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谷正伦已率部撤至晴隆县。当他得知卢焘遇害的消息，气得吐血病复发，当下表示非杀死刘伯龙不可。
设计暗杀当时，谷正伦与其保安副总司令韩文焕等人都住在晴隆县政府内，谷下定决心捕杀刘伯龙后，立即指示韩文焕布置执行，并召见了第八十九军的两位师长张涛和项荣，将其决心告诉了他们。这俩人平时对刘伯龙的专横也十分不满，加上谷许愿他俩在刘伯龙死后都可升官，因此两人都表示支持并保守秘密。最后，谷正伦等人商定，11 月18 日上午以任命刘伯龙为贵州绥靖公署主任为由，诱骗刘到晴隆县政府来。然而由保安司令部的部队将刘处决，尔后由张涛控制第八十九军的部队。
当夜，贵州省保安副司令韩文焕命令保安一团团长李成举负责处决刘伯龙。李成举立即抽调了大批神枪手连夜进入县府大院内。
11 月18 日早晨，贵州绥靖公署参谋长张法干以谷正伦的名义与刘伯龙通电话，告诉他谷正伦愿将绥靖公署主任让给他兼任。
刘伯龙一听这个消息喜出望外，立刻想乘车赴晴隆县办交接手续。有人劝他慎重，认为电话真假难辨，还是看一看再说；也有的说“晴隆”与“擒龙”是谐音，此地为凶险之地，还是不去为宜。
但是刘伯龙当官心切，怕时间拖长了事情会有变化，他“官令智昏”，认为自己的部队就驻扎在附近，不会出什么大事，就决定带上警卫、副官和一个连的警卫部队向晴隆县进发。
刘伯龙乘车来到晴隆县政府，首先拜见了谷正伦。这次可能是由于升官了心里高兴，刘伯龙非常尊重地向谷正伦请示这，请示那。谷正伦一边与其周旋，一边对他说：“由你任贵州绥靖公署主任的布告正在东厢房里起草，你去看看吧！”刘伯龙告辞谷正伦来到东厢房，看到了正在书写着的布告。
他趾高气扬地出了东厢房，又来到西厢房贵州绥靖公署参谋长张法干的房间里吹牛聊天。
刘伯龙这样磨蹭，可急坏了保安一团团长李成举。他请示韩文焕，能否进屋去刺杀刘伯龙，韩文焕害怕会误伤自己人而没有同意。这样，李成举只好只身来到西厢房，向刘伯龙敬礼后说道：“军座，您门前的警卫连长催您赶快启程呢。”刘伯龙这才站起身来带着4 个卫士向门口走去。他们刚刚来到前院，李成举用手一揭帽子（这是规定开枪的暗号），顿时，屋顶上、墙头上的伏兵都开火了，刘伯龙和他的卫士纷纷倒在血泊中。
尾声事后，谷正伦派张涛接任第八十九军军长。并以“克扣军饷，紊乱军政（指刘伯龙乱委派师、旅长），纵兵殃民，擅杀无辜”四条罪状作为处决刘伯龙的理由，呈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备案。
蒋介石得知刘伯龙被谷正伦处决的消息，勃然大怒，以“危险关头，不计精诚团结，却自戕手足，擅杀军事大员”为由，密令军统局西南站将谷正伦逮捕归案。岂料老谋深算的谷正伦早知这次要闯大祸，已为自己安排了后路。他曾任国民党宪兵总司令多年，门徒、爱将遍布全国。当时驻扎西南地区的6 个宪兵团团长都是他的门生弟子。在此危急时刻，个个都肯鼎力相助，搭救老师。谷正伦经过化妆，携带着大批黄金、美钞在宪兵部队严密控制的机场上乘飞机逃往香港作寓公去了。军统局西南站因兵力单薄，根本无力与宪兵部队对抗，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谷正伦乘飞机扬长而去。
宋子文晚年在美险遭暗杀
宋子文是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为蒋奔波效力多年，在蒋介石和美国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宋子文为蒋介石政权卖力的若干年中，多次遭到蒋介石对立派系的“暗算”，他都“大难不死”。到了晚年，他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再次遇到“暗算”，险些死在蒋介石的手里。
1949 年1 月，蒋介石政权覆灭前夕，宋子文离蒋而去，赴美国当寓公。
蒋介石和宋美龄对宋子文的此种作法极为不满。 1950 年，蒋介石为了继续求得美国的支持，拍电报给宋子文，要他回台“操持政府公务”。由于当时台湾面临的形势严峻，以及宋子文同蒋介石之间历来就有矛盾，所以宋子文对蒋介石的“邀请”未予理睬。而且，宋子文心中一直酝酿着一个秘密，他要静观时局，等待时机。此时美国政府中的当权者早就看不上蒋介石了，他们也在筹画一件事，那就是让宋子文代替蒋介石，只是苦于没有机会。
1950 年6 月，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想借此机会反攻大陆，于是他也要求派兵赴朝参战，但是以杜鲁门为首的美国政府不同意蒋介石参战，加上杜鲁门等美国当权者对蒋介石丢失大陆有种种看法，蒋介石和杜鲁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坏。蒋介石把反攻大陆的希望寄托在朝鲜战争上，可是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节节失利，这急坏了蒋介石，于是他就派夫人宋美龄赴美，利用其过去在美国的影响到处演讲，鼓吹让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亚瑟下台，实际上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杜鲁门。宋美龄在美国的宣传和演讲正好同美国大多数人的反战情绪合拍，所以有一定影响。这期间，美国不少地方都爆发了反战和要麦克亚瑟下台的游行示威。这种情况使杜鲁门意识到，以宋代蒋的机会到了。杜鲁门立即秘密召见58 岁的宋子文，委婉地提出希望他到台湾掌权。
杜说：“只要您愿意，我们一定把您推上政治舞台。您才是中国的希望。”
这话虽然说到了宋子文的心上，但宋表面上却说自己不行。杜鲁门继续说道：“不要客气了，据联邦调查局调查，您购买了大批枪支弹药，包括美国机械公司的最新产品--恩菲尔德步枪，您一下子就买了4.5 万支，储存在加拿大仓库里，准备从温哥华运到台湾。而台湾当局并不知道这件事。这就意味着……”宋子文极为惊讶，他暗中购买枪支弹药，联络国民党军队中同情他的将领，密谋发动一次政变，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成立以他为首的新政府的计画竟然被杜鲁门获知。宋子文叹了一口气道：“既然总统先生已经知道，我也不否认想改变一下台湾的局势。管它'三民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我更愿当一个'没有主义'者，注意实践，宣导各种经济和社会试验，更注重效果。”杜鲁门说：“太妙了，我支持您！但您也应该支持我，要阻止您的妹妹对华盛顿施展她的老魔术。只有您能与她对峙。这不是与您妹妹为难，而是与您最讨厌的'芝麻脑袋'（蒋介石）为难。”
由于得到了杜鲁门的许诺和支持，宋子文从五角大楼出来后就行动起来，并成立了一个反对麦克亚瑟下台的指挥部，向支持杜鲁门的人提供各种帮助，宋还亲自向美国公众和议会发表演讲。当宋美龄得知宋子文这一系列的行动后，恼火至极，她不顾兄妹情意，决心击败宋子文。在外甥孔令侃的策划和帮助下，搞了一次对宋子文的暗杀行动。
一天，宋子文在纽约曼哈顿摩天大楼前发表了激昂的讲话后，走到停车场，正要钻进自己的轿车，突然有人从他的两侧同时开枪。宋本能地感到这枪是朝他开的，立即把十分显眼的白色硬壳太阳帽甩掉，跑进人群，躲到一根柱子后面。乱枪从四面八方打来，宋子文的保镖们进行回击。当员警赶来时，刺客们已经不知去向。宋子文的一个秘书倒在血泊里。宋子文的这次遇险不禁使人回忆起30 年代初他在上海北火车站的遇险，这两次对宋的未遂暗杀是何等的相似，相似的简直令人吃惊，同样都是秘书当了替死鬼。对于宋子文晚年在美国遭遇的这次未遂暗杀，有人说是蒋介石要干掉宋子文，也有人认为这是对宋的“警告行动”。不过自这次暗杀行动后，宋子文再也没有卷入政治的漩涡中，把晚年的精力用在收藏青铜器和书画上了。他的妹妹宋美龄却一直对他耿耿于怀。当1971 年宋子文在美国三藩市逝世时，宋美龄拒不参加其葬礼。
连若雪本文及以后几篇文章都写了民国时期有关人物在民国结束之后的活动和遭遇，为的是让读者对这些人物有更多的了解，特此说明--编者
孙立人案件始末
台湾省台中市，是台湾佛教文化的中心。城中的宝觉寺，每年都要举行全台的佛法大会。有时，在熙熙攘攘的香客和观光者中，出现一个满头银发、面容清臒的老人，他看上去是这样的平凡，丝毫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然而，有谁知道，这位象个退休教员似的老先生，几十年前竟是一员被誉为“东方隆美尔”的虎将（隆美尔是德国著名将领）。 “八·一三”抗战时，他与日军搏杀，血战沙场；滇缅战役中，他率一师劲旅，打通雷多路；抗战胜利后，他出任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新一军的军长，后来升为陆军副总司令，到台湾训练新军；国民党迁台后，他官拜陆军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他，就是至今仍具神秘色彩的国民党二级上将孙立人。
孙立人，祖籍安徽舒城。他本是清华大学工程系的高才生，由学校保送到美国深造，获得印第安那州普度大学工程学士学位。然而，这位才智超群的年轻人，发现当时的中国是军人的天下，于是毅然投笔从戎，转入著名的佛吉尼亚军校，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归国之后，他一度担任蒋介石的副侍卫长，以后历任各军职，直至升为陆军总司令。
在步步高升的过程中，孙立人也饱受嫉妒倾轧之苦。与他平辈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多数是黄埔军校前五期的“天子门生”，他们虽号称军校毕业，实际只受过几个月的短期训练，和孙立人的令人注目的学历相比，不免相形见绌，因此有意无意地视孙为“外人”。而孙立人偏又恃才而骄，他仗着当过蒋介石的副侍卫长，且立有战功，对同僚显出鹤立鸡群的神态，把人际关系弄得很僵。他当陆军总司令时，提出什么建议或要求，往往受到参谋总长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王叔铭的联合抵制。有时把老孙气急了，竟当着蒋介石的面要同桂永清和王叔铭“比一比”，或比文、或比武，或比立正稍息、或比X 加Y，任由桂、王二人决定。至于向蒋介石“掼纱帽”，更是他的家常便饭。
尽管孙立人桀骜不驯，但蒋介石在迁台后的头几年里却一直容忍他，原因很简单，当时蒋介石离不开美国的保护伞，而美国人最欣赏孙立人。美国报刊称孙立人是“最西方式的军事领袖”，是“美国军事学说的说明人和美国自由主义的代言人”，是“台湾陆军中亲美派的首脑”。美军驻台顾问团团长蔡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观点都与孙立人不谋而合，因此，蒋介石要整他不免有投鼠忌器之感。
美国虽然为蒋介石撑起了保护伞，却一直在暗中打自己的算盘。据1985年台湾版《蒋经国在台三十年》一书透露，早在1949 年2 月，美国即曾向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建议，让他和孙立人撇开蒋介石，在台湾另立政权，陈诚没敢答应。美军入侵台湾海峡后，又向台湾当局提出，将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配备美式武器、支领美国薪恼、由美国顾问负责指挥，蒋介石急忙谢绝了美国的“好意”。此后，美国又建议在台湾设立“中美联合作战中心”，协调区域内的双方军队共同御敌，该中心的美方指挥官由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担任，而台湾方面的指挥官，美方则要求让孙立人担任。此建议亦被蒋介石婉言拒绝。
对于美国的建议，孙立人本人很可能并不知情。但何以美国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孙立人出台？此中的原因，不能不引起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对孙的疑惧。
国民党在台湾曾开展所谓“整军建军运动”，其中最主要的两项措施，一是重建军队政治工作，在军中遍设政工机构和党组织，规定部队长命令非政工官副署无效；二是实行“师级以上主官任期制度”，规定正师以上军官任期两年，可连任一次，两任期满便须调任或退役。这两项制度，美国顾问嗤之以鼻，特别是对军队政工制度，认为完全是效法共产党。孙立人也与美国人持同一腔调，他不仅在暗中对这两项制度进行抵制，甚至公开对亲信部属流露其不满。他还在陆军中组织“庆生会”、“良心会”，让高级军官到会听士兵的“良心话”，这实际是同蒋经国主持的军队政工唱对台戏，为此更招致蒋氏父子的忌恨。
按照军官任期制度，孙立人的陆军总司令，到1954 年3 月将满两任，必须调职。这个时期，美国已由亲蒋的艾森豪当政，美台关系正处于“蜜月期”，故孙立人的“门面”作用已大为减少。而军队内部的各派势力，又纷纷活动，散布对孙不利的流言蜚语。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很可能趁这次调任之机削去孙的兵权，因此孙立人不得不未雨绸缪。
1953 年11 月，孙立人召见他在台湾训练新军时的下属江云锦（陆军司令部第五组中校督训组长），让他串连当年受训的同学，在军中“结成一股力量” 。孙并指示，要在每个团中找出一个职位较高、学识较优、服务年龄较深之同学为负责人，与其他同学联络。江云锦得令后，秘密活动，几个月内便在每个团布置了负责人，甚至在一些营、连里都指定了联络人。
1954 年1 月，孙立人又命令江云锦把各部队中的负责人“串起来”，使每个人不仅知道本部队内的成员，也知道其他部队中的“联络人”。江云锦此时已感到这不像是一般的“联络同学感情”，他心存顾虑，活动日趋消极。
孙立人在半年中屡屡查问，对江之“工作不力”深感不满。
1954 年6 月，蒋介石下令免去孙立人陆军总司令职务，调为总统府参军长；同时免去周至柔参谋总长职务，另有任用；又免去桂永清海军总司令职务，调为参谋总长。这一人事调整，当时颇招人们物议，因为很多人认为孙立人是更适当的参谋总长人选，而却被摆在无实权的参军长的冷板凳上。
孙立人卸任前，让江云锦把各部队的“联络人”造具名册。 7 月，陆军总司令部督训组副组长于新民把孙所要的名册呈报给孙。 8 月初，孙立人因不满于江云锦的畏缩不前，召见其老部下、陆军学校少校教官郭廷亮，让郭接替江云锦作总联络人。
8 月12 日，刚就任两个月的参谋总长桂永清突患急病去世，这对孙立人来说，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为此时于情于理，参谋总长人选已非孙莫属。但蒋介石却下令“陆军中将彭孟缉加上将衔，任代参谋总长”，这不但使孙立人大失所望，而且很多蒋的亲信也感到意外。因为孙立人任陆军总司令时，彭孟缉只不过是个省保安副司令，而且彭是以中将军衔就任参谋总长，这在国民党军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这件事促使孙立人加快了抓军队的步伐。他付款给郭廷亮作活动经费，并频频召见郭廷亮、江云锦及田祥鸿、刘凯英等各部队联络人。 1954 年11月，孙立人指示田祥鸿注意掌握军中交通和通讯。同时指示郭廷亮三点：①各同学要多联络；②各同学要把兵带好；③各同学不要随便请调。据郭廷亮、田祥鸿、刘凯英等后来供认，他们此时已通过孙立人的谈话和暗示，明白孙是“要建立好领导部队的力量，硬性向政府提出改革事项”。 1955 年3 月，孙立人让江云锦向各联络人传一句话，以试验其小组织之间的联络通讯是否能迅速畅达。 5 月15 日，郭廷亮到台北晋谒孙立人，报告联络情况，并建议采取行动。
由于孙立人从未担任过行政职务，在党务和财经系统也无亲信干部，他本人在台湾并不具备号令四方的个人威望，而对军队也只是控制其中一部分而已。因此他预谋“行动”的目的，并不是要举行政变推翻蒋政权，而是要效法张学良举行“兵谏”。
当时他与郭廷亮商定，要趁蒋介石1955 年6 月初到台南检阅军队之机，将蒋“控制”起来，并呈上对军中不良现象的意见书及改革方案，以迫蒋接受。为此郭廷亮须在5 月22 日至6 月2 日之间先到其受阅部队发动力量，孙立人则定于5 月底南下到某地建立指挥所。孙估计在发难之后，美国会乐观其成并以中间人身份保护起事者不受惩罚，万一失败，亦可向美方寻求政治庇护。
孙立人等准备提出的意见书中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台湾当局至今对此讳莫如深。但从当时外国驻台记者的报导中，可知孙等至少有下列五点要求：1.反对蒋介石一人包办党务和反共事业，要求结束政府私人化局面，实行美式民主。
2.虽希望反攻大陆，但在美国不肯支援的情况下，要求面对现实，放弃“反攻大陆”口号，努力把台湾建设好。
3.反对蒋经国领导的特务统治，要求铲除政府和军队中的贪官污吏。
4.反对军队政工制度和师以上主官任期制度。据说在郭廷亮等人拟就的意见书中，有“如不废除这两项制度，将采取没有说明的行动”等恐吓语言。
5.要求孙立人担任参谋总长。
但是，郭廷亮等人的活动早被军中政工人员和特务分子侦悉，在起事串联者中也有20 多人向当局告密。 5 月22 日，郭廷亮按计划行动，命令某部受阅人员配发实弹，特工人员更据此证实了郭等图谋不轨。于是台湾保安机构紧急出动，于5 月25 日逮捕了郭廷亮。孙立人原定于5 月28 日动身去“指挥所”，当天突然接到总统府电话，命令他跟随蒋介石行动。孙无奈只得派随从参谋陈良埙驾车南下，沿公路线通知各地人马，但陈出城不远便被特工人员追擒。与此同时，江云锦、田祥鸿、李成亮等骨干分子也纷纷被捕。只有刘凯英逃脱，于6 月2 日潜入孙宅，向孙立人报告事情败露经过。孙立人拿出一笔钱，让刘凯英化装逃走。岂知此时孙宅早受监视，刘一出门即被捕。
6 月中旬，孙立人也被软禁起来，至此，这场兵变胎死腹中。随后台湾当局在军中大搞清洗，逮捕审查少壮派军官300 多名，后来证实参预这一事件的共103 人。
如果据实将孙案定性为“兵谏未遂”，则对他的处理不能，过重，这将为他以后东山再起留下了余地；而且人们自然会打听孙立人“兵谏”究竟是为了什么，但因孙的某些意见颇击中时弊，容易引人同情，所以台湾当局不愿将事件真象公开。更使当局为难的是美国肯定要为孙讲情，如照顾美国的面子从轻发落他，等于放虎归山；若是重办孙立人呢，又不免要得罪美国“靠山”，真是进退两难。
台湾当局为了摆脱困境，决心找替罪羊。为此特意把案情性质从军人内部的“兵谏”改为共产党“间谍”的叛乱。扣上这顶红帽子，美国囿于反共立场便难以出面干预，而重办孙立人也有了根据，至于孙氏到底要“谏”些什么，人们也不敢打听了。
但是，孙立人毕竟名声太大，把他打成“共谍”是无人相信的。于是特工机构便逼迫郭廷亮“合作”，由郭承认自己是“共谍”，图谋利用孙立人在军中搞小组织活动以达到“兵变”和“颠覆政府”的目的。这笔交易作成后，台湾当局始公布破获“共谍郭廷亮叛乱案”的消息，并披露了孙立人因卷入“郭案”，在接受审查中。
1955 年8 月3 日，台湾报刊刊载了孙立人的辞职书。他在辞职书中承认“知人不明，涉有重大之罪嫌”，自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 8 月20 日，蒋介石指定陈诚、何应钦、王宠惠、许世英、张群、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等9 人组成调查委员会。经过50 天的调查，包括几次与孙立人本人“详谈”，到10 月31 日，调查委员会公布一份长达1.6 万字的调查报告，指明此案主犯是“共谍”郭廷亮，孙立人则是对共谍“失察”，客观上“被敌利用”。调查报告还指摘孙立人在军队中搞小组织，“实为一种别有用意之行动”，他“对于军事上若干事项与国防部或若干同僚持不同之见解”，“以对外间流露其不满情绪是务，尤喜对其亲信部属发表批评指摘上级与同僚之言论”，还说孙立人“虽非主谋，但对于此次阴谋事件并非全不知情”。
其实，除郭廷亮一人外，江云锦诸人均供认孙立人是主谋。而郭廷亮的“共谍”身份更纯属于虚乌有，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对此有详细论述，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
10 月20 日，蒋介石下令，指孙立人对“郭廷亮叛乱案”负有“重大咎责”，但念他“久历戎行、抗战有功，且于该案发觉之后，既能一再肯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兹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查考，以观后效”。
郭廷亮原被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他服刑若干年后获释并离台赴港，这是“共谍”绝对得不到的待遇。参与此案的其他人，则分别被判3 至15年徒刑。
孙立人在案件处理结果宣布后，曾拜访此案调查委员会主任陈诚、对陈的“公正”和蒋介石的“宽大”表示感激，并提出他曾获工程学士学位，希望今后能献身于水利建设。一个多月后，蒋介石亲自召见孙立人，不同意他去搞水利，而要他认真读书，特别要读懂中国的“圣贤之书”。从此孙立人迁居台中市向上路的一座幽静的小院之中，每日看书、作画、养花，有时还打打网球，孙夫人则以念经拜佛为事。夫妇俩深居简出，并要随时接受特务的“查考”。
20 多年后，1980 年4 月，台湾《自立晚报》披露孙立人的近况。称当局已解除对他的“查考”，但因他是二级上将，仍要对他进行“保护”；而孙立人则“希望自在一点”，为此他主动要求辞去二级上将的终身职，以便不再受“保护”，据说当局批准了他的辞呈，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还去看望了他。至1985 年，孙立人已85 岁，他曾先后5 次向当局申请赴美探亲，但都被拒绝。 1988 年1 月，蒋经国逝世后，台湾兴起翻案风，孙立人案又成为热门话题。目前已肯定了孙立人无意搞“政变”，也证实了此案确与共产党无关。
1988 年3 月，台湾“国防部长”郑为元亲自去探望孙立人，对他说：“现在你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你是完全自由的。”5 月，台湾当局解除了对孙宅的“监护”。至此，孙立人终于得到了他朝思暮想的“自在”，为了这一天，他竟苦苦等待了33 年。
黄嘉树
孙立人案件的案中案
孙立人案件曾轰动台岛，近年来，台湾为孙立人平反的呼声日益高涨，披露出大量案件细节。然而，孙立人至死，也未得到真正的平反。原来，孙立人案件本身还存在着一个案中案--郭廷亮“匪谍”案。郭案不翻，孙案难平。
孙立人死不瞑目
1988 年初，随着“总统”蒋经国的去世和新“总统”李登辉的接任，已经过去30 多年的孙立人案件，重又成为台湾岛的热门话题。
舆论站在孙立人一边，而刚刚发生的“总统”更迭，又为此案的澄清，提供了一线生机。
这年3 月20 日，曾在孙立人麾下担任过师长的“国防部长”郑为元，向孙立人宣布：“现在你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可接见任何人。你有行动和言论的充分自由。 ”5 月，“总统府”解除了对孙宅的“监护”，撤走了驻在这里的最后一名警卫。台湾当局用这样的方法，婉转地表示了对于孙案处理不当的纠正。
但是，社会上要求为孙立人公开“平反”的呼声，仍然居高不下。而孙立人本人，也以“谁能还我清白？又有谁能还我公正？”为题，发表了文章。
他并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从未'反'过，何'平'之有？我只希望在我的余生之年，政府能还我清白，如此，亦将含笑九泉。”
1990 年11 月19 日上午，因帕金森症住入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孙立人，神智昏迷，呼吸极度困难，血压急剧下降。虔诚信佛的孙夫人张晶英和子女商讨后，一致希望孙将军能平静地在家中安逝，便向医院申请自动出院。 10 时15 分，医师拔掉插在孙立人身上的胃管、导尿管、呼吸器和心脏监视器，派出主任医师和两位护士将其护送回家。在救护车上，医护人员不断为孙注射强心针，并进行人工呼吸。返家不久，孙立人的脉搏即停止跳动。
孙立人终于没有能等到“还他清白”的一天，他死不瞑目。
离奇的案中案1955 年8 月20 日，蒋介石发布了如下的“总统令”：①总统府参军长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关于本案详情，另组调查委员会秉公彻查，报候核办。
②派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组织调查委员会以陈诚为主任委员，就匪谍郭廷亮案有关详情彻查具报。
台湾当局认定，郭廷亮“匪谍”案与孙立人案密切相关。在陈诚等九人调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书”中，公布了郭廷亮“匪谍”的来历：郭廷亮是孙立人多年的部属，曾跟随孙立人作战、训练10 余年。他是云南河西人，1938 年毕业于云南省立昆华师范学校，次年考入设于都匀的税警总团干部教练所学员队2 期；1940 年3 月毕业，留所任教育班长、区队副、区队长等职。从这时起，他便开始成为税警总团团长孙立人的下属。此后，孙部先后改编为新编第三十八师、新编第一军，郭廷亮始终跟随孙立人，先后任排长、连长，军衔至少校，并参加远征缅甸、印度的对日作战，以及在东北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
1948 年1 月，郭部驻沈阳，经三义和米栈老板白经武介绍，郭与青年女子李玉竹结婚。 4 月，郭部奉调赴前线作战。 10 月底，因战事激烈，沈阳城一片混乱，郭只身返沉。 11 月2 日，沈阳城已告解放，郭廷亮请求白经武设法向解放军取得路条，以便离开解放区。白允介绍其兄白经文与其晤面。
白经文时在解放军吕正操部任联络科长。郭廷亮先后由白经武陪同，四次至沈阳铁路饭店会晤白经文。白经文从与郭的接触中，了解到郭为孙立人之旧部，在国民党军中关系颇多，遂嘱郭去台湾为中共从事“兵运”工作，“长期潜伏，掌握部队”，一面制造台湾国民党军中的大规模变乱，同时俟机策应解放军进攻台湾。
郭廷亮表示，愿为中共从事“兵运”工作，并填写了自己的详细履历及有关文件。后又由解放军一位姓马的科长与郭谈话，当面约定：以“沈阳铁西二道街三义和米栈白经武先主收”为通讯位址：中共派去台湾与郭联络的人员则以“白先生要我来看你”为暗号。郭受命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兵运”工作，即：在高级将领间寻找矛盾，扩大矛盾；广泛联络中下级干部；确实掌握部队；在军队中制造变乱，配合大军解放台湾。在郭廷亮认可了上述约定之后，马科长即交给郭一张路条和黄金10 两。
郭廷亮1948 年底携妻李玉竹抵台，继续投入时任陆军副总司令的孙立人麾下。他曾按照解放军马科长约定的联络方法，写信向中共方面报告抵台情形，但未获回音。
1954 年9 月的一个晚上，忽有一名不速之客来到郭廷亮凤山家中。来人操北方口音，约三十七八岁年纪自称姓李，对郭说：“白先生要我来看你。”
郭从此暗语中知道，对方系中共派来秘密联络的人员，遂向其报告了自己的工作情况，并称已联络到部分同学。对方又说：“白先生要你积极进行，不久他会到台湾来。”郭最后表示：“请白先生放心好了。”来人旋即辞去。
此后，郭即以第四军官训练班学生为活动物件，加强联络，图谋“变乱”。
九人调查委员会，为郭廷亮“匪谍”案及其与孙立人的关系，所作的结论是：
一、郭廷亮为匪谍并利用其与孙立人将军之关系执行匪谍任务，阴谋制造变乱，其本人业已承认不讳。
二、孙立人将军对于郭廷亮信任甚深，不仅未觉察其为匪谍，且因孙将军企图利用郭廷亮在军队中建立个人力量，乃至堕入郭廷亮匪谍活动之阴谋而不自觉。
台湾当局就这样，把孙案与它的案中案郭案，巧妙地编织到了一起。
郭廷亮三十年的囚徒岁月1955 年5 月25 日下午6 时，郭廷亮正与家人及朋友在家中吃晚饭，一位中校军官前来对郭说：“郭教官，校长请你立刻到他办公室去一趟。”郭廷亮一踏进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吴文芝少将的办公室，便立即被押上一部吉普车，关进凤山郊外的一栋对外保密的房屋，并被绑上老虎凳，进行严刑逼供。郭廷亮自述：“如此经过十昼夜不停的刑求、拷问、逼供，至6 月4 日才将我从老虎凳上放下来，奄奄一息的躺在地上作生死的挣扎。”与此同时，正有身孕的郭妻李玉竹与4 岁的儿子郭志忠、2 岁的女儿郭志强，亦遭囚禁，家中被抄。
6 月6 日，郭廷亮由南部的凤山被移送台北保密局监狱，在这里又经过一年多的威逼利诱。 1956 年9 月29 日，郭被台湾“国防部”判处死刑，当天，又经蒋介石核减为无期徒刑。
郭廷亮在保密局（后改为情报局）一间不足2 平方米的小黑牢里，被单身囚禁了10 年，并且不许用笔，不准阅读报纸，只每天上下午各放风15 分钟。 1964 年6 月，结束单人囚禁，被移送情报局桃园看守所服刑，一关又是10 年。
1975 年4 月5 日，蒋介石去世。台湾当局对所有在押犯实施减刑。郭廷亮依减刑条例规定，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5 年，而此时他实际已服刑整整20 年。他获得了“国防部”代监字第0067 号释放证明书，明令于7 月14日零时准予开释回家。但是，7 月14 日，他并未能出狱回家，而是被押送到了太平洋中的一个小岛绿岛去“担任英文教官”。
郭廷亮踏上绿岛后才知道，他虽可以得到月薪5000 元新台币，但没有休假，不准过海到台湾；在岛上的工作，也不是教英文，而是管理车辆和图书。
名为“分配工作”，实际上是监禁的延长。他在这个只有17 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又被禁锢了7 年。
直到1982 年7 月1 日，郭廷亮才获准离开绿岛，返回桃园县平镇乡儿子郭志忠的家里。军方告诫他：“回家以后，平平静静地过生活，做一个与世无争的隐士。”
郭廷亮回家后，开始不断向有关部门呈递“陈情书”，要求澄清自己的冤案。他不但未能如愿，而且1983 年中秋节一过，他又被“要求”与绿岛签约，去该岛养鹿。此后，虽然他的工作性质属于签约聘用，且担任养鹿中心主任，月薪由2 万元台币增至6 万元，但始终被“要求”与绿岛继续签约，不能回家安度晚年。
又一个死不瞑目者
郭廷亮的死刑判决，竟惊动了“总统”蒋介石，蒋亲自出马，为他核减为无期徒刑。据台湾新梅出版社出版的《孙立人冤案平反》一书披露，郭廷亮的家属竟于1956 年初，搬进特勤室主任毛惕园在圆山的家中居住；1981年，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出资30万元新台币，买下永和一处房产，将产权交给郭廷亮的儿子郭志忠；1982 年7 月，当郭廷亮从绿岛获释返家时，又从台湾警备司令部一次获得60 万元新台币的“生活补助费”。这一切，对于一个犯“匪谍”罪的“死囚”来说，似乎过分“仁慈”了。
另一方面，当1975 年7 月14 日实施减刑条例时，许多与郭廷亮一样被称为“叛乱犯”的人，都如期获释，只有郭廷亮一人，被发配到绿岛上继续监禁。他虽曾一度获释，但仅隔一年多，又被以另一种方式，禁锢在遥远的小岛上，这似乎又显得太残忍、太严酷了。
在30 多年的悠悠岁月中，许多权威人士，已经公开声明，郭廷亮不是“匪谍”。曾经代表九人调查委员会向郭廷亮作过核查的王云五先生，曾对他的学生、台湾政治大学李瞻教授说：“我告诉你一句话，你就明白了，孙立人和郭廷亮是中华民国的模范军人，这样你就了解了。”孙立人在被幽禁33年之后，发表了《谁来给我清白？谁能还我公道？ 》的文章，指出：“郭廷亮是一位勇敢忠贞的军官，我始终对他有信心，他不会是匪谍。我对九人小组谈话时这样说，对五人小组（“监察院”组织）谈话也是这样说，今天也相信郭廷亮不是匪谍。”孙将军的这段话，可以从当年作为“监察院”五人调查小组成员之一的陶百川回忆录中得到证实。陶氏在1984 年出版的《困勉强狷八十年》一书中写道：“孙（立人）并说，不独他个人无辜，连郭廷亮等也是冤枉的，请求我们救救他们。”
郭廷亮自从他部分地获得自由后，就一直在不停地向社会呼吁：“我绝对不是匪谍，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与任何共党官员有过接触。”
1991 年11 月16 日上午，郭廷亮在参加筹备孙立人将军周年忌辰活动后，自台北乘上109 次列车，准备返回桃园家中。他本应在中坜车站下车。
但不知什么原因，直到列车在该站已经缓缓开动，前行了30 公尺时，他才突然从车厢中坠落月台，摔成重伤，并且从此昏迷不醒，没有再说过一句话。
郭廷亮最初被送到中坜车站附近的新国民医院，后又移送省立桃园医院，当晚再被转送至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神经加护中心病床，依靠药物和器械维持血压和生命。荣总的值班主治医师何治军表示：“郭廷亮有严重脑水肿现象，脑干完全衰竭，昏迷指数只有三分，生命垂危。”
围绕郭廷亮坠车受伤一事，社会上众说纷坛，疑窦丛生，新闻界予以极大的关注。
铁路警方坚持认为，郭是在列车上睡觉睡过了头，过站后方才惊觉，遂致跳车摔伤。
郭廷亮的大女儿郭志强则认为：郭廷亮“平日身体健康，不致构成他中午午睡过站跳车的行径或者失足”；他“平日随身携带一些有关孙案、不利于当局的重要文件，坠车原因恐是怀璧其罪”。郭女怀疑其父系被人“谋杀”。
《台湾时报》11 月19 日更以“郭廷亮意外中的意外”为题，报导了一则耸人听闻的消息：省“议员”黄玉娇透露，郭廷亮身上所携35 份事关孙立人案翻案的文件，均已不翼而飞。这就使得郭廷亮的坠车事件，更加扑朔迷离。
1991 年11 月24 日下午1 时45 分，郭廷亮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同整整一年前去世的孙立人将军一样，未能看到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一天，死不瞑目。
翻案书遗留人间
郭廷亮留下了厚厚的翻案书，为郭案和孙案的澄清、平反，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郭廷亮第一份公开发表的“陈情书”，是写给前“孙案”调查委员会委员张群和“总统”蒋经国的，经其子郭志忠捅出，由台湾《自立晚报》干1988年3月23 日作为独家新闻发表。这第一次的案情曝光，使舆论界大哗。在郭廷亮坠车昏迷不醒后，《自立晚报》又于1991 年11 月17 日全文刊登了郭致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宋楚瑜的“陈情书”。 11 月25 日，《中国时报》又刊登了郭氏致“总统”李登辉，并抄送“行政院长”郝柏村、“国防部长”陈履安、“国防部副部长”陈守山，以及“参谋总长”陈桑龄的3 万言“陈情书”摘要。
郭廷亮那充满血和泪的揭发和控诉，令人发指。
揭发之一：刑讯逼供。
郭廷亮在1955 年5 月25 日被秘密逮捕后的最初10 天，不停地被严刑拷打，强迫其承认是“匪谍”，“有谋叛之意图”，以及与孙立人将军有“非法”关系。据郭陈述：“由数十名政工侦讯官，不分昼夜的轮流着刑讯、拷问、逼供。在身心完全崩溃及非自由意志之下，依照侦讯官们所设计的奸险政治阴谋，捏造了许多荒谬而毫无事实根据的口供和自白。”
接着，郭又于6 月5 日，接受有100 多名政工人员参加的彻夜大公审，他们实行疲劳轰炸，将前面10 昼夜中所有的逼供，又再度提出，“作密集紧迫的指控”。郭后来在回忆中叙述：“到了深夜以后，我的身心均陷于崩溃边缘，但仍然必须被迫喝下提神的黑色咖啡，恍恍惚惚的回答审判官们所提出的荒谬问题。”
揭发之二：威逼利诱。
自1955 年6 月2O 日起，特工人员开始公然要求郭廷亮“扮演假匪谍自首”。保密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等人对郭说：“由于被捕军官三百余人，而今又找不出你们的罪证，致使中外舆论哗然，社会谣言四起，众说纷坛，所以你必须站在党国利益的立场，来与我们密切合作，扮演假匪谍自首，使政府对舆论及社会各界有所交代。”
1955 年7 月14 日，情报局长毛人凤用自己的专用轿车，把郭廷亮接到毛公馆谈话。毛说：“为了使这次的案情不要扩大而能圆满解决，只有委屈你了，所以我要毛（惕园）主任劝告你，站在党国的立场和我们密切合作。这不但是为了当前党国的利益，也是处理好参军长孙上将的唯一办法。……我保证你的军籍、军职和事业前途，绝不会因本案而受到任何的影响”。他并以郭妻及子女的安危来作为诱饵。毛人凤的软硬兼施，使郭廷亮不再抗拒。
他后来追叙说：“当时我听了毛上将的训示，为了党国的利益，只有遵照他的指示去做。因此，后来所有的自首书和口供笔录，都是以当时案情发展的需要，由毛主任等所杜撰编造。”
揭发之三：应付核查。
9 月9 日晚，保密局长毛人凤亲临侦防组，召见郭廷亮，对他说：“为使本案能圆满顺利的结束，你必须毫不迟疑地照我的话去做。特别是王云五先生约谈时，一定要根据我们为你所编的资料去回答，以免引起不良后果。王云五先生现任行政院副院长，他不仅在学术界有崇高的地位，而且也是无党派人士有力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和忠贞的国民党员，绝不可在无党派人士面前，说出有损党国利益的言论。……现在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本案之所以要这样做，我们完全是执行最高当局的决策。”
9 月10 日，郭廷亮在严密的戒护下，由保密局侦防组乘车到军法局，接受王云五的约谈。陪同王云五“调查核实”者，正是对郭廷亮刑讯逼供的政工军官，包括总政治部第四组组长宋公言、国家安全局处长魏宜生和侦讯官苏忠泉。郭廷亮只有按照既定的口径，回答了王云五的核查。
揭发之四：欺诈哄骗。
特工部门，先以“不公开”、“不起诉”的允诺，诱骗郭廷亮承认他们编造的口供。毛人凤在1955 年7 月对郭的谈话中曾保证：“本案是以你的自首来办理，所以既不公开，也不起诉，仅在政府内部办个手续，然后我将真实情况向领袖提出报告，以政治方式来解决。”
但是，10 月20 日，台湾中央社全文公布了九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公布了“郭廷亮所担负之匪谍任务及其所利用之因素”等内容。台湾特工部门自食其言。 12 月初，特勤室主任毛惕园突然通知郭廷亮：“你的自首虽获上级批准，但仍须经过军法审判。”郭廷亮当即争辩说：“上级既已批准我的自首，依法就不应该再军法审判；既要军法审判，就是自首没有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