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心中的余悸未消，额上的冷汗犹在，猛然间又想起一件往事，他早就听说，施从滨被他斩首之后，施的遗孀便将全家迁居天津，就是说，此刻正跟他同住在这个海滨城市呢。那么，施家的子女中会不会出一个郑继成？
这可怕的念头苦苦纠缠着他，搅得他的灵魂不得片刻的安宁。
虔诚教徒得意时愈是姿意妄为，失意时愈是心虚胆怯。孙传芳在精神折磨中打发着时光。
“馨远兄，看你神情恍惚，气色不佳，想是贵体欠安，或是心绪不宁吧？”
孙传芳与段祺瑞政府时的内阁总理靳云鹏邂逅相逢，靳云鹏问道。
孙传芳见说着他的心病，不禁长叹一声。靳云鹏见此模样，已猜着八九，接着劝道：“我们下野之人，只图个精神快乐，心境平和，别的还求什么？
你也跟我一样，皈依佛门，专心仟悔吧。 ”
孙传芳这才注意到，眼前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内阁总理，如今竟身着青色道袍，一副出家人模样，便忙问道：“念经诵佛，有灵验不？”
“看你要什么灵验。佛门之人，与世相忘。非分之福难求，无形之祸可避，贵在心诚而已。”
仿佛是得到仙人指点迷途，仿佛是求得医治不治之症的灵丹妙药，孙传芳决意从此一心向佛了。 1934 年4 月1 日，他与靳云鹏合力出资，在天津市南马路草厂庵办了一座居士林。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理事长，法号智圆。
每星期三、六都请和尚聚众讲经，孙届期必至，并且常常带着家眷前来。听经的时候，他在太师椅上闭目晃头，那模样十分虔诚。此外，他在家作功夫更勤。每日必3 次拜佛，每次必行大拜24 拜。可谓手不释经卷，口不离诵佛。
孙传芳本来就机敏过人，几个月的木鱼敲下来，那金刚经、大悲咒什么的，也就能记住十之五六，还好几次到法租界仁昌广播电台在无线电里讲经呢。
寒来暑往，秋去冬来，日历翻到西元1935 年11 月13 日这一天。午后，孙传芳刚过了烟瘾，又点起了茄南香。只见那香烟缭绕，绕成一个一个的小圈儿，慢慢大，慢慢往上绕，一直绕到屋顶上去。孙传芳目送着烟圈儿升腾，心头忽然涌起了一种近几年来少有的宁静之感。
电话铃响了。原来是居士林的富明和尚提醒他，今天是星期三，为居士林诵经之期，询问他能否按时前往。
妻子张氏望着外面凄风冷雨，劝他道：“今天你就别去了。只要心诚，在哪里诵佛都一样。”
“下点小雨就不去，怎见得你的心诚？佛祖是要怪罪的。”
于是，孙传芳迅捷地换上了去佛堂诵经的装柬：外着黑海青道袍一件，腰束白布带，脚穿白洋袜、青缎鞋，钻进那辆深豆寇色的挂着蓝色车篷的汽车，向居上林驶去。
他看了看表：午后两点整。
复仇女神天津先后有两个佛教居士林，一个是洋行买办陈锡舟所创办，地点在英租界广东路，1932 年陈病故后停办；另一个即靳云鹏与孙传芳所创办，地点在东南城角草厂庵。
孙传芳的汽车驶进城东南一个幽静去处，在一座粉墙包裹的院落前停住。院墙中间向阳两扇八字墙门，上面高挂一金字匾额，写着“草厂庵”3个字。孙传芳下了汽车，整顿衣冠，由院门进去。转西一条鹅卵石小径，两边竹林影映，甚觉清幽。行不多步，又进一重墙门，就是3 间大殿，乃为居士林讲经的佛堂了。
大殿的佛龛前放了一张大供桌。讲经的和尚居中而坐，身后的几排条凳是女居士的座席，面对的台下则为男居士座席。供桌东西两侧各摆一把太师椅，一把是靳云鹏的座位，一把是孙传芳的座位。是日，孙传芳步入佛堂的时候，因为下雨的缘故，只有男女居士20 余人，稀稀落落地坐在各自的条凳上。孙传芳象往常一样，不急不忙在自己座位上坐定。
孙传芳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他身后的男女居士中，竟有施从滨的长女施谷兰。
施从滨共有子女5 人。本来长女施谷兰随夫住在太原；幼女施纫兰远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读书；长子施中凡在南京军队里做事；还有两个儿子在日本读书。住在天津的，只有施从滨的寡妻，孤老太婆一人而已。哪知施谷兰最近悄悄来到天津，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
10 年前，当父亲被孙传芳杀害的噩耗传来时，年仅20 岁的施谷兰悲痛欲绝，便决心报杀父之仇，还学着越王勾践的样子，每天临睡前，都要大声质问自己：
“施谷兰，你知道不共戴天的仇人是谁吗？
“施谷兰，杀父之仇你忘了吗？”
然而，她毕竟是一女子，弟妹们又年幼，只好把复仇希望寄托在叔兄施中诚身上。中诚早年丧父，由谷兰父母所教养，已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他曾在施从滨遗像前宣誓，坚决为伯父报仇。 3 年后他荣升烟台警备司令，重权在握，施谷兰满以为报仇之期已到，岂料她这位堂兄抵不住旧军队的腐蚀，一心沉湎于吃喝玩乐，早把复仇之事置诸脑后。对于堂妹的催促，他只是用这样一些话来搪塞，什么“大丈夫立世，当报效国家，服务社会，报仇时机未到，怎可轻抛生命”呀，什么“孙逆传芳，涂炭生灵，鱼肉百姓，恶贯满盈，定不得善终”呀。施谷兰从这些信中看到的，是通篇的虚伪和狡辩，她痛苦地发现，堂兄一直在欺骗自己，蒙混自己。悔恨之余，她写了一封长信责骂他“升官忘义，自食其言”。并表示：“父亲的血海深仇，没有你，他的女儿也照样能报，你等着看吧！”从此，23 岁的施谷兰就与堂兄断绝了兄妹关系。
1928 年旧历9 月17 日，是施从滨遇难三周年的忌日。面对父亲的灵牌，施谷兰只觉得无边的哀思撞击着她那就要破碎的心，不禁在后花园失声痛哭起来。哭着哭着，忽听有人在她身边呼唤“大小姐”。原来是一位身着戎装的青年军官施靖公。他是施中诚保定军校的同学，在阎锡山处当中校参谋，由山西赴济南工作，路过施家借住。见施谷兰哭得悲伤，便低声劝解道：“大小姐，对你和你的家庭的不幸，我十分同情，更愿意为大小姐尽一点心力。我是个军人，也读过圣贤诗书，所以对大小姐的为人和抱负，真是万分敬佩。我有决心扶助大小姐，给施老伯洗雪冤仇。大小姐若是信得着我，靖公可指天发誓……”谷兰听了他一番豪言壮语之后，又把报仇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断然决定同他结婚。
新婚之夜，小俩口有这样一段对话：“靖公，你说有决心为父报仇，可是君子之言？”
“当然！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凭着对你的爱，刀山火海我也要闯过去。”
婚后，谷兰带着幸福与希望，随丈夫来到太原。谁知由于时局的变化，施靖公升迁无望，情绪一落千丈，心灰意懒，抽烟，喝酒，赌钱，吃喝玩乐，夜半不归，复仇之事绝口不提，甚至不让谷兰提起。结婚与报仇，这两股扭结在一起的绳子，渐渐地松开了，两人各拉一股，距离越拉越大，不可避免的绝裂终于到来了。
一天，谷兰于苦闷之中，打开了平日最爱看的一本书《聊斋志异》，书中《商三官》的故事强烈地吸引了她。商三官是个16 岁的少女，父亲被富豪打死，三官为报父仇，潜逃出家，女扮男装，混入戏班子，乘富豪生辰之日唱戏的机会，杀死了仇人，随即自缢身死。商三官也是一弱女之身，她能做到的事，我施谷兰为什么不能做到！婚后的7 年，是被骗的7 年，这种生活一天也不能拖延下去了。她思潮澎湃，奋笔疾书四行诗以明其志：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须自出头。
在依赖别人报仇经历两度失败之后，施谷兰决定“自出头”了。她典当了陪嫁的金镯，买了回津的车票，带着两个孩子，决然离去。
冤家路窄当一个女人，为某种崇高的，或自以为崇高的目的所驱使的时候，其勇毅，其智慧，其果敢，其不达目的决不止息的执着，其牺牲精神，虽血性男儿，亦难以与其比拟。
1935 年6 月，施谷兰回到天津时，第一步任务就是要弄清孙传芳的下落。
她曾听说过，孙传芳下野后隐居天津。但是否确实？住在哪里？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于是，她开始大海捞针了。
她找来了近一年的报纸，一张一张仔细地读着，在报纸的每个角落里寻找她要找的名字。但报纸翻了一遍又一遍，丝毫不见孙传芳的踪影。
她跑遍天津市内的书店，常常买回一大包一大包过时的照片，但却一无所获。
有一次，在一个算卦的小摊上，她看到一张桌子的破玻璃板下压着10几张小照片，立刻发生强烈的兴趣。她请算命先生挪开玻璃板，把那些发黄的小照片拿了出来，翻看背面，都写著名字：吴佩孚、倪嗣冲、张勋……忽然，三个模模糊糊的字映入眼帘：孙传芳。谷兰连忙翻到正面，只见照片上是一个40 来岁的军人，瘦长脸，高颧骨，细长眼，大嘴……这就是她踏破铁鞋要找的仇人！谷兰花高价把这张照片买下了。但是，仅凭这张数年前的照片，怎么能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把他辨认出来呢？施谷兰又茫然了。
她暮地想起，天津有名望的大人物大部住在租界区，他们的孩子都集中在几个学校里读书。她的大儿子大利曾上过租界的培才幼稚园，孙传芳会不会也有孩子在那里上学？她马上从儿子嘴里打听到，跟大利同班的，确有一个姓孙的女孩儿，叫孙家敏，并且老坐一辆小汽车来来去去的。这孙家敏会不会是孙传芳的女儿？施谷兰怀着一线希望来到培才幼稚园。
“老师，我是施大利的母亲。前年大利在这儿上学，结识了一个小朋友叫孙家敏。这次我们全家回天津，大利想去看看孙家敏，跟您打听打听，孙家敏家住在哪里？家长是谁？”
“您还不知道，孙家敏的父亲就是孙传芳呀！”值班老师不假思索地回答。又查出了地址，告诉谷兰：法租界32 号路西头。
施谷兰迫不及待地赶到孙传芳的住处，一看，门前冷冷清清，大门上挂着“招租”的牌子。既是“招租”，房主人肯定迁往新居。糟糕，眼看抓到手的线索又要中断了！施谷兰灵机一动，便装做要租房子的样子，敲门进去，不到半小时，就从看房子的赵副官那里把情况打听清楚：原来，“孙大帅”
在英租界20 号路还有一处宅子，装修得相当高级，孙传芳现在就住在那边。
一不做，二不休，施谷兰又马不停蹄地赶到英租界20 号路孙传芳的寓所。那是一座壁垒森严的高层大院。灰色的围墙上，布满了铁蒺藜拉成的电网。大铁门两旁直挺挺地立着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凡有客人和汽车进去，卫兵都要先查验证件，才开门放行。其戒备之森严，直如铜墙铁壁一般。
施谷兰不看犹可，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她原先曾打算混到孙家当佣人，或是家庭教师；或者在他门口缝缝破烂，摆个小摊之类，以图慢慢接近，这些打算全落空了。后来又打听到8 月17 日是孙的岳母80 寿辰，想送点礼物混进去，又考虑到人多混杂，不易下手。
怎么办？怎么办？施谷兰在弄清了孙传芳的踪迹之后，又陷入了极度的焦急和苦闷之中。这时，她一边让她的弟弟则凡把母亲接到南京去住，一边寻求接近孙传芳的机会。
1935 年阴历9 月17 日，是谷兰父亲遇难十周年的祭日。这天上午，谷兰备了些纸钱，独自去日租界观音寺为父亲烧纸念经。望着那跳跃不定的火苗，飘飘扬扬的纸灰，谷兰不由得想起10 年前父亲被肢解的身体，想起仇人近在咫尺自己却无能为力。想起一则传闻说，孙传芳正在加紧活动，妄图做日本人卵翼下的“华北王”，家仇国恨，一齐涌上心头，不禁悲从中来，放声痛哭。主事的和尚怕这位妇人过于伤心，便走过来劝慰她。谷兰叹息道：“烧纸念经不过尽子女的一点孝心罢了，其实不都是迷信吗？”
和尚不以为然地说：“善女有所不知，佛学如果是迷信，也不会延传一千多年呀。你再看，当今靳云鹏、孙传芳这些有名的人物，别看他们年轻时盛极一时，到了老年，不是也放下屠刀，皈依佛法了吗？”
听得“孙传芳”3 个字，施谷兰即时止住了泪，同老和尚攀谈起来，把孙传芳如何崇佛、如何讲经之事，了解个详详细细。连当天晚上，孙传芳要在电台讲经的消息她也预先知道了。当晚，她特地到法租界仁昌广播电台去等候，果然在那里看到了那辆深豆蔻色的汽车和由卫士陪同的孙传芳，她清清楚楚地和仇人打了个照面。
第二天下午，施谷兰就赶到了居士林。接待她的是一位姓张的女士，听说施谷兰愿意听经诵佛，离苦得乐，张居士高兴地说：“来此入林的居士，已有3 千多人。男子入林，需有人介绍，女子入林，登记填表就行。”说着，拿出一张登记表来。谷兰提起笔，填上“董慧”2 字，递到张居士手中，还领到一枚林友的证章。
入夜，万籁俱寂，施谷兰凭窗而立，听着小儿子甜美的鼾声，仰望太空银盘似的明月，一联五言对偶句跃现脑际：“翘首望明月，拔剑向青天！”
“从今而后，谷兰易名为剑翘了，让我手把利剑杀向仇人吧！”
血溅佛堂1935 年11 月13 日晨，施剑翘打开窗户，一阵秋风卷着秋雨扑面而来。
这样的天气，孙传芳会到居士林来吗？
10 年磨一剑，霜刃今日试呵！今天，是她几天前在南京与则凡弟商定行事的日子。几天来，她全力以赴地做着各种准备工作：刻印传单，准备在刺杀现场散发；写下遗书，以备万一在现场被打死对后事有所安排；按时去居士林听经，以选择开枪的最佳角度；昨天，她还抽空到照像馆留了个影，准备给家人留下最后的纪念……诸事齐备，不期碰着雨天，万一孙传芳不来怎么办？施剑翘的心绪比那纷乱的雨丝更加纷乱。
然而，施剑翘早非那种不谙世事的女子了。她懂得，在这样的时刻该怎样使自己的心情镇定下来。她寻思一切，看看有什么准备不周的地方，眼光又不由地落在书桌上的那把勃朗宁手枪上。
施剑翘虽军门之女，但至今从未开过一枪。只是父亲在日，曾将手枪的各种零件及性能告诉过她。后来她立志报仇，曾经为得不到一支手枪而苦恼过。事有凑巧，则凡的同学朱其平去年路过天津时，将他在南京军政部买的一支崭新的勃朗宁手枪和两盒子弹寄放在施家。剑翘得此如获至宝，即用它来作为刺杀仇人的利器。然而，她毕竟是一颗子弹没打过呵，对此，她的弟弟十分担心。
“大姐，平时一定要关上保险，才能保证安全。但使用时，您千万不要忘记打开保险再扣扳机。不然的话，枪可就不响了。”弟弟再三叮嘱。
“你放心，枪要是不响，我就用这枪把子砸烂孙传芳的脑袋！”
多少次呵，每当室内无人的时候，她关起门来摆弄那支手枪：在弹夹里压上6 粒子弹，把子弹推上膛，关上保险，做了个瞄准射击的动作，然后退出子弹，卸下弹夹。这套程式她已训练得相当熟练了。
但是，她没有条件哪怕作一次实弹射击的训练，此举能否成功，她实在没有绝对把握。想到这里，她拿起那把手枪，准备作最后一次训练：举起，瞄准，放下……
午后，雨仍然滴滴嗒嗒下个不停。不管怎么说，还是得先去看看情况。
她把手枪在家里藏好，打了一把伞，向居士林走去。进了殿门，一眼望见孙传芳的位子果然空着，心中暗暗叫苦，只得随便找个位子坐下听经。
约摸过了10 分钟，大殿的门悄悄打开了。一个工友匆匆忙忙进来在孙传芳的座椅上放了一本经书。紧跟着，一件黑海青道袍出现在施剑翘的面前。
不错，是他，他来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可是，天哪，手枪没带。改天再说？不行。今天下雨人少，不至误伤别人。再说与弟弟约好今日动手，怎可惜过眼前良机？
想到这里，施剑翘当机立断，悄悄溜出了大殿，招呼了一辆计程车，旋风般地回到家里。她箭步冲出卧室，披上大衣，藏好手枪和传单，返身就往外跑。其时，6 岁的大利正在吃面包，保姆正在喂不到两岁的小儿子吃饭。
孩子们见娘刚回来就走，赶忙从后面追上来喊：“娘——娘——”
她狠了狠心，强咽下涌进眼眶的泪水，头也不回，上车就回到居士林，一眼又捉住了那件黑海青。她的手猛地插进藏有手枪的暗兜里，心“怦怦”
直跳，两腿直哆嗦，脸也变了颜色。霎那间，她猛然醒悟到，这样的精神状态对于她是多么危险！她捏紧拳头，咬紧牙关，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缓步走到先前的座位上，冷静地环顾四周，觉得现在的位子离孙传芳还稍远些，但在那安静的场合，突然地站起走动又会惹人注目，便灵机一动，故意提高声音对身边的张居士说：“后面的炉火太旺，烤得我难受。”
张居士随口答道：“你不会坐到前一排去吗？”
施剑翘答应一声“好”，上前一步，就到了孙传芳的右后方。
正在摇头晃脑地听经的孙传芳尚未察觉情况异常，枪声就响了。
孙传芳应声仆倒在太师椅的右扶手上。
“砰，砰”，又是两枪。
孙脑浆迸裂，血染经卷。
施剑翘乘势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传单，哗啦一下抛到半空，又纷纷飘落在被枪声惊得呆若木鸡的人群中。
突然，不知是谁尖叫一声，提醒了尚未反应过来的人群。刹那间，呼喊声，哭叫声乱成一团，人们拼命地互相推着、挤着，夺路而去。
“大家不要害怕，我是施剑翘，为父报仇，打死孙传芳，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牵连任何人，你们可以带着我到警察局去自首！”剑翘大声呼喊着。
骚乱的人群，哪里听得见她的话，片刻间，大殿里和庭院内就走得空空荡荡，只剩下她和那个仆倒在太师椅上的仇人。
寂静。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那点点滴滴的细雨，洒落在殿前空地的传单上，发出如泣如诉的低声絮语，仿佛是上天代一个女子渲泄她的心声。
“凶手”遇赦
孙传芳佛堂毙命的次日，天津《大公报》以特大字体在醒目地位，刊出孙传芳的“讣闻”：“……孙公馨远于国历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四时在天津英租界二十号路寓邸病故。择于十四日午后四时大殓……”明明是被刺身死，却说是“寓邸病故”，一时传为笑柄。治丧期间，何应钦、曹汝霖一班新旧权贵或则踵门叩灵，或则电函吊唁，还举行了颇具规模的记者招待会，可谓“身后哀荣”了。然而热闹几天之后，便永远为世人所忘却。
倒是“凶手”施剑翘的命运，却长久地牵动着千万人的心。
当天事成之后，施剑翘坦然自首。她对前来的两个员警说，孙传芳是她打死的。并掏出手枪和剩余的3 颗子弹交给员警。两名员警押着她来到警察局，第3 天转到法院。天津地方法院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10 年。施提出上诉。
河北省高等法院于同年12 月28 日复审，重要证人王化南等因初审时讲了关于施剑翘主动自首的实话，复审时都不让出庭。施剑翘在法庭上把法官痛斥了一顿。有家报纸次日报导说：“施（剑翘）对此颇多牢骚，谓凡有力的证人俱离津不知下落，孙家有钱有势，其情可疑。”河北省高等法院于1936年2 月6 日再次开庭，不得不把证人之一的王化南传到。 21 日，河北高等法院宣布撤销原判决，处施剑翘有期徒刑7 年。施剑翘对二审判决不服，向南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而孙传芳之子孙家震则对二审减刑表示不满，要求检察官提出上诉。最高法庭驳回施剑翘上诉，维持河北高等法院原判。
法院判决一公布，全国舆论界顿时大哗。各界人士声援施剑翘、抨击法院的文章陆续见报，造成强大声势。与此同时，各地报纸连续登载了声讨孙传芳的文章：《孙传芳生前无恶不作》、《孙传芳死有应得》……
强大的舆论潮流，惊动了当时正住在南京中山陵的冯玉祥老将军。他从报上读到孙传芳被刺的消息，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后来陆续从报上了解到，剑翘竟是那样一位非凡的女子，而且又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判决，不禁拍案而起：此女不赦，公理何存！便联络了李烈钧、张继等几位国民党元老公开上书请求特赦。并亲笔致函河北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请他设法营救。
1936 年10 月15 日清晨，法院的一位芮科长匆匆走进牢房，满面春风地告诉剑翘：“恭喜你，你已经得到国家的特赦啦！法院方面已接到南京的命令。”
这突如其来的喜讯使施剑翘泪如泉涌。为期344 天的牢狱生活结束了。
她一步跨出牢门，奔向那自由的天地。
附记后施剑翘在徐特立、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的指引下，奔向了革命的前程。全国解放后，她被选为苏州市妇联副主席、市人民代表。 1952 年，施剑翘因病移居北京。 1957 年，她被补选为政协北京市委员会特邀委员。 1979年病逝。
吴雨
杨永泰之死
西元1936 年10 月底，萧瑟秋风将一条爆炸性新闻从武汉迅速传遍国中：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曾经炙手可热、担任过蒋介石武汉-南昌行营秘书长的“新政学系”头子杨永泰，被两名不明身份的刺客暗杀于江汉关码头。消息传来，国民党政界即引发一场极大的骚动，各种猜疑争相鹊起，可谓纷纷扰扰而又沸沸扬扬，搅得不少头面人物一时坐卧不宁，惊恐莫名。而远在大洋彼岸的东京方面竟也大凑热闹而频传唁电，且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不断向蒋介石表示对此事的震怒和关注之意，甚至非要向其讨出一个明确说法不可据说杨永泰于10 月25 日下午5 时在江汉关码头遭伏击而临终之前，曾费力地说过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早就知道必然有今天……只是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又有什么可恨的呢？……只可惜我志向没有实现，国祸却正长着哩！”说完，便遽然合上双眼，撒手归天了。
杨永泰此语从何谈起呢？他究竟算是何种角色？又和谁结下了如此深仇大怨？暗杀者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势力呢？半个世纪以来，政治家们和历史学家们一直众说纷纭，各执一端。或说杨永泰是被共产党处决的，或说是被“CC”系暗杀的，或说是被蓝衣社谋害的，或说是被刘庐隐指使刺客了结的，或说是被一个叫做“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的爱国秘密组织镇压的……而欲解此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奇谜，还须得从杨永泰的为人处事及政治立场入手探析才是。
“卧龙”出山杨永泰，字畅卿，广东茂名人，1880 年生，先后毕业于广东高等学堂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任临时众议院议员，并参加国民党。 1914 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张耀曾、谷钟秀、李根源等国民党右翼则以研究欧事为名另组欧事研究会，后改名政学会，同孙中山分道扬镳。杨永泰时为政学会成员。 1917 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杨永泰又追随张耀曾等来到广东，同滇桂军阀相勾结，对孙中山动辄掣时，称为政学系。这时，杨永泰靠着同政学系首领岑春煊（1918 年7 月排挤孙中山后任护法军政府总裁主席）及桂系军阀的关系，先后出任军政府财政厅长与广东省长等要职。 1921 年桂系军阀在广东的统治垮台后。杨永泰遂逃往上海赋闲。 1927 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南京成立起国民政府，气势日炽。杨永泰则经过多年的韬光晦迹，选定了蒋介石作为新靠山。于是，他在上海南京东路东亚酒店包租了一组三套头的房间（包括卧室、会客室、浴室各一间），招待来自南京的达官贵人，一切吃喝玩乐均由他供应。其中，尤其是对国民政府的交通部长王伯群招待甚殷。王伯群每来沪上，多被杨永泰接至东亚酒店供养，酒肉女色，一应俱全。这样，大致在1929 年，杨永泰终于当上了交通部“顾问”。接着，他又抓紧研究蒋介石的思想作风及其生活习惯，经常向王伯群、李仲公（时任交通部次长）等打听蒋介石的“起居注”。蒋对王阳明的学说颇有兴趣，又喜好曾国藩的家书。
杨永泰闻知便将《王阳明集》与《曾文正公全集》买回来细细捧读，揣摩不辍……
1930 年秋，杨永泰经张群、熊式辉引见，得以晋见蒋介石，一经交谈，蒋氏大喜过望，以为杨是当今“卧龙先生”，当即委派他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参议，并让他随行到汉口“参赞戎机”。
由于杨永泰熟悉中国近数十年官僚政治的“暗盘”与“底帐”，且能“善体圣意”，将蒋介石的政治心理揣摩得八九不离十，他“向蒋条陈时事意见，往往'报可'”。很讨蒋介石欢心，很快就由“剿总”参议兼秘书擢升为秘书长（1932 年），随侍蒋介石左右，成为蒋介石在“十年内战”中的重要帮手。
杨永泰政治生涯中最为得意的“绝好文章”（周佛海语）乃是1932 年他的那份上蒋介石“万言书”。其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红色政权。分布在鄂豫皖湘赣五省边界，成了蒋介石的心腹之患。蒋介石坐镇武汉正准备组织第四次“围剿”而心里无底。杨永泰则抓住时机，在这份“万言书”里提出将与革命根据地接壤的区域划为五省“剿匪总部”直辖的军事区域，建议在这些区域内建立行政督察专员的制度，不受各该省政府节制。
“万言书”还提议在五省试行保甲制度、保安制度，建立地方民团，并逐步推向全国。 “万言书”的核心是阐述“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提出“硬干、实干、快干”的“平匪”“三干政策”以及“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共政治纲领。很快，蒋介石就采纳了杨永泰的主张，把南昌行营简化为两个厅（原来为七个厅），这就是以参谋长贺国先兼任厅长的军事厅（第一厅）和以秘书长杨永泰兼任厅长的政治厅（第二厅）。当时即有人恶作剧地将第一厅称为“三分厅”，叫第二厅为“七分厅”。
“万言书”因此成为蒋介石在“十年内战”期间反共反红军的政治一军事理论核心与基本策略。原“新政学系”骨干成员、南昌行营第二厅第一组组长王又庸称：杨永泰的“政治剿匪论”“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方略上的某些转变，起了一定的作用。”而1934 年中共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除了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挥外，从蒋介石这方面来说，则是由于采用了杨永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论以及“新政学系”
另一骨干分子柳维垣提出的“碉堡推进”政策，“使国民党军队能够比较适合于同红军作战”。
俨然“行政院总理”
杨永泰的“万言书”也应看做是当时所谓“新政学系”的政治宣言和根本大纲。据当事者王又庸及冯若飞、张潜华等回忆，“新政学系”从未正式成立过，也无正规组织，只是大约在1932 年或1933 年，因为蒋介石突然下了一道解散党内一切小组织的命令，“CC”系首脑陈果夫为了打击杨永泰和熊式辉等势力，于是便出来揭发他俩以原旧政学会成员为骨干，“搞了一个小组织”，这样，“新政学系”作为一个派系的名称才得以第一次出现于国民党内及当时中国政坛。但是，王又庸承认：因为“杨永泰是政学会成员；南昌行营第二厅第二组组长文群和第一组副组长李为伦也都是政学会成员；还有第一组组长王又庸则是政学会成员王有兰的胞弟；而杨永泰的主任秘书卢铸又是政学会首脑李根源关系极深的旧部。这批人物，相当长久而固定地集结在杨永泰和熊式辉手下做官，逐渐成为臭味相投、声气相通、互相关怀、休戚与共的一个反动的官僚集团，这是客观的存在，无可否认……根据它的代表人物的历史面貌，称之为'新政学系'，或单称'政学系'，都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据王又庸回忆，直至1936 年秋杨永泰被暗杀于汉口、珞珈山大出殡之日，“新政学系”的基本成员大致有40 人左右。在这之前，杨永泰和熊式辉及后台支持者张群，“被称为新政学系的三巨头”。冯若飞还具体指出了“新政学系三巨头”之下的一些骨干分子的名单，其中有黄郛、吴铁城、黄绍纮、
陈仪、沈鸿烈、翁文灏、吴鼎昌、张嘉璈、魏道明、蒋廷黻、何廉、文群、王又庸、李文纶等人。在整个三四十年代，“新政学系”在国民党内都是足以与“CC”系（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黄埔系（以黄埔军人出身者组成）、元老派（以李石曾、张静江为头目）、英美派（以王宠惠、顾维钧为代表）以及太子派（以孙科为首）等相抗衡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大派系。张潜华甚至回忆说：“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政学系的政治比重，远远超过'CC，系和复兴社各派系之上。”
1933-1935 年，在南昌行营期间，蒋介石还听从杨永泰建议，将南京行政院的大部分职权划归到南昌行营行使。其时国民党统治势力仅能达到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陕西10个省的用人行政都直接听命于南昌行营，而南昌行营第二厅则俨然成了国民政府实际上的行政院，作为南昌行营第二厅的厅长杨永泰当然便是事实上的行政院“总理”了，这叫“CC”系等其他派别的头领们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杨永泰30年代的旧友陶菊隐曾在《我所知道的张季鸾和杨永泰》一文里回忆当时杨永泰得宠时的情形说：同年（指1933 年），我由南京回长沙扫墓，便道到南昌去看他（指杨永泰）。当我到行营二楼秘书长室时，看见对面一间就是委员长（1932 年，蒋介石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室；同时得悉，在行营内，秘书长的名次仅居委员长之下，而居参谋长之上。像这种排列法，在军事机关中是无前例的。因此可以说，这时蒋对杨是信任有加，几乎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另据有关资料介绍，杨永泰在南昌行营期间，甚至还将床铺也搬到了蒋介石卧室门口，蒋介石睡里屋，他睡外室。蒋介石常睡中起身，绕室而行；杨永泰则随时半睡半醒，侧耳细听，一闻隔壁有动静，即忙不迭推门而入，问长问短，与蒋介石分享忧乐。那蒋介石也乐得向他倾吐衷曲，将党政军大事甚至于家庭、家族琐事咨询于他。这杨永泰则善于察言观色，每每提出中肯的建议或意见去为蒋介右排忧解难。
杨永泰还有一个特长，即是处理公文的快刀手。在杨永泰未来之前，蒋介石颇不放心他人而事必躬亲；无奈每日里从国内外飞来的急电要件如雪片一般积落如山，弄得蒋介石晕头转向，连呼“总司令”这碗饭不好吃。幸而杨永泰及时来到蒋介石身边，这才将他从繁冗忙碌中解救出来。杨永泰阅读公文具有一目十行及过目不忘的能力。他能在每日送到案头的数十、数百件长短不一的公文中择其要者用数十或百把字另纸概述一遍，使其言简意赅，一目了然。然后，又在上面有针对性地拟出上、中、下三种解决对策，连同原文，一并及时送至蒋介石手中，让他再作选择。他提供的对策，可以说从没有使蒋介石不满意的。由此一来，杨永泰便俨然成了蒋介石身边的首席军机大臣，而使众文臣武将特别是“CC”系头目陈果夫、陈立夫妒忌死了。
同“享”“亲日派”骂名众所周知，在30 年代的中国政坛上，“CC”系陈果夫、陈立夫同宋子文、孔祥熙等一样，在政治上都是著名的亲英美派，尤其是1933 年5 月日本胁迫中国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对美英在华利益构成直接威胁后。可是，以杨永泰、张群、黄郛等为首的“新政学系”则是著名的亲日派，时与汪精卫、何应钦、唐有王一样，在社会上“享有”同样骂名，这自然会在政治上与“CC”系发生根本冲突。当时在老百姓中间即传说，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给张学良所下的“不抵抗”命令，就是杨永泰出的主意。另据王又庸回忆，1934 年二三月间，杨永泰在南昌行营召开的一次十省高级行政人员会议上，就曾公然指出：“有人责问政府为什么对日本不抵抗？这问题很简单--抵抗要有力量。拿鸡蛋碰石头，不是抵抗是自杀。”
由此可以看出，杨永泰的亲日与“CC”系等的亲美英，是二者水火不相容的一个基本点。因而杨永泰也随时被置于“CC”系及复兴社等庞大而严密的特务网的监视之下。迄杨永泰1935 年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二陈还派他们的得力干将、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跟踪到武汉，日夜监视杨永泰的举动。就在杨永泰遇刺前几天，蒋介石还收到二陈拦截的日本汉口领事馆拍回国内的电报。电文说，他们宴请了杨永泰，杨在席间表示，日本在中国的一切事情，他可以完全负责。据说蒋介石看完电报后，只是冷冷他说了一句：“知道了！”并未作进一步的反应。大致蒋介石对杨永泰与二陈之间的争风吃醋已经厌倦，并未将这电报当真；或者是当时尚须对日委屈求全，而且连他自己也在窥测风向，因而对一切亲日派的活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也正是由于杨永泰同汪精卫、黄郛、张群、唐有王一样，是著名的亲日派，所以当他于1936 年秋被暗杀于湖北省主席任上时，便立时有舆论怀疑系共产党所为。不过此种说法就连蒋介石也不信，因为审视过去以来所发生的国民党诸多大员遇刺事件，并没有哪一桩系共产党所为。以后，有人提出系当时一个名叫“中华青年抗日除好团”的爱国秘密组织所为。又有人据此线索提出乃复兴社所为。因为“除奸团”首领陈有光先前参加过复兴社的周边组织“中华革命青年同志会”和“西南复兴社”。不过，世间一般舆论则大多推测为“CC”系所为。因为“新政学系”是“CC”系的第一大政敌。他们彼此之间的斗争曾闹到剑拔弯张而近白热化的地步。
“CC”系发动“护党运动”
据刘不同在《国民党的魔影--“CC”团》一文里的回忆，“CC”系同“新政学系”都有针对对方的斗争口号，前者是“融政于党”，后者是“融党于军政”。
1932 年，当蒋介石在汉口组织“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之际，时任秘书长的杨永泰借机大肆强调集中党、政、军力量于“剿匪总部”，刘不同说，这“实际上是集中于以他为首的一伙人的集团手中”。杨永泰通过“剿匪总部”把鄂、豫、皖等省、市国民党组织予以变更，在省、市党部设主任委员，由该地军政大员兼任。在河南，杨永泰让河南绥靖主任刘峙兼任河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之下设书记长，书记长多系主任委员私人。原来的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则一并被送进冷宫。杨永泰还在各县设书记长，同样把原来的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送走。不论省或县都由书记长负全责，工作报告径送到“剿匪总部”党政处。经费也减少，并由“剿匪总部”发给。从此这些省份的国民党省、市组织便由“CC”手中转到“新政学系”手中，而且其政治地位也一落千丈，成为当地军政头子的附庸。实际上省各级党部已变成为无香火的土地庙，书记长不过是守破庙的道士罢了。对此打击，当时“CC”系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杨永泰的这种偷天换日之计，乃是以蒋介石名义实行之，并由蒋介石命令国民党中常会追认为合法办法。不过，二陈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随即想出“融政于党”的办法来抵抗。陈氏兄弟借词“政治部门我们无人”为理由，从纵到横、由上到下，从横到纵，由下到上地设法把他们认为“CC”的骨干打进行政部门和教育部门；暗中发动部属们掀起所谓“护党运动”，实际就是护“CC”集团运动，叫各级党部向国民党中常会告状，称政学系正在进行毁党的活动。张道藩、余并塘、张厉生等人又奔走于张继、邹鲁这些所谓元老之门，求他们向蒋介石泣求，把党还给“CC”。他们经过许多曲折的斗争，总算获得胜利，把三省党部的领导权夺回手了。不过，其组织则仍维持杨永泰时的原貌，并且还推行到其他省、市，都一律改为书记长负责制。因此此次斗争，“CC”系从大体上讲，政治地位已大大削弱，锐气大减，同时对蒋介石亦起了离心。 “CC”分子每提起此事，不仅痛恨杨永泰、张群辈的政学系分子，且对蒋介石也不满。张道藩曾对刘不同言：“我现在才明白狡兔死，走狗烹的滋味。”
刘不同还回忆说，1932 年冬，他有一次和胡汉民谈话，胡曾这样讲：“杨永泰是政学系的首脑，和国民党势不两立。总理在世时受他们的气很大。今天蒋介石把他引为亲信，简直是认贼作父。对付共产党，他们还不如我们呢！寻求外国援助，他们也不如我们有门路。可是蒋介石就喜欢这些谗佞之徒。”
1933 年1 月间，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和刘不同共话“新政学系”时，他们三人的说法与胡的说法也很一致。
“秉公”调查南昌机场失火案1933 年夏，发生了南昌机场失火案，这起案件的调查结果，不啻为已日趋激烈的CC 同“新政学系”的斗争火上浇油。
南昌机场的这场大火，将国内数一数二的一个大机场及多架飞机烧个精光。
时国内抗战呼声日高。而蒋介石则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亟需军火后援的输进、供应。可是却屋漏偏遭连夜雨。蒋介石大为光火，他叫来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时任行营调查科科长的邓文仪，吩咐一定要将飞机场失火案调查个水落石出。邓文仪首先调查的物件当然应是航空署署长徐培根了。但这徐培根却是陈果夫、陈立夫的最受宠爱的亲信。
而邓文仪也跟二陈打得火热，同徐培根也是称兄道弟的“哥俩好”。再者，对邓文仪的调查科若硬要排队划线的话，也是该归入二陈的“CC”系统的，所以，可以想见，这调查便自然是虚应故事了。邓文仪到徐培根的办公室去走了一遭后，回来便向蒋介石报告：“飞机场失火的原因已经查清，那是因为飞机汽油太多，有的储藏便疏于不周，结果因天热蒸发而引起大火。”
如此拙劣的搪塞怎能使蒋介石释疑？尔后便又叫来杨永泰，要他再去查个水落石出；而这杨永泰却趁机推荐复兴社特务处长戴笠一同前往。这杨永泰何以要推举戴笠？因为戴笠同邓文仪同属“十三太保”，但资历却比邓浅。
邓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1927 年初又先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科长、副主任、代理主任；翌年即开始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参谋、侍从书记；并曾任国防部新闻局长，其主要工作就有情报特务一项。戴却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1928年始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联络参谋，开始搞情报工作。
1930 年戴笠创立调查通讯小组（又称十人团）后，即将邓文仪分管的那部分情报特务工作连同邓文仪的这部分人马都吞并过去。这就使得邓文仪对如日中天的戴笠更加怀恨在心，不时在特务圈内、圈外以老大身份使坏，力图遏制戴笠进一步上升的势头。这些，戴笠也是暗记在心而伺机反击，且要一举制之死地而后快的，只是苦于一时尚未有一个堂堂正正的借口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