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书，总计达1212 页（英文）。第七天下午（11 月12 日）读到第十章证明.7
就座看戏。一场风波，始告平息。原来这个貌不惊人的来宾，是张学良的代
表。当时，张学良的权威仅次于蒋介石。因而张学良的代表当然有资格坐贵
宾席看戏，所以张啸林这记耳光是完全白吃了。虽然为了照顾他的面子，杜
月笙再三通知此事不许张扬出去，但是来宾既有万余人之多，如何封得住嘴
巴，很快就轰传开来了。而且平民百姓听了好像有人代他们出了口气似的，
还暗暗拍手叫好称快呢。
姜斌
（第334 页为杜月笙一家照片）
马鸿认子案
1936 年，天津发生了一桩马鸿认子案，牵涉到抗日将领马占山，一时轰
动全国。
自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马占山任黑龙江省代主席。他不顾蒋
介石不抵抗政策，率领部队在黑龙江嫩江桥，把日本侵略军打得落花流水。
之后，他又组织东北救国抗日军。失败后，便定居天津英租界37 号路。就在
这个时候，马占山的儿子马奎（又名子之）有一天去日租界中原公司参加舞
会，在舞场上狂欢之际，突然被人绑架了。第二天，通知马占山付100 万元
赎票。马占山得到消息后，立即登报声明，“脱离父子关系”。他说只当儿
子在战场上牺牲了，就连一滴眼泪都不会掉，更甭说出钱了。这次绑架，原
来是日本特务所为。
日本关东军为报复江桥战役一箭之仇，必欲除去马占山。一天马占山正
在室内看书，突然从后楼外飞进一枚炸弹，不难猜知是日本人在捣鬼。这就
是一计不成，再生一计。
又有一天，马宅门外有位年迈的老人自称名叫马鸿，说：“马占山是我
丢失了几十年的儿子。我是从河北丰润县投奔马占山的。他遗弃我多年不赡
养我 ”说完声泪俱下。门卫一听，是“老太爷”来了，忙去禀报马将军。
马占山一听，说：“俺爹早已入土了，怎么又出来一个老子？简直是活见鬼，
虽然我家早年从丰润迁到东北，但我从未去过河北老家。我父母的坟墓，现
今还在东北怀德县。”马将军心地善良，对秘书杜荀若说：“送那老头100
块钱，告诉他说，我的老子早已去世了。”可马鸿在门外还是哭着不走。如
此纠缠了两三天。
马鸿在幕后的支持下，跟马占山打起了官司。天津检察院按刑法遗弃尊
亲罪，对马占山提起公诉。天津律师认为这是非同小可的案子，故向马占山
要两万元公费。马占山好友对马说：“有位从东北去北平的女律师名叫纪清
漪，号称‘女侠客’，何不请她来？”马占山说：“听说过东北齐齐哈尔有
个抗日巾帼英雄，是不是她？那就把她请来！”
马占山的秘书奉命乘坐一辆防弹车，两个小时的工夫，就到了北平小沙
果胡同纪清漪律师事务所。杜秘书说明来意，纪清漪说：“我有保护抗日英
雄的责任，责无旁贷，愿意为马将军义务辩护。”纪清漪当机立断，随同杜
秘书乘上汽车直奔津门而去。
纪清漪与马占山相见，各道仰慕之情，嗣后每当纪清漪出庭，都是由杜
秘书陪同乘防弹车，而车子不经过日租界，绕道去法院。纪向法院提出：如
果叫马占山出庭，法院能否保证马占山的人身安全？如果能保证，则马占山
当准时出庭；且原告须指出马占山是马鸿的儿子，有何根据，马占山的生理
上有何特征？
后来，那马鸿不知是自己编造的，还是听幕后操纵人信口开河，说马占
山耳后有个“栓马桩”。他如此这般地对法院说了。
纪清漪在开庭时强调马占山不能出庭时的理由说：“马占山来天津后，
曾两次遭到袭击，险遭不测，他的处境，请法庭考虑。”然后，她补充说：
“我相信，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一颗鲜红的爱国之心。”
审判长对这一案破例审理，一周后，法院通知被告马占山，就到马宅开
庭审理——对马占山予以检验，并通知纪清漪律师，但未通知马鸿和他的律
师。出庭有法院刑庭庭长、书记官、检察院长、法医、天津医院大夫、新闻
记者等。当检验马占山的耳后时，并未发现有什么“栓马桩”。
再次开庭时，宣判马鸿败诉。大家离开法院向外边走的时候，马鸿垂头
丧气地自言自语说，我上当了，真倒楣，谁说马占山耳后有“栓马桩”？
颜仪民
旧上海的集团结婚
清末上海，五方杂处，男女婚嫁，都各依乡俗，甚为繁琐。民国以后，
各种旧式礼俗逐渐受到新思想、新潮流的冲击。30 年代中期，与现今集体婚
礼相类似的集团结婚在上海发端。
1935 年2 月7 日，市社会局在各大报纸公布了以简单、经济、庄严为宗
旨的集团结婚办法。其中规定，凡本市市民举行婚礼，得申请参加集团结婚
礼；集团结婚每月第一个星期三在市府大礼堂举行，由市长、社会局长证婚；
参加者应向社会局申请核准，并缴费20 元；市府印发结婚证书；婚礼不用嫔
相 。因是初次举办。4 月2 日进行了新人演习仪式，吴铁城市长亲临并
作了报告，他指出：“中国旧有的礼节太繁琐。 往往因此婚丧喜庆，花
费了不少的金钱与时间，甚至社会上还有许多人，将毕生省俭积蓄所得的钱，
尽花于这些婚丧喜庆的人生大事上面，所以不但礼节繁琐，且又太不经济，
本市政府有鉴于此，特提倡集团结婚。”
4 月3 日，首届集团结婚按时在江湾市府大礼堂举行。下午3 时，在军
乐队进行曲伴奏下，57 对身穿蓝袍黑褂的新郎和衣着粉色软缎旗袍、头披白
纱、手持鲜花的新娘，随着引导步入礼堂，分列两行。紧接着，由司仪报告
双方姓名，以每两对一次，依序登台，向孙中山先生遗像三鞠躬，双方对立
二鞠躬，向征婚人一鞠躬。然后，由征婚人授赠结婚证书和纪念品，并致证
婚辞。纪念品为纯银之团月式嵌花太极图，中题“新生活集团结婚”字样，
直径10 寸许，可以分合，装于红色绒盒之中，有团结好合之意。礼毕，新郎
新娘在音乐声中步出礼堂，来到广场摄影留念。
到举行第二届集团结婚时，办法有所修改，规定参加者不得再行铺张，
必须按规定样式分发普通喜帖，违者取消参加资格，结婚礼也由每两对登台
改为全体一同举行。从第三届起，又因次数频繁人数分散、登记调查手续纷
繁、夏季结婚者少而改为每年举办五次，即2、4、6、10、12 月各一次。及
至是年终了，计举行五届，参加者达399 对。
1937 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未几，上海沦陷，此项活动也随之
中断。在汪伪统治期间，上海曾出现过一些商办的集团结婚，主办者往往邀
请“三老”——林康侯、袁履登、闻兰亭作征婚人。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指令内政部于1942 年11 月1 日公布通行
《集团结婚办法》，饬属各省市政府遵办。当时因上海为日本侵略者所占，
直到1947 年3 月才函达上海市府，《集团结婚办法》中规定，“申请登记之
男女双方应缴验合格医师出之健康证明书”。为了“提高民族健康水准，以
期减少
各种疾病之遗传，藉使民族趋于优生之途”，凡患有花柳病、肺结核、精神
病、麻疯病及性器官尚未发育完全或有畸形而不能矫正者，暂不发健康证明
书。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市社会局第一届集团结婚，被定名为“胜利纪念集团
结婚”，于1945 年12 月25 日举行。
这种集团结婚典礼，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后经市政府社会局研究，决
定以后每年举行4 次，固定为春天3 月3 日，夏天5 月5 日，秋天10 月10
日，冬天12 月12 日。第二至第五届，分别于1946 年3 月3 日、10 月10 日、
12 月12 日和1947 年4 月4 日在威海卫路同孚路（现威海路石门二路——作
者）新生活运动俱乐部举行。在第二届典礼上，主办者进一步的阐明集团结
婚的意义：经济方面，“可以节省金钱，破除过去种种奢靡浪费的恶习”；
社会方面，“启导新精神新生活”；生活方面，“可从散漫的变为纪律的，
骄奢的变为节约的，自私的变为互助互爱的。”
当时，华山路上的上海市青年馆定期主办此项婚礼，就是市郊较为偏僻
的浦东高桥的二十一区，也遂订定集团结婚简则，呈报市府以为进行。1947
年11 月，由朱彪等发起，吴国桢、吴开先、王晓籁、徐寄庼、潘公展、颜惠
庆、杨虎等头面人物赞助，成立了上海市国民联合节约婚礼社，订立章程，
其宗旨谓：“本社以最新型姿态为国民服务，每月举办联合婚礼若干次，以
节省结婚之时间费用，并得在最高尚之礼堂举行最隆重之结婚仪式。”
1947 年下半年，上海市民政处升为民政局，集团结婚于是改由该局主
办，筹备中的市社会局第六届集团结婚更名为市民政局首届集团结婚，于
1948 年1 月1 日在华山路青年馆，与市青年馆第51 届集团结婚联合举行，
参加者共计55 对。此后，各种官办、商办的集团结婚就更趋广泛。
从1935 年和1946 年市社会局主办的各届集团结婚来看，新郎新娘的平
均年龄分别的为25 岁和20 岁；江浙籍及上海本地人约占了80％；新郎中从
事商业者居多，新娘则大多为从事家务者，同时也有从事农、工、学、军、
公务及其他职业的人；文化程度一般都读过中小学，也有少量大学、私塾出
身或失学的。
政府倡议推行的集团结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确实曾给人以
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它荡涤了旧式封建婚姻的繁琐礼俗，解放了人们的思
想，使中下层人民毋须倾家财或借债就能完婚；《集团结婚办法》中有关出
具健康证明书的规定，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健康水平是颇有益处的。这些都
说明了集团结婚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毋庸置疑的是，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
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府，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中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
集团结婚在推行过程中，也由于社会制度的腐败，出现了种种弊端。布厂工
人王阿福、金大根、严寿生、杜青毛等，由于工资甚微，经济困难，为节约
计，拟参加集团结婚。他们在给市长的来信中诉说：“因阅报载，国民节约
结婚社慕请市长证婚，所以当即至该社登记，不料该社婚费浩大，比民政局、
青年馆竟大一二倍。 在此民主时代，竟敢用大帽子，又美其名节约，以
骗小市民矣。”其中弊端，由此可见一斑。
虞建新
（第343 页为上海市首届集团结婚照片）
猖獗一时的南澳海盗
广省的最东部韩江口外有个海岛名叫南澳岛，岛上有县城也叫南澳。该
岛位于海上交通要道，地形险要，历来为海盗的巢穴。民国以来，海盗们趁
国内军阀连年混战，广东省府对南澳统治力量薄弱之机，出没于南澳，这里
几为海盗的天下。
到了20 年代，广东省政治形势风云变幻，但政府对粤东海岛始终鞭长莫
及。这时，出现三位“大王”盘踞南澳岛，横行于粤东、闽南沿海，杀人越
货，无法无天。
这三位“大王”中，为首的一位名叫吴品三，此人本来姓张，农家出身，
因被城里的一户吴姓人家收为养子，改姓吴。这吴品三是一位浓眉大眼、体
格魁梧的汉子。少年时期也读过几年书，粗通文墨，练就一身武功，力大如
牛。
第二位“大王”名叫陈顺，又名陈孝、陈阿客，其父是清末秀才。陈生
得五短身材，体格健壮。练就了一身轻功，飞檐走壁，身轻如燕。能够像猫
一般敏捷地攀高，由船的桅杆顶端纵身空中腾跃，轻功跳到30 米之外的另一
艘船的甲板上。此人杀人成性，残忍狠毒。
第三位“大王”名叫曾伯崇，又名曾汉明，原姓杨，后被曾氏收为养子
改姓曾，后又做了吴氏的入赘女婿，被人称为杨曾吴司令。此人年轻时读过
书，粗通文墨，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为人奸险。
1912 年前后，吴品三、陈顺、曾伯崇结盟，纠集一伙青年人，以练拳习
武为名，成立民间秘密会社，号称“青年会”。拜潮音寺的和尚友然法师为
师。这位友然和尚精通武术，青年会门徒很快发展到数百人之众，横行乡里，
仗武术欺人，为害地方，官府派兵征剿，捕杀了为首的友然和尚、洪二爷、
曾昭荣等。吴品三、陈顺、曾伯崇等潜逃出海，长期亡命海上，沦为海盗。
这三人为首的海盗，盘踞深澳海岛，由数十人发展到二三百人，拥有贼船10
多艘，并公开以“三合公司”为名，向过往船只勒收往来“买路钱”。每艘
经过闽南、粤东沿海海面的船只，每年被迫要缴钱领取“护照”即“买”上
一面盖有“三合公司”图章印记的小红旗，挂于船头作为照徽。这三位海盗
头目，时常派贼船在海面上巡逻，一旦发现没有挂“三合公司”照徽的船只，
即行抢劫。如对方抗拒，即将全船人员悉数残杀。常有远海货轮被劫持至南
澳岛一带，杀人越货。在20 年代前后的10 余年间，南澳海盗劫持的远洋巨
轮即达四五十艘之多。而闽粤沿海一般商船遭劫者，更难以胜数。
他们有时还勾结粤东、闽南的其他海盗，将抢劫范围扩大到上海一带。
例如：1928 年10 月13 日所发生的汉阳号货轮被劫事件，就是在上海附近发
生的。汉阳号是一艘载重约2000 吨的英国货轮，行驶于伦敦、香港、上海、
厦门之间。当该轮离开上海港之前，粤东饶平县虎头山海盗头目杨狄一伙，
已事先与南澳海盗联络，杨等一伙由上海化装为乘客，凭票登轮。船出吴淞
口后行不多时，杨等一伙海盗，即按预谋分头出动，突然袭击警卫班，控制
无线电台、驾驶室等，将旅客们的金、银、钱财尽行搜劫。然后持枪迫使该
轮开向粤东南澳岛青澳湾竹栖肚海面。南澳三大盗早已备船等候，及时“接
货”。南澳大盗吴品三等派遣“营长”谢圆，驾船30 余艘，前来“接货”。
连续干3 昼夜，所搬走的货物才仅有全轮的半数。货物搬向白沙湾、营盘头、
吴平寨及青澳坡的沙坡、山洞。但仍来不及搬运，于是又在近海山坡上堆砌
成3 大堆，上盖柴草，伪装为草垛。为了迅速运藏赃物，吴品三令青澳岛保
长强迫全乡男女200 多人，于夜间群集于鸡笼山，把布匹等货物肩挑、手提，
又抬又扛，搬到了五六公里之外的青澳，藏于乡头坑仔尾旧厝内及山洞内。
一直干到第4 天黎明时，才将被洗劫一空的货轮放行。
三大盗不仅抢劫过往船只和在岛上欺压民众摧残进步力量，并以多种手
段向百姓搜刮钱财，例如：三大盗在南澳以及附近其他岛上经营钱庄，发行
货币，从经济上控制了南澳等海岛。
1926 年秋冬，南澳海盗最为猖獗，竟然夺取了县城，委派了县长。当年
11 月间，吴品三为首的海盗匪众，攻陷了县署，打败了县府武装，攻占了警
察区署，收缴了枪支，夺取了铜质的县长大印，俘获了县长。海盗们自封匪
首曾伯崇的堂弟曾三为县长，统治县城达两三个月之久。广东省政府虽委任
曾伯垣（广州人）为南澳县长，县政府原在南澳岛的深澳，但因海盗盘踞，
长期未能到任，只得在别处暂设行署。
1927 年至1928 年间，官府曾多次派兵清剿南澳海盗。其间，林先立任
潮（州）、澄（海）、饶（平）沿海保安局局长时，曾率兵来岛，活捉、处
决了杀害进步人士林少颜的凶手柯成忠。海盗余部曾一度逃离南澳。但不久
又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因英轮汉阳号被动案，英国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国
民政府派汕头守军团长陈庭雄率部来岛清剿海盗。但陈庭雄部官兵扰民并不
亚于海盗，“清剿”未果。
海盗巨魁吴品三、曾伯崇、陈顺三人的结局如何呢？陈顺于1926 年底，
在厦门率12 名海盗伪装乘客，混进一艘轮船，船尚未开行，即被一名水手发
觉，警察立即将陈捕获，数日后在厦门被处决。吴品三1933 年春，在闽南诏
安县被其“义弟”林国光告密，被捕后，解往汕头市处死。而最为可笑的是
曾伯崇的落网。 1928 年，曾伯崇被官军追剿，逃到汕头西北方的揭阳县棉
湖镇。夜间，邻人准备杀猪，喊道：“莫让逃掉！抓住拿绳绑起来 ”曾
误认为是在抓他，急忙翻墙逃窜，跳墙时跌折了腿，此时有官军在棉湖镇抓
赌，曾翻墙跌倒时惊动了四邻和官兵，遂被捕处死。
鲁生
民国两次南北建都之争
在民国时期的38 年间，围绕着是建都南京抑是建都北京这个问题，发生
过两次激烈的争论。
第一次争论发生于1912 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独立，脱离清政
府。1911 年12 月29 日，独立各省代表一致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翌年
1 月1 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但这个新生的政权基
础非常脆弱，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被迫妥协退
让。2 月13 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同时推荐
北洋军阀集团的头目袁世凯继任。然而孙中山对袁世凯仍是存有戒心的。他
在辞职咨文中，向参议院提出的辞职的三项条件，第一条就是：临时政府地
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孙中山提出建都南京，要求袁
世凯到南京任职，这是一个调虎离山之计，其目的是想把袁世凯调离封建主
义统治的老巢，以削弱其势力。孙中山的这一主张，首先引起同盟会内部的
一场争论。章太炎、宋教仁和南京临时参议院的一些议员都强烈反对奠都南
京。他们认为建都南京，无异于放弃满蒙。2 月13 日，章太炎致书参议院，
力主建都北京。章太炎声称：“金陵南服偏倚之区，备有五害，其可以为首
善之居哉！谋国是者，当规度利病，顾瞻全势，慎以言之，而不可以意气争
也。”在宋教仁、章太炎的影响下，一些参议员也倾向于建都北京。2 月14
日，参议院讨论临时政府设置地点问题。投票者28 人，主北京者20 票，主
南京者5 票，主武昌者2 票，主天津者1 票。孙中山接到参议院的议决案后，
异常气愤。一面依法咨交参议院复议，仍主定都南京；一面急召参议院中的
同盟会员李肇甫、黄复生等，严责他们不应为袁氏张目。黄兴尤其怒不可遏，
声色俱厉地对他们说：“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
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在孙、黄的严责下，参议
院于2 月15 日举行复议。投票者27 人，以19 票多数通过建都南京。此外，
6 票主北京，2 票主武昌。直隶、奉天、江苏、云南、陕西、山西6 省则始终
主都北京。终于通过了孙中山的主张。
南京临时政府内部的争论甫告结束，与北洋派的争端又起，而且日趋激
烈，最后终于败下阵来。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深知北京是自己的势力中心，他
岂肯轻易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老巢北京，而到南京来受革命党势力的约束？
早在南北议和期间，袁世凯就明白电告北方议和全权代表唐绍仪“政府地点，
决不可移易”。在参议院通过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顶住各方面的
压力，一再电催其南下就职。工于谋算的袁世凯表面上并不拒绝南下，却以
“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布署”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为借口，
一味拖延。2 月18 日，孙中山派蔡元培为专使，魏宸组、刘冠雄、纽永建、
宋教仁、王正廷、汪精卫等为欢迎员，前往北京迎袁南下就职。袁世凯知硬
抗难以奏效，转而又玩弄了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段。2 月27 日，蔡元培等
一行到达北京，袁世凯布置了隆重的次迎仪式。在与蔡元培等谈话中，袁世
凯诈称“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接着又假惺惺地召集陆军各统制
和民政首领商讨留守人员和南下路线。欢迎团被袁世凯的这番虚伪表演蒙蔽
了。大家对袁的南下深信不疑。正当欢迎团庆幸大功即将合成之时，袁世凯
却于29 日唆使曹锟的第三镇在北京城发动兵变。变兵四出烧杀抢掳。欢迎团
驻地更是首当其冲。变兵“毁门而入”，“行李文件等，掳掠一空”，蔡元
培等于仓皇之中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3 月1 日、2 日，保定、天津等地的
北洋驻军也如法炮制。北京兵变发生后，中外反动势力借机发难，一致叫嚷
袁世凯不能离开北京。段祺瑞、姜桂题、冯国璋等北洋将领联名致电孙中山，
蛮横地声称“临时政府必须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
必须旦夕组定”。在南方，那些一心要对袁世凯妥协的人也与北洋派遥相呼
应，纷纷指责孙中山“一念虚”，“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副总统黎元洪
甚至危言耸听地说什么“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
至此，孙中山不得不再次向袁世凯让步。同意临时政府暂设北京，袁世
凯不必南下受职。3 月6 日，南京参议院议决准许袁世凯以电报向南京参议
院宣誓，在北京就职。4 月2 日，
南京参议院正式议决临时政府迁至北京。这场建都之争以北洋军阀集团
的获胜而告结束。
第二次建都之争发生于1928 年，其结果与前一次相反，主南京者获胜。
这次南北建都之争是由北方实力派阎锡山、冯玉祥挑起的。1927 年，蒋
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在南京另建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
抗。1927 年6 月，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李
烈钧等南京政府军政要员移樽就教，前往徐州与西北军总司令冯玉祥举行会
议，以拉拢冯玉祥。在徐州会议期间，冯玉祥对吴稚晖说：“我们将来还是
迁到北京去吧？”冯的提议，当即遭到吴稚晖的反对。吴回答道：“很好，
不过你可愿东交民巷存在吗？”冯玉祥一时为之语塞。不过当时北京还在奉
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之下，北伐还未完成，所以，这次争论也就没有继续下去。
随后，宁汉合流，武汉国民政府迁到南京，南京正式成为国民政府首都所在
地。1928 年6 月，北伐军占领天津、北京，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势力驱逐到
关外。南京国民政府将北京改为北平，与天津同为特别市。委阎锡山为平津
卫戍总司令。华北各省成为阎锡山、冯玉祥两大军事集团的势力范围。阎锡
山接收平津后，旧话重提，再次挑起建都之争。阎锡山在北平对记者发表谈
话称：“首都问题，北伐完成后，东省满蒙之应付及外交均愈重要。以地言，
北京为便。”由于这次建都之争是国民党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吵，所以
阎、冯不便自己出面与中央政府争论。只是暗中指使北方派的文人在报刊上
发表文章，主张建都北京。所以，这次建都之争更多地表现出学术探讨的特
点。1928 年7 月，《国闻周报》第5 卷第25 期发表的地理学家白眉初《国
都问题》一文是主张建都北京的代表作。白氏的文章从“历史的观察”、“地
势之评判”、“外侮之应付”、“现状之宏隘”等4 个方面，对北京与南京
两城作了全面的比较，其结论是建都北京较南京为宜。文章指出，历史上北
京建都800 多年，在此建都者，代代强盛。而南京地势低洼，不据国疆上游，
夏期湿热，民风文弱。历史上，南京是六朝金粉之地，委靡之气太重。南京
建都400 余年，在此建都者平均每代不过45 年，而且除明朝外，没有一个统
一的政权，“非偏安即年促”，是亡国之都。白氏并断言：“国都迁此，自
决失败已耳。 假令总理生至今日，亦当幡然改计，以建都北京为宜也。”
接着，叶叔衡也发表文章，支持白眉初的观点，并且针对南京是孙中山生前
指定的首都这一理由指出，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主张奠都南京的时候，袁
世凯正在北京；孙中山临终遗嘱的时候，北京还在张作霖势力控制之下。因
此，孙中山主张定都南京是因时制宜的一个措施，并非不可改变。其实，孙
中山的眼光极为远大，他的“建国方略”是注重向北发展的。文章要求国民
党政府效法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的故事，舍南京而立都北京，以“竟中山
先生之志，而奠民国之基础”。
为了维护南京的首都地位，蒋介石集团的政客和文人纷纷发表谈话和文
章，对建都北京的言论进行驳斥。1928 年6 月4 日，蒋介石的策士吴稚晖在
南京市党部的演讲中，阐述了建都南京的理由。吴稚晖指出：第一、建都南
京是总理理想的主张。总理还要将遗体安葬在南京；第二、从地理位置，看
南京与北京同在中央。从陆上看，南京似乎偏东，但从海面上说起来，南至
新加坡，东面和日本划分起来，也不少；第三、北京虽然较为整齐，不过只
能算是历史上的陈列物。红墙头，黄墙头，不能就可算是首都。南京虽然暂
时简陋，但南京临近上海，投资巨大，建设起来容易；第四、上海是一个欧
美往来轮船必经过的地方，又是舆论的中心，首都在宁，有上海作为传达处，
更是好上加好。总之，“首都建在南京已无问题”。张继也在上海报刊发表
文章，反对在北京建都，支持吴稚晖的论调。接着，《申报》总编龚德柏秉
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意旨，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驳
白眉初君〈国都问题〉》的文章，对北方派文人建都北京的议论进行了猛烈
的攻击。文章一开头即指责白眉初对于近代国都之意义毫无了解，竟以18
世纪以前之理论来论现代之国都，根本上已属错误。他指责白氏文章本身“或
误因为果，或误果为因，或冠履倒置，或牵强附会，或互相矛盾，或支离破
碎。 并滥引似是而非之历史地理，以炫其淹博，图欺世人，不知识者已
窃笑于旁矣。”并且在攻击白氏文章中“论列强之侵略”与“使馆保卫界之
纠葛”两段，与“日人所希望者如出一辙”，武断地认为这是为“外人作说
客，为帝国主义作走狗”。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定都南京“不特可免脱各国
之平时占领，长受城下盟之苦，且可除旧布新，一扫恶习，以渐入于振拔强
盛之域。”“总理独见及此，固非庸俗所能窥其深远也”。龚德柏的文章，
火药味很浓。这种以高帽子压人的论战方式就足以使人免开尊口。此后，南
北文人的笔战开始沉寂下来。
在南北文人引经据典，大打笔墨官司的同时，国民党一些地方党部和要
人也相继发表通电，支持定都南京。6 月18 日，李济深致电南京，主张定都
南京。28 日，广州市党部指导委员金发出通电、指出“南京地处长江下游、
当南北冲要，于军事、政治、文化、商业，均占重要位置，非北京可及”，
请国民党中央迅速决定定都南京，“讵容再有异议”。
这次建都之争是国民党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权力斗争的一种表现。
阎、冯等北方实力派，因为北京在他们势力范围内，建都北京，便于他们插
手和控制中央政府，孤立蒋介石，而南京政权的基础是江浙财团和英美帝国
主义的支持，南京与上海近在咫尺，是蒋介石集团的大本营，他们当然要像
昔日袁世凯死抱住北京不放那样，坚守石头城了。在这场南北对垒中，由于
蒋介石控制了中央政府，可以开动舆论工具大肆宣传，而且又有总理遗训作
为根据，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阎、冯等北方派见事无可为，遂不得不偃旗
息鼓。这场争论也就不了了之。
张学继
国民党军队上将军衔的授任
（一）
早在1926 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国民党军队中就已部分地实行了军衔制
度。熊斌、薛岳等1927 年即已获得上将军衔。1928 年10 月成立的军事参议
院至1935 年前后所任的上将军事参议就达三、四十人之多。但是这一时期，
由于战事频仍，军事长官的任免变动极为频繁，军衔制度也极其混乱，上将
军衔的授任较滥。为了适应国民党在军事上统一的需要，1934 年6 月南京国
民政府制订了《陆海空军官佐任命暂行条例》（《国民政府公报》1934 年6
月），规定“上将需经实职年资已满并于国家建设有殊勋的中将晋任”。1935
年初，为改变军阶过滥的现象，当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以“陆军官阶过滥，
殊非尊重名器之道”为由，呈请国民党中央。提出减少任命上将员额，及一
部份上将改叙中将的建议，得到了国民党中政会通过。（《国闻周报》第十
二卷第十二期）同年3 月30 日公布了《特级上将授任条例》、《上将任官施
行条例》（《国民政府公报》1935 年），规定“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最高军事
长官为特级上将”；“陆军上将分一级、二级”。根据这一规定，同年4 月
任蒋介石为特级上将；冯玉祥等7 人为一级上将；陈调元等21 人为二级上将。
有一批原上将衔改叙任中将，如薛岳、熊斌、孙连仲、石敬亭、鹿钟麟、张
之江等均由原上将军衔改叙任中将。由于当时所确定的上将员额偏少，必然
引起一些矛盾。1936 年初，为解决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合于晋任上将之规定，
但受上将员额所限”不能晋任的问题，在陆军中已有的一级上将和二级上将
军衔之外，又增设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按当年2 月29 日公布的《陆军
中将加衔暂行条例》（《国民政府公报》1985 号）规定：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是授予符合晋任上将但受着员额所限而不能晋任的将领。并规定“陆军二级
上将出缺由已加上将衔之中将择优特补”。其“服制与第二级上将同；俸薪
仍照中将最高俸额支给”。此条例还规定“中将加上将衔人数不得超过上将
员额。按此规定，1936 年至1937 年共叙任了28 人为中将加上将衔，此后虽
有出缺和增补，国民党军队中在任的上将，包括中将加上将衔，限制在60
人左右。我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国民党军事档案中看到国民党军委
会铨叙厅1944 年11 月付印的《将官资绩簿》上将名单，明确记载该年上将
员额为60 人。
（二）
报刊上对国民党任命了多少上将说法不一，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
除了资料依据不足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把军衔（即官位）和职阶两者混
淆，因此在人数计算上就出现不同。我认为国民党任命了多少上将应该按照
1935 年和1936 年公布的两个条例，即是由国民政府正式叙任的上将（包括
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加上将衔）为根据，而把担任过上将
职阶而官位即军衔只有中将或没有官位的排除在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国民
党军队官佐的职阶和官位是两个含义不同的名称。职阶是指该员所任军职的
相应军衔，即该军职能叙任的最高军衔，而官位是指该员根据资历、功勋的
条件所叙任的军衔。
（三）
授任上将军衔按《陆海空军官佐任命条例》规定，其条件主要是取决于
“资历和功勋”。但我们如能对各个时期所授上将区分不同类型作一些综合
分析，便不难看出，国民党军队中任命上将的主要依据是军事将领的地位、
实力、作用。我想以1935 年至1949 年正式授任上将的77 人为例，作一些分
析。这77 人大致可分如下几类：
（1）各个派系有军事实力的头面人物。如晋军的阎锡山，东北军的张学
良，西北国民军的冯玉祥，桂军的李宗仁、白崇禧，粤军的陈济棠等。
（2）握有实权的军事机构的最高主省长官，如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
石，军政部长何应钦，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训练总监唐生智，海军部
长陈绍宽，军事参议院正副院长陈调元、张之江，参谋总长程潜，抗战时期
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张治中，军令部长徐永昌，参军长吕超，军事委员
会常委李烈钧，航委会主任钱大钧。
（3）握有较大军事实力的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如抗战前驻各地的绥靖公
署主任，抗战期间的各战区司令长官，如何成濬、朱绍良、刘峙、顾祝同、
杨虎城、蒋鼎文、龙云、徐源泉、卫立煌、孙连仲、薛岳、余汉谋、陈仪、
张发奎、鹿钟麟、马鸿逵、盛世才、朱绶光、王树常、黄绍竑、刘兴、黄旭
初。
（4）抗日前线和反共战场上重要的军事将领，如四川“剿匪”总司令刘
湘，军委会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追堵红军长征的第四路总指挥何键，
第十一路总指挥刘镇华。又如：抗战爆发前地处前线的华北、东北一些任军
长、总指挥的重要将领，包括万福麟、宋哲元、韩复榘、商震、傅作义、于
学忠、杨爱原、刘建绪、李品仙、夏威、张自忠、廖磊等。抗战全面爆发后，
蒋介石为抽调川军出川抗日，接连授予邓锡侯、刘文辉、杨森、唐式遵、孙
震、潘文华、王缵绪、王陵基等八个川军将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抗故胜利
前夕至解放战争期间，又晋升了胡宗南、汤恩伯、孙蔚如、罗卓英、刘士毅、
马步芳新起的将领为陆军上将。
（5）出使国外的重要军事代表团团长，如出使苏联的军事代表团团长杨
杰、贺耀祖，抗战胜利后作为战胜国代表派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黄琪翔。
总上所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任的上将，在当时都是具有军事实力，有重
要地位，对当时政治、军事各方面能施加影响的重要的人物。
（四）
据档案资料，国民党军队正式授任上将的名单如下：（一）特级上将
蒋中正1935 年4 月1 日任，授衔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二）一级上将
阎锡山1935 年4 月2 日任，授衔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冯玉祥1935 年4 月2 日任，授衔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46
年7 月27 日退役。
张学良1935 年4 月2 日任，授衔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委
员会武昌行营主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西安事变后被监禁，1945 年2 月5
日退役。
何应钦1935 年4 月2 日任，授衔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政部
部长。
李宗仁1935 年4 月2 日任，授衔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