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要我说什么话呢？”汪精卫随即又取出一张纸来念道：“余因尽瘁国事，
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吾志。此嘱！”
汪精卫读完后，孙中山点头说：“好呀，我也很赞成呀。”汪精卫紧接
着说：“总理既然是很赞成这两张字，今日可不可以就签一个字，当作总理
自己说的话一样呢？”孙中山点头同意：“可以呀！”汪精卫于是开门出病
室去拿笔。
这时宋庆龄正坐在客厅里恸哭，见汪精卫开门出来，立时走进病室。孙
中山见夫人哭得很伤心，便决定暂不签字，以免去夫人对病人的绝望，所以
当汪精卫拿了笔进来时，便说道：“今天不要签字，过几天再看吧。”众人
遵命，从病房中鱼贯退出。以后大家因担心引起孙中山及夫人伤感，所以均
不再提在遗瞩上签字事。
转眼两个多星期过去了，孙中山的病已到了百药罔效、群医无策的绝境。
3 月11 日上午8 时许，何香凝发现他的眼睛已散光，便与汪精卫等商量，准
备让孙中山在遗瞩上签字。延至正午以后，孙中山挣扎着对榻前伺候的人说：
“现在要分别你们了。”随即示意汪精卫近前，吃力地说：“拿前日所预备
的那两张字来呀，今日到了签名的时候了。”汪精卫便取出上月24 日所写的
《遗嘱》及《家事遗嘱》，由宋庆龄托着孙中山的手腕，用钢笔在上面签上
“孙文”字样。签字后又用极安静的态度，向家属一一嘱咐后事。次日（3
月12 日）上午9 点30 分，缔造中华民国之第一伟人孙中山终于与世长辞。
骆盛 茂倩
廖仲恺遇刺轶闻
廖仲恺先生于1925 年8 月遇刺于广州国民党中执会门前，事件发生后举
世震惊。当时正值黄埔党军成立之初，广东国民政府准备北伐之际，骤然失
去革命中坚和政府台柱，当然是广东革命政府以及全中国革命派的一个大损
失。王懋功当时为广州卫戍总司令、黄埔党军教导第二师师长（第一师师长
为何应钦）、第一军及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总队长，是处
理这一要案的当事人之一。
40 年代初，王懋功被任为江苏省政府主席，但为顾祝同、韩德勤二人所
排挤，无法上任，折腾半年，从皖南回到重庆，闲居渝郊老鹰岩游龙山何应
钦公馆前院。当时笔者刚好在陆军大学学习，王懋功为笔者长辈，他自称也
是陆军大学学生（王曾于1926 年春赴苏联，系苏联红军伏龙芝大学即苏联红
军大学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与笔者为黄埔师生关系。他经常召饮笔者，与
笔者无所不谈。
据王懋功谈，刺廖案发生前，他们（王及蒋介石）通过眼线人物已有所
闻，据说以胡汉民为中心的右派国民党要人，要对廖仲恺先生采取行动，而
廖仲恺先生及何香凝先生对此亦有所闻，故已有所戒备。然而，事出仓猝，
廖先生不幸遇难。刺廖集团内部可能也不一致，行刺之事，连胡汉民事前也
未有所知晓，可能并非计划行动，而是出于少数人偶然钻了空子，遂下此毒
手。
案发后，胡汉民首先躲避起来。而广州卫戍总部当夜便逮捕了胡汉民之
弟、粤军将领胡毅生以及有关的人员。王说，一举抓到胡毅生，也出于他的
意料之外。王在案发后即亲自秘密派遣了得力人员和少数精锐武装，于入夜
后即包围了胡毅生宅第，缴了守卫人员的械，胡毅生束手就擒，连手枪也来
不及拔出，便做了阶下之囚！在王氏和笔者谈到胡毅生时，虽已事隔10 余年，
但他仍然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而加仑将军等苏联顾问向
孙中山先生建议成立的党军，便是以黄埔军校学生为基干，由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掌握的军队。这时，以苏联武器为主装备起来的黄埔党军，
已初具眉目，有两个教导师（干部全为黄埔军校教官及学生）以及其他部队，
已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番号，蒋以第一军军长进而为北伐军总司令。
但是，此时粤军总司令部也并未取消，蒋氏系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谋长，
也并未解职。以许为首的旧粤军将领，面对黄埔党军，不免有芒刺在背之感。
据王谈，许崇智志大才疏，优柔寡断，而胡毅生等人则属于困兽派，是
铤而走险的首领。但是，行刺之事，胡毅生也未必是事先策划了的，而在当
时，王蒋均注目于胡毅生。王说，他之所以给胡毅生来了个措手不及，其原
因便在于此。胡毅生这个人反应迟钝，不若其兄之精明，事到临头，依然稀
里糊涂，强作镇静，其人不谙谋略，真个好笑之至，宜乎其为阶下囚也矣！
胡毅生在被捕后一口咬定他并未参预刺廖之事，但却透露出许崇智曾“暗
示”要把廖除去。理由是，廖掌握财政，是黄埔之母；除掉他，黄埔这个幼
儿便没有奶可吃了！
然而，在北伐军总司令部执掌兵符的蒋王二人，当时也无法弄清何人为
刺廖凶手，多数人认为是朱卓文，其实也不见得。后来才知道凶手是许部一
中级军官，却在胡毅生被捕之前，早已遁迹大英帝国旗下的香港，始终未能
缉获归案，这是对蒋王二人一个绝大的讽刺！许崇智遭蒋面斥，自知无法对
抗党军，也便趁此时机得保首领，安作寓公，从此退出政治舞台。
于潜之
鲍罗廷夫人历险记
1927 年3 月1 日上午，苏联商务舰队的柏米亚列宁号轮船抵达军阀张宗
昌军队控制的南京。商轮上高悬的苏联国旗引起了海关关员的注意，几名关
员立即登轮检查。船上除了中国水手外，还有3 名自称外交邮员的俄国男人
和1 名自称格鲁斯堡夫人的俄国中年妇女。关员要求检查他们的行李，俄国
邮员以外交行李为由拒绝检查。关员随即报告张宗昌司令部，司令部立即派
出一队白俄士兵登船检查。3 名外交邮员坚持说是为政府传递外交文书，拒
绝启示行李。白俄兵强行开包检查，没有发现什么违禁品。白俄兵仍不死心，
又强行检查了俄国中年妇女所带的行李，在箱底搜出一份写有“鲍罗廷夫人”
字样的文件。白俄兵又惊又喜，问她：“这是你的吗？”中年妇女冷冷地看
着他们，镇静地点了点头。
这位30 余岁，容貌端秀的妇女正是当时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的夫人。
她刚由苏联到达上海，准备由上海赶赴武汉，
与丈夫团聚。此时，北伐军已先后战胜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使盘踞
在江苏、山东的张宗昌和盘踞京津及东北的张作霖也深感不安，他们对鲍罗
廷的名字是又恨又怕。白俄士兵查清了鲍夫人的真实身份，不敢擅作主张，
便派人飞报张宗昌。张立即下令扣押。随后，鲍夫人被押到张宗昌的公馆，
张亲自“接见”了鲍夫人。夫人向张提出抗议，要求尽快放她去武汉。张回
答说，现长江一带战火纷飞，请夫人暂缓赴汉；待局势平静下来，再送夫人
去武汉。说完，张即令士兵将鲍夫人押回船上监视起来，并将船上的苏联国
旗和商务舰队公司旗帜撤掉，改悬中方军旗。接着，柏米亚列宁号被迫开往
浦口，连船带人一并被张宗昌扣留了。
3 月6 日，张宗昌命令直鲁联军第二方面军稽查处处长孙尧臣将鲍罗廷
夫人及3 名俄国外交邮员押送济南。鲍夫人一行人一下火车，即被送到督署
军法课内监禁，由督署参谋长金寿良派出专员“伺候”。鲍夫人被扣押的消
息传出后，举国震惊。国民政府各省市党部、各团体、机关纷纷通电，安慰
鲍罗廷，同时斥责张宗昌的暴行，希望北伐军“速张挞伐，灭此朝食”。苏
联驻华大使馆也连续3 次向北京军阀政
府提出严重抗议。3 月21 日，苏联驻华使馆代理大使齐尔内夫会晤了北
京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对张宗昌无理扣押苏联外交邮员和鲍夫人及柏米亚
列宁号，再次提出严重抗议并发表宣言，认为此种行为是“公然及破天荒的
违反国际公法和国际道义”。他警告说，北京政府应立即下令张宗昌放人放
船，否则苏联政府将“采取他样之办法”。
张宗昌扣押鲍罗廷夫人，受到了国际国内很大的压力。但张并不甘心轻
易放人，他只是电令济南戒严司令袁致和，将夫人由军法课关押改在津浦宾
馆软禁。还下令袁设宴“款待”夫人。席间袁大献殷勤，要鲍夫人乘此机会
饱览历史名城济南的风光，并企图引诱鲍夫人写信劝告鲍罗廷，主张南北妥
协，遭到鲍夫人的严词拒绝。
张宗昌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派人秘密赴汉，要挟鲍罗廷，声称鲍若
主张南北议和，即可释放夫人。鲍罗廷愤怒已极，斥责来人说：送还夫人是
我个人的事，革命是中国民族的事，我绝不因夫人一人，而废弛中国之民众
革命。张的代表只得灰溜溜地回去了。
张宗昌原想利用鲍夫人做做文章，但引诱与要挟均告失败，反而势成骑
虎，进退维谷。张无计可施，只好派专列将鲍夫人解到北京。当时坐镇北京
的是安国军总司令军阀张作霖。张在帝国主义列强怂恿下，正在疯狂反苏反
共。4 月6 日，张作霖派兵搜查了苏联驻北京使馆，捕去了李大钊等共产党
员和10 余名苏联外交人员，并将鲍夫人和这批苏联人囚在一起。4 月18 日，
张作霖绞死了李大钊等20 余名共产党员，又放出风声说要处死鲍罗廷夫人及
苏联外交人员。为了抗议军阀的蛮横，鲍罗廷夫人及苏外交人员曾以绝食进
行抗争。5 月7 日，
张作霖宣布将由北京高检厅对鲍夫人及苏外交人员提起公诉。5 月23
日，苏联政府外交部交给中国驻苏代办郑延禧一封公函，对这一事件表示关
注，并严厉地警告北京政府：“此等人员若与李大钊等同一运命，则苏联政
府将采取相当之手段。”
7 月10 日，北京高检厅开始审判鲍罗廷夫人及苏联使馆捕去之外交人
员。被告律师福克斯抗辩说，根据国际公法，外交人员是不可侵犯的，高检
厅无权受理此案。审判持续了一星期，未取得任何进展，突然却传来消息：
鲍夫人被释放了。
鲍罗廷夫人被军阀政府无理扣押长达数月，费尽周折也未能获释，何以
突然之间轻易获得自由呢？原来，7 月16 日，负责审理此案的高检厅法官贺
谦在请示张作霖时，张随口说了句对鲍夫人等“或可开释”。不知是有意还
是无意，贺谦即以此为根据，下令立即开释鲍夫人，鲍夫人遂得自由。
那么张作霖又何以会说出“或可开释”的话来呢？这也是事出有因的。
原来，7 月16 日这天，美国参议院议员哈兰·皮汉曾会晤张作霖。会谈期间，
张作霖洋洋自得地吹嘘了一番自己维持北中国和平秩序的“功绩”。他说：
“我最近杀了20 多个共产党，明天我要杀鲍罗廷太太了。”张在说这番话时，
凝视着皮汉，“意颇欲求其赞美”。哪知皮汉一听此话，大惊失色，连连摇
头示意不可。他告诉张作霖，如果不经审判而处死鲍夫人，那么西方人士一
定会把他看做野蛮无知的禽兽。因为在西方，对于妇女即使判决有罪，也极
少处以死刑，更何况鲍夫人乃一名外国妇女！皮汉说此番话时，语气十分严
肃郑重。翻译刚译完，张作霖立即沉下脸来。那时即使是很有身份的外国人，
也很少敢于当面顶撞这个无法无天的军阀头子的。一时气氛颇
为紧张，张作霖恨恨地盯着皮汉，大有要将他扣押之势。过了好一阵，
张作霖才恢复常态，他没好气地对皮汉说：“好，既然你们洋鬼子对女人这
样，我就不处鲍太太死刑罢。”
正巧，皮汉告退不久，贺谦前来向张作霖请示，张即随口答曰“或可开
释”。其实，张作霖根本没有立即释放鲍夫人的意思，所以，当鲍夫人获释
后两个小时，张又下令搜捕，但“夫人已不知去向矣”。
鲍夫人对被释放也颇感奇怪，她深恐再有不测，于是迅速地回到苏联驻
华大使馆。张作霖知道后，又派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和公使团交涉，要求公
使团允许中国军队再次搜查苏联使馆，逮捕鲍夫人等。公使团讨论后认为，
高检厅既已宣布开释，则中国军队不能再次搜查使馆，拘捕人员。张作霖不
能抓到鲍夫人，便将最高法院院长关押起来；欲抓贺谦，贺谦早已逃到天津
去了。
鲍罗廷夫人脱险后10 余日，武汉国民政府背叛了国民革命，汪精卫等下
令驱逐鲍罗廷。7 月27 日，鲍罗廷由武汉乘车前往洛阳，取道西北返回苏联
——鲍罗廷夫妇此次终究未能团聚。
巫绍泉
一幕“螳螂在前，黄雀在后”的闹剧
1928 年6 月20 日，新疆军阀杨增新宣布易帜，归附于蒋介石南京国民
党政府。杨增新接受了南京政府的委任，取得了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头衔。
杨增新本是云南蒙自县人，前清进士出身，曾任新疆道尹、布政使等职。
辛亥革命后，由于新疆都督袁鸿猷被暗杀，杨增新便被推举为新疆都督，自
此任期达17 年之久。杨增新在职期间，对新疆人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压迫政
策，而且他平生多疑多虑，就是他手下的重要官员，只要被他猜疑，随时就
有掉脑袋之险。有时在大宴宾客之际，只要杨增新以暗语示意，侍卫人员便
立即提走他所怀疑的人执行死刑，而杨却依然举杯痛饮，谈笑如故。杨的亲
信副官夏鼎、营长李寅就是曾被猜疑而遭杀害的。这种环境迫使杨增新手下
的官员一方面向他百般献媚，防犯杨的猜疑；另一方面却又咬牙切齿，对杨
刻骨仇恨。这种矛盾一旦激化，杨增新的地位便危在旦夕了。
当时，身为新疆交涉员的樊耀甫是杨增新所宠爱的要员之一。樊耀南是
湖北公安县人，前清秀才出身，历任新疆迪化道道尹、新疆交涉员、军务厅
厅长、俄文专科学校校长等职务。他与当时的新疆政务厅厅长金树仁（杨增
新的干儿子）同为杨增新的心腹爪牙。樊素有个人打算，虽表面顺从，其实
早就想推翻杨增新的统治，取而代之。他知道金树仁也对杨不满，有叛杨的
意图，便伙同金树仁暗中策划倾覆杨统治的阴谋。杨增新易帜后，自以为当
上了新疆省政府主席，便洋洋得意，似乎他将成为新疆终身不倒的统治者。
岂料事与愿违，祸从天降，一个出人意料的事变发生了。
7 月7 日，樊耀南邀请杨增新到俄文专科学校为学生颁发毕业文凭，杨
欣然承诺，率领文武大员及卫队耀武扬威，前来赴约。樊大张华筵，款待杨
增新。就在宴会进行之时，忽然枪声大作，樊指挥伏兵开枪射击，杨及随从
军官皆被击毙。随后，樊迅速进入督府，宣布自己继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樊耀南如此神速地取得了省政府主席的地位，便欢喜若狂，得意忘形。
谁知自古有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樊宣布继任省政府主席之后
不到两个小时，一队人马飞奔杀到，领头的正是金树仁。金趁樊措手不及，
将樊与其党徒20 余人当场捕杀，金树仁即宣布接任省政府主席。这样，金树
仁发动的“第二次政变”遂告成功。金树仁本来事先与樊耀南同谋杀杨，但
金却暗中另有囹谋，终于演出了这场闹剧。由于当时新疆地处偏僻，“天高
皇帝远”，且反动当局封锁消息，使外界不能明其真相。这三个剧中人都是
科举文人出身，皆做过新疆道尹，而夺权手段之毒辣却是一个胜过一个。
金树仁取得省政府主席职位后，在他统治新疆期间（1928
年—1933 年），不断制造民族仇恨，大兴杀戮，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
的魔王”。1929 年他招来东北籍军人盛世才任参谋处长、参谋长。盛世才开
始对金也是百般效忠，其内心却是假心假意，诡计多端。1933 年盛世才便驱
逐金树仁，取得了新疆省政府主席之职，金树仁落得了一个“引狼入室”的
可耻结局。此时的军阀盛世才，同样变成了一个疑神疑鬼、喜怒莫测的嗜血
狂人。
李军
北洋军阀政客在天津的寓公生活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派系争权夺利，穷兵黩武。今天你登场我下台，
明天我掌权你滚蛋，群魔乱舞，丑态毕现。不少军阀、政客下野以后，遁迹
于天津作了“寓公”。一来是因为天津有外国租界，可以托庇于帝国主义势
力，构筑自己的安乐窝；二来是因为天津和北京相距咫尺之间，便于窥测方
向，重整旗鼓。当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就
是说，某些野心家在北京的袍笏登场，却原来是在天津打扮起来的。
北洋政府前后5 任总统中，徐世昌、黎元洪、曹锟3 人在被迫下野之后，
都息影津沽，颐养天年，后来也都病死在天津私寓；袁世凯、冯国璋与天津
也夙有渊源。“东北王”张作霖进关之后，问鼎京师，粉墨登场，组织安国
军政府，开场锣鼓也是在天津敲响的。北洋政府的32 届内阁，有1/3 的总理，
如段祺瑞、靳云鹏、唐绍仪、张绍曾、龚心湛、颜惠庆、顾维钧、熊希龄、
梁士诒、朱启钤、高凌霨、潘复等，都在天津或久居，或暂住，在这里都设
有私人公馆。在这里的内阁部长一级的人物更是大有人在，名声显赫的如王
揖唐、王克敏、叶恭绰、曾毓隽、段芝贵、陆锦、朱深、张弧、张志潭、吴
毓麟、吴光新、刘冠雄等等。至于下野督军、都统和省长一类的人，信手拈
来也有一大串，如倪嗣冲、王占元、陈光远、张勋、齐燮元、卢永祥、李厚
基、王承斌、田中玉、王怀庆、汤玉麟、张敬尧、鲍贵卿、孟恩远、万福麟、
张作相 还有那位睥睨南北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等而下之，寓于天
津的一般军长、师长、厅长、局长等等，为数就更多，夸张一点说，有如过
江之鲫了。如此众多的北洋政府要员麇集津门，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风
气上，不可能不对天津这个工商业城市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么一大批下野军阀与失意政客，在天津是怎样打发自己的寓公岁月
呢？
有的野心不死，仍在窥伺再起
1928 年6 月张作霖退出北京，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结束。有些军
阀在蒋介石的分化收买下，归顺了国民党政权。尽管后来大多被蒋介石各个
击破，削去兵权，但终究能够苟安一时，依旧有高官可做，有地皮可刮。舍
此而外，要想东山再起，只有依附于外国势力，充当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了。
日本基于侵略中国的需要，早就猎中了这一伙北洋军阀、政客。20 年代，
在天津冒出来若干日本特务机关，如什么青木公馆、茂川公馆、三野公馆、
松井公馆、和知公馆等等，大多以北洋旧军政要人为其工作对象，专事笼络
这些寓公。愿者上
钩，不少人逐臭而至，甘心卖身投靠，充当侵略者的傀儡。在天津日租
界有个“三同会”，系三个亲日团体即日本士官学校同窗会、留日学生同学
会和中日同道会结合组成的，几乎把所有亲日、媚日分子都网罗进去了。这
个“三同会”的后台，是日本驻屯军参谋部。 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
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之后，把一批前清遗老和北洋旧吏都派上了用场；接着，
日本又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妄图在伪“满洲国”出笼之后，再如法炮制一
个伪“华北国”。就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两个月，日本驻屯军唆使汉奸
在天津制造“便衣队”武装暴乱，图谋推翻天津地方政权，并趁机将溥仪劫
持到东北作傀儡“皇帝”。参与策划这次暴乱事件的头目张璧，就是当年驱
逐溥仪出宫时的北京警察总监。段祺瑞下野居津期间，日本人几次怂恿他“出
山”，主持东北或未来的华北傀儡政权；此事为蒋介石侦知，急派要员北上，
将段祺瑞接到南京，才得以摆脱日本人的困扰。1935 年，原北洋政府湖南督
军张敬尧在日本特务机关指使下进行反蒋活动，事机不密，被国民党军统特
务刺杀于北平六国饭店。在日本驻屯军的操纵下，白坚武出头组织“华北正
义自治军”，计划攻打北平，夺取政权，也未能得逞。这个白坚武，就是当
年吴佩孚的政务处长。
1937 年7 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很快就侵占了北平、天津及华北其
他城市，被日本人豢养多年的那些北洋军阀、政客终于盼来了“出头”之日，
纷纷沐猴而冠。如江朝宗出任“北平治安维持会”会长，高凌霨出任“天津
治安维持会”会长，马良出任“济南治安维持会”会长。1937 年12 月，伪
“华北临时政府”成立，一大批北洋旧吏，如王克敏、王揖唐、汤尔和、齐
燮元、朱深、董康、王荫泰、门致中、王水泉等，都充当了汉奸
大头目。这伙民族败类果然如愿以偿，东山再起了，但却在历史上留下
了千载骂名。
有的皈依佛门，并非看破红尘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对于杀人如麻的军阀，无疑是一副精神解脱
良剂，因而那些混世魔王摇身一变而成“虔诚”的佛教居士。天津本非佛门
胜地，又无高僧常住，却由于一时间涌来这么一批“皈依弟子”，佛教突然
火炽起来。
曾经狂热地迷信“武力统一”的段执政段祺瑞，在下台后也笃信佛陀了。
他在公馆里设有佛堂，广交僧俗弟子。段的皖系部属也纷纷追随其后。不知
是什么人调侃他们，封了个“八大金刚”，他们是：董康、朱深、黄郛、王
揖唐、张孤、吴光新、王郅隆、倪嗣冲；并把段祺瑜比作释迦牟尼，曹汝霖
比作观音菩萨，陆宗舆、章宗祥比作文殊、普贤。可见天上人间，同样都是
以权力论座次的。靳云鹏与孙传芳在佛祖面前也不甘示弱，他们接办了一座
规模不大的禅院，改名“居士林”，分任正副林长，每逢周日聚众讲经，善
男信女济济一堂。不料在1935 年11 月13 日，施剑翘为报杀父之仇，混在礼
佛居士行列，一举刺杀了孙传芳。这一场“血溅居士林”的武打戏，使寓居
津门的北洋军阀人人自危，原来佛堂也并非清静之地，居士林顿时门可罗雀
了。
佛教也是日本人笼络北洋军政要人的一条渠道。30 年代初，日本真言宗
高野山金刚寺在天津设立了一个“中日密教研究会”，参加者中日人士参半。
在日本人中最活跃的是驻屯军高级参谋石井嘉穗、日本居留民团团长臼井忠
三，都是握有实
权的人物；中国人有段祺瑞、孙传芳、曹汝霖、王揖唐、齐燮元、高凌
霨、纽传善、孙润宇、张志潭、白坚武等。会长先是段祺瑞，后为王揖唐。
在“七·七”事变前，蒋介石曾在庐山接见过王揖唐，授意王以中日密教研
究会会长名义访日，接触日本朝野人士，藉此探测日本对华政策的动向。由
此可见这个佛教组织的政治功能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伙佛门弟子们纷纷沦为大汉奸，他们仍紧紧抓住这
面佛教旗帜，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在天津建立了一个“中华佛教会”，妄图
全面控制中国佛教界。这个伪组织的会长是潘对凫（原北洋政府总理潘复的
父亲），高级顾问有王克敏、汤尔和、齐燮元、董康、朱深，以及日本僧人
吉井芳纯，常务委员有江朝宗、靳云鹏、王揖唐、曹汝霖、高凌霨等。仅从
这一纸汉奸名单，就不难嗅出其龌龊臭气，所以为正信的佛教徒所不齿，不
久也就名存实亡了。
有的弃官经商，生财有道
军阀们这伙纠纠武夫，对赵公元帅的膜拜却也至诚得很。不少人在台上
就亦官亦商，一身二任焉，贪婪聚敛，不厌其多。他们在得势之始，便以权
牟利，多从封建性盘剥入手，广置田产、办盐务、经营当铺之类。江苏督军
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吉林督军鲍贵卿、福建军务帮办王永泉，在天津都
置有为数可观的房地产，并设有房产公司或经租处专营其事。如李纯的经租
处每月所收租金与利息高达4 万元，而当时的金价不过每两20 元左右，计合
黄金2000 两。曹锟家族（弟兄5 人）在天津及其家乡攫取的土地总在200
顷之谱。办盐务的如吴毓麟、鲍
贵卿、李廷玉、许兰洲、张廷谔；开当铺的如王占元、陈光远，曹锡及
其弟兄开设的当铺竟有9 个之多。当备派军阀扩军备战之际，从事军需工业
成为致富捷径。如曹锟当上了直鲁豫巡阅使之后，与其弟兄开设了粮栈、被
服厂、饼干厂，产品主要供应军队，并以“军运”为名强令铁路局专车运送，
不出运费，获取暴利。倪嗣冲的安武军后路局总办王郅隆，本是粮商出身，
利用筹办军粮之机做投机生意，大发横财。真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
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为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也吸引了北洋军阀、
政客的投资兴趣。据统计，在20 年代前后，北洋军政人员对天津工业的投资
额至少在4600 万元以上，约占当时天津民族资本10 万元以上大厂资本总额
的58％。北洋军政人员对金融业的投资量为数可观，如著名的“北四行”有
三家（盐业、金城、大陆）是北洋系资本开办的，其他如中国、交通、中南、
中国实业、新华商业储蓄、北洋保商等各大银行都有他们的大宗股份。在北
洋政府统治期间，天津的钱业一度发展很快，其中有不少属于北洋系资本；
1937 年抗战爆发前夕，天津有银号122 家，其中北洋军政人员开办的占10
％，投资额在百万元以上。在天津经济界，北洋系军政人员资本可以说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
北洋军阀政客投资经营企业，大多在他们执政掌权时已经开始，这就为
他们下台以后弃官经商奠定了经济基础。对天津工业投资最多的是倪嗣冲、
曹锟、黎元洪、周学熙、王占元、陈光远，仅倪嗣冲就达800 多万元。黎元
洪下台以后，主要精力转向经营工商业，投资的银行、工矿、企业有60 多家，
投资
额达300 多万元，他曾经担任过许多企业的董事长、董事职务。有些弃
官从商者，如周学熙、龚心湛、吴鼎昌、徐世章、曹汝霖、颜惠庆等，在天
津经济界颇有影响，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实业家、银行家。
有的恣意寻欢，挥金如土
北洋军阀、政客依仗着搜刮来的孽财，整日沉溺在吃、喝、嫖、赌的放
纵生活中，花天酒地，荒淫无度，挥金如土，祸及子孙，大多数人没有好的
结局。
军阀、政客们把讨几房小老婆，视若寻常事，其手段不是霸占坤伶，就
是为妓女赎身。天津南市妓院区有个天宝班，老鸨子诨号“小李妈”，风流
放荡，以善于酬应军阀而名噪一时。小李妈最讨张作霖的欢心，张每次滞津
期间，必找小李妈陪着“斗十胡”，许多奉系军阀也就成为天宝班的上宾。
张作霖、鲍贵卿、孟恩远、张宗昌等人都从天宝班领出过妓女做姨太太。有
些高等妓院，由于军阀、政客的寻花宿柳而大走红运。三房六妾之间，常常
引起争风吃醋的丑闻，甚至有的大打出手；外遇私奔之丑闻，当时小报也时
有披露。
天津租界里的赌场甚多，五花八门，标新立异。比较著名的如同文俱乐
部、泰安俱乐部、德国球房、吉拉枪场、安乐宫、回力球、赛马场，都是北
洋军阀、政客及其眷属经常光顾出入之地。北洋财政总长张弧嗜赌若狂，在
同文俱乐部曾经一个晚上输掉6 万元；奉系北京市长周大文，一次在回力球
场输掉了两所楼房；曹锟之子曹士嵩“压牌九”，一夜之间把5 所楼房全部
输光。真是各有千秋！天津的赛马赌风很盛，原来有一个英
商赛马场，1920 年张弧、吴光新（原北洋陆军总长）又筹建了一个华商
赛马会，与之对抗，更助长了天津的赛马赌风，每次开赛，全城轰动，成为
一大社会新闻。热中于狂嫖滥赌，正是某些下野军阀、政客糜烂生活的写照。
有的颐养天年，保全晚节
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华北以后，北洋军阀、政客叛国投敌者固然大
有人在，但无视敌人的成逼利诱不出任伪职者，也不乏其人。
徐世昌就是其中一个。他在1922 年6 月被直系从总统宝座上赶下来以
后，即退隐津门，长年以读书、绘画、赋诗、写字为乐，韬光养晦，不再涉
足政坛。1937 年7 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徐为了摆脱日本人的纠缠，对外
推说有病，从此不再出门，也不会客。日本贵族院议员坂西利八郎与日本北
平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先后通过靳云鹏与曹汝霖，游说徐世昌出任华北伪
政权头目，均遭拒绝。1938 年冬徐世昌息患膀胱瘤症，泌尿科专家谢元甫劝
其去北平协和医院做手术，徐担心被日本人劫持，不肯定出租界，以致病情
延误，转年6 月死于津寓。曹锟在沦陷期间也受到日伪势力的胁迫，这位当
年醉心于权位的贿选总统，一反故态，拒绝“出山”，落得个晚年清白。奉
系吉林省长张作相，“九·一八”事变以后避居天津，日本人派伪满财政次
长洪维国专程来津，以高官厚禄引诱张作相“下水”，被张严词斥退。此外，
还有一些北洋旧吏，如张国淦（曾任北洋政府秘书长）、王廷桢（曾任察哈
尔都统）、陆锦（曾任陆军总长）、朱启钤（曾任交通总长）等，都抵制了
敌人的诱惑，拒绝出任伪职。这些人，当年宦海浮沉，争名逐利，而在民族
危难关头，保有一点爱国的良知，洁身自爱，保全晚节，确是难能可贵的。
杨大辛
抗战前华北武装走私奇闻
走私有“理”，缉私有“罪”
1935 年5 月17 日，秦皇岛海关派驻山海关的关员，率领巡缉队员数人，
身佩短枪，正在山海关西长城段巡逻。当他们走至角楼湾附近，突然发现两
个形迹可疑的人，正向长城外面掷下一个装得鼓鼓的麻袋。与此同时，从长
城下面隐蔽处冒出了两个人影，仓皇地将麻袋扛起向远方逃逸。巡缉员见状
立即疾步赶上大声喝道：“站住！”城墙上二人见势不妙，慌了手脚，其中
一人不顾一切，纵身跳下长城，一瘸一拐地尾追那二人逃去，另一人未及跳
下，即被巡缉员逮住，押回海关，他招认麻袋里装的都是银元。
10 天以后，秦皇岛海关得到举报，称有两个状似日本人的人，向长城东
北隅的罗城抛下了一包银元，要赶快派人前去检查。海关当即派员奔向所报
地点察看，果见有两个包裹抛在
城外墙脚。又见一人慌慌张张从城墙上跳下，跌入城墙外田氏中学院内，
致遭重伤。关员当即将墙外两个包裹用铁钩钩起，果是两包银元。
这是当年华北白银走私的两个小插曲。像这样的走私活动，已非一日。
开始时，只是个人随身携带几十、几百元，偷运到关外。后来愈演愈烈，有
用汽车上偷运出境，有混入火车上行李包夹带偷运。缉私人员从开往山海关
的火车上，有时一天可以截住200 多走私者，没收银元可达数万元。但尽管
如此，银元走私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更加猖獗，估计每天走私出境可达40
万元。银元先是由各种渠道私运到山海关集中，然后由乔妆成伪满警察的日
本人，将银元包运至东罗城上火车，再转运至沈阳、大连发往美国。
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 年侵占了我东北三省，又于1933 年和1935 年先后
胁迫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规定华北为“非武装区”，遂趁
美国政府1934 年实行大量收购白银之机，由日本人出面，在关东军支持下，
在华北勾结大批日本、朝鲜浪人、汉奸走私商贩，无视中国海关主权，在海
上、陆上，大搞进出口武装走私，在国际上造成“华北已经独立”，不再属
中国管辖的形象。
为此，日本对我海关缉私，早就视为眼中钉。这年5 月份两次缉私事件
发生后，他们由军方出面，气势汹汹地向秦皇岛中国海关提出了蛮横的要求，
声称根据塘沽协定，中国已将长城割让给“满洲国”，中国海关不得再在长
城执行巡缉，如中国方面不予承认，日方将把海关人员全部逐出山海关，同
时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员，赔偿受伤人员损失。
国民党政府为息事宁人，除对日方要求一一照办外，并立
即指令缉私人员，从冷口、喜峰口、马兰峪、古北口一线撤回，并为“防
止发生误会肇事”，命令缉私人员此后一律不再佩带武器，收回所有枪支。
从此，华北大门完全向日本敞开了。
运输队怪哉，缉私员屈煞
白银像潮水一样流向关外，关外的走私货，则像汹涌的海浪一样涌进了
关内。
1935 年9 月，山海关车站外的大马路上，一支谁也未见识过的“运输队”，
耀武扬威地开了过来。这是一支武装走私运输大队，它由上百辆马车，200
多人组成，车上满载货物，前后各有武装马队20 人开道、护卫。一个日本浪
人，手持盒子枪，昂首阔步，怒目而视，率领着这支队伍在中国山海关查验
所大门前喧嚣而过。中国缉私人员，个个憋着一腔怒火，却谁也无法过问。
1935 年9 月7 日，山海关车站内。一列西行入关的火车，正在站内待发。
徒手的中国缉私人员进入站内、见有朝鲜浪人多人，守护在待发的私货列车
房。他们正准备上车查验时，一言未了，突然有50 多个朝鲜浪人，个个拿着
事先准备好的木棍、石块等物，蜂拥而出，将中国海关人员团团围住，棍石
交加，赤手空拳的海关人员寡不敌众，被迫退出，结果多人受伤，而私货列
车却长鸣一声疾驶而去。
山海关车站如此，其他各地的中国缉私人员的处境又是如何呢？
秦皇岛缉私队长，因扣留了私货火酒，遭到日人殴打致伤。日本浪人甚
至闯入山海关海关的监察长院内，野蛮殴打海
关人员，将被没收的私货劫走。天津小西门卡所的关员和警长，甚至遭
到了日本浪人的绑架，卡所办公室被占据，枪支被劫走，已被没收的私货全
部被夺回。
海盗成“主人”，主人成“海盗”
走私规模更大的是在海上。
1935 年春，在冀东留守营的海滩。距离岸边10 几米处的海面，停泊着
几艘满载货物的渔船，几十辆马车，正在忙碌地运送着从渔船上卸下的货物。
这批货物，又是从停泊在几百米外的海中的机帆船上卸下来的。货物品种繁
多，有人造丝、布匹、白糖、火柴、卷烟纸、煤油、润滑油、颜料、车胎、
罐头食物，等等。因为全是走私货，机帆船不敢公然停靠码头，只得远远地
