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书，总计达1212 页（英文）。第七天下午（11 月12 日）读到第十章证明.5
和讲话中，对自己的籍贯均持后说。在现在能见到的材料中，蒋介石皆自称
“武岭蒋氏”或“浙江奉化武岭”。蒋氏家族修的族谱，题签也是《武岭蒋
氏宗谱》。武岭，亦称武山，在奉化溪口镇东首，屏障全镇，为溪口的门户。
蒋介石虽未说自己与河南许昌郑氏有无瓜葛，但河南郑绍发前来南京认弟，
尽管未能见到“胞弟”蒋介石，然而蒋介石并没有为难他，在把郑绍发“资
送”回原籍河南后，给了他一个“步兵少校”的军衔，嘱咐河南省政府主席
刘茂恩不要忘记给郑绍发开薪一事，却又让人疑窦顿生。由是，对蒋介石的
身世籍贯的两种说法，是家喻户晓，历经几十年而不衰，而且随着海峡两岸
形势的趋向缓和，又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成为社会性的“长久话题”。
可是蒋介石曾到江苏宜兴寻根、认祖、扫墓、修祠一事，却几乎无人知晓；
蒋介石的先祖乃是江苏宜兴人，更是“黑匣子”。
笔者因课题研究的需要，曾去宜兴市调查，承该市几个有关部门的热情
协助与支持，在调查中发掘到一件已被人们遗忘的事——1948 年蒋介石偕宋
美龄前来宜兴寻根、认祖、祭祀先人，嗣后又拨专款修茸当地蒋氏宗祠。
蒋介石、宋美龄为什么会到宜兴去认祖祭祀呢？难道这里真有他的先祖
坟陵吗？
回答的答案是肯定的，蒋介石的先祖的确是江苏宜兴人氏。而蒋氏伉俪
去祭祀的缘由则是因宜兴县县长蒋如镜的一封信所引起的。
抗日战争时期，宜兴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成立了“维持会”和伪县政府。
宜兴沦陷后，当地的国民党县政权就成了流亡政府。抗战期间，国民党宜兴
县长井换了6 届。这第六任县长叫蒋如镜，是本地徐舍下滩村人，1943 年11
月至1946 年6 月任职宜兴县长。为了躲避日本侵略军与汪伪军的追剿，他经
常背着背包在宜兴各处办公从事抗日斗争。这位县长是文化人出身。1938 年
他与潘韵笙共同创办了《宜兴报》，1941 年6 月1 日，他又创办了《民锋报》。
其此编《民锋报》曾与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办的《新江苏报》合出“中外电
讯”，隔日刊出一期，报道世界各地抗击法西斯以及国内各地抗日斗争的新
消息。正是因为这位县太爷是文化人出身，无论有事无事，总是喜欢涉猎古
籍。他从宜兴《蒋氏族谱》中发现了宜兴蒋氏与奉化蒋氏是同祖、同宗。于
是就有了给蒋介石的上书。
那么，宜兴蒋氏是怎样的一个家族呢？蒋如镜为什么能把宜兴蒋氏同奉
化蒋氏拉扯到一起，是同祖同宗呢？难道他有什么确凿的史料根据吗？否
则，蒋介石为何会轻而易举地相信了呢？
据宜兴同志介绍，宜兴蒋氏在民国时期以及之前一直是当地的大族。笔
者为了取证这一点，曾在南京，还有江苏的其它几个城市，向一些从事社会
科学教学和研究的老先生做过访谈，无不知晓宜兴蒋氏乃是当地大族。
宜兴蒋氏始祖乃是东汉初的亭乡侯。其家族史，据南宋咸湾年间（1265
—1274）的《毘陵志》记载： 亭乡侯蒋澄，字少明。其父蒋横，东汉初官
拜将军之职。蒋横共生9 子，蒋澄乃其少子。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26
年），蒋横随刘秀征讨赤眉军有功，被封为浚道侯，其后遭中央监察官、号
称“三独座”的司隶校尉匡路的诬陷而罹死刑。他的9 个儿子通通被迁徙。
蒋澄与兄蒋默，遂迁徙到阳羡（即今江苏省宜兴市）。后来蒋横的冤案平反
昭雪，匡路也因此受到族诛的处治。而蒋横诸子皆受封拜官。蒋默封云阳侯，
官拜谏议大夫。蒋澄封亭乡侯，任婺州刺史。蒋澄性格豪爽，任上颇有政
绩，受到过朝廷嘉奖。蒋澄60 多岁时致仕回到阳羡。他赋闲居乡，热心公益，
多次捐资修路、筑桥、扩建修缮祠堂，对本族与毗邻之贫困人家亦不时有所
周济，在当地甚有声誉。71 岁时无疾而终。当地乡人为纪念这位德被乡泽、
为官清廉的老人，争相为其立庙祀之。这就是宜兴城内东庙巷及官林镇上各
有一座亭侯祠的来历。蒋默、蒋澄之子、孙以后分别任过前将军、丹阳太
守、荆州刺史、兖州刺史，有的封侯，有的袭爵，成为宜兴的名门望族。坐
落在官林镇上的亭侯祠（原与今天的官林小学毗邻），是一座有三进院落，
有门厅、正厅、后楼的青砖瓦木结构建筑。抗日战争时期，毁于兵火。庭院
中仅残一碑，碑额篆刻“九侯世家”四字尚清晰可辨。
蒋如镜在卸任前夕，给蒋介石上书，在介绍完了蒋氏的这段家史后，又
把宜兴蒋氏挂到了周公姬旦的身上，说蒋澄先祖是助西周武王灭商的周公的
第三子伯龄。接着笔锋一转，又非常巧妙地把宜兴蒋氏与奉化蒋氏嫁接上。
在一段分析之后，蒋如镜在给蒋介石的上书中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道：“奉
化蒋氏与宜兴蒋氏是同宗、同祖、同根生。”蒋如镜把宜兴蒋氏宗谱用红锦
缎包裹好，封上信，派专人送到南京。
平心而论，蒋如镜所述一切，不是他个人的信口开河，杜撰出来的，根
据史料记载，蒋澄的后人，在东晋时从江苏宜兴迁到浙江台州。蒋介石在未
发迹以前，也认为奉化蒋氏是大世家。他在民国九年（1920）12 月4 日的日
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吾蒋氏在唐代由台州迁奉，楼隘或即俗呼楼岙者便是之蒋浚明公，官
至金紫大夫，即此派也。其墓在三岭山 摩珂蒋宗霸公，世传为吾祖，谱
中所称必大公者是也。当王季之周，其居三岭，与岳林寺之弥勒相友善，亦
近情理 ”
可见蒋介石是认为自己是由台州迁到奉化的“官至紫金大夫”的蒋浚明
的后裔。再往前，蒋浚明的先祖又是谁，中间缺了一段，蒋介石自己也弄不
清楚。如今见到蒋如镜的信和宜兴蒋氏宗谱，如获至宝，正好弥补了蒋氏世
系溯源中断的缺憾。由此看来，蒋介石更早的祖籍当是江苏宜兴无疑。再说
蒋介石看完了信立即瞩咐侍从室派人到宜兴调查，并交待下来：不要走漏消
息，惊动中央各部委与要员们，以免贻笑于人。来人在蒋如镜陪同下实地查
看了都山的亭侯冢等几处遗迹，还看了宜兴城里已毁于兵燹的亭侯祠的
残迹。蒋如镜又让当地士绅蒋耀坤详细介绍了宜兴蒋氏家族的世系情况。来
人问得很仔细，做了认真的记录。不过蒋介石在听取了侍从室调查人员的报
告后，并没有表示要来宜兴，只是不置可否地“嗯 嗯”，以表示知道了。
因为这时他有更重要的事——急于消灭共产党，正积极部署对中原解放区李
先念部的进攻。另一方面，在还没有仔细研究这一事情的可信程度之前，也
不便于立即明确表态。此后，随着战事的吃紧，蒋介石始终没有能来宜兴。
蒋如镜原以为蒋介石会即刻来宜兴认祖祭扫，自己也可风光一下，说不定能
够再弄它一任县长干干。可是直到1946 年6 月底他卸任回乡，蒋介石都没有
来宜兴。（1950 年蒋如镜被宜兴人民政府以反革命罪镇压。）
到了1948 年5 月初，宜兴县政府突然接到南京方面的通知：蒋介石要来
宜兴扫墓。当时的国民党县长是李乙飞，见函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闹不清
蒋介石要来宜兴扫的哪门子的墓。因为当年蒋如镜考证宜兴蒋氏与奉化蒋氏
乃“同宗、同祖、同根生”只有参与其事者知晓，也未有公案留存，也就难
怪李乙飞莫名其妙了。后来几经辗转，在宜兴徐舍下滩村找到了闲居在家的
蒋如镜，才算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回到县里，李乙飞就忙开了，先带人去
勘查都山亭侯墓。这亭侯墓坐落在都山荡边的都山上，依山傍水，景色
优美。不过这座千年古墓，到这时已是荒冢，墓前残留着石台、石凳和一块
字迹不清的墓碑。墓地面积约3 亩，据说原来的面积有5 亩，由此也可想到
当年的气派。李乙飞交待县政府派人立即清除杂草，把通至墓地的小道修整，
并在蒋介石要经过的几个主要地方和桥镇、徐舍和宜兴县城都布置了欢迎队
伍。
5 月17 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及侍从警卫一行，分乘5 辆小车，没有前呼
后拥的大队车马，轻车简从，沿当时的京杭国道（即后来我们说的宁杭公路）
于上午10 时许抵达宜兴徐舍镇。县长李乙飞率宜城缙绅蒋湘叔、徐舍的许楚
箴和都山的蒋耀坤等在此迎候。这批人被蒋介石邀请同乘预先备好的专用汽
艇直驶都山墓地，之后，从人弃舟登山，步行约两华里到了亭侯墓。蒋介
石在都侯墓村（今蒋家村）问有无同族年长者，蒋耀坤推荐了年逾古稀的朴
实老农蒋田福，蒋介石接见了他，并客气地邀请他一同参加扫墓仪式。
在稍事休息后，举行了扫墓仪式，首先由蒋介石献上从南京带来的大花
圈，蒋氏夫妇继而向侯墓鞠躬示敬，接着按年龄长幼分批向侯墓鞠躬。仪式
很简单，没有上供品，也没有燃香烛。
蒋介石一行祭扫完毕，仍坐汽艇于下午2 对回到徐舍，随即坐车沿京杭
国道转锡（无锡）宜公路去了无锡，未在宜兴城内停留。
以后，蒋湘叔、蒋耀坤两次上南京谒蒋，请示修理宜兴城内亭侯祠事
宜。蒋介石拨了专款把祠堂修缮一新，并亲题“世德清芬”匾额。此匾制好
后高悬于祠堂正厅中央。匾额上沿正中有一朱红大方印：“中华民国总统印”，
下款为“蒋中正”三字。
祠堂正厅，新塑蒋澄坐像一尊，后厅悬挂蒋澄画像一帧。画像是蒋氏家
族历代祖传，确系古画。“文革”中尽被毁去，使调查者无以得见。
附记：在调查中，承蒙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群众团体及有
关人士的热情接待与协助，更感谢当年在宜兴办报如今均已是耄耋之年
的几位老先生，正是由于他们的支持，才得有了此文的材料。
赵映林
蒋介石三次“引退”
以退为进，初次“引退”
1927 年8 月14 日，南京和上海等地的报纸赫然刊出蒋介石“下野”的
消息。这位权倾沪宁、煊赫一时的“总司令”，刚遨游上海回到南京不久，
为什么在戎马倥偬之际，突然“卸甲”呢？正当人们议论纷纷时，8 月16 日
上海《申报》刊出《蒋中正下野之经过》一一，系记者采访“总参议”张岳
军的谈话，说“此次最近战事，一方对北，一方虑及武汉。奉之对冯，宁之
对鲁，汉之对宁，适成犄角之势。故蒋自前线归来，默察大势，内省诸躬，
为党之团结及政府前途计，决心下野”。张的一席之谈，无非想为蒋介石的
下野作一番辩解。但也难免道出了一些真情。
1927 年七八月间的形势确实对蒋介石有些不利：这年4 月14 日，蒋介
石另立中国国民党中央，18 日在南京又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汪精卫为首的
国民政府分庭抗礼。5 月，蒋介
石调集军队过江北伐，与冯玉祥会盟徐州。就在这时，汪精卫在武汉通
电表示要蒋介石“下野”，否则将予军事讨伐。6 月23 日，唐生智在汉口召
集军事会议，决定举兵东下进窥南京。27 日，蒋介石急忙下令从徐州前线抽
调主力分别到皖赣一线和浙江一线防堵武汉的“东征军”，致使徐州前线兵
力空虚。直系军阀孙传芳和山东张宗昌联合，率直鲁联军组织反攻，夺回徐
州。蒋介石亲到徐州前线督战，仍频频失利，大军沿津浦线往南溃退，旬日
之间两淮尽失。而唐生智又以“东征军总指挥”名义，连续通电要蒋介石“下
野”。政局就如张岳军所说“适成犄角之势”，对蒋介石很是不利。
8 月6 日，蒋介石从津浦路前线回到南京，随即搬到东郊汤山别墅，和
何应钦、陈布雷等一班人商量对策。蒋介石的客厅里整日气氛沉闷，在一次
又一次分析北、西两线形势后，何应钦和陈布雷等都认为，要摆脱困境，关
键要看掌握百里江防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态度。如果李、白态度暧昧，则“总
司令”别无他路，唯有“下野”。蒋介石经数天的优虑后，沮丧地说：速电
在芜湖的李宗仁到汤山来，同时嘱陈布雷赶紧拟就一张“引退”文告。
8 月11 日，李宗仁从芜湖回到南京，“就掉转车头，向汤山疾驰而去”。
据《李宗仁回忆录》说：一见面，蒋就对李说，“这次徐州战役，没有听你
的话，吃了大亏，我现在决心下野了！”
李闻言，吃惊他说：“胜败兵家常事，为什么要下野呢？”
蒋仍摇头说：“你不知道内幕，情形复杂得很。”
蒋介石叫李宗仁到南京的目的不是商讨军事，是摸李的底；李知道蒋在
摸底，所以一面劝蒋不可下野，一面说：“现在津浦线上，我军已溃不成军，
局势十分紧张。敌人已逼近蚌埠，旦夕之间即可到达浦口，威胁首都，武汉
方面又派兵东进。 ”蒋介石一听李的言下之意，确是有点“暧昧”，随
即拿出一张拟好的文告交给李宗仁。李宗仁拿了文告后即下楼和何应钦等一
班人见面。这时何应钦、李宗仁、陈布雷、戴传贤、陈铭枢等许多文臣武将
又紧张地议论开了，议题逐渐从蒋的去留问题转到对文告内容的推敲。12
日，蒋介石在汤山召集党、政、军要员会议，嘱把文告电达武汉汪精卫，上
海胡汉民等，并把军、政大权交何应钦、李宗仁等负责。蒋即于当晚7 时乘
火车去上海，次日转去奉化，身边仅带12 个卫士。
蒋介石的“下野”文告洋洋千余言，一面表露其北伐和清党之“大功”，
一面把武汉政权与之对立之责任推在中国共产党和鲍罗廷身上。文告最后
说：“中正复有何求，今既疚戾于一身，即应自劾而归去，解除职权，以谢
天下。”因文告预先拟就，所署日期是8 月8 日。
蒋介石一下野，武汉方面就失去了“东征”之口舌。当“下野”文告电
达武汉后，汪精卫于15 日“有十万火急电，由九江拍至南京，请李宗仁、何
应钦、白崇禧等速到九江会议”。8 月22 日，李宗仁等代表南京方面与武汉
方面的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在九江庐山会议，双方取得妥协，缓住了唐
生智的“东征军”。李宗仁回到南京后，与何应钦、白崇禧等于8 月26 日至
30 日的五天时间内，在龙潭全歼孙传芳渡江的11 个师，扭转了危局。9 月间，
宁汉沪三方代表在南京开会，联合组成了一个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
改组了南京“国民政府”。接着，桂系又联合西山会议派迫汪精卫“下野”。
10 月，李宗仁挥师西进，将唐生智部击溃，唐部10 多万军队尽为桂系收编。
正当桂系势力在南京、武汉日益膨胀之际，蒋介石从溪口到了日本，与
日本政界人士广泛接触，尤其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进行长时间“恳谈”，取
得“谅解”“11 月10 日，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恰逢汪精卫从广州到上
海联络组织力量，遂抓住时机串通一气，互相支持，相约同时复职。12 月3
日，蒋介石支持汪精卫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汪精卫力推蒋介石复职。
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想对张作霖作战，也主张蒋复职。何应钦则要蒋出来
“主持军事”。这样，预备会议顺利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议题，并决定由蒋
来负责筹备二届四中全会，南京的“特别委员会”当即解体，胡汉民、孙科
等一班人被迫“出洋”。12 月11 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桂
系借机攻击汪精卫等对广州起义负有责任，蒋介石鉴于复职的目的已经达
到，立即参与劾汪。汪精卫也被逐“出洋”。蒋介石于1 月4 日从上海抵达
南京“主持大计”，9 日正式通电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接着又担任
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拥有实权的职务。
内外交迫，再次“引退”
1930 年胡汉民出任立法院长，蒋介石未经立法院通过，与日本签订了《关
税协定》，因而胡对蒋不满。蒋又擅自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胡更
不满。1931 年初，蒋介石坚持要召开“国民会议”，另制《训政约法》，胡
汉民认为“总理之建国大纲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宣言中之对内政纲，较
任何约法都完备，无需再作出钦定式之约法”。蒋听此言甚为恼火。2 月26
日，他派人给胡汉民送去一个请柬，约28 日于总司令部晚餐。28 日晚胡开
完会到达司令部，不见有宴，只见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一人坐在那里。不久
蒋介石出来相见，两人发生争执，蒋即下令将胡汉民软禁，后送去汤山。
胡案发生后，国民党内部矛盾尖锐起来，粤派要人纷纷离开南京去广州，
有孙科、古应芬、王宠惠、刘纪文等。汪精卫和邹鲁乘机活动指责蒋介石。4
月30 日，邓泽如、林森、肖佛成、古应芬囚监委正式提出“弹劾”案，要蒋
介石“下野”。蒋被迫向中央监委“自请查办”。在两广方面，陈济棠、陈
策、李宗仁、张发奎等相继通电响应，要蒋介石在48 小时内“下野”。而南
京方面以何应钦为首，发出“忠告陈济棠”之通电，进行对抗。5 月27 日，
汪精卫、孙科、邹鲁等于广州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
发表宣言，指责南京之“党部为个人势力所劫持，实无存在之价值”。当晚
又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28 日，在广东省政府二楼举行“国民政府”成
立典礼，又在燕塘阅兵，分别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第四两个集团军，陈
济棠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双方剑拔弩张。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以及各中等学
校学生纷纷集会、游行示威，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9 月28 日，
学生冒雨到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蒋介石被迫出来“接见”。 11 月
24 日，全国各地到南京请愿的学生5 千多人到中央党部请愿，蒋介石对他们
说：“如三个月内不出兵，砍蒋某之头，以谢国人。”学生们不信他的话次
日在国民政府的大门前悬挂一口大钟，不时敲打，以示警告。蒋介石被迫“手
书”答应学生“抗日”。
在学生要求抗日的同时，各省响应东北马占山的抗日运动，纷纷指责蒋
介石，要求出兵抗日。蒋介石内外交困，终于“软”了下来。蒋先派陈铭枢
携亲笔信去上海说项，又派蔡元培、张继陪陈去香港与粤方会晤。9 月28 日
和29 日，粤方之汪精卫、孙科等与陈铭枢等会谈于香港，议定由蒋介石先发
一通电，“为时局危机引咎，并声明议定统一政府办法时，即行下野”。接
着双方在广州退思园开会，粤方坚持“须蒋先下野而后开和平会议”。蒋方
代表向南京请示，蒋复电表示只要粤方要人到南京，当即“通电下野”。10
月初陈铭枢返沪，由陈任京沪卫戍总司令兼淤沪警备司令，调十九路军进驻
沪宁卫戍，保证粤方要人安全。10 月24 日，粤方要人与蒋介石在上海戈登
路伍朝枢宅举行会议，前后开了七次，经过反复讨价还价，于11 月7 日达
成协议，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南京国民政府，俟改组后，广州国民政府当
即取消。12 月15 日，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之下被迫宣布下野，辞去国民政府
主席、行政院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职。26 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为合议
制，由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院长，伍朝
枢为司法院院长，戴传贤为考试院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蒋介石虽然
下野，仍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蒋在下野前已布置亲信，控制了军队
等要害部门。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争权攘利并未停止下来，在广州出现
了“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等机构。陈济棠倡
议“西南五省大团结”，何成濬又发起“九省联防”，张学良、阎锡山、冯
玉祥等也在筹划“北方六省大联合”。国民党四分五裂。1932 年1 月4 日，
孙科迫于形势，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南京政权出现危机，亲蒋派乘机提出
“请蒋介石到南京主持中央政治会议”之动议，当即得到通过。2 月21 日，
蒋介石回到南京。3 月6 日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
谋长。
三次“引退”，全盘失败
1948 年底，东北、华北全境解放，华中、华东的长江以北地区均为解放
军占领，蒋家玉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蒋介石不但为中国人民所唾弃，连
美国政府也对他不满。
早在1948 年10 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建议，
“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有前途的其他国民党领袖人物上台执政。11 月16
日孙科接任行政院长，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遣其亲信傅径波去见孙科，表示美
国之态度，“欲实现国共和议，非蒋介石去职不可”。美国的态度使蒋介石
非常着急，他立即派夫人宋美龄飞往美国访晤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支持”。
但未得结果。12 月24 日，拥兵50 万的“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在武汉通电
提出“国共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和蒋介石“下野”等要求；紧接着李宗
仁与甘乃光等又提出五项和议主张：1.蒋介石下野；2.释放政治犯；3.言论
集会自由；4.两军各后撤30 里；5.划上海为特别市，作为和谈地点。接着河
南、湖南、湖北、广西四省相继通电主和，并要蒋介石下野。除夕日，蒋介
石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征询意见，除谷正纲等少数几人外，其余一致认为
蒋是和谈的主要障碍，应当去职。蒋介石深知这不仅是同僚们的意见，就是
美国政府也对他打问号了。遂于1949 年1 月1 日发表《元旦文告》，说“只
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
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 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
国民公意是从”。1949 年1 月8 日，
蒋介石嘱外交部长吴铁城以《和谈决议》通知美、英、苏、法四国驻华
大使，请其协助完成和谈，均遭拒绝。9 日，蒋介石一面派张群、黄绍竑去
武汉和长沙，听取白崇禧和程潜的意见，一面调整南方各省之党政军要员，
安排后路。18 日，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彭孟缉
为副总司令。19 日任命朱绍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天为江西省政府主席，
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张群为重庆绥靖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主任，
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蒋介石既不能打
下去，又没有“和谈”之可能，只得于1 月21 日“引退”。1 月21 日下午4
时，蒋介石乘飞机到杭州，次日到溪口。蒋经国在他写的回忆录《风雨中的
宁静》一书中说：“父亲引退，离开南京，临行时候，曾到紫金山国父陵寝
谒别。当天晚上到达杭州，就住在览桥空军军官学校，那时父亲的心情当然
显得十分沉重。”
陆仰渊
蒋家王朝的“内廷”——侍从室
军机处与侍从室
史学家常说，历史往往会重演。公元1703 年，清雍正皇帝乘着对准噶尔
用兵之机，借口军情紧急，需迅速缜密处理，便降下御旨，命于宫内隆宗门
附近建板屋数间，办理机密事务，这就是军机处。所谓军机处，不过是他私
人的权力班子而已。军机处的人员由皇帝从亲王、重臣中挑选亲信担任，直
接向皇帝本人负责，总汇全国大事的机要，送呈御览，再经“圣裁”后，承
旨出政。于是，军机处俨然成了凌驾于全国政府机关之上的政治总枢纽，如
《清史稿》所说：“军国大计，罔不总览。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
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
公元1932 年。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置日军人侵于不顾，继
续进行“围剿”江西红军的内战。当时，除了他的几个亲信侍从人员如秘书、
副官以外，还需临时抽调一两个参谋人员，随蒋到各地工作。善于察颜观色
的政学系政客杨永泰向蒋建议：何不将随行的参谋人员以及侍从人员组成一
个侍从室？此言一出，正中下怀。于是，蒋介石上承清帝遗泽，乘着对江西
红军用兵之机，搭建了自己的军机处——侍从室，列入南昌行营的编制之内。
4 年之后，即1936 年1 月，蒋介石对侍从室作了正式改组，全称是：“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下设第一、第二两个处，此后又扩充了
一个第三处，每处各设3 个小组，其分工大致如下：
侍一处掌军机，下设第一、第二、第三3 个组，分别掌管总务、军事参
谋和警卫。侍二处掌政治、党务，下设第四、五、六3 个组，分别掌管党政
秘书、外交和情报综核工作。侍三处掌管人事，下设第七、八、九3 个组，
分别掌管人事调查考核、人事登记和“中训团”学员的通讯、调查。此外，
蒋的安全保卫由一警卫大队担任，另设一侍卫长来统一调动指挥其行动。
于是，改组后的侍从室，成了一个掌管军机、党政、人事大权的统治机
构。其规模虽不算大，但地位却凌驾于国民党政府各部门之上。凡在国民党
统治下的党、政、军各界要人，都无不与之发生联系。其风光恐不逊于清帝
的军机处。侍从室在1937 年1 月，得到军委会《组织大纲》的确认：“侍从
室在驻留时与办公厅密切联系，掌机要之承启转达，委员长行动时随侍行
动。”
据当了蒋介石20 年监印官的姜辅成回忆，侍从室改组前，“除蒋介石亲
笔手令外，一般机密性的公文均须盖上军委会官印”；而在侍从室改组之后，
“重要的机密性文件多由侍从室直接发出。我们这个组织（监印室）形同虚
设”。显然，侍从室已成为蒋家王朝独裁统治的“内廷”了。
侍一处与军事幕僚长
侍一处是名副其实的军机处，侍一处主任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蒋介石的
军事幕僚长。从1936 年侍从室改组，到1945 年侍从室撤销，10 年间，侍一
处主任七易其人，依次是：钱大钧、林蔚、张治中、贺耀祖、林蔚、钱大钧、
商震。其间，钱大钧和林蔚都是两度以高级军事幕僚长的身份，随侍蒋的左
右，为蒋所信任。
钱大钧，江苏吴县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是蒋介石
黄埔嫡系的“八大金刚”之一。他在任侍一处主任时，在蒋身边处理文书，
安排蒋的生活行动，精细敏捷，颇称蒋意。1936 年西南两广事变时，钱大钧
奉蒋之命，密赴大庾活动粤军将领余汉谋叛变陈济棠，获得成功，为蒋赏识。
他又兼任蒋的侍卫长，周游于国民党军政要贝之间，显得颇为得意。西安事
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痛定思痛，曾一度怀疑钱大钧是否受了张学良的暗
示，把停靠在临潼车站、备蒋专用的一列法制客车调开，向钱严词诘问。但
事实是钱已事先向蒋请示并得到蒋的批准才调开的。钱提出蒋的批示加以申
辩，蒋无话可说。念及钱在临潼华清池也被枪弹射伤，依然恢复了对他的信
任。钱后来虽一度受挫，但毕竟与蒋的关系根柢甚深，故能东山再起，于抗
战胜利前夕再度出任侍一处主任。离任后又被蒋任命力上海市市长。
林蔚，浙江黄岩人，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原任军委会铨叙厅厅长，掌
国民党政府陆、海、空三军人事管理多年，每遇职务调动，他的原职位是从
来不动的。林到侍一处任职，偏重于对战区的作战规划。他谨慎稳重，长于
谋划，实乃蒋家王朝中高级幕僚人物的典型。
侍一处所处地位及主管业务大致如下：
综缩机要。侍一处主管的业务，几乎包括了本应由军委会所属的各重要
部门和其它行政部门掌管的工作。从作战指挥、部队训练、国防装备到交通
运输、后勤补给以及人事经理等，侍一处无所不管。凡是蒋的参谋总长不能
决定或不敢决定的一些报告或请示的文件，都经过侍一处的第二组（侍一处
下设3 个组中的一个，掌军事参谋业务），由参谋人员研究审核，签注意见
送给蒋介石作最后裁定。还有来自全国各地军政大员请示报告的文电，须由
蒋亲自处理的，也要经侍二组初步审阅后再行“呈阅”或“呈核”。
参赞军机。包括参与制订重大决策，提出重要建议等。若逢蒋有重要军
事行动，侍一处主任常常要随侍左右，出谋画策。钱大钩就曾随蒋介石指挥
湘、黔、川、滇各省部队堵击红军和解决两广事变。
传布命令。主要是向各战区高级指挥官正确无误地传达蒋的重要手令。
蒋在外指挥作战期间，常常深夜打电话找侍一处主任，对白天打的电报、命
令加以修改、补充；或是叫侍一处主任立刻打长途电话，传布命令到前方。
战事紧张时，蒋一夭要找侍一处主任多次。遇有紧急军情，还得代蒋亲拟电
稿发出。
协调关系。侍一处主任站在最高统帅的立场，与军事委员会各部门协调，
尤其要与军令部、军政部保持协调。蒋也正是依赖侍从室的“协调”来对军
队各部实行控制的。有一次，四川方面出了一点问题，蒋要何应钦到成都去
料理，何不愿去。蒋对张治中说：“你告诉何部长，一个军政部长为什么这
样胆小？他不敢去，我去！”张说：“委员长不必生气，我一定劝何总长去。”
出来以后，张就去见何应钦，说：“你如果不去，谁能够去料理呢？假使你
不去，委员长要自己去，你也不好意思。”何只得应允了。此日，蒋向张询
问了说服何应钦的情形，连连点头：“好，好。”
从这几个方面，已可大略窥见侍一处作为军机要地的性质了。
侍二处与陈布雷
侍二处下设第四、第五、第六3 个组，核心是第四组，它主管政治、党
务和秘书业务，管辖范围包括行政院所属各院、部、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和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中统”特务组织等单位。各省、市地方政府
行政首脑向蒋请示汇报的文电，也统由侍四组负责处理。蒋通过这一核心幕
僚机构，把党政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包揽一切，巨细靡遗。而具体主持人
则是蒋身边的亲信幕僚人物陈布雷。他从侍从室改组之日起，就被蒋任命为
侍二处主任。与侍一处主任频繁更替的情况相反，陈布雷担任此职务，直到
1945 年侍从室撤销，达10 年之久。遇有重大事件，蒋时常约陈布雷单独密
谈，密谋策划直至深夜。陈还为蒋写了不少文章，蒋发布的重要文电，十之
八九皆出其手，故有蒋的“文胆”之称。
陈布雷在大革命前，在上海任《商报》主笔，写过一些反军阀的文章，
受到蒋的注意。陈初识蒋，是在1928 年的春节，被召见处是南昌。经几次长
谈后，蒋即动员陈布雷加入国民党，并与陈果夫一起做了陈布雷的介绍人。
此后，蒋曾问陈：“愿意做什么事？”陈答：“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
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为公之助。”从此，蒋便以陈为心腹，陈亦视
蒋为“知己”了。此后，陈曾在杭州当过短期的浙江省教育厅长。蒋要发表
文告，一个电话或电报，陈就拎着一个小包，带着他自个用的文房四宝到南
京来了，写好文章，再悄然回杭州。
入主侍二处以后，据陈布雷自己回忆，他的一项主要任务仍是为蒋撰拟
文稿。上了一点年纪的人都记得，1936 年10 月，蒋50 岁诞辰之前，报上曾
发表过一篇以蒋署名的大作《报国与思亲》，南京政府通令全国中等以上学
校作为必读的国文教材，学生且须背诵。报纸的宣传说，这是委员长在自己
诞辰之前，念国难，念母恩，含着眼泪写出来的至诚至情之文。可是陈布雷
在其《回忆录》中，却披露了此事的真相：蒋的寿辰将届，“旋闻京中将有
盛大之祝寿会，乃决意离京作华山游”，“ 命撰《报国与思亲》一文，
备于生日前发表，此文余携往沪上，于福康里寓中撰成之，寄往华山，经蒋
公命力子、楚伧酌加一段而后发表”。原来，此文是蒋在华山悠哉游哉之时，
陈布雷在上海替他绞尽脑汁炮制出来的。
陈布雷在《回忆录》中还记载，1936 年12 月25 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
中被张、杨释放。26 日傍晚，蒋由张学良陪同抵南京。在机场下机后，“蒋
公授予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五时赶成之，即对张杨
之训词也”。据当时宣传，蒋是在西安机场等候专机时对张杨训了话，所谓
草稿就是“蒋夫人笔记”的训话要点。其实，“训话”既非蒋的原话，亦非 宋
的原稿，而是陈布雷的大作。
陈为蒋捉刀，虽然是心甘情愿的，但有时也有牢骚。西安事变后，蒋要
陈到杭州为他社撰一篇《西安半月记》。陈虽对事变经过是了解的，但要凭
空伪造一篇文章，则既非易事，亦非乐事。据说，陈在社撰这篇奇文时，心
中有苦难言，愤懑无从发泄，就拿笔来出气。他手握狼毫，久久未写出一字，
却在墨盆中狠戳，笔头一连被他戳断了几支。他的夫人王允默看了着急，就
让陈的胞妹劝他不必动火，陈暴怒地挥手让她们全都出去，说：“你们什么
也不懂。叫我全部编造谎话，怎能不动火！”当然，动火归动火，谎话还是
编造出来了。
蒋介石每次对他的文武官吏发表重要讲话时，事先常同陈布雷商量，斟
酌拟订提纲，由陈拟成文稿。但蒋在讲话时，不习惯照念讲稿，还是由他信
口开河，速记人员照原话一字不易地记录下来，送给陈审阅。经过陈的一番
文字加工，最后送给蒋亲自核定发表。蒋对陈的文字虽说是满意的，但仍十
分挑剔，修改两三次是常事，最多的有18 次易稿之事，常常使文章越改越长，
连宋美龄也批评陈布雷文章太长。有一次，陈布雷听到别人对他的这种批评
后，苦笑着说：“我和你有同感，但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每次我把文章作好
送呈总裁，总裁总要一改再改，还加许多意思进去，所以文章就越作越长了。
你说一般人不喜欢看长文章，我这写的人也是一样，一篇文章交了卷要我再
多看一次，我也不大愿意。”
陈布雷在国民党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为蒋代拟文稿，且表现在逐渐
成为国民党宣传方面的主持者和决策人。侍从室设有宣传小组，由陈一人负
责。国民党中宣部的工作方针、计划，大都要向陈请示报告。
侍三处与人事情报网
蒋历来重视对人事权的控制。按照蒋的规定，凡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