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方协助下，蒋范卿就逮，连同大批伪钞成品或半成品，引渡回滇，没有多久便定谳了。
云南当局出于前述原因，惧怕全案真相公布后，会动摇人心。因此，仅以“投匪入伙，为害闾里”的罪名，处以极刑。
云南自来水公司正式成立后，迁出水月轩。这个地方，接著成为军人俱乐部性质的陆军偕行社社址。蒋范卿伏法后不久，他有位身在军界的旧友，一次登上水月轩二楼。面对湖光山色、景物依旧、人事全非的自然环境，联系蒋范卿的遭遇，感慨万端，从而写出一首古体诗。但为了避免引起麻烦，又改为一首看来像是单纯咏景的七律，署笔名发表于1920 年4 月20 日的《滇声报》，题为《庚申春日水月轩楼上闲咏》。诗曰：三棵五棵倚墙柳，一技两枝隔院花。北山南向当轩立，东水西流绕屋斜。时见翠湖飞白鹭，偶看绿树宿乌鸦。赏心只到无心处，风在林梢月在沙。
六十年前刺杀邓铿的凶手是谁
广州血案西元1922 年3 月21 日傍晚7 时许，一列从九龙开广州的火车缓缓驰进广州车站，一位身穿戎装，年纪30 开外的军官，昂首阔步和旅客一起步出车站大门。正准备登上前来迎接他的一辆黑色轿车时，突然从旁边闪出一个帽檐遮脸的大汉，向他举起手枪连发两枪后，迅速混入混乱的人群中逃跑了。他立即倒在血泊中，车站内外顷刻大乱。这位被刺的军官是谁？他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
邓铿没有死，他挣扎着爬了起来，走到汽车房，命令司机迅速送他到粤军总司令部去。车到总司令部里，一时大乱，人人惊愕万分。邓铿尚且清醒，但已预料到难以救治，对他的夫人李慎逸说：我虽然学识和才能不如朱执信，但是我和他是同样坚信革命；朱执信先我被人暗杀，我现在也遭人暗杀，真是天不能容好人啊！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也立即出来，表示大惊失色，命人用汽车送往法国人开的韬美医院抢救。经检查，邓铿身中两弹，一颗子弹中下腹部，未及要害，一颗子弹中上腹，射穿胃部，腹内大量淤血，并已感染。
经抢救无效，于23 日清晨5 时不幸身亡，年仅38 岁。
当时凶手并未抓获，而且并无蛛丝马迹可寻，一时新闻界发出一连串可疑的消息，并进行种种的猜测和传闻，终无一个可靠的头绪。那么这次刺杀邓铿的凶手是谁？他们为什么要刺杀邓铿？
邓铿为何被刺邓铿曾是陈炯明部下。辛亥武昌起义后，邓曾在广州的副都督陈炯明手下任陆军司长，负责收编各地分散的军队。邓把军队扩充到三个师，建立了粤军。陈炯明怕邓铿权力过大，不久将他调到海南岛去任琼崖镇守使。后来桂系陆荣廷的势力伸到广东，邓因不满桂系军阀在广东的胡作非为，被迫出走上海，以后又到过日本。
邓铿于1913 年讨伐袁世凯的斗争中认识了孙中山并追随他革命。 1918年孙中山到广州成立护法政府，被推选为陆海军大元帅。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兵福建。邓铿率粤军主力第一师首先攻取了福建漳州，并成为粤军的根据地。不久，由于桂系和滇系军阀的捣乱，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 1920 年孙中山再次联合陈炯明，以驻闽粤军为主力，对付桂系军阀陆荣廷，桂军组织三路军队企图先发制人，向福建进攻，均被粤军击败。粤军反攻入粤，很快攻占了广州。孙中山再次回到广州后，组织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邓铿为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 1921 年孙中山亲自指挥粤军西征，彻底打垮旧桂系陆荣廷势力，邓铿把自己第一师的一个团交给孙中山作为卫队，让第一师中最可靠的团长陈可玨当孙中山的卫队长。这时陈炯明曾随军到广西，邓铿留守广州，广州的一切军事大权曾由邓铿负责，孙中山在广西十分放心。西征军的一切粮饷、弹药供给，也靠邓铿支持。他是孙中山先生的积极追随者、拥护者和支持者。邓铿被刺的时候，孙中山正设北伐大本营于桂林，并准备出兵湖南。消息传来，孙中山万分惊愕，不胜哀悼，立即发唁电到广州曰：“仲元遽以创死，伤哉！平时忠于国事，勇于奋斗，前途之望，正复无量！壮年遽殒，不止粤中惜此人才也！”
孙中山感到邓铿遇刺，影响到当时的北伐大计和整个的革命事业，于是决定停止设北伐大本营于桂林，回师广州，以扭转危局。
邓铿披刺后，广州曾有谣言说是“孙中山派人来干的”，目的是“为搞垮粤军”。邓铿是孙中山先生的积极支持者，孙中山为何要刺杀他，“自毁长城”呢！实际上刺邓的人恰恰就是放出谣言的陈炯明及其一伙。
陈炯明是打着孙中山革命的旗号起家的，他又依靠了邓铿的参赞襄助，才得青云直上。陈是个野心家和军阀。当孙中山讨伐旧桂系取得胜利后，两广的军政大权落到了陈炯明的手中，于是他不但不支持孙中山北伐，而且还处处阻挠、事事作梗，暗中与北洋吴佩孚联络，和湖南的赵恒惕共同鼓吹“联省自治”，从而孙陈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早在粤军刚驱除桂系出广州时，陈炯明就有过“自立”的打算。当时邓铿劝陈炯明迎接孙中山来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却有人对陈说：依照广东形势，没有请孙先生回来的必要。如果真的要请他老人家回来，就等于请个爸爸回来。试问老总能受得了吗？陈炯明听后不语，心中若有所思，因而迟迟不作行动。后经邓铿多次催促，陈炯明才派人去上海迎孙中山到广州。孙中山回到广州后，陈怨言百出，与孙中山经常发生矛盾，邓铿自认为他是孙陈磨盘中的谷子，他的使命便是阻止孙陈之间的彻底破裂。而因邓是一直追随孙中山、协助孙中山的，故自然为陈炯明所不容。邓铿为人勤勉，经常不回家，在司令部的会客室后面小屋里搁一小铺，借以午睡或晚间休息。在休息时常听到陈炯明和人说一些不满孙中山的话，认为陈“越来越和革命相去甚远”。胡汉民曾劝他不要在这间小屋里休息，以免遭人暗算。但邓却置之一笑说：“怕死则不作革命事业，大丈夫宁玉碎，何虑也！”
陈炯明是广东海丰县人，他提拔用人总要选海丰人。陈炯明任广东都督后，很多海丰人跑到广州来要官当，凡是要求者，陈都一一答应，于是广州都督府几乎成了海丰人的天下。 1920 年后陈炯明当了广东省省长，他在省政府里安插的亲信更多，比较有名的有马育杭、钟寿南、陈炯光、陈觉民、陈修爵、陈达生等。钟寿南当了广东省财政厅长后，又把许多海丰人安插在财政厅和税收机关内。邓铿为人正直清廉，对这班不会办好事，专意贪污勒索的人，十分鄙视。尤其是对他们常插手一些军政要事，十分反感，曾多次向陈炯明陈述那些不良现象，要求加以约束。陈炯明不但不听，相反进一步纵容他的亲信。邓的进言没有起到作用，反而引起陈的心腹对邓的不满。 1919年，在漳州时，陈的族人曾买通为邓铿做饭的仆人放毒药在饭菜内，企图毒死邓铿，因这个仆人见邓铿为人正直清廉，不忍加害而罢。陈炯明当广东都督时曾发行过一批兑换券，广东人称它为“陈炯明票”。老百姓对此种兑换券很不放心，不愿使用，兑换券很快就大幅度贬值。陈炯明的侄儿陈达生和陈觉民利用时机操纵票价，大发横财。邓铿对此非常恼火，把他们叫到面前加以训斥，因此陈炯明的那些亲属爪牙对邓铿更为不满，多次阴谋暗杀邓铿。
由于邓铿地位较高，他们一时难以下手。孙中山率粤军平定了桂系陆荣廷，陈炯明和孙中山的矛盾日益激化的时候，他们谋害邓铿的阴谋活动也步步加强。这年初，孙中山下令免除陈炯明粤军总司令的职务，陈炯明即把邓铿看作是孙中山埋在他身边的一颗钉子，认为要公开武力反对孙中山，必先除掉邓铿。于是纵容他的那些亲信爪牙去除邓。
凶手是谁刺杀邓铿得到陈炯明的默许已是事实，那么这次刺邓的直接凶手究竟是谁呢？由于当时行凶暴徒没有抓到，没有真凭实据，故邓案始终是个疑案。但是广东军政府对这次刺杀案是十分重视的，作了大量的调查和侦缉工作，认为这次案件是有内线联络和指使的。
那天邓铿去香港，是为见一位从北京来的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只有粤军司令部里少数几个人知道，其他人是不知道的。因为当时北京政府中发生了直皖两派军阀间的矛盾，国务院总理段祺瑞被直系军阀打败，解除了职务，段祺瑞极全力组织力量反扑，到处派人游说拉拢人支持他，也派了一些人到广州活动。段祺瑞知道邓铿在广州握有兵权，周培善是邓铿的同学，于是派周去香港约邓游说。邓铿接到周培善约他香港见面的电报后，决定去香港一次，并把情况告诉了陈炯明。他于20 日上午和谢持两人一起搭广九火车去香港，临行时陈炯明还特意送他到楼梯口。但陈炯明对邓铿此行很不高兴，因为陈这时正同北洋的吴佩孚等暗中联络，怕邓铿和周培善说得投机，使孙中山和段祺瑞联合起来，打乱了自己的如意算盘。因而把邓铿去香港的行踪告诉了陈达生。
陈达生是最痛恨邓铿的。除为操纵兑换券的事被邓铿训斥外，还因为曾要求担任广东盐运使、主持广三铁路和主持省立银行遭邓铿拒绝，故对邓仇恨根深。 1921 年，总司令部侦探黄福芝依靠陈达生和第一师的团长陈修爵的势力，从事武装贩运鸦片走私活动，在伶仃洋海面被盐务缉私舰截获，走私鸦片价值达100 万元，案情重大。事发后，陈达生和陈修爵求之于陈炯明，陈因兼任禁烟局长，不便说话，推给邓铿去处理。邓铿接案后，坚持严办，没收全部走私财物。陈达生见无可挽回，纵黄福芝逃往香港潜居。这次陈达生得知邓铿单人出行香港，认为刺杀邓铿时机已到，立即秘密与在香港的黄福芝联系。黄福芝即在香港出巨额钞票买通一个黑社会歹徒，守候在广州的广九火车站伺机刺杀。邓铿到了香港后，和周培善只以同学之情交往了一天，即于次日一个人先返回广州。从车站出来时，天已将黑，人潮流涌，未及防范。当他步出大门临近汽车的一刹那，被歹徒迎面拦住击倒在地。由于身边并无警卫，无人追捕凶手，使凶手逃之夭夭。事后报纸上传出新闻，说歹徒是陈达生出钱所买，陈达生也感到害怕而逃到香港匿居。当时广东革命政府政务厅厅长古应芬认为，歹徒仍匿居香港，如果不早翦除，必有大患，曾派夏仲民带一班人马去香港暗中察访，探得这次暗杀确系陈达生和黄福芝两人买通黑社会歹徒所为，要求港英当局协同将凶犯逮捕归案，引渡广州处置。
但港英当局慑于陈炯明的势力而不予答应，终使凶手逍遥法外。后来，陈达生一次在戏院看完戏出来，密探将其击毙于戏院门口，为邓铿报了仇。
邓铿遗体遵照他生前遗愿，原葬于广州戆园，与朱执信墓相邻，后来迁入黄花岗。廖仲恺先生曾有悼词曰：“仲元遽遭惨害，吾党继者，又弱一个。吾侪与仲元相处逾十年，道义之交，海内有几，诉及良友，辄多潸然出泪！”
陆仰渊
施从滨是被枪杀的吗？
在1925 年爆发的浙（孙传芳）奉战争中，山东军务帮办、奉系军阀张宗昌的前敌总指挥施从滨，在皖北固镇一线迎击孙传芳的直军，结果兵败被俘，遭到杀害。对于他是怎样被杀的这一情节，许多史料都语焉不详，只提“被枪杀”；中华书局《民国人物传·孙传芳》文中，则说是“把施处决”。一些电影电视片在反映这一历史事件时，也都依此，说是把施从滨“枪毙”了。
实际上，施从滨是在蚌埠被斩首的。关于这件事，久居蚌埠的老人多是知道的。蚌埠市第十一中学退休教师仲灵生先生曾亲眼目睹施被杀的过程，他说：“一天上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在火车站南边的乱茔地玩，突然看见从东边开过来一辆铁甲车，我们赶忙趴下来，躲在坟头后边偷看。铁甲车'咣'一声停下来，只见铁甲车屁股后面的铁门打开，跳下几个当兵的，有端着枪的，有拿大刀片的，凶恶的站在铁道两旁。跟着，走下来一个胖子，光头，身穿一件黄布衬衫，脚上穿一双马靴，身上被五花大绑着。他仰起脸，看看天空，这时，一个军官走近他身旁叽咕了几句话，被绑着的人跨过铁轨向西边一条水沟走去。当他走到沟坎上时，背后一个拿大刀的士兵猛然一脚，把他踢倒跪在地上，那士兵抡起大刀片砍下去，我们吓得赶忙捂起脸……“过了几天，就听大人们传说，张宗昌的一个师长在老坟地被砍了，收尸的人只收到尸身而头已不见了。 “又过了多少年，有人到西边沟里挖土（水已枯），忽然挖出来一个死人头骷髅，嘴里还有两颗金牙。老人们说，这可能就是那个姓施的师长的头。”
据此，施从滨是在蚌埠被斩首无疑了，所谓“枪杀”一说不应该再相沿讹传下去。
侯鸿绪
蒋介石广州遇刺
西元1925 年8 月20 日，广州发生了国民党右派刺死廖仲恺的重大案件，全国为之震惊。在这之前一段时间，广州还曾连续发生过两起国民党右派刺杀蒋介石的行动，对这两桩未遂刺杀案，知者恐还不多。
原来在这一年3 月12 日孙中山先生病逝后，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与斗争日益明显与激烈。右派仇视与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廖仲恺、汪精卫与蒋介石。廖仲恺是旗帜鲜明的左派；而汪精卫与蒋介石当时本质尚未暴露，时时高唱联俄容共的高调，处处表现左倾，且又大权在握，自然引起右派头目们的不满。
特别是蒋介石，在广州国民党阵营中，原仅是粤军许崇智部参谋长，地位不高，权势不大，又是个所谓“革命晚辈”，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在1924 年他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后，势力大增，建立与控制了以黄埔军校师生为核心的新型军事集团，地位日形重要，构成了对国民党右派及以许崇智为首的粤军将领的重大威胁。 1925 年7 月国民政府建立，蒋介石又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与国民革命军的第一军军长。这时，许崇智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与财政监督。蒋介石为着彻底夺取许崇智的军权与财权，扫除自己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与汪精卫结成联盟，并以军委委员的身份向军委会提出六大建议，要求统一军事，统一财政，将矛头指向许崇智与粤军将领。这些事不能不引起粤军将领的反感与疑惧。于是，一个暗杀蒋介石的阴谋在秘密酝酿之中。
第一次是东坡楼事件。约是在1925 年7 月中的一天，蒋介石像平日一样，准备乘小汽车从广州城外北校场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部回到城内军校办事处。当时蒋乘的专车，车头上插有一面青天白日旗，作为他官阶的标志；另有一辆卫士们乘坐的小汽车，车头上没有青天白日旗。这天，蒋的专车发动时，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司机便下车进行修理。蒋介石不耐久等，改乘卫士们乘坐的那辆车先行出发，而令卫士们修理好他的专车后乘专车进城。蒋乘的车顺利地开到了目的地；而卫士们乘坐的蒋介石专车驶经东坡楼附近时，却突然遭到当地驻军的一阵猛烈射击，汽车打翻，油箱破裂，车上的卫士们死的死，伤的伤。一位侥幸死里逃生的卫士排长回去报告，蒋介石闻之，先大惊失色，后遂大发雷霆，立即调派亲信部队前往出事地点进行调查，拘捕了当地驻防粤军的两名连长。经审问，那两名连长说，是他们的旅长命令他们，在这天如发现插有青天白日旗的汽车，即集中火力把它打翻，把里面所有的人都打死，他们是按这命令行事的。蒋介石立即命令扣押该旅旅长，调走当地驻防粤军。蒋介石这次因汽车故障侥幸逃得一命。从此，他更加强了自己的防卫，处处小心谨慎。
东坡楼事件后没有几天，又发生了第二起刺杀蒋介石的城门口事件。那时，蒋介石由于其如夫人陈洁如来到广州，两人一同住在广州东城门外的东山别墅里，每天进城办公，必经东城门。这一带距离闹市区比较远，很清静，来往人等容易注意。自从东坡楼事件发生以后，蒋介石的卫士们都很警惕。
一天，卫士队长宓熙接到便衣卫士的侦察报告：最近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一个穿长衫，一个穿短装，不像商人，也不像工人，鬼头鬼脑，在蒋介石住地东山别墅附近转来转去，东张西望，窥视蒋住地的动静。卫士队长立即与当地员警派出所取得联系，派出所说他们也发现了这两个人。于是卫士队长加强了警戒。
一天，蒋介石乘汽车从城内回东山别墅，其卫士队长宓熙与一个卫士坐在汽车前排司机旁，担任护卫。另有一辆卫士车随后。当蒋的乘车快近东城门口时，卫士长突然发现那两个形迹可疑的人正在前面路边向汽车注视。卫士长立即转脸轻声地向蒋介石报告说：“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我已作警戒准备。”同时，他迅速地把汽车门上层的玻璃板摇下来，把20 发的快慢机盒子枪作好射击准备。当汽车开进城门洞约30 步的时候，卫士长看见那个穿长衫的人对着汽车举起手来，就迅速而敏捷地先发制人，将盒子枪伸出玻璃门外，对准那穿长衫的连续发射，将其打倒地下；同时，他令汽车加快速度冲出城门，风驰电掣地开回东山别墅。后面车上的卫士们听到枪声，马上停车，蜂拥而上捉拿刺客。那穿短衣的刺客正举枪欲射，被一个卫士踢翻在地，另两个卫士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将其抓获，速同那个负伤的长衫刺客，一同拖上汽车，送回东山。据初步审讯，此二人是原广州商团陈廉伯等人派来行刺的。蒋介石命令将此二人押交军法处查究。蒋介石夫人陈洁如嘉奖卫士们卫护有功，发给卫士们数百银元。
后来调查表明，当时在右派与反动势力策划的暗杀名单上，排在最前边的就是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由于汪、蒋戒备森严，刺客们无从下手。
而廖仲恺却在1925 年8 月20 日遇刺身死。那天蒋介石正在广州城中军校办事处，准备到中央党校开会，因迟行一步，再次脱险。他在电话中得知廖仲恺遇刺，摔下电话机，面色苍白，急急乘上汽车赶往出事地点。事后，蒋介石利用“廖案”，拘捕、赶走一些右派头目，后来又向左派开刀，进一步掌握了国民政府军政大权。
经盛鸿
孙殿英敲诈高世读一幕
这件案子发生在徐州。
1927 年初，北伐军节节逼近安徽皖南境内，时任安徽省长的高世读惶惶不安，遂派副官护送妻妾及子女10 多人从安庆乘轮船到浦口，然后转乘火车去天津定居。过后，他便亲自到蚌埠面见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表示自己无力维持安徽的行政事务，恳请辞职。孙与高早年是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所以并没有过多的为难，便允辞放高世读走了。
1927 年2 月的一天，高世读从蚌埠火车站上车去天津。深夜，车抵达徐州站，突然一队手持短枪的士兵冲上高乘坐的那节包厢内，为首的一个军官走到高的面前彬彬有礼地问道：“请问大人是不是安徽的高省长？”
高世读蓦然一惊，反问：“你们是哪部分的？”
那个军官回答：“直鲁联军第十四军。我们军长请高省长去见见面。”
高世读双眉一皱，他知道直鲁联军第十四军的军长是孙殿英，便说：“请转知孙军长，我不便下车，以后有机会一定登门拜访。”
那个军官一变脸，说：“还是请高省长下车吧，否则我们弟兄们不好去交差。”
高世读不高兴地说：“我不去！”
那个军官发出威胁的口气：“高省长，请，免得弟兄们重手重脚伤了省长。”
高世读知道事不可违，横下一条心，决定当面去见见孙殿英也好，看他能奈何于我！ ？
孙殿英为何要扣押高世读？他又是怎么知道高所乘火车的时刻和具体车厢的？
事情要从1925 年的冬天说起。这一年冬天，孙殿英与暗中勾结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的安徽第五旅旅长华毓庵相约，在毫州会商，然后一同转移山东。孙如期抵达，可是华旅却久等不见；孙十分生气，以为华在玩弄他，一时性起，便在毫州城内大肆劫掠，作恶9 天。当时任皖北镇守使的高世读闻讯率部前去围剿，华毓庵旅也奉命参战，他们的部队将毫州城团团围住。孙殿英气急败坏，命人将高的大女儿高承玲抓来（高世读是毫州人），叫她站在东门楼上喊话：“赶快退兵，不然他们就要杀了我！”于是高迟迟没有攻城。当天夜里，孙殿英买通守卫西门的华毓庵，“突围”而去。
高世读率部开进城后，只见片片瓦砾，死尸盈野，惨不忍睹。后来经过查访，获知孙匪兵从西门的所谓“突围”，实为买通了华毓庵，遂即密报在蚌埠的安徽联军总司令陈调元，陈复电立即处死。高接密电后，即以皖北镇守使的名义，在姜家祠堂召开军事会议，将华毓庵捕杀。接着，又把勾结孙匪的流氓头子白芳泰、汤云龙抓获处死。孙殿英闻讯，暴跳如雷，从此便与高世读结下了仇恨。
高世读从安庆到蚌埠向孙传芳辞职一事，很快传播出来，引起隐居蚌埠的华毓庵亲属的注意，当他们得知高要乘火车去天津，便暗地里探访高的行车时间和车厢位置，向驻防徐州的孙殿英密报。
孙殿英抓到仇人高世读，本想一杀为快。但他顾虑到高的部属门生遍及华北各地，今后仇仇相报对己也极其不利，加之这时又有许多商绅名人为高求情，便网开一面，将高送到泰安，以贵宾招待，但提出以40 万元为交换条件，妄图敲诈一笔。
高世读叹了一口气，说：“我虽居官多年，拙于理财，哪来这笔巨款呢？”
于是，高被软禁起来。
孙殿英的参谋长赵某，也是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出身，高求救于他，赵表示慢慢地来吧。
一天，赵参谋长向孙报告军务以后，随便提起毫州杀华毓庵的事，说：“军长追念华旅长之牺牲，'我虽未杀伯仁，伯仁实为我而死'，这样的义气高风，令人敬佩不已！不过……”他停顿了一下，看看孙的脸色，说：“关于高的事情，还是结束为好。”
孙殿英一副流氓相：“好说，借给我40 万，一了百了！”
赵说：“高跟我说，他在天津正金银行有一笔存款，但非他本人面提不可，只要回天津，一定凑足款子奉献，并要我在军长面前担保。”
孙殿英沉思良久，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然后答应了高的请求，派一名副官“护送”高去天津了。
高世读的寓所在天津日租界永和里20 号。他一到天津，便把那个副官安排到一家旅馆里去住，从此，闭门谢客，绝不露面；同时，叫人写文章投寄报馆，披露脱险真相。一时间，天津报刊争出号外，备加渲染，高世读成为新闻人物了。
那个“护送”高到天津的副官，顾虑高身居租界内，初不敢对高动手，后来干脆就再也见不着高的影子了。经报纸一宣扬，他害怕自己日后会陷在天津，就急忙溜回徐州报告去了。
孙殿英受了骗，便拿“担保人”赵参谋长出气，说：“高世读不愧是个阴谋家，到底比我们高明。参谋长也可算是古道热肠了！”说得赵参谋长自惭不安。一天深夜，赵参谋长陪孙殿英打完牌回家，行至中途突被一群暴徒拦截，被乱刀戳死。
赵死后孙下令盛殓，并带领全军文武前往吊唁致祭；对赵的家眷备加安慰，并把赵的长子、次子安置在军部当参谋。其实，这不过是孙殿英欺世盗名的卑劣手段而已。
对宋子文的几次未遂暗杀
上海北站刺宋案的发生及侦破——宋子文为何“命途多难”，迭遇险情——他如何躲避杀手西元1927 年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以后，他的专制统治和消灭异已的政策激起了众怒，国民党内的各反蒋派系抱着不同的目的，纷纷起来反对他。并且一些反蒋派系开始酝酿如何干掉蒋。其中尤以广州反蒋派主张最烈。广州反蒋派与分布在南京、上海一带暗杀集团的头目王亚樵取得联系，为他提供了20 万元经费，让他组织暗杀蒋介石的行动。广州反蒋派在与王亚樵商议刺蒋的过程中，同时考虑了第二个方案，即万一刺蒋不中，就采取断绝蒋介石财源的办法，把“筹款有方”的宋子文干掉。于是在一次刺蒋未遂的情况下，开始谋划行刺宋子文。
王亚樵等人利用宋子文经常往来于宁、沪之间的机会，埋伏于上海北火车站，待宋子文一下火车，就开枪向他射击。王亚樵暗杀团体中的一个行动小组事先潜伏在南京，了解宋子文的行踪，然后用暗语及时电告上海。王亚樵接到电报，连夜布置行动。由孙凤鸣、萧佩伟、许志远、张玉华等组成第一战斗组，在月台上行动；龚春蒲、刘刚、龙林、唐明等为第二组，在候车室行动；谢文达等五人在火车站外马路接应。 7 月23 日晨，三个战斗组各就各位。王亚樵在天目路沿街的一家旅馆租借了一间房子，坐观战斗情况。早晨7 点，宋子文乘坐的专车抵达北火车站，月台上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前来欢迎宋子文的上海各界要人拥向车厢门口。宋子文由秘书唐腴胪陪同缓步下车，然后由众人簇拥走出月台。第一战斗组原打算待宋子文下车后开枪，见此情景，无法下手，便急向第二战斗组发出暗号。这一天，宋子文与秘书唐腴胪都穿一身白哗叽西服，戴白色拿破仑式帽子。
只是宋空手而唐拿着公事包。当他们走出车站门口时，刺客刘刚突然向唐开枪，他误认此人就是宋子文，其他人也集中向唐射击。宋子文的卫士立即进行反击，并掩护宋子文躲在一根柱子后边。一时间，月台上警笛鸣叫，军警们向候车室冲击。龚春蒲以为大功告成，便投了两颗烟幕弹，趁乱逃走。
当晚，王亚樵从晚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歹徒今晨在北站行刺宋财长未遂，秘书唐腴胪当场毙命。”
7 月24 日的《上海报》上登载消息说，宋子文乘车抵达上海北火车站后，“突有暴徒数人，意欲行刺，抛掷炸弹开放手枪，约数分钟，一时炸弹手枪之声不绝于耳。车站乘客仓惶逃奔。炸死客人数名及随宋氏卫士二名，而暴徒亦伤二人。幸宋部长先下车至站长室，未遭毒手，可谓吉人自有天相。所有站房玻璃，均已炸碎，死伤三人，血流满地，惨不忍睹。车站两侧，原有第三师某营驻扎兵上，闻声赶至，时凶徒业已逃逸，即将受伤暴徒抬回营部，再转道警备司令部严讯。……”
宋子文在上海遇刺的消息传到南京后，蒋介石又惊又怕，他训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失职，要戴笠不惜一切代价抓获刺宋凶手。于是戴笠亲自指挥特别行动组到上海捕捉凶手。与此同时，上海各报登出“悬赏缉拿凶犯”的通告。最初赏格是1000 元，并说“如有人知凶犯而藏匿不报，一经查出，与该犯一律严惩治罪之。”在这以后，各大报纸都先后刊出捉拿凶犯的赏格，且一次比一次高，有2000、5000、1 万、2 万等等。上海的三大亨之一杜月笙积极配合戴笠的行动，把各路“弟兄”和打手聚集一道，扬言非把“刺宋”一案查个水落石出不可。杜月笙的帮徒们与上海治安局和军统特务们三管齐下，逮捕了许多嫌疑犯。其中有参与刺宋的刘刚、龙林、萧佩伟，还有王亚樵的弟弟、上海小有名气的律师王述樵，以及与王亚樵暗杀集团沾边或不沾边的人若干，这一行人统统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逐个加以逼审。
刺宋案的发生，也使南京政府的其他官员们惊恐万状，特别是那些高级官员们在这一段日子里，不敢轻易露面。宋子文险些被刺，唐腴胪当了替死鬼，谁知此类事何时也会降临他们头上呢！为了搜捕案犯和防止刺杀事件的再次发生，南京、上海火车站一连数日对每个旅客进行搜查，连旅客所带的爪子和罐头食品也不放过，唯恐里面藏有炸弹什么的。然而事隔三年，又接连发生了刺蒋案，也该着汪精卫“倒楣”，子弹偏偏打在了汪精卫身上，虽然未致命，也够他受的，若干年后，他还是死在这伤口上。
1937 年4 月12 日，南京法院公审刺宋、刺汪案。在审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有人提出刺宋是王亚樵主使，而行刺者旨在杀宋而误杀了宋的秘书，属于打击错误，应负杀人未遂及过失致人死之责任。又说犯罪日期是民国21年（1932 年）3 月5 日以前（国民党政府曾颁布了一个所谓特赦令，民国21年3 月5 日以前的一些犯人部分特赦——笔者注），刺宋又出于预谋，因此不能因大赦减免其刑。还有人说既然是过失致人死，最重刑为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南京政府和法院最高负责人认为：此种为犯人开脱“罪责”之行为是置“党国利益”于不顾，王亚樵等人多次企图“谋杀党国要人”，且已造成严重后果，非处极刑不可。结果，余立奎、张玉华、贺坡光等人经南京法院公审后，处以死刑。在上海刺宋的刘刚、龙林、萧佩伟、唐明等人已先于他们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杀。
宋子文大难不死多亏了他的秘书唐腴胪。宋子文的家人为宋子文庆幸，说是不幸中之万幸。宋子文自己也说由于他的身量高过唐秘书，竟能幸免。
对于唐的死，宋子文自然是深感“悲痛”和“内疚”，他亲自过问唐的丧事，对唐的家属进行慰问和表示“歉疚”，并且把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塞给了唐家属。
自宋子文遇刺未遂后，他有如惊弓之鸟，不敢出头露面。恰在这时，宋子文的母亲倪太夫人去世了。宋子文一向讲孝道，可是母亲死的不是时候，要大事操办吧，怕有危险；办的一般吧，又太说不过去。宋子文是个很要面子的人，考虑结果还是要大办。南京政府颁给宋母“教忠报国”四字匾额。
为了安全起见，从为宋母守灵到宋母出殡，宋子文周围都是严严实实的保安措施。 1931 年8 月18 日宋母出殡，送葬的党国要人车水马龙。宋子文为自身安全起见，演了场“空城计”，先以三辆空车为幌子，引走了记者，然后再登车急驰而去，待记者再回过头来找宋子文时，他早已不见了。
办完宋母的丧事，宋子文仍是惊魂不定。实际上宋子文的危险也确实没有过去。 1932 年11 月28 日，宋子文在南京的公馆突然起火。这座公馆靠近南京的北极阁附近。当时的报纸上说，宋子文为给自己豪华的公馆添上一点儿野趣，硬是在房顶的瓦楞上铺些个茅草。火势冲天，房顶上的茅草一烧连成一片。后因扑救及时，损失不大，只烧了两间房子。这事发生后不到一个月，即12 月12 日上午，位于南京铁汤池的财政部又起火，不到一小时就焚烧楼房五幢，损失达一万余元。当时宋子文正在上海养病。南京政府对上述两起火灾原因一直没有公布。有人说纵火者的目标就是冲着宋子文的，却让他躲过去了。在这以后，宋子文仍不断接到警告信和恐吓信。 1932 年1 月2日，宋子文在上海法租界的住宅里又发现了炸弹，因发现早，未造成任何伤亡。 1933 年8 月，宋子文乘船由美返华途经日本横滨，一法西斯党徒曾企图利用宋子文登岸时刺杀他，结果未能得手。
在宋子文的一生中，除上述五次遇险外，还有一次，即是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自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部武汉后，武汉外国租界居住的外国人极度恐慌。一部分白俄充当英、法租界的巡捕或探子，专门搜集苏联在华人员的活动情况，与国民政府作对。 1927 年3 月，一名白俄分子怀揣武器窜进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被卫兵抓获，问其用意，他说要杀宋子文。宋子文一生之中所遇到的险情也许不止上述几次。
上海北站遇刺是对宋子文震动最大的一次危险。人们对这次事件也众说纷纭。除了广东反蒋派要断蒋介石的财源、干掉宋子文这种说法外，还有如下几种说法：一、粤系反蒋派认为江浙人排挤广东人，故广东人要联合一致对付江浙人，凡站在蒋介石一边的广东人都要拉过来。宋子文是广东海南人，应该算粤系，因此要把宋拉到粤系方面来。第一步是以理劝告；第二步是警告；第三步是惩戒。例如马超俊本是徘徊不决者，接连对其劝告和警告，迫使他不得不离开江浙派。刘芦隐与胡汉民是深交，刘以维护大局为由，在南京政府谋职。粤系对刘屡加劝告和警告，终迫使他解职。粤系对宋子文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法，先是劝告，宋子文不听；接着是警告信，宋子文不理；尔后是最后通牒，声言宋子文蔑视同乡意见，“孤行己志，助纣为虐，限其立即停止公债票发出，并于最短期间离开职守。”宋子文对最后通牒仍未理睬，于是粤系采取了刺宋行动。二、粤系对宋子文采取行动并不是要真的杀死他，而是吓唬吓唬他，所以才故意杀了他的秘书，以敦促宋子文站到粤系方面来。
三、上海北站刺宋案乃上海帮会头目之一杜月笙所为。上海是毒品集散中心，贩毒买卖是杜月笙等上海流氓的重要收入之一。当时宋子文力主禁烟。为了给宋子文点颜色看看，杜月笙派人在北火车站打死宋的秘书，以教训宋子文。
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给宋子文看看颜色，叫伊认得阿拉。”至于后来在捉拿刺宋凶犯的过程中，杜月笙积极配合戴笠破案，是要掩盖他刺宋的事实，故意作出一副姿态，以表白自己“清白无辜”。四、刺杀宋子文乃日本人的预谋。日本对宋子文亲英美，一直嫉恨在心，因此指使上海“青红帮”组织除掉宋子文。以上诸说，何者为是，有待进一步探究。
连若雪
清东陵古剑被盗记
古剑被盗
西元1928 年6 月的一天深夜，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了位于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的清皇陵——东陵。随着一声巨响，东陵地下宫殿的石门被炸开了，一群士兵举着火把涌进了阴森森的地下宫殿，将一柄古剑连同无数国宝洗劫一空。
此剑非同寻常，它乃弘历——乾隆皇帝的宠物，为清乾隆二十八年（西元1763 年）春新疆爱乌罕、巴达克山、霍罕、哈萨克各部所进贡品。此剑剑柄特长，上雕九条紫金龙，蟠身翘首，栩栩如生，象征“九九归一”，表示“真龙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剑身用镔铁打成，不锈不污，锋利无比，吹毛可过，削铁如泥。剑鞘用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太阳之下，华光灿然。当时，弘历皇帝佩带此剑登上“龙位”时，金銮生辉，犹如坐在万朵彩云之间，于是，他“龙颜”大悦、特以“龙泉”赐名。从此，弘历皇帝对此剑爱不释手，朝夕相伴。 1799 年这皇帝“晏驾”于养心殿，下葬时特将他生前最宠爱的龙泉剑陪葬，本意要他水享“九九之尊”，殊不知仅在一百年后便遭到了劫盗。
指使盗陵的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一军军长、流氓军阀孙殿英。他将所盗来的古剑及一些价值连城的珍宝独吞，并严密封锁消息。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终于败露，引起舆论大哗。总司令蒋介石扬言要“抓人法办”。
孙殿英做贼心虚，先是将一批赃品托人疏通上去，还把慈禧凤冠上的大颗珍珠镶在高跟鞋上送给了宋美龄。但这并没能平息舆论，孙殿英便厚着麻皮脸去托私交较深的戴笠“通天”，想以龙泉剑“孝敬”蒋介石，求得开脱。想不到，紧接着中原大战不久便是“九·一八”事变，时光茬苒，风云变幻，此事也就搁了下来。
古剑“失踪”
“七·七”事变后，孙殿英率部西进，停驻于山西五台山。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去该部“校阅”，并打算趁此机会讨取孙殿英早已答应了的古剑。
戴笠在五台山上“校阅”既毕，孙殿英便大摆宴席招待。酒足饭饱之后，戴笠露出话来，重提东陵盗宝事，孙殿英心领神会，一面忙不迭地请罪，一面立即交出龙泉剑，叩托戴笠代为疏通。
戴笠得剑，喜笑颜开，连拍孙殿英肩头说：“孙老弟，有了此剑，我包你后半生平安无事”。他视古剑如性命，生怕带它去巡视部队会有闪失，便电召军统局陕坝工作组（专门负责对内蒙一带的特务活动）组长马汉三，托他视陆路保险时，将此剑带交何应钦，由他转献于蒋介石。而他本人，则去河南，再转重庆。
戴笠回到重庆后，迟迟未见马汉三派人将古剑送来，发电催问，马汉三回答说，风云突变，为安全计，古剑仍留孙军长处，容日后再做计议。戴笠再去电问孙殿英，则杳无音信。此剑就这样神秘地“失踪”了。
蓝旗计画1940 年初，在华北开设走私公司的日军特务田中隆吉在张家口结识了一个自称是商人的“龙文先生”，田中隆吉决定同他做一笔走私生意，事前他对“龙文先生”做了一番侦查，不禁使他大吃一惊。原来这个龙文并不是商人，而是军统局的马汉三。田中隆吉立即会同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新一秘密逮捕了这个“龙文”，并且进行了突击审讯。 “龙文”被捕后，吓得魂飞魄散，没等用刑便招了供：原来日本关东军蒙疆兵团入侵内蒙后，在成立傀儡政权问题上，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与日军意见有出入，再加上与云王（云端汪楚克）有矛盾，就计画离开日方，便秘密与军统局发生了联系，双方拟定了一个“蓝旗计画”。按这个计画，由军统局派人帮助德王自内蒙出逃，取道包头，过黄河，然后由国民政府派部队接应去重庆，参加抗战阵营。为保证出逃顺利，他们还商定了秘密电台的呼号，规定了通讯时间和密码，以及秘密联系、会见的地点。军统局方面的代表为马汉三，他每次来到张家口，都化名“龙文”，以“看病”为名在华北医院与巴彦喀拉盟公署官房主任贺云章、梁芝祥等人联系，然后与德王秘密会见。
马汉三不仅供出了“蓝旗计画”，出卖了有关人员，而且，为了讨得活命，他还献出了自己截留下来的那柄五尺龙泉剑。原来，马汉三自知在军统局混不长，想将此剑带往国外，换得荣华富贵，于是他将古剑私吞又向戴笠报了谎。
田中隆吉见剑大喜，自然答允“龙文”的请求，便将他释放，而把“蓝旗计画”的有关人员杀的杀，关的关。马汉三呢，被释放后装出“逃”出了“虎口”，来到北平，向军统局电告了自己“九死一生”的脱险经过，骗得了信任，翌年，调任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
古剑换主1940 年12 月，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被调回国。日本陆军当局已经对他不怀好感，这点他很清楚，所以在回国之前路过北京时将这柄龙泉古剑交给金壁辉（川岛芳子）妥为保管，以防止回国后受到宪兵的“整肃”和红眼伙伴的追查。他当然设想有朝一日重来北平取回宝剑，殊不知这一去便没有再回来，直到日本投降。
1945 年10 月11 日夜，一队便衣特务包围了北平东四牌楼九条胡同34号金壁辉的住宅，特务们破门而入，将金壁辉捆起来，并用黑布袋套住了金壁辉的头。为首的便是那个曾经化名“龙文”的马汉三。这时候，他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平津肃奸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北平行营（后改为行辕）军警督察处的处长；秘密身份则是军统局平津办事处的主任，已经是身兼三职的华北要员了。他执掌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专横跋扈，一手遮天，外号人称“华北王”、“马王爷”。他经过多方调查，得知那柄龙泉剑藏在金壁辉处，便亲率特务以逮捕汉奸为名，对金宅进行“大搜查”，足足用了两个小时，在金宅地窖中搜到了这柄举世无双的古剑。于是，宝剑又换了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