大家吃不成，也算出了一口气。后来，审判记录簿落到彭棨的手里，使司法行政部要推翻这个案子的判决，有了根据。汪曼云知道这案子有李士群参与操纵，他与李既是结拜兄弟，又是李的副手（李兼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汪兼副秘书长），急想置身事外，便与彭棨拿了记录簿回到南京，向部里交差。
赵毓松根据这本审判记录，命令上海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首席检察官乔万选提出上诉。可上海第二特区法院院长孙绍康，因有李士群的撑腰，便有恃无恐，说乔是违法干涉审判，竟然出拘票要捕乔万选。乔这时也探知孙绍康的背景是李士群，知道这凶神恶煞是惹不得的，吓得逃到南京，躲在粮食部长顾宝衡的家里。短兵相接的阵势既已摆开，司法行政部只好硬着头皮应战，将有关办案的院长、庭长、推事、检察官等，一律撤职拘案法办。这一下居然把孙绍康、袁孝根等人吓跑，逃到杭州一个特务训练班里当教员，在李士群的庇护下免遭逮捕。
这一个回合，李士群算是吃了败仗，为了报复，他便使出特务手段，制造假情报给汪精卫，说青年党由司法行政部常务次长李守黑主持，也在上海办特务，其矛头显然是对着我们国民党的。并搜集了许多青年党攻击国民党的小册子，一并送上。汪精卫组织伪政府所以要搜罗青年党这批党棍子，无非是用以作为多党政治的点缀，装装门面而已。汪的排他性是很强的，于是在1942 年3 月把赵毓松调到冷衙门伪考试院铨叙部当部长，坐冷板凳。
为了华美药房杀兄案，李士群用尽力气将青年党的赵毓松赶出伪司法行政部。这样，汪曼云不仅出了一口气，而且还想乘机取赵毓松而代之。汪精卫为了这件事对汪曼云说：“曼云，你来干司法，我很放心，但我为把住行政院这个舵，有一个方针，即凡是部长、次长之间同意见而部长离职的，我不主张由次长来继任部长，否则每一个部都有次长，那部长、次长间的不协调势将有增无减，行政院这个舵我就无法把了。现在为了兼顾双方，最好由你推荐一个人来当部长，由他过渡一段时间，再由你来于，这样就不致乱了我的方针。”汪曼云根据这个指示，找到了一个替身，就是自己的亲家公、维新与汪伪两朝汉奸政府的最高法院院长张韬。
汪曼云为求事在必成，深怕自己向汪精卫推荐没有把握，还陪同张韬去找李士群（时为军委会调查统计部长兼江苏省主席），托他推荐。没有料到，汪精卫对张韬印象不好，结果横里杀出一个程咬金，由周佛海推荐罗君强接替赵毓松。
罗君强好沽名钓誉，自命为“青天大老爷”，他出任伪司法行政部长，为迎合社会舆论，即与李士群达成协定：把被告徐济皋改判为死刑，其他一概不究。他以伪司法行政长官干预审判，命令检察官以原判处刑太轻为由，提起上诉，以证明自己的“廉明公正”。由于此时罗君强与李士群对此案的处理已达成协定，阻力也就消失了。此案的上诉法院为上海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承办人员仰承意旨，重新审判，判决由十年徒刑一变而为死刑。至此，被告徐济皋最后只有寄希望于最高法院的一线生机。案子在最高法院还未判决时，罗君强在一次“行政院会议”上，以传闻向最高法院院长张韬提出质问，说外面有最高法院受贿，已决定将华美药房杀兄案的被告改判为无期徒刑的传说，到底有无其事？张韬当然极力否认。此后这案子如不维持原判，张韬就有受贿的嫌疑，这种政坛人事上的詹擦，最后造成本来罪不至死的被告非死不可的结局。
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最后的判决，接着就是执行的问题。罗君强深怕有意外，执行地点不在原来羁押的监狱，而把犯人移到南市监狱绞杀。执行的人，也由法警改为财政部的税警区（罗君强是该团的副团长），真有些不伦不类。
杨阳
陈诚在云南“遇刺”
故世前在台湾担任第三届“副总统”、国民党中央第九届副总裁的陈诚（字辞修），抗日战争后期曾去过云南，居留了8 个多月。他和身居三要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滇黔绥靖公署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有过一段暧昧的交往，亲自导演了一场“司令长官遇刺”的喜剧。
陈诚来滇，出于蒋介石的决策。为了筹画滇西战场的全面反攻，并配合英军反攻缅甸，1943 年2 月12 日，陈诚奉令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统率由五十三军赵锡庆部和五十四军黄维部组成的远征军第一路，以及上年由缅甸退入印度的中国部队。同年2 月23 日，又把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官黄琪翔，任命为副司令长官。黄琪翔统辖驻守滇西的十一集团军宋希濂部、二十集团军霍揆彰部，以及五十三、五十四军。这就是说，陈诚已经成为云南西部和驻印中国部队的统帅了。 2 月下旬，陈诚到达昆明。龙云和他认识，那还是抗战前夕到南京开会时的事。只知道陈诚来头不小，为人又很专横。然而，陈诚对龙云却很谦恭。每次戎服相见，都毫不含糊地敬军礼，开口龙主任，闭口龙主任，就像下级对待上级一样。一般认为，陈诚对龙云之所以谦逊有礼，完全是尊敬“委员长”的缘故，龙云不是“委员长”行营的主官么！
一次，陈诚借西郊潘家湾昆明广播电台的礼堂，召集所部少校以上的军官讲话。宋希赚、霍揆彰、黄维以及刚被任命为第一路远征军副司令官的第五军军长杜幸明等，好几位将军坐在第一排。他在台上谈到某某军该注意什么的时候，对总司令、军长们都直呼其名。 “上下有别”的态度十分鲜明。
陈诚对龙云毕恭毕敬，龙云感受十分深刻，见面时，总亲热地唤陈诚“辞修”，也常对身边的幕僚们讲：“人说陈辞修飞扬跋扈，我看不见得嘛。他懂礼节，挺不错的。”
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最初设在滇西楚雄，不久逐步西进，一度驻扎弥渡。
不过，陈诚最初留在昆明的时间较多。和中央军有关将领的会议，和负责武器弹药等军需供应的美军将校的磋商，大都在昆明进行。
龙云的为人、作风，甚至家庭琐事，他也更进一步地有所了解了。
一转眼就到了6 月，天气逐渐热起来。一个星期天的中午，陈诚带着一名卫士，乘坐黑色轿车，动身前往30 多公里外的安宁温泉，想调剂一下生活，散散心。
距离目的地还有四五公里的时候，汽车必须爬一个山坡。轿车行近坡前，从后面传来急促的喇叭声，催促前车让路。轿车司机从未遇到过这样放肆的人，因而不理不睬，换了排档，驶上山坡。没有多久，一辆美军军用吉普驶近前来，依然不停地按响喇叭。
坡路很窄，只能通过一辆汽车，即使要让也让不开。可是，吉普卒却像恶作剧般地，一直跟在后面，喇叭声也一直不断。
轿车终于爬上坡头。正在这时，车后发出几声枪响。轿车的左后轮泄了气，车身向后侧倾斜，不能照常行驶了。
吉普超过了轿车，停了下来。一个身穿美军军服的中年汉子从吉普上跳下，后面跟了个身着中式对襟短上衣的男子，气势汹汹地骂骂咧咧，走近轿车，要把司机拖出来揍。
卫士从中年汉子颊上留有条明显刀疤的特征，认清了那是龙云的第三个儿子龙纯曾。他报告陈诚说：是“龙三公子”！
陈诚想了一想，推开车门下车，怒目瞪视着疤脸汉子。此人果然是龙纯曾，看到对手气度不凡，领口佩戴的黄色领章又和龙云完全一样，一下子倒愣住了。他的随行认得陈诚，吓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
龙纯曾毕竟有点机智，短暂的惊诧过去后，考虑到事情的严重性，马上返身跳上吉普，调转车头，和随从一道，飞快地向来路溜走了。
陈诚早已听说过龙纯曾不听约束，在昆明横行霸道的所作所为。 “打狗看主面”，为了照顾到和龙云间的关系，他默无一言，只是吩咐司机赶快换胎。可是，事情并未就此收场。
龙云一向严于教子。他有三个成年的儿子，两个恪遵父训，致力于各自的事业。唯独老三桀骜不驯，吊儿郎当。早前，龙云有意识地把他留在故乡昭通，让很有魄力的妹妹龙志桢予以管教。 1935 年8 月，妹妹不幸病亡。龙云才把他唤到昆明，要他读书，将来投考军校，仍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子继父业，当军人。
龙三根本不想上学，在昆明东游西荡，爱上了滇戏。最初和滇戏艺人们来往，学唱老生。后来又爱上京戏，向名伶李鑫培学习谭派艺术，乐此不疲。
龙云为老三的不求上进感到恼火，多次训诫他悬崖勒马，要务正业。他表面连声称是，但阳奉阴违，事后依然故我。龙云公务繁忙，在家里又经常看不到他，毫无办法。
卢沟桥事变后3 个月，云南组织第六十军，出省抗日。 1938 年10 月下旬，滇军在鲁南台儿庄英勇作战，重创敌军的同时部队也减员过多。次年3月，龙云在滇编成新兵团，出省补充六十军。出省前夕，特意把龙纯曾唤来，谆淳告诫，阐明国势危急，正是男儿报国的时候。要他随团出征，勉励他到抗日前线，一来杀敌报国，二来实地学习，建功立业。龙三依旧唯唯诺诺，只想赶快溜走。然而，龙云决心已定，严令不许离开，等待出发。
在父亲逼迫下，龙纯曾挂上少校领章，以团附名义，和新兵团一道出省。
每当经过一些大城市的时候，他都强邀团长看京戏。团长不敢违拗三公子的意志，只得奉陪。等到到达前线交兵，按龙云的原定期限已经超过了半个多月。
六十军军长卢汉，看到龙纯曾随团到来，也认为他“浪子回头”，同样勉励他留下，表示可以很快提拔他当个团长。龙纯曾假意说他老子要他速去速回，拒绝留在前线。回到昆明后，反而禀告父亲，卢汉让他仍旧返家。交兵耽延了一段时间，龙云感到诧异。不久从随同前往交兵的朱参谋口中，得知龙纯曾一路看戏、并拒绝留在前线的事，于是勃然大怒，命令朱参谋立即通知护卫营，把龙三逮来枪毙，治他贻误戎机的大罪。朱参谋不敢照令行事，倒先去通知了龙纯曾。龙纯曾虽然天不怕地不怕，但对老子毕竟惧怕几分。
当下慌忙溜到城郊的小公馆中，躲了起来。直到年底，还是大哥龙纯武讲了情，才回家向老父磕头认错，龙云也才不再追究，只告诫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1942 年底，龙纯曾除了京戏外，又爱上了吉普车。这种帆布篷的小车，是驻滇美军带进来的。他神通广大，居然弄到了一辆，很快学会了驾车。从此，除了组织票房，客串演出京戏外，没有事的时候，成天驾驶吉普，城里城外，开快车兜风。他特别欢喜超别人的车，不管什么人的车在前面，他都按响喇叭要别人让路。从未有人敢得罪“龙三公子”！
这天，龙纯曾无事可做，驾车到温泉闯荡，碰巧跟上了司令长官的轿车。
他按照老习惯，要轿车让路。于是，发生了上面谈过的事。在归途中，随从说出对方是陈诚后，他皱了皱眉头，反责怪随从不早些告诉他！
当晚8 点多，龙云正和夫人顾映秋，在家闲话家常，重庆突然打来长途电话，指名要龙主任亲自来接。
电话是“军委会”打来的。说是陈长官白天在温泉遇刺，询问凶手逮到了没有？
龙云大惊失色，立即命公馆副官打电话到安宁县政府查询，但电话打不通。接着又拨长官部留守处，值日参谋回答：陈长官上午到温泉，现在还没有回来！
把重庆问话和留守处回话两相参证，遇刺的消息不像是以讹传讹。高级将军碰到刺客，作为行营、绥署双重主任的龙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龙云更多关心的是陈诚的生命，因而立即派出两名副官，连夜到安宁去调查真相。
副官们回来的时候，已是次日上午11 点多。他们报告说，温泉昨天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只不过伤兵闹事打架，但很快就平息了。再打电话到留守处，答复仍是那两句“陈长官到温泉，还没有回来！”
此后几天，陈诚依旧消息遝然。龙云忧心忡忡，认为此事如果外传，势必影响军心民心，不利于抗战。但不便兴师动众，四处查询陈诚遇刺的真相，只能派出几个亲信副官，叮嘱他们守口如瓶，暗中查访。
奇怪的是，重庆也没有再辛追究破案。龙云自然也不会去电请示该怎么办。他如坠五里雾中，坐卧不安，为这件非常突兀的事感到纳闷，那五六天，日子是很不好过的。
又一个星期日到来了。张副官中午报告龙云，上一天，在美军负责后勤的吏密斯少校的周末晚会上，陈诚终于露面，谈笑风生，根本不像刚遇过刺的样子。龙云这才放下心事，打算找陈诚询问一下真相，可是没有找到人。
晚会之后，陈诚就离开昆明，回到弥渡的长官司令部去了（事后许久，当“遇刺”一事成为公开的秘密之后，有人认为，“军委会”的电话是陈诚的布置，意在吓唬龙云一下。是那非耶？未便虚拟）。
龙纯曾在温泉途中打爆了陈诚的车胎，事后并未受到深究。这件事，首先使当时在场的那个帮闲，趾高气扬。此人在兄弟伙间大事吹嘘，说龙三公子了不起，敢于要堂堂上将让路，还打坏他的轿车后轮，对方却不敢“开腔”！
这一来，在偏僻坡头发生的事终于露了馅。张副官听到后，一五一十向龙云作了报告。
龙云气得咬牙切齿，即刻派人把护卫营长唤来，命令他马上带一排弟兄，去逮不肖之子。然而，得人通风报信的龙三，又重施故伎，撇下义务募捐戏不唱，躲得无影无踪了。
1943 年10 月，陈诚从滇西回到昆明，特在甫屏街口新闻银行三楼大厅，开一次盛大的“音乐晚会”（舞会当年的通称）。特别吩咐，给龙主任送一张请帖。
龙云是位禁舞论者，早在30 年代后期，就下过禁舞令。后来有了来昆美军，跳舞逐渐风行。虽说大势所趋，禁不了了，但他对友邦的舞会邀请，很少参加。云南上层官员的晚会，则从来不敢请他。
舞会当晚，还不到8 点，中外来宾几乎全部到齐，可就不见龙主任的踪影。
当晚的来宾中，有不少外国军官。老美严格遵守时间，到8 点整陈诚估计龙云不会来了，于是宣布开场。
刚跳过两只曲子，龙云身着戎装，上到三楼。陈诚看到他来，马上高声发出口令：“立正，敬礼！”还亲自迎向前去，举手致礼。
龙云非常高兴，要求陈诚和客人们继续玩，他坐一会就走。陈诚只得把他央请到舞池边的沙发上坐下。坐了没有10 分钟，感到无聊，乘陈诚和外国来宾应酬之际，悄没声儿地站起身来，步下楼梯，走了。
此后，陈、龙两位还单独会见过几次。龙云没有问他初夏时“遇刺”的真相，陈诚也从未提起旧事。官场如戏场，是“心照不宣”，抑或“难得糊涂”，局外人无从理解。
当年军内传说，陈诚出任司令长官，曾有过增建第二路远征军的打算。
又说，他从前线回到昆明，是因生了病。看来，他确实是告了病假。
同年11 月23 日，重庆传来电令，陈诚的职务，由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卫立煌代理。至于第二路，始终没有建成。
从此，陈诚在云南就销声匿迹了。
万揆一
李士群死于谁手
西元1943 年9 月9 日，权势显赫的汪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江苏省省长、汪伪76 号特工总部负责人李士群突然中毒身亡。许多人都认为李士群的死因是，李凭借手中所掌握的特工组织横行无忌，群好为争权夺利，反目成仇。
周佛海遂勾结其心腹伪税警总团副总团长罗君强、熊剑东，并伙同日本上海宪兵队特工科科长冈村，在上海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将李士群毒死。
其实，毒死李士群的真正主使人却是国民党军统局头子戴笠，及中统局头子陈立夫，参与这桩谋杀案的除周、罗、熊三人外，尚有原76 号总部负责人、汪伪社会部部长丁默村，周佛海的妻弟、汪伪财政部总务司司长杨惺华，周佛海的亲信、伪储备银行总务处长马骥良。
李士群所控制的特工组织从1939 年9 月挂牌成立起，除了镇压共产党和其他爱国人士外，还要用相当大的精力对付蒋介石的军统与中统特务，以确保汪精卫的所谓和平、反共、救国方针的实现；而重庆国民党政府为了打击汪伪政权，不断派出特务刺探情报，进行暗杀和骚扰。双方特工人员以南京、上海为主战场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由于李士群及其党羽大多数是原军统、中统的特务，因此对国民党特工的工作方法、行动规律了若指掌，在争牛中屡占上风。先后逮捕了国民党第四战区少将参议戴炳星，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南京区筹备处处长尚振声，第三战区特派员平祖仁，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马元放，南京市党部负责人陆玄南、陈觉吾，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国民党及三青团上海市负责人吴开先等人。李士群软硬兼施、恩威并用，使不少中统、军统特务倒向汪伪政权，国民党在沪宁的各种地下组织屡遭毁灭性的破坏。军统特务程克祥、彭木在给戴笠的报告中说：李士群“不但在陷区作上述之罪行，并于杭州设置无线电侦察台侦查我军军事行动及密电码供给敌军，并派遣情报人员潜赴内地侦查我方军情及探取其他有利于敌人之情报，供给敌方……”“历查已经发觉之罪行擢发难数，实为我国抗战唯一之巨奸，而其党徒散布于陷区各地，阻挠战略、献媚敌人又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戴笠、陈立夫对李士群恨之入骨，必欲去之而后快。
曾命令特工人员不惜任何代价杀掉李士群，但都没有得逞。
1942 年1 月，了默村为留后路，亲笔写下悔过书由中统特务赵冰谷带到重庆交给陈立夫，愿“悔过自新，效命中央”。周佛海不甘人后，也于10月托程克祥、彭寿请戴笠转呈蒋介石请求准许自首，并表示“愿尽力以图报”。
陈立夫、戴笠接到两人自首书后大喜过望，但又深恐周、丁重演黄盖的诈降之计，遂制定了“分化陈（公博）周（佛海）、制周（佛海）防熊（剑东）”的策略，并密电周佛海、丁默邮务必设法剪除李士群，掩护地下工作人员。以此考验他们的自首诚意。
周、丁二人一则出于与李士群的利害冲突，二则要急于“表现点工作成绩”，取得蒋介石的信任，遂开始策划杀李计画。
丁默村在担任76 号总部主任期间与李士群积怨甚深，以后又为争夺伪警政部长之职结下新仇，故早跟李士群誓不两立。他指使其弟丁时便于1940年去暗杀李士群，因射击技术不精，未能命中。李士群以牙还牙，欲报一弹之仇，终于在这年5 月的一天，趁丁时傻去南京夫子庙喝酒时，派出便衣寻衅斗殴，用酒瓶将其击伤致死。李士群当然知道了默村不肯善罢甘休，因此处处严加防范。
其时周佛海为了扩展个人势力，起先拉李打丁，他指责丁默村“意气用事”，“局势如此危急，……尚不顾大局，徒知逞意气争权势”，颇获李士群的好感。以后李士群和周佛海的矛盾日益尖锐，但他始终把丁默村当作头号敌手予以戒备。
谋杀李士群的工作由周佛海主持，丁默村从旁协助。丁默村指使人搜集李士群的“恶迹”，到处煽风点火。如逢人便宣传李主持的清乡毫无成绩可言，最大的收获是个人的腰包被塞满了，等等，挑起汪精卫和日本人对李士群的不满。二是想方设法分化李士群的力量，铲除他的得力助手。抗战胜利后，丁默村在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受审时，就直言不讳地供认：“那时陈立夫部长叫被告杀他（李士群）”，“乃采取分化政策使李力量减少”，“吴世宝（李的心腹、76 号总部警卫总队长）是被告害的”。周佛海为杀掉李士群，绞尽脑汁，曾指使李的对头之一的罗君强下毒，但李士群没有上钧。这时，李士群的后台老板日本人晴气庆澈奉调华北，继任汪伪政府最高顾问的柴山中将对李士群尾大不掉、桀骜不驯很不满意，也想找机会除掉他。杨惺华、马骥良建议假日本人之手杀李，并且说他们与日本华中宪兵司令部特高科科长冈村很有交情，可以利用他。周佛海、程克祥、彭寿商议，认为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杨惺华、马骥良遂找冈村，为周牵线搭桥。据周佛海在1946年11 月2 日受审时供认：一天，我请冈村来，谈到杀李时，“他说你有兵，在车站叫人杀他即可，我说不可。他说一月后来回话。他说有人掩护即可，我说你到上海工作即可。（一天）我请日宪司令部（的人）吃饭，当时（我）说上海复杂，你们派冈村主持方可。一个月后，他们请被告吃饭，又无回话。
后来不知何故，派冈村到沪，几次想杀李，但防范严不能下手。冈村说下毒药，此药一星期方发作，叫被告请他吃饭，由冈村接他到百老汇大厦去谈话。
谈到九点钟，即叫吃西餐，饭内早已下药，同吃的有五人，布置得什机密。
后来他吃了，4 日后药死了，死后报告中央（指重庆国民党政府）”。冈村、周佛海请李士群吃饭，名义上是为李士群和熊剑东消除隔阂，重修旧好。本来李士群对这场“鸿门宴”是有警惕的，谁知去了之后却被熊剑东一副坦露襟怀、真诚相见的假像所迷惑，大着胆子吃了宴席上的东西，结果丢了性命。
军统局1946年10月30日致首都高等法院的密电中谈到此事时说：“在程克祥、彭寿策动下，周逆佛海策动罗逆授以毒剂制裁李逆士群，但未成功。嗣复运用熊剑东进行，将李逆士群毒毙”。
笔者有感于以往有关李士群之死多系局外人所谈，其中难免有误，特将此桩历史悬案的内幕公之于众。 （引文括弧内文字系笔者所加。）
杨宗仁
中将程泽润被杀内情
程泽润是抗战时期继韩复榘以及酆悌等人之后又一名被处决的高级将领。但他们的情况又各有不同，程之被处决内幕情节颇为曲折离奇。笔者时任兵役署视察，对程泽润一案内情知之甚详。今将这一史事的始未追述如次。
税警团虐待壮丁，惨不忍闻军政部兵役署主管全国役政，包括新兵（壮丁）的征集、补充、训练，以及国民兵组训等项工作，署内分设征补司、役政司、国民兵司、视察室和秘书室等承办机构。兵役署中将署长程泽润还兼任中央训练团兵役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央训练团团长是蒋中正，教育长是王东原中将）。程泽润毕业于早期的陆军大学。抗战前国民党政府为了拉拢四川军阀刘湘等人，曾派程回四川活动。程又是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主要幕僚长之一，他们之间关系颇为深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