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夏月润反对郑正秋。他同谭鑫培见过一面，听他说了一番话后，反对更烈。他这位岳父，从来就是恃才做物，这回却像个泄气皮球一样，垂头丧气，无限感慨地说：“我老了，大概吃戏饭到头了。”现在，郑正秋在报上对黄楚九大张挞伐，人心是大快，但是他没有想到投鼠忌器，黄楚九栽在他的文章里，他的岳父也栽到他的文章里了。全上海都已经知道：谭鑫培老了，唱不动，也做不动了！这无形中宣告了谭鑫培舞台生涯的结束，为嫉者所快，群起而攻之。这怎能叫月润这做女婿的，忍受得住呢？月润用不容分辩的口吻对郑正秋说：“小弟！你听我说，新新舞台的事就算了吧！我岳父的老脸都不知道往哪搁了，算了吧！”
人们每天都盼望《图书剧报》快出版，争读郑正秋的文章，以先睹为快。
《图书剧报》在读者的期待心理下，空前的行时了，每次一出来，很快便销售一空。
黄楚九比所有的人都更为关心剧报的出版。郑正秋那边出一期，他这边买一期，一期也不漏掉。每当部下把报纸送到他手里，他都不撕掉，而是我到上面的正秋的文章，一句句、一字字地读，看郑正秋是怎样说自己的。他以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郑正秋的文章很短，但是火辣辣的，每个字都好像一颗子弹一样，从他的眼里射入，穿过他的心，剧痛难忍。终于，他决定第二次约郑正秋见面，但是不在茶馆，只在郑正秋家里。那是一天早晨，他的一个部下前来向郑正秋的佣人传达他的口信的。
下午，黄楚九带着他的秘书来到郑正秋家所在的巷子里。郑正秋家的一个佣人在门口迎接住他们。接着，把他们领到一间宽敞的厅里。郑正秋和他的弟弟正栋，以及堂兄弟芳松、芳熙等，已经在这里等候着。张太夫人和俞丽君这婆媳俩，在隔壁的屋里坐着，忧心忡忡地竖起耳壳，捕捉厅里的每一个动静。阿婆、听差和厨子等佣人，都拥在狭窄的过道里，探头探脑地往厅里窥视。这座老式住宅头一次笼罩着紧张的气氛。
“黄老板！请坐！”郑正秋有礼貌地先开了腔。
黄楚九坐了下去，但是没有说话，只抬起那双圆滑的眼睛，朝周围的人们打量了打量。最后，他的目光落到郑正秋的脸上，一动不动地盯着，仿佛要从他的脸上读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黄老板屈尊光临寒舍，我感到十二分荣幸！”郑正秋一边在黄楚九对面的酸枝椅上坐下，一边又说。
黄楚九终于开言，但是声音不是上次茶馆里那种佯装的亲热，而是粗声粗气的。他说：“正秋小弟！得理也要让人，别得理不让人啊！自从上次谈话以来，你并没有停止对我的攻击，相反越来越倡狂。”停顿片刻，继续说，“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如果还是要让我公开认错，向那个酒后滋事的臭茶役赔医药费，你好抓住这个再大做文章，羞辱我一番，那办不到！如果……
如果是想让我在经济上资助你办报的话，那我们可以商量。你说吧！ ”
“多谢黄老板的慷慨。”郑正秋轻蔑地笑了笑，说道，“我高兴地告诉你，我能够维持我的报纸。特别是新新舞台事件发生后，报纸很卖钱。”
“我再问你一句，你是不是打算永远跟我斗下去？”
“不，谈不上永远。古人曰：“不平则鸣。 '等鸣完了，我心里的气都放了，我的文章也就写不下去了。 ”
“郑正秋！”黄楚九厉声说，你说了我那么多天，还不够啊！你骑到了我头上，拉屎撒尿！我受到了无辜的侮辱，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抗议！ ”
屋里的空气，蓦地紧张起来。家人们的心，都提到喉咙上来。但是郑正秋泰然自若，反驳说：“黄老板！你指使你的部下，侮辱了李本初。他也是无辜的，不能忍受的，又向谁抗议呢？”
黄楚九哑了声。过了好半天，才气急败坏地说：“我警告你！我黄楚九不是好惹的。你既然做了初一，我就做十五。下一步怎样走，那就由不得你了。但是我再说一遍，我黄楚九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你要改变主意，还来得及，而且我还可以给你钱。”
郑正秋冷冷回答：“黄老板，那就看你的吧！”他第一次说出这么机警而有趣的话。
黄楚九道：“我们私了吧，我给你钱。”
“我们的谈话可以结束了。”
“你同意了？”
“我说你可以走开！”
黄楚九完全想错了。他霍地站起来，气势汹汹地威胁说：“那我只好不客气了，你等着瞧吧！”
一天下午，检察厅给郑正秋送来了一张传票，要他出庭受审。郑正秋一切都明白了，黄楚九已经到检察厅告他的状。他入讼了。
按照检察厅指定的时间，郑正秋来到了检察厅。不久，他就被带到公堂上。这之前，他心里一直发慌，但是这时候他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勇气，使他迈出了有力的脚步，“嗵嗵”地走到被告席上。他刚站定，就转着脑袋，向周围环视一遍。台上，那是审判人员，他们正襟危坐。另外还有一个人，后来郑正秋才知道那是黄楚九重金聘请的辩护律师。在原告席上，是黄楚九，他油头粉面，穿着讲究的、崭新的团花绸袍。郑正秋没有聘请辩护律师。这之前，家人曾一再主张，要聘请律师，但是郑正秋坚决反对，以为就他一个人，凭着那三寸不烂之舌，据理力争，就足够了。
审判开始。审判官讲了一番简短的话后，原告黄楚九讲话。他怒不可遏，说他的控词，说郑正秋这篇文章怎样说，那篇文章怎样说，第三篇文章又怎样说，总之，郑正秋是如何如何攻击他。最后指控说：“我要控告郑正秋，他侮辱我！”紧接着，是那个律师的讲话。他明知黄楚九理屈，但是仍然百般地按照黄楚九的控告，有目的地证明郑正秋是犯了侮辱罪。
现在轮到被告辩护了。郑正秋直立着，整个脸部表情都是轻蔑的，整个身子都显示出他的不眼气。他把全副精神都集中到脑子里，把全部语言的力量都集中到舌头上来。但是他没有立刻讲话，先讽刺地向审判官鞠了一躬，再向黄楚九的律师鞠了一躬，最后向黄楚九鞠了一躬，好像在台上演戏似的。
随后，用洪亮的声音说道：“首先，我对审判长受理此案表示感谢！对律师的高论表示钦佩！对黄楚九的控告表示欢迎！”停了停，又说，“可是，我要说，我认为我跟黄楚九两人的位置，应该对换一下，他搁在这里，我搁在那里，只是阴差阳错，或者……或者他营养丰富，比我跑得快，捷足先登了。”
审判长不苟言笑。其他的陪审员，都咬紧嘴唇，免得笑出声来，破坏公堂的庄严。听众们却顾不得庄严不庄严，都不由自主地小声笑了起来了。公堂里一片模糊的嗡嗡声。
郑正秋继续辩护。他坚决否定了黄楚九的指控。他用确凿的事实和无可辩驳的道理，对黄楚九的控告，一点一点加以驳斥，越发话多，越发有劲！
他整整说了一个钟头，那又雄辩又幽默风趣的语言，好像河水一样，顺畅地从他的喉咙里涌出，又顺畅地顺着舌尖流泻出来，中间没有间断过。他的整个辩词，深深地吸引着听众，也深深地吸引着记者，还深深地吸引着审判人员。他们都听迷了，似乎自己不是在公堂里，听一个被告的辩词，而是在茶园里看一个演员在演一出滑稽的独角戏。他们没有丝毫的疲倦感觉，相反地，十分的愉快。特别是听众们，个个都面带喜色，而当郑正秋说到幽默处，或者用语双关的时候，都忍俊不禁。
郑正秋说：“谭鑫培在伶界享有盛名，我曾经为他唱过赞歌。但是，我不同意黄先生因此给他戴上'伶界大王'的高帽子，把天都戳了个窟窿。如果说谭鑫培是伶界大王，那么，我请问黄先生：第一，你是不是已经呈报内务部立案，定为世袭之荣典？第二，你是不是每年都让谭鑫培享受大王的俸金？第三，你是不是已经通告报界承认知照？第四，你是不是已经征得伶界的赞同？再说，谭鑫培是伶界大王的话，那么德艺兼优的程长庚往哪摆？是否应该叫伶界大大王？最后，我要说，如果按黄先生的做法，推而广之，那么黄先生可以称商界大王，猴子也可以称山中大王了。”
笑声四起。听众的情绪达到了高潮，只有黄楚九和他的律师，很是尴尬，头低低地垂到胸脯上。
在郑正秋辩护完毕之后，审判长对郑正秋问道：“你能够拿出实证来，证明你的讲话吗？”
“能够！”
这时听众席上，站起来一个中年男子，他瞧瞧郑正秋，又望望审判长，脸上露出紧张的神色。他是郑正秋请来作证的李本初。
“长官大人！我叫李本初……我作证……郑先生完全是好人，我原先不认得他，他仗义直言，替我伸冤，……他无罪啊！”
听众席上，还坐着郑正栋和他的堂兄弟们。他们对郑正秋单枪匹马赴公堂很不放心，便背着他商量好，一块儿偷偷跟在他后面，来到这里。他们觉得帮郑正秋一把，为他作证，是时候了。于是，哥几个耳语一下后，由郑正栋起来说话。
郑正栋把一份摊开在手里的报纸举到头顶上：“这份《天铎报》可以作证，上面还登了黄楚九的丑行……”说完就把报纸送到审判长的手里。
郑正秋把目光投向审判长，等待判决。
然而，审判长跟他的助手们耳语了几句之后，宣布今天审判暂时结束，以后再找时间续审，原告人和被告人等候传讯。
过了几天，第二次审判开始。但是这时候形势陡变，不少报纸报导了这次郑正秋笔墨惹官司的情形，有的还加以评论，舆论明显地倾向郑正秋，指摘黄楚九。郑正秋深知舆论的重要，把所有谈论这场笔墨官司的报纸，都带到公堂上来，在开审之前就交给了审判长，作为他的辩词的正确性的证据。
在他后来的发言中，他又进一步阐明了他在《图书剧报》上所发表的言论是符合事实的，有道理的，不是歪曲和捏造事实，侮辱黄楚九。
证据确凿，理由充分，舆论所向，使善于见机行事的黄楚九，开始感觉到形势对自己不妙，不想把事情再弄大，于是决定退出这场官司。他表现出诚恳的态度，不仅不再坚持要求检察厅给郑正秋判罪，而且表示接受郑正秋的要求：公开登报认错，负担李本初全部医药费。
审判长顺水推舟，以“纯属舆论监督，不触及法律问题，被告未构成犯法的事实”，“黄楚九撤诉”为理由，宣告本案结案。
这场我国报史上首例记者入讼胜诉的笔墨官司，垂下帷幕了。上海乃至全国的伶界、商界和新闻界，许多正义人士都拍手称快，惊叹郑正秋的胆量和口才，称赞他是一位“不畏强御”的剧评家，“伸张正义”的记者。 “国人无不知晓”。
有个别的人，认为这场官司实在滑稽。他们对郑正秋说：“这是李本初的事情，要打官司，就该李本初去跟黄楚九打，你为什么要把别人的事拉到自己身上，招来这讼案呢？”但是郑正秋回答： “我是为正理而战！一个人是应该为正理而战的！”
谭春发
陆军中将谢汝翼遇刺记
西元1914 年，云南省会昆明。
这一年的春天，政治气氛有些反常。 3 月间，大总统袁世凯电召迤西（云南旧分迤东、迤西、迤南三地区，昆明西外地区称迤西）镇守使谢汝翼入觐，还没有动身。 4 月28 日，又发来了“云南民政长李鸿祥入京觐见”的“大总统令”。北京突然先后召唤云南两位军政大员北上的事，引起民间种种猜测。
或说：“大总统正在'改革'，急需用人材，李、谢两个将才，可能要重用了！”
5 月3 日，谢汝翼搭乘滇越铁路火车南下，按当时的习惯走法，先到越南海防，转乘海轮到香港，然后北上入京。
谢汝翼被称为“特使”，昆明全城张灯结彩，悬挂五色旗，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他的留日同学、参谋长姜梅龄，还陪伴着他，要一直送出省境。
谢汝翼是云南早期派往日本的留学生，在振武、士官两军校毕业。清宣统元年（1909 年）回滇，先后任炮兵教练官、管带（营长）。 1911 年10 月，他和蔡锷（新军协统，相当于日后的旅长）、李根源（陆军讲武堂总办）等发动武装起义，在攻占清方军械局、五华山（昆明城中制高点）、云贵总督署的苦战中立下功勋。云南光复后不久，奉军都督蔡锷令，担任第一梯团长（李鸿祥为第二梯团长），率部援川，迫使四川总督赵尔丰交出政权，成都军政府得以建立。民国元年（1912 年）5 月回滇，历任讲武学校校长、军都督府参谋厅长。次年，继任云南仅有的两个陆军师之一的第二师师长（李鸿祥为第一师师长），晋衔陆军中将。 10 月，蔡锷奉召到北京，他代理军都督。
12 月，新督唐继尧由贵州回滇履任，他出任迤西镇守使。
也正是这一个月，有来历不明的郭嘉宾其人，自称奉孙中山、黄兴密令，到滇西大理，组织“同盟军”，由杨春魁任总司令，宣布大理独立，分兵四出掠地。谢汝翼初则派兵西上，本人在昆明运筹帷幄，月底交卸军都督职务后，即率部进击滇西，很快就击溃了冒牌“同盟军”，收复了大理。
1914 年3 月，谢汝翼回到昆明。 5 月3 日晨间，首途南下转京。
谢汝翼乘坐的是头等车厢。午间，列车经过宜良、阿迷（今开远）两县间的糯租小站时，一个穿便服的青年突然从三等车闯进头等车厢。当时，谢汝翼和姜梅龄正在午盹，车厢内寂无人声。青年从腰间掏出新式七响小手枪，对准谢汝翼的胸部，连发数响，谢氏立即身亡。
凶手得逞后，并没有逃走的企图。姜梅龄闻声惊起，会同及时赶到的法籍列车稽查，夺下他手中的枪，拘捕了他。
刺杀陆军中将这么大的官，云南前所未闻。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昆明。各种谣言不胫而走，有的说谢汝翼和大总统不合，袁世凯故意召他入京，暗中派刺客到滇，乘便予以暗杀。有的说唐继尧和谢汝翼一贯不和，诚恐谢氏入觐后，会出任云南都督，对自己不利，因而布置专人行刺。人言言殊，莫衷一是，人心惶惶。
次日，唐继尧和民政长（相当于日后的省长）李鸿祥，会衔发出了如下四言布告：
谢使北上，途遇狙击。行凶正犯，登时拿获。讯明惩办，水落石出。诚恐不肖，妄相揣测，造作谣言，妄图扇惑。谕尔四民，勿听勿慑！
凶手当天解回昆明。 4、5、6 日三天，连续进行了三次预审。
审判结果，颇出一般人意料之外。
凶手名何荣昌，27 岁，云南武备学堂毕业生，最后职务是驻守滇南的步兵第三团三营十连连长。据其交代，上年8 月，因议论大队长（营长）沉得全克扣军饷、津贴，被沉寻事革职。何荣昌满怀冤屈，到昆明第二师师部找谢汝翼申诉。谁知谢汝翼不问情由，立即派兵把何荣昌送入监狱，关押起来。
何荣昌被关了20 多天，获释后，认为无端坐牢，毁了名誉，因而萌生了向谢汝翼报复之念。他向武备学堂同学、在步兵二团任少校团附的何廷栋借得一支七响枪。由于谢代理都督后，每次外出，前后都有卫队，无法下手。
这个时候，何荣昌对刺杀谢汝翼一事，还没有下定决心。由于辛亥革命中他隶属李鸿祥部下，起义中出过力。 1914 年4 月底，他便去谒见李鸿祥，陈述自己的冤屈，要求安排他个职务。李氏此时任民政长，不管军事，因而要他去找参谋处长李伯庚设法。
何荣昌认为，只要重新任职，名誉便挽回了。第一次去，没有找到李伯庚。 5 月2 日下午再去，传达叫他晚间再来。晚上再去时，传达告诉他，民政长第二天一早要到车站欢送谢镇守使，早早睡了。
何荣昌无意中得知谢汝翼的行期，思前想后，这才决心刺杀谢氏。他回到家里，写下绝命书揣在衣袋内，第二天一早，购买三等客票，上了火车。
谢汝翼的警卫和随从分乘三、四等车厢，头等车就只谢、姜两人。列车行进途中，何荣昌到一等车看过，谢、姜两人都在谈话，不便下手。最后一次去，他们都睡着了。于是，他达到了行刺的目的。
案情报到北京，袁世凯十分重视。 5 月9 日，发表了“大总统令”：前云南边西镇守使、陆军中将谢汝翼，当改革之际，整饬军纪，剿办殷匪，维持地方秩序，卓著勤劳。上年赴迤西镇守使本任，适值大理兵变，连陷城邑。该中将督兵征剿，未及匝月，次第荡平，厥功尤伟。此次奉令入觐，行至阿迷县境，遽遭戕害，曷胜悼惜。谢汝翼着陆军部照陆军上将例议恤，用慰英魂。凶犯何荣昌业已拿获解讯，着唐继尧饬即讯究明确，立正典刑，以申法纪，此令！
5 月11 日，云南都督府以现任陆军第一师师长顾品珍为审判长，组成包括12 名高级将校、检察官在内的军事法庭，对何荣昌进行公审。
何荣昌承认自己行凶是实。判决书中，指出他被沉得全挟嫌撤差回到昆明，“时谢使在二师长任上，当赴师禀揭。谢未与传质，旋被发（送）模范监，看管20 余日始释。出狱自思，谢为长官，对于军事诉讼，不查不讯，纯用压力毁我名誉，遂蓄意报复。”因而以“挟忿逞凶，戕杀长官”罪名，拟即枪毙。
受审被告中，还有何廷栋。七响枪（子弹7 发）乃上年在毕节土匪傅郭德身上缴获的。他对何荣昌行刺的事虽然毫不知情，但以“隐匿没（收归）公手枪，复敢妄自借给业经撤差人员，致酿重案”，拟处监禁二年，交昆明监狱执行。
唐继尧批准了军事法庭的拟议，5 月13 日，何荣昌被绑赴刑场，执行枪毙。
“二王刺郑”始末
西元1915 年11 月10 日，上午11 时许。尽管阳光灿烂，天气晴朗，人们还是感受到了深秋的凉意。上海黄浦滩头，不时踱过三三两两的游客。外白渡桥附近，行人熙来攘往。桥头附近，出现了两个精壮的青年，他们不时看看佩戴的怀表，目光向四处搜寻着，透露出几许焦灼。看来，他们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人的到来。突然，远处街口出现一辆黑色轿车，飞快地向桥上驶来，两个青年精神一振，快步迎上前去。黑色轿车开到桥头，也许是上坡的关系，速度降低。人们透过车窗，可以看见车内后排座椅上正端坐着一个身着黑披肩、大礼服的胖子。就在这时，有人大叫一声：“就是那一部车！”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青年跃身上前，冲过去对准轿车扔出一颗炸弹，可惜用力过猛，未能命中。轿车司机感到不对，慌忙猛踩油门，企图加快车速，急驰而逃，但已来不及了。那个青年又追近一步，再次投出炸弹，正中轿车尾部，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汽车后身被炸坏，车内的人被震得失去知觉。另一个青年迅速跳上车缘，左手握车栏，右手持枪从车窗插进去，对准后座上的胖子头部连发十弹，顿时把胖子的脑袋打的稀烂。此刻，远处传来了警笛的尖啸，两位青年本可从容逃脱，却再次验明死者正身，见目的已达，放声大笑，立桥头演讲一分钟多，方被闻讯赶来的租界巡捕逮捕。
这两位青年是谁？被他们打死的又是什么人？他们是中华革命党人王明山、王晓峰。死于他们枪下的，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上海镇守使、海军中将郑汝成。尽管郑汝成事前曾经风闻中华革命党将有针对他的暗杀行动，因而极为谨慎小心，“为了避开革命党人盯梢，特别绕道并且乘坐汽艇，然后由汉口路换乘汽车前来”，没想到机关算尽，还是在外白渡桥遭到中华革命党人的狙击，中弹殒命。
中华革命党人为何要暗杀郑汝成？这要从两年前的“二次革命”说起。
郑汝成，是袁世凯的心腹部将，“二次革命”前晋升为海军中将。他曾奉袁世凯之命，以巨款收买了当时的海军总司令李鼎新，争取海军在“二次革命”中唯袁世凯马首是瞻；随后，郑汝成由袁世凯亲自派遣，率部进入上海，驻守江南制造局；又在黄浦江面配置了“海筹”等军舰，对讨袁军事的发展构成很大威胁。结果，上海讨袁军在攻击江南制造局时，遭遇到郑汝成督率海军部队的顽强抵抗，“海筹”等战舰也对讨袁军队猛烈炮击，讨袁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只得败退。事后，参加过“二次革命”上海讨袁之战的蒋介石曾总结说：“在讨袁军说来，最大的失算，是未能估计到海军的动向”，而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正是郑汝成。这是郑汝成欠下的第一笔帐。
“二次革命”失败后，郑汝成因镇压讨袁军，防卫上海有功，被袁世凯任为上海镇守使，坐镇东南。他“权谋诡谲，干练多才”，成为袁世凯派驻淞沪地区的忠实鹰犬。袁世凯帝制自为时，郑汝成极力赞助，声称“以一身独当东南各省反对之冲”。为了消除袁氏称帝的障碍，郑汝成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先后有200 多名革命党人遭到逮捕杀害，仅在1914 年9 月的一个月内，就“杀害党人八十七名之多”。孙中山派往上海组织起义的中华革命党员范鸿仙，就是死在郑汝成派遣的刺客的黑枪下。事实证明，郑汝成已经成为革命党人在东南地区最凶恶的敌人，双手沾满了革命志士的鲜血。这是郑汝成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正积极准备在上海发动反袁起义。负责主持中华革命党东南地区军事行动的陈其美等人认为，上海为东南第一要区，吴淞要害扼长江之口，制造局为后方重地，都是军事上的必争之地，但都掌握在海军手中。他们强调：“控制长江的关键在海军”。要想夺取上海，必先控制海军；要想争取海军，须先诛除郑汝成，“逆酋不杀，则上海与海军二者皆不能急图也”！襄赞陈其美军事工作的蒋介石在《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画及事略》中说：“当以时间迫促，如海军不为我助，则海上交通不便，陆上声威不振，干事殊难有济；若从事于海军，又非自沪入手不可，盖当时最有力量之第一舰队、练习舰队，皆泊于淞沪一带……故海军不得，则上海难下；上海不下，则东南难图”。显而易见，中华革命党人要想在东南地区举兵发难，首先必须设法争取驻扎在上海的海军，“而海军当时正在袁世凯的心腹干部上海镇守使郑汝成的统率之下，号称有精兵十万”。如果能将郑汝成除掉，则可以一举解决海军和上海两个问题。于是，“诛除郑汝成”，就成为当时革命党人的“第一目标”。
暗杀计画，立即着手部署。恰巧，当时正有一个绝好的机会到来。 11月8 日，陈其美获悉日本大正天皇于当月十日举行加冕典礼，驻沪日本总领事署将开会庆祝，官居上海镇守使而又仰日人鼻息的郑汝成，当然非要亲往致贺不可。陈其美等决定利用这一难得的时机，将刺客埋伏在郑汝成的必经之地，进行袭击。 9 日，陈其美召集革命党人在法租界萨坡赛路14 号开会，周密安排了狙击郑汝成的具体方案，决定于11 月10 日这一天，在郑汝成有可能通过的沿途布置下敢死之士十多人，安徽同志在十六铺，江浙同志在跑马厅、黄浦滩，广东同志在海军码头，分路把守，伺机伏击。
最受到重视的，是位于共同租界的外白渡桥。这里为到达日本领事馆的必经之路，而且马路拐弯，汽车必须减速慢行，最便于乘势狙击，所以外白渡桥被列为执行暗杀计画的重点地区。陈其美考虑再三，挑选了精于射击、枪法极准的王明山、王晓峰二人担此重任，期以必成。由于这次行动事关重大，如果刺郑不成，不仅打草惊蛇，郑汝成从此会更加戒备，使在上海起义增添莫大困难；而且定会招致郑汝成的疯狂报复，给革命党人带来极大危险。
行动前夕，陈其美特地会见了王明山、王晓峰，问道：“欲在沪发难，必先杀郑汝成，故杀郑既所以倒袁，亦既所以存民国也，二君之意谓何？”大家心中都很清楚，暗杀郑汝成的行动危险万分，即便侥幸成功，行刺者生还的可能性也是极小的，但王明山、王晓峰却慨然应诺。他们郑重表示：“郑（汝成）不除，袁（世凯）不孤”，“必誓死以奉公命”！决心以生命诛除国贼，救国救民。
接下来，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悲壮的暗杀剧。
王明山、王晓峰被捕后，在法庭上镇定自若，侃侃而谈：“郑汝成助袁世凯叛反民国，余等为民除贼，使天下咸知吾人讨贼之义，且知民贼之不可为。”当法官再三盘问主使人及同党时，二人“坚不吐实”，只是自豪地说：“吾为祖国立一大功，虽死无憾”。慷慨陈辞，以身殉国。这种牺牲精神之难能可贵，这种暗杀行动之英勇悲壮，是不言而喻的。孙中山曾深表敬佩地说：“此等气魄，真是令人生敬，沪去此贼，事大可为。”
民国史上一个未解之谜——程璧光被刺
西元1918 年2 月26 日。广州海珠。
一个针对着护法舰队统领、海军总长程璧光的阴谋计画，已经到了最后实施的时刻。当天晚上8 点多钟，随着两声罪恶的枪响，程璧光倒在了血泊中！
程璧光，字恒启，自署玉堂，广东省香山县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海军统帅之一。他16 岁入马江水师学堂，毕业后充任“扬武”舰见习生，因是广东籍人，广东舰队初建时，调程璧光任“广丙”舰管带。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程璧光担任领队，率领“广甲”、“广乙”、“广丙”等舰赴北洋会操，尚未返回广东，中日战事已起。程璧光当即上书北洋大臣李鸿章，“请率舰赴前敌”，得到允许。在威海之战中，程璧光在日舰的炮林弹雨之下，“独立'广丙'舰首应战，自朝起至日中。腹被弹，血染中衣过半，不知也”。最后终因弹尽援绝，北洋舰队被迫向日本舰队投降，程璧光奉命前去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联络接洽受降事宜，因此甲午战后被撤职离舰，返乡闲居。在此期间，程璧光结识了誓以反清革命为己任的同乡孙中山。孙中山劝他“同任光复事”，他答应了孙中山的要求，并且加入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不久，孙中山策动的广州起义事泄夭折，程璧光为逃避追捕，“亡命海外”，而他的弟弟程奎光则被捕遇害。流亡海外期间，程璧光与革命党人联系渐疏，两年后，又被清政府起用为“监造军舰专员”，赴英、德等国购回“海天”、“海圻”等舰，致力于中国海军的重建。
辛亥革命爆发时，程璧光正受命率“海圻”舰赴英国祝贺女王登基。后又“赴美利坚、墨西哥、古巴慰问侨民。中国军舰至远西自此始”。 1912年，程璧光率“海圻”舰自欧美归国，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想拉拢程璧光为己所用，对之优礼有加，而程璧光觉察到袁的帝制自为野心，便效法三国时代刘备的故事，“阳为柔谨，日以粮鸟灌园自晦”。实际上，他是坚决反对袁世凯葬送民国、帝制自为野心的，但又感到孤掌难鸣，无能为力，陷入深深的忧患之中，“与人书，自恨不速死”，宁死也不愿作帝制帮凶。
洪宪帝制覆灭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黎元洪与程璧光同在晚清海军中共过事，“程尝为'广丙'管带，黎公以管轮属君，甚相得也”，私人交谊很好。此刻，黎元洪既想依靠程璧光来整顿和掌握海军，又想以程璧光为臂膀来对抗北洋派军人的势力，“以是委任甚专”；程璧光也不负重托，“既视事，尽罢前总统昏制，正身率物，日召诸将以奢情为戒，故是时诸部皆窳败，而海军事独起”，海军重又成为一支独具威慑力量的武装。在其后的“府院之争”中，程璧光坚定地站在黎元洪一边，反对段祺瑞和北洋派督军的专横跋扈。张勋复辟时，他又和全国人民一道声讨张勋和封建余孽的倒行逆施，“与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宣檄以讨张勋”，受到全国舆论的褒扬。
1917 年7 月，孙中山举起“护法”旗帜，程璧光毅然率领部分海军参加，统领第一舰队“移师粤海”，加入护法阵营。 “当是时，刘冠雄及海军上将萨镇冰，数以无线电阻海军南行，凡五、六至，卒不能动”，可见其决心之坚，率领海军参加护法运动，这是程璧光一生事业的顶峰。 1918 年2 月26日，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面临胜败兴废的关键时刻，程璧光在广州海珠遇刺身亡，年方60 岁。 “护法诸省闻之，知与不知，皆失声恸”。程璧光被刺身死后不久，孙中山就被迫辞去了军政府政务总裁一职，第一次护法运动也就于此降下了帷幕。
暗杀程璧光的阴谋，事先并非毫无蛛丝马迹。遇刺前三四天，程璧光曾经接连收到匿名信两封，把广东海军水鱼雷局局长周淦被撤换一事，归怨于程璧光。信中要程璧光立即恢复前局长的职务，“限于24 小时之内答复，否则就要采取极端措施相对付”。后来，又接到署名地雷队长岑寿樟和自称陈祖寿者的恐吓信，“措辞亦怪诞”。这些匿名或化名信函，“俱用广东水雷局用笺，造语糊涂，意存谩骂”，均有为水鱼雷局局长被撤一事愤愤不平之意。
撤换水鱼雷局局长之事的经过是这样的：护法舰队由上海移师粤海后，驻泊于广州黄埔，舰队将校听说广东海军水鱼雷局局长周淦正患精神病，不免心中惴惴，恐其一时发病，会与护法舰队发生误会，带来麻烦，感到很不放心；又听说黄埔当地学校发生的反对护法舰队驻泊的风潮，周淦也有挑唆煽动的嫌疑，程璧光便与广东督军莫荣新商量，撤了周淦的职。这事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谁知竟引来了一连串麻烦，程璧光“虽不以为意，然不能无疑”，他接信后，当即致函广东省督军署：“此等无稽之言，本不屑与较，惟该员等身为军人，俱有职守，出言负责，岂宜任意诬人”，要求督军署彻查严究。但是，调查结果，水鱼雷局并无岑寿樟、陈祖寿等人，恐吓信究竟系何人所作？究竟是真为周氏鸣冤叫屈还是借题发挥？查无结果，“莫能辨也”。
督军署的查办不力，使得事情越发变本加厉，被刺前两天，程璧光竟又接到一份匿名刊印传单，其中诬称程璧光有十大罪状，“语皆不堪入目”。
程璧光当即将匿名传单之事公布于海军将校，对他们说：“我之所以南下护法，是为了尽一个国民保卫国家之义务，给我的一切薪俸，我一概不受；生活上之所需，丝毫不从公家拿，谁知竟然还有造谣生事之人，世间的事情真难测度呀！”很显然，在程璧光被刺之前，有些人已经发动了一个诋毁他的形象，对之实行人身攻击的风潮。这是不是将要对他下毒手，实行人身消灭的前奏呢？有可能。
接二连三发生反常的事情，程璧光当然不会不起疑心，但他并未真正引起警惕，也未能采取严密的保安措施。有关史料这样记载他疏于防卫的情况：“公（程璧光）性简易，居恒侍从极稀，每见官僚积习，仪卫森严，驺从煊赫，不谓然也。故入粤以来，虽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仍多徒行，间或乘舆，仅一仆从”。他的亲友和僚属常对他说：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但他并不当一回事，反而时常说：“我平生没有与人结过仇怨，即使如段祺瑞、龙济光等人，政治上是对头，军事上是敌手，但他们和我的私人交谊也是很不错的。再说，如今我兴义师，除暴乱，纯粹是出于公义而非私斗，即使把我打死，也是无济于事的。倘若我遭遇不幸，为国捐躯，这正是我的夙愿，我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所以，他并没有听从亲友的劝告，深居简出，戒备森严，而是仍像往常一样，外出时徒步简从。 “不意竟以此及于祸也”！
遇刺的当天，程璧光接连收到邀请他赴宴的请柬三张。一张是汇丰银行经理人陈某寄来；一张是省电报局长阮作桢寄来；还有一张是省议会议员苏某送来。由于苏某在船中设宴，泊近海珠，所以程璧光只答应了他。从苏某处饮宴回来，程璧光已经“两颧微赤，似已被酒”，本不打算再外出，但电报局长陈作桢却连连打来电话，一再敦请程璧光赴宴，盛情难却，程璧光虽与陈某素不相识，也只得前往。
程璧光遇刺时的情形，知者寥寥，记载也十分简略，令人难以窥见庐山真面目。现将台湾出版《程璧光殉国记》中的有关记载，摘录如下：程璧光从议员苏某的酒筵上回家后，曾往返于秘书室三次，叮嘱秘书把适才收到的来电诵读一遍，指示了处理意见，然后整衣匆匆外出，仆人吴某跟随其后。不过20 分钟，外面陡然响起枪声和人声，仆人吴某飞奔入内，大声叫道：“总长被刺啦！快来人呀！”大家急忙随之奔出户外，吴姓仆人接着说：“我送总长下艇渡河，看到对岸有人向总长发枪。”说话间，渡艇已掉头回到海珠，程璧光正倒卧在艇中。诸人慌忙下艇，把程璧光抬入卧室。
这个仆人吴某，可以说是程璧光遇刺时的隔河目击者。遗憾的是他只看到对岸有人向程璧光放枪，至于凶手的身材、打扮、面容，均未见到。
程璧光遇刺的目击者，还有两个为他摇船的“疍妇”（广东沿海的一种船家妇女），她们提供的情况稍微详细一些。据说，她们把船摇到对岸后，程璧光踏上水梯，准备登岸，走到最末两级的时候，突然有凶手窜出向程璧光连发两枪。当即听到程璧光高呼：“抓凶乎！抓凶手！”转身欲回艇，但是已经力不能支，全身倾倒于木梯上。疍妇母女把程璧光扶回小船，此时程已奄奄一息了。人们追问凶手作何打扮，疍妇母女说：当时，天已昏黑，景物已难以辨认。行凶者好像有两个人，都是穿的黑色短衣，一副夜行人打扮，埋伏在木栅栏旁，当小艇靠近时，突然冲出，迎面枪击。附近的行人听到枪声后都狂奔散去，凶手即乘机逃逸，转眼不见踪影。疍妇母女提供的情况，比吴姓仆人为多，她们看到了行凶者的服饰、人数和埋伏地点，但这点线索，对于查找凶手来说，仍是远远不够的。
程璧光被刺一个小时后，法国军医加沙布博士对其作了详细的尸体检查，并写了如下的验尸报告：“程总长被击时，一弹由其左体之第四肋骨空间穿入胸部，复由其第五肋骨空间穿出，其胸前及复胸之衣，均为大动脉之血淹浸。查验时，体尚温暖，未僵硬。综以上之观察，可断定总长被枪击后，当即殒命。其致毙之原因，乃一子弹由右向左斜下，贯其心肺，及心之左下房而出。”从枪伤验证情况来看，不可能是从后面发枪，行刺者必是岸上之人无疑，疍妇母女当可排除在凶手嫌疑之外。
程璧光被刺后4 小时，员警在距现场木栅码头数步之遥处，拾得6 响左轮手枪一支，“乃美国员警所常用，而市上所稀见者。枪甚新，似向未经用，中尚留子弹四枚，其为行刺程璧光之凶器无疑”。第二天早晨，清道夫陈某在行刺现场约20 步外，看见有一个形状酷似牛奶罐的铁东西，不知是什么，就捡起来用手敲击，只听轰隆巨响，清道夫被炸身亡，附近数名行人也被殃及。 “此可断定该炸弹亦为谋刺程璧光用者，凶手见枪中，故遗炸弹逃去”。
由这些情况看来，当夜为程璧光摇船的疍妇母女虽说是隐约看见凶手为二人，但此外可能还有数人，埋伏在稍远处配合，如枪击不中，则再投以炸弹，必欲刺杀程璧光方甘休。由此看来，凶手人数众多，组织严密，布置周详，不像是私人寻仇，显然是极有势力者之所为。
凶手到底是谁？首先涉嫌被捕者为水鱼雷局局长周淦。周淦被拘留于督军署数十天，经过数次提审和侦讯。既无周某作案的实据，又找不到他行凶的确证，只好宣布无罪释放。此外又陆续拘捕了其他数名嫌疑犯，然而也是“皆以不得要领置之”。追捕凶手的工作，陷于困境。
程璧光遇刺身死，凶手久捕不到，引起护法军政府的极大震惊。孙中山大元帅府发出了《缉凶训令》：海军总长程璧光，突于本月26 日午后8 时半，在海珠码头，被凶徒狙击，洞中胸脏，创剧遮殁。该凶徒残害元勋，实属罪大恶极，法无可贷。而该管地方军警，事前疏于防范，事后又未能立获正犯，殊难辞责。为此令行该代理内政总长，仰即令饬广东地方检查厅，通令地方军警，一体严缉，务获惩办，以肃法纪，而慰英灵。
广东督军莫荣新，也于案发后发布“悬赏缉凶”布告，文曰：为悬赏饬缉事，照得海军总长程璧光，遇害身故，显为敌人所忌，主使凶犯，暗行刺杀。省垣重地，竟有此不法举动，言此深堪痛恨。现下凶手在逃，除饬行军警严密查缉外，合行悬赏缉拿，仰诸色人等，一体知照。如有侦悉此起凶犯确实踪迹，报信拿获，一经讯有确实供证者，即赏花红银一万元，以示奖励。赏银现封存库，犯到讯实，即行提取，决不食言。
数月后，赏格增加到5 万元，本来希望以此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之效，但结果却“缉凶案悬数月，未得解决”，行刺凶手依然踪迹渺茫。当然也吸引了不少人踊跃提供线索。据说某军政要员，当晚也应电报局长之邀与程璧光同席，比程璧光约早10 分钟渡河，在经过码头木栅栏时，好像看见有两个人突然站起，“迎面逼视”，该要员不免心中疑惑，向前走了几步又回顾，见那二人“似有回避意”，他也未再深究，就自管自走了。当地警察局中也有人报称，程璧光被刺前几天路过码头时，就已经有人在一旁窥伺了。
然而，“凡此皆扑朔迷离之词耳”，即使确有其事，也只能说明暗杀程璧光的阴谋是早已在策划与进行的，对于缉捕凶手的工作却难有多大帮助。时人感慨道：“真凶未获，鸿飞冥冥，滔天巨案，破获何时？伤哉！”
70 多年过去了，刺杀程璧光的凶手一直未落法网。他究竟是谁？躲到哪里去了？
程璧光被刺的原因，也是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有些论者写道：“1918 年1 月，两广和滇、黔等省军阀在广州组成'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同孙中山主持的护法军政府相对抗。他们枪杀了拥护孙中山的海军部长程璧光，并勾结国民党右派议员操纵非常国会。”西南军阀认为海军是当时孙中山所实际能够依靠的军事力量，而孙中山又主要是通过程璧光这个关键人物来联合海军的，除去了程璧光，就等于对孙中山釜底抽薪。显然，这些论者认定程璧光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拥护孙中山”，从而成为西南军阀破坏护法运动的障碍，遭到西南军阀的忌恨，中了滇桂军人的黑枪。
但是，征诸史实，这种说法不一定合乎情理。因为程璧光虽是追随孙中山南下护法的，但是到了广州以后，由于握有两广财政的桂系军阀以供给海军军饷为笼络，他便已由拥护孙中山转而依附桂系了。时人说，“因大元帅府款项支绌，海军人员遂琵琶别抱，转视线于莫荣新。”护法阵营内部，主要存在着三种力量：一是西南军阀；二是孙中山系；三是海军。海军的向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护法海军虽由孙中山动员南下，但孙在广东并无可靠的财源，而桂系则握有两广财政。为了孤立孙中山，西南军阀允诺每月拨10万洋元为海军饷糈，海军遂因此而转向，“先是依违于桂系和孙中山之间，以后更骎骎倾向桂系”，在一系列问题上站在桂系一边牵制孙中山。程璧光曾提议推荐陆荣廷为西南盟主，“主持大计”；而在“非常国会”已经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后，程璧光竟也迟迟不受孙中山委任的海军总长一职，孙中山亲登“海圻”舰敦请也无济于事。这意味着海军不愿直接受辖于军政府，而要保持独立性。在公开场合，海军也很少表示拥护孙大元帅，而仍是要求黎元洪复位，提议陆荣廷出任护法首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