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剑的归宿1946 年春节前，军统局长戴笠携人事处长龚仙舫去北平搜罗汉奸，组织内蒙反共特务队。行前，蒋介石授意他们借用日本人的力量，特别关照可以起用金壁辉。戴笠、龚仙舫衔命飞北平，在弓弦胡同14 号戴笠住处秘密“提审”了金壁辉，并且如实地向她交了底。金壁辉摸到戴笠此行的底细之后，即向他告密，径自道出了马汉三一心想置她于死地的内蕴。他说马汉三亲自带人从她家中搜去了那柄古龙泉宝剑，自然会知道她已掌握了他投敌的内幕，因此，想杀死她以灭口。
金壁辉的话，引起了戴笠的特别注意，当说到马汉三曾经搜去那柄古龙泉宝剑时，便问得非常详细，从剑体的长度到剑柄、剑鞘的金龙和宝石都没有放过，当他确认这剑就是当初孙殿英从东陵盗去的乾隆御剑时，便显得非常激动：多年的悬案终于有了下文，心中无比愤恨，决定选择恰当时机剪除这个“异类”。当时的北平还是李宗仁桂系的天下，为防止马汉三倒戈，老谋深算的戴笠决计不去打草惊蛇，只要龚仙舫透过话去，索要“从金壁辉家中搜出的古剑”，其他一律压下不提。
再说，马汉三得知戴笠亲自提审金壁辉后，知道自己投敌的内情败露，便和自己最贴心的秘书刘玉珠商量对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掉戴笠。所以，当龚仙舫提出古剑一事时，马汉三表现得极其“识相”，不仅立即献出剑来，并作了许多掩饰，说他如何“脱险”，又是如何“保护”了古剑，同时还另外馈赠了许多搜刮来的财宝，足足十大箱，亲自押往弓弦胡同。
戴笠财迷心窍，对于马汉三贡献上来的财宝照收不误。 3 月16 日，戴笠心满意足地带着古剑和10 大箱珍宝乘专机从北平经青岛飞往上海。殊不知马汉三已派刘玉珠巧妙地在木箱中安放了定时炸弹。飞机到了上海上空，正值降雨，机场拒绝着陆，只好改飞南京，及至江宁县上空，木箱中定时炸弹爆炸起火，飞机便一头栽在并不高的戴山上。
戴笠座机“撞山”后，大火三日，将10 箱国宝级书画烧得干干净净，独留一只宋雕羊脂白玉九龙杯，再就是那柄弘历——乾隆皇帝的五尺龙泉剑。
那剑虽遭大火饶烤，鞘柄俱毁，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后来据说，它被葬入戴笠棺内，再次陪同“帝王”殉入地下了。
樊耀南勇刺新疆土皇帝杨增新
这是1928 年7 月的一个深夜，新疆外交公署后花园中寂无人声，风静静地吹拂着草木，月色朦胧，一切都沉浸在酣梦之中。万籁俱寂，唯有西厢房窗户上的灯光仍然亮着，灯下，新疆交涉署署长兼军务厅长樊耀南正与北梁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教务主任张纯熙等研究着一项计画，每人都处在激动、兴奋的情绪中。当最后拟定省政府委员及厅长名单时，樊轻轻嘘出一口气，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此时，新疆正处在非常时刻，一场刺杀省主席杨增新的政变就要开幕了。
7 月7 日是极不平凡的一天，这天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举行第一期学生毕业典礼。清晨，当东方吐白、旭日初升的时候，迪化（今乌鲁木齐）城中大街小巷已经活跃起来了，只见车马穿梭，川流不息，省主席杨增新、各厅道文武官员纷纷赴校庆贺，全城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正午时分，毕业典礼圆满结束，军务厅长樊耀南以学堂监督的资格大宴来宾。酒席一共3 桌，设在后堂，杨增新以省主席身份居中坐下；樊耀南陪伴苏联驻迪化领事乌尔夫夫妇坐在西边的桌子上。杨增新心情特别愉快，不断回头催着侍者，让他们赶快上菜。
头道菜鱼翅刚刚上过，教务主任张纯熙欠起身准备敬酒，他微笑着抓起一只酒瓶，不知是高兴过度，还是粗心失手，只听“砰”的一声，酒瓶落在桌上，把大家都吓了一跳。樊耀南回头瞄了一眼，随口问道：“酒菜都齐备了么？”张纯熙点点头：“备齐了。”樊耀南欣然起身与苏联领事碰杯。此时，一个身穿蓝色长衫的侍者手端酒菜匆匆而入，他径自朝杨增新走去，说时迟那时快，一声枪响，震撼大厅，杨增新胸部顿时涌出一股血柱，他大吃一惊，抚胸问道：“干什么？”“砰砰砰……”又是7 枪，昔日荣耀全疆的独裁者应声倒在血泊之中。
霎时，大厅一片混乱，赴宴者没命地向外逃，蓝衫侍者一拥而进，杨增新的卫士正在吃抓饭，听见枪声，也向里间猛扑，双方打作一团。几分钟后，蓝衫侍者控制了局面，他们纷纷团聚在樊耀南周围，听候他的指示。樊看了看地上的杨增新，咬牙朝尸体又开两枪，接着，挥手率众朝督军公署直扑而去。
督军公署是前清新疆巡抚的衙门，平日里，杨增新在三堂上房办公，堂前加了一道3 尺多高的木栅门，栅门闭关加锁，白天也有士兵守卫。樊耀南率队冲入督署时，卫士见军务厅长大驾光临，不敢怠慢，急忙开栅让进。此时政务厅长金树仁正在二堂西厅办公，他见樊耀南与士兵匆匆进入，十分吃惊。正在狐疑间，军界首脑杜发荣的儿子杜国治闯了进来，杜匆匆告知事变真相，于是，金、杜联兵将督军公署围得水泄不通。
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樊耀南寡不敌众力竭被捕。晚上，金树仁开堂审讯，他以叛乱罪残酷宰杀了政变者，一场风波悄然平息。
樊耀南刺杀杨增新构成了新疆历史上著名的“七·七”政变，它来得快，走得也快，原因则必追寻到樊、扬长达10 年之久的权利、政见纠纷之上。
樊耀南，字早襄，湖北公安人，是游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清朝末年，新疆追随内地厉行新政的时候，樊耀南来到边陲担任了地方检察厅厅长兼政务学堂教员的职务。辛亥革命后，他回到内地，进入北洋政府国务院，当了秘书。 1917 年，新疆阿克苏道出缺，因内务部长张国淦推荐，二次赴新，受任阿克苏道尹。樊耀南属于思想新颖、不同凡俗的人物。
1918 年，他到达迪化，当时，新疆正处在省主席杨增新的摆布之下。杨增新是云南蒙自人，伊犁革命后当上新疆都督。他统治新疆多年，有一套不同常人的控制办法。在政治理想上，杨增新追求“小国寡民”、“鸡犬相闻”的儒道哲学；政治态度上，对中央“认庙不认人”，不管谁做总统，一概通电承认。他憎恶一切新思想，对内地来新谋生的知识份子一概抵制，拒之门外。
至于对北京派来的新派人物，更是心存猜忌，极不欢迎。樊耀南到达新疆以后，杨增新不让他到鞭长莫及的阿克苏去，不仅如此，还把他软禁起来。一个月后，樊耀南资遣随从，杨增新这才呈请北京，就近给了他迪化道尹的职务。
樊耀南在杨增新的夹缝中生存，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受着牢笼：优越的地位，丰厚的薪金，不时而来的奖励，只是不能自己行事，更不能发表新思想、新见解。他感到苦恼，因为自己不是除了升官发财，别无所思的人，他还有政治抱负。他认为新疆太黑暗了，贪官污吏遍布，同时文化教育落后，民族关系复杂。但他无处用武。 1924 年，杨增新在中学毕业生基础上办了一个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樊耀南以学校为突破口，暗自将湖北籍的北京俄文专修馆学生张纯熙调进新疆，当了教务主任。这样，轻而易举，夺得了杨增新培养人才的基地。樊耀南持有中央特派员这张王牌，本人精明强干，久而久之周围竟也聚起了一批两湖同乡，一些攀龙附凤、趋炎附势的人也自动投上门来。
1928 年，关内风雷激荡，国民革命将北洋政府冲得四分五裂。 6 月12日，奉军退出北京，中国成了国民党的天下。北伐袭来之时，杨增新惯伎重演，对中央认庙不认人。他看到张作霖被炸死，中央搬到南京去了，急忙通电承认国民党政府。他重新拟定了一份政府委员名单。这份名单继续保持个人专制的局面，各厅道委员除樊耀南外一律照旧录用。樊耀南感到，一旦新政府组成，杨增新必然拿自己祭旗，而北伐革命正是铲除祸害、施展宏图的好机会，于是，十年仇恨一旦爆发，刺杀杨增新的计画终于制订出来。
樊耀南在刺杀杨增新后被杀身亡。在紧接而来的金树仁统治时期，新疆依然如故。
张凝
银行家朱成璋命殒杨树浦
民国初年，上海静安寺路一带还属郊外，但到了20 年代末期，一幢幢高楼兴起，商业贸易日趋繁荣，居民日渐密集，南京路的黄金地段迅速由东向西延伸了。可是静安寺附近还有一片附属于寺院的空地尚未开发。这片空地被上海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璋看中。朱成璋是一位有远见的企业家、银行家，他料想在此买地造屋，将来必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于是携同国货银行的庶务、亲信周子斌与寺院的方丈洽谈承租事宜，顺利地签订了协议书。这片空地约有10 多亩（即现在的大发南货店周围），朱成璋计画建造多幢楼房，然后出租。据朱估计，可获巨额利润。
正当朱成璋筹备大兴土木之时，不料祸从天降。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也看上了这片空地，张派遣其儿女亲家、同乡、亲信俞叶封到静安寺我方丈谈判购买这片空地的事宜。方丈回答俞叶封说，寺院土地不可出卖，俞提出要租几十年。方丈告诉俞说已租给了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璋，并拿出和朱办理的租地契约给俞看。俞略看了一下，愤然离去。
两天后，张啸林带着随从，耀武扬威地来到愚园路的朱成璋公馆。进入客厅一坐下就大大咧咧地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朝来谈一桩事体，静安寺的那块地皮，你租下来派不了多大用场，要够朋友的话，把它让给我，我有用场！”朱成璋回答说：“我已经和老方丈签了约，我租下这块地已经安排了开发、使用计画。”为了避免与张啸林正面冲突，朱成璋竭力缓和谈话气氛，接着说：“张先生，目前这一带地区还另有空地，我可以帮助您另外找一块，……”张啸林不等朱成璋把话说完即打断了朱的话，直截了当地说：“不必！不必！我就喜欢静安寺地段！”朱成璋为了打破僵局，认为只有作出些利益上的让步，才能息事宁人，于是提出：“我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租的一块地尚未动工，这里离静安寺不远，看在张先生面子上，我愿意把爱文义路那块地让给张先生！”朱成璋以为通过这一交换条件，可求得破财免灾。不料，盛气凌人的张啸林不给朱成璋任何余地，他听了朱的话很不耐烦，把衔着的大半支香烟，噗地一声吐出去，落在厅内二米开外的地板上，按照流氓的习惯动作，把衣袖一卷，胸前纽扣解开，高声骂了句：“娘的个×！谁要你爱文义路的鸟地！老子就是看上了静安寺的这块！”
金融、工商界人士一贯把高额利润看得很重，这是朱成璋不肯将已租到手的未来黄金地段的地皮转让给张啸林的基本原因。但除此之外，朱认为，不应当屈服于张的横行霸道，于是，他用半抗拒半求情的语气说：“张先生，请原谅，这也是实在难以从命的事，请原谅！”张啸林把桌子一拍，忽地站起身，恶狠狠地说：“不要敬酒不吃！”迈大步“噔、噔、噔”走出去，临上车时，又歪着头斜视了朱成璋一眼，说了声： “那就走着瞧吧！”
朱成璋送走张啸林后，朱太太和朱的亲信周子斌都感到张啸林最后的话中含有杀机，劝告朱成璋在各种场合都要小心。
自从朱府中张朱“谈判”破裂后，朱成璋起初处处提防，警惕张啸林的“暗箭”，但过了个把月，未见动静，朱成璋的警惕性渐渐松懈，认为流氓的手法之一正是恐吓，张啸林不过是耍耍恐吓的手段而已。朱很少夜间出门，即使夜间出门也有保镖，而白天外出活动却不再顾忌，认为光天化日之下，张啸林能如之奈何。
一个风和日朗的早晨，朱成璋带着爱女和护士邓小姐，乘坐自备汽车准备赴龙华游览。汽车刚开出弄堂口左转进入愚园路，突然从马路旁窜出四个绑匪，向朱成璋的汽车猛开数枪。朱成璋小腹中弹，血流如注，邓小姐手掌被射穿，血流不止，又哭又叫。朱小姐吓得昏倒在车上。汽车被迫停下来。
两个蒙面绑匪打开车门，把朱成璋拖入绑匪的汽车，向东急驶而去。朱成璋的汽车司机，连忙驱车回到朱府向朱太太报告。朱太太又惊又急，不知所措，连忙找到周子斌等亲信人员商议办法，经分析，认为肯定是张啸林所为，张跟法院、警方有勾结，包揽诉讼，因而通过官方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只能通过“黑道”疏通。于是大家商定由周子斌带上厚礼前去拜见上海青帮三大亨，请求指点赎票办法。
周子斌先到八仙桥钩培里黄公馆求黄金荣帮助，黄拒绝调解这一案件。
周子斌又到华格桌路（今宁海路）杜公馆拜见杜月笙，杜月笙虽然热情接待，表示关切，但没有提出解决方案，上海青帮三大亨这时已产生一定的矛盾，各成派系，自己的活动不愿让别人插手，见面时彼此心照不宣。周子斌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来到杜公馆隔壁的张公馆，张啸林傲气凌人，闭门拒客。
朱太太从自家汽车上和马路上留下的血迹分析，朱成璋的伤势相当严重，她派人到上海各医院查询，都没有朱成璋就医的线索。时间耽误久了，朱太太心急如焚，唯恐朱成璋的伤势恶化，得不到及时救护。朱太太在万分焦的中与好友亲朋共同商议出又一方案，即请中国与交通两大银行的常务董事钱新之帮助，因为钱也是帮会界上层人物，与政界、金融界都有来往，称得上是上海滩的头面人物，并且钱新之与朱成璋也较熟悉。果然，钱新之为朱太太指点出了一条门路，即请青帮“大”字辈的张仁奎帮助，此案也只有请张仁奎出面为官。
张仁奎字镜湖，山东滕县人。清末投身军旅，加入同盟会，曾任江苏通海镇守使，驻守南通，后升为北洋军杰威将军，1927 年兵败去职。
张早年参加青帮，追随过帮会武人徐宝山（徐老虎），去职后寓居上海，以青帮“大”字辈身份，广招门徒，在上海青帮界有“祖师爷”身份。以至连蒋介石接见他时也称之为“张老太爷”。
原来朱成璋早年曾帮助过张仁奎。张早年在南通时是靠了朱成璋的引荐才成了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弟子，从此为其步入上流社会奠定了基础。
张仁奎不忘朱成璋当年的恩情，一听说朱成璋有难，一口答应负责营救。
不久张仁奎即以电话通知朱太太，朱成璋已有下落。那边传话来说，同意赎票。并将赎票金额和办法告诉了朱太太。并约定，见到朱成璋时，将一麻袋钱扔在朱身边的地上，然后直接把朱成璋送到海格路红十字医院（今华山路华山医院），朱太太可在红十字医院等候。
朱太太马上取出准备好的大堆钞票装进麻袋，又亲自将麻袋用火漆封好，然后托周子斌火速乘汽车赴杨树浦办理赎票。
从朱公馆到杨树浦路途遥远，周子斌到达杨树浦约定地点时，已是黄昏时分。当时杨树浦一带还是荒野一片，水塘、河汉、芦荡纵横，农田中夹杂着一片片荒坟野家，人迹罕见。周子斌走出汽车，扛着沉重的一麻袋钞票，在暮色苍茫中沿着坎坷的田埂，一步步摇摇晃晃地向前探索，四周寂静的有几分恐怖气氛。周子斌一面艰难地往前走，一面不断地压低嗓音呼唤着：“朱先生，朱先生……”突然，他听到前面似有一点微弱的呻吟声，走上前去凝神一看，只见田垄靠墓地边沿上躺着一人，仔细一看正是朱成璋。只见朱成璋浑身血迹，已是气息奄奄。周子斌连忙放下麻袋，抱起朱成璋往回走，上了汽车，直驶海格路红十字医院。
朱太太早已心如火燎般地守候在红十字医院门前了，见到浑身血迹的朱成璋，泣不成声地喊了几声，朱成璋勉强睁开双眼向朱太太望瞭望，随即闭上了双眼。因流血过多，未得及时救护，一句话未说即溘然长逝了。
朱成璋惨案惊动了上海银行界、工商界、新闻界，然而新闻界当时未敢揭露张啸林罪恶，只简略报导了被绑架的朱成璋已有下落，其他话一概未说。
朱的家属也未敢向法院诉讼。
郭绪印
张绍曾被刺内幕
西元1929 年3 月21 日晚8 时许，坐落在天津日租界地旭街利津里的彩凤班楼上客厅里，突然传出了“嘭！嘭嘭！”三声沉闷的枪声。紧接着，一个仆役打扮的彪形大汉，提着带有硝烟味的手枪从容下楼，出大门向南拐，钻进一辆早已停候在那里的汽车里，扬长而去。
这时，彩凤班里乱作一团。那些被枪声惊扰了歌迷酒梦的妓女和嫖客们，三五成群地聚拢在楼上楼下，互相询问、窃窃议论著。在二楼客厅中央，一个年约50 岁左右，身穿古铜色缎皮袍的人，奄奄一息地躺在血泊之中。屋里的人个个丧魂失魄。只有直隶督办公署总参议赵景云忙得团团转。他一面虚张声势地叫喊捉拿凶手，一面声嘶力竭地给各处打电话；时而通知医院来人抢救，时而报告检察厅派员检验，直到一辆汽车把受伤者拉走，一场惊乱才告平息。
第二天，天津《大公报》二版以醒目标题登载了“张绍曾昨夜遇刺殒命”的新闻。详细报导了现场情况，而对于行刺原因却讳莫如深。一时间，各种猜测纷坛，有的说是仇杀，有的认为张绍曾既然死于青楼，多半是争风吃醋的桃色事件。稍明底里的人则认定这是一起政治谋杀案。
张绍曾被害究属何因，谁人指使？这要从头说起。
1923 年6 月，张绍曾从国务总理任上被逐下台后，虽息影津门，仍关心着国家的和平统一。由于他对北方军阀已经失去信心，便把希望寄托于广州国民政府。 1926 年9 月，冯玉样誓师五原、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后，于1927年率部进入河南，配合北伐军与直系军阀作战，势力逐渐扩大。冯玉祥后来又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北伐，直指山东、河北，对张作霖奉军形成严重威胁。在此期间，张绍曾与冯始终保持信使往来，他利用其特殊地位与身份，在天津组织薛笃弼、丁春膏、刘之龙、刘治洲等人，积极收集奉军的军事动态和部署。为了及时把得到的情报提供给冯玉祥，张绍曾不惜重金买了一部电台由丁春膏负责，每天与冯部联系。有时一日数电。他自己也常写信给冯玉祥，询问战况，为冯出谋划策。张绍曾知道，他的这一行动一旦暴露，必然会引起张作霖的忌恨。所以与冯的联系非常秘密，自己的社交言谈也格外谨慎。尽管如此，还是也一件事上被张作霖看出了破绽。
1927 年，他的胞弟张绍程（字敬纯），从法国留学回来，想在政界或军界谋个差事，要求哥哥为之引荐。张绍曾认为，当时北方军政界被军阀政客所把持，整个北洋政权在摇摇欲坠。在他们手下没有前程可言。于是，便劝弟弟暂时在家中复习学业，以后有机会再谋职业。张绍程知道哥哥与冯玉祥友谊素深，便要求介绍他去河南投奔冯的北伐军。绍曾不便明言，劝阻说：“你要替为兄着想，暂时不可去冯部。”绍程见哥哥这也不允，那也不同意，产生了误解，顶撞说：“你已功成名遂就不管弟弟了。好吧，我去闯自己的路，请哥哥不要妨碍我。”张绍曾见弟弟不理解自己的苦衷。只好嘱咐：“凡事谨慎，千万别让人抓住把柄。”于是，张绍程去河南，冯玉祥为他在军中安排了个职务。此事被张作霖探知，对张绍曾与冯玉祥的关系引起了注意。
这时，原属直系的军阀孙传芳被北伐军打败后投靠了张作霖。孙在1925年任浙江督军时，经张绍曾派人从中联络，曾与冯玉祥约定共同起兵攻打奉张。但浙奉战争在南方打响后，冯在北方却按兵不动。为此，孙传芳以为是张绍曾与冯玉样合谋欺骗他，想坐观成败，借刀杀人，因而对张、冯深为不满。他投靠张作霖后，经常在张面前挑唆，说张绍曾代冯玉祥运筹筛幄，而且和冯系一班人秘密往来，策划反奉。这就使张作霖对张绍曾更加怀疑起来。
张作霖为了试探张绍曾，派邢士廉到天津，假意请张绍曾出面调停他与冯玉祥的关系，以息争修好。邢见到张绍曾说明来意后，张听了气愤地说：“你告诉大帅，叫他先把军队都带出关外，再来和我商量。”邢士廉碰了钉子，回北京如实汇报。张作霖对张绍曾更加怀恨，遂生杀心。张绍曾也知道张作霖必不肯善罢干休。一些朋友劝他离津南下暂避，张绍曾却认为：冯玉祥所率北伐军已打到山东，很快将进入河北境内，急需自己提供奉军方面的情报，在此时刻自己不能抽身他去；况且假若奉张有杀人之心，必然早有部署，走出津门必不容易；加之家人也阻拦他离津，所以未能成行。不过，为了防止意外，他格外加强了戒备。他在英租界44 号路公馆里，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不再参加应酬活动。
随着北伐战事的顺利进展，京津形势日趋紧张。张作霖在部署军事总撤退的同时，也加紧了阴谋杀害张绍曾的策划。张作霖经与直隶督办褚玉璞密谋后，于1928 年3 月派亲信王琦到天津，由直隶督办公署总参议赵景云出面，在3 月21 日在天和玉饭庄宴请住津朝野名流。他们怕张绍曾不来参加，事先安排谢玉田、刘茂正两人找到张绍曾的门婿吴道时（吴佩孚继子），由他带领前往张公馆送请柬。届时，赵景云又让绍曾的同乡族叔张觉五（字会卿）
亲到公馆邀张一同赴宴，并答应事成之后保荐他为道尹。张觉五曾任江北道尹，赋闲已久，多次投奔赵景云想谋差事。这次见赵当面许愿，自然竭力效命，21 日下午5 点便到张公馆，催促绍曾同往。绍曾当时因身体欠爽本不想参加，但碍于族叔情面，只好吩咐备车。不料汽车刚开出车库，前轮胎坏了一个，张就嘱咐差役打电话辞谢，表示不能赴宴。张觉五着急他说：“瑶蕴（赵景云字）叫我代他诚意奉请，你不去，我怎对得起瑶蕴！”绍曾无奈，只得命司机王以达换上备胎，与觉五同车前往，另有卫兵苏以行、刘富友二人随车护卫。宴后，赵景云又约靳云鹏、张绍曾、张文生、李厚基等十几人，到彩凤班名妓花玉宝（湘阁老六）处喝茶小坐。随从卫士们都被引开去。
这时，有个仆役打扮的人手持信件直径上楼，说有要函面交张总理，急候回信。张绍曾闻报从屋内来到客厅，一面问哪里的信，一面伸手去接。那人迎面就是一枪，张绍曾用左手一挡，子弹穿透手掌。接着又是两枪，一枪由左耳穿入头颅，一枪打进肺部。张绍曾当即昏倒在地，在送回家中后第二天凌晨死去，时年49 岁。
张绍曾被杀后，官府大肆张扬，要缉拿凶手。事发第二天，天津县知事兼督署军法官王士申下令把彩凤班的老鸨、妓女、杂役人员一齐逮捕，逐个审问，关押多日。直隶督办公署也通牒日租界员警署协助缉捕凶犯。但这套欲盖弥彰的把戏是无法欺惑世人的。日租界员警署侦探长刘寿岩一句话揭穿了他们贼喊捉贼的真相。他说：“他们杀人却叫我们缉凶，假戏做得跟真的一样，亏他们装得像。凶手下落我们倒知道，是从北京来的，叫他们到大帅府里缉拿去吧。 ”张绍曾家人也知道是张作霖派人所为，因惧怕祸及余亲，不敢认真追究。
顾恒敬
上海阔佬魏廷荣被绑案
上海青帮“大亨”势力遮天，以至操纵司法诉讼。这类事件比较著名的有：30 年代《锡报》记者宋痴萍在《杂谈》一文中，涉及到杜月笙的私生活，该报主要负责人吴观蠡被杜抓去毒打，经人调解，罚吴请了20 桌酒筵，宋痴萍被杜指使手下流氓打得遍体鳞伤，此后卧床不起，不久丧命，年仅30 多岁。
吴与宋的家属、亲友都知道杜操纵司法诉讼，无处申诉。 20 年代未上海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璋，被青帮大流氓张啸林绑票时受枪伤，因未得到及时抢救而丧生。朱氏家属明知是张啸林所为，但始终未敢起诉。上海布业巨头曹启明于30 年代为了供老父颐养天年，在漕河泾附近建造一座曹家花园（今漕溪公园），只因该园在布局雅致和气派宏伟等方面都超过了黄金荣的黄家花园，引起黄金荣的忌妒。黄指使门徒王文奎将曹绑票，虽侥幸逃出魔窟，却仍被黄的门徒勒索了20 根金条。事后曹迫于黄的黑社会势力，不敢向司法当局起诉。由于上海帮会流氓“大亨”的势力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司法诉讼，所以不管是工商巨富，还是银行巨头，一旦遭到帮会势力欺压，大都忍气吞声，即使财破人亡，也不敢诉诸法庭。
一、魏廷荣遭绑票巧脱险魏廷荣在上海法租界的权势和财力非同一般，他是唯一能与青帮“大亨”杜月笙抗衡的人物。魏是位天主教徒，精通法语，曾留学法国，与法租界当局关系密切。早年经营地产，在徐家汇一带拥有大量地产，上海人传说徐家汇2/3 的土地属于魏廷荣所有。他的岳父朱葆三，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法租界第一条以中国人命名的马路就是朱葆三路。魏廷荣靠着精通法语，到过法国，又靠着岳父的牌头，成为特别受宠于法租界当局的人物。黄金荣曾和魏廷荣争夺美女吕美玉，结果迫于魏的权势，向魏让步。魏廷荣不仅担任中法银公司经理，兼营地产、古董业，还担任法租界公董局的华董兼法租界华人商团司令（又称法租界义勇队总司令），并与驻沪法国领事及其所属各机构上层人物关系密切，是个“兜得转”的头面人物。
1929 年7 月24 日上午10 时50 分左右，魏廷荣携同三个幼年子女乘自备汽车从设在朱葆三路（今溪口路）、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口的中法银公司向西行驶。突然遭遇到持枪绑匪拦截。绑匪将司机和两个孩子赶下车去，然后跳进车内，把车向南开去。车到民国路（今人民路）口时，绑匪又将第三个孩子赶下车，只押着魏廷荣急驰而去。
途中，绑匪用浸了蒙汗药的手帕蒙倒了魏廷荣，剥去魏的衣裤。车到南码头，绑匪们将魏抬上小船。经二、三小时行程，126 来到南汇县六灶村樊庭玉家中。六灶村位于浦东远郊，河流纵横形成水网，除小船之外，无任何交通工具与外界相通。樊庭玉是地保，没有人敢来寻他的麻烦。魏廷荣在樊家被藏匿50 天，居然没有一点风声透到上海。偶尔有邻人到樊家串门看到魏时，樊庭玉说是自家亲戚在此养病，邻居们也就信以为真。
樊庭玉是位农民，秉性善良，对魏廷荣十分友好。
魏廷荣被绑架的消息使全上海受到震动，法、英两租界巡捕房及华界的警察局十分紧张地部署侦破任务。各车站、码头、关口、要隘都被封锁，严密检查，同时又利用流氓帮会从黑社会内部突破。但都未获结果。
魏廷荣被绑3 天后，魏的原配夫人即朱葆三的长女朱二小姐收到绑匪一信，约定她夜间去杭州碰头并警告其不许向警方报案”。绑匪向其面交了魏廷荣亲笔写的纸条，说明魏活着，要家中人准备赎票款项，并出示了魏随身佩带的金壳怀表作为信物。还向朱敲诈了“见面礼”1000 元，却未宣告勒赎金额。
魏廷荣被绑票后，新闻界大肆渲染，更加引起各方注意。朱二小姐和魏的爱妾吕美玉不断收到各种来信和报告，巡捕房疲于奔命，但毫无进展。 8月24 日，一封署名“大侦探密告”的信邮寄到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天祥花园魏宅，信中说：“廷荣被绑去至今无信，侦探捉强盗只捉外人，所以自己人做绑匪，侦探天大本领也捉不住。何况这个人是拜山人作者头子，而又是商团教操官，是自己人，只是手里没有钱，所以他就横了良心做绑匪，绑自己连襟。”
吕美玉接信后，大为吃惊，连忙找朱二小姐商量，决定将此信交给巡捕房。
“大侦探密告”中所说的那位魏廷荣的连襟是赵慰先。赵早年留学法国，经赵的母舅朱竹坪介绍认识了魏廷荣，魏将其安排在中法银公司当职员，以后又请他在法租界义勇团当教操官。因住在魏家，认识了朱葆三的小女儿“朱九小姐”，最终和朱九小姐恋爱、成婚。
赵慰先住在魏家时，伪装得非常老实、正派，不仅穿着打扮很朴素，而且说自己不会抽烟、喝酒、赌博。可是当他和朱九小姐结婚后，真面目便暴露出来了，不仅吸烟、喝酒，而且经常到杜月笙在甡吉里所开设的赌场里赌博。不到二、三年，就把朱九小姐陪奁的数万元家产输得精光，于是就在魏廷荣头上打主意了。
9 月15 日上午，康脑脱路（今康定路）304 号发生凶杀案，巡捕们在现场捉到凶犯一名。该犯恰巧也是魏廷荣被绑案中的一名绑匪，他交代出魏被藏在六灶村樊庭玉家中。公共租界捕房急忙把这一资讯报告法租界捕房。法捕房当即派出西捕头目鲍尔第和华捕探长金九龄等人赶往六灶村。
当中西探警突然闯入樊庭玉家中时，樊家却空无一人。巡捕们唤醒村民询问，将魏廷荣的照片拿给村民辨认，村民说曾在樊家看到过此人，但谁也说不出现在到哪里去了。
原来，9 月15 日傍晚，樊庭玉的叔父、绑匪樊仁根突然来到樊庭玉家，说是康脑脱路有人被捕，巡捕房已经得知魏廷荣藏在这里，最迟明天就会赶来，樊仁根对樊庭玉说准备“撕票”灭迹。但秉性善良的樊庭玉执意不肯“撕票”，两人争吵得几乎打起来。魏廷荣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樊庭玉救他一命。
樊说，如他救了魏，同伙们不会放过他。魏廷荣恳切保证，如能得到搭救，将负责养活樊庭玉终生。樊庭玉动了恻隐之心，终于决定救魏廷荣出险。两人商定，先一起赴苏州，到魏廷荣娘舅家避避风头，后来魏经其母舅王晋康联系，在上海法租界义勇团的保护下，回到上海家中住了3 天，又启程赴北京避风头。魏实践诺言，报答了樊庭玉的救命之恩。
二、诉讼案曲折变幻黑手慕后隐藏黑手
有关魏廷荣遭绑架案的侦缉事宜，上海法租界捕房先后查获有关人犯朱竟成、陈仲衡、唐士良三人。 1929年10 月4 日，法捕房将朱、陈、唐三犯解往会审公廨受审，审讯结果，宣布该三犯各押西牢五年，期满后驱逐出境送内地官厅按律究办，另赔偿被害人纹银一两，由三犯共同负担（属于规定的象征性赔偿）。在案件审理的第一阶段中，除了魏家接到的具名“大侦探密告”的信件外，未发现赵慰先与魏案有关系的证据。赵仍逍遥法外。
1931 年6 月，公共租界在处理别的案件中，案犯蔡维才供出曾参与绑架魏廷荣。法捕房闻讯，于6 月6 日要求公共租界法院把蔡移提到法租界，就魏案重行侦讯。蔡供认魏案的教唆者是徐忠清、吕若望、樊仁根及一刘姓等人，真正教唆者是赵慰先。会审公廨对赵慰先、吕若望等发出缉捕文票。吕若望被押沪后于7 月2 日受审，据供，赵慰先要绑架魏是由在逃的邹惧恩透露给他的，绑魏案是邹托徐忠清帮忙邀人进行的。
这期间，会审公廨正在撤销，直到8 月7 日吕若望、蔡维才被解到新成立的法院开审。蔡维才却翻了口供，说在捕房的口供被外国翻译译错了。这显然在幕后另有原因。同时，由魏廷荣委托为代理人的徐延年律师向法庭请求对被指为主谋犯的赵慰先拘案法办。但是赵在1931 年以前已离开上海，就任财政部税警独立第六营营长，驻在苏州。法捕房请魏廷荣状请法院补办到内地捕人的手续，并要魏派其长子魏元生伴同捕房探目，携公文赴苏州。于8 月21 日投请吴县公安局侦缉队协助，在赵慰先乘坐自用包车驶过三多桥附近时，由魏元生拦车指认，逮捕了赵慰先，次日押赴上海，于24 日解到法庭归案审讯。当天，由捕头鲍尔弟及译员王均把吕若望及已判刑的陈仲衡押到法庭与赵对质。吕若望、陈仲衡均供认此人为赵慰先，并说听到赵慰先谈过魏廷荣为富不仁故要将其绑架。但是赵慰先坚不承认指怔他的人与他相识。
法院又两次开庭，提讯陈、吕，口供都没有变化。可是同案犯朱竟成，不仅没有说赵参与此案，反而说魏廷荣曾指使180 号巡捕和魏自己先后到押所三次，唆使他要报出赵慰先来，被他拒绝。魏和主持追诉的法捕房都驳斥了朱的供述是反诬。
赵慰先通过他的辩护律师，提出了财政部税警总团的公文，辩称不论赵是否犯了罪，因为他有现任军官身份，都不应受通常法院审判。 1931 年11月28 日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宣告判决，对吕、蔡两犯以共同掳人勒赎罪，分别判无期徒刑及20 年有期徒刑。而对赵慰先彼诉却宣告不予受理，认定赵被捕时系军人身份。 1933 年5 月30 日，设在法租界内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把一直在押的赵慰先提庭，宣布移送淞沪警备司令部归军法审判。
不料，这时法捕房却突然撤回了对赵的控诉。这一幕后的背景也十分复杂。
赵慰先被捕后，朱藻三家的兄弟都气愤万分，主张严办，唯有朱九小姐、赵班斧（赵慰先之胞弟）等不断地向魏廷荣求情，朱九小姐多次跪在魏妻朱二小姐面前哀求，当时任上海社会局长的赵班斧更是“断指写血书”，促使魏廷荣“做了感情的俘虏”，“请求捕房把对赵的控诉撤回”。法捕房宣告撤回控诉后却仍把赵移解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赵慰先很顺利地通过了军法会审，于1933 年6 月15 日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军法处当局判决宣布赵慰先无罪，显然赵慰先背后有得力靠山帮助他打通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部门的关节。
赵慰先获释后，不顾赵班斧在法捕房所具的书面声明中提出的“保证慰先决不对于魏君有所误会”的诺言，在上海各报上以大字标题，登载启事，
说他被逮捕幽禁是由于魏廷荣唆使已判刑的罪犯诬扳他赵慰先“及上海名人某公”所致。这里的名人某公，系指上海青帮首领，被称为“海上闻人”的社月笙。其实在上述案件过程中谁也没有提到过杜月笙，赵却主动把后台人物暴露出来了。
之后，赵慰先向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反诉魏廷荣教唆诬告，请治以应得之罪。魏廷荣不是军人，赵慰先不应向军法部门反诉魏，而军法部门也不应当受理赵的控告，奇怪的是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却徇从赵的要求，连续两次签发传票，甚至直接派出便衣士兵进入法租界魏的寓所传唤魏。不料法捕房自魏遭绑架后，常派探捕在魏宅周围警卫。军法处第二次派人到魏宅传131唤魏时，被巡逻的探捕扭进了捕房。军法处随即以魏“托庇租界妨碍公务”
的口实，对魏下达了通缉令。但华界军方不得进入租界捕人，赵只得请警备司令部把他提出的反诉移送到法租界的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核办。同时，他又向该法院提了自诉状，控告魏和魏子元生分别犯有诬告等罪行，要求法院从严惩处。但法租界当局派出顾问律师到法庭上要求参加诉讼，其出发点在于保护魏氏父子。
当时有位上海帮会界首领徐朗西，出面劝魏廷荣“烧点锡箔灰退鬼了祸”，劝魏拿出3 万元交给赵慰先去安排警备司令部里的人，另一方面他又请朱竹坪去劝赵慰先。在双方同意后，徐朗西出面请客，魏廷荣、王晋康、朱竹坪、赵慰先一齐到场。魏当场打开一只装着3 万元现钞的箱子，由王晋康点交朱竹坪，朱竹坪转交赵慰先。从此，泄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就不再对魏通缉了。赵慰先也避不到案，至此这一案件永远“延期审理”了事。赵慰先终于从魏廷荣手中获取了一定的赌博本钱。
这一案件经过曲折变幻的过程，最后不了了之。在案件变幻过程中，很显然有人幕后操纵。从被绑架者魏廷荣提供的材料和其他多方面的迹象来看，幕后的操纵者是杜月签。杜在青帮辈分虽不高，但和法租界当局关系密切，和魏廷荣在法租界的势力不相上下，但他所掌握的帮会势力却远超过魏的义勇团的势力，他在租界之外和国民党当局军警各界都有关系，金融、工商界也有他的势力。魏廷荣的经济力量虽然不在杜以下，而其政治势力，尤其是社会势力远不如杜。
绑匪朱竟成在法庭上受审时，曾供述绑架魏廷荣的动机：这次绑魏“并非完全为金钱问题，实缘原告魏廷荣，身为教友，卫腮不应娶伶人吕美玉为妾，又将吕之照相刊印于美丽牌香烟上卖钱，又将义勇团名义在法国公园内捐募所得之款，匿不报销，又开中法银公司及交易所，紊乱金融等种种不良行为，故此起意绑架，惟民人等实际上确有强暴行为，违反法权，而对于主义上，并不为罪，实寓有警惕原告之意思。”朱竟成的这番话，暴露出绑魏主要为了两点：一是魏娶吕美玉为妾；二是魏在法租界金融等方面势力大而狂妄。绑魏不仅是为了勒索赎金，也是为了打击魏的势力。说明绑魏案不是一般绑匪为金钱目的策划的，而是有与魏争雄的“大亨”在幕后操纵。被绑者魏廷荣自己也意识到这个幕后人物非同一般。他在事后写的材料中称：“我和杜月笙之间向有矛盾，古话说'两雄不并立'，那时在法租界我和杜月笙各有一部分势力，而法国领事比较信任我，在杜月笙看来，我不能成为他的心腹，就必然会成为他的敌人。事实上我是不肯和他同流合污的，在某些方面还和他对立。”杜月笙在经营烟土方面、赌场方面，组织“自卫团”武装方面，都遭到过魂的反对，双方矛盾很尖锐。 “四·一二”事变前，杜等组织“中华共进会”拉魏入伙，遭拒绝。杜对黄金荣、张啸林说魏“自以为是上等人”，看不起他们帮会界。杜曾向魏表示要换帖，结为异姓兄弟，受到魏的冷落。当杜氏家祠落成典礼时，英、法租界当局、国民党一些党国要人都前去祝贺，蒋介石送了亲手题写的匾额和亲笔道贺信，而魏廷荣却仅随份送礼，没有前去道贺。这些情况，正如魏廷荣所说：杜月笙“势必要拿点颜色给我看看”，“适逢赵慰先有绑架我的企图，经过一些绑匪的串连，于是杜月笙就成为这一案件的幕后人物了” 。
魏廷荣对于自己当时在法租界的地位有着较切实的估量，在他亲自写的“杜月笙与绑案的关系”的材料中指出：“凭着我当时在法租界的地位，一般的匪徒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人撑腰，怎敢动我的手。”“赵慰先和杜月笙原非素识，但是赵从淞沪警备司令部释放出来后，就和他的妻子朱九小姐经常在杜家出入，杜还介绍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当副官长。”“赵慰先被释后，登报指责我要绑匪朱竟成诬扳赵慰先和'名人某公'。朱竟成在法庭上只说我要他扳举赵慰先，并没有说我要他扳举'名人某公'。在声明中，赵慰先却把杜月笙扯上，若果没有杜的授意，赵敢这样做吗？”
显然，赵慰先在报纸上的声明有杜的授意，在案件变幻过程中赵班斧断指写血书使魏撤回起诉、然后赵再来个反诉，而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随便插手军法之外的诉讼而又明显地偏向赵。这一系列问题，都暴露了杜在幕后的操纵。早在魏廷荣脱险后，赵慰先被捕之前，杜月笙曾登报声明他与此绑案无关，这是由于杜对魏脱险的背景，特别是魏与警方对这一绑案的内幕所掌握的情况心中还没有底。这确实是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
赵慰先及其胞弟赵班斧都是杜的门徒，赵被捕后为其辩护的是秦联奎和章士钊两位大律师。这是当时已赌得倾家荡产的赵慰先请也请不动的，而这两位大律师都与杜有密切的关系。 “很可能是杜月笙为赵请出来的”。
其实，魏廷荣被绑案幕后不仅有杜月笙的背景，还有黄金荣的背景。自从魏廷荣从黄金荣手中夺去美女伶人吕美玉之后，黄金荣一直耿耿于怀，伺机报复。黄金荣曾与杜月笙、张啸林等策划过绑架魏廷荣，杜月笙也曾布置过对魏的绑架行动，但由于魏周围有义勇团保嫖，又受到法租界巡捕房保护，绑票未成。 1929 年赵慰先对魏绑票是前一次未遂行动的继续。杜月笙利用魏的连襟赵慰先绑架魏，实现了他打击魏的威风、削弱以至打垮魏的势力的目的；又通过在诉讼方面的幕后活动，不仅使魏对赵慰先的诉讼夭折，反而通过赵对魏的反诉迫使魏拿出3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