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征兵工作弊端很多，各地强拉壮丁和买卖壮丁等事件极是普遍，最突出的是各县、区、乡，特别是保甲长买卖壮丁和欺压群众的事件最多。另外有些部队拉丁、拉伕和吃缺贪污等现象也极为严重，据兵役署视察室统计，1942 年2 月至1944 年2 月两年中，全国就有2000 多件兵役违法事件，而实际上还不止此数。
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自设有税警团，这种部队不受军政部管辖，官兵的薪的、服装等由财政部解决，其兵员补充也是独立行事。税警团强拉壮丁、扣留行人，用以补充新兵的情况是很严重的。 1944 年夏，财政部税警团一个连队经过重庆时，临时驻扎在市区内一处大院子里。这个连的“新兵”大多是从川东沿途各县强拉和乱抓来的，其中有农民、行商小贩，有的已是中老年人。这些被抓来的“新兵”，都是穷苦的老百姓，他们一路上受尽了打骂虐待。
连队带兵的徘长在大院子里动辄打骂“新兵”，“新兵”被罚站、罚跪是常事，有时甚至被捆起来抽打。这些被辱打的“新兵”苦苦地哀求，哭声，打骂声，求饶声，交杂地时时传于院外，惨不忍闻。
五十寿辰被传见，厄运到来1944 年夏的一天，正巧戴安国路过此处，听到院内传出的斥打声和哭泣声，他停下来向院里一看，一位军官（该连排长）
正在打骂“新兵”，样子非常凶横：“新兵”则跪于地上，其中还有年约半百的老年人，情状悲惨。他赶紧驱车到南岸找蒋纬国谈此事。戴安国是戴季陶（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儿子，他与纬国象弟兄一般亲近，经常在一起随便交谈。安国把所见所闻告诉纬国，纬国便将此事禀告其父。蒋介石听说此事，决定去看看究竟，并要纬国随车前往。
当时抗战前方已很吃紧，同时人民对打内战颇有怨言，故蒋介石的心情确实不太好。蒋与何应钦的关系日益趋向低潮，他们虽是留日同学，但从西安事变以来，蒋何之间就有了裂痕。有关兵役工作是军政部兵役署之事，何当时是军政部部长，蒋可能因之对此事重视起来。蒋氏父子从南岸驱车进入市区，很快便到达那个驻扎“新兵”的大院门口，他们一进门就看到院内乱七八糟的，一个军官正在斥骂“新兵”，见蒋到来才停止处罚“新兵”。蒋见状后一气之下吩咐随从人员去叫兵役署长立即到来。
碰巧这天是程泽润署长五十寿辰之期，正在新建的公馆大楼里庆寿。那天贺客盈门，非常热闹。前来庆贺的有来自各省的军管区司令（中将）、师管区司令（少将），以及部局和亲朋，一共开了几十桌酒席，济济一堂。正当席间觥筹交错，频频碰杯之际，突然副官进来报告：“委员长召见程署长，请速往。”程不知为何事相召，今天庆寿，觉得很扫兴，但他又不能不去，便赶紧稳住宾客，请稍等。程随即戎装齐整驱车前往。岂知这一去，竟是厄运到来，从此身陷囹圄，走向死亡之路。
顶撞蒋介石，被囚军法部兵役署长程泽润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驱车来到驻军大院子时，见蒋气呼呼地站在那里。程上前立正敬礼，蒋沉着脸，对程看了一下，劈面就说：“部队这样虐待新兵，你们兵役署是怎么搞的！”程到院里就知是税警部队，不属他管，他立即回答：“报告委座，这是财政部税警团的队伍，他们补充兵员都是自己搞，不是兵役署管辖范围。”蒋一听非常生气，说道：“兵役署不管征兵工作，谁管！”蒋在训斥程的同时，举起手杖来打程，并连声说：“兵役署不管兵役，谁管！”这一来把程泽润打懵了，财政部的税警部队也确实不归他管辖，他今天过五十大寿，竟在此受此屈辱，因而也有些气恼，竟脱口而出：“委员长，你不能随便打人！我身为国家中将，如果犯法，有国法处理。……”蒋听到程的反驳，也愣了一下。
蒋自掌握军权以后，发脾气时从来没有人敢于当面顶撞他的，除了西安事变他被扣之时。所以今天程敢于如此，也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只好说：“好，不打你。”他接着说：“这个部队搞得这个样子，你就站在这里好好看看。”
蒋介石说过这句话之后，便准备走了。岂料这一下反而使事情弄成僵局，因为当时蒋的话如同“圣旨”一般，他说的部属就得服从照办。这样程泽润就必须老是站在那里看着。
正当蒋要离开时，钱大钧（当时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他听说蒋视察驻军，也驱车来到这里）便赶忙向蒋请示：“他（指程泽润）老站在这里也不是办法，不如让他去军法执行总监部（简称军法部）报到，等待处理。”蒋看着钱大钧说：“好，好。”便随即驱车走了。
接着何应钦部长驱车前来，安慰程说：“你先去军法部，我即向委员长说一说。”程这时只好带着懊恼不安的心情去两路口大田湾军法部报到，实际上是接受看押，听候处理。程泽润中将突然遭此打击，当时情景悲凉：满堂宾客尚未散，妻女盼归心焦切，将军只身投囹圄，戎马生涯从此绝。
多方营救终不赦，刑前暂归见爱妻程泽润向军法部报到后，该部上将总监鹿钟麟认为程主管兵役业务，对这种部队虐待新兵事也有一定责任，但无须用军法处理。鹿感到程顶撞蒋倒是件麻烦事，他想只有等蒋消气以后，再为程缓颊说情。程在军法部受到优待照顾，其部属和亲友都可以去看望，也可以同其他在押的将领交谈。程也知道各方正在营救他，于是安下心来等待。
此事很快为四川各高级将领知悉，他们多方进行营救，邓锡侯、王陵基、王缵绪、唐式遵、潘文华、杨森等川军高级将领联名请求蒋从宽处理，并请冯玉祥将军出面向蒋说情。蒋一概置之不理，并催军法部处决程泽润。不久，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调任陆军总司令（何是贵州人，这次调任陆总，实际上是遭蒋排挤离开重庆），何到贵阳后，立即打电报给蒋介石，请调程泽润出任陆总中将参谋长。蒋知何为程解围，不同意调程前往，于是程仍被囚禁于军法部，而且开释无望。
鹿钟麟看各方营救无效，他想尽力挽救程泽润，由军法部把讯问情况和该部意见签呈送蒋。签呈大意：程所犯之罪，尚未构成处决条件，请予从宽处理。军法部送上签呈后，不久蒋发下手谕，批示要军法部“立即处决”。
军法部接到蒋的批示后，感到很为难，认为处决程有些过分，但又不敢违抗蒋的命令。怎么办？没有办法想。最后军法部决定让程回家几天，与夫人和女儿相会团聚。但军法部决定保密，暂不向程说出即将行刑之事。
程被暂释回到家中，与爱妻和女儿会见时热泪盈眶，悲喜交集。程的夫人当时约40 岁上下，身材颀长，亭亭秀雅，仪态端庄，是扬州名门望族之女。
程对女儿非常钟爱，视为掌上名珠。为了培养其女成才，一度曾请视察室罗永权（当时罗任少校视察，广东人，曾在香港读书，后毕业于军校）教授其女英语，由此可见程的儿女心也是很重的。程与家人团聚约10 天左右，就又回到军法部去了。程哪里知道，他这一去，竟是与爱妻、娇女的永别呢！
读手谕中将绝望，临刑唯求保整尸程泽润中将回到军法部后，军法总监鹿钟麟实不忍向程宣告刑期，但蒋的批示催逼甚紧，使军法部左右为难。鹿是冯玉祥旧部，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中，是一位做事稳重，为人正直善良的长者。其时他对程很想挽救，但又无法救之。最后军法部决定执行蒋的命令，定期行刑。
行刑地点在重庆南岸，时间1944 年秋天。在行刑之前监刑官问程有什么话要交待家属，可以代为转达。程问监刑官：他为什么要受处决，犯了什么法，根据哪条法律？监刑官听了一愣，只好说：“程署长，这是委员长下的批示手谕，要我们立即执行。“一面把蒋的批示手谕取出给程看。程至此终于绝望了，他知道蒋既然这样做，再说也无用，但他的心仍是不服的。戎马数十年，竟然落得如此下场，这是他最痛心的。他在感到绝望之后，不想再说什么了，他等待着行刑。监刑官一再催问交待的话，他才提出：不要打烂头部，要求保住整尸。监刑官接受其请求，立即下令行刑。
枪声过后，一个魁梧的身躯终于倒下了，一位执掌全国兵役大权的风云人物，竟作了枪下之鬼。真是：中将生命如草芥，戎马半生终遭劫。
程被处决后，其家属前来领尸埋葬，爱妻、娇女痛哭不止，这使多雾的山城，增添了几分悲凉。程死后，全家人很长时间处于悲哀之中，后听说程的夫人回到老家江苏，曾在沪经商。
高秉坊“贪污”案
西元1945 年2 月，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以直接税署长高秉坊与人串通舞弊、挪用公款经商等理由，命令财政部长俞鸿钧将高撤职，送交法院查办。重庆地方实验法院根据CC 系的旨意，判处高死刑。是为轰动全国的高秉坊贪污案。
一孔祥熙的忠实信徒高秉坊，号春如，山东博山县人。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早在北洋时期，高秉坊就结识了孔祥熙，并为孔所赏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洋政府根据巴黎和会上签订的有关和约，要求日本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的山东青岛，归还中国。为此，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鲁案善后督办公署，专司接收善后事宜。孔祥熙时任督办公署实业处长，高秉坊就在该处任科长，二人开始共事。后来孔任青岛电报局长，高就做总务科长。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孔祥熙任实业部长，高随孔到实业部任职，担任总务司司长。高秉坊办事干练，勇于负责，深得孔祥熙的信任，一直在孔手下任“总务”工作。
高秉坊追随孔祥熙并建立了较深厚的感情。因而，喜欢在孔家子女面前以长者自居，有时在孔家子女头上轻轻拍一下，表示亲近，但一贯骄横的孔家子女对于高秉坊的爱抚并不领情，他们常哭着回家，向宋霭龄哭诉被高秉坊打了头，宋霭龄因此对高秉坊渐生不满。尽管高多次向宋说明情由，赔礼道歉，但宋依然耿耿于怀。
1933 年11 月，孔祥熙改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本来高秉坊是内定的总务司长，高秉坊本人也认为凭自己和孔祥熙的关系，总务司长一职非自己莫属。当惧内的孔祥熙把拟定的司处级干部名单交宋霭龄过目时，宋对高任总务司长提出反对意见，说“你既喜欢高春如，给高什么位置都不管，就是不能给高做总务司长”。凭宋的几句话，高秉坊好梦难圆。一边是亲信，一边是夫人，孔祥熙权衡利弊，只好临时把总务司长和赋税司长的名字用笔勾转一下。就这样高秉坊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国民政府财政部赋税司司长。
二把冷差事办成热场面财政部赋税司按规定职责是管理全国赋税，但实际上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没有赋税的实际征收权。在财政部内，盐税有盐政司和盐务总局主管，关税有关务署负责，货物税有货物税署掌管；田赋及其他地方财政问题，是各省各自为政，财政部无法过问，赋税司更是无可奈何，所以说，赋税司是财政部这个热衙门里的冷差事，高秉坊坐的显然是冷板凳。
但是，高秉坊不甘寂寞。 1934 年，高秉坊抓住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的机会，由赋税司提出整理地捐税的议案，认为各省地方捐税，名目繁多，需进行整理。议案获通过，决定在赋税司内设立地方捐税整理委员会，专司其事。高秉坊对于地方捐税整理委员会的设立，从内心来讲是非常高兴的，一方面可以堂堂正正地干预地方财政，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赋税司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可以泄一下心头的怨气，但是地方捐税整理委员会毕竟是一个空架子，高并不满足，更希望抓到赋税的实际征收权，真正提高赋税司的地位。
高氏智囊团成员，号称谋士的宁承恩曾在日本学习租税制度，对所得税颇有研究，十分理解高的心情，乘机向高提出由赋税司开征所得税。高对宁承恩的建议，甚感兴趣，地方捐税整理委员会的委员们也随声附和，很快向财政部长孔样熙打报告，要求开征所得税，高甚至称：“欲图改革我国财政，非从改革税制人手不可，而所得税之倡办，实负有此项重大之使命。”孔祥熙是蒋介石的聚敛之臣，有些财源当然非常乐意；同时，高秉坊一直跟随自己，他也常为自己没有给高委以实权而感到内疚，有此机会，也可弥补一下，所以孔祥熙对高秉坊之议非常赞成。
1936 年7 月1 日，财政部设立直接税筹各处，负责筹备所得税的开征、所得税稽征法令的草拟订立、机构的设立、人员的安排。高秉坊以赋税司司长兼任处长。当时，征收的所得税包括三类：第一类是营利事业所得税；第二类是薪给报酬所得税；第三类是证券存款利息之所得。同时，筹备处拟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 10 月，直接税筹备处改称所得税事务处，随后在上海、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四川、甘肃、陕西、青海、福建、江西、云南等省设立办事处。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所得税于1937 年1 月1 日正式开征，从而迈开了中国直接税开办的第一步。
继所得税开征之后，1940 年又开征遗产税，直接税体系的两大主干税种因而确立。随后，由于直接税业务增加，地位日显重要，1941 年1 月，财政部将所得税事务处扩充改组，升格为直接税署，高秉坊兼任署长。此后，直接税体系又增加了新的税种，如过份利得税、印花税、营业税。直接税署成为财政部重要而庞大的热衙门，高秉坊也成为财政部的大红人。
三开罪陈果夫及中统高秉坊创办直接税是在孔祥熙的支持下进行的。在直接税开办过程中，高秉坊依靠孔祥熙的支援，大胆工作，完善直接税的征收制度，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也因此引起孔祥熙政敌的不满，加之高本人一贯恃才做物，也惹恼一些人，所以高秉坊在创办直接税的一开始就为自己种下了祸根。
开办直接税在当时是一件新鲜事，高秉坊为打开局面，在创办之初就提出“新税、新人、新精神”的办税宗旨，任人选才都要经过严格的选拔考试，否则不予录用，为此他开办税训班，培养训练直接税干部。高秉坊此举在国民党那种腐败的社会空气中确实给人一种新鲜感觉，但是也引起了国民党Cc系陈果夫的不满。当时，陈果夫把中央政治大学视为培养党政干部的摇篮，
不但CC系的嫡系要经过中央政治大学这座熔280炉炼
一炼，就是高考及格人员，在经过系列训练后，也必须到这一座炉上煮一煮，受训半年，否则会视为异己分子。陈果夫把持如此严密，岂容高秉坊另起炉灶培训干部？陈果夫多次向孔祥熙要求打消开班之议，所需干部由中央政治大学提供，或税训班由中央政治大学代办。高秉坊认为直接税署属业务部门，业务骨干应由自己培养，拒绝陈果夫的要求。高秉坊为断其借口，后干脆聘请黄埔系骨干分子桂永清担任税训班训育主任。桂永清是蒋介石的大红人，得此兼差，欣然接受。高秉坊有桂永清出面支援，心里踏实了，但再加引起陈果夫的嫉恨。
1942 年，各省市所办的营业税奉令合并于直接税，高秉坊负责接管。当时，四川各营业税分局中，有6 个分局长是中统分子，中统局长徐恩曾为维护中统利益，派人持亲笔信面见高秉坊，商请留用这6 位中统分局长。高秉坊坚持己见，当即表示直接税人员应有一定资历，合格的一律留用，不合格的，就无法通融，同时对直接税人员兼任中统工作多有微词，实际就是没有答应徐恩曾的要求。正式接管营业税后，高秉坊坚决将其中的4 个不合格的分局长予以撤换，另2 个分局长也异地调动。高秉坊的举动令中统十分恼火。
高秉坊不仅和中统结怨，而且和国民党另一个特务机构军统也结下了怨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当时兼任财政部缉私署署长，财政部所辖各地缉私机构都由军统人员把持。军统人员往往借直接税名义敲诈勒索，以致怨声载道。
直接税署各分局时有反映，高秉坊常常在原件上批注“请雨农（戴笠的别号）兄阅”，或“送戴署长”，但戴笠根本不买帐，依然我行我素。久而久之，高秉坊产生了对军统的厌恶情绪，他曾在财政部部务会议上多次建议，各地部属机关只写机关名称，不冠财政部之字，甚至称财政部的名誉就是被缉私署搞坏了，令戴笠十分尴尬。后来财政部终于撤销缉私署，据称缉私署被撤，高秉坊主张最力，所以令戴笠恨得咬牙切齿。
四委员长兴师问罪，高秉坊忍辱入狱1945 年初，孔祥熙失势，在内外压力下交卸财政部长等职，高秉坊是孔祥熙的亲信，一般人猜他会连袂下台，但是实际上高反其道而行之，依然在那里稳坐钓鱼台。孔祥熙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政学系、CC 系倾轧、排挤，CC 系原欲取孔祥熙的财政部长之位而代之，哪知政学系捷足先登，接近政学系的俞鸿钧夺取该职， CC 系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盯住财政部直接税暑这个肥差，而高秉坊此时仍不识时务，CC 系旧仇新恨一齐涌上，他们下定决心要拔掉高秉坊这颗眼中钉。
CC 系出于利己目的，四处罗织材料，诬称高秉坊贪污舞弊，植党跋扈，故意激怒蒋介石，欲假蒋之手将高打入监狱。蒋介石在收到CC 系的诬控材料后，盛怒之下，竟在1945 年2 月初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用代电形式，电告财政部长俞鸿钧，称“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与各地分局串通舞弊，类多借词挪垫，移以经商”，“查该署经办税款保证金，竟无确实收支帐目可稽，开征已逾四年，亦从未清查，擅自提公款，违令存放商业银行”，责令俞鸿钧将高先行撤职，交法院查办。
高秉坊接到财政部秉呈蒋介石旨意将自己撤职查办的指示后，十分震惊，于是前往俞鸿钧寓所探问究竟，说明原因，但由于高与俞关系浅，俞不愿引火焚身，只是面露难色，委婉推脱，连说“对不起，对不起”。高秉坊认为自己无指控之劣迹，所谓贪污舞弊纯属无稽之谈，所谓植党跋扈实指开办税训班，系歪曲事实，乃于2 月中旬直接前往重庆地方实验法院陈述案情。
但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司法丧失独立，司法行政部及法院均为CC 系所操纵，法院当即按查办令质询数语，就将高扣押。重庆法院羁押高秉坊后，侦骑四出，搜查高住宅，查阅卷宗，传讯有关人员。然而，他们是无功而返，所获材料皆证明诬控各节与事实不符。但是，CC 系为达到预定目的，欲置高于死地而后快，一方面积极向蒋介石递交高的“罪行”材料，通过蒋继续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命令重庆地方实验法院按诬控的伪证对高提起公诉。
1945 年5 月，重庆地方实验法院对高秉坊“贪污”案开庭审讯。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担任高秉坊的辩护律师，社会贤达沈钧儒等人参加旁听。审讯过程中，中统审讯人员态度粗野，缺乏必要财经知识，强词夺理，多次提出中统、军统的调查材料作证，最后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判决书进行宣判：称高“连续意图得利，截留公款”，“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面对无理判决，章士钊表示极为不满，并说：“如此暗无天日，这部六法大全尚有何用？”
司法院长居正当晚召见司法行政部长CC分子谢冠生及重庆法院院长查良鉴，怒斥二人：“你们上下其手，对高秉坊案如此处理，司法之尊严安在？”
高案的判决引起社会各方注意，街谈巷议均认为司法有欠公正，量刑不当。社会贤达吴蕴初、李烛尘与山东同乡丁惟汾等代表迁川工厂等19 个团体，相继具呈法院，要求公正处理，保障人权。奉命送高案到法院的财政部长俞鸿钧此时也因自己过分明哲保身而使高蒙受冤屈，备受良心责备，认为诬控严重失实，特将有关事实材料呈请蒋介石饬最高法院慎重处理。与此同时，孔祥熙意识到CC 系如此对待高秉坊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于是托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介石说情，婉言判高死刑有欠民主。由于各方呼吁，蒋介石在1945 年8 月令最高法院撤销原判，发还地方实验法院重新审理。
但是，cC 系对高案的压力是有增无减。高案二审开庭后，审判长李坚夫发现指控材料不实，对高秉坊表示同情，但又不敢违抗上级旨意，处于两难境地，本欲罗致一二伪证，判高几年徒刑交差，但最后又只得屈服CC 系的淫威，判高无期徒刑，判决书称：“高秉坊连续对于主管事务直接图利，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 1946 年4 月，最高法院核准通过。
二审判决后，高秉坊仍不服。高秉坊的辩护律师中央大学法学系主任戴修瓒也认为判决依据是凭空推断，无营私舞弊之实据，遂多次向最高法院申请，要求复判，但没有下文。实际上也有军统人员私下认为对高秉坊的指控不符合事实。 1946 年初，军统人员王抚洲接任直接税署长，发现在该署内无法发财，“以前外面都说直接税署是发时机关，进来以后才知道，制度订得死死的，光见数字，不见钱”。显然，CC 系一方面知道事实，但另一方面又歪曲事实，在这种情况下，高秉坊是难以得到公正说法。高秉坊也在整个过程中，目睹身受所谓司法独立的戏弄，自认在劫难逃，如继续申诉，也是与虎谋皮，所以放弃申诉，忍辱入狱。
五狱中获“嘉奖”
1946 年5 月，高秉坊被押送四川省第二监狱。入狱后，高备感寂寞。当时同监难友大多出身贫苦，没有文化。高秉坊遂与稍有文化者商议，共同进行扫盲教育，这样既可有益于人，又可自娱，聊解寂寞。高的建议得到监狱典狱长的支援，并改善其居住等必要条件。高秉坊根据实际情况与人讨论施教方法，决定先开识字班，再开读书班。后又东借西凑各种书籍，开办监狱小图书室。缺少教材，他又亲自动手，自编成人千字课本，四川省高等法院通令各监用作教材，当时国内不少单位函索样本。由于高秉坊教学方法得当，因人施教，耐心细致，全监读完千字课本者达百人以上，基本脱盲。与此同时，高秉坊还积极参加护理病人的工作。高秉坊的行为感动了典狱长石济时，1948 年9 月，石将高的事迹上报司法行政部，称高：“编抄教诲教材，稗益监狱教化甚多，其服役病监看护，在传染疾病流行之时，不顾一己之危险，日夜护视”，“此种舍己为人之行为，殊属难能可贵，足可表率，可以劝善”，请求给予奖赏。 1949 年1 月，司法行政部明令嘉奖。
1949 年11 月25 日，国民党“最高法院”根据居正等人的决定，通知高出狱，高秉坊实际服刑时间为3 年零6 个月。
高秉坊离开重庆后，迁居湖南。 1950 年6 月，中南财经委员会任命其为中南税务专员，7 月正式到职。 1954 年9 月，改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兼省税局专员，直到其晚年退休。
抗联名将李兆麟死于谁手
关于抗联名将李兆麟的被害，外界明了真相的不多。现将笔者当年了解的事实介绍于下。
1945 年日本投降后，李兆麟出任松花江省副省长。当年12 月国民政府接收东北，李兆麟出任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那时正是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和重庆召开旧政协会议期间，李兆麟在各种公开场合，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平，撕毁双十停战协定，制造重庆校场口事件，迫害民主人士等劣迹。李的言论，引起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头子毛人凤的密切注意。
1946 年2 月3 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通化县人民，张灯结彩，欢庆东北解放后第一个春节。原敌伪通化支会宣传部长孙耕晓，现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长，勾结已被苏军缴械的日本关东军第一二五坦克师团参谋长滕田宝彦，网罗了一批日军军官，组织了一支约3000 人左右的暂编东北边区部队，制造了一起“二·三通化暴动”。这次暴动迅即被中共通化省委和通化支队扑灭了。 “保密局”毛人凤以此为借口，诬指此次暴动系李兆麟主使，设计谋杀李兆麟。派人在中苏友好协会门前埋伏。结果，特务把李钧误为李兆麟，致使李钧遭到残杀。
首次行动失败，毛人凤再次密令哈尔滨市警察局长余秀豪负责谋杀李兆麟，余为广东人，曾任浙江警官学校国际员警教官。
1946 年3 月8 日，哈尔滨市举行庆祝“三八”妇女节集会，李兆麟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破坏和谈蓄意挑动内战的行径。当晚回到家里，李兆麟患了感冒，第二天（3 月9 日）在家休息。这天下午四时，有人送信给李兆麟，原来是国民党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邀约李兆麟到他寓所谈话。一会儿一辆汽车来至李宅迎接李兆麟。开至中苏友好协会附近，汽车突然抛锚，李兆麟的警卫员下车帮助修车。李兆麟下了车，步行去水道街9 号（与中苏友好协会相距100 米左右）杨绰庵的寓所。一进门，就碰上杨绰庵的女秘书孙格龄（她便是余秀豪秘密安置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以监视李兆麟行踪的“保密局”女特务）。李兆麟对她也十分熟悉，随即脱下大衣，交给孙格龄，便进入会客厅，与杨绰庵市长见面谈话。交谈中，孙格龄送进了一杯茶。李边喝茶，边聊天，不久即感到腹部剧痛，他脸色苍白，满头虚汗，随即瞳孔放大，倒在地上，中毒而亡。
李兆麟被安葬在哈尔滨道里一座公园里，公园被命名为“兆麟公园”。
棉纱面粉大王被绑票记
西元1946 年4 月25 日早晨8 点多钟，上海街头晨风习习，人们急匆匆地奔走赶着上班。一辆黑色福特牌轿车从麦尼尼路驰向高恩路时，转弯处突然闪出3 个身穿长袍、头戴礼帽、墨镜遮脸的人，从腰间掏出手枪，拦住去路。车门开处，两个持枪人立即将车中两个比较年轻的人推下车，却把另一个微胖的老人挟住，将一张红色“逮捕证”在老人面前晃了晃说，“奉毛森处长命令，请你到京沪卫戍司令部第二处去一趟！”老人无话以对，被架进停在路那边的另一辆轿车内，一溜烟向西郊驶去。这就是当年震惊京（宁）沪的中国棉纱、面粉大王荣德生被绑架案。
正当荣家一片慌乱之际，突然接到一个来路不明的电话，说荣德生在他们手上，必须立即付给他们100 万美金才能赎回；如果不达此数，不得生还。
接着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在家中也接到一个来路不明的电话，要他尽快出面筹款赎人，否则荣氏性命交关。后来绑匪又不断打电话给吴昆生，催他赶快赎人，这才真相大白。
5 月13 日，吴昆生又一次接到绑匪的电话，说荣德生给家里人写了一封亲笔信，放在亚尔培路祥生饭店底楼厕所内的洗面盆下。荣家救人心切，立即派人去拿，果然有荣德生的亲笔信一封，信上说：“此间长官颇为震怒，余求之再三，乃允捐资美金100 万元，并想出一切办法。……唯有各厂摊筹，内申一厂出15 万，申二厂出10 万，申三厂出10 万，申六厂出15 万，共50万，倘不足，由申九帮忙。”并盼望家中，速即办理。
荣家接信后正在商措之际，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突然又接到绑匪寄来一信，附有荣德生写给家中的第二封信，说价款已减至50 万美金，“此事必须克日办妥，不可大意，以全余之残年，否则余之老命不保，汝等亦恐遭不堪设想之恶果”。绑匪的信说，“限文到两日内切实筹妥，以清手续，否则除将令尊处以死刑以外，阁下等惟以制裁令出之，非谓言之不预也”。荣家接到此信后，更是惶恐不安，遂在电话中答应以50 万美金赎人。绑匪告诉荣家交款和接人的办法已分别贴在静安寺成顺典当和南京大戏院门前的墙壁上，是写在一张招贴纸的背面。绑匪相约的地点是多变的，一次是约在神州旅社316 号房交款，一次是约在李美路400 号顺兴袜厂内。然而这两次均未见绑匪出面。
绑匪为什么要绑荣德生？不言而喻是为了敲荣家一笔钱。这在抗战刚胜利后的上海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先是被称为“钻石大王”的嘉定银行经理范田春被绑架，又有号称“五金大玉”的唐宝昌被绑架，再有广东富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被绑289 架。荣德生的被绑架，只是绑票案日渐升级中的一例。但此案要价是最高的，几乎震惊了整个中国，绑匪要荣家出如此巨款也是事出有因。
抗战胜利后，荣氏企业纷纷“复员”开张，虽不能与抗战前的盛世相比，但经营规模很大，利润成倍增长。 1946 年荣氏企业已有纱厂18 家、面粉厂16 家，以及一批其他工厂和商业机构。拥有纱锭665278 枚，布机3712 台，粉磨330 部，日产面粉83500 包，称得上中国的棉纱大王和面粉大王。资料表明，荣氏在1946 年套进的外汇美金达400 万元以上。仅以申新二厂和五厂两个厂为例，1946 年一年内分红利5 次，每次分红额折合黄金11000 两以上，仅荣家大房和二房就分到30 亿元法币。这怎不令人垂涎三尺，顿时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眼红起来，荣家将横祸及身，当可预料。
荣德生被绑架时，绑匪使用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王公遐的15044 号车牌轿车，手持第一绥靖区第二处处长毛森的逮捕证，不言而喻，此中背景便复杂了。因此荣家不敢请警方出面“破案”，只得暗中与绑匪讨价还价。这时，荣德生被绑架的消息不胫而走，上海的大小报纸都作为头号新闻报导，舆论哗然，有人指责这是国民党军警联合搞的，纷纷要求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澄清事实。因而国民党当局也做出破案姿态，一时便衣员警布满荣宅周围。
荣家与绑匪几次联系后，再一次约定于5 月25 日下午在蒲石路一手交赎款一手交人。这一消息被警方截获后，当即派出数十便衣军警埋伏在蒲石路一带，以便一举截获绑匪和赎人质的巨款。不料蒲石路正是国民党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的公馆所在地，当汤公馆的警卫发现大批便衣人员埋伏在附近，认为将有不测之变，立即报告汤恩伯，汤即下令调来军队保护，军方和警方一时气氛紧张，绑匪一见蒲石路形势不对，早就溜之大吉。荣家却仍派出代表顾鼎言乘汽车带着25 万美元到蒲石路赎人，车到路口停住，不断探头张望。这时警方便衣一拥而上将车扣住，在车内一只黑皮箱内搜出25 万美元巨款，连款带人一起押往沪北警所。荣家说明此款是赎人质所用，警方反说“按法律规定，出钱赎命就是违法犯罪！”强行将装有25 万美元的一只大皮箱扣留，并几次到荣家搜抄。这样一来，荣家更吓破了胆，人未赎回，钱又被截去。经多方疏通，警方才答应俟绑匪查获后，再发还赎款。
这时，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和绑匪“接上了关系”，相约于5 月27 日下午一手交款，一手交人。荣家赎人心切，不顾一切，委托詹荣培全权办理。 27日下午，一辆挂着漱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王公逻处长座车牌号的轿车开进了申新二厂，停在厂一长办公室门前，詹荣培立即叫人把两只准备好的大皮箱送到车上，驶出厂门。第二天晚上，荣德生即被绑匪用三轮车送回了家。
荣德生总算保住了性命，在获释后就闭门不出，不敢作声。但事隔两个月，上海各报赫然登出荣德生绑票案已破，匪犯15 人被捕的新闻。
8 月4 日上海《民国日报》刊出《荣案经过前前后后》一文，说这次参与绑架荣德生的案犯共有18 人，其中15 人已经落网，首犯有骆文庆、吴志刚、张少卿、黄阿虎、朱连生、詹荣培等人。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骆文庆和张少卿等蓄谋绑架荣德生已久，经几次策划，找到无锡人朱连生，因朱认识荣德生，由他带骆文庆等潜伏在爱多霞路江西路口察看荣德生面貌，又在环龙路雷茜咖啡馆策划绑架方案。吴志刚是华太企业公司总经理，朱连生又是吴的汽车司机。由于吴与淞沪警备司令部关系极熟，骆文庆等约他一起参与，由吴志刚出面向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王公遐暗通款曲，借得他的座车，又拉第一绥靖区第二处的黄绍寅入伙，弄到第二处处长毛森签发的逮捕证，一切准备就绪后，便潜伏在荣德生住处附近劫人。
4 月25 日上午荣德生被绑架，是由朱连生开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王公遇的座车前来执行的，同时参预行动的有骆文庆、张少卿、黄阿虎3 人。当骆文庆持枪截住荣德生的汽车后，黄阿虎即出示逮捕证，张、骆二人马上将荣德生架进轿车，朱连生立即将车开走，经贝当路转入梵皇渡路，到中山路，在闸北水电厂附近下车，将荣德生架到小河边的一只小船上，推进舱内，不准出声。又于次日晚将他转移到曹家渡五角场公益里100 号一座石库门院内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内关押，由一男一女严密监视。房主就是绑匪黄阿宝。
荣德生两次给家里写信就在这间小屋里。绑匪们和荣家通电话是由沪西大流氓郑莲荣打的。由于电话多次被警方窃听，又改用信件，并与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直接联系。因为詹荣培和骆文庆、吴志刚是多年旧交，在绑架荣德生时已接上关系，成为绑匪内线。所以当荣家巨款被警方截去后，詹就公开出面做赎人的“中间人”，致使绑匪们能在大白天公开开车到厂内取走50 万美元之巨款。
绑匪在申新二厂取得5O 万美元后，进行了分赃。与此同时，骆文庆用汽车把荣德生送到福开森路霞飞路口，用一辆三轮车将荣送到麦尼尼路荣的女婿唐熊源家。
警方在荣德生被绑匪放回后仍继续布置侦查。不料绑匪黄绍寅得赃金7000 元美金后，急不可耐地挥霍起来，被警部第二处特工人员侦知，遂将其逮捕。于是绑匪逐个被捕，其中8 人被判死刑。所谓荣案至此了结。
此案虽被侦“破”，报载荣家被勒索之美金也被“追回”，然而事实上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淞沪警备司令部、市警察局等从中牟利达美金14万多元。荣家实际追回之款项不到20 万美元，而事后又有许多达官贵人向其索取酬金，实际总花销达60 万美金之巨。当然这笔巨款荣德生个人无力支付，只好由申新各厂摊派，极大地影响到申新系统各厂的生产。无怪乎荣德生在破案后曾感慨地写道：“闻绑案已破，匪犯逮捕，指使者起意离奇，可见人心险恶，但恐犹非真相了”。
缪斌为何第一个被作为汉奸处决
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9 个多月，1946 年5 月21 日，在江苏苏州一声枪响，南京国民政府拿一名汉奸开了刀。自此之后，一批又一批汉奸在受审之后被送上断头台。先后被处决的汪伪军政头目，大约有2700 多名。
这第一名被枪决的汉好名叫缪斌。他于1946 年4 月3 日受审。 4 月8 日宣判，5 月21 日执行判决。整个审判过程似给人匆促之感。当法庭宣布判处其死刑时，他表示不服，在庭上喊起冤来。
缪死之后，为他叫屈的不乏其人。如曾任汪伪政府教育部部长的李圣五说过，缪的妻子做了一件蠢事，公布了“暗示重庆高级官员与他丈夫的和平使命有关的文件”，“这些文件显然使某些人感到很尴尬”，因而缪斌很快就被处死了。
缪斌是何许人？判处死刑是否量刑失当？拿他开“杀戒”，是否有什么阴谋？我们还是从缪斌其人以及他的所谓“和平工作”谈起。
本来名声不佳缪斌字弼丞，号丕成，1895 年生，江苏无锡人。其父缪建章是无锡城内希夷道院的当家道长。缪斌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南洋大学电机科。他成绩差劲，若不是校方通融，怕就拿不到毕业文凭了。
缪走出校门，去广东考进了黄埔军校。后受蒋介石识拔，担任军校教官。
1925 年，参与发起孙文主义学会。后历任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教导一团党代表、三师政治部主任等。北伐时，任王柏龄为师长的教导师党代表。该部奉命攻打南昌，行至牛行车站附近，遭到孙传芳的部队谢鸿勋师的伏击，被打得溃不成军。缪斌落荒而逃，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北伐军拿下南昌后，他才惴惴不安地到南昌去见蒋介石。出乎他的意料，蒋不但没有责罚他，还委以第一军副党代表之职（该军军长为何应钦，党代表乃汪精卫）。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缪斌充任过军事委员会经理处处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等职。 1928 年11 月任江苏省民政厅长。在此之前，这一职务由茅祖权担任。茅去职后留下的遗缺，宋美龄举荐江苏省政府委员缪斌填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次讨论未获通过。据孙云年《北伐逃将缪斌怎样当上江苏民政厅长》一文（载《民国春秋》1993 年第1 期），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以缪斌品行不佳，年少任性，不宜主持一省地方行政为由，极为反对，第二次讨论，因缪事先做了吴老头子的工作（据说是巧妙地将一张5000元的支票塞到了他的口袋里），吴不再表示异议。缪斌如愿以偿，以江苏省政府委员兼任民政厅长。他本来年轻气盛，这回得志愈加张狂。民政厅长不为民众谋利，却“以官谋私”。利用其母六十寿辰，大事铺张，闹了三天三夜，趁机广敛钱财。据云，寿礼中小型金佛特多，苏南、苏北各县县长、局长得知其母是虔诚的佛徒，为取悦缪斌，争相以金佛为献。
缪斌刚刚在江苏省民政厅长的位子上坐热，就被人参了一本，说他借为母庆寿之机卖官鬻爵。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派人调查属实，缪斌受到革职处分。此后一段时间，他在无锡老家赋闲，百无聊赖，乃想到了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当时日本已侵占东北四省，正在华北步步逼进，国人抗日呼声日高。就在这种形势下，缪斌草就了一部长达10 万言的书稿，名曰《中日邦交的历史渊源》。送无锡各报馆要求刊载，均遭婉拒，因他的这部“大着”实在是不合时宜。他于心不甘，便让其父缪老道的义子陈一新出面办了一张报纸，莲载他的书稿。这张野鸡小报无人问津，书稿还没有登完，报纸就停刊了。
为谋求伪职四处奔竞后缪斌到日本转了一圈。回国后撰《武德论》一篇，由开明书局出版，宣扬“武力即道德”，为日本军国主义张目。
“七七”事变爆发后，他跟日本人打得火热。有日本人劝告他，投靠日伪，乘时而起。缪斌本来就有待机而动、东山再起的念头，日人的劝说正中下怀。于是，他为自我推销、谋求职位而到处奔走，极力巴结王克敏之流（后来还有汪精卫等巨奸）。在以王克敏为首的华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谋得了“新民会副会长”一职，实际上成为该伪组织的主持人。连有的日本人也鄙薄其奴颜媚骨。今井武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缪斌）那毫无气节的样子，惹起中国同事们的鄙视。”
今井武夫为筹建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之事，于1939 年5 月返回日本逗留东京时，缪斌请其把他介绍给汪精卫。今井武夫曾给他的“忠告”，大意谓：阁下是新民会的最高领导者，公开打出反对国民党的旗帜。而汪精卫依然以国民党副总裁自居，并正在重建国民党政权，他还要继续打国民党旗号。你和汪精卫，“不是在主义上不能同一步调吗？”但缪斌不听今井武夫劝告，瞒着华北伪政权，投靠汪精卫等人，千方百计往即将成立的汪伪南京国民政府中挤。后取得了伪立法院副院长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