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机场失火案，使戴笠终于获得了一次打击邓文仪的机会，也使戴笠与杨永泰暂时形成了一条“统一战线”。两人这次当然是“秉公”办理而铁面无私的。调查的结果，果然如外面谣传的一样：徐培根将机场公款挪用了近300 万元去交易所套购黄金搞投机，不料运气不佳，不断亏本。看看挪用款项是难以归还了，于是便在一个褥暑难挨之夜，支开了德国技术顾问及机场有关人员，从从容容地放起大火来，把当时国内数一数二的南昌机场烧了个片甲不留，以便来一个“死无对证”。这徐培根的技法本属“小儿科”，被前往调查的邓文仪一揭就穿。但是，因为两个本是一条绳子上拴着的蚂蚱，加之徐培根苦苦哀求，又塞给邓文仪8 万块钱，因而邓文仪便替徐培根在蒋介石面前遮挡。
不过徐培根未料到过了神煞关还有鬼门关，而且是连邓文仪也一齐捎带了进去。邓、徐二人做的手脚哪经得戴笠“十人团”的调查？也就是一两天后，杨永泰、戴笠将徐培根纵火销赃及邓文仪受贿欺君内幕向着“老头子”一一揭出。蒋介石嚷嚷着要枪毙邓文仪与徐培根。幸得二陈及“十三太保”
中的其他人死死相谏，这才保住了二人之命。徐培根被撤职丢入大牢，直至一年多后才释放出来。邓文仪则丢掉调查科长的乌纱帽，原先拟议中的南昌市长一职也化为乌有。那调查科长的职务以及全部人马自然也就并入戴笠名下。杨永泰与戴笠的这次联合行动，狠狠地挖了二陈的一次墙脚；以后戴笠以此为基础发展成“军统”，成为与二陈“中统”（即“CC”系）相颉抗的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系统之一。
机关算局太聪明据王又庸在《关于“新政学系”》一文里的介绍，杨永泰的“新政学系”与“CC”系的最后一次重大交锋乃表现于1935 年中央势力入川问题上。这年1 月，蒋介石在杨永泰的建议下，搞了一个“军事委员会驻四川参谋团”，以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为主任，下设两处：第一处为军事处，以南昌行营高级参谋刘倚仁为处长；第二处为政治处，以南昌行营第二厅第一组组长王又庸为处长，副组长李为伦为副处长。同时，蒋介石还把驻湖北的两师“中央军”开进四川，在重庆设置了“委员长行营”，目的就是要实现杨永泰的计策。这样，四川维持10 年的“防区制”终于得以打破。
刘湘的省政府推进到成都，他的命令可以达到四川全省的各县了。刘湘实现了他的“四川王”的夙愿，但却引进了一个“太上皇”蒋介石。蒋介石势力入川后，即迅速在全川推行杨永泰设什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专员由重庆行营任命，其人选也大抵由杨永泰提出。 1935 年11 月，蒋介石更进一步要求刘湘局部改组四川省政府。当时刘湘政府的秘书长邓汉祥和财政厅长刘航琛已与杨水泰勾结很深，所谓改组就是要更换民政、教育和建设三厅的厅长。
蒋介石授意刘湘以卢作孚为建设厅长。另由“CC”系介绍罗贡华为民政厅长、蒋志澄为教育厅长。卢作孚是四川人，又是蒋介石自己提出的，刘湘只得同意；但对罗、蒋二人则不愿接受，另请调王又庸为民政厅长、李为伦为教育厅长。刘湘这一手法，明显是拉拢政学系来抵抗“CC”团。可是杨永泰却故作姿态，向蒋介石建议，同意李为伦而不同意王又庸，理由是王又庸刚于四个月前（1935 年7 月）调回江西省政府当民政厅长，不应更调频繁，蒋亦以为然，但刘湘则执意坚持非如此不可，蒋不得已，勉强同意。于是“新政学系”的骨干王又庸与李为伦、卢作孚均于1936 年1 月到成都接事。从此“CC”团与杨永泰的关系更趋恶化。
在陶菊隐的笔下，杨永泰是一个城府根深、工于心计而又纵横捭阖的大政客。他在前述《团结报》上的回忆录中还介绍了这么一件事情--蒋、杨二人有一天在讨论各省“剿匪”形势之际，杨若有所感地说：“现值国家多事之秋，像刘经扶（即刘峙，时任湖南省主席）、夏灵炳（即夏斗寅，时任湖北省主席）之流，岂足以当一省重任？”接着又说：“岳军（即张群，时任南昌行营总参议）长于吏治，何不让他一展所长！”当天，蒋就下了一个张、夏对调的手令。
1935 年，张群内调为外交部长，由杨永泰继任湖北省主席。事后闻悉，杨在南昌虽然位高权大，总觉得与其寄人篱下，终不如独当一面。他早就有再当一省之长的野心，但又不便毛遂自荐。他之所以推张群为省主席，就是为自身预留地步，以便有朝一日由张群过渡交自己。 ……
1936 年秋，杨永泰终于难逃一劫，暴毙于湖北省政府主席任上。对于杨永泰之死，社会各界颇多猜测，但其破案内情却一直未得其详。而据官方所言，乃系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长的刘庐隐所为。而这刘庐隐乃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手下的一员大将。那胡汉民则同老蒋势不两立，一再策动两广人员反蒋。所以有舆论认为关于杨永泰遇刺案的调查结果乃是蒋介石的一种嫁祸于人。
舟楫芳琳
李宗仁为何杀死心腹干将王公度
西元1937 年9 月14 日，正当国民党新桂系即将北上抗日之时，李宗仁下令逮捕并枪决了自己的心腹干将、少将军官王公度，同时被杀的还有桂系
南宁军校政训处副主任谢苍生、政治教官区渭文、中尉指导员韦干、教员陶保桓和崔真吾。其中陶为中共党员，崔是进步人士。一时搞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
王公度一案，历来众说纷坛，莫衷一是，特别是有关当事人更是说法不一，真伪难辨。 1937 年10 月，广西省警察局长周炳南被部下问到时说，王公度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政客……搞托派活动，阴谋造反，所以老总（指李宗仁）下令秘密处决他。”李宗仁总部办公厅上校秘书谢天生认为：“王公度平日太专横独断，出风头太多，树敌太多，引起别人的嫉妒和憎恨，因而树大招风，最后招来杀身之祸。”1950 年桂系特务头子梁学基在香港谈到，“王公度虽然在苏联留过学，但他并不是真正的托派，说他托派不过是一个烟幕弹。王公度之死实在是死在九叔（指黄旭初）手上。 ”程思远在《政坛回忆》里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王公度的问题，肯定是蒋介石对白崇禧提出的”，“似乎桂系炮制王公度案，中了南京政府的反间计了”，“王案的确是一桩错案。”1966 年8月，程思远和刘仲容陪同李宗仁在北戴河海滨避暑，有一天，刘问李宗仁：“当年德公为什么杀王公度？”对此，李宗仁始终不吭一声。
李宗仁究竟为什么要杀掉为其效忠多年的干将王公度，王公度又是怎么引来杀身之祸的呢？
王公度，广西永福人。 1920 年广西法专毕业后寄居上海，通过同乡韦永成的介绍，与李宗仁的三弟李宗义认识（李妻是韦永成的姐姐），从此，二人过从甚密。 1926 年王与韦、李三人得到李宗仁的资助，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回国后，1930 年春在桂系总部做秘书。据程思远回忆，王公度生得中等圆胖身材，配着一张蛋形的脸，带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是一个具有军师素质的典型人物。
1930 年9 月，桂系组织“革命同志会”，任命王公度为书记，程思远为助理书记；1932 年桂系南宁军校复校后，王公度兼任军校政训处主任。他在军校学员中秘密组织读书会、同乡会等，等会员毕业后，把他们散布在桂系军队中和广西全省中等以上学校的军训队里，这样，会员随时向王公度报告机关及军队内部的一些情况，由他再向白崇禧密报。王的这些作法深得白的赏识和欢心。一次桂系两个军长廖磊和夏威的部队中出了问题，廖磊和夏威自己还不知道，白崇禧却早已知道了。当他们来见白的时候，有些事情被白崇禧问到，弄得他俩目瞪口呆。廖、夏军中也有一些军官因王公度的活动有脱离军长掌握的危险，因此，后来廖、夏二人对王恨之入骨。
当年桂系势力鼎盛的时候，从广西至武汉直至京津唐，都有桂系的军队，可是在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中桂系军队顷刻间不战而败，分崩瓦解，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蒋介石利用自己的特务组织收买、利诱了桂系将领。李、白虽有将兵之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军队，因此，李、白猛醒，始觉有建立秘密组织之必要，以控制内部，监视异己。恰于此时，王公度也建议搞特务组织，使军政骨干效忠领袖。李宗仁对此非常赞赏。
蒋介石将胡汉民软禁在汤山后，李宗仁曾派王公度前往广州商讨两广联合反蒋事宜，其后王公度又分别在沪，港设置情报机构，收集南京方面的情报，供李，白参考。白崇禧为此特支大批款项供王使用，足见其对王的信任。
王公度工作得很出色，军统要角王新衡曾说：“中央特工人员一直把他当作眼中钉，去之而后快！”
另外，王公度还延揽了很多留俄同学到南宁军校工作。其中谢苍生是政训处副主任，李一尘，曾希颖，陆一逊，张威遐，区渭文等担任政治教官。
王公度以留俄同学为核心，吸收一批军校，广西师专的学生和部队的青年军官，参加他领导的秘密特务组织，广布党羽，培植私人势力，成为桂系内部一个派别 - 留俄派。无怪乎当时有人说：“广西是李，白的天下，王公度的党了！”
这时候的王公度一身兼任第四集团军总政治训练处处长，南宁军校政训处主任，广西省党部执委会常务委员，广西省府委员，党政研究所训育主任，同时还任广西童子军训练处教育长，集组织，党务，青训大权于一身，占据要津，显赫一时，甚至连省主席黄旭初也不放在眼里，使人感觉到王公度的重要性除李，白之外，无人可与比拟。由此也种下了他和黄旭初不共之仇的种子。
1933年下半年，白崇禧一次对程思远说：“王公度主管单位太多，他的精神兼顾不来。... ...你去对他说，他今后只能专做军校政治工作，将总部政训处长一职让给潘宜之担任。“这说明白深感王公度权力过大，会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及早实行分权。
程思远把白的意见向王公度传达时，王面色大变，满头大汗，显然这事对他太突然了，事前没有精神准备，他听完脱口道：“我亲自去见白老总。 “
说着匆匆而去。第二天，王公度对程思远说：“我已经对白老总说清楚了，总政训处仍由我负责。”显然，他舍不得丢掉这块肥肉。事后证明，他犯了致命的错误，没有自知之明，贪得无厌。
1934年，李宗仁，白崇禧将“同志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实行分工制：以王公度为组织训练主任，黄旭初为政治委员会主任，潘宜之为宣传主任，邱昌渭为秘书部主任，陆续将王的职权分别派人替代。1935年王公度终于被迫辞去总政训处长职位，由潘宜之继任。1936年春，连他亲手创办起来的桂系特务工作，也被白崇禧宣布“交由蒋伯仑接替。”最后只留给他“同志会”组训主任和军校政训主任的职位。不言而喻，王公度失宠了，李，白对他的信任动摇了。
王公度的失势是桂系内部派系之间明争暗斗的结果。桂系外表看起来很团结，其实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按出身可分为元老派，实力派，少壮派，留俄派，外宾派等。由于王公度权倾一时，他很快成为“众矢之的”。桂系实力派人物廖磊，夏威，早年跟随李，白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军功，岂容一介书生王公度高居其上？且这个王公度把触角伸进军队，操纵军官，老虎屁股岂能摸得？桂军总参谋长李品仙与王公度的留俄派也是水火不相容。王公度以总政训处长职位，总榄全部特务机构与情报工作，遇事直接报告李，白，不通过总参谋长，把李品仙架空，有很多事常常是已办完了，或正在办理中，总参谋长尚未知之，这使李品仙深为不满。桂系第三号人物黄旭初也感觉到来自王公度的威胁。外宾派头目潘宜之，邱昌渭等，新来广西，没有适当肥缺，需要向王公度开刀，把他兼职较多的职位夺过来。于是，他们常在李，白面前说王公度的坏话，攻击“王公度心胸狭隘，阻碍接纳各方人士”，“王公度兼职过多，工作搞不好”，“王公度搞秘密小组，别有用心... ...“少壮派人物梁家奇还引白崇禧的话说：”白老总也说公度太狭隘了。“元老派如黄钟岳，王逊志，陈雄等人，也以王公度专权自用，目中无人，在派系争斗中不给王公度以支持。甚至留俄派内部如张威遐，李文钊，赵可任等，也攻击王公度狭隘，不给他们在李，白面前进言的机会，妨碍了他们担任较高职务，压制自己人。张威遐在留俄同学中，常发牢骚：“妈的！公度只给我们于一个少校，几时才到上校？我们连上海六君子都不如，人家一来就是上校！公度这样压制自己人，局面怎么打得开！“
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王公度也常和黄旭初，潘宜之等人有明显分歧。
早在1934年“革命尚志会”改组的时候，王公度与黄旭初，潘宜之对这个组织的“政治纲领”就有过争论。潘宜之，邱昌渭等认为：“我们组织起来是复兴中国国民党，恢复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国民党原有政纲，就是我们的政纲，毋须再有什么政治纲领。“王公度及其留俄派则宣称：”李，白组党是为了中国革命，完成倒蒋救国，建设新中国的大业，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方足以昭大义于天下，否则与蒋介石搞糟了的南京国民党有什么分别，又怎么打垮蓝衣社的进攻？“并且提出了”政治纲领“草案，内容分中国社会性质，革命基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部分。经过多次较长时间的争论，尤其是“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基础”两部分尤不易解决。潘，邱两人批评王公度不过想作共产党的尾巴，主张“政治纲领”中不列入这两部分。当时王公度还主张“政治纲领”应公开，以资号召人心。潘，邱等人认为： “在西南政务委员会领导下的广西，怎好公开公布政治纲领，直接与蒋中央分庭抗礼呢？”李，白认为双方都有理由，作了“政治纲领应公布，但不宜公开与蒋中央分庭抗礼”的指示。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的时候，王公度是主张打的，他不同意与蒋讲和。1936年8月24日，在南宁总部召开的各党派各团体代表的联席会议上，王公度和胡鄂公一样，主张在两广公开反蒋。9月3日晚上，李宗仁召集白崇禧，黄旭初，王公度，潘宜之，李任仁等在广西省政府大楼再次举行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会上王公度极力主张团结进步党派在南宁开创新局，直到深夜，未有结论。4日上午继续讨论。李宗仁最终决定“应以和为上策”，蒋桂对立遂以妥协告终。显然，蒋桂妥协是王公度极不愿意出现的一种局面。
1937年张云逸的广西之行，是由刘仲容居中联系，王公度周密安排的，这说明这时候的王公度对共产党的看法有了转变。张云逸访桂，引起桂系内部一场争论。李宗仁曾约白崇禧，黄旭初，李任仁，李品仙，王公度，甘介侯，黄同伍，潘宜之等人举行会议，商量对策。讨论至深夜，“未得具体结论”。次日继续商讨，争论颇为激烈。以王公度，李任仁为一方，认为广西与中共均主张抗日，民主政治及社会主义，应当加强联系，通力合作;但黄旭初，潘宜之等人则认为广西应建立自己的政治思想，不能抄袭共产党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这是政治家应有的态度，倘以学者态度来搞政治，必然失败。
1937年，抗日军兴，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都应团结一致，以抗战为第一。李，白遂下令撤销其“革命同志会”，凡各小组支部档，命令到达之日，集合全体人员共同监视焚毁呈报。命令下达后，各级单位都遵办了，唯有王公度领导的军校同学会，干校同学会，以为非政治组织，没有取消。
当时白崇禧已人京做副总参谋长，李宗仁则率廖磊，夏威两军于桂北待命北上。王公度不知何事流连京，沪之间。时李品仙主持后方军政，在实力派，少壮派的协助下，屡电王公度回桂，但王迟迟不归。少壮派核心人物韦贽唐所主持的特务工作，发现省内各地尚有名目不同的秘密小组织，皆为王公度所为。于是各派与王公度的矛盾成了桂系内部矛盾的一个焦点，非去王不可！
黄旭初，夏威在庐山训练团受训完毕后到南京去见白崇禧，白与他们密商处理王公度的问题。据黄8月22日日记记载：“健公对余云：思想纠纷问题，瞩回报德公早日处置。特使王公度随同回桂，免其他适。今日德公约予及鹤灵（李品仙），煦苍（夏威）讨论此事，经年悬案，现在始获初步决定。“
8月30日，李宗仁下令逮捕王公度。
9月2日，李宗仁召集“讨论党案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王案审判委员会，以李品仙为审判长。“判极刑十三人，李德邻逡巡不忍，逾旬无执行意。”
9月6日，李宗仁在总部省府联合纪念周中，“宣布王公度破坏团体，夺取政权之阴谋。”
直到这个时候，李宗仁还没有下定决心杀掉王公度。时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率军北上抗日，扬言道：“公度不死，即顿兵不前。”黄旭初也认为，非斩草除根不可，以免留下祸根，万一王公度幸免一死，将来东山再起，于他实在不利。所以，黄一再在李，白面前坚持，非杀王公度不可。李宗仁不得已，乃于9月14日下令将王公度等6人处决。
王公度死后，曾有人把他的名字和谢苍生联成一句：“公度一死谢苍生”，所谓“苍生”者是指黄旭初，廖磊，夏威，潘宜之等人。
随王案同时被捕的有不少共产党人和主张抗日救亡的进步青年，如陶保桓，崔真吾，陈大文等人。
陶，崔二人均被杀害。陶保桓是中共柳江县委委员，是广西抗日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领导人。崔真吾是鲁迅的学生，和鲁迅办过刊物，参加过左翼作家联盟，但他和地下党没有关系。
当时黄旭初等人主张利用王公度案“作根本之肃清，对西大教授思想不正确者彻底去之”，但后来李宗仁没有同意，只把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文学系，社会学系停办，将思想左倾之教授如陈望道等“优礼厚市而遣之”。
由此观之，桂系对王案的处理有着一箭双雕的目的。有徐亮之“亮斋随笔”可证：“桂林有王公度，谢苍生之狱，其时皆以王谢归'托派'，欲因抗日酿桂乱，实非也。王谢之死，其远因，'开罪军人，排摈外客'二语足以尽之;其近因，则坐诉所谓的“政治纲领”，有'前方争取地位，后方联络中共'二语故。“黄旭初在王公度被杀后扬扬自得地说：”此为本省第二次清党，距第一次清党竟适为十年。“他把王案与“四一二”政变等量齐观。
关于王公度是不是托派，徐亮之曾郑重地告诉程思远：“所谓王公度是'托派，完全是假的，当王公度处死后，立刻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对外要怎样解释呢？就是说要加给他什么罪名呢？对此，李宗仁绕室彷徨，一筹莫展，我因建议道：“何不给王公度扣上托派的帽子？'德公纳议遂定案。”
曾巍
暗杀大汉奸陈箓的前前后后
西元1938年除夕，沦为孤岛的大上海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显得阴冷，凄凉。在日本人统治的铁蹄下，人人心头都笼罩着乌云，谁还有心思过年？谁还有心思走亲访友？行人极少的大街小巷里全然没有往年那种浓烈的节日气氛，只有刺骨的寒风挟持着纷纷扬扬的雨雪，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
然而，这时在茫茫都市里也有着一个气氛异样的角落。居住在沪西愚园新村25号花园洋房内的大汉奸陈篆家可非同寻常。花园里鞭炮声声，银花飞溅，一片欢声笑语;厨房内，热路气腾腾，溜，炒，烹，炸，忙得不亦乐乎;客厅内，更是张灯结彩，宾朋满座，谈笑风生。此时，陈篆正坐在客厅中央，供桌对面的沙发上。他看上去已年过花甲，身着一袭玄色暗团花长袍，正得意地捋着下巴，与几个前来探望的朋友及家眷谈笑，并不时指点一下正在摆着祖宗牌位的供桌旁上供品，摆弄蜡烛和烛台的女仆。祭祖，是他每年除夕，吃年饭前必须履行的一件大事。至于他的列祖列宗是否愿意接受他这个不肖子孙的膜拜，那他就不管了。
反正他要通过这种仪式来自欺欺人。
突然，客厅旁门外闪进两个持手枪，穿门卫制服的年轻人。陈篆刚要张嘴问话，只见其中一年轻人甩手就给了他一枪，子弹从他耳边飞过，他迅速地抱起沙发上的绣花靠垫护住脑袋，顺势滚到沙发一旁的地下。就在这一瞬间，另一个持枪的年轻人又飞奔过来照准他的头部又是两枪。陈箓头部，颈部各中一枪，当场毙命。那年轻人上前看了一眼，对客厅里吓得缩成一团浑身颤栗的人们说：“别害怕，我们是杀汉奸！”说着他把事先准备好的标语似的纸条扔在死者身上，即夺路而逃... ...
第二天一早，上海各大报纸均用赫然醒目的大标题刊载着“汉奸陈箓夜登鬼录”的消息。上海市民无不拍手称快。人们都知道，陈篆是汉奸梁鸿志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同时与北平王克敏敌伪组织关系颇深，故被任命为南北总长，是沟通联络南北敌伪组织的重要人物。陈箓的死无疑是给日本侵略者和敌伪汉奸政府沉重的一击;同时又是奉献给上海市民最好的节日礼物。然而，谁是刺杀陈篆的勇士呢？他们怎么可能撞进警备森严的陈家花园？
他们行刺后是否平安脱险？这些疑问报纸自然是无法解答的。在当时真正了解这桩暗杀案前因后果的人确实微乎其微。说起来，这桩案件的经过，的确曲折离奇，甚至是很荒诞可笑。谁能想到刺杀陈篆的起因，竟会是上海区军统特务的内江呢？
特务争宠1938年冬，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派大特务王天木到上海沦陷区接替黄埔一期毕业生周伟龙上海区区长职务。戴笠自以为王天木任上海区区长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早年就是一个有名的职业杀手，后来被戴笠收入复兴社特务处，成为最早的特务组织“十人团”成员之一。
1933年，他在北平任北平区区长时，曾成功地协助黄埔学生白世维暗杀过大汉奸张敬尧，在暗杀方面颇有经验。当时军统潜伏在上海的任务主要是收集敌伪情报和暗杀汉奸卖国贼，所以需要这方面懂行的人。但戴笠万万没想到，正因为王天木的到来，才引起一连串的风波，最后导致上海区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原来，上海区专门负责行动的组长赵理君亦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毕业于杭州浙江警官学校特训班，是戴笠最得意的学生和助手。当年他暗杀过杨杏佛，史量才，深碍戴笠宠信。他亦居功自傲，平素根本不把同事和部下放在眼里。他原以为周伟龙一调走，上海区区长之职定将落在自己头上，没想戴笠又调来个王天木，而且资格老又是以专搞暗杀著名的，这样一来，以后自己干的成绩，不是很容易被对方攫为己有？越想，他越觉得王天本是阻拦自己发展的绊脚石，是竞争抢功的对手。所以他总是处处与王天木作对，言语上时相顶撞，工作上从不配合，以致王天木上任数月一无所成。为此王天木非常恼火，总想找个能直接听命于他的人，干出一番成绩来，压压赵理君的气焰。无奈，他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筹莫展。就在这时，平时饱受赵理君欺压的人事组长陈明楚早已看出王天木的尴尬处境，出于同病相怜之故，他主动推荐年轻的组员刘戈青给王天木。他对王天木介绍说：“你别看戈青只28岁，人可是又机灵，又有胆略，而且他与日本人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是最合适的人选。“
原来刘戈青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台湾云林县。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人占据台湾。刘父与乡民奋起反抗，不幸被日本人刺了六刀，险些送命。幸亏乡亲们鼎力相救，他才得以活命。后来，他为逃避日本人的追捕，方离乡背井漂泊到福建厦门，漳州一带。他在漳州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后，依然念念不忘国恨家仇，常常告诫刘戈青，让他牢记这刻骨铭心的仇恨。所以，刘戈青1938年从临澄训练班毕业后，主动要求回到上海沦陷区工作。由于他不满赵理君的骄横跋扈，所以一直不被赵理君重视，不免有些心灰意冷。
王天木听了关于刘戈青的介绍后，非常高兴，立即让陈明楚带他登门探望。过去周伟龙，赵理君等人根本不把刘戈青这些刚从特训班毕业的学生放在眼里，平时见面时，总是趾高气扬，摆出一副上级的架子。这次区长王天木突然亲自登门拜访，真让他有些受宠若惊。不久，他即成为王天木的心腹，彼此以兄弟相称。一天，王天木突然接到戴笠的来电，约他前往香港汇报工作。他一见就不由得心里直发毛。上任之后，他还未于成一件事，赵理君又在暗地里不断说自己的坏话，这次去港述职，必定凶多吉少。他本来就是个疑心极重的人，这下他更认为是赵理君在有意陷害他。目前唯一挽救自己的办法就是让刘戈青尽快地干掉一两个大汉奸，他才好过戴笠那一关。
当天晚上，王天木特备一桌酒菜，专邀刘戈青来话别。席间，他神情沮丧地说：“老弟，我这次去港述职，说不定你我弟兄就再难见面喽！”
“大哥说得大严重了吧？”刘戈青不以为然。
“老弟，你太年轻了，你不知道赵理君在背后怎么败坏我！他想坐我这把交椅，所以不肯跟我配合，搞得我一事无成。唉！我们真是让他欺负扁啦！”
王天木想让刘戈青去为自己干一两件漂亮事，却又不肯自己说出，而是想让刘戈青主动提出。刘戈青倒是很仗义，他一听王天木的话，就毫不犹豫地拍着胸脯说：“大哥，你放心！我一定替你干一两件漂亮的工作，为你壮壮行色，也好向戴先生作个交代。”
“老弟，此话当真？你能替我争这口气？”刘戈青的话正中下怀。王天木兴奋地握住他的双肩，连连摇晃着，仿佛怕他反悔似的。
“当然！干是不成问题，只是枪支太少，我们埋在地下的那三支恐怕锈得不能用了。”刘戈青认真地思考着。
“这不成问题，我让林之江给你们准备枪。如果能干掉陈篆，必定大振民心士气。”王天木说着即举起酒杯，要给刘戈青敬酒。
刘戈青双手捧杯，信誓旦旦地对王天木说：“大哥放心！我定尽全力去完成任务。”
俩人碰杯后，一饮而尽，然后无言地双手紧握良久。
王天木第二天即离沪去港，刘戈青亦积极地着手谋划暗杀陈篆的工作。
汉奸毙命想要暗杀陈篆决非容易之事，平时陈箓出门时，总有20多个保镖和警卫开道护卫，根本无法下手。而他的住宅上海愚园新村25号又是一个上了双保险的住处。它的一边是义大利兵营，另一边是日本人的某保密机关，斜对面则是公共租界的巡捕房。这段弄堂平时一般老百姓轻易不往里去，有时误入其间很快就会被那些宪兵，门卫赶出来。要想持枪闯入陈宅，真是太难了。
不过，刘戈青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他既然在王天木面前夸下了海口，他就会不达目的誓不甘休。首先，他找了几个原在临澧特训班的同学，共同密谋策划。大家认为在外面除掉陈篆的可能性太小。不如利用人们以为陈宅是上了双保险的麻痹思想，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直接潜入陈家，把陈干掉。于是，刘戈青通过东北朋友刘海山找到一个可靠的保镖，让他绘制了一张陈宅的平面图，同时从他口中得知陈篆年三十晚上一定在家。因为每年吃团圆饭前，他一定要领着全家祭祖。
得到这一消息之后，刘戈青决定年三十晚上，陈箓祭祖之前赶往陈家，动手暗杀。除夕这天下午，刘戈青让其他人员前往沧州饭店集中，自己和特训班同学朱山猿赶到管理枪弹的林之江家取枪。孰知，林之江此时已有心想投靠敌伪特工总部李士群，根本没有按王天木的吩咐准备枪支。刘戈青赶往他家时，他早已躲了出去，只留下他老婆在家敷衍他们。刘戈青见事到临头竞找不到林之江，找不到枪支，非常恼火。他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硬催着林妻设法找到林之江，拿出枪支来。林妻无奈，想起床下还埋了14粒子弹，让他们挖出来取走。眼看天色已晚，刘戈青只好带着子弹返回家中，把自己收藏的3支生了锈的手枪取出，即赶往沧州饭店会合。
总算老天有眼。当夜幕刚刚降临时，天上就纷纷扬扬地飘起了毛毛细雨和雪花，沿途的巡捕，门卫和宪兵都缩进了岗楼或住房。刘戈青一行5人乘计程车来到愚园新村弄堂口。他们留下一人守在车内，其他4人沿着墙根顺利地来到陈箓家大门口。门外站岗的3个门卫此时正躲在岗楼内抽烟聊天。刘戈青等一个箭步冲进岗楼，用那三支生锈的枪顶住门卫的后腰，把他们的手枪和制服全都摘下换好，这才留下一人看守已五花大绑捆在岗楼内的门卫，其他的人随着刘戈青直奔院内，绕过花园内点花放炮的孩童，从洋楼的左侧到后门撞进陈家的厨房。
厨房内两个胖胖的厨娘正在炉台前忙碌着。刘戈青等人一闯入，厨娘吓得目瞪口呆，刘戈青让朱山猿持枪看住她们，就带着另一个同伙从过道撞进前厅。刘戈青计画是用绳子或刀将陈篆杀死，免得枪声惊动左邻右舍。可是他的同伙一见客厅那么多人，就慌慌张张地冲沙发上的陈箓开了一枪。这枪没打中陈箓，陈箓已抱起锦锻靠垫滚到了沙发下。刘戈青只好奔过去再冲其头部连开两枪，并把写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共除奸伪，永保华夏“的标语扔在尸体上。
此时，陈箓之子在楼上听到枪响，立即奔到楼梯口探头大声询问：“怎么回事？”当他一眼看清楼下客厅的情况时，不由大喊保镖并反手把楼口新安的铁栅栏门关上，防止行刺者冲上楼去。
刘戈青一见情况危急，就虚张声势地冲楼上打了三枪，然后夺路而逃。
陈篆之子不知来人底细，不敢贸然下楼，带着两个保镖在楼上冲弄堂出口射击，想封锁其退路。同时亦是想让枪声唤出左邻右舍和院内的其他保镖让他们出来救援。谁知，他这一招收效不大。原来，日本某机关和义大利兵营的宪兵，警卫听到枪声后，还以为是陈家在放除旧迎新的鞭炮，谁也懒得伸头往外看上一眼;院内其他的保镖正围在桌边喝酒打牌，个个晕头胀脑，枪声一响，他们就象没头的苍蝇到处乱窜，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刘戈青等人趁此机会贴着陈家的院墙根，溜到弄堂口，登上计程车，扬长而去... ...
叛徒出卖
陈箓一死，上海大小汉奸吓得魂不附体。日本特务机关和敌伪特工总部象发了疯似的到处捉拿凶手，把上海一个叫中国铁血青年团的帮会成员抓去不少。但刘戈青等早已到香港领赏去了。谁知，事隔不久，王天木突然给刘戈青来了封急信：“兄于15日被赵理君暗杀未中，查系老板命令。此乃太无天理是非，遂于翌日开始自由行动。弟见信速返。“
刘戈青见信，知道事情不妙。信中所谓“自由行动”就是指投靠敌伪特工总部76号的敌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刘戈青立即向戴笠作了汇报。戴笠非常焦急，他知道若王天木一投敌，那上海区的军统潜伏人员都将暴露，上海的工作将陷于瘫痪状态。他立即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赶往上海去见王天木。信中这样写道：... ...余遇君素厚，因念多年患难相从，凡事皆曲予优容。人或为之不平，余则未尝改易颜色，有负于君。乃竟背余事逆，天理何在？良心何在？... ...
王天木见信后，仍一口咬定说戴笠曾命赵理君暗杀于他，他在陈明楚处看到过那封电令，故不肯回头。
刘戈青见王天木未被说服，就再一次要求前往上海，亲自去劝说王天木。
他认为凭着自己与王天木的交情，说服王天木将计就计，利用他现在投敌后的身份去设法接近汪精卫，趁机将其暗杀，阻止南京敌伪汉好政府的建立。
戴笠听说，觉得刘戈青的话很有道理。他曾派人去河内暗杀汪精卫未遂。
如今汪精卫已到南京，并正在积极筹建汉好政府，势必防范更严，要想暗杀他，必须利用打入内部的人。王天木若能回心转意，自然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于是，戴笠终于答应了刘戈青的要求，并又写一亲笔信给王天木，交刘戈青带去。信中这样写道：“汝一人投敌，或为一时失足，尚有可谅解处。今复函诱戈青附逆，是汝甘心作贼，自绝于国人矣！本应按团体纪律制裁，但念你我多年情谊，还望戴罪图功，此其时也，望勿负余意... ...“
刘戈青见到王天木之后，亦好言相劝道：“戴先生说，你们打进敌伪组织正合乎他的要求，所以让我回来，让你协助我制裁汪逆，好阻止他的伪政府成立。对你们投敌之事，绝不追究。“
“我现在走这一步，完全是赵理君逼出来的。你老弟既然回来了，一切问题慢慢商量吧。”王天木嘴里说得好听，但实际上并不想按戴笠的话行事。
一见面，二话不说，就向他发了顿牢骚：“我是戴先生的学生，怎么会背叛他？我们是被赵理君逼得走投无路，才行此下策。我们也并不是真想投敌。
可是重庆方面不调查真相，听了一面之词就把我在老家的父母姐妹都关了起来，我当汉奸我负责，关他们什么事？“
“我不与你争辩，我只想用事实来证明你所说的不是事实。”刘戈青以为王天木，陈明楚都是听信了谣言才动摇投敌的，所以想用事实来说服他们。
不久，刘戈青电请戴笠，将陈明楚之妹陈燕飞送到了上海。刘戈青安排其兄妹在沧州饭店相见。陈燕飞双膝跪在其兄面前，哭求其不要再当汉奸，同时把老父劝其改邪归正的亲笔信交给他，兄昧俩抱头痛哭。陈明楚当时发誓不再当汉奸了。
他领着妹妹走后，刘戈青以为他真的会改过自新，非常高兴，一直等着他提供刺汪的线索。孰知等了很长时间陈明楚那里却音讯全无。他到处打听他的住所，亦无结果。他哪里知道，陈明楚已是死心塌地地当了汉奸。当初就是他利用赵理君和王天木的矛盾，伪造了一份戴笠电令，并导演了一场刺王未遂的假戏。其目的就是要拉着王天木一同投敌。如今，王天木已将英，法两个租界的军统潜伏组和成员出卖给了李士群，戴笠无论如何也不会轻饶他的，所以，他索性一臭到底，总是躲着，不肯与刘戈青见面。
有一天，曾与刘戈青，朱山猿同住一室的特务尤品三被巡捕房拘捕。严刑逼供之下，他供出了他们在沪西大旅店的房间号。巡捕得知刘戈青即是半年前杀死陈箓的主犯后，立即带人前去拘捕。幸亏巡捕赶到时，刘戈青刚好下楼打电话，被拦在楼口询问。刘戈青当时身着工人服，巡捕们没想到他就是凶犯，被他两句话就哄骗过去了。
这次刘戈青虽然没有被捕，但把王天木，陈明楚吓了一大跳。他们担心的是，万一刘戈青被捕后，反咬他们一口，说是戴笠派他来协助他们刺杀汪精卫的，那他们不仅前功尽弃，而且还会招来杀身之祸。他们想劝刘戈青离沪去港，又明知很难办到。刘戈青这个人办事总是不达目的不甘休的。既然戴笠让他来杀汪精卫，他就会一直干到底。所以刘戈青的存在对他们来说，是个极大的威胁。何况，刘戈青一旦发现他们是死心塌地地投向敌伪，将来势必成为他们的煞星，为自身安全计，王天木决定让陈明楚带人干掉刘戈青。
他们商定了一个暗杀刘戈青的方案，即打电话约他到兆丰公园附近的凡尔登舞厅见面。
乍一接到陈明楚约其见面的通知后，刘戈青觉得很突然。他的好友及同学力劝他不要去赴约，兔遭不测。但刘戈青仍对陈，王抱一线希望，他担心这次不去，以后无法接头，就坚持要去。正相持不下之际，他的女友陆缔来看他，听说他要去舞厅，就主动要求同去。朱山猿觉得这样可能会安全一些，就不再坚持己见，而让他们走了。
不久，陈明楚自己驾着汽车，带着他的妹妹来了。一进门，刘戈青就发现陈明楚已喝了不少酒。他不仅满嘴的酒臭，而且神色反常，好象心事重重，很痛苦的样子。刘戈青把他们兄妹让到桌边，刚把其妹介绍给女友，就见一个中年男子向他们桌边走来，而且边走边伸手到裤兜去掏什么。刘戈青以为是陈派来暗杀自己的。他不由瞪了陈明楚一眼。可是他发现陈明楚正双眼恐惧地盯着来人，身子不由自主地直往座位下缩。刘戈青见状，即毫不思索地扑过去，一把将来人摔倒在地，并迅速地去掏他的裤兜。结果，他掏出一看，发现裤兜里装的根本不是什么武器，而是一盒香烟。刘戈青知道误会了，连忙向他道歉，并帮他点着香烟。
这时，陈明楚的酒劲亦消除了一大半。他想到自己是来诱杀刘戈青的。
而刘戈青反而挺身来保护他。他觉得十分羞愧。但事情已走到了这一步，他已是骑虎难下。杀手们已在门外等候，只要他陈明楚一离去，他们就随时会向刘戈青下毒手。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他不由伏案痛哭起来。其妹陈燕飞还以为他仍是喝醉了，就劝他回去，别再喝了。陈明楚索性装得醉醺醺的样子，让刘戈青架着他走出舞厅，并一同上了他的汽车。埋伏在舞厅外的特务一见他俩一同出来，怕误伤陈明楚，不敢开枪。刘戈青因此而躲过了一场杀身之祸。但陈明楚上车之后，又有些茫然了。他拿刘戈青怎么办呢？让他死于自己之手。又有些不忍，但不除掉他，自己和王天木的安全均受到威胁。
陈明楚接过刘戈青手中的方向盘，漫无目的的在大街上转来转去，一直转到深夜，突然莫明其妙地把车开到了敌伪特工总部76号会客室门前，让刘戈青及女友进会客室稍候，说他马上就回来。结果，他带着其妹一去就未再露面，76号的警卫队长又不让他们离去。刘戈青就这样被莫明其妙地关进了虎口。
虎口冒险第二天一早，敌伪特工头子李士群方得到警卫队长的报告，说陈明楚把暗杀陈箓的主犯刘戈青送来了。他觉得这事太离奇了。自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没抓到的凶犯，竟然送上门来了，而且王天木和陈明楚事先根本未向他谈过此事。这到底是为什么？李士群百思不得其解，他打电话找王天木，王天木家根本无人接电话。他更加觉得奇怪，他哪里知道，陈明楚把送刘戈青到76号的事告诉王天木后，王天木吓得连夜躲了起来。他怕的就是刘戈青落在李士群手中，反咬他们一口，才要除掉他的。孰知陈明楚竟把他送上门去。这真是让他啼笑皆非，为谨慎起见，他先躲了起来。
李士群找不到王天木，就决定亲自审问刘戈青。可是，他一见刘戈青立即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刘戈青看似文弱书生，但眉宇间却有股刚毅英武之气。在李士群这个人人谈虎色变的敌伪特务头子面前，他依然镇静自若，毫无惧色。当李士群问到陈箓被刺之事时，他亦毫不隐讳，而且理直气壮地历数陈箓种种该杀之理由。他越是这样镇定，从容，李士群越是觉得他是个难得的人才，越是想将其拉过来为己所用。因此，他在刘戈青面前显出了从未有过的耐心和热情。他特意为刘戈青准备了一桌佳肴美酒，并极耐心地用他自己那一套汉奸理论来开导他。他说：“我知道你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
其实，我们又何尝不爱国？只不过，我们爱国的方式不同罢了。如今重庆政府把上海和大部分国土都丢掉了，我们只不过是在这片被他们丢掉的土地上为中国人讨回一部分权益罢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