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要闻探秘》
作者：《民国春秋》杂志荟萃 【完结】
编者的话
民国史通俗刊物《民国春秋》双月刊，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创办于1987
年1 月，至今年底已历10 载，出刊60 期，600 余万字。虽然本刊在史学期
刊中发行量是较高的，但仍有很多读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能订到本
刊，或没有能订到前几年的本刊，并以此为憾。而本编辑部又一时出不了《民
国春秋》合订本，不能弥补这部分读者的缺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编
辑出版《〈民国春秋〉杂志菩苹》，以应众多读者阅读之需。
本刊创办10 年来，承读者厚爱，专家、学者扶持，始终保持了自己显明
的特色，在林林总总的期刊激烈竞争中，占有了相当的优势。先是被评为全
国历史专业类核心期刊，继之又荣获华东地区首届优秀期刊评比一等奖，1995
年夏获江苏省首届优秀期刊评比一等奖。本刊同仁精心组稿，精心编稿，使
刊物真实可信，清新生动，贴近社会，贴近读者，始终呈上升趋势，在读者
中影响日广。
不但新近出版的《民国春秋》以题材新、史料新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
而且数年前刊于《民国春秋》的文章，重读之下，也别有一番情趣。本刊有
保存价值、使用价值、研究价值。海内外数十家报刊，包括《人民日报》、
《新华文摘》、《文汇报》及台北《传记文学》等，都转载过本刊文章。中
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复印过本刊数十篇文章。编写某些民国史书
籍，更是须以本刊为重要参考资料之一。如撰写关于审讯汪伪汉奸的书籍，
必得要参考本刊，因本刊有的文章纠正了一些图书的谬误，甚至补正了档案
史料中的疏失。
《〈民国春秋〉杂志荟萃》共分四册：《民国要闻探秘》、《民国要人
剪影》、《民国要案寻踪》、《民国艺苑风景线》。《民国要闻探秘》，收
入角度较小，写法较新、真实再现民国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章；《民国要人剪
影》，收入生动记叙民国军政、外交等名人一生经历重要侧面或片段的文章；
《民国要案寻踪》，收入详细描述民国重大的、轰动一时的、至今人们知之
尚少的暗杀事件和诉讼事件的文章；《民国艺苑风景线》，收入深刻反映民
国电影界、戏剧界和文化各界名人的风貌、情操、遭遇、成就的文章。4 册
字数共100 多万字，约占《民国春秋》创刊以来所载文章总字数的大约1/5。
《民国春秋》10 年所刊文章，大体集粹于此编。
读者对本书有何批评、建议，对《民国春秋》有何批评、建议，望随时
指陈，不吝指正。
民国要闻探秘——《民国春秋》杂志荟萃
绝密的《二十一条》是谁泄露的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最早究竟是由谁透露出来
的？仅是怎样透露的？许多史著和文章对此语焉不详。笔者在阅读民国史料
时，发掘到有关这一问题的一些史料。现据此谈点一管之见。
1914 年的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一些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
于欧战，无暇顾及在远东地区的扩张。日本则利用这一形势，趁机加强在华
的侵略势头，企图排斥其它帝国主义国家，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因此，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特务在华活动十分频繁。早在大战爆发前夕，日本
参谋本部就已获得情报，得知袁世凯确有做皇帝的念头。所以，这一阶段，
日本帝国主义很注意加强与袁世凯身边一些人的联系，以了解袁世凯的心
态，掌握袁世凯的动静。
1914 年8 月，离大战爆发不到一个月，日本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德国把中国的青岛租借地及其周围地区，
包括胶州湾在内交给日本。德国当时虽然无法采取强硬态度，然而还是
拒绝了日本的要求。日本遂派军在山东登陆，德军在做了两天的象征性抵抗
后投降。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整个德国租借地，控制了胶济铁路，并想进
一步全面控制中国政府。
到了1914 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再也按捺不住了，于是在1915 年的1 月
18 日，由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秘密会见了袁世凯，面交充分暴露日本政府狼
子野心的《二十一条》。当日置益陈述完《二十一条》的基本内容后，袁世
凯十分吃惊，当时他表情严峻，回答说：“此条款请与外务部会商。”临行，
日置益威胁说：“如秘密（指《二十一条》）泄露出去，日本当断然采取行
动。”《二十一条》共分五号：第一号是关于山东，第二号是关于满蒙，第
三号是关于长江流域，第四号是关于福建省，第五号是关于中国政府聘用日
本顾问、中国武器的标准化以及全国警察聘用日本教官等问题。
袁世凯与日使会见后内心是非常不平静的。据顾维钧1960 年对胡适的入
室弟子唐德刚（美国纽约市大学教授）口述历史时说，袁世凯在与日置益见
面后，就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同日本谈判的方针，并让当时的外交
总长孙宝琦辞职，再次任命职业外交家陆徵祥为外交总长。之后，袁世凯单
独召见了陆徵祥，经过密商后，决定不顾日本的威胁，把《二十一条》的内
容透露出去。陆徵祥离开袁世凯的大总统府后，立即找来了顾维钧。顾维钧
当时任外务部主事兼英文秘书。顾接受命令后，立即携带《二十一条》文本，
秘密送往美国公使馆。陆徵祥的原意是先交给英国的路透社，而顾维钧却首
先送往美国公使馆。美国新闻界得到《二十一条》后，如获至宝，立即予以
公布。消息传出后，迅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注意，更是
深深地震惊了美国政府，并对1921 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产生了微妙的影
响。
在以后几个月的中日马拉松式谈判过程中，每天下午或第二天，顾维钧
都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向英美通报谈判情况。
由此可见，最早向全世界披露日本试图灭亡中国，把中国变为日本殖民
地的《二十一条》的是美国，而授意泄露《二十一条》的则是袁世凯本人，
陆徵祥参与其事，顾维钧是具体执行者。遗憾的是这其中还有许多细小的情
节无从核查清楚，盖其原因是顾维钧所保存的1931 年以前的文件，收藏在天
津他的私宅，而其中有关这部分的文件全部丢失。
那么，袁世凯为什么要指示陆徵祥、顾维钧把《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
给新闻界呢？
原来这是他的一个计谋。围绕《二十一条》，中日双方举行谈判，袁世
凯的策略是尽量拖延。他指示陆徵祥，“要尽可能拖延下去。”而日本方面
则想尽快结束谈判，尽快签字订约。为了执行袁世凯的指示，陆徵祥想出了
许多办法来拖延谈判。日本要天天谈，每周五次，陆徵祥则提出每周开一次
会，并和颜悦色地和日方争辩。他说他很忙，有许多别的外交问题等他处理，
他还要参加内阁的会议。最后达成妥协，每周中日双方会谈三次。袁世凯之
所以采取拖的策略，是为了期待西方列强出面干预。这就是袁世凯要把《二
十一条》的消息和内容透露出去的原因。袁世凯的本意是想利用帝国主义国
家之间的矛盾，借助欧美的力量来牵制日本，以便在复辟帝制问题上少付出
一些代价。美国政府在得到《二十一条》的消息后，确也向日本政府施加过
压力，美国政府通过日本驻美大使和自己的驻日
大使将美国的立场通告东京日本政府，尽管这样，袁世凯还是没有完全
达到目的。到1915 年5 月7 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限48 小时答复。袁世
凯不甘心放弃做皇帝的念头，结果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于5 月9 日签订了
《二十一条》。这样，不仅袁世凯为国人憎恶和唾骂，而且参与签订《二十
一条》的陆徵祥也成为众矢之的。
赵映林
张宗祥帮助蔡锷脱险真相
天津《今晚报》于1986 年5 月16 日登载了一篇《关于蔡锷脱险的新解》
的文章，首次披露：当年帮助蔡锷摆脱袁世凯羁绊，潜逃出京的历史功臣，
是现代著名学者、画家、书法家张宗祥，而非外界历来所传言的小凤仙。嗣
后，上海《文汇报》于同年10 月4 日摘要转载了这篇文章，改题为《帮助蔡
锷脱险非小凤仙》；《报刊文摘》亦加以转载。
《新解》依据何在？作者说：最近在浙江省图书馆发现了张宗样先生所
撰《记一幕猴戏》，在其后记中说：“袁世凯要‘追蔡之信’首先是由陈公
侠（陈仪）得悉的，由于其他人都参加了进步党会，‘皆袁氏注目’，很难
接近蔡锷，唯有张宗祥平时‘不参加任何党会’，无‘政治色彩’，而‘追
蔡之信’又事关重大，因而
富有爱国之心的张宗祥毅然决然自动要求担当起去送信给蔡锷的重任。
蔡锷乘火车逃离北京，直往天津，也是由张宗祥一手安排，并亲自陪同前往
的”。笔者近日有幸翻阅张宗祥手稿《记一幕猴戏》，反复研读，觉得手稿
所记与《新解》作者所谈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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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幕猴戏》中提到蔡锷离京赴津、东渡日本之事计有两处。一处为
正文第9 页第1 面：“又数旬而蔡氏易装遁矣。袁氏知蔡遁，命陈仪追之。
蔡之同谋者亦与陈至稔，知此事，陈仪又木强，忠于所事，不能说之纵蔡，
于是赶陈前先至津，嘱蔡迁寓，俟有船即行，迨陈至津，历访蔡之友人，均
不得踪迹，废然以返。”另一处见后记：“予向不参加任何党会，因百里（蒋
方震）识松坡（蔡锷），二人皆进步党，往还意气之间当相得。公侠追蔡之
信既得，他人皆袁氏注目，予时一冷曹，且无政治色彩，乃自任之，速蔡行
外，兼在津市赁一宅。”
将《新解》文字与张老的叙述两相对照，不难看出，《新解》的错误之
一是：将后记中“乃自任之，速蔡行外”解为张宗样在北京给蔡锷送信井安
排和陪同蔡锷前往天津。殊不知蔡锷早已“易装遁矣”，而张宗祥“乃自任
之，速蔡行外”就是自告奋勇赶至天津，“嘱蔡迁寓，俟有船即行”。据有
关史料，蔡锷离京赴津是得到袁世凯批准的，并非秘密行事。当时，蔡锷已
患喉症，经日籍医师证明和向袁世凯请假获准，于1915 年11 月住入天津日
本医师开设的共和医院，趁机加紧筹划和布置反袁事项，并经常往返京津之
间。所谓张宗祥一手安排和陪同蔡锷
逃离北京是没有历史根据的。蔡锷最后一次由北京去天津是1915 年11
月17 日，同月19 日即离津潜往日本，然后转道赴滇。张宗祥急匆匆赶往天
津送信从情理推测，极有可能就是在这二、三天里。
“新解”的错误之二是：将袁世凯命陈仪到天津追蔡锷误解为“袁世凯
要‘追蔡之信’首先是由陈仪得悉的。”张文说“蔡之同谋者亦与陈至稔”，
指的是蒋百里。蒋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早陈仪两年。陈仪受命之
后向蒋透露了消息，蒋因陈仪此时固执愚忠，不能说服，转而与张宗祥商量，
张宗祥乃自告奋勇接过了任务。袁世凯命陈仪追蔡，而追蔡之信首先由蒋百
里得悉，这才是张老自述的原意。
在关系反对帝制斗争成败的关键时刻，蔡锷的同谋者蒋百里为什么想到
了一介书生的张宗祥？张宗祥又为什么慨然允诺，甘冒危险充当报警信使？
原来，蒋、张是浙江海宁同乡，又是同庚。1898 年年仅17 岁的张宗祥就已
与蒋百里在切磋学问，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因为两人的友情非同一般，蒋
才放心透露机密，张也毅然自告奋勇。
综上所述，张宗祥对反袁斗争的贡献是，在蔡锷行将转道日本赴滇的前
夕，及时报答，挫败了袁世凯最后一次的追蔡阴谋。这就是这段历史的真相。
李性忠
（第6 页为蔡锷照片）
一桩对民国总统的“名誉诽谤”案
1919 年9 月15 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了一篇 题为《安福世系
表之说明》的“某君戏作”，以诙谐幽默、辛辣嘲讽的笔致揭露了安福系对
外卖国，对内独裁的嘴脸，由此引出了一桩令人啼笑皆非的“名誉诽谤案”。
那么，这篇“戏作”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以致对簿公堂。原来该文将安福
系各主要人物加以分类，排成如下世系表：
并加以说明，指出安福系成立后，一味依靠日本人，与之订立中日共同防敌
军事协定、高徐济顺铁路借款等合同，肆意出卖国家主权，不言而喻，日本
人是安福系的“祖”。该系以段祺瑞为首领，一切行动唯段马首是瞻，而段
不亲自出面，显然为“老太爷”，为“父”。徐树铮为段的心腹干将，无论
表面上还是事实上皆是“主体人物”，而王揖唐为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代
小徐出面组织，精心筹划，充任党魁，“非克家令子而何？”倪嗣冲自始至
终协同徐“捣乱”，挟势力吓人，在小徐与靳云鹏争宠失意后又尽力为之排
忧解难，自是“贤兄”无疑。曾毓隽主持党务，势力介于徐、王之间，“非
弟而何？”朱深长司法部，与小徐关系极深，在其权限范围内处处承顺小徐，
方枢前任国务院秘书长，即小徐替身，其为议和代表亦代表小徐，无疑，朱、
方“皆佳儿也”。龚心湛原非安系，只因热心作官，投入门下，而安福系除
用龚抵挡风浪以外，对他却不很爱惜，“恰合螟岭子之地位”。张弧新近投
入安福系，为安福系收买非法议员数十人，又竭力为王揖唐效劳，自是“新
结拜之干儿也”。徐世昌为非法国会选举产生的总统，犹非正式结婚所生之
子，“则为私生子亦无疑也”。至于其他人的地位皆在上述诸人之下，而皆
有“承家分产之望”，“名之以孙亦宜也”。惟有袁荣叟本为研究系骨干，
近投安福系门下，出任山东省教育厅长，“则螟岭孙之得意者”。
这篇“惹祸”的文章发表后，北京政府恼羞成怒，遂委派穆安素律师为
代表，向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起诉，指控《民国日报》“侮辱大总统及在
职官员”，并票传该报经理邵仲辉（即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二人到庭。
10 月1 日，邵、叶二人延请林百架为辩护律师，自行投案。10 月3 日，法院
开庭，首先由原告律师提出控告理由，接着邵、叶二位被告进行申辩。随后，
双方律师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被告律师林百架首先为被告作无罪辩护，陈述了三条理由：（一）按照
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人民有自由言论的权利；（二）原告控案，应由北京当
局派员来沪，提出充分证据；（三）原告指控的文词原为游戏性质的政策批
评文章，未违反宪法规定，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况且，该文本意是为了促进
中国有良好政府，俾中国人民永享和平之福，并无任何侮辱意义。进一步言
之，即使法庭认为被告举动越出了宪法规定的自由范围，也不能认为被告有
罪。总之，原告实际提出的证据与控告实际依据的法律之间相距甚远，毫无
符合之处，不能视为有效，法庭应将此案注销。
被告律师辩护后，原告穆律师当即起身反驳，称《民国日报》所载之文
足以促使社会舆论讥笑“大总统及在职官员”，不但侮辱了他们，而且容易
引起民众对他们的轻视。他认为，对此案应从四方面考虑：（一）被侮辱者
之地位；（二）侮辱之方法；（三）侮辱时间及方法；（四）侮辱人之地位。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二位被告身为报馆主笔，皆受过高等教育，明知该文有
侮辱性质而不加删裁，仍旧刊用，用心极为险恶。不仅如此，此文一经登载，
使得南北和谈双方愈难接近，于中国未来和平前途大有妨碍。总而言之，被
告以上海为避地，极尽诽谤、侮辱之能事，贬损政府官员声誉，情节恶劣，
无疑应受到法律严惩。
法庭在听取双方辩论后，进行了庭议。迫于安福系的淫威，作出了令人
啼笑皆非的判决，称《民国日报》所载文章本意良好，颇有价值，惟“侮辱
大总统”一层属实，案情重大，最终判邵、叶二人各罚洋100 元。轰动一时
的“名誉诽谤案”就这样匆匆结案了。
方平
云南一九二０年“洋人质”事件
1920 年初，云南发生过土匪两次掳走“洋人”，借以要挟地方政府，把
他们编队组军、甚至“划地保商”的事件，反映出西南边省当时的多个社会
面。官、匪双方，斗力斗智。结果“洋人质”或乘机脱逃，或被官方谍报员
营救，全部安然脱险，在民国史上留下了发人深思的一页。
美国医师夫妇荒山被掳
1919 年冬，在藏南开设医院的美国斯德温医师夫妇，到云南省城昆明度
假。圣诞节过后，他们转向滇西，打算北上经武定县，渡过金沙江，返回西
藏。
云南督军兼省长唐继尧，正在扩军备战，妄图向省外扩展势力范围。他
在省内拉伕封马、加税增捐，弄得百业凋敝，社会动荡不安。由于集中精力
加强军备，对一些三五成群的路劫盗
匪，长期掉以轻心，并未认真设法，加以肃清。而当零星散匪啸聚一起，
成了“气候”，就不容易对付了。当时横行滇西、滇中，拥众数千的杨天福
匪部，就是那样由小到大、由弱而强，洗村劫寨，不断危害民众的一股。
斯德温知道云南道路不靖的情况，但按当年政府规定，外国人出行，沿
途各县都得派武装护送。斯氏过高估计乡团力量，有恃无恐，雇马前行。单
他的行李和在滇购买的土特产，就有64 驮。
云南交通落后，汽车还没有出现。省内各县间往来，主要依靠步行或骑
马。斯德温一行拥有60 多匹马，就像来往于省内各地运货的一个马帮！从昆
明到禄丰，平安无事。然而，1 月3 日，从县城远郊大腰站出去不远，在一
个荒凉的山坡下，埋伏在两旁的杨部喽啰20 余人，一拥而出。禄丰县公署所
派乡团8 名，看到遇上土匪，当即开枪抵抗。可是寡不敌众，反被土匪打死
了1 名。
斯德温夫妇和他们携带的大批物品，被匪众连人带马，一起掠走了！
7 名团丁逃回禄丰县城，“洋人”被掳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首先引起
外国教会神职人员的不安。当地天主教堂神父列文，急电法国驻滇领事馆，
要求转请云南督军公署，迅速设法“招安”杨天福，保证斯德温夫妇的生命
安全。
在外国领事敦促下，唐继尧指令禄丰县知事，会同列文和地方士绅，设
法和杨天福接头。同时，命令主管滇中及周沿地区军事的第三卫戍区，派出
步兵第十四团，由设于禄丰的第一剿匪指挥部指挥，跟踪搜索，加强监视，
相机出击。
经过地方设法，官方的“招安”要求，终于传达到匪部。这时，斯德温
夫妇被掳已将一个月了。
接受“招安”的条件
杨天福决没有料到掳来了“洋人”。他就是滇西人，自从1914 年脱离军
营，投入“绿林”后，岳母、妻子部被关押在县牢内，财产也完全被没收。
虽然多次设法营救，都没有成功。他手头而今有了“洋人质”，因而看出营
救家属的一线希望。于是，他吩咐不准瓜分掠来的财物，并要手下头目，妥
善照顾斯德温夫妇的生活。
接到要“招安”他的信息后，杨天福开了窍。他既要营救被押家属，也
要保全地位和实力。他估计，手里有了政府急于索回的两名“洋人”，政府
同样受到牵制，有很大可能会答应他提出的条件。
2 月中旬，第一剿匪指挥部收到了杨天福的回信。他首先表明，自己是
云南人，“因为宵小倾陷，铤而走险，遭遇时会，聚众至万。长年剽劫，终
非了结”（引文照原函直录，下同），因而愿意投诚，“以靖地方”。
杨天福要求，他的部众投诚后，政府必须“按照游击队编制，按月按名
发饷”；愿意回乡者发给保护证件，“使众弟兄各得其所，安心度日”；留
下编队者和他们携带的武器，仍由他“完全管率，以免分散滋事，并足以备
国家缓急之用”；被扣押的家属，被没收的财产，要全部释放和发还。投诚
后，听从政府调遣，如不出省，枪弹由他自备，勿须政府拨济，出省“则需
政府补充子弹，调换枪只，每次以20 只为度，不敢格外苛求”。
信中还提出保证，今后，东至滇东北的东川、昭通，南至阿
迷（开远），西至大理，在这片辽阔的区域内，如果再发生抢案，杨天
福愿意负完全责任！
来信提出，双方可以约期在附近米槽天主堂中磋商具体办法。在这段时
期内，杨天福担保不再抢劫。同时，政府军队“亦不得包藏诡谋，乘机袭击，
以免冲突，贻害地方！”
另外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法国领事必须出面，担保杨天福今后的生
命、财产安全。
官、匪双方谈判破裂
唐继尧同意双方进行磋商。由管外交的云南交涉署派出一名科长，会同
禄丰和邻县罗次两县县知事，到米槽和匪方代表吴营长见了面。
按照杨天福的部署，吴某带领官方代表，到土匪临时驻地，会见了安然
无恙的斯德温夫妇。
2 月下旬，磋商正式举行。
官方代表的心态并不平衡。认为既然诚心接受“招安”，杨天福为什么
还要继续“管率”部众？会谈还没有开始，便罩上了一层阴影。
双方磋商的焦点，始终集中在“洋人质”问题上。政府要求，立即释放
斯德温夫妇；匪方则坚持，必须答应他们提出的全部条件，才能放回“洋人”。
双方相持了四五天，出现了僵局。
一直关注此事的美国驻华公使，从北京派参赞德利来到昆明，和地方政
府共商妥善办法。唐继尧除要求和杨天福部接头的官绅，“设法劝谕该匪将
斯医生送还”外，也命令剿匪指挥
部，以重兵监视米槽，设如不能索回“洋人”，就用武力进行解决。
杨天福认为唐继尧并无“招安”诚意，2 月底，乘官军不备，挟持斯德
温夫妇，深夜撤离禄丰县境，经由罗次，退到武定去了。
驻军得报后，立即派兵追击。但已为时过晚，追之不及。仅在罗次县境
内，把后撤的匪方代表吴营长击毙。
磋商完全破裂了！
武定多的是深山老林，地广人稀，地形比禄丰远为复杂。土匪来去无定，
难觅踪迹。
军方一筹莫展，只得会同县公暑，派出多名侦探（谍报员当时的通称），
化装为普通乡民，四出查访匪踪。武定驻军营长杜国珍，则要他们想尽一切
办法，夺回“洋人”。
英国牧师被掳 美国医生获救
在和官方的磋商中，杨天福进一步认识到“洋人质”的价值。他对唐继
尧政府拒绝接受条件感到恼火。当退入武定县境、途经偏僻的小乡他谷时，
把当地基督教堂中的3 个英国人，牧师王怀仁（华名）和高心田（华名）夫
妇，连同中国教友晏某、何某、马某3 人，也一起掳走了。他想利用掠来的
5 名“洋人质”，胁迫唐继尧就范。
然而，出乎杨天福意外，高心田夫妇非常机灵，当股匪北退到梅子箐地
方的时候，看到匪众稀稀拉拉，疏于防备。夫妇俩抓住这个机会，在坡路转
弯的地方，冒险往密林中一窜，躲藏起来。匪徒们也竟然没有查觉，等他们
过去了很久，高氏夫
妇才走出密林。他们熟悉地理，于是步行来到最近的元谋县城。
元谋驻军正准备把高心田夫妇送回武定，这时，又发生了一件出于意外
的事。
斯德温夫妇也有着落了！侦探查知，他俩被安置在武定远郊、接近元谋
县境的他腊乌地方，因远离县城，土匪估计军队难以前来，看守非常松弛。
侦探深夜摸黑，到斯氏夫妇被囚之处，带领他们乘夜出逃。未费一枪一
弹，夺回了美国“人质”。在乡团协助下，斯氏夫妇同样被送到元谋，和高
心田夫妇会合了。
稍后几天，武定县公署准备了“花红彩轿”，把两对洋人接进了县城。
尽管如此，地方政府却不能安心。杨天福手中，还有着英国牧师王怀仁！
由于两对“洋人质”的脱险，形势似乎越来越严重起来。
匪首的动态
3 月6 日下午，杨天福在武定县属麻地粱子地方，得知高心田夫妇中途
脱逃到元谋的事，又急又恨。晚间，他组织了四五百名匪众，扬言追捕在逃
的“洋人”，攻向元谋县城。驻军即时出动，半路击溃了匪众。
杨天福退回麻地梁子后，严峻的形势使他踌躇起来。最后，把王怀仁唤
到身边，自己口授，让他写好两封信。晏某和何某两位教友，作为前往武定
的信使而被释放了。
两封信，中文短信写给驻军营长，警告不能派兵追击，否
则“必伤外人”。英文信写给高心田，要求他上报英国驻滇领事，和唐
继尧商谈。除同样警告不能派兵追击外，还建议当局，把滇西一带地区，划
为杨天福的“保商区域”，准他抽取“厘金”（税款）。“若准所请，由政
府指定地点，撤去军队，双方派员会商”。
杨天福接着南撤，被掳去的马姓教徒乘乱逃回。只有王怀仁，被匪众带
走了。
最后一个“洋人质”出险
官方的侦探继续活动，其中有个名唤贺家运的，在土匪撤退途中，被当
做普通乡民，掳去充当力伕，随队同行。
3 月9 日下午，贺家运在元谋西南的牟定县境内，看到被土匪挟持南行
的王怀仁。他们原就相识。于是，扛着一袋粮食的侦探，故意靠近了英国牧
师。土匪们都忙着赶路，对王怀仁并不特别留意。然而，前后十来步间，都
有着三三五五的匪徒。贺家运只能匆匆告诉王怀仁，要他夜间警觉一些，自
己将设法来找他，和他一道逃走。
这一夜，匪众在牟定境内的麦厂留宿。居民们早已跑到附近的山间躲藏
起来。土匪挨家搜查，粮食和值钱的衣服都被掠走。他们最后集中到一个打
谷场上，利用搜来的大铁锅，垒石成灶，生火煮饭。饭后，到空无一人的民
房住宿，王怀仁由三名土匪带着，也住进了民间的平房。
跑路跑得太疲乏，顷刻间，匪众全部沉入梦乡。一直留意“洋人”行踪
的贺家运，悄悄地摸黑入门，和早已在等候他的王怀仁会合，一道逃离匪窟，
向荒郊跑去。
两个人跑了半夜，碰到了巡夜的团警，贺家运说明情况，要求把他们护
送到附近的猴井。次日，得到急报的剿匪指挥部，派兵前来，把王怀仁接到
了禄丰。
最后一个“洋人质”出险了，驻军没有了顾虑，对溃匪发动了猛烈攻击。
杨天福连连失利，边退边抢，使得滇西的匪情，突然变得严重起来。
杨天福采取了化整为零的对策。滇西各县间，山多林深，出现了兵来匪
散，兵去匪聚、继续抢劫的局面。到4 月中旬，杨天福又忽然出现在禄丰西
邻的广通县境，还到他家的祖坟杨家茔地扫了墓。而当步十三团俞营闻讯赶
到，他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
余闻：杨天福的覆灭
从5 月到8 月，杨天福匪部依旧活跃在武定、罗次一带，一度还抢掠了
昆明西邻的安宁县郊乡村。但在政府军认真进击下，实力逐日削弱，连参谋
长简希贤都被活捉，“解省正法”。
在不利的处境中，杨天福审度形势，终于作出了“无条件投诚”的抉择。
9 月中旬，他把投诚信送到了禄丰，19 日，又派营长毕玉麟到禄丰剿匪指挥
部，表明“甘心投诚，永无反侧，并不要求他项条件”。
唐继尧当时正在“废督裁兵”，准备实现“联省自治”的野心。私愿把
他无法制服的土匪“招安”过来，为我所用。因而不但同意杨天福的请求，
另外还派知情人到滇南，“招安”另一著匪吴学显。
西、南两路土匪，1920 年10 月初，全部换上官军制服。唐
继尧命令他们集中到昆明，指定南郊干海子营盘为暂住地。同月17 日和
19 日，吴学显和杨天福先后被唐继尧召见，委派他们担任游击队第一、第二
支队长。土匪收编的军队，民间统称为“招安军”。在唐继尧庇护下，依然
过州吃州，过县吃县，为害乡里。
1921 年1 月下旬，原驻川滇军军长顾品珍由滇东北起兵“倒唐”，唐继
尧下野出走。2 月上旬，顾氏进驻昆明，被推为滇军总司令。对于唐部的师
旅长和中下级军官，除少数随唐出走或坚决辞职者外，顾氏一律以“滇总”
名义，任命他们担任原职，吴学显和杨天福自不例外。
土匪蹂躏地方多年，民愤极大。为防万一，云南省议会曾作出提案，建
议收缴“招安军”的武器。顾品珍当时正在整饬军风纪，也风闻“招安军”
纪律松弛，因而把这件事交由新任第三卫戍区司令杨蓁去处理。杨蓁奉令后，
作出了“双管齐下”的决定。先由他带领武装，去拘捕吴、杨。得手后，再
请第二旅杨池生团协助，到干海子收缴武器。然而，想不到出了内奸，杨团
参谋杜宗奇，和吴学显友善，慌忙找到吴学显，把机密泄漏出来。吴学显听
到吴总司令要下手，立即到南城外杨宅找到杨天福，邀约杨一起回干海子，
把队伍拖到滇南，另谋发展。杨天福迟疑不决，吴学显返身就走，骑马赶回
干海子，煽动两个支队一起哗变。在他统率下，连夜逃往滇南。杨蓁没有逮
到吴学显，接着出城到杨家，一场枪战过后，杨天福俯首就擒，很快便被枪
决了。
吴学显此后继续横行滇南。1922 年3 月，唐继尧集结驻桂滇军，攻回云
南，密令吴学显部里应外合。顾品珍率军阻击唐继尧时，误中匪部埋伏，陷
入重围而阵殁。
万揆一
孙中山立遗嘱
孙中山先生逝世前曾立有遗嘱。流行的说法是，《遗嘱》及《家事遗嘱》
系孙中山本人口授，由汪精卫笔录。然遗嘱产生经过究竟怎样？即使是当时
逐日详细报道孙中山病情及治丧情况的《大公报》，对此亦语焉不详。该报
载：“中山病状，近五日内日趋危险，昨晨已不能饮食，惟神思尚清楚，嘱
进日前所准备遗嘱，手自签字，嘱咐家人，语至数十分钟 ”《申报》报
道得更简略：“孙中山病势，至昨夜骤恶，急招国民党干部留下遗言。”
近翻阅1928 年上海广益书店出版的《孙中山丛书》第四集，见有黄昌谷
（当年曾跟孙中山同赴北京）写的《中山先生北上与逝世后之详情》，文中
有孙中山留立遗嘱的详细经过，现介绍于下，以飨读者。
1924 年11 月13 日，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取道日本北上。一路上夜以
继日处理公务，加之旅途劳顿，以致12 月4 日
至天津后，历年积劳之疾一朝并发。
1925 年1 月26 日，孙中山因病久治不愈，进北京协和医院，确诊为肝
癌晚期。遂延请各国名医诊治，并采用西方最先进的镭锭疗法，然终不见效。
遂于2 月18 日出院，移住铁狮子胡同5 号行辕，改以中医施治。
至2 月24 日，孙中山病情陡恶，随行人员焦急万分。是日下午3 时，一
位女看护对宋庆龄、孙科、汪精卫等人说：“依我的经验看，恐怕孙先生已
到了极危险的时候了，你们诸位有什么话要向孙先生请示，现在恐怕已经是
到了时候了。”
早在1 月26 日确诊孙中山身患不治之症后，随行的家属及国民党要员，
均极力主张预备一个遗嘱，万不得已时，请孙中山签一个字，以作全党遵守
之信条。今日见孙中山生命垂危，认为此事宜速办，毋容再拖延，便公推汪
精卫负责办理。
汪精卫把孙夫人宋庆龄请出病室，征得她同意后，便与孔祥熙等走到病
榻前。这时孙中山似睡非睡，听得有人进来，张开眼问道：“你们有什么事
呢？”言毕又闭上了眼睛。汪精卫弯下腰，婉转地说：“我们四个人今天是
以同志的资格来看总理的病况的，总理的病大概不久就可以好了。不过好了
之后，必需长时间的调养。调养期间，本党的事情很多，又是很忙，不能够
停滞的，一定要有同志，代总理去执行党务才好。要有同志能够代为执行党
务，合乎总理的意思，没有错误，一定要总理先说几句话，让各位同志有所
遵守才好呢。”汪精卫讲话时，孙中山听得很认真，他沉静了一会说：“我
没有什么话要说啊。”汪精卫再次劝道：“总理的病一定是可以好的，不过
在没有完全好之前，恐怕调养的时间太久，不能够理事务，所以还是希望总
理早说几句话，让我们能够遵守，照那些话去进行党务才
好呢。”
孙中山沉默了许久，睁开眼，神志极为严肃地说：“我看你们是很危险
的啊！我如果是死了，敌人是一定要来软化你们的；你们如果不被敌人软化，
敌人一定是要加害于你们的；你们如果要避去敌人的危险，就是一定要被敌
人软化，那么我又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汪精卫又用极为诚恳的语调请求说：
“我们跟随总理奋斗了几十年，向来都没有怕过危险，以后还怕什么呢？向
来没有被敌人软化过，以后还有什么敌人能够软化我们呢？不过总是要总理
先告诉我们几句话，令我们有所遵守，方知道怎么样向前去奋斗呢。”
孙中山见汪精卫等恳求再三，缓声问道：“你们要我说什么话呢？”汪
精卫见有了转机，连忙说：“我们现在已预备好了几句话，读给总理听，总
理如果是赞成，便请总理签个字，当作总理所说的话。总理如果是不赞成，
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话，我可以代为笔记下来，也是一样。”孙中山听到这
里，便说：“好呀，你们预备了什么话呢？念给我听吧。”汪精卫便拿出一
张纸来，低声朗读：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
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
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
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
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是所至嘱！”
孙中山听完后说：“好呀，我很赞成。”这时又有一位家属（孔祥熙）
请求说：“先生对于党务，既是赞成说几句话，对于家
属，可不可以照这个样子，也说几句话呢？”孙中山说：“可以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