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护法各派的内部冲突中，程璧光采取偏袒西南军阀的立场。西南军阀的一再刁难和阻挠，使孙中山忍无可忍，1917 年底决定以武力驱逐桂系督军，命令海军炮轰督军署所在地观音山。但是程璧光唯恐开罪桂系，拒绝执行，并把海军舰艇都调至黄埔，严加看管，以防孙中山直接指挥海军。某次，孙中山侄子孙振兴乘船运送新兵从黄埔经过，海军竟突然开枪射击，孙振兴当场饮弹而亡。本来，在孙中山率海军南下护法之初，西南军阀还因畏惧海军力量面对国民党人“不敢显有异同”，此时海军的表现使桂系顾虑顿消，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破坏护法，督军莫荣新竟然接连把孙中山派出的招兵人员诬为“土匪”，就地枪决。孙中山忍无可忍，再次于1918 年初炮打督军署。鉴于上次海军拒不执行命令，这次孙中山亲率卫队登上军舰，命令海军开炮。谁知第二天程璧光就以擅自行动为由，把执行孙中山命令的“同安”舰长温树德和“豫章”舰长吴志馨撤职，引起护法人士的强烈不满。孙中山把粤军和部分滇军列为尊重军政府的部队，而把海军剔除在外；随后，他又公开批评海军到粤后不肯急进，过于小心，以致使护法运动“以最好之时机，最易之事业，亦不能稍有起色。”
南下海军对护法运动所起的最大不良影响，是积极参与组织“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和改组军政府的活动。 1917 年底，海军附和桂系，联名发表“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条例”，规定以滇系唐继尧，桂系陆荣廷和海军程璧光为联合军事代表，而孙中山则只居一个政务委员空名。这样，所谓“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实际上成了“拥护实力派以抵触军政府的组织”。护法人士称此为“乞降之兆”，章太炎说：“观其条例行事，干预宪法，则是倪嗣冲第二也；预派议和代表，则是李完用第二也”；主张“早应派遣警兵立时解散”。
联合会议搁浅后不久，海军又与滇桂军阀和一些投机政客提出“修正军政府组织案”，要求废除大元帅，设多人总裁，实际上是要剥夺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使实权掌握在西南军阀手中。军政府改组后，孙中山愤而离穗赴沪，第一次护法运动宣告失败。以往论者多将护法失败的原因归之于西南军阀的破坏，当时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的邵元冲则指出：“桂系即使横暴，若海军能坚持护法南下时之主张，则桂系犹将有所忌惮而不敢恣睢。无如当时之海军惟利是附，一经桂系之利诱，即不能自坚其初心，桂系遂益得而为所欲为矣。”
护法运动的失败，使孙中山觉悟到，旧式海军“皆无才而多坏”，理解到革命不能依靠陆上军阀取得成功，同样也不可能依靠海上军阀得到胜利，从而产生出“将全国海军根本改革之决心”。
凡此种种，都表明程璧光在政见上与桂系并无分歧，显然，程璧光与西南军阀搭档得很好，与孙中山则离心离德，既然如此，滇桂军阀有什么必要采取极端手段暗杀他呢？
另一种意见，认为程璧光之所以被刺，是由于他与桂系军阀的权力之争，被时任广东督军的莫荣新买嘱刺客所暗杀。章太炎撰《赠勋一位海军上将前海军总长程璧光碑》文中说：1918 年2 月，“始议改建军政府，以政务总裁易元帅，孙公尚持重，久亦不能违众议。议未定，广东人欲以君（程璧光）为督，而君由是殇也。”又说：当传闻将由程璧光取代莫荣新为广东督军时，程璧光收到了许多善意的警告书和恶意的恐吓信，但他均付之一笑，不以为然，没有加强戒备，终至遇刺身亡。
这种看法，同样有懈可击。要程璧光担任广东督军的议论，这并非第一次，在此之前就曾经有过一次。 1917 年8 月，广东督军陈炳焜秉承陆荣廷的旨意，逼走了亲近孙中山的广东省长朱庆澜，并处处阻挠军政府的行动，结果护法人士和广东民众强烈要求撤换陈炳焜，陆荣廷迫于众怒，遂建议程璧光继任广东督军，但程璧光却声称无意督军之任，一再推辞不就。据台湾出版《程璧光殉国记》载：陆荣廷曾对程璧光说：“治粤仍以粤人为宜，广东督军的职位，非你程璧光莫属”。陈炳焜和广西督军谭浩明，也都在一旁反复劝说和敦促，但程璧光仍“力谢不敏”，表白道：“我此番率海军南下，是为护法救亡而来，事情如果涉及到个人权位，就不是我所乐意听的了。”
一天晚上，程璧光已入睡，谭浩明突然来访，“复以督军事相怂恿”，自称他系诚心推戴，别无他意，希望程璧光千万不要怀疑，但程“仍坚拒，不为所动”。所以才由莫荣新继陈炳焜任广东督军，连孙中山对程璧光的“小心谨慎”也大为不满。既然上次由桂系军阀首脑陆荣廷提议程璧光接任粤督，程都始终不为所动，又怎么能断定他这次就一定会破例呢？史料记载：当传闻程璧光将取莫荣新而代之的时候，实际上是“粤人推戴公之意虽殷，惟公始终不允担任”，并一再支持莫荣新留任粤督。考虑程璧光的用心，“一则欲表示自己绝无权利争竞之意，以为同人倡；一则欲以其全力经营西南大局之发展，不欲以粤事分其精神，此其所以对于粤督一席，屡让不逞也。”这里的分析也许有溢美之嫌，但起码当时程璧光已经看出广东督军一职是一颗烫手的栗子，他不敢也不愿去捅桂系这个马蜂窝。对于程璧光的态度，莫荣新当然是清楚的，也就犯不着担心他来抢自己的位置：况且，在桂系和孙中山系相持并峙的局面下，程璧光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两方面都要争取他，恐怕谁都不至于愚蠢到刺杀他而冒与海军为敌的危险吧？
其实，剖析程璧光被刺一案，不能只注意西南军阀的言行，而把北洋军阀完全排除在外。汪精卫在为《程璧光殉国记》作序时说：程璧光率海军舰队南下护法后，北洋政府曾派遣使者来向他“游说万端”，他却坚持说：“如果想要我罢兵息争，并不困难，只要恢复约法、恢复国会就行。”由此可见，程璧光之“与非法者争，为国是而争也。争之不已，而至于与非法者以兵革相见，为国是而兵革相见也。乃至以兵革相见之故，为奸人忌，以至于死，为国是而死也”。程璧光在世，受威胁最大的是北洋系军阀。首先，程璧光与黎元洪关系非同一般。上引《程璧光墓志铭》说：“黎公既践位，锐意完葺海军，知非君无可恃者，又时袁氏余挤犹在，举事数不如意，亦欲倚君为心膂，用以自强，以是委任甚专。君既视事，尽罢前总统昏制”。可见黎元洪起用程璧光，主要目的就是要程掌握海军，结为强援，以与北洋军人相对抗。在黎元洪与北洋军阀的一系列冲突中，程璧光都是旗帜鲜明地率领海军站在黎大总统一边，表现出鲜明的反段（祺瑞）立场。 1916 年夏，段祺瑞上台伊始，废弃民元《临时约法》，数日后，海军各舰队暨各舰长即联合通电宣告独立，表示“非俟恪遵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之命令，概不承受”。 1917 年5 月，段祺瑞故伎重演，指使暴徒包围国会，殴辱议员，时任海军总长的程璧光立即和其他内阁成员共同提出辞职，使段祺瑞成为一个空头总理。同月，总统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总理一职，北洋督军蠢蠢欲动，企图举兵谋叛。海军闻讯，当即派遣战舰前往安庆江面，镇慑首先倡乱的安徽督军倪嗣冲。这些都表明，程璧光与北洋军阀不是一条船上的人，海军掌握在他的手里，北洋军阀就如芒刺在背，寝食难安。
其次，程璧光率舰队参加护法后，对当时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东南沿海省区威胁极大，连北洋巢穴京津也处于海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孙中山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向来革命之成败，视海军之向背。此次率海军主力舰队南来，已操制海权矣”。他自信有了海军的援助，再出动1 万陆军，那么只要10 天就可以打到武昌，把握中原要冲，从而迫使北洋军“非降即逃而已”。
海军的南下，加强了护法阵营的武力，曾经支援护法军队攻占长沙，又曾配合护法军征讨福建，并且平定了两广地区与北洋军阀相勾结的叛乱。事实表明，程璧光可能会与西南军阀拉拉扯扯，但他与北洋军阀则是势不两立的。
由于程璧光率领海军主力舰队参加护法，增强了护法阵营的军事实力，使得北洋军不敢放胆进攻南方，对他，北洋军阀当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
当时，北洋军阀派遣许多密探在西南地区活动，他们的间谍报告中对程璧光和海军的动向十分重视，这很可能就是在捕捉对程下毒手的时机。刺杀了程璧光，既可以彻底剥夺黎元洪的武力基础；也可以拆孙中山护法军队的台；还可以在护法阵营内部制造矛盾，挑起争端，以坐收渔人之利；又可以利用刘冠雄等人把程璧光带走的海军重新拉回来为己所用。真可谓是一石数鸟之计！程璧光刚刚被刺，段祺瑞的主要助手徐树铮就立即致电新任北京政府海军总长的刘冠雄，认为南下海军失主，势必群龙元首，可能北归，要刘冠雄“务乘此机切实注意，早日下手” 。由此可见，刺杀程璧光，正是北洋军阀所迫不及待要做的事。
上述推测，不可谓没有道理。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发现确切的证据，而仅凭推理是不能成为历史的。所以，程璧光究竟为什么被刺，可以说还是民国史研究中的一个未解之谜。
徐树铮谋杀陆建章另有重要原因
西元1918 年7 月，北洋炳威将军陆建章被皖系徐树铮谋杀于天津。徐树铮为何敢于“藐视王章，擅杀大吏”？论者多认为，这是因为陆建章“在直系中策划主和”，“反对段祺瑞对南方用兵”。但问题是：当时主和者以及反对段祺瑞对南方护法各省用兵者，不乏其人，而徐树铮却为何单单对陆下此毒手？因此，问题倒应该再深入一层考虑：徐杀陆是不是还另有更重要的直接原因？
翻阅史料，《合肥段执政年谱初稿》（吴廷燮着）有这样的叙述：（1918 年6 月）15 日，令陆建章既经奉军副司令徐树铮拿获枪决，着褫夺军官军职勋位勋章。 （附令文）前据张怀芝、倪嗣冲、陈树藩、卢永祥等先后报称：陆建章迭在山东、安徽、陕西等处，勾结土匪，煽惑军队，希图倡乱。近复在沪勾结乱党，当由国务院电饬拿办。兹据国务总理转呈，据奉军副司令徐树铮电称，陆建章由沪到津，复来营煽惑，当经拿获枪决等语。陆建章身为军官，竟敢到处煽惑军队，勾结土匪，按照惩治盗匪条例、陆军刑事条例应立即正法。现既拿获枪决，着褫夺军官军职勋位勋章，以昭法典。
据此看来，徐杀陆其因有二：一条是“煽惑军队，希图倡乱”；一条是“在沪勾结乱党”。第一条显然是指陆为冯国璋总统府高等顾问时出谋划策，搞“和平统一”，鼓动曹锟、李纯、陈光远、王占元等发表主和通电，使段的“武力统一”政策严重受挫；还有策动冯玉祥部在武穴停兵，通电主和。
这段历史论述者颇多，不必多说。关键是第二条，即所谓“在沪勾结乱党”，这是怎么回事呢？
张勋失败后，倪嗣冲转舵快，投靠段祺瑞，得以复任安徽省督军兼长江巡阅使。他把张勋的定武军一口吞并，改番号为“新安武军”，一时军力大增，更加飞扬跋扈。尤为倡狂的是，他以缉捕乱党为名，在安徽各地，纵兵大肆屠杀原淮上革命军官兵及其亲属，扬言要“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那时，有不少淮上军的中高级军官被迫亡命上海，他们时有联络，对倪嗣冲祸皖罪行深恶痛绝，表示不能再安居上海一隅，决心返归江淮复兴革命，驱逐倪贼。但苦于茫茫无主，恰巧这时柏文蔚（原革命军第一军长、安徽都督）为奔父丧路过上海，大家就公推他出来主持反倪军事。柏义不容辞，遂派潘赞化赴湖南，与湘粤联帅谭浩明、湘军总司令程潜接洽。谭、程表示支持，决定将粤军张韬部及湘军叶开鑫一部共4000 余人，拨归柏文蔚指挥。柏文蔚很是兴奋，准备亲自去湖南带兵。这时，他突然得知冯玉祥的部队在武穴停兵、通电主和的消息，经与上海诸同志相商，决定派代表与冯玉祥联络。
此事，在他的《五十年大事记》第26 节中有所透露：闻冯玉祥之一旅，由滁州移驻武穴，就近派代表一观究竟。据回报，冯为有心人，但深沉不外露，倘我军达到汉口时，彼必表同情而响应，以目下情形揆之，不可操之太急……
就在柏的代表与冯会谈后不久，1918 年3 月间，陆建章突然由京秘密抵沪，同时来的还有一个鼎鼎大名的人，即刚获特赦的孙毓筠（孙是安徽寿县人，为第一任皖督）。他们抵达上海后，就秘密地与革命党人柏文蔚、王庆云（原淮上军总司令）、袁家声（原淮上军副总司令）、岳相如（原淮上军军统、淮河水上员警厅厅长）、管鹏（柏文蔚任皖督时的内务司长）等多次见面，商讨对付倪嗣冲的办法。经过协商，决定组建“安徽讨倪军”，推举陆建章为总司令，袁家声为中路司令，岳相如为西路司令，王建芳为东路司令，薛宜民、毕靖波、程华亭、廖传铭、李厚生、姚铁铭、陈亚东为团长。
后来向全国发出了通电，联名签字的共34 人，他们是：陆建章、柏文蔚、孙毓筠、王庆云、常恒芳、管鹏、陈紫枫、王建芳、李雨村、徐书田、崔子修、孔玉堂、韩建堂、张瑞生、张绍武、韩持泉、李悦亭、李卓才、傅让泉、岳相如、袁家声、吴明寿、薛宜民、廖传铭、毕靖波、李厚生、姚铁明、陈亚东、唐麻根、程华亭、常保盈、廖梓英、李小南、张仲掖。
这个消息，1918 年3 月22 日的《申报》是这样记载的：讨倪军现已组织完备，已推定炳威将军陆建章为讨倪军总司令，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为副司令，其联合兵力约二万人以上。
毫无疑问，讨倪军的出现有力地打击了倪嗣冲的嚣张气焰。那时，安徽各地的讨倪军（有的地方称“护法讨倪军”）忽然揭竿而起，与倪军展开激战。除紫枫、李雨村率领的讨倪军联合含山县团防共约3000 人，一举攻占县城，释放囚犯，宣布独立。邻近的和县、合肥、来安、天长等数县城，纷纷告急。据史料记载，倪嗣冲在3、4 月间，多次赴京、津面见段祺瑞、徐树铮，请示皖事之处置，开始对讨倪军大举围剿。由于冯玉祥旅未能赴皖参战，讨倪军势单力薄，终于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倪嗣冲把讨倪军镇压下去后，余恨未消，决意非铲除讨倪军总司令陆建章不可。程华亭先生的《倪嗣冲攫权祸皖片断》（载《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陆建章在天津被害，就是倪嗣冲找徐树铮下毒手的。”
夏侯叙五
刺宋（教仁）案犯洪述祖的结局
洪述祖是民国初年袁世凯政权的内务部秘书，1913 年暗杀宋教仁案的指挥者与部署人。
说起此人，原非无名之辈。他原籍江苏常州，是前清乾嘉时代大名士洪亮吉的后人。洪亮吉曾直言上书批评时政，轰动朝野，至今仍传为美谈。可洪述祖却是个不肖子孙。他生于1859 年，清朝末年做过直隶候补道，跟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拉上了关系。 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出山担任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洪述祖默察时变，为袁世凯出谋划策，曾通过唐绍仪给袁上了一道秘密条陈，建议在清政府与革命军之间玩弄手法，居于调人地位，从中渔利。此说正合当时袁的心意，袁对此条陈虽不便直接表示，却全数采纳了。从此以后，洪述祖就成了袁的谋臣策士。后来袁世凯政权建立，任命洪述祖为内务部秘书，于是洪成为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心腹死党。
1913 年初，袁世凯的独裁野心日益膨胀，为了清除革命党人，于3 月20 日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暗杀宋教仁案。执行袁世凯此次暗杀任务的挂帅人物是内阁总理赵秉钧，而担任部署、组织与直接指挥工作的就是洪述祖。
“宋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上海报刊很快就揭露了全案的事实真相，其中包括洪述祖秉承袁世凯、赵秉钧旨意，向上海应桂馨等凶手下达的指示与命令。至此洪述祖及其主子的阴险凶残面目暴露无遗。为了逃避罪责，遮人耳目，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洪述祖从容不迫地逃离北京，来到青岛德国占领区，以避风头。 1913 年5 月3 日，他还公然发出通电，吹嘘他在辛亥年“协助唐绍仪建立共和有功”，诬蔑宋教仁“借政党内阁之名，以遂其植党营私之计。”并无耻地为他们的暗杀活动辩护说：“毁宋仅欲毁其名，并无夺其生命之意，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
袁世凯独裁政权垮台后，洪述祖在青岛托庇帝国主义蛰伏了几年后，终于静极思动，于1917 年化名张皎安潜赴上海活动。哪知他的行踪早被革命党人侦知，一天在马路上被宋教仁的儿子、年仅十五岁的宋振吕和宋教仁的原秘书刘白抓住。宋、刘将洪扭往上海法院，提起公诉。后来按照法律程式，转往北京地方法院审判。
在铁的证据面前，在全国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北京地方法庭不得不装模作样地进行审判，最后只是判处洪述祖无期徒刑。洪述祖认为判刑太重，提起上诉。北京高等法庭于1918 年12 月12 日宣布维持原判。刀笔吏出身的洪述祖却百般狡辩，以为在北洋政府中有亲朋为之说项，因而有恃无恐。他再次向北洋政府的最高法院——大理寺提起上诉。然而狡诈一生的洪述祖这次看错了形势，当时已是1919 年初，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全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空前高涨。报刊舆论对北洋政府庇护“宋案”杀人犯进行了强烈的谴责。此时，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也再次向北京高等检察厅提出控告。
因此，北洋政府大理寺被迫以终审判决判处洪述祖死刑，于1919 年4 月5日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分监执行。
北洋政府判洪述祖死刑后，为了让他能保持完整的尸体，决定施用绞刑。
行刑的绞机系由法国购进的洋式刑器，监狱当局用狗先作了试验，后又绞决了两名犯人，“均甚得法”。于是在4 月5 日上午10 时45 分将洪述祖押上绞机。洪述祖刚套上绞索，绞机的立脚之板即被抽去，因洪的身体过于肥胖，脖颈支援不住他的全身重量，很快颈断头落，身躯坠地，鲜血直喷。执行官吏与监督人员惊呆了，立即请示司法部。司法总长与典狱长亲到刑场考查洪身首分离之原因，最后只好请来北京医学堂的三名学生，将洪的首级缝合到颈脖上，再贴上硼砂膏，第二天让其家属领回收殓了事。
这就是洪述祖的最后下场，这年洪恰好是60 岁。
经盛鸿
“沈祖宪案”内情
陶菊隐先生所著《袁世凯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书中撰述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有史实依据。此书第37 回写道：“一九一六年一月十八日，京师步军统领江朝宗派人逮捕了内侍勾克明，同时被捕的尚有内史沈祖宪等十余人。”袁世凯为何逮捕沈祖宪，书中语焉不详，只作简要注释：“沈祖宪随袁二十余年，此次无端被捕，释放时坚决不肯出狱，袁世凯派人慰问并伴送回宅”。唐人着《北洋军阀演义》在第17 回里，虽用了一定篇幅叙述此案，但细读之，令人生疑。为了弥补信史之阙，笔者于1992 年走访了沈祖宪之子沈伯乐。
伯乐生于1907 年，曾任《中国围棋》月刊主编。接受采访时，已86 岁，思维敏捷，京话流利，谈锋甚健。他坦然地告诉笔者，《袁世凯演义》中提及的“沉案”的“主犯”即是他先父沈祖宪。案发时，他虽年幼，却也亲身经历，尔后又从其父以及族兄的谈述中得知经过。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细节渐渐地淡忘了，现在能够记起的只是一些片片断断，或可为研史之助。以下是他提供的史实。
沈祖宪（1852—1932）字吕生，祖籍浙江绍兴，同治年间优贡出身。在袁世凯奉命于天津小站练兵时，沉即在袁所成立的武卫右军总部下的编制中任文案（等于秘书），同僚有阮忠枢（后任秘书长），言敦源（后任内务次长）等。袁世凯任大总统前，沉始终尾随，充当首席秘书。长期住在府内，办理机要事务。 《演义》中称沉为内史，是指袁称帝，将秘书厅改称内史监，秘书也就随之改称内史。
1908 年，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于洹上村养寿园，沉亦随同前往，经常与袁以诗唱和，后印有《圭塘唱和诗集》问世。沉还跟吴闿生一起撰写《容庵弟子记》，容庵乃袁的别号。由此可见，沈祖宪和袁世凯的关系非同寻常，但由于袁世凯为人疑忌成性，遂酿成“沉案”的发生。
1916 年1 月18 日，沈祖宪突然被捕，随之其家被查抄。沈家住在羊圈胡同8 号，那天，沈伯乐随乳母王氏到前门外买灯，回来走到西华门老爷庙后，一位好心的邻居悄悄地跑过来叫他们暂时不要回去，家中出了事。刚进胡同，就有便衣问他们是哪家的，王氏随机应变地口说是7 号贺家的，于是便瞒过了便衣，来到了贺家。贺家主人叫贺子才，他是沈祖宪提拔起来的公府办事员。贺子才告诉他们：不知为了什么事，今天一早来了一批军警，把沈家男口30 余人全部逮捕。第二天，贺子才又外出打探消息，据说是为了泄密“二十一条”的事。这时，京师步军统领江朝宗所部的军警，已驻防在沈家门外，监视着家人活动。事发三日后，沈家的仆妇经过允许，可以上街购买食物和生活用品，她们乘机到贺家告诉沈伯乐说：家中客厅、花园以及室内地下墙壁都被挖掘。又过了几天，沈伯乐的族侄沉进美第一个释放回家照料家务。此时，京城新闻媒介谣言纷传，说什么“被捕沈家多人越狱”。
这期间还因此而发生军政执法处长雷震春（袁世凯的儿女亲家）打江朝宗耳光一事，朝野上下传闻甚广。事情是这样的：沉租宪被捕不久，雷曾问江为什么无真凭实据擅捕高级官员？江吱吱唔唔，不予正面回答，双方发生争执，雷出自一时气愤，打了江的一记耳光。这是当时社会上一种流行的说法。另外一种议论是：有关“谋逆案件”的处置，应由军政执法处管，而江的所为显有越俎之嫌，雷打江是发泄不满情绪，平白为“沉案”添了一段笑话。
同年二月初三，驻在沈家的军警开始撤离，第二天上午，沈祖宪由袁的特派人员伴送回府，接着，随之被株连的族人也都被释放。一桩轰动京城朝野的“沉案”不了了之。
对此，当时《亚细亚报》的报导可作佐证：“沉句系有人诬指其有嫌疑情事，遂行传询，并非被捕，现已讯无他，故即于昨日释出”。
沈祖宪回府后非常生气地向家人叙述：1 月18 日上午9 时许，他正在家中，家人崔喜禀告，江朝宗派人来请，他预感有什么事要发生。因平常总是江来见他，这次请他前去必有事故，所以他走出院门又回来加穿一件狐皮袍子，由来人伴随坐上了汽车。车驶进步军统领衙门，被让进一间小屋，江朝宗始终未露面，事实上他被幽禁起来。第二天有人来，他问为什么把自己弄到这里来，来人说沉泄露“二十一条”，私通孙中山。他内心惊诧之余，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一概不知。
沈伯乐族兄沉叔甄释放归来向家人叙述他们被捕入狱。曾提堂审问多次，反复追问结社谋反之事，他们同样是无从回答。
所谓沈祖宪盗卖“二十一条”给外国使馆，纯属袁氏猜忌。与日方商订条约的会谈记录，确由沈保存，但沉根本没向外界透露实情，更没盗卖。沈祖宪私通孙中山阴谋杀袁，也纯属子虚乌有。据雷震春和傅增湘谈及，沉素喜每周与同僚在沈家小花园举行“蝴蝶会”，每人在会期携带七样食品，置于七格盒内，状如蝶，故名。于是以讹传讹，竟将“蝴蝶会”变成了“无敌会”，为革命党的一个秘密组织。沈祖宪被捕前，尚不知有此事，何乃瓜葛之有！袁氏大搞复辟帝制活动，广遭民众反对，草木皆兵，故加强特务统治；而步军统领江朝宗，邀功心切，秉承主子意旨，强化京师治安，一时捕风捉影，毫无实据，遽而发难，遂出现“沉案”事件。
沈祖宪回府次日，接到袁克文（袁的第二个儿子）的一封慰问信，此信沈伯乐保存多年，40 年代末于镇海失落。信中大致说：“先生（沈祖宪）在我家幕中多年，手无缚鸡之力，岂能拔手枪而掷烈弹乎？言之不答，几误高贤……”。信中还赋诗道：“……岂将薏苡误明珠，……周侯肖相冤终洗，……”
此信曾于1935 年登载在上海的《社会日报》上。
不久，袁世凯大封官爵，准备登基。下敕封沈祖宪为“上大夫少卿衙奏事处总管大臣”。沉的朝服都做好了，只差帽子未制成功。旋即袁氏倒台，沈祖宪也宦海沉船，闲居家园。
桑盛庭
一双碧玉镯累及一位实业家——蒋范卿之死
西元1920 年前后，云南省会昆明，枪决了一个从香港引渡回滇的犯人。罪名为“投匪入伙，为害闾里”。
枪响人倒，曾在云南近代史上创造过几个“第一”、对省内电影、戏曲以至水上航运等事业起过一定促进作用的这位前实业家，由于一念之差，过早地结束了他曲折而富有传奇意味的一生。遗憾的是，由于文献资料仅片断存留，当事人确切的生卒年月和犯罪详细内情，都已经无法查清了。
死者蒋范卿，名楦，生于清光绪初年，是滇南建水县曲江驿的富室子弟。
他的死，与一双价值连城的碧玉手镯有一定关系。
在叙述这段旧事之前，有必要略提一下蒋范卿在民国建立前的经历。
新兴事业的开创人蒋范卿自幼喜爱美术。照相机刚传到云南，他就学会了摄影和冲晒技术。光绪三十年（西元1904 年）以前，他从家乡来到省城，在风光旖旎的“海心亭”（翠湖公园旧称），买下一块地皮，建盖楼房，开起了“水月轩”——云南第一家照相馆，兼带替顾客画炭精像。他头脑灵活，资讯感强，留声机（唱机）外传入滇后，水月轩中就增加了发售唱机、唱片的业务；清廷改良学制，废书院设学堂、增加新学科，他又采购一些教学学习用品，兼带售卖。于是，水月轩成为云南第一家文化用品综合商店。
在远赴沪、港办货之际，蒋范卿看过作为新兴事物的电影，认为和摄影相关，因而购买了一部放映机和10 几卷拷贝。
最初，他和弟弟蒋朴，晚间放电影欣赏。不久就对外营业，把供照相顾客休息的大厅作为放映场。观众付钱后进场看电影。后来，又购来包括1904—1905 年日俄战争纪录片在内的几十部拷贝，在正对水月轩的湖滨，创办了云南第一家凭票入场的正规电影院。
且看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1907年1月16日）蒋范卿在《滇南钞报》刊登的广告（连续刊登了半个月）：滇南水月轩启事本轩在滇照相多年，屡蒙官商赏识，无待喋喋。近又在上海购到各种照相大小机器、药料、嘹亮留音机、镀金“山埃”镪水、学校用品、测量绘图仪器等物发售。诸尊光临，请到海心亭对门本轩面议，价值格外从廉。
又：本轩现放之“奇巧活动电影”，今又由西洋添办更奇数十场。其中火车、轮船、人物、鸟兽，生动活泼。又有日俄战景，枪炮轰击、烟雾腾天，恍如身入战场，令人惊心动魄。本轩不惜重价，购运来滇。拟待明年新春（按指春节，1907 年2 月13 日为正月初一），在本轩对门起盖场院开演，每位收银三角。凡欲赏识， 请先期购票入场， 幸勿自误， 特此预白。
主人谨启。
宣统二年（1910）6 月，云南劝业道道员刘孝祚发起，由招商委员胡绍章出面，在省城筹办戏院（最初称茶园）。蒋范卿首创放映电影获得成功，因而被邀参加筹办。戏院定名云华茶园，是为云南第一座戏园。茶园采股份有限公司制。总理一职，股东一致拥戴胡绍章兼任。蒋范卿则被推举担任具体主持业务的协理。他决定，戏院演出，以省内犹未公演过的京戏为主，附设茶室，则用鼓书、杂耍来助兴。且亲自到上海、天津等地邀角。
次年4 月，云华茶园开业。初十日（1911 年5 月8 日），首批到滇的京角登台献艺，大鼓、杂耍也分别表演。揭开了“京剧入滇”、“鼓书入滇”历史的首页。
蒋范卿精力充沛，在主持戏院的同时，又开始筹办滇池航运事业。这个时候，距云南武装起义——“重九光复”，只有4 个多月了。
民国初官办工厂的总理清末，云南劝业道为发展地方实业，投资买来一批机器、车床，开办了云南劝工局，尝试着进行五金、化学等各类生产。
劝工局总理王昌不善经营，开工厂毫无成绩。民国建立后，共和政府接收该局，仅有搬不定的机器、车床，和大量堆放在仓库中的滞销产品，流动资金一文莫名。实业司长吴琨，急于物色人才，来主持全局工作。民国元年（1912）4 月，他想到了已经成为实业界名人的蒋范卿。
蒋范卿到劝工商看了几次，答应为共和政府效力，建议由政府拨给龙圆1 万元，到上海添购机器，聘请各科技师来滇，另外令行省内各县，派人前来学习，学成后返回原籍，开办实业。一面设法推销存货，收回积压资金。
此时，蒋范卿已从越南买来小火轮一艘，积极创办水上客货运输。既然要到劝工局工作，就不能分身再搞航运。因此要求政府投资，兴办官商合股的轮船公司。经吴琨同意，拨给2000 元。于是，民国纪年后云南第一家官商合办的滇济轮船公司成立，昆明到昆阳（今晋宁）的水上航线开拓出来了。
不过，蒋范卿不再具体负责经营，而是出省替劝工局采办机器、原料去了。
1913 年8 月，劝工局改名云南模范工艺厂，蒋范卿成为该厂的总理。在他领导下，业务蒸蒸日上。厂内设金工、化工、电镀、陶瓷、织染、缝纫、竹木、藤器八科，分科生产，模范工艺厂成为云南第一家规模最大的官办综合工厂。
蒋范卿把接收下来的积压产品，写明用途、价格，编成目录，分送各处，借以推销存货。还在社会上公开发售彩票（奖券），定期抽签开彩，用降低价格的滞销货，来充抵彩金，结果真的收回了一部分积压资金。云南政府部门第一次发售彩票，又是他的首创！
当上工艺厂总理后，水月轩的照相、画像（还从上海请来了牙科医生，代客镶牙）业务，蒋范卿交给蒋朴经管，对影剧也不再插手。 1914 年初，他由滇赴沪不久，忽然急电蒋朴，要求把抽得出的资金，全部迅速汇往上海，他有急用。
原来，蒋范卿在黄浦江畔，又开创了一项新事业。 1914 年4 月11 日，昆明《共和滇报》刊出了《滇南水月轩主人在沪上创设座庄商号启事》。 《启事》说：他在上海四马路书锦里口，拥有“阅报室、会客室、寝室数十间”，办起了个小停云馆。欢迎家乡父老经商或游历途中经过时，下榻馆内。他代报关、上税、运存货物、代购车船票。
蒋范卿此时，已经萌生了在上海谋求发展的心意。同年初夏，小停云馆开业不久，他让聘请的帐房先生照料店务，带着为工艺厂采购的一批原料，返回昆明。
在昆明，蒋范卿碰到一桩意外的事，完全改变了他此后的生活道路！
碧玉镯招来的后患1914 年6 月，巴拿马出品协会云南分会，和云南省第一次物产品评会，在昆明南城外公园联合举办展览。其中的古玩馆，专向省会绅商，征借珠宝玉器、字画古币，作为非卖品同时展出。云南实业司为主办单位之一。作为司属工艺厂总理，蒋范卿奉命选送厂制精品，实业司也要求他把家藏古玩，酌送一两件到会，参加展览。
蒋范卿义不容辞，立即吩咐工艺厂选送产品，还把家中的一双碧玉手镯，借给展览会陈列。
这副镯头，通体碧绿，滑润欲滴。内行一致赞为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品。
它乃清宫之物，原由慈禧太后赏给大学士李鸿章，后来归李氏侄儿李经羲所有。宣统三年九月初九日夜间，革命军炮轰云贵总督署。时任总督的李经羲，携眷仓惶出走，忙乱中失落了碧玉镯和一副翡翠帐钩。镯子不久被蒋范卿重金买下，收藏起来。
展览会上，碧玉镯引起了广泛注意。云南督军唐继尧有个族人，当时担任司令要职，闻讯后亲临古玩馆，一看之后，爱不释手。当即派出副官，前往工艺厂找蒋范卿，表示愿出1 万银元，购买他的镯子。
蒋范卿得知唐司令要买碧玉镯，大吃一惊，深悔不该把镯子借去展览，惹来麻烦。他为人正派，不会趋炎附势，更不想飞黄腾达，于是婉言回绝。
谁知此后10 来天中，司令部天天来人，要求蒋总理务必割爱“价让”，但连续碰鼻而去。
展览会刚一结束，蒋范卿就索回玉镯，借口赴港购料，动身离滇。起程前，还向实业司递上了辞呈，请求辞去工艺厂总理，并委托厂庶务员办理交代。他决心回到上海，全力经营他的小停云馆。认为一了百了，不干公家的事，人又远在沪滨，唐司令纵有权势，毕竟鞭长莫及，其奈我何！
然而，蒋范卿想错了。
祸从天降回到上海还不到一个月，蒋范卿收到蒋朴一封快信。弟弟告诉他，辞职已经获准。可是，继任者却指控他亏欠了6000 多元的公款，必须追赔。蒋朴要求哥哥，短时期内别回云南。
事隔不久，蒋朴又托一位赴沪游览的同乡，到书锦里找到蒋范卿。告诉他：唐司令派人来过水月轩，说是只要交出那双碧玉镯，亏欠公款的事就一笔勾销。还可以等待机会，将来保他当上实业司长。蒋朴问哥哥，交不交出镯子？
这一来，蒋范卿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时就告诉来人，玉镯让他妻子收好，决不交出。等冷静下来后，立即给蒋朴写信，指出云南旧势力很强，唐某得不到镯子，恐怕不会甘休！要防止对方仗势压人，借故前来抄家。他建议弟弟，分一部分资金出去，另起炉灶，免受牵累。蒋朴依言，很快就另购房屋，开起二我轩照相馆，表示和哥哥分家了。
事态继续扩大。云南审计分处、财政厅、高等审判厅，都认定亏欠公款是真事。蒋范卿在上海多次函呈云南巡按使公署（按为省长公署的前称），力辩并无其事，但毫无作用。他一气之下，病倒了。
1915 年8 月17 日，《共和滇报》发表了题为《又亏八千余元》的消息：“模范工艺厂前总理蒋范卿，月前具禀巡署：该总理'赴港、沪采办机器，甚为清白。所有帐目，均具报有案。请委员彻算'等语。经巡署饬前财政厅长委员核算。嗣闻前财政厅长详复巡署称：“前审计分处指驳有案之六千余元，应由该总理赔缴。 ’当经巡署饬高等审判厅传票追缴。兹又闻，清查该厂帐目委员王懋昭君详报巡署称：该总理任内亏折银，约在八千余元云。 ”
高审厅处理过程中，传讯蒋范卿到案。他请求由弟弟蒋朴出庭申述，没有获准。高审厅接着把全案发交地方审判厅执行。结果，水月轩房屋设备实行假扣押，同时函请建水县公署，查封蒋家财产，“准备折抵”！
水月轩被“假扣押”后不久，1915 年12 月25 日，云南首义护国讨袁。
不久，昆明地审厅撤销，积案移交昆明县公署处理。这件事也就搁置下来了。
1916 年4 月，云南司法厅查出蒋范卿的旧案，指令昆明县追缴欠款，“按律详办”。结果，水月轩正式没收充公。其时，人事沧桑，唐司令已调职另有高就。传说执行“假扣押”进行搜检，从蒋范卿妻子身上搜到了碧玉镯，此镯最后还是归于觊觎者手中。没有了“幕后原告”，本案也就收场了。
1917 年初夏，一直病在上海的蒋范卿，结束了小停云馆业务，重返昆明。
当他不只一次路过水月轩，看到旧日的发迹地，已经成为“云南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办事处”的时候，心头产生了异样的感觉。他憎恨诬陷他、使他倾家荡产的人，他要报复！
投入绿林
蒋范卿在昆深居简出，性格变得沉郁起来。旧友们得知，他并未住在弟弟家中。他的行踪，连蒋朴都不清楚。 1918 年初，省会员警厅破获了一件伪钞案。传说在逃主犯，就是当年放电影和开戏院的蒋老板。旧友们虽然知道蒋范卿研究过印刷，可却不敢相信他会那么干。
云南当局不断滥发钞票，地方纸币信誉一落千丈。官方诚恐发布破获伪钞一案的详情，会使一般百姓更不信任钞票，因而讳莫如深。
1919 年1 月19 日，昆明《滇声报》，登出了一则夸大了的消息，使得人们大吃一惊：
……水月轩主蒋范卿，在模范工艺厂总理任内，挪亏公款甚巨。后经官府追缴，家事逐渐零落。去年，伪造纸币之案事发，逃回曲江，勾结匪类，自为首领，由通海、河西一带，分途劫掠，党已千人，附近各县受扰。日前，由省派军队一连，前往剿办。
蒋范卿为匪的实情，后来是在他被枪决后，由全省警务处的“内部人士”透露外传的。原来，他从昆明去到曲江北方近百里的通海县，投奔在该县县郊安营扎寨的大土匪吴学显。吴学显和他有同乡之谊，也知道这是个有用的人，欢迎他入伙，把他当成个“谋士”对待。
过了短时期打家劫舍的绿林生涯，吴学显筹集了一笔资金，请蒋范卿到香港制造伪钞。他说，把伪钞运到滇南，购买大烟，贩往沪、港，售卖后蜇回越南，向法国购买军火来充实军力，这样，就可以加速搞垮唐继尧。
蒋范卿听说能加速搞垮唐家，欣然应命，离滇经越转港。
富滇银行年头发行了新的五元大钞，不到半年，市面上就流通着新的五元伪钞。而吴学显匪部，枪多弹足，西犯河西、南掠石屏。滇南许多县、镇，被他扰得鸡犬不宁。
不断发现伪钞的事，使唐继尧感到十分恼火，责成省会员警厅，火速缉拿伪钞制造犯。
警厅和银行会同对伪钞进行了研究，那精美乱真的印刷技术，决非云南本地能有。他们肯定，印制地点不在上海，就在香港！
引渡归案省警务处决定，先就近去香港探查。警方派专员余冠群，带着年轻侦探柳遇春，会同银行行员刘青藜，一道动身赴港。
滇越铁路沿线，蒋范卿帮同吴学显制造伪钞的风声早已外露。柳遇春在边境河口，还从一个回家的曲江老乡处，探得蒋范卿在香港的住址。但等他们在香港住定、按址往寻时，却没有这个人。
半个多月间，余冠群等三人天天四出，找云南同乡打听。终于获知，蒋范卿在香港，没有忘记水月轩，因而改名为江月轩。这一来，果然把蒋范卿找到了。
余冠群办事老练，先化装拜访“江先生”，和他交上朋友。很快就弄到几张五元伪钞。经刘青藜仔细鉴定，确和昆明所发现者一模一样。在这段时间内，柳遇春也探悉了印伪钞的秘密地点。
唐继尧得到报告，亲自过问此案。指示银行，让刘青藜留港工作，继续监视蒋范卿；余冠群和柳遇春即刻回昆，面呈侦察详情。另由“特派交涉员”
徐之琛和英国领事接头，要求不日协助缉拿蒋范卿并引渡归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